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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名深圳富豪登上福布斯榜

    综合新华社消息 ２０１０福布斯中国富豪榜２８日在上海发布，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以５３４亿元的财富列榜首。   根据这份榜单，今年跃居榜首的宗庆后去年排名第三；而今年排在次位的是百度的李彦宏，财富达到了４８０亿元，他去年排名仅列第１４位；三一集团的梁稳根今年以３９４亿元的财富排名第三，去年他排在第１２位。   此外，本次榜单中上榜富豪地域分布上和去年区别不大，广东、江苏、上海是富豪分布较多的地区。深圳是中国富豪最集中的地区，有１７名富豪出自该地；北京和上海分别以１５名和１０名富豪紧随其后。来自西部的富豪只占７％左右。   去年的福布斯中国首富王传福在个人净值缩水１５亿美元后，身价排名跌至第十位。比亚迪股价下跌则拖累了联合创始人吕向阳，从去年的第４位跌出了前十名。   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是中国最富有的女性，其净值高达４７亿美元。但不是所有房地产大亨都如她这样一帆风顺。今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另一特点是房地产富豪资产大幅缩水，虽然仍有１１８名房地产业富豪上榜，但已是２００５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苏宁电器的张近东，海普瑞药业的李锂夫妇，美的集团的何享健，东方希望集团的刘永行，龙湖地产的吴亚军夫妇，腾讯的马化腾，比亚迪的王传福也进入了榜单的前十名。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发布的另一张中国富豪榜——胡润百富榜上，今年也是饮料大王宗庆后名列榜首。   前三年中国首富   ２００９年福布斯中国首富王传福： 以３９６亿元身家成为当年新首富。   ２００８年福布斯中国首富刘永行：以２０４亿元财富获封当年中国首富。   ２００７年福布斯中国首富杨惠妍：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国强２６岁的女儿，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杨惠妍的个人净资产高达１６０亿美元。   解析两大中国富豪榜   据新华社上海１０月２８日电 继２０１０胡润百富榜先期发布之后，另一份颇受关注的富豪排行榜２０１０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也于２８日发布。   排名潮涨和潮落，财富膨胀与缩水。一年一度的两份富豪榜，不仅满足了公众的某种财富好奇心，更反映了民间财富的“路线图”，在国际金融危机逐渐远去、世界经济复苏蹒跚前行之时，２０１０坐标下的中国富豪榜，透露了哪些信息？   中国富豪财富膨胀   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富豪资产曾遭遇快速蒸发，当年福布斯上榜富豪总资产曾暴跌４５％。但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富豪榜的关键词却是“财富扩容”。   在今年福布斯富豪榜上，身家超过１０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从去年的７９人飙升至今年的１２８人，已仅次于美国。而富豪上榜门槛又上台阶，今年福布斯富豪榜的入围门槛大大超越去年的３亿美元，达到了４．２５亿美元。   而此前发布的胡润百富榜同样透露了中国民间财富扩容的信息。该榜单前１０００名富豪平均财富比两年前猛增６４％，比去年增长了２６％。医药、ＩＴ、零售和服装行业涨得最快。   解析民间财富“路线图”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于悄然变革之中，在微观层面的行业走向、企业趋势以及民间财富增值路径选择，都已经反映了经济时代的脉搏。   在新鲜出炉的富豪榜中，明显感到了内需行业的力量。如雄踞两大富豪榜头把交椅的娃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的财富激增，就反映了中国消费品行业的稳定繁荣势头。而在房地产财富缩水的同时，可以看到背靠巨大内需市场而迅速崛起的产业富豪，从零售业到制造业，无不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财富增长，对于健康关注度的猛增，激发了医药健康行业成为今年富豪榜上的“黑马”。胡润说，医药行业是增长最快速的行业，占百富榜总人数４％左右。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高，同ＩＴ行业比例相当。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认为，今年的榜单比往年显得更加“健康”：来自医药或保健相关行业的富豪超过了４０位，比去年增加了一半以上。   记者观察   越来越看不懂富豪榜   浙江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到底有多少钱？这显然让胡润和福布斯们感到困惑。   几天前的１０月１２日，２０１０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发布时，宗庆后的身家是８００亿元；１０月２８日，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时，宗庆后的财富变成了５３４亿元。   尽管在两个富豪榜的排名中，宗庆后都是首位，但宗庆后的财富，一下子“被缩水”了这么多。   富豪榜上发布的数字，现在就连发布者本人也不知道是否准确。因为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让很多权威的预言家或者行家早已显得无力。   现在，很多上榜的企业家在面对媒体时，都会说“让他们计算吧，我不知道怎么会入选榜单的”。   事实上，富豪榜正在远离大众视线，原因在于国人更加理性。倒是放榜的人喜欢制造噱头，企图拉回公众眼球。   自从福布斯和胡润分道扬镳，每年１０月份竞相公布两个富豪榜单，已快成了财经界的一出“娱乐节目”。去年，他们“掐架”目标是富豪财富的小数点，今年他们干脆让富豪财富差距变得更大。   今年排名前十的富豪，在两个榜单的变化实在是大。胡润榜单上，宗庆后、李锂家族、张茵家族、梁稳根、李彦宏、严彬、刘永行家族、王健林、张近东、许荣茂家族分列前十位。   福布斯榜上，宗庆后、李彦宏、梁稳根、张近东、李锂夫妇、何享健、刘永行、吴亚军、马化腾、王传福进入前十。   富豪排位的变化，让人真的犯晕。胡润、福布斯两家都承认一个事实，资本市场变化太快，而他们选取的时间点不同，胡润榜单选取的是９月１日的资本市场数据，而福布斯选取的是１０月１７日的数据，而在此期间资本市场变化颇大。  

  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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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男剩女熬不到 80后称“金婚”是奢侈品

  依然是编年体，两个人，一辈子，正在浙江经视热播的《金婚风雨情》里，胡军和周韵正在携手走着相濡以沫的漫长婚姻路。 　　《金婚2》里，他们经历着最常态的东西，从恋爱到结婚，经历了生儿育女，经历了第三者，经历了更年期，也仍是吵吵闹闹一辈子、磕磕绊绊过一生。导演郑晓龙说，“结婚50年间的点点滴滴让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理解和关怀，相濡以沫的爱情让两位主人公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也让现代观众看到了婚姻是可以天长地久的。”可相比中老年观众的感同身受，很多年轻观众却感叹：金婚对我们而言，已经变得奢侈。 　　剩男剩女们说： 　　我们怕是活不到金婚了 　　叶子今年35岁，是银行的客户经理，两年前结束一段感情后，至今单身。倒不是她不想嫁，她不仅在“世纪佳缘”注册了会员，家人和朋友为她张罗相亲，她也积极参与，只是至今还未找到心中的Mr.Right。 　　这些天叶子偶尔和妈妈一起看《金婚2》，其实她也向往金婚，“隔壁的一对老夫妻，老公公总是牵着老婆婆的手过马路，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满是幸福。老爸老妈快到银婚了，我想他们一定能走到金婚的，不过金婚对我来说就成了奢望，就算我现在马上结婚，也未必能活得到85岁。” 　　何况叶子觉得自己都剩到这分上了，更加不能凑合找一个，“我现在经济独立，有自己的生活情调，无需甩卖。”杭州维情公司婚姻专家马鸣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越来越独立的新一代女性，更多将“找到最佳人选”挂在嘴边，最佳人选的刺眼光辉替换了天荒地老的“金婚”所带来的光芒。 　　在爱情观与价值观背离的现今，实际的房子、车子、票子成了爱情的杀手，因此人们在对待爱情时的态度就从实际出发，因此也造就了在爱情大门之外不断徘徊的男女，时间过隙，不得不感叹成了剩男剩女，离金婚越来越远了。 　　闪婚闪离族说： 　　几段婚姻或许能凑一个金婚 　　28岁的王芳，现在再谈起自己的第一段婚姻时，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谈起第一段婚姻，王芳说她曾经很幸福，后来很痛苦。“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和男朋友结婚了，但结婚后，老公经常和一些单身的兄弟出去玩，日子久了就经常吵架。当婚姻破裂时，他竟然说自己从来就不想那么早结婚。” 　　闪婚、闪离是80后的新玩具，年轻一代喜欢“冲动”，又想要“轰动”。在一部分年轻人的观念里，离婚不过是“签错了一份合同”。 　　在马鸣宇接触过的许多案例中，现在的年轻人会因为很站不住脚的理由离婚，比如“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交流”，“他不肯干家务”，“完全没有谈恋爱时那种甜蜜的感觉了”，“这些理由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在现代的年轻人中，在面对两性关系时，‘责任感’所占的比重比‘自我的满足感’要低。很多年轻人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带给他们满足感才行。” 　　现在王芳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不过暂时还没想过再婚，所以谈到金婚，她自嘲说，“如果两段婚姻加起来，或许还能凑个金婚。”马鸣宇提出，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只是他们对于“一生一世，忠贞不渝”的观念，并不抱有与他们的父辈同等的信任，但是在他们质疑这种观念的同时，却又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行的替换品。 　　老夫少妻们说： 　　结婚那天起就注定难有金婚 　　当然，还有一种让金婚成为奢望的类型，就是老夫少妻型。小鱼说，她的一个闺蜜今年才26岁，却嫁给了一个43岁的老男人，“那男的挺有钱的，自己开公司，也很宠着她。不过，先不说他们将来是不是能幸福，他们的婚姻生活注定是‘缩水’的。” 　　马鸣宇说，“老夫少妻”的婚姻在现代社会毕竟只是少数，娱乐圈里相对更普遍些，但这种婚姻的不安定因素很多，有的人只是为了缩短奋斗历程而选择嫁给经济条件好的男人。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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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戡：早晚要接父亲的班 不可能创造出更高成就

  李戡和父亲李敖（资料图） 　  18岁的李戡，或许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大学生。因为他是李敖的儿子，因为他弃台湾大学而选择了到内地上北京大学，因为他在18岁之前出版了抨击台湾社会现实的《李戡戡乱记》。所以关于他的新闻如潮而来，包括媒体没完没了地拿他和韩寒比较，掀起骂战。然而，当李戡携新书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纵然光环笼罩，他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18岁的大学生。 　　■教育制度再烂，你上了大学就自由了，更严重的是教科书的内容，那种记忆是要跟着你一辈子的 　　记者：媒体在提到《李戡戡乱记》这本书的时候，都说你写了一本抨击台湾教育制度的书，但其实你自己认为你根本没有谈制度的部分，是这样吗？ 　　李戡：对。一开始消息出来，是一个记者采访我爸爸的时候这样讲的，我爸爸的原话是说我儿子要写一本书，谈台湾教育的黑暗。然后台湾的媒体就自动解释成教育制度。因为在他们眼里，台湾大多数人都对教育制度不满。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负担太重，联考制度太烦人，学区划分有问题等等。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更严重的是教科书内容的问题。因为教育制度再烂，你上了大学就没事了嘛，已经自由了。但是你学的教科书，考试这样一次次考出来，那种记忆是要跟着你一辈子的。 　　其实社会上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在跟这些问题抗衡了，可是这种声音毕竟不是主流的，没有办法出来。主流的态度就是：我们是台湾人，我们要写台湾的历史，一切都要以台湾为本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拨乱反正，把错的东西当成是中国历史，他们认为我们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悲，我们代表的是少数的有良知的声音，我有必要出这样的书。也该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不要老是让老教授去发出这种声音，我们要承担这个问题。 　　记者：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台湾教科书内容的不正常呢？ 　　李戡：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张安乐。我看过他的一个访问，谈台湾的教科书什么时候开始“去中国化”的。他已经62岁了，他说从1954年就开始了。因为以前他哥哥的书里还在讲什么“青海青，黄河黄，滔滔松花江”，可是到他读书的时候，课本就开始讲阿里山日月潭。所以从五十年前就开始了。这都不打紧，因为台湾是可以讲自己的地方历史的，就像美国德州的课本会讲自己州里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可是台湾再怎么样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以超脱这个范围去讲自己的历史。我真正感受到书里的差别，是这十年来转变太大了。当然我自己是上高一的时候，亲自感受到教科书的问题。 我自己想到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描述台湾历史教育的变化：一个家庭，爸爸在四十年前读高中的时候，课本上答题要写联合国祸乱的根源是美国卡特总统无耻，我们要忠靖自强处变不惊。然后到他儿子2000年联考的时候，要写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但是台湾跟大陆分裂了，大陆对台湾有敌意。现在过了十年，他第二个儿子要考试了，哥哥的教科书不能用，他考试要写的答案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短短的时间内，一个家庭都错乱了。这种怪相，在世界都是少见的。 　　记者：那么在台湾，像你这样面对教科书不是被动地接受其内容，而是保持自己独立判断的中学生，多吗？ 　　李戡：太少。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声音出不来，也就是自己知道。可是我除了自己知道之外，我还有责任要告诉大家。为台湾好就是为中国好嘛，这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去注意的事情。需要帮助台湾的年轻人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去接受这些东西。      在台湾连综艺节目都开始模仿我和我爸爸讲话，我无所谓，书能推广出去，话题能传递出去就好 　　记者：既然你发出的是少数人的声音，而且你书里写到，老师们也认为教学生念这样的书是天经地义，那你岂不是一个非主流的学生，在学校里不会觉得很孤立吗？ 　　李戡：对，我是一个非主流的学生。主流的心态很能说明台湾现在的一些问题。有人会说，我们的国父后面要不要加一个S，因为我们不只有一个国父。所以现在台湾是很混乱的。我觉得我是清醒的。 　　记者：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在强大的主流声音之下，你怎么能保持独立思考状态并认定自己的清醒呢？ 　　李戡：因为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家庭，这是我必须承认的。今天假设我爸爸不是李敖的话，我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一般学生也不能去怪他们，他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是被日本人统治的，日本人在台湾祸害了五十年，洗脑是很厉害的，那种毒害还没有铲除，国民党又来了，搞戒严、白色恐怖。所以台湾一个世纪以来积累下来造成的祸害，可能已经深植在台湾人心里，问题是很复杂的。家庭的教育已经这样，学校教科书再一搞，他们就像是被封印起来一样，思想就定型了。 　　记者：那你觉得你写这本书、发出这样的声音，会对他们有影响吗？ 　　李戡：有。他们现在觉得我是在捣乱，可是这样也好。我尽量去推广这本书，有些人可能一看就大彻大悟了，有些人可能就会吵，可是吵的过程就会影响一些人。我觉得看了的人，都是很有希望的，至少他们还有肚量去接受这种跟他们十几年来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跟他的家庭、老师、同学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他们能这样改变就值得高兴。当然也有人先入为主地不看，因为有些人，你只要骂台湾，他就先把你骂一顿。 　　记者：这本书在台湾有什么反馈吗？ 　　李戡：现在我和我爸爸在台湾都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觉得话题有了、新闻效果有了，话题就能够传递出去。像我爸爸的这本书《阳痿美国》在台湾已经变成畅销书了，为了这本书他改变自己的作息上了十几个节目去推广，这本书卖得非常好，我的书就放在我爸爸书旁边卖。连综艺节目都开始模仿我和我爸爸讲话，我无所谓，书能推广出去就好。这也是我觉得很欣慰的地方。     一个公众人物总要承受压力的。有些人觉得我爸爸一手策划把我捧上天，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去炒作过 　　记者：看来你并不拒绝成为媒体的话题，你这么早就把自己抛给媒体，把生活曝光于公众，像这样被关注被炒作，不觉得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困扰吗？ 　　李戡：我觉得不排斥，我也享受到一些成名的好处。这当然是有利有弊，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点做到就好，媒体不要妨碍到我学校的同学。之前我开学在北大报到那天有一些混乱，后来也就没有。只要不影响旁边的人，只要我承受得了，我都会去做。目前都觉得很好。 　　记者：你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吗？因为你是李敖的儿子，今年因为出书，因为选择上北大，你骤然成名，大受关注，而且我看见你迅速开了博客和微博，于是有大量的人在你的博客上留言，很多人直接就是去骂的，这些你都预想到了吗？ 　　李戡：这些我都能承受，这是我进步最大的地方。以前我初中的时候，在网络上看见有人骂我爸爸，我还难过，有一阵子还上去跟他们对骂，其实这都是幼稚的行为。一个名人、公众人物，总要承受这些压力的。现在我每天过得好好的，根本不用理睬这些网络上的意见。台湾大学生就把我当作公敌，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的生活也是我想要的，所以觉得也是值得的。 　　记者：那么你会看博客上的留言跟人交流吗？ 　　李戡：几乎不看，我发了就发了，过几天看一看点击率怎么样。微博有时候看一看回复，有时间就回一两条，没时间就发我自己的东西。 　　记者：感觉你似乎是一个愿意很高调面对公众的人？ 　　李戡：我是能屈能伸的人，要高调我可以很高调，平常也可以很低调。平常我都坐地铁往返市区，上学也就是走路、骑车，上课也还好。有些人觉得我一连串的动作都是精心策划的，我爸爸一手策划把我捧上天，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去炒作过。我出书也是我爸爸提到这个消息，然后台湾媒体自己跑到我吃饭的地方去访问我。韩寒的问题要不是香港的记者去问我，我根本不会想到去讲，因为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这之后才知道。这些事都是顺水推舟吧，他有人关注，我只好把话题跟过去。 　　记者：在出书之前，你就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很多观点吗？ 　　李戡：对。 　　记者：但关注度不像现在这么高吧？ 　　李戡：我之前也会写台湾跟世界的问题，我平常都会写一些有意义的、格局比较大的东西。奥运会的时候，美国人怎么阻碍我们，我就写文章骂他们，当然我时间不是很多，但是会抽空写。       未来的四年除了在学业上做到最好之外，我还要到中国各个省份去看一下，了解整个中国，好好看一遍 　　记者：我之前看到你对媒体说，觉得台湾整个社会都疯了，但大陆人还没有疯，比较聪明，这样的判断是怎么来的呢？ 　　李戡：疯子的故事，就是那个中世纪的故事，一个国家的人都喝一口井里的水都变疯了，就国王没有喝，然后大家都说国王是疯的，最后国王只好喝了井水跟他们一样疯。现在台湾就是这样，我们在做对的事情，人家把我们当疯子。我觉得大陆整体上还不错，至少大学生都很上进，很刻苦，很好学，这些都很不错。台湾的学生就没有这么上进，平时打工挣一点钱，周末唱歌就全玩掉了，大陆学生就很少这样。 　　记者：你对内地大学生的印象，是在北大上学这一个月来的印象吗？你觉得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呢？ 　　李戡：思想政治课上，老师经常会让学生站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就觉得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至少他们很踊跃地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台湾是看不到的。据很多台商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讲），搞广告设计创意行业的人，会更愿意用台湾的学生，因为比较有创意和会独立思考。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有独立思考的话，你根本就不应相信教科书里那些东西。也许他们鬼点子比较多，比较知道投机取巧，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大陆的学生，我听我的室友说，他们为了争辩一个政治问题，吵到夜里两点钟。他们至少想的是正经东西。 　　记者：你指的正经东西是什么呢？ 　　李戡：至少是还在做学问的范围里。台湾学生想的是怎么去玩怎么去混时间，这种独立思考就不必了。 　　记者：很多人会说，你到北大上学，是不是因为在台湾大学混不下去了？ 　　李戡：台湾很多人就骂我这一点。说我申请不到台湾大学最好的系才走的，我申请的是地质科学系，这个系在台大是排在中间位置的，坦白讲是因为这个系的分数低我才申请的，我要的就是台大的头衔，我另外还录取了台湾的清华大学。我以前讲得很明白，台湾的联考有两次，一次1月，一次7月，我不可能为了证明我可以考到台大最好的系，再去考第二次联考，因为我还要写书。我那个成绩也排在台湾考生的前4%以内了，我根本看不起台湾的联考制度，就算每科都考满分又怎么样？脑子里全是那些臭鸡蛋，你就是因为乖乖地照着教科书走，老师教什么你就学什么才出来的嘛。玩你的游戏我可以玩得很好，我证明到这个程度就够了。 　　记者：选择到北大学习，你应该是想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了解更大的社会，那么通过这四年的学习，你期许自己得到的是什么呢？ 　　李戡：除了在学业上做到最好之外，我还要到中国各个省份去看一下。像这次到山西，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了，我还跟黄河边生活了几十年的船夫谈话。我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新疆、陕西、西藏去，了解整个中国，好好看一遍。 　　记者：你第一个选择去看的地方是黄河，这是为什么呢？ 　　李戡：因为我之前最想去看的是壶口瀑布，结果去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很了不起的地方。我就喜欢这种大气的东西。这也影响到我做人，格局要大，心胸要开阔，为大局着想。一定要亲自深入了解，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见解。       我早晚要接父亲的班，但我不可能超过父亲，我只能尽量维持、延续他的精神，我不可能创造出比他更高的成就 　　记者：你的言论和文章里，一贯表示出对内地很大程度的好感。但是我发现很多网友似乎不领情，认为你和你父亲对大陆并不真正了解，而是一种凭空的想象，你怎么看？ 　　李戡：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你不能因为对大陆的一些现状不满，就对整个国家失望，甚至喜欢起美国来。所以我一直很看不起很多媒体，上个月我爸爸在世博会参观也讲了一些话，然后有些媒体就说，李敖老了，以前怎样，现在怎样。可是我爸爸现在出了《阳痿美国》，犀利程度远超过以前任何一本书，他把美国两百年的历史都翻出来了，他这样叫老吗？你不能因为我爸不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做，就叫老，还有些人觉得骂美国就像骂他们的祖先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荒谬的。我爸爸是真正爱国，站在第一线，跟美帝、跟敌视中国的国家去抗衡，这些地方是真的需要他的。没有人可以说他老了，这点代表这些人没有水准。 　　记者：确实这些年来媒体对待李敖的态度有了不少的变化，从推崇赞赏到怀疑批评，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李戡：我爸爸没变，是媒体变了。有媒体说他不敢批评大陆的现状，可是为什么非得他去批评？你们媒体很强，你们在这个土地上住了几十年了你们可以去谈嘛。大陆的问题，我爸爸像是个旁观者，中国内地的状况不见得都了解，他在行的是在哲学和历史角度上看问题，他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去谈，他做真正需要他做的事情。自己关着门骂来骂去是没有用的。可怜的是这些媒体，变的是他们。 　　记者：看得出来你对父亲非常崇拜，就算是在青春叛逆期你也没有对抗过他吗？ 　　李戡：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反抗、违逆他的。一般的年轻人叛逆都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为了穿鼻洞穿舌环、染头发或感情的事情跟父母争辩，我觉得那都很幼稚、很没有意义。除了这些我没什么好跟我爸爸吵的，我不可能跟他吵学问。 　　记者：那他对你的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期盼吗？大家都在说李敖正在努力推出你做他的接班人。 　　李戡：他还好了，觉得让我自己好好去发展，他不会去干涉。我觉得接班也很好，早晚要接班，我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当然他现在也还没有退下来，也还很凶悍，很多人到他这个年纪早就已经退休了，到处享福了。你可以说他骂美国人就是老了，但你就是不能否定他这种精神，一辈子的斗士。 　　记者：所以你也愿意像他一样做一辈子的斗士？有准备了吗？ 　　李戡：我只是说希望，不敢说肯定。我说的这种斗士不是指整天看什么不满就要打架一样，斗士就是在大方向上站在正义的一方，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发挥正义感。应该说我们做事要有斗士的精神，而不是做什么事都要去争抢、很有侵略性的姿态。 　　记者：父亲对于你来说是高山仰止，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能翻过这座山呢？ 　　李戡：我不可能超过他。我做不到，我只能尽量维持、延续他的精神，我不可能创造出比他更高的成就。         ◆采访手记 　　毕竟是十八岁 　　听闻李敖之子出书，痛陈台湾教科书之混乱，抨击台湾社会之不正常。脑子里一下子想起的是王安石最中意的儿子王雱，书上说他“性敏气豪，睥睨一世，未冠已著书，极论天下事”这样的描述大抵也合得上李戡吧？ 　　然而，真见到李戡，一个清秀文气的男孩，大学里常见的学生的样子。纵然他欲“极论天下事”，却终究还是18岁的孩子。 　　我们闲聊着，说他一天到晚疲于应付媒体也不容易，访问的内容都差不多，恐怕车轱辘话也说了不少。他却说：“我还好啊。这些天已经学会好多了。我还准备了好多好话没机会说呢。”桌上，放的不是他自己的新书《李戡戡乱记》，倒是摆了他老爸李敖痛批美帝的新书《阳痿美国》。李敖在上节目推荐新书的时候，也在一边放着儿子李戡的书。父子俩都深谙利用传媒之道，乐于共谋制造话题。 　　尽管如此，这个男孩还是难于让人得出他比同龄人成熟老练、富于心机、更加世故的结论。他只是李敖的儿子，深受父亲影响，也深深崇拜父亲的18岁男孩。他用父亲的方式开始走自己的路，备受关注，却并未因此变得复杂。 　　他真诚地表达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他喜欢《黄河大合唱》，并学会了用自己喜欢的钢琴演奏这首曲子。明年五四，他将与指挥家余隆合作演出此曲。话语中满是兴奋，并没有很多人怀疑的那种“投机讨好”内地的嫌疑。他坚定自己要接父亲的班的事实，却对于这个接班人的未来身份一片懵懂。他上了北大，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专业，却还未完全明白这个选择对自己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学了一定有用”。就连百度他的粉丝吧里，他的粉丝都比他老成，觉得作为他的粉丝不能像一般粉丝那么幼稚，开的话题一上来就是严肃的经济问题。而李戡同学，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讨论那样的大话题呢。 　　也许所有人都会好奇，在父亲的羽翼下，未及成年便开始露出锋芒的李戡，究竟可以走到多远，走到多宽？而他，作为新一代人，是不是能够比父亲更富于洞见，是不是有更新更宽广的视角来面对这个时代呢？ 　　现在对视父如天的李戡提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不厚道。他要走的路真的还很长，远未到得出确定结论的时候。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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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受访者认为当下大学生学习功利性太强

  　  今年4月6日，温州大学瓯江学院2007级市场营销专业的20多名学生，在上课时全部将自己的手机设为静音状态或关机后，自觉地放入了“课堂手机休息室”，全心听课。（资料图片） 　　提要 　　湖南女子学院教授蒋璟萍：大学生学习态度的功利化，会导致人生态度的功利化。当学习不再是追求有意义生活的最佳方式，沦为寻求短期利益的工具时，这种源于功利的学习，就难以造就具有丰富思想、高尚人格、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这对学生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睡觉、聊天、吃东西、发短信、打游戏、背单词……在网络上，有不少人指出，当下部分大学生不好好听课，课堂上的小动作之多，令人惊叹。同时，也有网友罗列出“大学生不用上课的理由”，多达30条。在部分大学生眼里，“上课可以敷衍了事”已成共识。 　　事实真是这样吗？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网易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1778人参与），仅2.1%的受访者认为，现在大学生对待上课的态度“非常认真”，12.4%的人认为“比较认真”。相比之下，高达45.5%的人指出，大学生上课态度“不认真”，其中8.2%的人觉得“完全不认真”；另有39.5%的人表示，大学生的上课表现“一般”。 　　受访者中，在校大学生占13.0%，已毕业的大学生占65.3%。 　　北京21所高校调查：76.4%的研究生承认旷过课 　　本次调查显示，66.7%的人感觉当下大学生不认真上课情况普遍，其中，16.2%的人觉得这种情况“非常多”；仅10.1%的人表示，这种情况“不多”，1.8%的人选择“很少”。 　　这学期，西安某大学朝鲜语专业大三学生张小新（化名）和室友经常逃课。“我们逃的，主要是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类的公共课。这些课的老师通常一学期只点三次名。我们还摸清了他们的点名规律，比如下雨时去上课的同学相对较少，老师点名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下雨时我们一定会去。” 　　张小新说，就算逃课不幸被老师点了名，同学也会立刻发短信通知她，然后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赶到教室，再告诉老师刚才点名时去上厕所了。 　　“上公共课是我们最闲的时候，看杂志、睡觉、发短信、准备公务员考试……干什么的都有。”张小新坦言，在公共课上，基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同学们在下面干自己的，偶尔老师会提问，下面也是鸦雀无声，于是老师就自己回答后再继续讲课，“如果一旦有同学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他同学会向他投去异样的眼光。这些情况，还会出现在部分专业课上。” 　　除认真听讲外，大学生会在课堂上干些什么？调查中，受访者选择率最高的三项分别为：“玩游戏”（68.1%）、“睡觉”（66.0%）、“干脆逃课”（64.7%）。此外还有：“聊天”（61.6%）、“准备英语、公务员等考试”（52.9%）。 　　不久前，由北京20多所高校的研究生党员组成的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学校（清华）星火三期三班，开展了一项有北京21所高校1098名研究生参与的“首都高校研究生学风现状调查”。调查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如今即使是高校研究生，上课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发现，76.4%的研究生承认自己有过逃课或旷课行为。其中，35.5%的研究生将自己逃课的原因归结为“不喜欢老师的授课方式”，22.6%的人选择“学生会、社团和兼职工作太忙”，13.2%的人表示“厌学情绪高，缺乏学习动力”。 　　“没有不好的课程，只有不好的老师” 　　今年7月，复旦大学女教师陈果讲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视频，在网上受到热捧，有网友甚至将陈果上课时所讲的内容，整理成“语录”。同样是大学公共课，受欢迎程度为何有天壤之别？ 　　“我不是不喜欢课程本身，只是有些老师上课实在没意思，只会照着书念，我还不如用这些时间来干自己想干的事。”张小新说。 　　刚从朝鲜交流学习半年回校的张小新说，朝鲜的教学方式让她真正爱上了上课。“国内的英语课，老师总是让我们背单词、听写。而朝鲜的外语课，老师们更注重去讲某个知识点背后的历史、发展过程等背景性知识，以及语言在实际中如何使用。” 　　为什么部分大学生不喜欢上课？调查中，63.6%的人认为原因在于“有些课程内容太乏味”，60.5%的人认为“有些老师上课太乏味”。 　　受访者眼中的其他原因还有：“认真上课也未必能拿到好成绩，找到好工作”（59.0%），“功利心强，只重视考试成绩和就业”（58.1%），“老师管理不严格”（43.8%），“复习公务员、英语考试内容比上课更有实际意义”（37.2%），“其他活动太多，挤占上课时间”（26.9%）等。 　　湖南女子学院教授蒋璟萍，曾在许多大学里有过任教经历。她指出，近年来的确有部分大学生对上课的态度敷衍，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这样，而且很多学生也不是对所有课程都敷衍。“以思想政治教育课为例，只要讲出水准和哲理，这类课也会受到学生追捧。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不好的课程，只有不好的老师。” 　　“除了老师本身的原因外，不少大学生不喜欢上课还有其他多种原因，例如高校课程设置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课堂教学管理方法落后，教学过程过度注重知识传授，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整个社会普遍对理论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尊重程度不够，对技能性知识追捧；另外，还有部分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偏颇，只喜欢听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课程。”蒋璟萍说。 　　51.3%的人认为大学生的天职是“认真上课” 　　李飞（化名）是一名负责宣传工作的北京市公务员，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和文字打交道。他觉得，正是由于在上大学时没有认真听课，导致现在自己“笔杆子”不够硬，有时工作起来比较吃力。“当时很多时候，上课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像学校开设的公文写作、新闻编写等选修课，自己都没认真听。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很想再回去上课。” 　　张小新坦言，她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短期内的考试”和“将来的工作”。“大家都这么功利，我也就随大流了。刚进大学时，我还怀揣提高修养、锻炼能力、拓宽兴趣的大学梦，但这几年下来，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个好工作。” 　　此次调查显示，70.5%的人认为，现在大学生学习功利性太强。 　　“在这个证书化的社会中，好像只有考试才是获取体面职位的基本途径。社会的评价体系一旦模式化，大学生的学习又怎能不模式化？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逐短期内能看到实际用处的东西时，大学生的学习又如何不功利化？”蒋璟萍感叹。 　　蒋璟萍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的功利化，会导致人生态度的功利化。当学习不再是追求有意义生活的最佳方式，沦为寻求短期利益的工具时，这种源于功利的学习，就难以造就具有丰富思想、高尚人格、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这对学生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调查中，71.6%的人认为，大学生的天职是“培养能力与素质”；51.3%的人觉得，大学生的天职是“认真上课”。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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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常委会决定习近平为国家军委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习近平像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8日在京闭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的提名，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习近平简历： 习近平，男，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1969—1975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 1975—1979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1979—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 1982—1983年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 1983—1985年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 1985—1988年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1988—1990年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 1990—1993年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3—1995年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5—1996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6—1999年福建省委副书记 1999—2000年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0—2002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1998—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2—2002年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2—2003年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 2003—2007年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07年上海市委书记 2007—200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2008—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2008年3月）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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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富豪更喜欢投资艺术品

  2010年《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艺术品投资在富豪的理财投资方向上由第8位上升到第4位，相比其他城市，上海富豪更喜欢投资艺术品。大陆千万富豪们的收藏喜好依次是手表和珠宝、中国古代字画以及当代艺术品。在收藏途径方面，近八成的富豪选择自行购买，其次是通过拍卖行。 考虑到如此需求，国内金融机构对艺术品投资的引导作用日益明显，艺术品期权、艺术品按揭、艺术品信托投资等与艺术品投资相关的投资产品纷纷上市。目前，国内开展艺术品投资理财项目的中资银行只有民生、招行和建行三家。 艺术品投资完全是新事物，而对于鉴赏力相对欠缺的大陆富豪们，艺术品投资是“锦上添花”甚至“雾里看花”，注定了这一另类高端理财产品的“小众化”特性。在上海帆茂投资管理董事副总经理黄昊杰看来：“这是中高风险的投资品种，只适合那些于艺术品有所了解、且能承受较长投资期限以及资产价格波动的投资人。” 缪斯的冲动 从统计数据和历史经验来看，艺术品投资和传统的股票、债券投资相比风险也不低，也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品投资比传统领域更容易赚钱。但在欧美发达国家，艺术品投资的金融产品已经相对成熟。 最著名的案例是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的业绩。上世纪70年代，他们拿出可支配的总流动资金的5%（相当于500万英镑）与苏富比合作，扣除通货膨胀率因素，最终获得13.1%的平均年收益率。 20世纪下半叶，国外一些著名银行开始悄然参与到艺术品投资领域，并且对艺术品投资市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其中，一些银行本身就是“收藏家”。如瑞士银行长期在世界各地搜罗着他们认为最好的艺术品，进行收藏与交易，为此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移动的地平线——瑞银集团艺术珍藏：1960年代至今》的画册。此外，花旗银行和JP摩根也很早就开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收藏。 就国际上艺术品投资基金来说，比较著名的有：英国艺术基金(预期年平均收益率10%~15%)、美国艺术基金、瑞士银行下属的中国基金（预期年平均收益率12%~15%）和美国的格雷厄姆基金（预期收益率为10年获得400%）等。据说，有些艺术基金用50%的资金收购艺术品，而把另外的50%用来提升这些艺术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类似于我们今天在艺术品市场所见的“坐庄”。 三“行”演义 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目前还没有面向内地客户的艺术品投资产品。而中资银行在这方面也是刚刚起步。 第一家推出艺术品投资产品的中资银行是民生银行。2007年6月18日，民生银行推出“非凡理财——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投资起限为50万，投资期限为2年。作为国内第一只银行系艺术品基金，公开发行一个月后，于当年7月18日进入封闭期。这款投资计划将目标锁定在书画上，其中投资性购藏中国近现代水墨作品10件、当代油画作品6件。在2009年7月产品正常到期时，两年绝对收益25.5%，年化收益率达到12.75%，高于普通的理财产品。 民生银行趁热打铁。2010年1月，民生向其私人银行客户推出了“非凡资产管理——艺术品投资计划2号”，销售一空，提前近一周结束募集。此款艺术品投资计划分为优先级和劣后级，前者专门面向私人银行客户销售，起点金额50万元，理财期限3年。募集资金将按一定比例标准投资于中国近现代书画、中国当代艺术品和少量的古代书画作品。 据悉，民生银行之前主要投资当代艺术品，是因为作者往往还在世，出现赝品的几率相对较低。而鉴于去年古代书画市场火热，4幅古代书画均创造“亿元”神话，因此2010年民生开始增加古代书画作品的投资也不足为奇了。 鉴于民生银行“吃螃蟹”的成功，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也于2009年6月相继推出类似产品。招商银行是私人银行客户门槛最高的中资银行，个人金融资产必须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才行。目前招行私人银行客户达到11400多人，在《欧洲货币》“最佳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年度评选中连续两年蝉联“中国区最佳私人银行”大奖。 2009年6月9日，招行启动了“私人银行艺术鉴赏计划”，本质上并非理财产品。投资者可以从招行推荐的艺术品中任意选择其喜爱的作品，存入相当于该艺术品现价的保证金，即可拥有该艺术品的鉴赏权益，期限为1年。在1年之内，如果选定的艺术品升值，投资者可随时以原约定价格购入该艺术品。如果不满意，投资者也可退还艺术品，只需支付2%的鉴赏费就可拿回保证金。 “在拍卖会上，我们的客户看的多，下槌的少。”招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王菁说，“他们往往不知道这件拍品是否值得买下来。毕竟内地客户钱很多，但真正懂艺术品又敢于投资的并不多。”因此，招行推出了“私人银行艺术鉴赏计划”，“除了多提供一种投资方法外，也希望他们真正喜欢收藏艺术品，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达到精神愉悦。” 相比民生银行和招行，去年6月18日建设银行推出“国投信托·盛世宝藏1号保利艺术品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就保守得多，被人批评为“假艺术之名，行融资之实”。 该计划的运作模式是，首先由投资顾问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选定一批藏家手中的当代著名画家作品作为投资标的，并对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然后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打折来确定募集资金规模，信托期限为18个月。据悉只有44人购买，募集资金规模465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数名著名画家知名画作的收益权，投资者能享受到7%的预期年收益。藏家可以根据约定对这批艺术品进行回购，并向投资者支付相当于当初定价7%的费用。有信托业内人士表示，这款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实质是一款融资产品。 任重道远 据统计，高收入阶层中有超过20%的人群有收藏艺术品的习惯。其中收藏品价值大约平均相当于其全部资产的5%。这意味着整个高收入阶层大约可以支付超过其财产1%的部分投入到艺术品收藏。 但一位曾参与过2000万元艺术品投资基金运作的詹先生也表示，银行推出艺术品理财产品，不排除是一批画家为了寻找生存出路而找到银行的可能性。“很多东西看起来很美，但做起来很吃力。因为现当代艺术家， 95%靠的是炒作，市场认可不到5%，和古代画家正好相反。但对于古典画家，由于中国一些富豪艺术文化水平低，又容易被蒙。”詹先生说。 艺术品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让银行的相关投资理财计划难以受宠。投资艺术品本身风险很高，流动性较差，还需要考虑存放、运输、安全等问题。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担艺术品保险业务，因为保险公司对艺术品的价值认定、真伪鉴定也缺乏专业研究，为艺术品投保同样需要时间。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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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之大道行思（结篇）

  1492年10月12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国出现了。那些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最先把机会抢到手里。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国家，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它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国家就可以发展，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强大。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力量，而别的国家没有。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些手指。  　　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  　　是恩里克王子以国家名义来支持航海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当怀揣着航海计划的哥伦布同西班牙王室讨价还价时，伊莎贝尔女王在谈判中接受了这个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但是，她由此赢回了更加辉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就这样从海洋上拉开了。但是，民族国家和海洋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为什么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呢？人们能揭开沉淀已久的大国之谜吗？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  　　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皮埃尔·罗桑瓦隆：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  　　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 郑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 吴建民：  　　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  　　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  　　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 院士 玛丽安娜·巴斯蒂：  　　一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强盛经济。  　　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  　　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 王缉思：  　　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以后，等于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国之谜之所以难解，还在于各国的发展模式，从来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成为大国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1697年，一批俄国青年来到了荷兰赞丹镇的一家造船厂做学徒，学徒中最出色的是一个身高两米，自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师傅和工友们都推荐他为“优秀工匠”。这个人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这番举动，拉开了俄罗斯强国的序幕。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与欧洲的空间距离，还有国家实力的差距。  　　打开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习的目的是赶超。在历史上，像俄罗斯一样实施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还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构建的社会体制，他们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任 董正华：  　　由国家来推动经济建设，像德国、日本、苏联，还有其它一些20世纪的国家那样，可以说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这些国家大都是刚刚经历了国家重建，相对于社会力量，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  　　国际历史学会 会长 于尔根·科卡：  　　德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动力来自于社会。  　　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 吴建民：  　　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入流的过程。所以后发国家要起来，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后。那么这个入流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国家来主导。  　　成为大国的原因，或许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大国之谜，无疑是一个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今天，当我们环视世界，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六十年了，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  　　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率先走过这段历程。  　　日本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 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必须有一个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nb    大国崛起以后，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1494年，在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时候，当时的两个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用一纸契约，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从那以后，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总是殖民地的扩张、划分和掠夺。  　　这个世界有时像黑白照片那样对比鲜明：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丰富的资源，但那里的人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早期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夺是惊人的。虽然，大国也给殖民地带去了一些现代文明，但当地人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经济资源，也失去了国家的政治尊严，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大国称霸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却从来都缺少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线索。因为它造成的麻烦总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它固然拥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荣耀，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和扩大利益的烦恼。  　　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 郑永年：  　　怎么维持一个大国的过程，这是相当艰苦的，那么怎么维持这个大国，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第一强国对其他国家说：这不仅是我们的利益，也是你们的利益。不摇晃梯子，不掀翻桌子，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们总是为世界秩序出谋划策。实际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想要打破这种秩序，因为他们试图取代以前的大国。  　　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成为历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必由之路。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兴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例。德国的兴衰，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大国的一个深刻思考。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欧洲列强在几个世纪中以各种方式阻止德意志统一，令这片欧洲中部的土地饱受分裂的屈辱。1871年，奋发图强半个多世纪的德国终于统一。当这个新兴的大国遵循欧洲大国均势原则的时候，它在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当它试图为自己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发动战车后，则一败涂地。  　　历史的教训是：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历史的教训还在于：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西班牙试过，但是失败了；法国试过，拿破仑试图创立世界帝国，也失败了。德国试过，特别是希特勒试过了，却输给了美国。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教授 奥古斯特·温克勒：  　　或许这也是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再试图建立殖民统治。  　　学者们喜欢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970年的一天，德国人开始考问世界了。  　　这是人们已经熟悉的镜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谢罪。世界舆论评价说，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的双腿，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在这一跪一站之间，人们走到了真理的门槛前，开始做出新的选择。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认清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我想，只要做这样的改变，我们就在做出正确的调整来适应旧帝国的消失。你可以完全不对旧帝国加以赞扬。  　　20世纪见证了英帝国全球霸权的衰落，日不落帝国的昔日风光已经不再。但是，英国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演出。  　　五百年争霸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无论是曾经的帝国，还是今天渴望强大的新兴力量，都必须更加理智地在21世纪寻找新的大国之路。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来到美国拓展市场。美国一家大公司决定向他订购10万台小型收音机，条件是必须换上美国公司的商标出售。10万台的订单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但盛田昭夫却坚持使用自己的商标，放弃了这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他们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说美国要完蛋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激烈竞争。所以美国实质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  　　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  　　使美国保持创新活力的，还有它的四千多所大学和70%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凡不曾培养出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公民的国家不能称其为泱泱大国”，美国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使它获得了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而当今的世界，经过二战后六十年的发展，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简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一百年前更相互牵连、相互依赖的世界。  　　马来西亚前总理 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为通讯和交通越来越方便。没有国家可以孤立存在。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 所长 莱斯特·布朗：  　　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差别不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这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的传播，非典，艾滋病，或跨国恐怖主义。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我们应当了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存在。  　　这样的舞台，使各国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海洋中的孤岛。  　　发生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例证。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损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使有的国家在一夜之间经济倒退十年，同时也波及了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最后，连被人们视为罪魁祸首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也不能置身事外，它很快由赢家变成了输家，一度损失了20多亿美元。  　　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世界舞台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奇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闪耀着另外一个智慧的选择——这就是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这种选择，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治、安全和战略因素的考量。  　　马来西亚前总理 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聚在一起，建立地区组织，一旦一个地区组织建立，别的地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地区化与全球化一样，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程，因为它给相对较弱的国家提供了在地区组织范围内弥补全球化带来的不足。  　　战后欧洲的合作与发展，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选项。合作是从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中西部面积最大的国家开始的。这是两个宿怨深厚的邻居，在二战以前的1100多年中，他们一共打了200多场战争，平均5年就开战一次。  　　为防止德国进攻，法国从1930年开始修建马奇诺防线，边境上的这座炮楼距离德国只有10公里。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也启迪了它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教授 奥古斯特·温克勒：  　　1945年之后，德法两国都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对抗，不仅仅削弱了自己，而且还削弱了欧洲。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两国就逐步开始和解了，70到8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也许通过学习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出的经验，欧洲正在共识、默许和接受的基础上，率先创立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我认为从长远的方向来看，有可能世界也会这样组织起来。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做出理性的判断：无论是崛起为大国还是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来争夺霸权的老路。如果沿用传统大国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征服幻想来鲁莽从事，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条新路，人们开始表达新的愿望，寻求新的答案：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大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法国戴高乐基金会 主席 伊夫·盖纳：  　　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 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强国还应该是那些能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的国家。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我们只可以解释部分的原因，但是不能完全做到。最终可能是文化。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形容的，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式，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地上爬，然后是站起来走。到近代的五百年，就好像是在跑。而这最后的一百年，无疑是在飞。  　　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里，大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我们共存的这个世界，大国担负着怎样的责任？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 所长 莱斯特·布朗：  　　那意味着承担领导责任，在气候不稳定时要稳定气候。那意味着，处理贫困问题。  　　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要乐于和其它国家分享其决策，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执行。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一个具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智慧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对我们全球是有好处的。  　　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 吴建民：  　　我认为一个大国必须具备两方面，就是物质的和精神的。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约瑟夫·奈：  　　一个理想的世界大国应该在更广的角度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将其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  　　或许，关于理想的大国，永远不会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答案。  　　可以说这些是人们的愿望，却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实际。  　　也可以说这是人们的思考，却已越来越接近真理。正是这些思考，成为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无疑将照亮新老大国未来的行程！  　　五百年前，因为海洋，人类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强弱的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自己的角色。  　　五百年后，因为天空，人类进一步拓展了这个舞台的空间。当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同步知晓天下事的时候，世界变小了。  　　世界也变大了。1961年，一个叫加加林的苏联人离开了地球，第一次在太空中飘荡行走。一个月以后，美国的阿连·小谢泼德也上了太空。他在太空飞行时不断说的一句话是：地球外面的世界真美好。  　　从地球仰望天空，是那样的遥远清澄，偶尔飘过的云彩，会遮住人们的视线。云彩的上面，将会是什么呢？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温床，还是未来大国竞争的疆场？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全球对峙时代的种种偏见；或许，在未来的五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的发展仍将经受各种考验。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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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之危局新政（美国·下）

      1900年，20世纪的大幕拉开了。  　　这一年，当时的世界大国们在东方进行了一次很不光彩的集体亮相。由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了古老中国的首都——北京。  　　这一年，还是这些大国们，在法国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也有一次集体亮相，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万人参观了大国们展示的工业实力和创造发明。  　　美国人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将博览会的展馆照得通明透亮。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已经率先站在了电气时代的潮头。  　　这一年，走向工业化的西欧、北美和仍然处于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共同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是一个在飞速发展中动荡不安的世纪，也是一个新老大国交相演出的世纪。  　　在这个新的世纪里，美国的辉煌如同它在巴黎点亮的夺目之光一样，开始覆盖其他大国。但就在辉煌的同时，美国经济社会的运行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      在美国中部的南达科他州，有一座摩崖石刻人物雕像，人们称它为总统山。70多年前，美国人选择了 四位著名的总统作为本国的象征：创建国家的领袖乔治·华盛顿、起草了《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解放了黑奴的亚伯拉罕·林肯、还有20世纪的第一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自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后，美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时期做总统，或许应该是一件爽快轻松的事情。但西奥多·罗斯福却从上任的第二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政府监管经济的措施，这在一贯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而且，政府监管的矛头首先指向的是垄断性的大公司和大财团。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巴罗:  　　西奥多·罗斯福尤其限制了托拉斯的发展趋势，打击了托拉斯。他是现代反托拉斯立法的先行者。  　　数年间，美国的几十家托拉斯先后被起诉，其中部分企业被迫拆解。美国最先形成的托拉斯集团——标准石油公司更是首当其冲。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又将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呢？  　　约翰·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西部一个农场，16岁时当上了会计，由于向老板提出的加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愤而辞职，创办了一家商行。  　　当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之后，敏锐的洛克菲勒很快看准了炼油业的前途。1870年，他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年，标准石油托拉斯诞生。从标准石油公司的创立到遍及全美的石油工业大托拉斯的形成，洛克菲勒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  　　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历史学家 肯尼斯·罗斯:  　　标准石油公司的市场规模很大，它的单位成本，以每加仑计量的单位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具有竞争优势。由于采购量很大，标准石油公司还能够控制石油生产商，决定采购价格。而在与运输石油的铁路公司打交道时，标准石油公司可以保证其他竞争对手无法达到的运输量，因此能够和铁路公司讨价还价，拿到它愿意支付的运费标准。  　　在相继完成对炼油区、运输线和产油地的三步控制之后，洛克菲勒雄心勃勃地向垄断全美石油工业的霸主地位挺进。他说：“当红色的蔷薇含苞待放时，唯有剪去四周的枝叶，才能在日后一枝独秀，绽放成艳丽的花朵。”  　　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连续吞并了美国近百家石油企业。到1890年，这位石油大王已经掌握了全美90％的石油提炼。  　　美国阿利根尼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拉·苏科勒:  　　美国政府对大公司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们越来越大。因为政府觉得这样做，对于公司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  　　美国在建国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奉行由英国传承而来的私有经济和自由竞争，也就是由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经济运行，任由企业自由发展、优胜劣汰，而政府并不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优势企业通过联合、并购、重组等手段，可以同时控制生产、市场和价格，以追逐高额、稳定的利润。  　　19世纪末，像标准石油公司这样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和大财团，在各个行业纷纷出现。人们把他们叫做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牛肉大王、电讯大王、铁路大王、金融大王。当时，美国铁路总利润的85%被7个垄断集团控制，钢铁产量的65%由摩根钢铁公司掌握。国家财富的60%掌握在占美国人口2%的富人手中。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钱颖一 ：  　　19世纪的后半期，美国的经济，政府的干预和监管比较少，但是，那个时候也正是美国高速发展的时期，所谓高速发展，就是它的GDP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也正是那个时期，美国开始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恰恰是在那个时期，很多的矛盾暴露出来，比如竞争的无序、垄断，以及欺诈、腐败等等。  　　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就职时面临的现实。在垄断经济资源的托拉斯给美国带来繁荣风光的背后，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曾经是美国的钢铁之城。很长一段时期，匹兹堡的繁荣是通过空气中灰尘的浓度来衡量的。     繁荣的背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各种罪恶。  　　当时，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工伤致死率最高的国家。工人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每天的工钱只有两美元。这样的生活连孩子也不能幸免，美国大约有两百万名童工加入到劳工的队伍中，最小的只有四岁。  　　然而，与辛苦劳作相伴随的，却是矿难、火灾的不断发生。纽约曼哈顿一家服装厂发生火灾时，平日为限制工人外出而紧锁的工厂大门，挡住了工人们逃生的唯一希望，最终造成146名工人死亡。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 资中筠：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出来了，而且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不好，矿难不断发生，特别是像煤矿爆炸这一类的事情，还有油田的这种工作条件之糟糕。美国城市各种各样的弊病就出来了。  　　自由市场经济如同没有笼头的野马一样狂奔了一个世纪之后，灾难开始出现了。垄断的形成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它在聚拢大量经济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损害了工人利益和社会公平，也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自由发展。一大批中小企业由于无法在垄断企业的阴影下生存，纷纷破产倒闭，城市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尽管美国在此之前已经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这部法律自颁布以来，一直没有依据它判定过任何案例。  　　美国阿利根尼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拉·苏科勒：  　　19世纪末期，一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使大多数美国人从国家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中获益。他们希望能够改善政府管理，消除城市腐败，为工人谋求福利而不是仅仅对他们进行管理。  　　一些抨击企业垄断、财政腐败、食品掺假的文章陆续出现，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建立合理的市场秩序的努力，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股热忱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20年代，被历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进步运动”。  　　阿利根尼大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北部，是进步运动时期著名的记者埃达·塔贝尔的母校。这所学校完整地保存着关于塔贝尔的资料。  　　塔贝尔自幼生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炼油区，父亲是炼油区的一个小生产商。当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打击竞争对手的时候，塔贝尔亲眼目睹了她的父亲和其他的小生产商们如何遭受排挤，最终倾家荡产，被赶出了这个行业。  　　此后，塔贝尔开始调查和揭露那些掩藏在财富背后的社会黑幕。她连续两年发表了长篇系列报道《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详细描述了这位石油大亨怎样依靠残酷的手段积累财富、建立起垄断帝国。这个系列报道后来被编订成书，在美国畅销一时。  　　在进步运动时期，像塔贝尔这样揭露社会弊端的人士又被称作“扒粪者”。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 资中筠：  　　扒粪者，就是要把这些臭不可闻的事情扒出来，让它晒晒太阳，见见天日。等于说当时的新闻专门揭丑，把当时最暗无天日的事情揭露出来曝光。  　　塔贝尔向强大的石油帝国发起的挑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一时间，一大批进步人士纷纷通过报纸、电影、广播乃至漫画，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提出了同一个疑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奥多·罗斯福：  　　我们是维护自由的政府，没有人在它之上，也没有人在它之下，我们必须根据每个人的价值，（公正地）对待他。  　　上任不久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得不面对这些疑问。来自经济领域的尖锐矛盾和进步人士的质疑，意味着社会对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西奥多·罗斯福接纳了进步运动。他把自己视为社会公民的管家，开始向垄断资本开战了。  　　美国阿利根尼大学历史学教授 保拉·苏科勒：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被迫整顿经济的，他一开始并不愿意这么做，但公众的压力太大了，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总统宣布，标准石油公司要为此付出代价。标准石油公司是其他垄断者的榜样，所以，政府在1911年开始拿标准石油公司开刀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钱颖一：  　　垄断非常不能被人接受，就是破坏了机会的平等。因为，一个垄断企业在市场中，因为他已经进入的这种优势，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强势地位，这样就隐含地排除了，很多人想进入这个领域的权利。因此，在这一点上来讲，机会的平等大大降低。所以，这使人们感到非常不可接受。特别是在美国，自由的选择以及平等的机会，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也要保证机会的平等。  　　从西奥多·罗斯福任职开始，美国政府先后对40多家公司提起诉讼。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在司法部的起诉之下被迫解散。政府通过宪法对垄断进行限制的原则也由此被确立起来。西奥多·罗斯福设立了公司管理局，专门处理反托拉斯诉讼。此后，反托拉斯的行动被正式纳入到美国政府制度化的长久政策之中。  　　在解决垄断问题的同时，西奥多·罗斯福也在着手解决劳资矛盾。他甚至把劳资双方请到了白宫来商议，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同时，一些州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条文，明确了工伤赔偿标准和工人的劳动时间。有的州政府，还对与公众生活相关的企业进行管制，建立了公开的听证会制度。  　　就在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见出成效的时候，国际舞台也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1914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来自欧洲的军火和钢铁方面的订单使美国的工业生产更加活跃起来。美国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40%的财富。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和英国、法国等国家一道成为了战胜国。  　　1919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怀揣着处理战后事宜的计划登上了欧洲大陆，他希望能够主宰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其他战胜国拒绝了威尔逊的基本设想，美国试图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努力无果而终。  　　不过，美国进退自如的政治地理优势却再次显现。它重新把重点放回到美洲大陆，专心打理自己的事务。  　　20世纪初期，在美国和进步运动同时展开的，还有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发明和体制创新。  　　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了4缸12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飞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动力飞机诞生了。  　　1913年，美国政府主导的巴拿马运河正式凿通，两大水域之间的最后屏障随着一声爆炸而土崩瓦解，大西洋和太平洋从此联为一体。  　　1927年，美国影片《爵士歌手》第一次成功使用了电影技术的新系统，电影产业开始进入有声时代。  　　在这期间，美国人在工业领域最富革命性的创造，是“福特式生产方式”的出现。  　　福特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聪明技师。当工人们在固定的架子上，装配整车的时候，一旁观看的亨利·福特突然有了一个灵感：与其让工人围着车子走来走去，为什么不让车子像流水一样，从工人面前缓缓通过呢？1913年8月一个炎热的早晨，当工人们第一次把零件安装在缓缓移动的汽车车身上时，标准化、流水线和科学管理融为一体的现代大规模生产就此开始了。犹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诞生了现代意义的工厂，福特的这一创造成为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福特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新工厂。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煤，铁，砂子和橡胶从流水线的一头运进去，有2500辆T型车从另一头运出来。在这座大工厂里，有多达八万人在这里工作。  　　1924年，第一千万辆T型汽车正式下线，售价从最初的800美元降到了290美元。汽车开始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  　　福特的生产方式很快在其他制造领域被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使美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产业化的电影世界在制造明星的同时，也创造着美国的梦想；走进千家万户的无线电收音机在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促进着企业的广告宣传；而汽车的普及更使美国成为一个安装在飞轮上的国家。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天空一片蔚蓝。人们觉得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随着经济的腾飞，将近20年的进步运动结束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减弱了。在19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胡佛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在竞选时的口号十分鼓舞人心。他说：“如果我当选，将使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一只鸡，家家有一辆汽车”。  　　20年代的美国，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无尽繁荣。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吧，所有的股票都在一路飞涨，美好的未来还需要证明吗？  　　然而，胡佛的话音落下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爆发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29年10月24日，有人忽然卖掉手中被高估的股票，惊惶和疯狂的抛售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一天之内，股市崩盘，超过300亿的市值蒸发殆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股市的崩溃，意味着人们对于投资的信心没有了，人们的财富转瞬消失，所以，投资和消费都开始下降。  　　股市的崩溃只是经济大规模衰退的一个信号。随之而来的，是800个银行破产，900万个存款账户消失。人们的生活积蓄在瞬间化为乌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14万家企业倒闭，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饥民们排成长队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福格尔：  　　我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萧条，造成了极大的焦虑，很多人的亲戚朋友都失业了，（那时）很多人还不习惯依靠政府的帮助。  　　那么，这样一场空前的危机如何才能被化解呢？     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胡佛政府认为，坚持了一百多年的自由市场既然能带来空前的繁荣，那么它也会在自我调节中克服这场危机。然而，胡佛政府的期待落空了，大萧条还在一天天地延续，国家徘徊在动荡的边缘，1700多万人失业，近200万人流浪在全国各地。  　　1932年，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30年前开始推动进步运动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他的远房叔叔。  　　罗斯福竞选：  　　罗斯福：你能说出我竞选的口号吗？  　　女 孩：幸福的日子又来到。  　　罗斯福：对，就是这句。  　　富兰克林·罗斯福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笑容和自信为他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在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有近十万人冒着严寒来聆听他的演讲。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典礼（原声）：  　　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我们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历史学家 鲍勃·克拉克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演讲是为了激励整个国家，表达他对人们的信心，同时也让人们对他抱有信心，并相信他的判断。在那次演讲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们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告诉美国人民要抛弃恐惧，齐心协力帮助国家走出大萧条。  　　就任总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这种特殊的方式向美国人民倾诉美国面临的困难，以及政府将如何帮助人们。每到此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家里、在炉火边、在收音机旁，等待聆听总统的声音。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炉边谈话”。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历史学家 鲍勃·克拉克：  　　在他执政的12年里，大约进行了35次的炉边谈话。炉边谈话通常在周日晚上进行，因为人们在周末不用上班，都会在家里。每逢此时，人们就会聚集在收音机旁。  　　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信任，渡过危机还需要强有力的手段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富兰克林·罗斯福会以什么样的方法帮助美国人再次过上幸福的日子呢？  　　就在西方世界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新生国家苏联却是风景那边独好。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人们称之为计划经济。从1928年到1932年，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那几年，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整个社会一派欣欣向荣。  　　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成功引起了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美国人，也尝试着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且重新关注起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化解社会危机的经验。 　　这一时期的不少经济学家们也从自由主义经济呈现的问题中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对策是：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凯恩斯还专门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信中他对罗斯福说：您已经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委托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随着经济的崩溃，人们开始知道资本主义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运作，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凯恩斯的观点才变得非常重要。胡佛总统的许多顾问建议缩减政府的规模，减少政府开支，通过削减开支来修复预算。但是凯恩斯的说法正好相反，他说应该实施积极的政府干预，增加政府支出。  　　1933年3月9日，在宣誓就职总统后的第五天，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开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之为“新政”。  　　他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法规和政策。诸如，通过紧急银行法来整顿银行秩序；签署紧急救济法，并成立紧急救助署关注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签署农业调整法，以帮助恢复农产品价格；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为经济恢复注入资金。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他意识到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那是一个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措施。所以，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政府工程，比如修建公路，以此来满足美国人真正的需要。但是同时，他所做的这些也激励了经济的发展。  　　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在国家的组织下，利用政府的投资，这一流域建造起20座新水坝，改建了5座原有水坝。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埃里克·方纳：  　　富兰克林·罗斯福让联邦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法律、福利法律、政府雇用以及其他措施，承担起保障美国人民经济安全的责任，支持人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  　　在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公众提出了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因为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罗斯福的提出的这一自由，意味着摆脱贫穷不再是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人们免于贫困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 资中筠：  　　过去政府保证的基本人权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去争取你自己的幸福，至于争取得来，争取不来，政府管不了了，竞争的结果是，你失败了、你破产了、你没饭了，这些不是政府要管的事情。现在把政府的职能转变过来了，在经济上的保障，就是说，不饿死人也是政府的职能了，这个最低的保障就是，无匮乏的自由变成了基本的人权。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1936年，经济有了恢复的迹象。拥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又开始回到美国人心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后人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纪念公园。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老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和这些大萧条期间生活窘迫的老人的雕塑，合影留念。  　　富兰克林·罗斯福（原声）：  　　我们正在努力奋斗，挽救一个伟大的、宝贵的政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钱颖一 ：  　　罗斯福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有人说，他挽救了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没有毛病，出了一些毛病，在30年代的时候，那么，他引进了一些新政，然后使市场经济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轨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在美国经济走向好转的时候，国际舞台却是战云密布。  　　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亚洲的日本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欧洲的德国在1939年入侵波兰。相隔20多年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美国的选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出一辙。先是保持中立，然后被迫参战，加入到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阵营。作为第一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的加入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1945年4月，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了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了。五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新任总统杜鲁门宣称：美国已经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不仅重创了新兴大国德国和日本，同时也使传统大国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对世界格局的支配权。当时的世界，除了美国和苏联，其他工业化国家都风光不再。美国在战后的工业总产值占到了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它还向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新的转折点。独一无二的综合实力，使美国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企图安排世界秩序却无果而终的尴尬，开始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主导国际秩序，并最终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1945年1月，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回家。老城广场，已是一片碎石。陆续回家的人们来到这里，喂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鸽子战争就要结束，人们相信和平已经来临。   　　半个月后，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议战后事宜。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   　　然而，这幅政治版图不久便被画上了新的标记。一年后，丘吉尔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一道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和平鸽无法穿越这道铁幕，世界被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六十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俄罗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与六十年前三个大国在雅尔塔秘密安排世界秩序不同，这一次，莫斯科请来了六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但真正唱主角的，却是乘坐六十年前苏联军用卡车前来的2600名二战老兵。   　　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有数千万公民失去了生命。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各国首脑和历经沧桑的老兵，一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一刻，历史离我们不再遥远，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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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之新国新梦（美国·上）

  在美洲大陆北部，有一个飘扬着星条旗的国家，它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国”，也被称作“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现，虽然只有230年的历史，但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nbsp; 　　然而，五百年前，这片广袤辽阔的陆地却是印第安人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挥洒着与生俱来的激情，培育了独特的风俗。直到15世纪，欧洲人发现了这片新大陆。从此，欧洲各国的移民蜂拥而至，一个个殖民地相继出现。到18世纪，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起13个殖民地。美利坚合众国的起源，正是从这13个英属殖民地开始的。&nbsp; &nbsp;&nbsp; 今天，在威廉斯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聆听到当年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声音。&nbsp; 　　美国国家开创者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模拟：&nbsp; 　　先生，如果能够善用自然之神赐予的力量，我们将丝毫不弱于敌人。我们有三百万为神圣自由而武装起来的民众，我们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无论敌人派遣什么样的军队，我们都是不可战胜的。&nbsp; 　　1775年4月19日，新大陆东北部的一声枪响，划破了纯净的天空，改变了这片大陆的历史航道。这天，一支英国军队与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镇的民兵发生冲突，枪声让这场冲突上升为战争，史称“美国独立战争”。 　　1776年7月4日，13个英属殖民地联合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组成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天，被确立为美国的独立日。《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nbsp; 　　在那个距今二百多年前的时代里，殖民地联合起来挑战宗主国是破天荒的大事，宣布独立的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在欧洲的法兰西等国家的支持下，与大英帝国的战争一直艰苦地打了八年，才最终赢得了独立。&nbsp; 　　新大陆诞生了新国家。这个新国家诞生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呢？&nbsp; 　　18世纪后期的世界霸主英国，正在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潮流。依靠君主权威创造繁荣的法兰西，开始酝酿着大革命的危机。德国则依然陷入四分五裂的痛苦之中。俄罗斯经历了由沙皇主导的君主改革，开始强大起来。中国人，正在享受以康乾盛世为标志的国家繁荣。&nbsp; 　　北美大陆上出现的这个新国家，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在独立前的一百多年里，这13个英属殖民地的经济一直依附于大英帝国，无论是北部的工商业、中部的农业还是南部的种植业，都是在英国自由贸易的商业体系下发展起来的。离开了英国的扶持，这个经历战火的新国家将怎样生存下去？&nbsp; 　　严峻的挑战还不仅仅来自于经济领域。独立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权方面只设有国会，没有总统，没有最高法院，而国会本身也没有实际的执行权力。独立后的13个州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nbsp; 　　美国乔治·梅森纪念馆馆长 大卫·瑞斯：&nbsp;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他们不能进行贸易，没有统一的货币，无法制定外交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nbsp; 　　战争换来的独立，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曾经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乔治·华盛顿不得不向人们发出警告：“要么我们在一个领导之下成立联邦而结合为一个国家，要么我们就保持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永远互相争吵。”&nbsp; 　　于是，在宣布独立11年后的1787年，来自各州的代表终于在费城坐在了一起。这间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独立厅，曾经签署过著名的《独立宣言》，如今，代表们要在这里协商新国家的未来。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制宪会议开始了。&nbsp;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 布鲁斯·阿克曼：&nbsp; 　　在1787年宪法中，关于成立国家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就会被欧洲列强所摧毁。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政府。&nbsp;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开国元勋，其中大部分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农场主、商人、律师和银行家，乔治·华盛顿被选举为制宪会议主席。 &nbsp;&nbsp; 而南北战争对于美国日后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詹姆斯·麦佛森：&nbsp; 　　内战之后，美国成为了单一的、联合的、强大的国家，这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基础。如果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分裂成了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或者北方没有赢得胜利，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nbsp; &nbsp;&nbsp;&nbsp;&nbsp;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杰克·格林：&nbsp; 　　（西进）鼓励了冒险的精神，它为爱冒险的人提供了机会，为不爱冒险的人提供了创造新生活的可能，因为人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安顿下来，西进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nbsp; 　　西进运动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充满开拓、勇气与冒险精神的一页，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它，塑造了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nbsp; 　　19世纪末，经过开垦和耕种的大草原变成了沃土桑田，曾经荒无人烟的西部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粮仓。&nbsp;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也正经历着革命性的飞跃。&nbsp; 　　这是一座用人名来命名的城市，它叫爱迪生市。今天这个城市平静而又安详，19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正是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时代。&nbsp;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电力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能源，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由电力使用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nbsp; 　　美国新泽西州爱迪生市门罗公园博物馆馆长 杰克·史丹利：&nbsp; 　　有人问,爱迪生先生，你是如何看待电的？爱迪生说，今晚，美国总统正在我的灯下阅读，医院正在电灯的照亮下进行手术，全世界有数百万的人在电灯下读书和生活，这非常重要。爱迪生就是这样想的，他为此而自豪。&nbsp; 　　让这位发明家引以为豪的还不止于此。据1922年美国国会统计，爱迪生使美国政府在50年内的税收增加了15亿美元。而1928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全世界的资本用在与爱迪生发明有关的事业上的数目达到157.25亿美元。&nbsp; 　　爱迪生一生中共有一千多项发明，白炽灯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而爱迪生本人也只是当时美国众多发明家中的一员，19世纪后半叶，各种各样的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nbsp; 　　仅1865年至1900年，被正式批准登记的发明专利就达到了64万多种。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很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nbsp;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从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nbsp;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钱颖一：&nbsp; 　　在美国出现这么多个人奋斗成功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也是各个行业的出类拔萃的人，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有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的环境。&nbsp; 　　这里是距离华盛顿纪念碑两百多米的美国商务部，1802年，美国就是在这里成立了国家专利局，如今在美国商务部的大门口上还刻有林肯总统的一句话：“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nbsp;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制宪代表们对事关美国政府在未来的公共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然而，在通过第一条第八款时，代表们的意见却空前一致，它的内容是：“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对于专利的保护，在16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开始，但是，美国人第一次把专利权写入了宪法，用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护发明创造。&nbsp; 　　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 理查德·莫斯比：&nbsp; 　　毫无疑问，这项由国家缔造者写入宪法的制度，激发了人们的动力。它不仅促使人们产生了从事发明的愿望，而且人们一旦这样去做，这项制度能够保障他们在市场上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就是全部的理念。&nbsp; 　　早期的专利都是由华盛顿总统亲自签发生效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作为首任国务卿，成为美国第一名专利审查员。&nbsp; 　　联邦政府用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人的权益，同时也保护和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造热情。&nbsp; 　　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 理查德·莫斯比：&nbsp; 　　知识产权，是大脑的产品，是一份无尽的资源。我们对这项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我们为那些伟大的发明家们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美国能够在历史上，包括在21世纪的今天，取得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关键原因。&nbsp;&nbsp;&nbsp;&nbsp; 随着中央政府的力量日渐强大，美国经济在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的保障下，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在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以重大科技发明为基础，在19世纪末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走在前面的欧洲强国。&nbsp; 　　此时，世界大国争霸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欧洲，统一不久的德国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首强；在亚洲，经历了20多年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雄心勃勃地登上世界舞台。&nbsp; 　　而在美洲，一个新的大国正在成长中。&nbsp; 　　通过战争吞并和购买的方式，美国的领土已比建国时扩张了10倍，成为拥有45个州、7000多万人口的名副其实的大国。&nbsp; <FONT style="FONT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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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之风云新途（苏联）

  &nbsp;&nbsp;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伴随着这门大炮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nbsp; 　　二十年间，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 强国。&nbsp; 　　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历经230多年的努力，俄罗斯民族终于第一次凭借国力而不仅仅是武力，占据了世界的制高点。&nbs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力挽狂澜，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超级大国，苏联在20世纪探索了一条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nbsp;&nbsp;&nbsp; 冬天是莫斯科最具风情的季节。1924年1月21日，漫天的风雪席卷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一天的莫斯科城没有风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哀。&nbsp; 　　就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数万名工人、农民、士兵排着长队，来向他们的领袖告别。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列宁，已经为这个新生的政权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nbsp; 　　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怒吼着，如同随风飞舞的雪花，每个吊唁者的脸上都充满了失落和彷徨，苏维埃的明天怎么办？谁来带领大家完成这段未竟的旅途?&nbsp;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 院长 谢·叶辛：&nbsp; 　　俄罗斯人是非常适应非个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就有了社会主义。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为了一种思想或者围绕着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明白我们非常需要英雄，为了这个英雄，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nbsp; 　　俄罗斯是一个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上，政治家的个性气质曾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国和当时欧洲强国的距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独立思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列宁对革命的执著，则使这片土地勇敢地承担起为人类开拓新航道的历史重任。&nbsp; 　　在列宁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俄国曾经出现过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其中，一个名叫维拉·扎苏里奇的女共产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问道：马克思提出的与大工业、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俄罗斯实现？马克思回答说，应该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nbsp; 　　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信仰者都认同：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应该首先在工业基础发达的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轫，工业基础薄弱的俄罗斯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nbsp; 　　深刻了解俄国现实的列宁则认为：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领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nbsp;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nbsp; 　　俄国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却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崩溃了，那就是它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它发生了，不是因为列宁计划了，而是因为列宁抓住了提供给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来做他想做的事情。&nbsp;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布尔什维克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人们相信，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人民将行使权力，所有人都有工作，再也不受剥削。然而，建立新社会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nbsp; 　　十月革命四年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下生存下来，并刚刚平息了国内叛乱的苏维埃政权，遭遇了一场自下而上，突如其来的风暴。&nbsp; 　　这是画家弗·塞罗夫创作于1921年的一幅油画，它所反映的内容正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nbsp; 　　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极大的威力，苏维埃政权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nbsp; 　&nbsp;&nbsp;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nbsp; 　　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你吃饱了那你就会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没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因为战争以后，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其他的路。&nbsp; 　　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内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叛乱，促使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列宁对党内的同志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nbsp; 　　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nbsp;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nbsp;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nbsp; 　　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 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nbsp;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nbsp;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nbsp; 　　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nbsp; 　　今天，运营了85年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 &nbsp;&nbsp;&nbsp; 当时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恐惧，一心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拒绝在外交上承认它，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请求去苏联的旅游签证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的敌视中，苏俄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nbsp;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nbsp;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关注，他为苏俄带来了大批急需的医疗设备 。&nbsp;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年轻的美国商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nbsp;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nbsp;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nbsp; 　　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这里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列宁的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nbsp;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nbsp; 　　但是，苏俄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nbsp;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王亨利·福特。&nbsp;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做“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nbsp;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nbsp;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nbsp;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nbsp;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nbsp;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把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nbsp; 　　1923年11月20日，列宁在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nbsp;&nbsp;&nbsp;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nbsp; 　　列宁给了人类一种鲜明的典范，即人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后，俄罗斯走上另外一条繁荣的生活道路。很遗憾，列宁所实施的这种实践活动最后还是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nbsp; 　　接下来领导苏维埃政权的，是以行事严峻果断为世人熟悉的斯大林。也许纯属巧合，列宁以发源于西伯利亚的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继任者则以一种硬度很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nbsp; 　　正如这两个姓名的文字意义一样：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nbsp;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nbsp; 　　他们认为这个广大的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必须限制资产阶级，限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nbsp; 　　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 左凤荣：&nbsp; 　　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所以，他就明确提出一个要贡税论，就是说要农民，除了他要交的粮食，应该交的国家任务之外，在工业品上，他要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后这样让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付出更多的钱，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nbsp; 　　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意味着此前为保护农民利益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将被舍弃。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nbsp; 　　在斯大林看来，时过境迁，新经济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nbsp;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倍。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nbsp;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做斗争”。&nbsp; 　　孤零零的苏联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虽然新经济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nbsp;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nbsp; 　　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nbsp;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nbsp; 　　而同样庞大的亚洲近邻——中国的境遇，也更加坚定了这个钢铁般的领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nbsp;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nbsp;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经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nbsp; 　　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的制定过程将近五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人们想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写进去，这样写的量就非常大，最后又想方设法减少它的内容，然后又增加了内容，最后的结果是通过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容量，足足有三本这么厚的书。&nbsp;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全面而细致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进程，这是苏联人的一个创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家计划力争精确，在列宁格勒生产的一粒纽扣售价1卢布，那么700公里外莫斯科的价格也是1卢布，而万里之外的海参崴仍然是1卢布。&nbsp; 　　对于苏联而言，它未来几十年的兴衰都和这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联系在了一起。&nbsp; 　　就在苏联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一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爆发了。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疯狂下跌开始，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球，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nbsp;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nbsp; 　　这是一个全球的大萧条，之前有很多关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只有少数人像今天这样富有，而大多数人却没有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利益。那时候，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我们又回到&nbsp;&nbsp;&nbsp;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nbsp; 　　斯大林的公开言论里面，我没看到他说什么要用西方的技术，整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以前，用粮食，从农民那里征收的大量的粮食，征收来干什么，就是用来出口，出口换汇，然后用这个去进口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这些设备进口了以后，当时国内不会运用，所以他当时讲技术决定一切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从国外买进了那么多设备，我这些设备得有人去掌握它。&nbsp; 　　拖拉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它解放的是最广大的农业生产力。&nbsp; 　　就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nbsp; 　　这个奇迹般的速度，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也来自苏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利用。&nbsp; 　　拖拉机厂的建设者，除了苏联人，还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先后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730名。斯大林后来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建成的。1932年时，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约有6800人。&nbsp; 　　与欧美国家的整体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还有苏联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nbsp; 　　1935年9月2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这样一则不大的简讯：“中伊尔敏诺的采煤工斯达汉诺夫同志为庆祝国际青年节21周年，创造了风镐劳动的全苏新纪录。在六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斯达汉诺夫开采了102吨煤，这是矿井一昼夜开采量的10%，挣了200卢布工资。”&nbsp;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开采量，因为它超过了普通定额的13倍！但一周以后，斯达汉诺夫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一个工作日采煤175吨。&nbsp; 　　此后，斯达汉诺夫不再是一名普通矿工的名字，他成为一面旗帜，引领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在各行各业，无数个斯达汉诺夫的推动下，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提高了82%，大大高于原计划的63%。&nbsp; 　　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nbsp;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nbsp;&nbsp;&nbsp; 俄共中央主席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nbsp; 　　俄罗斯在1929年时，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不能生产一辆联合收割机，也不能生产一辆汽车，十年以后，到1941年时，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技术，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nbsp;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nbsp;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这个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nbsp; 　　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nbsp; 　　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加入政府干预的手段，美国经济开始复苏。&nbsp;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nbsp; 　　比如说英国的一个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她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书里的主人公在车厢的过道上讨论俄罗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反映。&nbsp; 　　在当时，苏联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功的光芒掩盖了快速工业化背后的问题。&nbsp; 　　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提供一套带电话的技术人员的住房，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一个家庭疗养证，两个电影院里永久的专座，这些就是苏联工业化道路上的精神偶像——斯达汉诺夫获得的物质奖励。但成千上万忘我工作的建设者们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nbsp;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nbsp; 　　斯大林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军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轻工业、农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农业。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没有能够和工业发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的粮食的产量、人均的肉类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nbsp;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nbsp;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吸取教训，认为任何计划都是危险的，任何长期考虑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吸取更加微妙的信号。就是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擅&nbsp;&nbsp;&nbsp;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nbsp; 　　如果我们没有在库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钢铁联合体，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建拖拉机厂，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工厂直接建成坦克制造厂。&nbsp;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闻一；&nbsp; 　　由于战争条件呢，采取了一种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就是机器不歇人休息，轮班倒制度，所以西伯利亚的工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nbsp; 　　即使在最艰苦的1942年，苏联飞机产量仍达到两万架以上，比德军几乎超出一倍。&nbsp; 　　苏联巨大的工业能力压倒了纳粹德国，成为制胜的利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们驾驶着刚刚造好的坦克直接出厂，迎战德军。&nbsp; 　　1945年5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nbsp;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共损失兵力1000万，占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伤亡人数的73%，苏联以2000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捍卫了正义，捍卫了和平。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仅此一点，苏联就无愧于一个大国的称谓！&nbsp; 　　在德军败局已定的1945年2 月 ，当时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英国的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一起商谈确立战后的世界格局。&nbsp; 　　这是世界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承认，也是对苏联所承担的大国责任的尊敬。&nbsp; 　　在20世纪中叶的万里晴空之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隔洋相望，共同主导了世界未来几十年的走向。&nbsp;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闯入了太空，它的身上镌刻着“苏联”的字样。&nbsp;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飞船，第一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nbsp; 　　梦想。从太空俯瞰地球，是人类文明的高度，也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任时光流逝，这一高度将永载史册。&nbsp; 　　而能否超越这一高度，将取决于俄罗斯一代代领航者的视野是否足够高远。&nbsp; 　　这是一本被封存了五十年的书，它的作者是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nbsp; 　　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苏联他处于鲜花和欢呼之中。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跟千百种障碍做不断的斗争，在英勇而秩序井然的高潮中，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nbsp; 　　当时他们到那边去看了以后呢，确实也发现了，苏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有当时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有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还有国内他们，有意识地封锁国外的情况。&nbsp; 　　在日记中，罗曼·罗兰写道：“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nbsp; 　　出于对苏联的热爱，罗曼·罗兰决定这本日记五十年后再发表，他不想因为这本书造成对苏联的哪怕一点点伤害，他认为五十年后，苏联一定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nbsp; 　　1984年，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正式发表了。但是，苏联的领袖们并没有像罗曼·罗兰期待的那样，及时发现和纠正，包括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内的一些政策弊端，以至于积重难返，丧失了让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机会。&nbsp; 　　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nbsp; 　　苏联的迅速崛起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大事。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因为，对历史的判断，必须用大尺度来衡量，社会变革的完成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nbsp; 　　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着新的出发。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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