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人的四门功课
小女儿带着曾国藩亲拟的“功课单”出嫁；外孙女是个反传统的现代派，花枝招展，爱好交际。但曾家的家训家风，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中……
走进上海徐汇区桃江路，一股浪漫、怀旧的欧式风情扑面而来。
这里曾是法租界，道路两旁，已有80多年历史的法国梧桐，笔直参天。四周，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旧式洋房中，不时传出悠扬的爵士乐——它们大多已被改建成风格各异的酒吧。桃江路还被称为宋庆龄的“后花园”，曾是她茶余饭后散步、休闲之地。
阳春三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这里，寻找在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的后人。曾国藩的曾外孙周麒，就生活在此。
在桃江路8号一所古朴的老宅中，年过七旬的周麒老人，向记者回顾着家族历史。周麒的外婆曾纪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国藩共有三子五女，可惜三个儿子，长子曾纪弟，一岁便夭折；老二，著名外交家曾纪泽体质也不好，只活了51岁；老三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年仅34岁就去世了。兄弟姐妹中，只有小女儿曾纪芬最长寿，活到91岁。
虽然周麒是曾国藩的第四代后人，但从他的身上，能很强烈地感受到曾家的遗传。周老常年和儿女生活在国外，家庭条件优越。但走进他的家：已经裂缝掉漆的地板，21寸的旧彩电，一米宽的小茶几，陈旧的桌椅，案头至少有几十年历史的台灯，阳台上堆满的书籍和手稿……让人不禁想起了曾国藩的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家规严格 不积钱银
百年来，人们在政治上对曾国藩的评价或褒或贬，或扬或抑，但曾国藩在治家和教育方面的过人才能，却是人人佩服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的案头也常备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宋美龄要求他看的；另一本就是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世家子弟一味的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欧阳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
周麒曾听外婆曾纪芬回忆：“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当时乡里人都说，修善堂（办理乡团事务的地方）客人很多，常常吃饭要摆好几桌，杀一头猪所得的油，只够用三天；而黄金堂（欧阳夫人所住的宅子）杀一只鸡的油，也能用三天，可见她是多么节俭。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日理万机，但他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的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一千个字。
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穷养儿，富养女”，但曾国藩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一点也不含糊，他给每个女眷都写有一份 “功课单”，要求她们必须掌握四项技能，具体内容包括：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要求她们每日做女红，并且要“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中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在很多领域作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满女”成夫家掌门人
曾纪芬1852年出生在北京贾家胡同，曾国藩寓所。周麒告诉记者说：“外婆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曾国藩对家人十分严肃，只有对‘满女’不一样，非常疼爱她。”满女12岁时，曾国藩给她看相，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小女儿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
疼爱归疼爱，在教育上曾国藩却一点不放松，“满女”从未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穿的衣服也都是姐姐们留下的。有一次全家去南京，曾纪芬穿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的。结果曾国藩看见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去换了一条由嫂嫂留给三姐，之后又转给她的旧裤子。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1875年，曾纪芬嫁入湖南衡山聂家。曾国藩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同时嫁妆中还有父亲亲手书写的功课单。曾国藩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而实际上“满女”做得远比父亲所期望的更好。
曾纪芬把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带到了聂家，时时以“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来要求和规范家族成员。她的丈夫聂缉（guī）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先后跟随曾国荃、左宗棠和李翰章（李鸿章的弟弟），埋头苦干，勇于任事。从江苏省一个小官，最后分别在江苏、安徽、浙江三地任巡抚。曾纪芬在其身边，一直用父亲的谨慎为人之道，时时提醒辅佐丈夫。
周麒说：“外婆虽然贵为巡抚夫人，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她决不会让别人来做。聂家的议事堂（最高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崇德老人’命名，重要的家事都要与老太太商量定夺。”
进入民国，聂家移居上海，在聂缉去世后的30多年里，曾纪芬都是聂家的掌门人。跟父亲一样，她十分关注对子女的教育。聂缉、曾纪芬夫妇共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即使子女长大成人，她仍然随时耳提面命，毫不疏忽。“外婆一直教导儿女，要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在她的教导下，几个儿子都各有一番作为：其中有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和大中华纱厂总经理聂云台；中国银行协理、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聂其炜；恒丰纱厂总经理、实业家聂潞生；清末民初湖南武军司令官聂其贤；实业家聂其、聂其焌……女儿们一个个也都嫁入清末民初风云一时的豪门：有嫁给慈禧太后军机大臣瞿鸿（jī）的儿子的，有嫁给吴佩孚的秘书张其煌的……
台大外文系教授张心漪是曾纪芬的外孙女，台湾前“财政部长”费骅的夫人。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外婆从不穿戴华服，房里也没有任何摆设。一张腰子形的书桌，上面放着圣经、眼镜、镇纸、笔砚。有一个贝壳碟子，里面放几条茉莉花，一张藤椅，上面放个花布靠垫。她每日就在这里读经看报，练习书法……衣服也永远是蓝袄黑裙，缎帽缎鞋，饰物则有一根翡翠扁簪，一颗帽花，一副珠环，一只手表。几乎从无变化。”
周麒说，外婆晚年把曾国藩修身养性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外婆起居定时，饮食以素食为主，饭后走一千步，睡前用温水洗脚，不大喜大悲。她到最后仍神智清晰，耳聪目明。外婆坚持每年必恭书曾外祖父的《忮求诗》数遍，从一笔一画中，仔细体味曾外祖父的德行恩泽。”曾纪芬的书法得父亲真传，颇见功底，当年北京、上海一带不少名门望族家中，都挂有她的墨宝。她的书法笔正谨严，从中能看出老人仁厚的内心。 外孙女的反叛和继承
周麒拿出一张曾纪芬和子女们的合影，照片中的男士都是一袭长衫，女的一律紧身小袄，围绕在曾纪芬左右。但其中却有一个小姐例外，她一身花衣花裙，烫着头发，一脸俏皮的表情。周麒笑道：“这就是我的母亲聂其璧，外婆最小的一个女儿。她绝对是个反传统的现代派。”
“母亲从小在教会学习长大，接受西方教育，她喜欢看戏、看电影、会朋友，有很多社交活动，谁也拦不住。大门紧闭也不要紧，要么爬窗子，要么上墙头……她从小独往独来，胆大包天，万事都自有主意。”中学毕业后，聂其璧出落得亭亭玉立，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结交了很多的外国朋友。她喜欢出入社交场所，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曾纪芬对这个小丫头十分“头疼”，特地关照佣人：“要看紧她，莫让她出大门！”
1923年，聂其璧出嫁了，新郎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的周仁。“父亲是书香世家，他的姐姐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父亲后来开玩笑说，他是被母亲骗了婚。说来也巧，平日花枝招展的母亲，去相亲的那天，穿得异常朴素，给父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仁早年与胡适、竺可桢等著名学者同批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过上海交大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
当年，曾纪芬和宋美龄的母亲都是基督教徒，她们常在同一所教堂做礼拜，久而久之成好友，两家的小姐也开始相互走动。聂其璧结婚时，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作傧相，宋美龄特意穿了身漂亮的衣裙出席婚礼，还和新郎、新娘留了影。4年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两家陆续断了联系。
聂其璧是个电影迷，非常崇拜美国好莱坞明星。周麒说：“一次，卓别林来上海演出，母亲竟然凑上去给卓别林点烟，照片还被当时的记者刊登出来，家人哭笑不得。”1939年，聂其璧独自去国外游历，她要亲眼看看好莱坞的明星。“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她还是很洒脱地走了。”“文革”前，家里一直保存有聂其璧的珍贵照片，“里面有母亲与《乱世佳人》男主角克拉克·盖博、《魂断蓝桥》男主角罗伯特·泰勒，还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童星秀兰·邓波儿等很多名人的合影，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见到这些人的。”
婚后一直到老年，聂其璧都保持着自己的风格，依旧花枝招展，浓妆艳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海街头一片蓝灰色海洋的年代，聂其璧格外耀眼。当年，淮海路上的面包房和咖啡店老板，没有不认识她的，伙计们都亲切地唤她“美国外婆”。从外表看，这位聂小姐给人的印象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曾家的大家风范和曾纪芬的言传身教，早已深深根植于她的内心。
在周麒印象中，父亲是个“极度沉默寡言的人”，“有时想讲一句话，可能后来都不讲了，更别说原本就不想讲的。”聂其璧和丈夫的性格正好相反，两人能够相互容忍，其间微妙的尺度，聂其璧处理得很好。周麒说：“母亲是那种小事不上心，大事情上头脑极其清楚的人。无论是在处理家庭矛盾，还是面临大灾难时，她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
抗战时，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都面临撤退，周仁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也要内迁。在如此敏感的时期，运输的紧张可想而知。火车站里人心惶惶，军人和难民到处都是，工程研究所大量的仪器和资料堆积如山，急得周仁团团转。聂其璧反而镇定自若，她打了几个电话，得知管事的是法国人，就气定神闲地操着流利的法语“公关”，不一会儿就调来了几节车厢，周围的人看傻了，大家纷纷猜测这个女人有什么来头。
“文革”十年浩劫当中，聂其璧夫妇的处境可想而知。当时周仁已身患重病，无力面对冲到家里来的造反派，这时又是聂其璧挺身而出，在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时，她就以哭来表示对抗。她没完没了地哭，哭得昏天黑地，造反派反而被镇住了，不知拿她怎么办。
多才多艺的曾外孙
聂其璧秉承了曾家的教育理念，“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抗战中兵荒马乱，她只身随丈夫辗转昆明，留下了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跟学校转移。“我们向来都是自我发展，母亲管得很少。”儿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磨练，周麒步行两个多月，才走到四川重庆，一路上历经风险。但聂其璧得知后却说，“这很正常，是你们难得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抗战时期，周麒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后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深造，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退休后，周麒随在美国工作的子女，长期居住在美国。闲暇时光，老人喜欢在世界各国游历，品尝美食，并把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写成随笔，他给记者翻看自己的文章，一行行小楷工整、漂亮。周老的爱好很多，年轻时喜欢摄影，拍摄的作品获过摄影界的大奖，他自称“仅供娱乐”的油画，也得到过名家的夸赞。
老人最大的爱好是打桥牌。周麒牌技高超。改革开放后，他所著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引起了国际桥联协会的关注，《纽约时报》曾全文刊载。他还是世界桥牌比赛的裁判之一。
回到上海，周老不常出门，偶尔会去一些老牌的私人俱乐部活动，但他从不跳舞、唱歌，只静静地坐在角落，独自欣赏音乐，颇有些老贵族的味道。
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