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新生代农民工：我有一个城市梦
怀揣梦想来到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乐观、更自信，他们需要城市的包容和成功的机会。
他们，是一群从农村走出的“80后”、“90后”；他们，大多怀揣着一个城市梦，希望在这里实现人生价值；他们，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逐渐褪去乡村气息，从外表到思维都和城里年轻人无异……
他们，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务工农民的主体，占到我国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有哪些期盼，又有哪些困惑？如何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记者日前进行了深入调查。
工作——
不仅仅是为生存而打工，更多的是为了梦想而打工，注重个人喜好、工作环境、发展空间、福利待遇，要体面、有尊严、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
快递员侯亿存只有19岁，来自河北省曲阳县晓林乡。侯亿存说自己成绩不好，又向往外面的世界，高一没读完，就去了山西阳泉打工，在那里帮亲戚盯个小菜摊。“每天都得在那儿盯着，特别拘束。”去年9月，侯亿存抛弃了这份不喜欢的工作，来到北京干快递。每天骑着载满包裹的电动车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外人觉得辛苦，侯亿存却很喜欢：“这一行自由啊，而且每天接触不同的人，能学到不少东西。”
侯亿存住在东五环的管庄附近，离他的工作片区有20公里。公司规定每天早晨7点半打卡上班，下午5点下班，可同事们一般都会干到6点以后。“多送一份快递就能多挣钱哪。”最忙时侯亿存一天送了200多个件，晚上10点才收工。侯亿存最初的月工资只有1200元，月底一盘点，就剩下100元。“差不多全花在吃饭上了。”现在，小侯每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
21岁的香玉身材高挑，容貌秀丽，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脸上还画着淡淡的妆。她是一家连锁足疗店的足疗技师。香玉的家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初中时因为家境不好辍学到县城打工。先是给人家当保姆，月收入从100元慢慢涨到150元，最后定格在300元。这之后，香玉的爸爸想让她跟着开饭店的表姐夫干，她学了3个月厨师后却选择离开。“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最多才六七百。”香玉还在县城的酒店和KTV当过服务员、收银员，工资也不高。想着多赚些钱，香玉离开县城，在老乡的介绍下学起了足疗技师。
足疗技师的收入比较高，但也很辛苦。香玉说，要想保证一个月3000元的收入，平均每天就要做5个客人，每个客人1个半小时，起码得干满8小时。一般情况下，足疗店上午11点半上班，次日凌晨1点半才下班。由于长期按摩，香玉的手已经有些变形。
在北京一家商场做保安的冯新京15岁就跟着家人搞室内装修，几年后却不想再干了。“灰尘太大，对身体损害特别大。”去年9月，冯新京在网上看到现在这家保安公司的招聘信息，就自己来到北京，经过面试、培训后上岗。最初冯新京的工资只有1200元，半年后因为人缘好、管理能力强，升任班长，固定工资涨到1500元，再加上奖金，每个月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
小军是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长期跟踪的新生代农民工，她曾经有机会为小军介绍一份稳定的工作，去某中央事业单位当厨师。但小军一口回绝：“我不喜欢干厨师”。小军有自己的喜好，他想做一名出租车司机，为此还去驾校学习了驾驶技术。而小军的妹妹，则梦想着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韩嘉玲告诉记者，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生存而出门打工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大多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城市梦而打工。与上一代农民工有活就干、“脏累苦”的工作都能做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更高，更注重喜好、环境、发展空间、福利待遇等。在工作的选择上，他们不满足于只是糊口，而是体面、有尊严、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这也是他们频繁换工作的原因之一。采访中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平常很少给家里寄钱，“家里也不需要，还不如自己攒着做点小生意呢！” 发展——
学习技能、提升自己能力素质的愿望强烈，更有理想和追求，维权意识更强
香玉这两天的心情很好。上个月店里举行中医穴位理论考试，香玉考了全店的第一名。“经理在晨会上表扬了我2个小时，让大家都向我学习，我都不好意思了。”香玉有些害羞地说。为了这次考试，香玉每晚下班回到宿舍后都抱着书苦读。“我们这的领班、主管、经理都是按脚出身，但让我做管理肯定不行，只能努力提升技能，先做高级技师、再做特级技师。”
和香玉的想法相似，在北京城建(600266,股吧)建设公司蓝岸丽舍项目部工地打工的刘冲也琢磨着要参加职业技能考试。刘冲来自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今年22岁，读完高二就出门打工了。刘冲兄弟3个，大哥在西安搞体育场馆类的设施建设，二哥在通州区开了个理发店，父亲则在家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刘冲的工作主要是搞测量，每月收入两三千元，休息时喜欢看特殊工种的书。“打算先把技术学精学透，先考个中级测量工的证书，等工作经验上去了再考高级测量工。”
蓝岸丽舍项目部外管员施中仕告诉记者，项目部里30岁以下的工人占30%。“新生代农民工敢想敢干，都有理想，他们文化水平高，接触新生事物多，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学技术、提升自己的要求很强烈。”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学习的渴望，公司不断加强教育培训力度，在每个工地上都设置了图书室，方便农民工学习，提高自身技能水平。
时髦俏丽的短发、新潮时尚的服饰，单从外表判断，在一家美发店工作的李雪和城里女孩没什么区别。22岁的李雪，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福兴村。4年前，在北京打工的堂哥介绍李雪来这家店打工，从美发助理做起，一步步晋升为美发主管，工资也从1000多涨到3000元。“现在店员年纪都比较小，在家都是娇生惯养的，很不好管理。”为了提升自己，李雪每年都参加经营管理类的培训班。
店长和李雪的堂哥是好朋友，也是李雪的奋斗榜样。“我哥就比我大五六岁，一直在王府井(600859,股吧)卖手机，现在已经是经理了；嫂子是山东人，在西单一家商场的珠宝柜台当销售经理，他俩都拿整个团队的销售提成，一个月最少能挣三四千。”店长也是内蒙老乡，几年前白手起家开起了这家美发店，去年，店长和李雪的堂哥一起在燕郊买了房。尽管是郊区，可总算在北京安了家。李雪就想，自己将来怎么着也得向他们看齐吧。
而快递员侯亿存已不满足只给公司打工了。两个月前，他向亲戚借了2万元承包了工作区域的快递，还雇了个老乡跟自己一起干。“肯定能比以前挣得多，可是压力也更大了！”刚承包时，侯亿存每天早晚都看书学习，“看了《做事先做人》、《自己拯救自己》等，一天不看就觉得少点什么。”
“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接受新生事物快，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比父辈高，上升空间也比父辈大多了。”韩嘉玲说。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王家强是北京一个私营企业主，公司的业务之一是为工地提供大理石打磨服务。他告诉记者，手底下干活的大多是“80后”、“90后”，都来自最偏远的农村，但是维权意识很强烈，工作超过8个小时马上要求算加班。“这一代工人电脑、QQ玩得很熟练，什么都懂，个人素质较高。”
“正规的工作要签劳务合同，还要上保险。”冯新京说，这些都是他选择工作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他宁愿放弃工作也不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 困惑——
就业层次低，不稳定，收入少，保障低，生活成本高，发展空间窄，徘徊在城市边缘，很难真正融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离开农村多年，对农村和土地已很陌生，回到农村反而不适应。但城市能是他们的家吗？高企的房价、昂贵的生活成本、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在城市边缘徘徊。
李雪前几天休假回了趟内蒙古老家，“不适应，你看我的脸都过敏了。”李雪其实很矛盾，工作太辛苦时萌生过回家的念头，可细一想，回去能做什么呢？家乡发展空间小、收入又低，环境啥的也没法跟大城市比。
冯新京对初进城的感觉记忆犹新：自卑，走到哪儿都被人瞧不起。可经过10年城市生活的磨砺，冯新京从头到脚都是自信，身上看不出一丝农村的痕迹。25岁的冯新京谈了个女朋友，在服装市场做导购。两个人感情不错，冯新京说要是结婚的话，只能在六环外租房子。“买房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六环外房租400多元一个月，还能承受。”冯新京说。
在一家商场干保洁的朱祥兰2003年来北京打工，搬了无数次家。“我们住的地方老拆迁，一拆迁就得走。”25岁的朱祥兰原本和父母一起弄了个早点铺，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蒸包子、打豆浆、熬粥。几年间先后去过昌平、通州、顺义，现在住在机场附近的孙河。上个月，早点铺所在的地段又被拆迁了，新店面不好找，朱祥兰就在老乡的介绍下干起了保洁，工作地点在西二环。每天早晨5点半，朱祥兰就出门了，晚上9点多才能回到家。
可是，同早出晚归的辛苦相比，更让朱祥兰闹心的是儿子的教育。儿子今年2岁多，前不久刚送进附近的私立幼儿园，每月收费240元。“住在我们那儿的孩子都上这种私立园。别说村里没有公立园，就是有咱们也进不去。”朱祥兰觉得自己就是吃了学历不高的亏，想让儿子多读书、读好书。可是再过几年上小学怎么办？留在北京，就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好的公立小学想都不敢想。
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是不少农民工可望而不可即的。
山东临沂农村的汪小烨大专毕业，在建筑工地上干了2年的水电资料员，每月收入3000元。但他仍希望能够稳定些，“如果能转成长期工多好！”23岁的他还没谈过女朋友，“业未立，咋成家呀？我想等工作稳定了再谈朋友。”工友刘玉宝和汪小烨的想法一样，希望几年后工资高一点、工作稳定一点。
据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韩嘉玲表示，农民工最焦虑的是工作，农民工的现状仍是就业层次低，稳定性差，保障性差，收入低，缺乏职业安全保障。“没有稳定的就业，导致他们对未来很彷徨。” 未来——
农村不愿回，大城市融入较难。期望加快城镇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在城镇落地生根
未来在哪里？如何规划未来？
香玉还没有男朋友，她想三四年后再说。“到时候就回去，在县城买个房子，安个家。” 汪小烨也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县城的房价才2000多元一平方米，有套房子心里踏实，回不回去再说。”工友杨立斌已经在老家河北行唐县城买了套150平方米的房子，花了17万元。但他在北京打工，爱人在村里教书，房子就一直空着。说到将来，杨立斌觉得，跟户口比起来，好工作、高收入更重要。
朱祥兰则一直在观察老家怎么发展。她和老公都是安徽巢湖人，“镇上建了好多工业园区，交通也很方便，我觉得回去小城市发展也挺好的！”朱祥兰说，回到镇上，房子是现成的，孩子的上学问题也解决了，“镇上的教学质量肯定比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好，如果没孩子，迟几年也会回去的。现在再过3年我就打算先回去了。”至于事业，朱祥兰说老公想回家办个铸造厂，“在外面就是挣钱，干累了、干够了还是要回家的。”
但也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去。“为什么要回去？”冯新京反问道。家乡比较落后，交通也不发达，他将来想做些服装类的小生意，“批发价几元钱一件，能卖个几十块钱呢！”
“再回去得开着轿车回去。”快递员侯亿存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喜欢种地，觉得干不出理想和激情，更喜欢城市里忙碌而充实的生活。”
韩嘉玲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还是要城市化，要让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落地生根，政府部门就要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就业机会。“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只是一个单向的问题，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也要以接纳和开放的心态接受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需要制度建设。此外，要为农民工获得城镇住房制定相应的政策，让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定居不再是梦想。还要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大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县域经济和边远地区经济的活力，吸引青年农民在当地向非农经济部门转移。
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