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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惠娜：建筑业的巾帼英雄

  建筑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历来极少有女性涉足。在很多人眼里，高高的脚手架、粗犷的建筑工人，很难与娇小柔弱的女子构成一幅和谐的图画。然而在佛山的建筑行业里，在这块男性角逐的领地上，却有着这样一名女性，她以特有的方式完美的诠释了这刚柔并济的和谐———这个巾帼英雄就是佛山市汇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惠娜。 1988年8月，潮汕姑娘周惠娜来到佛山，调进刚成立一个月的城区建设总公司，凭着她的聪慧精干，她先后被提拔为人事科长、公司副书记。 1994年，城区建设总公司陷入困境，周惠娜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之后，她才发觉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不乐观。 在她的带领下，公司上下一心，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扭亏为盈。同时建筑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大检查中，由原来的倒数第三变成正数第三名。而周惠娜自己，也连续三年获得佛山市“城区十大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2002年6月，公司进行了转制改革，全员职工持股的“佛山市汇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现在的汇博公司坚持走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和其他配套的综合经营发展道路。投资创建了金源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汇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开发了汇博华庭、汇博星辰等商住项目。 周惠娜，这位在建筑行业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潮籍女企业家，为建设和谐佛山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她的自身价值，创造了一个绚丽的人生。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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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波儿：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人

  陈波儿，1910年生，原名陈舜华、陈佐芬，字棠秋。生于潮州。著名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坚强战士，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位女编剧、女导演，新中国电影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 青少年时期，她先后在香港、厦门、南京、上海、日本游学。陈波儿是最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的女明星。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加入由恽代英、郭沫若创立的“中国济难会”。翌年，她与鲁迅、田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１９３５年，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她与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处女作《青春线》，不久，转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后主演《桃李劫》而蜚声影坛。 抗战始，积极跟随宋庆龄等人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1938年12月率大后方妇女儿童考察团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袁牧之共同编导、演出了《延安生活三部曲》。1940年，党中央派她回重庆，险遭国民党特务的阴谋逮捕，返回延安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先后导演了《马门教授》、《俄罗斯人》等话剧。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成为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和中坚力量。 日本投降后，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她还非常重视电影干部的培养，解放战争期间，在她领导下，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办了四期电影干部培训班，培养了350余名青年干部。共和国诞生后，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创建了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任该所所长。新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就是由此开始并逐渐发展为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1949年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中国即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1951年11月9日，陈波儿在上海与编、导、演、创作人员座谈作讲座时心脏病突发，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翌日逝世。13日，北京举行了追悼陈波儿大会，陈波儿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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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惠君：剪纸界的“珠穆朗玛峰”

  魏惠君，1969年生，潮阳人，2008年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其自幼受祖母剪纸艺术熏陶，学习剪纸。1991年工作后在潮阳文化馆一直从事潮阳剪纸的研究、整理，及题材性创作，经常应邀赴各种大型艺术活动作现场演示及到学校教学，传授剪枝技法。 作为一位获得过国际剪纸艺术展金奖的汕头民间剪纸艺人，魏惠君擅于将潮阳剪纸的神韵与技法相融汇进行题材性创作，把潮阳剪纸的神韵技法融入其中，其作品屡屡获奖。其中，《红红的日子》、《节日》、《英歌舞》等被收录于《潮阳民间艺术三瑰宝丛书——潮阳剪纸》，《家乡三瑰宝》被编入《中外剪纸精品》。至今，独立创作的作品有40多件，修复整理的剪纸作品有300多件，有53件作品被不少图书馆特藏组收藏。而为中央电视台“快乐中国”栏目组设计的赠品图案备受欢迎，已被分赠到170多个国家。 魏惠君的原生态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文、纯手工的制作使其深受赞誉，曾被西安美院教授程征称作在中国剪纸中艺术造诣到达“珠穆朗玛峰水平”。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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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儒永：潮籍女院士不让须眉

  郑儒永是当前唯一的一位潮籍女院士。1931年，她出生于香港，祖籍是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系统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她的大半生岁月是在中国大陆度过的。她的人生为世人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真正含义。 郑儒永从小就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她高中就读于广州真光女子中学，高中3年一连6个学期都是优等生，被保送到岭南大学植物病理系就读。1953年，郑儒永毕业分配进入中国科学院，在刚成立的微生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 她对科研工作的要求近乎苛刻，写作一篇论文往往“数年磨一剑”。她因患上骨质疏松症和腰椎半滑脱的脊柱病，动手术，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并“铆上”了10颗钢钉。医生嘱咐两年内不能像常人一样长时间地安稳坐着。于是她全凭双腿支撑，每天站着工作7个多小时。 郑儒永说：“研究要做到让外国人没法再做的地步，只能在你的基础上再去发现。”她善于独立思考，不畏挑战权威，她的研究成果攀上了世界第一流的境界。她一直致力于真菌分类的合理化与完善。1976年起，郑儒永对白粉菌目进行了详尽研究，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1985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和接近自然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保持了16年的国际领先地位。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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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潜艇之父"——揭东籍黄旭华

  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的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新寮村是个人杰地灵的村落。206国道和广梅汕铁路贯穿全境，玉湖高速路出入口就位于村口，明万历六年（1578），当新寮村创始祖心境黄公带家父鸣鹿公灵灰寻境来到此地时，见这一境群山环抱，两条山溪相交汇，真可谓山清水秀，聚气藏风，便决心在此建厅筑堂，开山造田，繁衍生息。新寮村的“地灵”曾有一说：有官员经此，见境后竟不约“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皆赞此地必出名人。果不其然，在近现代，就出了几个有担当的大人物，最著名的，当推“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黄旭华，1926年3月出生，在新寮村度过了他的年少时光。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曾任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1958年，中国核潜艇研制进入准备状态，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从那时起，黄旭华的人生就牢牢地和核潜艇拴在了一起。 为了中国的核潜艇，新婚不久，黄旭华告别妻子只身来到风暴经常光顾的试验基地。后来他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凉的小岛。他说荒岛上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平时，他没时间回家，大地震也顾不上回家。女儿说他是“到家里出差来啦”。妻子说他是玉湖“客家人”。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条件下，1964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试航。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 1981年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中国，成为继美、俄（前苏联） 、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为研制中国的核潜艇，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30年来，他的9个兄弟姐妹不知道他在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这个儿子在干什么，母亲从60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而正是他，在人们难以想像的困难条件下，用智慧、用无坚不摧的爱国精神，书写出壮丽的核潜艇诗篇。 2009年，黄旭华重回故里，得遇故家亲眷，在他的祖居地“崇德堂”（现保存完好）回忆年少时光。在短短的时间里，黄旭华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他的堂侄说，他这个堂叔平和得如同睦邻，一点架子都没有，那次来的还有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子孙亲属，面对家乡的山水，他和一群小字辈一样拿着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还拿出了他们在家乡拍的照片，与笔者分享那份特别的亲情。 新寮村的人杰，除了黄旭华，让村民津津乐道的还有清末时期一家三举人的黄国祥兄弟。 传说揭邑自清朝道光戊子年起，连续10年无人中武举人，朝廷将批揭阳为“臭县”，拟取消揭邑考生进入科举会试。当时揭邑蓝田都新寮村庠生黄国祥、黄袭祥兄弟，对此耿耿于怀，决心练出过硬本领，争夺乙酉科武举人。后来，黄国祥真的中了乙酉科乡试第四十三名武举人。荣归之日，县令特令全邑家家户户挂灯笼庆祝。 新寮村布局按五行风水结构展开，主要建筑呈现为“三厅一井”、“三街六巷”、“下山虎”的客家围龙屋风格，是揭阳客属代表，其古貌至今还保存完好。村道皆为石路，历400多年而不败，承载着新寮村的岁月打磨而依然坚挺。 行走于石路上，仿佛坐上了时空穿梭机，沿途是沉淀着的历史，彰显着的人文。三举人故居前高高竖起的旗杆夹和练武石，彰显的是举人的当年勇；曾做汾水战役后勤医院的番仔楼，彰显的是人民对革命军的鱼水情；还有村民最引以为傲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故居。 滋养着这片土地和人民的，论功该推东门坪的那口古井，井水依然清澈见底。据村中老人介绍，古井自创寨至今，水质清甘终年汲水不干，有失声者饮此井水，即声音嘹亮，每逢乡里酬神演梨戏，演员争相饮古井之水，往外乡时还会将井水带去，村里流传有“戏子偷水”故事。更奇者，乡里凡用此井水做豆干的，比其他井水可多做两块，且豆干又香又甜特好吃。1927年汾水战役时番仔楼曾作临时医院，本乡村民热心送古井水到临时医院，彭湃饮后，称赞不已。 而承载着村民欢乐喜悦的当属那座“分柑（大桔）桥”。大年除夕，年内生有新丁的人家会自发地挑着装满大桔的箩，来到分柑桥赠送给过桥的人们，让村民一起分享“添丁”的喜悦。晚上则按照“新丁头扫公厅、新丁尾扫老爷宫”的习俗享受这一“出丁”的荣耀。 新寮村的石路承载着过去和现在，而未来，这路也将继续延伸。瞧，206国道和广梅汕铁路贯穿全境，玉湖高速路出入口就位于村口，它的人杰地灵将带给它文化旅游的广阔前景。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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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习经：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社会变革之际，有人为主将、为先锋、为旗手，叱咤风云，引来如云应者，固能得一片喝彩之声；有人则坚守事业或节操，不为潮流所动，亦能赢得世人敬重。近代广东名流中，梁启超和曾习经就是这样的两个典型。 曾习经与梁启超是昔日广雅书院同窗，但此后两人处世做事风格大迥。梁启超与夏曾佑、黄遵宪等高举诗界革命的大旗，可谓近代文学革命的先锋，而曾习经更注重格律，梁鼎芬、曾习经、罗瘿公、黄节并称近代岭南四家；梁启超与康有为共同策动戊戌变法，世称康梁，名重一时，而曾习经则甘做遗民，躬耕陇亩，自食其力。曾习经不仅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也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梁启超曾在文章中称曾习经为“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帝阙龙纶绵世泽 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号蛰庵，揭阳霖田都（今揭西县棉湖镇）人。曾习经出生于官宦之家，兄弟四人中他排行第三。他天资聪颖，刻苦过于常人，弱冠之年即被选补为县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省城办广雅书院，聘请著名学者梁鼎芬为山长，在各府州县选拔高材生深造，曾习经与其长兄述经均被选中，与梁启超、麦孟华等同窗。曾习经在广雅得名师亲授，学业大进。不久他转到广州学海堂就读。 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习经与长兄一起中举，同科中举者尚有梁启超、张元济、汪兆镛、陶颐巢等。次年，曾习经赴京会试，又得中进士。他兴高采烈地回到故乡，将府第加以修葺，请人书写“进士第”匾额，并自撰门联：“帝阙龙纶绵世泽；臣家凫藻咏恩波。”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习经参加殿试，以成绩优异，授户部主事。他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官场生涯。不久，经户部尚书翁同龢举荐，曾习经升任机要补官，不久又调升户部员外郎。 楼头缺月夜何晓 曾习经与梁启超曾是学海堂同窗，光绪十五年，他俩一同进京会试，曾习经高中，而梁启超未取。光绪二十年（1894年），梁启超再次进京准备参加次年的会试，而曾习经已任职户部，他与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人“日相过从”，“文酒之会不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他与曾习经“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会馆共住，每瀹茗谈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时值甲午战败，曾习经“忧伤憔悴”，他与梁启超“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梁发动公车上书，在京师成立强学会，曾习经与长兄都积极参与。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临行，曾习经赋诗相赠：“楼头缺月夜何晓，骑马与君相送行”；“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依依惜别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梁发动戊戌变法，曾习经虽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从他的诗词可见，他也是主张新政拥护变法的。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飞花飞絮都含恨”，曾习经此时的诗词充满了愁绪。 俸入外一介不取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改为度支部，曾习经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当时朝廷实施新政，“部务新创”，度支部中修订税务及钱币制度、创办税务学堂、设纸厂、开印局，曾习经都是主办者，“擘划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刚甫手”。他在度支部时，“律己最严”，“俸入外既一介不取”，曾两次得光绪皇帝召见。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初，曾习经深知清廷大势已去，难以维持，先于清帝退位一日辞官。革命既成，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之位，到处罗致人才，准备复辟帝制。袁氏部属多为曾习经旧交，他们尝力劝曾习经复出，均被一一谢绝。曾习经不愿做“贰臣”，他打算做一位彻底的“遗民”，正如他后来曾自述：“余受朝廷厚恩，兼任数职，能于国变之先引去，大节无亏，差事自慰。节操二字不可不慎也。”及后民国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之职，曾习经也都固辞不受。 日随老农课晴雨 曾习经以积俸五千元在直隶宁河杨漕（今属天津）购地筑舍，躬耕陇亩，自号“蛰庵居士”，长期过着田园隐居生活，偶尔他也往来于京津之间，与三二知己吟唱酬和，“布衣草履，日随老农课晴雨，话桑麻，绝口不谈时事”。 曾习经隐居杨漕，却不忘故乡揭阳。每于农闲，他往往要回故乡探望老母和兄弟，并常接济亲戚朋友中之贫病孤寡者。曾习经为官时即以清廉著称，“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杨漕又多为盐碱地，且经营不善，故“岁屡不登”，以至入不敷出，他只得变卖图书、字画、古玩以维持生计。 1919年底，曾习经长兄述经病逝，接此噩耗，他连忙从杨漕日夜兼程返回揭阳，料理后事，撰写了一篇感情真挚感人肺腑的墓志铭。1920年底，曾师梁鼎芬也以病谢世，他连作挽诗三首以为悼念。1921年秋，曾习经的慈母李老夫人以高龄九十三岁骑鹤西归。 亲人、师友相继去世，曾习经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加之南北奔走，不断往来于揭阳与京津之间，身心疲惫，他自己也患上痈疽恶疾，一病不起。1926年9月17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曾习经病剧，“现在已溃破，痛苦万状”，梁启超数日前去看他，非常伤感，“一面送他了钱，一面劝他无须找医生白花钱了”。 故都遗老一人而已 1926年夏天，曾习经在病痛中度过了60岁寿辰，他将凝结一生心血的自选自书诗稿交给好友梁启超、叶恭绰两人，请他们代为删定、刊印。8月，康有为赴京，闻知曾习经病情，即往潮州馆探视。10月4日，曾习经在北京宣南丞相胡同潮州馆逝世，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不食民国粒粟，不染清宫点尘，关节耐岁寒，故都遗老一人而已；忆与孺博联诗，忆与孝通载酒，交期数泉路，少年同学逝者如斯。”其后，他又作文题曾习经遗像，他在文中赞叹：“其施于政事者，文理密察而不失其器宇之俊伟；其发为文辞者，幽怨悱恻而愈显其怀抱之清新。既不能手援天下之溺，则归洁其身，年四十四全节以去，六十而返其真。呜乎，此揭阳曾刚甫右丞，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同年12月，梁启超曾致函江庸，商量出售曾习经藏书，以为抚养其后人之资，称其“书虽不多，率皆初印精本也。环顾力能任此者，舍东方文化会外无它望”。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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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饶宗颐论书道“十要”

  论书绝句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现年96岁的饶宗颐先生,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对敦煌学、古文字学、词学均有研究。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6国语言，精通甲骨文、梵文及楔形文字。饶宗颐先生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在琴谱、琴史研究方面也有大成，所著《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 其代表作有《敦煌书法丛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等。饶宗颐先生去年正式成为出缺六年之久的西泠印社社长，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 饶宗颐先生对书法之道同样有着精辟的论述。今择其精华，与读者共享。 一、书要“重”、“拙”、“大”，庶免轻佻、妩媚、纤巧之病。倚声尚然，何况锋颖之美，其可忽乎哉！ 二、主“留”，即行笔要停滀、迂徐。又须变熟为生，忌俗忌滑。 三、学书历程，须由上而下。不从先秦、汉、魏植基，则莫由浑厚。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扶大舟也无力”。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 四、险中求平。学书先求平正，复追险绝，最后人书俱老，再归平正。 五、书丹之法，在于抵壁，书者能执笔题壁作字，则任何榜书可运诸掌。 六、于古人书，不仅手摹，又当心追。故宜细读、深思。须看整幅气派，笔阵呼应。于碑版要观全拓成幅，当于别妍蚩上着力，至于辨点画、定真伪，乃考证家之务，书家不必沾沾于是。 七、书道如琴理，行笔譬如按弦，要能入木三分。轻重、疾徐、转折、起伏之间，正如吟猱、进退、往复之节奏，宜于此仔细体会。 八、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断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触类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 九、书道与画道，贵以线条挥写，淋漓痛快。笔欲饱，其锋方能开展，然后肆焉，可以纵意所如，故以羊毫为长。 十、作书运腕行笔，与气功无殊。精神所至，真如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真乐不啻逍遥游，何可交臂失之。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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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探析潮商演变的文化根源

  商帮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我国(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的“商业革命”中就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古代的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但到了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衰落，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谢惠如等一批世界级巨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潮商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并谱写新的辉煌？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正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晋商是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商帮，其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明代晋商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晋商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延伸到东北、蒙古、新疆乃至西藏，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晋商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道光年间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晋商崛起的原因，有地理因素，比如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西进，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也有人文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才去参加科举考试。据统计，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两银子，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小伙计大体相当。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就是当时晋商蓬勃的写照。明清时期，晋商繁盛，优秀人才都入了商界，不读书、不参加科举，以至于当时经济领先的山西竟没有出一个状元。 晋商自明代崛起之后，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后来者取而代之。其衰败的原因既有社会背景，也有自身的因素：晋商曾作为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利润的封建化。因而，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再加上观念的保守，没有进行经营方式的转型，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潮商与晋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不同的是：晋商是“陆(地)贩(运)”，潮商是“海(洋)贩(运)”。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朝以后。大概在明正德(1506~1521)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上商业冒险活动。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州商船因此得名“红头船”。自此，“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潮商便被称为“红头船商人”。潮商“海贩”的特征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晋商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文化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开放的心态和拼搏冒险的精神 潮商文化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濒临大海的潮人，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学会了贩鱼、贩盐等最基本的谋生技能，也在生产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流动的，具备反抗意识，信奉拼搏冒险精神，崇尚抓住机遇的能力，潮商把这种文化形态融入到自己的性格中。 潮州地处边陲，远离朝廷，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不密切。最初的贸易活动并没取得朝廷赋予的特许权，而是被朝廷锁定为非法的走私贸易，并制定“海禁”政策给予严厉打击。 潮商的诞生与发展，基本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坚持“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使其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从这一点来说，与晋商的依附朝廷经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造就潮商自立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潮商在秉承本土文化的同时，兼容并蓄外来文化，因而商源绵长。《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这是潮商艰辛创业历程的写照。 持续创新的精神和变中求胜的理念 海洋赋于潮商顽强的生存能力，也赋予潮商创新的精神品格。潮商信奉诚信为本，商者无域，善用资源，变中求胜的经营理念。潮商善于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哪里可发展，便奔向哪里；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国外发展，在国外接触到了好的项目又带回国内；跨地域、跨国界经营，足迹遍及全球。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其业务至今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约有20万以上员工。许多潮商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建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提升竞争能力。 当今，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商，欧洲、澳洲的华人首富均是潮商。潮商，已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 团结互助的传统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海洋文化的内涵还包含与风浪搏斗所需的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潮商一直固守这一传统：在家乡，同族的人一起祭祖拜神，互相接济提携；在外地，又有“天下潮人一家亲”之说。当一个潮人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时，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最信得过的亲戚，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就是非亲非故，只要是说潮州话的，也自然而然会得到援助。上世纪初起，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潮人以共同的地域单位和共同的方言为纽带联结起来，实行团结互助和自我治理，帮助新来的同乡解决食宿，推荐就业，助贫治病，为其在新环境中提供平安落脚点。正是共同的血缘、地缘联系着海内外潮人，使他们合作求存而不曾失去自己的根。团结互助是潮商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重教重宗，深受儒学、佛教滋养，做人要忠厚，要有仁义，要行善积德，才能有好报等理念深入人心，因而潮汕善堂遍布各个角落，乐善好施蔚然成风。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潮商大多热衷各项慈善事业，捐资修桥造路，兴学育才，救灾恤难，不断地回报祖国回报家乡。“文化是土壤，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植物。”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应的经济人格——商人的不同理念和行为，并形成独有的商业气质。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 文化既可能是商帮崛起之利，也可能是商帮衰落之弊。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有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潮文化孕育了潮商开放、拼搏、创新的精神，支撑着潮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独领风骚。但潮文化也有局限性，例如：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重视不够。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潮商精神上的羁绊。历史上，晋商的观念保守，不思改革；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用亲不用乡”；龙游浙商的重农抑商、重仕轻商等等，都注定其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也注定其衰落。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哪个商帮，要寻求发展，都必须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不论是哪个区域，要寻求发展，都必须注重文化的潜能，加快实现文化自身转型与升级的步伐，发挥本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剔除本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陈云霓)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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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手记:走近潮州 走进潮州

  从认知——理解的视角而言，走近是了解、认识和把握即形成知识的前提，走进是认知、理解的深化。从情感——价值的维度而言，走近发之于好奇心与求知欲及在其基础之上的喜爱之情，走进则意味着由心理层面而进入到价值认同的文化之域。《认识潮州》一书，既是编著者由经验到知识、多年走近——走进潮州的认知结晶，又是引领读者走近——走进潮州、了解、认识潮州的向导。 就出版类属而言，《认识潮州》属于旅游指南之类的出版物。诚如编者所言，“组织潮州国防动员委员会政治动员办公室人员深入到潮州每一角落，走访民间艺人，拜访专家学者，广泛收集资料、图片及名人著作，着力挖掘、整理、提炼”，是书属于集体编著成果。主其事者乃潮州市委常委、潮州军分区政委瞿建波先生。瞿先生从2004年5月至2010年10月，三次到潮州任职，在时空、知识、价值三个层面均经历了由走近潮州到走进潮州的深层“蝶变”。瞿先生爱潮州而欲天下人皆知之爱之，故有志于编撰一书宣传介绍潮州。感化既深，发而为行，则果毅迅捷，历时一年，成此鸿篇。在今天传媒出版界著作杂志化、杂志网络化的大趋势下，将一本旅游宣传手册性质的对象整理编撰成一本大书，编著者对于潮州的认知可谓深广、情感可谓深挚、心力可谓深宏。 以类相次，《认识潮州》一书分为地理沿革、民风民俗、旅游景点、名人贤士、革命教育基地、民间工艺与特产以及潮州国字名片等七个方面的内容。除地理沿革中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属于纯粹的自然赋予之外，其余诸种皆属人化自然与人文创造的结合产物，即使像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亦非本然形态，而是被打上人化印记，潮州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中，“开物成务”，创造出灿烂的潮州文化，同时也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从而成就了一大群同样灿烂的潮州英才。就此而论，《认识潮州》也是一部关于潮州文化的大辞典。何谓潮州文化？潮州文化的精神谓何？虽然是书未曾作出系统的理论说明，但具体的章节安排和条目说明均能见出编著者对以上问题的理解和回应，读者翻览自当有所领会。这里笔者略陈披览所感，以俾读者省思。 潮州文化是潮州人在按照自己需要和目的改造自然、安排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及其物化成果。准此为说，则潮州菜、功夫茶自然属于潮州文化之符号，潮州方言、潮州戏剧也莫能例外，潮州工艺及建筑亦在此列。外在的物态文化固然纷纭繁复，然内里又有其一贯之道在。所谓一以贯之者乃其精神。潮州文化的精神何在？精神属于抽象的观念层面的存在，物态文化是其外在衍化而非其实质。精神是文化的核心，是其灵魂。就精神而言，又有文明与蒙昧、开放与封闭之分。文明是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否文明是衡量文化品质及其进步性的标准。走进一种文化，是要充分体验和认识那些能够体现其文明进步的精神属性。潮州历史上的名人贤士是潮州文化所孕育的英杰，是潮州文化的精神典范；潮州近现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体现历史进步要求的事件体现了潮州人对文明的渴望与追求，更是潮州文化的闪光点。《认识潮州》一书专辟两章介绍潮州历史上的名人贤士及革命教育基地，是对潮州文化精神文明的大力表彰及颂扬，实基于对潮州文化文明属性的深刻认识与把握。 就观念层面而言，潮州文化的文明属性即潮州文化的进步性约体现于以下两端：一、潮州社会是政府、工商企业与学者和谐互动，上下交流畅通，权力、财富、知识三者相互助力，而非相互隔绝分裂的一种文化局面，体现了多元、分治的现代政治理念。二、潮州人，不管是学者、公务员、工人，还是普通市民，其身上或多或少能够见出敬慎守礼之品质；敬畏则不敢胡作非为，谨慎则能够精益求精，守礼则遵循规范，此三者关乎对待世界、人生及社会的态度及观念，是现代社会成员必备素质。以上两点是当下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在政治理念与公民素质两方面的所必需的要素，是潮州文化文明属性之所在，也是潮州文化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

  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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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陶艺烙上“深圳印记”

  “潮彩”技艺创作“鸡碗十三笔”。 （受访者 供图）   “潮彩”作品《龙袍盘》系列。 （受访者供图）   13笔画成“鸡碗十三笔”。   深圳商报记者 聂灿 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艺术“潮彩”日前正式纳入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记者近日从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知的消息。据悉，“潮彩”是源于清末潮州彩瓷运用新彩颜料，结合传统彩绘艺术而形成的瓷艺品种，在深圳已传承了20年，目前保护势头良好。 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程太表示，“潮彩”具有极大的美学价值，且制作技艺独特，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艺术章法。“潮彩”工艺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表现了岭南地区的民风民俗，传达了岭南民间文化的理念和艺术追求，不仅可广泛用于日用瓷和装饰品，其代表精品更成为地方文化史的标本，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潮彩’艺术经过代代传承与发展，已成为可与世界一流彩瓷比肩的工艺品。该项目的成功申报填补了深圳非遗‘传统美术类’项目的空白。”王程太说。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深圳梅林的“斯达高”瓷艺有限公司研发总部，该公司的总工艺师詹培明是“潮彩”项目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正是在他长达30年的努力下，这项匠心独具的传统艺术——“潮彩”才得以在深圳生根、发芽，日益壮大。 “瓷器堆”中长大的传承人 出生潮州枫溪詹厝村的詹培明系著名潮彩艺术詹氏第三代传人，热爱瓷艺，从小受父亲詹锦昌（系詹沄弟子，潮彩第二代传人）的影响，随父学艺。1963年进入詹厝彩瓷厂后依然跟随父亲学习传统潮彩技艺，并在长辈和老厂长、老艺人的指导下，掌握了潮彩的基本技法。其彩绘“鸡碗”构图的头、尾、脚及枝叶、花均用13笔画成，亦称“鸡碗十三笔”。 詹培明介绍，萌发于晚清时期的“潮彩”，以“大窑五彩”最为盛行。它主要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门类齐全，是观赏性瓷器的典型代表。题材主要为人物、花鸟、山水图案类等。表现形式有诗画、开光、满彩、金地万花、图案花边、通景式等形式。 詹培明坦言，他自小就生活在“瓷器堆”中，“家里的所有亲戚几乎都在从事与陶瓷有关的工作，而我16岁开始就在家附近的陶瓷厂做学徒。像‘达芬奇画鸡蛋’一样，我每天要画上几千个线条。”正是这种高密度的技艺实践，促使詹培明练就精湛的潮彩技艺，成为熟练掌握从选瓷、设计、彩绘到色釉、窑工等生产流程的民间艺人。 外来项目深圳发芽 改革开放后，詹培明于1979年赴香港学习陶瓷技艺，1989年，詹培明将潮彩技艺引到深圳，组建了斯达高瓷艺公司。 “公司初组建时，总共只有4个人，而我集厂长、工艺师、销售员与文员于一身，俗称‘一脚踢’。”詹培明表示，早在北宋时期，潮州陶瓷无论造型、装饰、工艺与色釉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因此，他借鉴福建及景德镇陶瓷技法和传统中国画艺术，融合传统技法发展了“潮彩”，并以盘、碗、杯、碟为主要器形并发展开来；画面多为四季花加梅、兰、竹、菊、荷花、牡丹及花蝶，后来进一步发展到使用粉彩原料；绘画题材也由原来的四季花蝶扩展到人物画；装饰技法也由原来的平涂摺彩进一步发展到洗染。 潮彩早先分布在以潮州为中心的粤东汕头、饶平、大埔、揭西、普宁、惠来、平远、丰顺地区，后延伸到陆丰、深圳、东莞等地区。詹培明表示，“潮彩”虽然源自潮州，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深圳印记”，“公司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目前的400人，仅研发部就有近80人以‘鸡碗十三笔’为源头进行技术研究。”詹培明骄傲地说：“公司产业化已经做到每天都有一个集装箱（近两万件）的产值，‘潮彩’产品已远销欧美等40多个国家，中国传统艺术已逐步被世人所熟识。” 手工彩绘“鸡碗十三笔” 现年64岁的詹培明出生于潮州枫溪詹厝村，自小热爱陶瓷艺术，随父詹锦昌学艺，1963年进入詹厝彩瓷厂，继续跟随父亲及厂长詹俊杰和老艺人学习彩绘技艺，开始彩绘出口“鸡碗”。这个鸡碗的图案完全为手工彩绘，前辈老艺人创造性地将鸡碗纹样概括为“十三笔”画成，即其构图头、尾、脚及枝叶、花均用13笔画成，称为“鸡碗十三笔”，达到既简练生动又提高了效率。这套技法成为潮彩技艺传承发展的一项基本功。 詹培明对“潮彩”创作怀有深深的感触，至今，他已不知画过多少图形，改过几多样式，“心里有，才能‘笔下有’。”采访现场，詹培明向记者展示了他的“鸡碗十三笔”绝活：先定三点，即鸡头、鸡尾、鸡脚，然后在鸡脖之处，用“十三笔”画妥鸡头纹样；用“十三笔”再画出鸡尾部分；再用“十三笔”画出鸡腿和鸡爪。枝叶也用“十三笔”一气呵成；花同样用“十三笔”一笔一瓣，然后将花芯洗出来；最后画芭蕉，都是运用“十三笔”绘成，成为一套潮彩传统规范化的工艺流程。 詹培明说：“内心的追求才是驱动文化的发条，永不停步才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杰作。如何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十分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位非遗传承者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拿出精品，而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保障精品创作。” 不能守着“老手艺”吃饭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审美时尚的变化和外来陶瓷文化的冲击，加之原来的潮彩系手工彩绘，生产效率低，成本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手工技艺人才面临生存危机，且随着一些具有精湛技艺的潮彩艺人先后逝世，如擅长表现古代人物的李锡榜、擅长表现山水的苏文彬、擅长表现花鸟的周再良等的离去，一些老艺人的后代不愿意学艺，加之从事潮彩绘画创作收入不高，不少人改行，潮彩创作队伍后继乏人。詹培明深知，推陈出新，给传统技艺以“新生命”是“潮彩”发展的必经之路。 非遗的传承价值在哪？詹培明认为，技艺核心不能失传，但创意是传承的生命。他说：“如果一直只画‘鸡碗十三笔’，估计以后也没有好日子过。非遗要传承‘老祖宗的手艺’，但不能守着‘老手艺’吃饭。”时至今日，詹培明对陶瓷彩绘研究出一套更有发展前途的方案，传统的“潮彩”工艺加现代材料科学的研究，发展成为文化含量深厚的工艺品。 “要发现和培养那些酷爱非遗艺术的人才，他们才是发展的基础。要多给平台，少干预，打开思想和视野，才能迎合当代年轻人的特点。”目前，在詹培明的努力下，一支近20人的传承人队伍已经初步组建完毕，每周定时由他执教培训，大儿子詹剑铨已陆续掌握核心技艺，成为第四代传承人的代表。 詹培明介绍，为了传承“潮彩”艺术，他花费300万元建立“潮彩陈列馆”，并投资建立潮彩设计技术研发中心。“‘潮彩’陈列馆目前已搜集文字资料2000万字、影像资料100余件和实物220件；20年间培训的技术骨干有近200人；与此同时，聚集多位国内外非遗专家而召开的‘潮彩’专题研讨会已举办过6届。关于非遗如何传承与发展，将成为是现代人的责任和需要破解的课题。”詹培明说。 

  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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