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人玫瑰手余香 ——央视主持人谢映玲助力潮人盛会
视主持人谢映玲助力潮人盛会
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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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青访谈
潮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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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9日。今天汕头存心善堂举办“盂兰盛会-水灯会”。按传统的说法，水灯是为了给那些冤死鬼引路的。灯灭了，水灯也就完成了把冤魂引过奈何桥的任务。
08月30日
刚刚率领第七届潮商大会主席团走访完京沪苏各地潮汕商会后,第七届潮商大会主席、著名国学智慧人生导师、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秋潮书院荣誉院长方秋潮先生8月28日飞抵鹏城，应深圳市汕头商会、善缘联合会等社团的邀请，为鹏城数百位企业精英分享国学智慧人生感悟。8月28日下午3:00，深圳汕头商会大礼堂座无虚席，各位在深圳工作的企业家听闻方秋潮主席亲自开讲，大家都提前到场，都为能有机会近距离的学习到方秋潮主席的国学智慧而感到无比激动。其中，部分学员还是专程从惠州、东莞、潮汕等地提前一天赶来参加讲座，以饱满的热情、谦逊的求知欲迎接秋潮国学人生感悟的开讲。
08月30日
在世人的心目中，寺院乃红尘不到之地。事实上，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寺院要保持自身的神圣性和纯洁性并非易事。所以说，佛教也同样存在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是与时并进，还是闭关自守？由此还衍生了更多的具体问题：从寺院经济的来源和使用，到僧人对待财富的正确态度等等。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济群法师对此有其深刻的认识。 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济群法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商品社会，虽然民众生活因此得到了改善，但一味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包括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道德的下降，纯朴民风的失去。而所有这些，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体都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所以，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更多的是感到忧虑。我并不否定发展经济的作用，但更关心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希望社会能够全面而和谐地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甚至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为前提。 寺院不是世外桃源，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国内的寺院，多数已成为旅游点。而政府又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寺院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寺院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但宁静的环境和纯朴的道风也在逐渐失去。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这是让我最为担心的。 北京有位居士读到《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发表于《人世间》创刊号）之后，对我在文中总结的这几点误区现象深表认同。他在来信中还提到：目前，教界原有的问题尚未解决，更出现了商业化的现象。可见这一问题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认为，佛教走向商业化，其实就是走向世俗化的表现。在发展经济的大气候下，很多寺院从发展旅游到发展各项服务行业，甚至连经忏佛事也演变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长此以往，佛教主体的神圣性将越来越淡化，最后可能就和世俗没什么区别了。如何避免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是当今教界应该探讨的首要问题。 我觉得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首先是把握好开放的尺度，其次是加强僧众乃至整个僧团的自身建设。 作为出家人，和社会的接触要保持一定距离。现代社会的诱惑太多，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红尘滚滚，所以现代人修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难。在过去，一道围墙就能保障寺院的清静；而今天，电视、电话、网络都能突破围墙的阻隔。除非具备很深的定力，否则单靠个人力量，的确很难抵挡世俗的冲击。而一个如法的僧团，就是抵挡尘世的一座堡垒。所以生活在僧团中，远比独自居于精舍更有利于修行。 而作为僧团来说，想要完全封闭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学佛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身解脱，同时还要利益社会，这就必须与社会保持沟通。但在面向社会的同时，要把握好开放的尺度，尤其要加强对电视和网络的管理，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地点内对僧众开放。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道风建设，通过戒律和禅修来提高僧人的自身素质。只要信心道念坚定了，就能明确作为出家人的本份和职责是什么，自然也就有能力抵制社会的种种诱惑，从而自觉维护个人乃至僧团的纯洁性。而这一点，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08月29日
潮汕文化
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且与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王志远教授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 因果观念是佛教为中国带来的最具影响的礼物（资料图）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佛教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1998年，我担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的秘书长，有关部门在纪念活动的批示上加了四个字——“隆重热烈”，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这种重视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看法，我们已经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至今，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佛教在中国发展并向越南、日本、韩国延伸，形成整个东亚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从日本，现在又从中国向欧洲、美洲传播，所传的佛教都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四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按照最新观点，我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现在离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和自身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佛教服务于帝王、贵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中国人变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与臣民之分。佛教徒作为独立的人，需要为现代社会作贡献。佛教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说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需要像释迦牟尼遍游各地、讲经弘法一样，请佛走下神坛，从社会中来，走回到社会中去。 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导师、心理辅导师、人生引导者。目前这个转变过程还只是刚刚在进行中，还有相当的一个进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来是必然的。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群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
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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