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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纸品大王魏基成：家族企业需要现代管理

  从1985年到澳洲拓展纸品开始，20余年里魏基成将ABC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家用卫生纸品企业之一，成功进入全澳百强大型供货商之列，成为名副其实的澳洲“纸品大王”。   从香港到澳洲   上个世纪70年代，魏基成在香港开始从事家用卫生纸品生产，但香港市场毕竟有限，而当时中国内地市场尚未开放，于是他开始向澳洲拓展市场。几年的小规模出口后，澳洲的市场潜力逐渐显现出来，魏基成决定在澳洲设立分公司。“刚来的时候我们人生地不熟，在银行方面又没有信贷记录，买什么都要用现金，所以开始的前五年是比较辛苦。”他回忆，“加上刚开始我们用香港的品牌，但因为外国品牌多是走低端市场，所以我们就从新设计了适合本地人品味的牌子。”   但是开创新品牌并非易事，消费者的基本反映是：“你是新牌子，我们不晓得好不好”。魏基成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决定努力把品牌做起来，把质量提高，使得我们的用户对我们有信心”。   魏基成感慨地说，ABC家用卫生纸品厂有限公司创业及发展期间得到了魏太太的三位弟弟的鼎力相助，他们先后从纽西兰赶到悉尼来帮手，这给魏基成和魏太太很大的鼓舞，后来魏基成的子女大学毕业后，学有所成，也纷纷加盟进来，令ABC事业更加虎添翼，生意蒸蒸日上。   随着业务的开展，魏基成发现，澳洲的市场比香港要大得多。他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立工厂，生产顶级的卫生纸品打入澳洲主流市场。   品牌飞跃   在魏基成进行品牌拓展的时候，澳洲的卫生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来自中国内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产品纷纷涌入澳洲市场。为了应对来自本国和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他决定实行多品牌战略。他按照市场的不同需求，分级打造不同商标，比如最好的、次好的、普通的以及价廉物美的。目前ABC家用卫生纸品厂有限公司已经拥有近20个品牌。“我们有的品牌是来跟进口货拼价格，有的品牌是跟进口货拼质量。”他说。   由于卫生纸的体积大、价值低，运输成本较高。ABC家用卫生纸品厂有限公司在澳洲的拓展基本是以生产基地辐射的形式来推进。魏成基的目标是在澳洲每个省都建立一个生产基地。现在悉尼和布里斯本已经有两个生产基地，墨尔本和西澳也买地准备发展。   让魏基成引以为傲的是，目前ABC家用卫生纸品厂有限公司家拥有澳、亚两洲唯一一台700度超高温瞬间烘干消毒造纸机，这种机器生产出来的卫生纸张将在澳洲主流消费市场占据很大优势。   不过，对于企业多元化发展，他说“留给下一代年青人吧，做了三十多年，还是老本行好！”他似乎很满足现在的状态。   家族企业的现代管理   魏先生明白，家族企业要做大，首先对管理部门的亲戚及子弟兵要严格及公正管理，并尽量吸收有才干的人才辅强，对于好的职员，公司会送些股份，并廉价卖些股份给他们。   魏太也是一位贤淑能干的女性，从创业之初，她就一直在身后强力支持着魏基成的发展。魏太是魏基成的小学同学，祖籍澄海，几十年来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采访魏基成时，他幽默地说：“大事我做主，小事她做主，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大事”。   ABC企业的家族特征非常明显，对此魏基成很坦率的表示，目前是“家族企业，现代管理”。家族的力量在企业创立的时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仅给企业带来人员的稳定，管理上也方便高效。目前ABC还雇佣了几百个本地员工，成立了企业工会，所有的管理制度都是按照西方先进理念来设计和执行，换句话说，ABC本质上是由中国人管理的澳洲本土企业，家族人员都是适应现在管理制度下的成员。   魏基成非常推崇李嘉诚的“动态管理”，他坚持每天“到处去走动，去看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关节需不需要给他们打通打通，哪些地方需要及时给予改良”。   魏基成透露，打算在08年正式让儿子接班，尽管企业已经达到上市的条件，但暂时还没有上市的打算，“主要是考虑不要给孩子们太大压力，今后如有需要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澳洲当老板，有本事才服你   《天下潮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去年福布斯在中国评了100位大富翁，九龙纸业的张茵身价达到两百多亿。   魏基成：知道的，她的纸跟我们的纸不一样，他是做旧纸张回收，还有卡通纸，是大生产商。她在中国有那么大   的市场和人脉，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天下潮商》：目前澳洲这边的纸制品技术工艺跟中国内地相比怎么样？   魏基成：各有千秋，大家都要适应当地的环境。因为中国的环境跟这边是不一样的。中国再生纸的卫生程度没有我们这边好，因为澳洲是对于卫生的要求相对较高，又要环保。我们的造纸机要有700度高温瞬间消毒，中国内地好像只有450度到550度。《天下潮商》：澳洲企业的品牌有没有像国内的“驰名商标”之类的认定？   魏基成：没有没有，我们先去注册一个商标，然后再去开发市场，消费者认同了，销售量大了，关注度就会高。《天下潮商》：你这边有招募澳洲本地的工人是吗？   魏基成：多啊，我们招募的多是澳洲的本地人，很少外来的，成本高，所以一定要动态管理，每天要去看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关节，需不需要及时给予改良。《天下潮商》：我们从国内的眼光来看，我们迷惑的是，澳洲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他们的素质也比较高，那么人中国人做他们的老板，他们会不会不服气？   魏基成：我觉得澳洲人是很现实的，他不会因为你是他的老板而服你本人。如果你讲错了他会跟你说这个不好，应该这样做，只要你本事比他高他就会佩服你。所以在这边做老板压力很大。而且这边的工会很强，对工人的保护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天下潮商》：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当时是怎么克服和解决困难的？   魏基成：刚来的时候银行借不到钱，后来就想办法借钱。还有一段时间销路被大的集团堵住了，赚钱没有着落，现在企业已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天下潮商》：第一次得到银行的贷款，当时银行是看重你的什么？   魏基成：看重我五年来的生意不贷款都有增长，所以想试试让我贷款，贷款之后我有还钱的能力，他们就给我多贷了。《天下潮商》：澳洲是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有限市场，有没有打算进军国外市场？比如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市场？   魏基成：澳洲是饱和了。我现在还投资一台纸机，这已经过剩了，但过剩也要做，因为进口的货很多。   中国内地有很好的市场。今天来讲内地的生产是过剩，但是很快又会被吸收掉，因为人口多，用卫生纸还是百分之几而已。所以它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的增长率。从企业讲，那些做开的就很容易再增长，但是新进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力量和代价。《天下潮商》：您刚才说这边的卫生纸系列已经达到饱和，有没有想过向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魏基成：对，现在已经饱和了。我已经做这个行业三十几年，能够熟悉掌握各种市场变化了。如果要走多元化发展路子的话就留给我的孩子和孙子他们去做吧。(笑)《天下潮商》：怎么想到要交班给孩子？以后可以好好休息了？   魏基成：孩子在公司已经服务了十几年，企业所有的情况都很熟悉，而且我的很多高级助手也都在，我觉得可以放心把担子给他了，今后我们只给他做做参谋。   退下来后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和太太每年都会参加一些慈善活动，公司是有固定的慈善经费用于资助全世界范围内需要帮助的地方。很早以前我就给老家揭阳学校孩子捐了186台电脑，建了一所幼儿园，有400多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就读，看了真叫人开心。这些年来我资助过内地江西、湖南、云南、安徽、广东等地的水灾灾民。印度洋海啸及各地的天灾等。给家乡广东的光明行我们捐3000个美国晶片及一些金钱。今年我们主办了一次柬埔寨的光明行，帮了80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主编观察]   家族制，核心是什么   采访ABC家用卫生纸品厂有限公司很惊异一度在中国被病诟的家族制在这里却得到很好的发展。家族制下的ABC家用纸品厂成功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来思考一番。   家族制就是依靠家族成员来管理的一种模式，这里面涉及到三个要素：亲情、成员和管理。亲情是天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情在社会关系中一直占到很重要的地位；成员是“人”的因素，对于企业管理者，“人”的因素需要这几个素质构成，才、德、忠诚度。管理可以分解为管理制度和流程。由此我们可以将家族制分解为：亲情、才气、品德、忠诚度、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几个关键要素。下面来讨论一下这些要素对老板的意义。   从老板的角度来看，管理问题实际上是对以上要素的取舍与排列问题。要素取舍不同，排列的不同，挑选的人也会大相径庭。这就不难理解家族制产生的内力所在：亲情带来忠诚度。   问题是，亲情是不是一定会带来忠诚度呢，有了忠诚度还需要不需要其他要素呢？   对于人的才和德问题，李嘉诚先生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人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有才无德，二是有德无才，三是有才有德，“挑选团队，有忠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紧记光有忠诚但能力低下的人和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同样是迟早累垮团队、拖垮企业”。   可见，除了亲情，李嘉诚先生更看重人的能力和道德。人是创造一切财富的中心，人决定了企业的运转和发展，所以老板对人的挑选将决定未来成败。   归结以上，魏基成的“家族企业，现代管理”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要感谢才德俱佳的魏太和三位妻弟及一批有才有德的职员，还要感谢澳洲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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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南：饲料业内— 陈家父子领风骚

       80年代，国际权威杂志《国际饲料》介绍，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被称为“饲料大王”。    1984年，香港屏山进驻内地，与广州畜牧总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成立了全国第一间合资饲料企业。陈幼南欲将最新的生物科技研究成果运用到畜牧业。      二渡香江      作为商人，陈伟南说以自己的家财在香港排名，算不上是有钱人，“在香港，有钱的人多得很，但人各有志，各人花钱的方式、原则不一样。”   陈伟南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的特别关注。   笔者曾建议陈老先生设立一个文学奖，以鼓励、支持中国作家。陈先生当即决定设立“伟南文学奖”，并定下每年一届，一等奖奖金数为五万元。    1999年第一届伟南文学奖颁奖后，在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陈伟南虽自谦算不上有钱人，但他年轻时来香港打拚，几十年创下的事业不能不说是成功的。    1919年，中国爆发著名的“五四”运动，一大批有志青年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   正是在这一年，陈伟南出世了。陈家是广东潮安县东莆都沙溪乡的大户人家，陈伟南的出世给陈家增添了喜气，一家人上上下下如同过节一般。   儿时的陈伟南生活在长辈的呵护下。曾祖父传下的家产中，有一座题匾“绿杨深处”的书斋，大门上有一副对联：“绿柳成丝春有脚，杨花满树蝶争飞”，这个书斋便是陈伟南最爱去的地方。   大量的阅读使陈伟南开智甚早，他从小便养成勤学上进的品性，不仅手脚勤快，还极善思考。   因为家道殷实，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陈伟南书读得极为顺利，1933年高小毕业，考进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改称韩山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三年教育，使陈伟南终身受益。学校强调的“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以及倡导的“注重德性的陶冶、养成勤劳的习惯、要有纪律的生活”等等，成为陈伟南一生的座右铭。   日后，陈伟南经商成功，其为人处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被认为是儒商典范。    1937年春，陈伟南用家中一担谷子换回的五块大洋作路费，告别父母家人，乘船一昼夜来到香港。   这一年，国内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东三省。   陈伟南找到和兴西街(现皇后街)的香溪公司。香溪公司的老板是陈伟南的姐夫。对于内弟的到来，姐夫是欢迎的，无奈时局不稳，生意难做，姐夫也只能给内弟微薄的打工薪水。   香溪公司是小公司，经营南北行生意，陈伟南有个性，虽然读书与做生意完全不同，陈伟南却很快就找到了做生意的窍门。他每天面对米店里的每一位客人，热情周到，但并不过分。   陈伟南发现有不少客人只是进店里看看，并未作好准备买什么，这时如果店员过于热情，会吓倒客人，反而做不成生意。陈伟南通常会一眼看出哪些人是真正的买主。   从待人接物到进货出货，陈伟南在香溪公司三年学到了最好的生意经。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港岛内外交通断绝，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经济随之窒息。   香溪公司被迫关门。   陈伟南只得自寻出路。他到一些大商店里批发杂粮，再挑担到德辅道西的昌隆竹器店门口摆卖，从中赚点小钱，以维持生计。   尽管是摆卖杂粮，陈伟南也做得尽心尽力，待客热情，生意慢慢好起来。周边住的人家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卖杂粮的小伙，有时钱不够或未带，陈伟南都一样买卖。   昌隆竹器店的老板是个中年人，他每天见陈伟南忙来忙去，自家的店里却冷冷清清，心里就有了想法。   这天正好下雨，客人少，昌隆老板走到店门边，与陈伟南聊起来。    “我们合作好不好?”老板主动问陈伟南。    “我没有本钱。”陈伟南如实相告。    “我出场地、你来经营，我们就卖杂粮。”   陈伟南听到这么好的事，自然高兴万分，第二日便与昌隆老板一起打理店里的事，将竹器换成杂粮。   正当生意越做越好时，陈伟南接到家中电报，说家乡被日军占领，父亲受惊过度、精神失常，家中需要他回去。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陈伟南在家乡沙溪一面侍候父亲，一面干农活。1946年，抗战结束，陈伟南再次赴港，他认定了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饲料大王      再次回到香港，陈伟南打定主意要办实业。他与人合作，创办星洲胶业公司，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口橡胶，销往全国各地。    1947年，陈伟南再创办星洲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销大陆粮油食品，并将荷兰风车牌生粉、粟粉的亚洲总代理权争取了下来。公司业务迅速扩大。   这一时期的陈伟南，不仅有了相当的生活阅历，而且经商方面已显出不凡天赋。    1949年，新中国成立，紧接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经济制裁。陈伟南分析形势，认为同内地作贸易有利润，但风险很大，更重要的是，想到自己还有家人、朋友、同胞都在内地，以及内地四亿人都需要生活。50年代初，陈伟南在澳门再成立星华贸易有限公司，与香港的星洲配合，一同经销中国粮油、土产、副食品。   陈伟南做生意向来是既认钱更认事和情。对内地的感情不仅使他50年代与内地贸易往来，更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恢复与内地合作。这点后面再谈。   公司继续发展，陈伟南除了指挥日常业务外，密切关注外界方方面面的变化，寻求着新的发展契机。    60年代，香港政府为鼓励本港的饲养业，提高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饲养业发展的措施。   媒体一公开这些措施，陈伟南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   饲养业必定离不开饲料业的配合，那么进军饲料行业将是有前景的。   陈伟南审时度势、抓住机会，于1964年创办屏山企业有限公司，并开办饲料加工厂，工贸并举。    60年代，香港的经济转向轻工业，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香港的经济也呈现繁荣趋势。屏山企业有限公司坐落在皇后街，也就是当初陈伟南初来香港时谋生的地方。   坐在公司的写字间里，陈伟南总会想到早年自己风雨中在街边摆卖的情景，更加勉励自己要奋斗、要成功。   饲料加工厂开业了，陈伟南请来技术人员指导工人生产，自己也花大量的时间在工厂熟悉了解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产品的质量。    1981年，公司进一步扩大，陈伟南在新界置办屏山饲料厂，引进世界新技术、新设备，采用科学配方，使工厂生产实现自动化，每小时生产屏山牌优质饲料40吨。    80年代，国际权威杂志、美国《国际饲料》介绍，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被称为“饲料大王”。一时间，屏山牌饲料更是畅销东南亚。      合资企业      中国内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之风，很快就吹到香港。对内地一向感情笃深的陈伟南起念回内地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商人对内地的开放采取谨慎观望态度。陈伟南却先人一步开始到广州考察市场，寻找合作机会。   毫无疑问，亚洲最大的农业市场在中国，将饲料企业办到内地自然是最明智的选择。陈伟南最初的计划是将优质饲料产品销售到内地，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由于香港工厂的生产成本高、使得产品价格也高，而内地的购买力偏低，遂决定在内地办厂，将技术带进内地。    1984年11月，广州市畜牧总公司与香港屏山饲料厂正式在广州洽谈协作，由于双方长远目标一致，谈判进展顺利。广州市畜牧总公司拥有地利的优势，但缺乏建立现代化饲料企业的技术、人才，屏山饲料厂恰好可以为穗方提供这一切，双方所获利益可以共享。   也是机遇，就在双方达成共识、草签了合作办饲料企业的意向书后，不久，国家经委制定了《全国饲料工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要采用先进工艺设备装备饲料工业，采用研制改造和引进相结合的办法，加速国内饲料工业现代化。    1985年春，由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和香港屏山饲料厂各投资人民币550万元，成立中港合资企业穗屏企业有限公司。工厂设在广州市北郊竹料镇飞来岭下，这是一间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现代化饲料厂，也是全国第一间合资饲料企业。    1986年6月，公司第一条生产线试产；1987年3月，第二条生产线投产；1989年，公司再投资兴办第二饲料厂和预混浓缩精料车间，引进具有8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的瑞士全电脑控制生产设备，使生产能力达到每小时生产全价颗粒饲料40吨、预混浓缩精料5吨。1992年，公司在从化兴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技术最先进的穗屏种鸡场，引进当今美国最先进的全封闭式全套种鸡生产设备、防疫设备和英国巴凯全电脑自动化孵化设备，独家引进了世界上最大家禽分割公司美国泰臣食品国际的首选肉鸡种——科宝(cobb) 500肉鸡品种，每年可向社会提供1600万羽苗鸡。1994年，公司又与美国“科宝”公司签约，合资兴办祖代种鸡场，每年可提供科宝祖代种鸡60万套。    1992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全国饲料产品七项金奖中，穗屏生产的产品占了三项。   穗屏还将发展方向拓展到全国，先后在河南、湖南、四川、江西建立了合资企业，并与江苏、上海、天津、长春、福建等地建立合作企业。   穗屏的成功既可以说是陈伟南与广州方面的成功合作，也可以说是陈伟南与儿子的成功合作，家族事业的大棒已顺利传到儿子手中。      子承父业      陈幼南是陈先生的惟一儿子，从小生性腼腆。中学时代在父亲的鼓励下参加学校活动，逐渐改变了性格，并于1968年发起组织了“香港联校科学展览”，当时共有10所中学参加，筹备工作进行了一年。32年过去了，该展览活动也举办了32届，成为香港中学生的重要活动之一。   陈幼南在加拿大读完本科后，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进入著名的砚牌石油公司做研究工作。当父亲需要时，他立即回到了香港。   尽管专业不同，但良好的综合素质使陈幼南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穗屏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是1985年的秋天。   身为石油化工博士的陈幼南对饲料行业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所有的传统工业都将面临新的挑战，饲料加工业也一样，必须注入新的成分，这个新成分就是高新科技。   陈幼南的思路是将最新的生物科技研究成果运用到畜牧业中。   新加坡政府分子生物农业研究中心是一个拥有200多名专家、研究员的科研机构，成果显著。中心有意将成果商业化，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合作者，陈幼南很幸运，获得合作机会。   一面是对亚洲最大的农业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一面是掌握着最新生物农业科研成果，陈幼南为父亲开创的饲料事业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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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南：饲料业内— 陈家父子领风骚

       80年代，国际权威杂志《国际饲料》介绍，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被称为“饲料大王”。    1984年，香港屏山进驻内地，与广州畜牧总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成立了全国第一间合资饲料企业。陈幼南欲将最新的生物科技研究成果运用到畜牧业。      二渡香江      作为商人，陈伟南说以自己的家财在香港排名，算不上是有钱人，“在香港，有钱的人多得很，但人各有志，各人花钱的方式、原则不一样。”   陈伟南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的特别关注。   笔者曾建议陈老先生设立一个文学奖，以鼓励、支持中国作家。陈先生当即决定设立“伟南文学奖”，并定下每年一届，一等奖奖金数为五万元。    1999年第一届伟南文学奖颁奖后，在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陈伟南虽自谦算不上有钱人，但他年轻时来香港打拚，几十年创下的事业不能不说是成功的。    1919年，中国爆发著名的“五四”运动，一大批有志青年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   正是在这一年，陈伟南出世了。陈家是广东潮安县东莆都沙溪乡的大户人家，陈伟南的出世给陈家增添了喜气，一家人上上下下如同过节一般。   儿时的陈伟南生活在长辈的呵护下。曾祖父传下的家产中，有一座题匾“绿杨深处”的书斋，大门上有一副对联：“绿柳成丝春有脚，杨花满树蝶争飞”，这个书斋便是陈伟南最爱去的地方。   大量的阅读使陈伟南开智甚早，他从小便养成勤学上进的品性，不仅手脚勤快，还极善思考。   因为家道殷实，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陈伟南书读得极为顺利，1933年高小毕业，考进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改称韩山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三年教育，使陈伟南终身受益。学校强调的“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以及倡导的“注重德性的陶冶、养成勤劳的习惯、要有纪律的生活”等等，成为陈伟南一生的座右铭。   日后，陈伟南经商成功，其为人处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被认为是儒商典范。    1937年春，陈伟南用家中一担谷子换回的五块大洋作路费，告别父母家人，乘船一昼夜来到香港。   这一年，国内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东三省。   陈伟南找到和兴西街(现皇后街)的香溪公司。香溪公司的老板是陈伟南的姐夫。对于内弟的到来，姐夫是欢迎的，无奈时局不稳，生意难做，姐夫也只能给内弟微薄的打工薪水。   香溪公司是小公司，经营南北行生意，陈伟南有个性，虽然读书与做生意完全不同，陈伟南却很快就找到了做生意的窍门。他每天面对米店里的每一位客人，热情周到，但并不过分。   陈伟南发现有不少客人只是进店里看看，并未作好准备买什么，这时如果店员过于热情，会吓倒客人，反而做不成生意。陈伟南通常会一眼看出哪些人是真正的买主。   从待人接物到进货出货，陈伟南在香溪公司三年学到了最好的生意经。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港岛内外交通断绝，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经济随之窒息。   香溪公司被迫关门。   陈伟南只得自寻出路。他到一些大商店里批发杂粮，再挑担到德辅道西的昌隆竹器店门口摆卖，从中赚点小钱，以维持生计。   尽管是摆卖杂粮，陈伟南也做得尽心尽力，待客热情，生意慢慢好起来。周边住的人家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卖杂粮的小伙，有时钱不够或未带，陈伟南都一样买卖。   昌隆竹器店的老板是个中年人，他每天见陈伟南忙来忙去，自家的店里却冷冷清清，心里就有了想法。   这天正好下雨，客人少，昌隆老板走到店门边，与陈伟南聊起来。    “我们合作好不好?”老板主动问陈伟南。    “我没有本钱。”陈伟南如实相告。    “我出场地、你来经营，我们就卖杂粮。”   陈伟南听到这么好的事，自然高兴万分，第二日便与昌隆老板一起打理店里的事，将竹器换成杂粮。   正当生意越做越好时，陈伟南接到家中电报，说家乡被日军占领，父亲受惊过度、精神失常，家中需要他回去。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陈伟南在家乡沙溪一面侍候父亲，一面干农活。1946年，抗战结束，陈伟南再次赴港，他认定了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饲料大王      再次回到香港，陈伟南打定主意要办实业。他与人合作，创办星洲胶业公司，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口橡胶，销往全国各地。    1947年，陈伟南再创办星洲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销大陆粮油食品，并将荷兰风车牌生粉、粟粉的亚洲总代理权争取了下来。公司业务迅速扩大。   这一时期的陈伟南，不仅有了相当的生活阅历，而且经商方面已显出不凡天赋。    1949年，新中国成立，紧接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经济制裁。陈伟南分析形势，认为同内地作贸易有利润，但风险很大，更重要的是，想到自己还有家人、朋友、同胞都在内地，以及内地四亿人都需要生活。50年代初，陈伟南在澳门再成立星华贸易有限公司，与香港的星洲配合，一同经销中国粮油、土产、副食品。   陈伟南做生意向来是既认钱更认事和情。对内地的感情不仅使他50年代与内地贸易往来，更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恢复与内地合作。这点后面再谈。   公司继续发展，陈伟南除了指挥日常业务外，密切关注外界方方面面的变化，寻求着新的发展契机。    60年代，香港政府为鼓励本港的饲养业，提高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饲养业发展的措施。   媒体一公开这些措施，陈伟南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   饲养业必定离不开饲料业的配合，那么进军饲料行业将是有前景的。   陈伟南审时度势、抓住机会，于1964年创办屏山企业有限公司，并开办饲料加工厂，工贸并举。    60年代，香港的经济转向轻工业，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香港的经济也呈现繁荣趋势。屏山企业有限公司坐落在皇后街，也就是当初陈伟南初来香港时谋生的地方。   坐在公司的写字间里，陈伟南总会想到早年自己风雨中在街边摆卖的情景，更加勉励自己要奋斗、要成功。   饲料加工厂开业了，陈伟南请来技术人员指导工人生产，自己也花大量的时间在工厂熟悉了解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产品的质量。    1981年，公司进一步扩大，陈伟南在新界置办屏山饲料厂，引进世界新技术、新设备，采用科学配方，使工厂生产实现自动化，每小时生产屏山牌优质饲料40吨。    80年代，国际权威杂志、美国《国际饲料》介绍，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被称为“饲料大王”。一时间，屏山牌饲料更是畅销东南亚。      合资企业      中国内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之风，很快就吹到香港。对内地一向感情笃深的陈伟南起念回内地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商人对内地的开放采取谨慎观望态度。陈伟南却先人一步开始到广州考察市场，寻找合作机会。   毫无疑问，亚洲最大的农业市场在中国，将饲料企业办到内地自然是最明智的选择。陈伟南最初的计划是将优质饲料产品销售到内地，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由于香港工厂的生产成本高、使得产品价格也高，而内地的购买力偏低，遂决定在内地办厂，将技术带进内地。    1984年11月，广州市畜牧总公司与香港屏山饲料厂正式在广州洽谈协作，由于双方长远目标一致，谈判进展顺利。广州市畜牧总公司拥有地利的优势，但缺乏建立现代化饲料企业的技术、人才，屏山饲料厂恰好可以为穗方提供这一切，双方所获利益可以共享。   也是机遇，就在双方达成共识、草签了合作办饲料企业的意向书后，不久，国家经委制定了《全国饲料工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要采用先进工艺设备装备饲料工业，采用研制改造和引进相结合的办法，加速国内饲料工业现代化。    1985年春，由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和香港屏山饲料厂各投资人民币550万元，成立中港合资企业穗屏企业有限公司。工厂设在广州市北郊竹料镇飞来岭下，这是一间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现代化饲料厂，也是全国第一间合资饲料企业。    1986年6月，公司第一条生产线试产；1987年3月，第二条生产线投产；1989年，公司再投资兴办第二饲料厂和预混浓缩精料车间，引进具有8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的瑞士全电脑控制生产设备，使生产能力达到每小时生产全价颗粒饲料40吨、预混浓缩精料5吨。1992年，公司在从化兴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技术最先进的穗屏种鸡场，引进当今美国最先进的全封闭式全套种鸡生产设备、防疫设备和英国巴凯全电脑自动化孵化设备，独家引进了世界上最大家禽分割公司美国泰臣食品国际的首选肉鸡种——科宝(cobb) 500肉鸡品种，每年可向社会提供1600万羽苗鸡。1994年，公司又与美国“科宝”公司签约，合资兴办祖代种鸡场，每年可提供科宝祖代种鸡60万套。    1992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全国饲料产品七项金奖中，穗屏生产的产品占了三项。   穗屏还将发展方向拓展到全国，先后在河南、湖南、四川、江西建立了合资企业，并与江苏、上海、天津、长春、福建等地建立合作企业。   穗屏的成功既可以说是陈伟南与广州方面的成功合作，也可以说是陈伟南与儿子的成功合作，家族事业的大棒已顺利传到儿子手中。      子承父业      陈幼南是陈先生的惟一儿子，从小生性腼腆。中学时代在父亲的鼓励下参加学校活动，逐渐改变了性格，并于1968年发起组织了“香港联校科学展览”，当时共有10所中学参加，筹备工作进行了一年。32年过去了，该展览活动也举办了32届，成为香港中学生的重要活动之一。   陈幼南在加拿大读完本科后，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进入著名的砚牌石油公司做研究工作。当父亲需要时，他立即回到了香港。   尽管专业不同，但良好的综合素质使陈幼南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穗屏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是1985年的秋天。   身为石油化工博士的陈幼南对饲料行业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所有的传统工业都将面临新的挑战，饲料加工业也一样，必须注入新的成分，这个新成分就是高新科技。   陈幼南的思路是将最新的生物科技研究成果运用到畜牧业中。   新加坡政府分子生物农业研究中心是一个拥有200多名专家、研究员的科研机构，成果显著。中心有意将成果商业化，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合作者，陈幼南很幸运，获得合作机会。   一面是对亚洲最大的农业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一面是掌握着最新生物农业科研成果，陈幼南为父亲开创的饲料事业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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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傲江湖”郭子龙

  郭子龙：中凯文化集团董事长、总裁；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音像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连锁加盟促进会副会长；广东音像分销业商会副会长；广州市优秀民营企业家。     风尘仆仆地从江西回来，略带疲倦，在中凯文化宽大的办公椅上静坐了几分钟后，郭子龙恢复了一贯的神采。尽管《功夫无敌》的DVD销售之战还在激烈进行着，由于成熟的反盗版机制，他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忧心忡忡，这个精力充沛、玩命工作的男人不断被市场激起新的兴奋点。     “尽管目前市场不景气，但依托公司强有力的销售和推广渠道，《功夫无敌》的发行状况令人满意，现已经超出了预期，”他自信地对《天下潮商》记者说。     由于中凯文化与美国FOX、韩国MBC、香港TVB等海外大型影视制作机构以及环球、华纳、英皇等国际性的唱片公司分别签订了国内独家代理协议，下半年还将推出数目可观的精彩优秀的影视节目音像制品。另外中凯公司还是今年的热点影片《赤壁之战》、《长江七号》的投资方之一，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凯也会代理这两部大片的音像发行。     所有这些，足以让他气定神闲。     天生商人     早在中凯成为行业领头羊之前，郭子龙就有句名言是“不赚钱就是庸才”。这位36岁的年轻人有着近30年的从商经验，加上自小就受到潮商地区重商文化的影响，使得他成为“天生商人”。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郭子龙就卖过西瓜、冰淇淋，力气不够就“雇佣”堂哥帮着提箱子。那时，为了赶上放学挣钱，他在课间拼命做作业，一放学就马上跑去冰棒房打工，等到日落回家时已经能赚七八分钱甚至更多，然后把钱积攒起来，拿去买西瓜、冰淇淋来卖。一次，突然狂风大作，灰尘沾满西瓜的切面，弄得西瓜不能卖了，眼睁睁看着干了几个月才积攒来的钱就这样毁了，郭子龙伤心地哭着回家。好在妈妈安慰他钱可以重新再挣回来。这件事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初中时开始，郭子龙接触很多外地人，因为家住在潮阳峡山，当时的峡山有小香港之称。“我带外地人去买服装、首饰、化妆品等等，我不是向顾客要钱，我是向老板要辛苦费。其实也没想过要赚多少钱，就觉得好玩，然后要做点事情。我帮人买录像机的镜头，帮他们找最可靠、最便宜的厂家，帮他们托运，然后告诉他们如果还需要我来帮你。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积累了很多客户，”他说。 　　后来郭子龙自己出来做生意，以前帮过的人自然都回过头来帮衬。这时郭子龙在全国各地都有顾客，并跟他们建立了互信机制。“如我说做生意我没钱啊，他们愿意先借钱给我，”郭子龙回忆，“我从来没有骗过一个客户，1995年来广州时，把我带大的奶奶跟我说：‘孩子啊，做人要实在，好人有好报，千万不能骗人。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无奈骗人，虽然奶奶看不见，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佛祖看得见。’不可否认，家庭教育对我影响很深。” 　　转折与突围 　　年轻的郭子龙在1989年的春天选择了出来创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点。当时国内的音像市场刚刚兴起，录音带、相机、录像带成为畅销产品，郭子龙发现了批发空白录音带的商机，从这时开始他没日没夜地跑批发，不过3年后，辛苦也让他净赚了近300万元。“创业时期很辛苦，自己拉货、搬货，有几次出了车祸，差点把命给丢了。虽然很辛苦，可是很开心”。 　　尽管只有21岁，赚到第一桶金的郭子龙没有满足当时看来已经是天文数字的300万。他毅然决定闯荡一下广州这个华南大都市。沿着熟悉的路子，1995年他来到广州卖起OK碟。凭着一贯的吃苦作风，很快他就达到一天能卖几万张的规模，香港、国内的工厂纷纷跟他签约。不过这样的光景维持不到多久，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音像批发，OK碟的价格也在不断下滑。 　　“记得有段时间焦头烂额，仓库积货，如果我不接收他们的碟，那是我违约，他们去告我，我就得破产，可是外面又堵塞卖不出去。”怎么办？“如果我只坐在家里那肯定是死定，还不如主动出击”。郭子龙决定把仓库外移，用了40天的时间在成都、武汉、昆明、沈阳、哈尔滨五个相对发达的点设了五个仓库，化整为零，仓库前移，放样品在批发市场，并且样品免费，当客户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快10分钟内慢不超过20分钟内送货上门，货到收款。这样一来，他的货一销而空。这一神来之笔，让郭子龙在危机中成功突围。 　　影视之变 　　现在提起中凯，可能就会想到影视产品。2001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发了一个文件，规定电视台黄金时段不准播海外电视剧，郭子龙却看到了机会：这时候介入国产电视剧的发行，必定有钱可赚！恰恰这个时候，已经被媒体炒作多时的央视版《笑傲江湖》就要播出了，他决定就势拿下《笑傲江湖》的音像发行权。 　　“当时很多人都笑我，说不可能，一来你从来没做过，二来央视谁也不认识，三来央视有国际总公司搞发行。我跟他们吹牛说，要是轻易能做到还要我出马吗？什么是英雄，能化腐朽为神奇，那才是英雄！” 　　说到做到。郭子龙用三个月跑遍了全国的音像市场，对正版和盗版的情况做了精确的调查。他把公司的人分了几个组，按照线路走访了全国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甚至农村市场，从一些音像店，包括一些大的批发商各个环节去调查。让他惊喜的是，尽管盗版占有率很高，但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发行量还是非常大，如果把整个市场做起来的话，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将是一个巨大数字。 　　掩不住心头的兴奋，郭子龙给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负责人陈小刚打了一个电话。“你好，我是郭子龙”。陈小刚想了半天没反应过来，“你不用想，你不认识我，我想跟你谈一单生意。我有一套非常好的方案，相信你看了会激动的，如果你这次不见我，以后再看到我的方案的话可能会后悔”。陈小刚听完以后笑了，“你还挺有信心的，有点意思，我给你10分钟”。机会来了，没想到这次谈话一下子谈了7个小时，从下午5点谈到了半夜1点。回忆起这段往事，郭子龙依然是满心的欢喜。 【焦点对话】 “很多精力将放在新媒体” 　创新赢利模式 　　《天下潮商》：中凯文化策划发行的音像产品很多，您最满意的是哪个产品？为什么？ 　　郭子龙：《大宅门》、《汉武大帝》的发行都算是比较成功的。电影方面《手机》、《天下无贼》、《无极》创造很大的效益。这些不是因为说赚了钱才说满意，而是通过这些可以拉开中凯的知名度，通过这些让客户多赚点钱，客户就会对你更加忠诚的。中凯的每部产品能够迅速打开市场，是由于各省客户和代理商的积极配合，包括媒体的互动，这样形成一个精简的战斗力很强的团队。 　　《天下潮商》：中凯与《无极》首创“保底分账”合作，您怎样看待今后制作商与发行商的合作模式？ 　　郭子龙：合作的结果是双赢的。这种模式比原来的模式更一步、更具体可行。这种模式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参与创作，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市场信息，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从拍摄的开始我们就开始投资，然后我们一起切磋这部电影的推广宣传，所以不是后期才合作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合作的。市场信息是很多影视制作商所欠缺的，我们刚好与他们形成了互补。 　　说到《无极》，当时签定时就约定，如果票房只有1亿我们就不提成，而每超过1000万就提成60万。最后我们拿到了大概300万。 坚持“同心圆”发展。 　　《天下潮商》：现在很多文化企业做大后都在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跨领域进入别的行业，您怎么看多元化发展的？ 　　郭子龙：多元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选择。中凯的做法是“同心圆”多元化的做法。中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市场调查，包括各种评估，让公司理性地向前发展。“同心圆”就是以音像为圆心，向外去扩张，相关行业互相拉动的结构。音像是圆心，往下走是零售终端，这边是生产方面，这是现在投资很大的一块。 　　我们现在有中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凯地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是负责碟机、光碟等硬、软件的制造；还有北京中凯世纪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是负责影视投资、制作的。广东五洲回响传媒有限公司除了做传统的业务之外，还负责经营我们近2万个小时的新媒体节目。 　　新媒体怎么做呢？目前主要的方式是跟各大涉及影视节目运营的网站、SP合作，提供收费点击包月服务。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新媒体这一块，因为在传统媒体的领域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而在未来两年内，通过我们的服务器，我们要达到全国6万家网吧连线，他们用我的资源，交给我租金，交版权费。除了我有2万小时的资源给他们，我还可以提供技术上的服务。这将会成为一个亮点，也是中凯新的出发点。 　　广东凯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DVD碟机为主，我们可以卖碟机送碟，或者卖碟送碟机，在促进销售的同时处理库存积压。这也是“同心圆”多元化发展的一种体现。《天下潮商》：今年中凯有什么并购或者投资动作？在终端网络上有什么改进计划？ 　　我们已经在北京、广东、江西收购了三个光盘生产基地，总投资金额达到了人民币6个亿。今年有三个方向，一是继续走并购的路，二是要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做新媒体，三是为发展文化广场做准备。文化广场包括电影院、音像、DVD、图书、培训、名牌服装店、展馆，大概就像现在广州天河城，并向它注入更多文化的东西。 　　文化广场其实是超出文化领域做文化的，它已经涉及到房地产了。中凯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中凯已经准备融资上市，通过上市引进更加先进合理的管理，成为社会性、国际化的公司，才能更长远的发展。这是我未来5年的一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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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鹤：地产航母掌舵人

  他与深圳一起成长，像千万特区建设者一样，他把一生中的青春年华献给这座新兴城市；在二十几年的拼搏中，他以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完成了从基层建设者到大型企业老板的惊人转变。他作风稳健、出手大气，用两年时间打造出与国际接轨的样板工程金光华广场，在群英荟萃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地产“黑马”。他还是一位沉默的慈善家，在企业不断成长中坚持自己的社会责任。 深圳国际商会第39层。两面全玻璃幕墙，通透、明亮，高大的现代组合柜在镶着金色图案的宽大办公桌后依墙而立。旁边，紫青色的花盆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常青树，新抽的叶子泛着绿油油的光泽。对面，深褐色的沙发半围着实木茶几，不用站起来，福田新城就尽收眼底。当《天下潮商》记者走进这间宽大明亮的办公室时，金光华集团董事长李亚鹤刚刚开完下午的会议。夕阳的余晖下，室内的一切变得更加金碧辉煌。 “来深圳的那一天，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荒地，里面的草有一米多高。短短二十几年过去了，深圳变成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备受瞩目的城市。”眺望福田新城，李亚鹤欣慰地笑起来。 转型地产 1981年，像早期的建设者一样，年轻的李亚鹤好不容易拿到了边防证，随邻居来到深圳工地。几年后，李亚鹤开始承包一些项目。这位不足20岁的年轻人像深圳这座城市一样充满活力和幻想，他深感经验和知识的不足，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开始学习怎样管理、怎样用人。三年后，李亚鹤已经小有积累，工程队也上了规模，这时他开始涉足贸易，多方面同时发展。199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深圳掀起建设高潮。此时的李亚鹤经过十年的资金、经验和市场的积累，已经具有相当实力。1995年，李亚鹤成立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正式从工程承包进入房地产开发。 由于刚进入地产，李亚鹤十分谨慎，他决定从小做起，第一个楼盘只有几万平方米，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光华园”。1998年开发了金园小区也沿袭了这一规模和思路。直到2003年，金光华相继开发了10万平方米的金城华庭和12万平方米的新天地名居，才开始向大盘过渡。 在刚进入地产的那几年里，尽管开发的都是小盘，但李亚鹤从没有放松对土地的关注。他利用这一时期经济出现萧条，部分地产商撤资歇业机会，集中资金以较低成本完成了土地储备，这为金光华平均每两年就推出一个新盘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十年磨一剑”。2005年3月，金光华在宝安龙华推出43万平方米的“春华四季园”，一举打破万科对坂田板块的垄断局面，震动深圳楼市。“春华四季园”是金光华开发的第一个大型住宅区，也是李亚鹤十年探索地产的倾情之作，它巧妙利用“三山两谷”的原生地貌建设住宅新城。一推出即受到消费者欢迎，一度创造了一年价格翻一倍的奇迹。 “一个是市场问题，说明我们在定位上比较准确；另一个是我们的品牌效益日益凸显出来。”李亚鹤这样评价“春华四季园”的成功。 “春华四季园”的成功让金光华进入大盘时代。最近，37万平方米的龙岸花园和40万平方米的溪山美地园在梅林地区已相继开工。“这两个盘预计可以卖到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明年5、6月开始销售。”李亚鹤乐观地说。 试水商业 随着地产项目的扩大，物业管理也越来越成熟，李亚鹤发现商业地产同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开始关注并寻找机会。 恰好，进入21世纪后，深圳的城市规划再次升级，目标直指国际化都市。深圳商业也面临着一次大的调整。深圳市政府准备投入巨资对火车站和罗湖口岸一带进行改造，实施口岸经济发展战略。李亚鹤瞄准这一机会，抢先收购了已经没落的“南国影院”。 “当时深圳的商业比较零碎，没有很大的综合性购物广场，我们看好这一板块的市场潜力，并决定早下手，抢商机。”他说。 项目成功与否，取决于最初的定位。经过长达3年的反复论证考察，“为深圳打造世界级的购物与休闲娱乐中心”，成为公司高层的共识。2002年李亚鹤聘请国际顶级建筑装饰巨头美国的ARQUI鄄TECTONICA公司，投资15亿元正式启动了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体验式购物中心金光华广场。 李亚鹤的举动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深圳市政府2003年127号文件，将金光华广场项目明确列入深圳市重大项目。 “这在深圳来说应该算是个奇迹。那么大一个购物广场，从设计、建设、装修、招商，到开业，仅用了两年时间，确实不容易。”回想起来，李亚鹤无不感叹。2004年金光华广场建成营业，整个广场集购物、娱乐、餐饮、观光于一体，与地铁无缝链接，成为深圳市目前唯一的超大型地铁上盖物业，也是深圳目前最大的单体商业建筑物业。 正像光华园一样，金光华广场对李亚鹤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因为这使得他的企业开始进入商业领域，在产品结构上更加丰富。“这个项目让我们组织成一支很有管理经验的管理团队，同时也积累很多经验，以后会在这一板块继续发展。” 接下来，李亚鹤准备在未来两年里建设一个更大规模的MALL，这一次投资预计达到30亿元左右。 全国扩张 “打造一个好品牌真的不容易，靠平时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改变管理模式。”李亚鹤表示，金光华在深圳耕耘了10年后，将考虑向其他核心城市发展，打造全国性品牌。目前已经在北京郊区和重庆等地拿到几千亩土地，正在完善各种手续。 在继续做深地产和商业板块的同时，李亚鹤也在构思着多元化发展的战略，一方面通过投资回报高的新项目，另一方面通过收购现有企业，包括旅游等业务，甚至是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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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人物陈有庆 书写中国华人金融界传奇

      如果用A4大小的纸张，以四号字罗列陈有庆曾经和现在拥有的头衔与职务，一行一个，可以印出整整四页。 　　现在这个精神奕奕的老人的主要职务，是亚洲金融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当我们在房间中见到他时，他正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住在北京饭店参加全国两会，宴会厅外无数中外记者正守候着香港代表团的出现。 　　这位73岁的老人，已经是连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他和他的金融家族，书写了中国华人金融界的一个传奇。  　　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大道上，一座特别的建筑十分吸引眼球，这座颇具东南亚风情的银行大楼，便是泰国盘古银行所在地。盘古银行曾位居全球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陈有庆，便是这个金融家族的第二代传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 　　陈有庆是第三代泰国华侨，他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追随着主要的家族基业行至今仍然定居于泰国，而他作为这一代的长子，却注定要一生与故土中国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 　　1932年，尚在娘胎中的陈有庆让母亲带上了返乡的漫漫旅程。陈有庆的父亲陈弼臣当时久在泰国，在广东家乡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陈有庆的母亲却执意要把他生在广东潮阳，她只身一人乘船漂泊了十数天，终于踏上故土，刚到汕头，陈有庆便出生了。 　　母亲说，他是老大，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陈有庆在故土上顺利诞生了，但是苦难这时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我和母亲不能回到泰国，父亲在泰国赚的钱也没法寄回来。”年幼的陈有庆一边上学，一边和母亲在田里干活，艰难养活着自己。 　　1946年，日本投降后，一家人终于能够团圆，此时陈弼臣已经于1944年和朋友一起在泰国曼谷创办了盘古银行，父亲派人到家乡接陈有庆到香港读书，1950年又把他接到了曼谷。 　　“父亲当时不让我进大学，要我在他的银行里学习做金融生意。”后来陈有庆白天在银行学习，晚上去学校学习，慢慢开始读银行保险的课程。1953年，一心栽培大儿子的陈弼臣又将他送去纽约，陈有庆依然白天在银行，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有关银行的课程。 　　即使身为公司的领导人，也要让儿子从基层做起，因为陈弼臣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在陈有庆心目中，父亲对自己的培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如今陈有庆依然用这种方式，培养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五十年缘系香港 　　从1950年初次接触银行业务算起，这位老人已经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55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金融风雨。 　　1955年，陈有庆第一次离开父亲只身进入商海打拼，他的目的地是香港。“父亲那时候只是跟我说，你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去香港开拓自己的事业吧。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我在香港一住就是五十年，一路住到现在。” 　　当年23岁英气勃发的青年学子，如今已经是73岁饱经沧桑的老银行家。 　　“其实是父亲的眼光好，”陈有庆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觉得作为家族基业的创建者，父亲陈弼臣当时的眼界已经非常开阔。“他当时虽然主要生意在曼谷，但他认为应该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则是最好的中转站。在这里我们可以辐射到世界各地，香港是一个有发展的好地方，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可以发展业务，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想法不断寻求海外的发展机会。” 　　这其实才是陈有庆银行家生涯的正式开端。 　　通讯和交通的不畅逼着初出茅庐的陈有庆慢慢不再依赖父亲，自己独立处理各种问题，做投资及经营从泰国进口的大米生意。而他的海外扩展计划，也很快通过香港这个出口，延伸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 　　当儿子在海外地区拓展生意时，父亲陈弼臣在泰国本土的生意也开始迅速发展。 　　金融航母启航 　　1946年，香港商业银行在香港开业，1959年，陈弼臣创办了亚洲保险公司，亚洲金融集团的雏形就此初步形成。陈弼臣仍然做着东南亚的生意，而香港部分的生意则由陈有庆全权负责。这种各自掌管自己所长地域生意，相互配合的家族经营方式，陈有庆如今也正在他两个儿子的身上实践，一个金融家族，正在进入有章可循的传承轨迹。 　　1990年10月，香港商业银行和亚洲保险成立了亚洲金融集团，同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股东有盘古银行、UFJ银行、AIOI保险、UOB银行、新加坡亚洲保险、CAN集团。1995年，身为亚洲金融集团主席的陈有庆将所辖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通通以“亚洲”这个名字开头，开始强调集团的整体性和全球化，特别显示出一个家族产业的整体性。 　　盘古银行在金融风暴前曾跻身世界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现在仍为泰国最大的银行，股票价格比金融风暴时上涨了三倍，北京分行设立箭在弦上。亚洲金融集团，目前开始在国内开辟业务，亚洲商业银行在上海、沈阳、深圳分别设立办事处及分行，亚洲保险集团正在筹划进入内地市场。 　　“我们在内地的生意虽然慢一点，但我相信前景还是不错的，无论是经济前途还是生活前景。1975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时跟现在相比，根本无从比起，我看着时代发展过来，我对这个地方有信心。”陈有庆说。 　　信不信由你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泰币一度贬值40%，当时的贷款客户大部分都涉及到外币业务，盘古银行的坏账和不良资产大大增加，整个家族的生意陷入了困境。“那时候很多人卖了房子，带着钱跑到国外去，想要避过这场风波。”回想当年，陈有庆大赞自己掌管盘古银行业务的侄子陈智深做得不容易。 　　就在别人纷纷卖房套现时，陈有庆却做了件似乎很没有金融家头脑的事情——他把自己位于香港跑马地的旧宅重新翻建成了一幢8层住宅，还把两个儿子叫来，每人分了两层，全家搬到了一起。“我要给儿女们奠定心理基础。”陈有庆说。他始终对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走势有信心，而历史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传承信用 　　讲到在银行业上的成功，陈有庆家族代代相传的信条就是诚信和信誉，一个“信”字，撑起了他的家族事业。 　　直到今天，泰国人还认为陈氏家族曾对泰国的金融和经济有推动作用，这一切都始于陈弼臣当年的一个大胆举措。 　　1953年，陈弼臣担任盘古银行董事、总裁。当时泰国的银行业基本都被外资银行垄断，这些外资银行占据了泰国金融界的主要市场之后，开始对贷款客户做出一些十分苛刻的要求：他们要求客户开银行保证函，还要收取100%的保证金，但是对于生意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泰国的生意人陷入了困境。此时陈弼臣提出，不能只看重资产的损益，而要将对方的“信誉”纳入主要的考量方式。在别人收取100%保证金的时代，他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要求自己的银行在做这项业务时只收取1成保证金，甚至等货到时再给银行付款都可以。“这样一来，一块钱做的就不只是一块钱的生意，而是五块十块的生意。”可想而知，大批的华人客户立刻投奔到盘古银行，很多泰国国营机构的生意也挪到了这边，其他银行在压力之下，只好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做法，这种改变，对于整个泰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没有抵押的，那时靠的就是一个信字，我们那个时代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重情守信，我的父亲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陈有庆说。“银行业是为公众服务的行业，银行的资金说穿了就是市民的钱，所以做银行最重要的就是以诚待客，这样才能够赢得发展的机会。” 　　“现在国际化了，生意做大了，客人比原来多了很多，这种情况下银行不可能对每个客户都了解，所以就一定要进行科学管理。”陈有庆是个很谨慎的人，虽然说信字当头，但他的行事风格是十分稳健的，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去做，所以业务上升得很平稳。“现在我们有信贷委员会、资信调查委员会和稽核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我们对每一家公司的年报、管理都十分重视，尽量避开贷款的风险，这些先进的现代做法虽然跟传统不同，但诚信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原则。” 　　“这几十年的积累不容易。”陈有庆感慨地说。 　　行事稳健的陈有庆也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商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生意状况不好，陈有庆是第一个在香港和东京开始与日本人合作买卖日本股票的。 　　亚洲商业银行以前主要是对外部交流起桥梁作用，与内地的往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而台湾开出的信用票大都是经过他们转到大陆的银行，所以他们跟两岸的金融机构都有业务上的往来，战时美国甚至以为他们是内地银行，一度把他们在美国所有的美元户头都封了。从那时积累起的良好资源对亚洲商业银行现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目前进入内地市场的外资银行越来越多，但陈有庆却说自己没有什么压力，他说：“业务紧张一点是好事。大家各有各的客户，那些欧美的大银行一般都喜欢做大生意，不愿意做小生意，但是内地的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都是非常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发展，他们需要资金，需要多方面的融资，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很大的市场。” 　　隐于幕后 　　一间银行所做的事情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在80年代生意起步不久时，盘古银行便贷给他一亿美金。而著名的香格里拉集团，也由盘古银行的父子两代支持多年。 　　陈有庆现在最发愁的，是资金来源问题。 　　“亚洲商业银行现在也可以做人民币业务，在上海广东等地都能做，但目前只能做三资企业的业务，本地人的存款我们不能收，所以我们有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贷款的时候没有资金，基本上只能用自己的钱，新资金注入也需要批准。我们现在主要做买卖贸易方面的生意,客户存给我们不多，基本都是我们贷给他们，主要资金都是从香港我们自己手里来。”陈有庆为钱发愁的样子，也是很多外资银行老板的写照。 　　而作为香港第六大保险公司的亚洲保险公司，目前也在艰难筹备进入内地市场，陈有庆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年过古稀的他，已经把大部分的权力移交给下一代，除了连任四届人大代表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工作中。成立这个联会的念头，几年前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诞生：全球侨界的网络覆盖面十分广阔，香港是他们的主要枢纽。“我们就是桥头堡。” 　　香港侨界人士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年代，但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他们与海外和内地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网络才将生意做大。“香港的侨胞大概有一百多万，他们为了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香港正面临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同时适逢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此时成立联会，是极好的时机。”陈有庆说。 　　至于家族生意，陈有庆也打算得很完美：他主内，孩子们主外。借助自己对于内地市场多年以来的了解和孩子们从小在海外读书的经验与眼界，一个更加多元化发展的金融集团，已经慢慢完备起来。 　　一个73岁老人的家庭梦想 　　陈有庆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似乎不太喜欢谈论自己，而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人。儿子，侄子，弟弟，太太，说着说着，他就沉浸在讲述自己家人故事的情绪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人，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把自己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与梦想，用心地移交给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把自己的爱与心情，与家人的喜怒哀乐紧紧相连。 　　三代同居 　　陈有庆有一个不太一般的家庭——也许应该是太不一般。 　　他的弟弟陈有汉，在1988年他们的父亲陈弼臣去世后，出任盘古银行董事长，而陈有汉的儿子陈智深，则在1994年12月接替了自己的父亲。 　　陈有庆的两个儿子中，大儿子陈智文现任亚洲商业银行总经理，小儿子陈智思则主理亚洲保险公司。小儿子智思，让陈有庆时时念在嘴边，挂在心上，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商的同时叱咤政坛，任香港立法、行政两会议员，更主要的，是一个老父亲对这个从小多灾多难却一路努力走下来的孩子的牵挂。 　　陈智思是一个全香港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他投保的名人，因为他18岁时，就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型心脏手术。这段生死之间的经历，让他决定将生命的大部分“奉献社会”，他也是整个陈氏家族中在政坛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而对于侄子陈智深，陈有庆也赞誉有加，“他特别勤劳，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金融风暴后盘古银行的迅速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陈智深的勤奋。 　　虽然陈家一家都是“精英”人士，但他们却没有淡忘亲人。每年春节，整个家族都要回到泰国团聚，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这个习惯，是陈有庆坚持的，他对自己后辈们说：“我离开泰国很多年了，你们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有的都不认识，以后下一代会连家里谁是谁都不知道，每年趁着过年的机会大家在一起见见面交流一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就都可以沟通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 　　金融风暴时，陈有庆的两个儿子回到国内与父亲同住，小儿子陈智思更是放弃了美国绿卡，恢复香港人的身份，不过他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只有周末时才一起吃饭。他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家里的健身房。陈有庆在北京饭店的房间角落里就摆着一双阿迪达斯的球鞋，“我一定要健身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健身馆，给我和我的孩子们用，身体健康最重要。”老人笑得很开心。 　　1952年结婚，陈有庆早已经度过了他的金婚纪念日，和太太沈时芬在香港相识，在泰国结婚，两个儿子各自事业有成，两个女儿远嫁国外，陈有庆夫妇的日子过得幸福满足。陈太太醉心绘画，小有所成，一家人住在8层大宅中，不远不近，各自过着各自不平淡的生活。陈有庆的家，论职位，几乎就是一整间公司，但抛掉各自的俗务，谁能说不是一个模范的香港家庭呢？ 　　让后人走自己的路 　　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童年的苦难，但陈有庆子女们的经历却和自己的父亲非常相似——去国外念大学，进国外的大公司打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公司来工作。 　　“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啦！”他笑。现在整个家族中的生意，陈有庆都已经慢慢交给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多年的海外经验，为家族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而陈有庆本人参与内地各种事务多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专心为儿子们攻打内地市场。 　　接班问题一直是家族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根据《美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的描述，那些已选定了接班人的家族企业中，84.5%选择的是40岁左右受过大学教育的家族成员。制定了接班资格认定政策的企业中，38%的企业要求接班人具有在家族企业以外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29%的企业计划将所有权平分给子女，22.3%倾向于给对企业贡献大的家族成员更多股份，10.1%计划给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子女较少股份，6%的不给其任何股份。 　　目前中国大批家族企业正处于权力交接的转型期，如何成功传承财富成为其面临的主要课题。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 　　为了平息子女之间的争夺，瑞典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资产拆成了三份，确保子女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经营高级男装的杰尼亚家族则干脆把整个生意变成了两代人的合资公司，共同承担经营上的风险。但瑞士洛桑商学院的施瓦斯教授则认为，老一代创业者总以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每经过一次权力交接就需要做战略上的调整，他们只想让子女照着自己的方针行事，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 　　“不要逼子女按照自己路走下去”，这样一个简单的要诀，正一代一代在这个金融家族身上实践，他们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已经逐渐介入家族事业，但是陈智思说，不会逼后代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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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介璋：牛仔裤大王的“佳宁娜”情结

   马介璋，香港达成集团、佳宁娜集团董事局主席。他以做牛仔裤起家，被业界称为“牛仔裤大王”，世界七大洲几乎都有他的服装生产基地;他是第一个把潮菜做成品牌推向全国的人，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佳宁娜”也是他开的;他是第一批跨过罗湖桥到深圳投资的香港潮商，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将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电子、印刷纸品包装、五金化工塑料五大制造业原料整合在一起交易、展示的基地——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就是由他牵头投资开发的…… 马介璋，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香港九龙潮州公会主席、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副主席、广东省潮剧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等职。2003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颁授铜紫荆星章，以表扬其对香港社会之贡献;翌年更获颁授国家教育奖、美国摩利臣大学荣誉博士及世界杰出华人奖。深圳市、汕头市荣誉市民。 马介璋的下巴上，至今还留着伤痕，那是他小时候艰苦生活的见证。1949年，7岁的马介璋随父母从老家广东潮阳去到香港，全家挤住在贫民区的一间小木屋，有一次睡梦中他从小阁楼上踩空摔下来，在下巴上留下了疤痕。 15岁初中毕业，马介璋意识到自己已长大，作为家里的长子，应该尽早能为家庭帮上忙，不好意思再花家中的钱上学，于是他主动缀学，当了学徒。 马介璋首先到母亲打工的一家毛衣厂当学徒，为毛衣“抓毛”。第一天上班，什么都不懂的他，到母亲的工作间询问应该怎么做，被老板碰上，认为他贪玩无心工作，当即炒他鱿鱼。 上班第一天就被辞掉，当年仅有15岁的马介璋并未因此受太大的打击。实际上生活在贫民区的他早就对贫富悬殊深为不服气。他不认输，而且在他心里已转化为一种向上进取、出人头地的斗志。因此，他被辞掉后反而安慰母亲不用难过，“终有一天我要开比他大10倍的工厂!” 第二份工作是当牛仔裤裁缝的学徒。机敏的马介璋很快成了熟练工，白天在车间缝牛仔裤，晚上还做缝纫，一天工作18个小时，每个月能挣 300多元。干了两年，除去交父母补家用的部分，自己也攒下1500元。一心要改变打工命运的他，迫不及待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用这笔钱租下一间地铺，买了两台旧的制衣机，然后与大厂接洽收原料，先把牛仔布料外发给家庭主妇加工，再收回来自己做“上裤头”等工序。这样的家庭式加工一干就是3年，他从中赚取差价，做得十分顺利，铺位规模逐年扩大，竟盈利10多万元，雇工达到250人。 马介障创业，苦斗3年走出“山寨”(家庭式经营)之后，接着马介璋通过经纪人介绍，直接为外商加工，减少中间环节，利润又大幅增长。于是他买地造房，建起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达成制衣工厂，步入香港的制衣行业。后来他依托内地，先后在澳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泰国、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区和国家都设厂办企业，组成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辅料的香港达成集团。特别到了1985年，此时更成熟更老练的马介璋敏锐地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迈出一大步，他认为中国不论是制衣还是其他，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仍有待开发。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依托祖国大陆，向大陆投资。这一着使他的事业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至此，马介璋的达成集团开始显露曙光，一家集制衣业、房地产业、餐饮业、酒店业、高新技术开发及物流业等多元化发展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日益壮大。达成集团于1991年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   马介璋的誓言没有落空，他的工厂比当初炒他鱿鱼的老板的工厂大了不知多少倍，还获得“牛仔裤大王”的美称。      潮菜以鲜美清淡的口味响誉全球华人世界，可谁能想到，第一个把潮菜做成品牌推向全国的正是马介璋。同时，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佳宁娜”也是他开的。   “投资‘佳宁娜’潮州菜馆首先是因为我是潮汕人，人们多会倾向于经营熟悉的东西，我也一样。所以我起初投资饮食业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投资潮州菜馆。”马介璋说。   1988年，马介璋在深圳晶都酒店开办全国第一家大型外资潮菜酒楼佳宁娜。其实，马介璋在深圳开办潮菜酒楼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现在春风路的金碧酒店。金碧酒店的人员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红火景象。吃饭时间，酒店前车水马龙，不但有本地人，更有全国各地的人。   在深圳设店之后，佳宁娜相继在广州、温哥华、泰国、海南、昆明、成都、上海等地开设分店，遍布世界各地，成为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   “佳宁娜”在潮州话中是“老乡”的叫法。佳宁娜潮菜的成功得益于其多方面的独到，而潮人对潮菜的感情和推动，也是带动潮菜遍布全球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马介璋创造了一个潮菜的品牌，让遍布全球的潮汕人成了潮菜的推销员。   遍布全国各地的潮菜酒楼，成为佳宁娜稳定的利润来源，直到今天在各地扩张的势头不减。     在香港做牛仔裤起家以后，马介璋大部分投资集中在深圳，从潮州菜馆，到佳宁娜广场，再到华南工业原料城，带领企业成功转型的轨迹，可谓一步一层天，他说，“深圳是我投资内地的大本营”。   马介璋是第一批投资深圳的香港潮商。1985年，他开始调整策略，把投资由香港转向深圳。这一招使他的事业有了全新飞跃。从1985年开始，马介璋在深圳投资500万元设服装厂，第二年就增资到3000万元，继而他又参与了制鞋、旅馆、娱乐业等投资，在宝安县发展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工业村等。在他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掘金”。   1991年，马介璋投资10亿多元建造佳宁娜友谊广场，位置靠近深圳火车站。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整个大厦由4座塔楼组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休闲、娱乐于一身，在当时的罗湖建筑群中鹤立鸡群。有人认为火车站人流集中，但脏乱差，低档宾馆酒店或许可以生存，开发高档项目恐怕不合适宜。很多人不明白，在那么多可供挑选的好地段中，马介璋为什么惟独看中这个地块。直到后来，地铁开通，火车站广场和人民南路的改造，佳宁娜友谊广场的价值得到尽情释放，他们才初步领略到马介璋当年投资的胆识和眼光。   进入21世纪，马介璋在深圳的投资更具战略眼光。   深圳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来源于马介璋和香港企业巨子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梁满林的一个创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一带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狭窄的范围内聚集了十多万家制造企业，制造业的各种原料都奇货可居，需求量巨大。但这些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交易市场却分散在国内各个城市，企业采购成本居高不下。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CEPA协议的签署，众多的跨国公司加速向珠三角一带转移生产基地，以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一个综合各门类的超大型工业原料市场、一个现代化的物流平台，已经成为珠三角发展的必需要件。   在港深两地发展多年的马介璋看到了这一商机，经过成熟思考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也是在国内投资的香港企业巨头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和梁满林，五位企业家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投资26亿元在深圳打造一个最先进、最专业的国际化工业原料交易基地，整合珠三角制造业的产业链。   2002年8月，华南城项目正式产生，2003年11月破土动工，随后便创造了380天完成首期50万平方米建筑工程，28天建成一座招商中心，两个月建成一座展览馆，2004年12云首期开门纳客时，逾千商户蜂拥入城的奇迹。   如今的华南城，已经真正成为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将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电子、印刷纸品包装、五金化工塑料五大制造业原料整合在一起交易、展示基地，其专业性和先进的服务已经为世界所瞩目，滚滚商机已经随着华南城的不断成熟源源而来。   在深圳的巨大成功刺激了马介璋深入内地的野心，效仿达成集团依托大陆的成功之道，“佳宁娜舞步”这一次移向湖南益阳。   由达成集团投资的益阳梓山湖整体开发经营项目，是港深企业当时在广东之外的泛珠三角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达28亿元。   那么当初马介璋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资金掷向一个内地三线城市呢?   马介璋解释说，选择益阳这个地方投资28亿元是经过多方考察后确定的。作为洞庭湖明珠的益阳拥有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离省会长沙和黄花国际机场仅一个多小时车程。前些年，佳宁娜集团在广东投资较多，但广东经济已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而益阳正处于起飞阶段，不仅成本低，而且投资项目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这个项目同样有着不可比拟的地利优势，所处的地块在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城市圈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回顾过去的成长历程，能够住抓机遇、勇于开拓和诚实守信，是马介璋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   上世纪80年代初，马介璋敢于掌握投资优惠政策到南非设厂，使集团成为南非最大牛仔裤服装的供应商，并由此而壮大集团的全球分销网络至欧美各地。过去20年，马介璋更懂得抓紧内地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在国内作大量投资，使集团在国内的餐饮业及房地产业占一席位，并为“佳宁娜”建立了一个全国知名的高级餐饮及食品品牌，为集团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诚实守信是马介璋成功的秘诀。早年创业，马介璋与一个德国商人谈成一笔生意，那人要求第二天早晨看合同。达成意见时，公司秘书已经下班。由于那时候秘书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介璋只好自己摆弄起了打字机。整整一个晚上，艰难地敲出一份合同书。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份合同按时送到客人住的酒店，那个德国商人看了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乐了。马介璋老实相告，这份合同是自己一宿没睡打出来的。德国人说，合同表面不规则，但内容简洁，数字没有错。就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因为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几十年来，这个德国人都是马介璋的生意伙伴，并且成了好朋友。   由于良好的信誉和为人之道，马介璋获得了商界颇多支持。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香港服装实施限额制，但他却一下子获得港府10万条牛仔裤的配额，占了全港配额的相当一部分。就算后来在房地产上吃亏，出走南非重新创业，由于信誉不跌，名誉不倒，他获得了美国客户大批订单，迅速从房地产业失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元气。   家住罗湖的汤丽女士一直记着这样一件事。1998年的一天，她和朋友到深圳佳宁娜潮州酒楼吃饭时邻店突然发生火灾，店内一位负责人沉着指挥顾客和员工撤离。她好意提醒顾客尚未买单，那人说：“生命比金钱重要，一律不用买单了!”她对这位最后一个撤出来的小个子非常钦佩，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老板马介璋。     2006年对于马介璋来说，绝对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马介璋开始走马上任香港潮州商会第45届会长、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第一届理事长。   这一年的8月30日，有85年历史的香港潮州商会在中环会所举行第44届、45届会董会交接仪式暨会董会议，前任会长庄学山在致辞时这样评价马介璋：“马会长服务潮州商会多年，热心社会事务，出任多项重要公职，获港府及内地给予不少赞扬和荣誉。”   10月中旬，又一个重任压在了马介璋的身上——马介璋当选为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首届理事长。   马介璋认为，潮剧是潮人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和精萃，不但深受海内外2000多万潮人的喜爱，而且深得文化艺术界行家的高度赞赏。上世纪50年代，潮剧曾进北京入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开国元勋的赞扬。   马介璋说，潮剧更是我们2000多万海内外潮人维系感情的纽带，因此，我们有责任去珍惜她，弘扬她。   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的成立，乃是潮剧史上一件前无古人且具特殊意义的盛事。马介璋应邀出任第一届理事长，是马介璋的荣耀，同时也不难看出其在海内外潮人心目中所享有的盛誉。   2006年 10月15日，马介璋率领“三代海外潮人寻根之旅”团队抵汕。谈到此次活动的目的，马介璋表示，最近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汕头召开粤东地区工作会议，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香港潮州商会、潮属社团总会本次组织一批会员前来汕头旅游，希望抓住这个机遇，发动海外乡亲多来汕头参观考察，了解情况，为他们来汕投资创业起到介绍、推动的作用。   马介璋言词朴实，而他心里挥之不去的潮汕情结已赫然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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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80岁后的保守与理性

  最近出炉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李超人”再度毫无悬念地蝉联首富，但是所有的相关报道都不忘在标题中提上一句：“其总资产缩水一半”。与此同时，李嘉诚在内地的一系列运作，也在市场层面引起了非议。当所有人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心惊胆战的时候，超人究竟会如何续写他长达60年的不亏神话？     保守：烧水加温总会过热     李超人语录做生意似划艇，我一定会想：有没有足够气力由A到B？又想：有气力划回来吗？     李嘉诚最常使用的词汇是“保守”。     或许也正因为保守，这个80岁老头总是能够比年轻人更敏锐地捕捉到风险的气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早在2006年，他就提醒和记黄埔的高级管理团队，要减少债务、准备好应对危险；而在2007年5月，他以少有的严肃口吻提醒A股投资者，要注意泡沫风险，半个月之后，“530”行情开始拖累A股一路暴跌。     2007年8月，“港股直通车”刺激市场出现非理性飙涨，李嘉诚再次发出忠告，香港股市与内地股市均处于高位，投资有风险。也正是在此时，他公开提醒股民要留意美国的次贷问题，而此时大规模的次贷危机还远未爆发。当时，一些股评家曾尖锐地批评李嘉诚“不懂股票市场”，但最终事实证明了孰对孰错。     比起在金融危机中栽了跟头的华尔街行家们，李嘉诚的明智幷不是来源于任何深奥的理论。恰恰相反，他用了一种过于朴素的语言来解释自己对于金融危机爆发的认识：“这是可以从二元对立察看出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烧水加温，其沸腾程度是相应的，过热的时候，自然出现大问题。”     精简：“持盈保泰”与“神来之笔”     李超人语录你一定要先想到失败，从前我们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老话：“未买先想卖。”在你还没有买进来之前就要先想怎么卖出去。你应该先想失败会怎么样。我在做任何项目时，都会要用99%的时间去考虑失败，用1%的时间去考虑收益。     尽管由于长实与和黄的股价下跌，导致李嘉诚的身家出乎意料地“缩水过半”；但是港交所披露的数据显示，由于2007年其在股价高位时将多只中资股及时套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损失。同样是出于这种谨慎的做法，当富豪榜上的其它巨擘纷纷因炒作累股证而折戟时，李嘉诚的保守更有了些独善其身的意味。     “持盈保泰”是李嘉诚应对危机的公开策略，“精简投资”则是其核心所在。     仅从2007年中资股套现的过程中，李嘉诚便实现回笼资金至少上百亿港元。对持有近10年的南方航空，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密集减持10次之多，共减持1.62亿股，套现17.02亿港元；对中远控股的6次操作，则使其获利44.07亿港元；二五次大幅减持中海集运，则令他套现20亿港元。     有人替李嘉诚算了一笔账，如果李嘉诚没有进行减持，而依然将这些股份保留至去年10月底，那么他对这三只股票的实际持有价值仅剩不到14亿港元，其跌幅高达86%至91%。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一贯强调“做实业”的李嘉诚对于“股神”的头衔毫无兴趣，但是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这腾转挪移间的“神来之笔”。      “要永远相信，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要赶紧出来，所有人都不玩了再冲进去。”李嘉诚在长江商学院的一次课程上的表述，与“股神”巴菲特的“恐惧贪婪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福布斯》富豪榜公布后，香港《大公报》撰文指出，富豪们缩水的财富是以股份市值为主的数字，其实质是“虚拟财富”。只有持有现金的人，此时才真正拥有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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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为《阿甘正传》流泪 成功者就得朴素

  相信绝大多数陌生人在与李嘉诚接触之初，都会诧异于简单的一面。他拥有着儿童式的灿烂笑容、言语也如不加雕琢般简洁跳跃，谈起一些热衷的游戏，如在高尔夫球场上战胜友人，他会像任何一个在游戏中获得成就感的少年一样，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与那些极为在意饮食健康的年长企业家不同，李嘉诚至今仍喜爱吃薯片这样“不健康”的食品。 据说，李嘉诚曾因电影《阿甘正传》而潸然泪下，虽然比起命运如羽毛般随风飘荡的阿甘，世情练达的李嘉诚选择命运的意识和能力都强出太多，但其成功的基础，也是对于一系列朴素价值观的反复实践，这与阿甘在懵懂之间履行单纯的价值观倒颇有类似。 　　李嘉诚做事的基本准则是认真、投入，1957年进入地产业之初，他手持一块秒表做“尽职调查”穴duedili-gence雪，从汽车站等热闹的地方步行到自己待购的目标，估算未来人流状况，时至今日，他仍自信于外界询问他问题，他平时有准备，可轻而易举地给出事实或数据，并自信“超过90%是对的”;受过贫苦洗炼的他崇尚节俭，对于任何能够降低成本的技术都充满兴趣，这让他在经营塑料花厂时就成为了优化流程的专家，到了今天，他也会为网络电话Skype而兴奋;他对风险高度戒备，并深知现金储备的力量，正因此，李嘉诚一生中几次重大的交易，比如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和1985年买下香港电灯，都是在极短时间内调动巨额现金完成的，这令任何一个竞标对手望尘莫及;李嘉诚珍视声誉与承诺，14岁其父去世时，他对父亲做出承诺：“我们一家人一定生活得好好的”，从此便拼尽全力工作及自学，这种一诺千金的品格，延伸到他对待商业伙伴和员工那里，从此意义上，今天拥有23万名员工的和黄就像他的家庭观念的延伸。 　　不可否认，坚守极为朴素的方法论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运行，李嘉诚毕竟是个商业天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时，他就在和黄系内提醒高级管理团队，要减少债务、准备好应对危险。而在2007年5月，全球次级债风波尚未爆发之际，他也数度提醒投资者需谨慎。关于为什么他能感知连诸多华尔街大行都忽视的灾难，李嘉诚给的回答朴素却又富有玄机：“这是可以从二元对立察看出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烧水加温，其沸腾程度是相应的，过热的时候自然出现大问题。”——这很好地呈现了多年来外界对于李嘉诚的迷思：似乎他能像观察烧水的进度般，对抽象、复杂、变化多端的市场直观地做出读解。 此种天才很难被模仿，但略为功利地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相对简单地归纳李嘉诚的内心，那它或许是由两种品质构成的：一方面是深厚、广博的商业才华，另一方面则是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两者交融，不会偏倚于一端?熟悉李嘉诚的人会将这种微妙的平衡分解为两种人格：其持续58年的旅程之所以总有突破，很大程度上因为李嘉诚有着无止境的好奇心，由于平时对经济、政治、民生、市场供求、技术演变等一切尤其对他经营行业有关的最新数据和讯息全部了然于胸，故能于机会来时迅速作出决定。而他没有像绝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被接连不断的成功冲昏头脑，则因为他有着不停反思而形成的克己能力。 　　两元世界李嘉诚极爱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赤壁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这几篇宋代散文。其中尤喜《游褒禅山记》的一段文字：“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如果要对王安石的这段文字做些适于今天商界的诠释，或许巴菲特——这个比李嘉诚小两年零一个月的人多年来一直被外界视为彼此对比的对象——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着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是合适的：“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这本书恰到好处的、清晰的指明了框架，你所必须做到的，就是约束情绪。”一方面，寻求“求思之深，而无不在”的深刻、开阔的知识结构，这需要发自天性的好奇与活力，另一方面，在兼具志、力、“不随以怠”的情况下，“至于幽暗昏惑”还能被点醒，最大的力量就是反思带来的明辨与自制。 　　在少年时期，李嘉诚便中断了正规的教育，但他却自发的通过购买、交换旧书完成了自学，养成“抢知识”的习惯和“不择细流”的阅读口味。众所周知，除了小说，李嘉诚遍读从各公司年报到科技、历史、宗教等各类书籍。 　　这让那些常伴他身边的人也会时常惊讶于他的新鲜感。比如，在谈及世界经济时，李会顺手拈出像“22个阿拉伯国家的GDP总和还超不过西班牙”这样的一些外人不太留意的数据，而在谈及节能建筑这样的专业问题，李能像一个材料学专家般侃侃而谈，甚至，他专门要求别人为他讲解Web2.0方面的知识。这并非因为他投资了Facebook这个全世界最热门的社区网站，而是因为，他想知道自己孙女一代以后怎么了解世界的知识。 如果可以总结李嘉诚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两个方向。其一是他业务所涉及的种种专业知识，比如如何将油砂精炼为石油，或P2P技术将怎样影响移动通讯的未来;其二则是他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并不是率性的，而是认真预先设定自己看问题的好角度，然后像搜索引擎般尽可能全面了解相关信息。因此，他喜欢了解各国的文化、历史，以及这些世情如何积淀为今天还在影响人们思考的力量。 　　这最终让李嘉诚成为一个东西文化结合体：像西方饱受职业训练的经理人一样重视数据、依靠组织和制衡的管理法则，也像外国商人一样发自内心的乐于迎接竞争带来的压力和成就感，另一方面有着东方的谨慎谦虚，始终坚持东方企业家关心、重视员工的长远前途的传统。李拥有一群追随他多年、得力可靠的高级行政人员，令他引以为傲。 　　反求诸己每年6月底，李嘉诚常出现在他所捐助创立的汕头大学，与学生们分享一些关于人生的心得，今年，他的演讲主题为“自负指数”。在这一短短10分钟的演讲中，李嘉诚将傲慢比喻为“能力的溃疡”，将时常自问是否过分自大等问题喻为其成功的秘诀。 　　据熟悉李嘉诚的人说，这种自问从不止息。他每天清早会自问：我的努力和蒙上天眷顾，取得今天的成功，应如何做得更好?而到晚间，又会如演讲中提及的反思：“我有否过分骄傲和自大?我有否拒绝接纳逆耳的忠言?我有否不愿意承担自己言行所带来的后果?我有否缺乏预视问题、结果和解决办法的周详计划?”或许在外界看来，这种简单的反问并没有太大的效力，但幼年时经历过巨大而绵长的苦难，让李嘉诚并不敢对未来抱有侥幸心理，这些反思就不可避免的诚实。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没有经受过正规商业学校训练的李嘉诚坚持着一些极尽基本的商业原则，而它们或者来自于幼年的家教，或者来自于他早年做生意时的教训总结。如果说李嘉诚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敏锐，其中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犯过的错误强烈反思的能力——他不会寻找宽容自己的借口。 　　比如，李嘉诚或许是全世界最重视现金流的商人之一，在2007年财年结束时，和黄拥有着1110亿港元的现金及现金等值的资产。而李嘉诚对现金流的高度珍视，很大程度上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李嘉诚的身边一直保存着他第一块手表的包装盒。“这里面没有珍宝，也没有秘密，但它却是一个教训。”他说。 　　这个教训可以回溯至1950年代李嘉诚创业之初。还在经营塑料花业务的李嘉诚收到塑料花买家付款的一张期票，讲求信用的他随即给原料供应商开出一张期票作结数，希望到时买家支付的款项存入自己的户口后，供货商也可兑现李嘉诚的期票。 不巧的是，李的买家未能践诺，而并不富有的李嘉诚必须为自己的信誉东拼西凑，可惜仍未能凑足所需数目：幸好，他平时会随手把多余的硬币放在那个包装盒里，而这些无意间积攒的硬币竟凑足了不足之数。 　　这种由硬币付款到今天千亿现金的关联，外人很难理解。但对于李嘉诚而言，他能从5万元的积蓄和借款发展出12家总市值逾万亿港元的上市公司，根本而言，正是因为他能够从最微小的教训中学得避免犯大错误的方法——在与李嘉诚交流时，他总会将话题引向自己的青年时期，这或许说明，当年太多的事情留给他过于深沉的影响，以至于即使他管理着一个业务遍布57个国家的商业帝国，仍不可避免的从过往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李嘉诚说，22岁他创立长江塑胶厂时，他“知道光凭能忍、任劳任怨的毅力已是低循环过时的观念，成功也许没有既定的方程式，失败的因子却显而易见，建立减低失败的架构，是步向成功的快捷方式。”回顾早年商业生涯，李嘉诚并非没有犯过错误，而他将这些错误提炼为新的人生哲学的能力，实在令人吃惊。 　　1950年，在其塑料花工厂成立时，为了节省微薄的租金，李嘉诚选择了一个货仓做工厂。不久之后，因香港连降暴雨，刚刚添置的塑胶机器被逐一泡坏，结果开业后不到两个月就需另觅厂房经营。李嘉诚并未以“运气不好”为由怨天尤人，而是开始思考，未来每做一件事，需将其种种环节考虑周全，并给自己留出余地。 　　日后，当他有钱买下一艘游艇，已经被训练得极为谨慎的李嘉诚定制了两个引擎，两个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如果两个都坏掉，我船上还有一个有马达的救生艇。”这个教训可以回溯至1950年代李嘉诚创业之初。还在经营塑料花业务的李嘉诚收到塑料花买家付款的一张期票，讲求信用的他随即给原料供应商开出一张期票作结数，希望到时买家支付的款项存入自己的户口后，供货商也可兑现李嘉诚的期票。 　　不巧的是，李嘉诚的买家未能践诺，而并不富有的李嘉诚必须为自己的信誉东拼西凑，可惜仍未能凑足所需数目：幸好，他平时间会随手把多余的硬币放在那个包装盒里，而这些无意间积攒的硬币竟凑足了不足之数。 　这种由硬币付款到今天千亿现金的关联，外人很难理解。但对于李嘉诚而言，他能从5万元的积蓄和借款发展出12家总市值逾万亿港元的上市公司，根本而言，正是因为他能够从最微小的教训中学得避免犯大错误的方法——在与李嘉诚交流时，他总会将话题引向自己的青年时期，这或许说明，当年太多的事情留给他过于深沉的影响，以至于即使他管理着一个业务遍布57个国家的商业帝国，仍不可避免的从过往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李嘉诚论人生李嘉诚并非一个著名的演说者，这与其讷言敏行的风格有关，还因为，与外界期待其讲述的经营秘诀不同，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仔细考究便不难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2008年，关于“自负指数”的演讲中，他说：“在‘卓越’与‘自负’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并不容易，因为有信心、‘勇敢无畏’也是品德，但沉醉于过往和眼前成就、与生俱来的地位或财富的傲慢自信，其实是一种能力的溃疡。”2006年，他重提胡适的文章《差不多先生》，回忆起自己在战乱中背井离乡时建立的信念：“理性误区中是不可能建造信念或希望”。 　　2005年，他在长江商学院谈“管理的艺术”时，指出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是一大重任，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什么模样是建立尊严的基础……思索是上天恩赐人类扞卫命运的盾牌，很多人总是把不当的自我管理与交恶运混为一谈，这是很消极无奈的，在某一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2005年，在汕头大学的演讲，他谈及毅力和心力：“如果你认为毅力是每分每秒的‘艰苦忍耐’式的奋斗，这是很不足的心理状态，毅力是一种心态，不是一种生活。真正有毅力的人清楚自己人生的目标，且愿意承担责任，有颗坚强、又充满着希望的心。 　　知道什么是原则、事实与正义，有极大的勇气和谨慎。”而“心力是理性和理智心灵的发展，通过终生思索和追求学问的人一定不会掉进时间的迷宫，在营营役役中黯然失去生命的光彩。善于学习的人能领会和掌握未来，好学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2002年，他在汕头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上，列出了自己认为成功所缺一不可的素质：坚毅、勇气、有志、有识、有恒、有为、诚恳、可靠、有礼、宽容、公平、正义、洞察、智慧、尊重、正直、和善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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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少慈：逆势而上的攀岩者

  「借五岳浩气，纳昆仑龙恩。抱神龟玉柱，揽日月辰星。晒天地万物，威镇潮汕矣。」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拜读到《潮汕赋》时，顿时就被赋中开篇彰显出的一种云山气度所震撼，心想能写出如此豪迈语句的作者定是心境博大、登高望远之人，于是也就有了见其本人的欲望和冲动。 前些天，经朋友引见，终于见到了《潮汕赋》的作者陈少慈。眼前的少慈着装随意、举止洒脱，虽言语中也不乏艺术家惯常的气质，但怎么看都像个率性所为的「愤青」？     陈少慈，字华仙人，1962年生于广东潮汕。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陈少慈中学毕业便踏上了军旅生涯。转业后，当别人都在为谋得一个稳定的单位四处活动时，他却投身企业界，从事起商贸工作和古书画鉴赏。     1986年，陈少慈只身前往湖北，受楚文化熏陶，经历风雨沦桑后的陈少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尽情游弋。他认为，从事古书画鉴赏，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史知识作积淀。2001年，他成为我国著名书画大家钟鸣天先生唯一的关门弟子，正是钟鸣天的治学精神和要求他「多看、多学、多写」的勉励，才陪伴着他在自己喜好的求索之路上渐行渐远……    陈少慈从小热爱文学，尤其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学和诗书画情有独钟，由于从未进入过文科大学的殿堂，他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研文习艺上。随着业务的长进和素养的提高，当别人都在书法美术、古书画鉴赏上下力时，他却对已成偏门的中国辞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个人追求的胆识、气魄和勇气，于此可见一斑。     有关少慈，媒体有这样的定位：长于诗书画鉴赏，书法和辞赋撰写。中国著名古书画鉴赏家，诗人，辞赋家，书法家；湖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十堰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艺术品鉴赏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理事、深圳市专家联合会研究员、深圳市专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深圳潮商会副秘书长，泰泷斋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主人，赤壁画院院士。他告诉记者，面对这些头衔，他现在更为看重的还是辞赋。     陈少慈因《潮汕赋》在中国辞赋界名声大振，得到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褒奖。谈及这篇以歌颂家乡为主旨的呕心沥血之作，陈少慈感慨尤深。他用一口夹杂着浓浓潮汕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潮汕是水乡、侨乡、商贸之乡，自古闻名于天下。一千多年前，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到潮汕当刺史，播下了文化火种。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著名国学家铙宗颐，都是潮汕人。但从古至今，却没有一篇真正介绍潮汕的辞赋。「我就是要通过带头创作《潮汕赋》，填补历史上潮汕无赋的空白，改变外人认为潮汕人没有文化，只会经商的印象。」问及创作《潮汕赋》的动因，眼前的少慈无不动情地说。     事实上，《潮汕赋》不仅填补了以赋的形式推介潮汕人文地理景观的空白，其如此精准的对仗在同类赋文中也不多见。对于《潮汕赋》的创作水平和社会价值，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原《文艺报》主编郑伯农曾作如是评价。     郑伯农介绍，陈少慈的《潮汕赋》以四言为主，杂以少量五言、七言。总体感觉简约古朴、气势不凡。在五百多字的古文中，陈少慈用生动的笔墨勾勒出潮汕的历史沿革、山川草木、人文习俗和当今巨变，笔底透露出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自豪之情。     为什么现在的辞赋和诗歌难成经典，今人何以总是超越不了古人?陈少慈认为，主要是通篇缺少哲理性、艺术性和鉴赏性。他说，他崇尚历史上的辞赋大家，却不迷信大家。为创作《潮汕赋》，少慈将毛泽东的《沁园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苏轼的《赤壁赋》摆在案头，反复研读，吃透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潮汕实际，8易其稿，最后在两个小时内一气呵成。     陈少慈说，文章应讲究前后一致，所谓天地开合天地收。《潮汕赋》开篇的六个动词足以体现整篇辞赋的气度，但一篇辞赋仅有气度还不够，还必须注入艺术的形式。他说，这就好似一栋宏大的建筑，有了钢构骨架，还要配以风格相近的装潢。《潮汕赋》中的「大明大德，清月清风」就是用艺术的角度描述明朝和清朝。　　     多年来，少慈乐于寻古觅迹，遍游三山五岳，并时有新作问世。作品《陈少慈诗联集》、《小春秋》、《鹏城八景》、《潮汕赋》、《名人撰联集》、《东江赋》都是他行走江湖留下的痕迹。少慈乃军人出身，从他轮廓分明的面庞不难读出其内心的坚毅和果敢，如果这样的性格会令他的作品主题深遂、角度高远，那陈少慈云游四方、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似乎可以注定其表现形式必是个性彰显、气势如虹。     由于经常拜访各大名家，陈少慈的作品在风格上可谓博采众长，已自成一家。辞赋这样，诗联也是如此。「一门通南北，两岸气吼天。登台摘日月，眨眼诗千篇。」陈少慈的这首《颂朝京门》，气势何等阔大！他说，他不太主张以诗词的形式简单地寄情山水，当别人都从母亲河的角度描述黄河时，他却用自己独有的角度将传统与现代、写景与言志融合的恰到好处:「万丈艳黄龙，云帆共际东，源清通四海，脉搏向阳红。」(《颂黄河》)     陈少慈介绍，赋的特点在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尽管现今赋诗填词撰联，已有许多人早就突破了格律的桎梏，特别是普通话四声中，没有入声，作诗撰联，很难把握，但陈少慈爱其力作，不愿以「声」害「意」。在他的《颂朝京门》中，「两岸气吼天」一句，舍「震」、「卷」而取「吼」字，就是他不受词牌格律的束缚，只求意义表达精准的例证之一。     陈少慈说他不怎么读当代诗词，而钟爱古人名作，问及原因，他说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独辟蹊径，直逼历史名篇的那种气势和境界。正是在这样一种动力的驱使下，当别人在五岳脚下仰望高山时，他却以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胸襟，写出了大气如《骨之傲》的诗篇：遇江横渡过，碰海竖天飞，五岳居宏伟，大千眼下微。「虽然这首诗超越不了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但离那种气势也不远了吧！」看的出来，少慈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自信。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汉唐时诗与赋是并举连称的，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自东汉班固《两都赋》问世以来，以赋写名景胜地，迅速蔚然成风，两千年来络绎不绝。张衡的《二京赋》继《两都赋》之后再次引起轰动效应。左思的《三都赋》直令洛阳纸贵。至于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千古绝唱，世世代代为万民所争诵。尽管对于现代人来说，赋似乎远不及诗词、小说、散文那样脍炙人口。但自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赋这种古老的文体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著名学者郑伯农释文中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既要继承前人的创作成果，用它来丰富今人的文化生活，还要继承和革新前人所创造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经验，用它来表现今天的新生活。近百年来出现的文学新品种，充其量也就是文学天地中的半壁江山，仅靠它们是不可能全面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譬如老百姓过年，需要大量新的楹联，而我们的文学部门几乎很少考虑这方面的社会需求。又譬如我国产生了许多新的旅游景点，需要相应的诗词歌赋楹联与之相搭配，以提高它的文化品位；即使是老的景区，也需要新的诗词歌赋楹联，而我们在这方面也很少有所作为。     解决这一类难题，既要靠专业文学家的努力，也要靠陈少慈这样年轻作者的奋斗。他们执着，痴迷。他们不追求热门，愿意干那些并不显赫，但确实于文化建设有益的事，能够填补文学事业的空白。     最近《光明日报》开设「百城赋」专栏，再次弘扬了以赋写名景胜地的悠久传统，也再次把这种古老的文体推到了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之下。陈少慈对当前赋的升温，持乐观态度。     无限风光在险峰! 陈少慈，分明就是一位独辟蹊径、逆势而上的攀岩者，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为之钟情的辞赋。就在采访时，欣闻《潮汕赋》与广东古典诗词创作研讨会在广东岭南广博研究院成功举行。在此，记者祝愿他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向着辞赋创作新的高度不断进发，也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为这位来自潮汕地区的中国「赋客」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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