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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30年杰出人物：马化腾上榜

      在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9月2日公布 “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评选结果，包括10名杰出创业人物、10名杰出创新人物以及10杰出模范人物(详见附表)。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名列榜首，王石、马明哲、马化腾、王传福等均上榜，同日评出的还有30位优秀人物。     300候选人精选而出 　  在10名杰出创新人物中，腾讯公司执行董事长、董事会主席兼首席运行官马化腾名列第1位，此外，还有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招商银行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政官马蔚华，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列入选。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运行官徐少春则在10名优秀创业人物之列。 　  据介绍，评选活动自5月起启动，经过了群众「海推」候选人提名300多个人选，最后经过群众以及专家评审组投票遴选选出杰出人物及优秀人物各30人。评选人物既有特区成立早期的拓荒牛，也有近几年才发展壮大的创业者，界别分布十分广泛，有港商、本地居民、海归人才、工程兵、义工等；涉及职业有社区干部、企业家、公务员、政法干警、医生、两院院士、运动员、新闻记者、艺术家等。     百件大事今揭盅 　  评选活动全程共收到网络投票950.5万张，纸质投票176.7万张，手机投票2.8万张，总投票数达1,130多万张，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投票选举活动。 　  此外，深圳经济特区30年100件大事评选也将于明天揭晓。    10大杰出创新人物 　马化腾　腾讯公司执行董事长、董事会主席兼首席运行官 　侯为贵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马蔚华　招商银行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运行官 　牛憨笨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志列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开儒　著名词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梁光伟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杨焕明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国顺　深圳市朗科科技(Netac)有限公司董事长   10大杰出创业人物 　袁　庚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创始人 　任正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张伟基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原党支部书记 　马明哲　中国平保董事长、首席运行官 　缪寿良　深圳市富源集团董事长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骆锦星　深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马福元　深圳市赛格集团原董事长 　丁　凯(女)　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高云峰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大杰出模范人物 　吴立民　深圳市政府督察室调研员 　丛　飞　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原团长(离世) 　郭春园　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原名誉院长(离世) 　陈观玉(女)　深圳市沙头角水产公司退休职工 　徐　华(女)　深圳特区报徐华工作室主任 　郑卫宁　深圳市残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绮红(女)　深圳市体工大队训练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但昭义　深圳艺术学校教授 　黄联明　深圳市公安局李朗派出所原所长(离世) 　林华锋　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司令部轮训队班长  

  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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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远志：写字画画养“狗狗”安享晚年

      “五大书记”任弼时女儿任远志，北京羊坊店西路军事博物馆宿舍，一套显得有些陈旧的民居里布满了书画，还不时窜出来一两只宠物狗，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和保姆平静地生活在这里。这是北京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普通到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是建国初期“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女儿的家。国庆前夕的一个下午，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就是在这套外墙皮甚至有些脱落的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写字画画安享晚年     老人反复给记者说，近些日子腿脚不似以前灵便了，大脑的记忆也大不如前，原因是不久前不小心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老人说，摔跤前自己还常在家里写写字、练练画，摔了以后就很难站着写字画画了，以前走路不用拄拐杖，现在没有拐杖即使在家里行动起来也非常困难。记者采访时常常在说到某个细节的时候，老人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敲敲自己的头，不无遗憾地说：“这以前还记得，怎么摔一跤就全忘了呢？”     任远志自1992年从军事博物馆离休后便参加了总政的老年学院，在那里学画画学写字。老人说，“文革”期间她被以“特务”的罪名投入监狱长达5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获得自由，但真正获得资格在老年学院学习则是离休后的事儿了。如今任远志淡定平静，和老伴一起过着看书读报画画的晚年生活，老俩口甚至对饲养宠物狗颇有兴趣，在与记者交谈的时候，任远志常不忘间或地唤一声“狗狗”的名字，和谐而温馨。     说起自己的家事，任远志显得很满意。1949年，任远志随学校从延安背着背包走进北京，上了北师大女附中，后来上了北京师范学校。1952年便参加了工作，先是在国家轻工业部任部长秘书，1965年第二次参军（1946年在野战医院参过军），后来到了军事博物馆工作。任远志的爱人白老是河北张家口人，以前在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记录了大量反映将帅风采和部队作战训练的珍贵镜头。白老身体硬朗，对前来采访的本报记者说：“我可是你们的同行呢。朝鲜战争的时候我可是最前沿的战地记者，当时彭老总说我‘小白，你厉害！你叫金日成站在哪个位置拍照他就得听。我们可不行’。”言语中，白老对当年驰骋疆场的岁月充满了怀恋。1954年11月，任远志的女儿出生了。3年后，又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后来都参军了，女儿在陆军，儿子在空军。     近八旬的任远志如今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缠身，让她常常感到头晕目眩。姐妹们聚会时说，妹妹们都很羡慕大姐，说大姐最了解父亲，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而事实上，任远志与父亲相聚的时间也不过4年零3个月零16天。    监狱5年坚强度过     任远志是1968年被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关了将近5年，受尽了折磨和歧视，后来下放到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当时虽然和丈夫同被关押在一座山上，但始终未得见面。在狱中，任远志被单独关在一间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的牢房里。每天晚饭后，她便在门后墙角画上一道，用密密麻麻的“正”字记录下被监禁的天数。她说自己每当端起饭碗，就想到两个孩子在流浪。当时女儿只有13岁，儿子才上二年级。专案组的人想让她“畏罪自杀”，有意让她打扫装有敌敌畏等有毒物品的仓库。     1972年任远志被释放，最后的定论是：查无实据。 老人说，那时候她已经由山西回到北京。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给父亲扫墓，没有想到第一次清明去扫墓的时候，刚到八宝山，一走到门口，就碰到弟弟任远远了。弟弟当时留着小胡子，戴着黑边眼镜，留一个小分头，像极了爸爸。当时任远志远一望去觉得奇怪：“哎哟，我爸爸怎么又活了？”直到弟弟唤一声“大姐姐”，任远志才醒悟过来。     15年没叫过爸爸妈妈     任远志说，她是1931年出生的，那时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父亲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工作，后来调往闽西苏区。父亲要走的时候，妈妈正好“大肚子”，当时南下路途艰苦。父亲只好一个人先走，爸爸当时对妈妈说，琮英啊，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孩子生出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他（她）远志好了，希望他（她）有一个远大的志向。 父亲刚走7天，母亲就生我了。出生后不到100天，任远志就和妈妈一起坐进了国民党的监狱。经过组织营救后，妈妈把任远志放回到了湖南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15年。     任远志给记者讲述了当年离开家乡寻找父亲的经历。1946年的一天晚上，突然来人把任远志和妹妹用滑竿抬的那种轿子弄走了，说要带他们去找爸爸妈妈。后来经过长沙、武汉，到了南京，在南京时任远志问一个阿姨，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阿姨告诉任远志，所有的女同志里面，最矮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妈妈，叫她没错。阿姨还说，你父亲留着两撇胡子，戴一个黑圈的眼镜，手里拿一个拐杖，遇到这样的老头你叫爸爸就没错。小远志心里记住了。     到了延安，任远志很远就看见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同志在飞机场那里等着——那肯定是妈妈了，可怎么也张不了口。妈妈抚摸着小远志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可惜，爸爸当时有紧急任务没有到机场接15年没见面的“大女儿”。     小远志跟妈妈坐小吉普车回去。车走到延安唯一的一条街——新市场街时，对面来了个中吉普。车一停下来，吉普车上就下来一个老头，黑胡子，拄个拐棍，戴着黑边眼镜。妈妈指着那个人说：“快去，快去，那是你爸爸，你去叫他吧。”远志跑过去搂着爸爸可一句话也没说。爸爸抚摸着远志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好！     那一天，远志晚上才到宿舍。第二天要照相，远志穿上武汉曾宪植阿姨送的衣服，戴上到延安后妈妈送的那块手表。因为一直没戴过手表，照相时小远志有意把手上的手表露出来，本来手应该放到爸爸后边一点，但远志却使劲往外伸，就是想把手表露出来。     说父母     感情深厚有点“酸”     任远志说，父母很小就认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后来父亲16岁就到苏联学习，后来回到上海当大学教授。老家当时完全靠爷爷教书来维持生活，家里是比较苦的。后来父亲上学有困难，母亲就用织袜子赚下的一点点工资，支持父亲上学。父亲一直很感谢母亲。     任远志说：“我觉得父亲和母亲之间特酸，我妈叫陈琮英，我爸写信抬头就写“英”或者“亲爱的英”，反正两人关系特好”。 1931年后母亲从上海追随父亲去了中央苏区，后来参加了长征，伴随父亲转战南北，他们既是感情深厚的伴侣，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任远志清楚地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很晚了，父亲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这时候，母亲端着一小碗稀饭送给父亲吃。当时很晚了，任远志觉得很奇怪，就跟在后头。母亲对父亲说，挺晚了，你喝一点稀饭吧，我怕你肚子饿。后来又怕他冷，就拿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父亲很客气的，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还不停地拍母亲的手。     任远志说，1950年父亲生病以后到苏联去养病，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给妈妈写信，也给我们写信。给我们的信里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星期天一定要回去陪妈妈，生怕妈妈受委屈了。     毛主席为我题“光明在前”     解放前，在陕北一个叫王家湾的小村庄，任远志和妹妹与爸爸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左右。任远志和妹妹与爸爸在一个窑洞里住，进去房中一个炕，是周恩来住的，这边一个门进去是另外一个房间，是毛泽东住的。父亲在右边洞里炕上住，远志和妹妹在炕后边的粮洞里睡。     那时的炕家家户户都有虱子，有臭虫，任远志和妹妹都染上了虱子，浑身都是。任远志就把被子拆了，到河沟里去洗。3月的河沟冰冷冰冷的，洗完了以后就发高烧。爸爸便在脸盆里装一盆水，一边办公，一边弄个毛巾来给小远志敷头降温，然后有什么事就去跟毛伯伯商量。周伯伯看爸爸这么辛苦，也跑过来把毛巾放在水里头攥一攥，也拧一把，说“大女儿你好一点了吧”？那时那儿的蚊子苍蝇特多，周伯伯给蚊子起了个名字叫“飞机”，说臭虫是“坦克”。     不到一个月后，大部队要转移，远志必须离开爸爸和毛伯伯他们，有点舍不得。那天，任远志拿着个小本子跑到毛伯伯跟前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吧，我要过河了。”毛伯伯说：“啊，你要走了？”任远志说：“是，爸爸说你们很忙，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添麻烦，我病了，你们都为我操心，我要走了。”毛伯伯就摸着任远志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走了，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一下，然后拿他的笔在的小本上写下“光明在前”——这幅字至今珍藏在军事博物馆。     父亲临终使劲拉着女儿的手     任远志记得，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是躺在吉普车上进北平的。后来因为忙着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我父亲累得出现了昏迷的症状。10月1日，父亲并没有出席开国大典，只能躺在北京玉泉山疗养所的病床上收听广播。     当时父亲从苏联养病回来后，自己觉得身体情况不错，主动给中央写信要求工作。毛主席见他心情急切，特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可是，父亲一投入工作，就全神贯注，忘记了病情。     父亲病情复发的那一天是1950年10月25日。当时朝鲜发生战争，党中央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一连开了三天会。24日晚上，父亲还在看朝鲜地图，看得很晚，而且自己把日历翻到了25日那一天。随后，自己就上床了，躺下去就再没起来…… 当任远志赶到已经半身瘫痪不会说话的父亲身边时，父亲知道她回来了，使劲抓住任远志的手，眼睛看着“大女儿”……     父亲病危时刻，毛主席来了、周总理来了、少奇同志来了。当朱德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刚走到父亲的床头，就大声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来了！”迷了好几天的父亲，这时“嗵”一下就坐起来了，伸出手想握总司令的手。但坐起来就倒下了，再也没醒来。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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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燕： 到崇山峻岭去寻觅父辈曾经的足迹

      邓小燕——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女儿。邓小燕有个心愿，就是在今年国庆前后能有机会远赴江西崇义的崇山峻岭中，寻觅父亲邓子恢当年曾经战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之地。当听说在那一片大山中父亲当年战斗过的一些地方可能已经被后来修建的水库所淹没时，邓小燕不无遗憾但态度坚定——如果在时间上可以安排得过来，国庆前后还是想到崇义去，毕竟那儿是父亲曾经战斗并光荣入党的地方。国庆前夕的一个下午，邓小燕在位于北京万寿路一个大院的家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旧对父亲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一生充满着深深的敬意。     谈自己     寻访父辈曾经的足迹     退休后的邓小燕生活淡泊宁静，时常回忆起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母亲给自己讲起的故事。邓小燕说，退休后自己身体条件还不错，决定把父亲生前的一些没有来得及整理的东西整理出来，把老人家一些闪烁着智慧的思想精髓传承下去；同时到父亲和母亲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追寻父辈们当年的生活足迹。     两年前，邓小燕回到自己的老家闽西老区，在永定与新罗交界的石门炉，冒着烈日酷暑，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寻找到当年父亲和战友们住过的山寮和崎岖山路边曾经为游击队员提供食粮的杨梅树。在闽西连绵起伏的群山上茂盛的林间，当地人告诉邓小燕，山寮，其实就是竹子搭的棚。父亲当年和战友们在山上找一块地势稍平的地方，将劈开的毛竹搭成棚，把竹片拼在，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床。这种“山寮”四面透风，遇上大雨大风，跟露天没什么区别。三年游击战争中，这种竹寮成为游击战士们宿营栖身之地。     安徽淮安，是当年无数革命先辈经过浴血奋战后建立统辖苏、皖、豫73个县的苏皖边区政府的地方。60多年后，邓小燕来到这里，面对父母曾经战斗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深情地说，“爸爸妈妈一直对老区人民怀有特殊的感情，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是一条充满感情的路，七十多年前走在这条路上的是正值当年的父辈，那时的路是如此的崎岖他们的步履是如此的蹒跚，如今路拓宽了，但父辈的足迹依然清晰，路旁的山峦更加翠绿。    副总理女儿拾马粪耕菜园     1952年，邓小燕出生后一直跟母亲住在一起，与父亲住的办公室隔着一个卫生间，父亲当时忙于工作，很少有机会和母亲一起享天伦之乐。尽管当时父亲身居高位，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儿时的邓小燕很少有机会穿新衣服，常常穿在身上衣服都是打过“补钉”的。有一次，家里人一起照相，可邓小燕当时穿的衣服上有好几块“补钉”，为了使相照得更漂亮，小燕只好把衣服翻过来穿。邓小燕说，父亲当时在生活上对他们兄弟姐妹要求都很严，常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不要在生活上有太高的要求。     当时邓子恢一家住在北京阜成路61号，院子里有一块空地，夫人便把它开发出来做了菜地。由于当时阜成路一带离市区较远，常常有马匹出入，邓小燕还不时和伙伴们到马路上拾一些马粪弄到自己院子的菜地里当农家肥。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邓小燕回忆起当时快乐朴实的童年生活依旧充满了留恋。童年时代的快乐离不开父亲宽阔的胸怀。邓小燕说，儿时电视机还是很稀缺的，家里有了一台电视机后便成了左邻右舍伙伴们的乐园，每天天一黑伙伴们便纷纷涌来看电视，父亲不但不反对还一一询问孩子们的家里和学习情况，孩子对眼前的“大官”也毫不拘束。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已经退休的当年伙伴遇见邓小燕还不忘说上一句，“我那时候老上你家看电视呀！”     1965年，邓小燕到北师大女附上初中，一年后“文革”爆发，学便上不成了。1969年，邓小燕“上山下乡”到第一棉纺厂当工人，之后便参军到了部队，先在二炮河南某基地医院做护理员，后来考入广州第一军医大学，1987年从部队转业到国家审计署医务室，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自己的身世，邓小燕坦荡地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也从来不以父亲的名义谋取自己的私利，甚至在兄弟姐妹中没有人经商。邓小燕说，几十年来兄弟姐妹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主要受益于父亲的教诲。她清楚地记得，2005年母亲去世前对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的临终嘱咐——“踏踏实实地做事”。     谈父亲     田间地头数谷穗     “父亲是我最佩服的人，他处顺境而不骄矜，处逆境而不消沉。”邓小燕说，父亲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常深入到农村考察，深入田间地头，往往蹲在田头取一株稻穗数一数有多少粒稻，根据行距、株距，还能马上准确地计算出亩产。他还熟知农历节气，哪个节气种什么作物，南方和北方如何掌握，并能对答如流地同群众交谈。     邓小燕说，父亲生前曾多次回闽西老家调查研究，每次下到农村基层一定要到农民家里到田间地头去，而且常常是独自前往，少有随从陪伴。三年困难时期，邓子恢回到老家，看到乡亲们吃不饱人人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他深感歉疚地对老乡们说，革命成功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吃不饱，我们对不起大家！     “父亲一生坚持真理，笃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邓小燕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子恢率先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改原则，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分田办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土改中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又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稳步前进、循序渐进。为了推行责任制，他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直言上书，为此遭受批判，直至蒙受不白之冤。     同甘共苦与人民情同手足     在万寿路大院里，至今传颂着一个故事：1969年，“文革”之风正盛，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靠边站”，机关里的人都要去“五七”干校，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家，奔赴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就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一时间，孩子们失去了笑声，同事们愁云满布。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临行前，年过七旬已经被撤职的邓子恢派夫人顶着寒风，挨家挨户家去送行，看望每一个即将离京、朝夕相处同甘苦且始终支持自己丈夫的部下，送上充满温暖和亲情的问候。     一年秋天，邓小燕来到洪泽湖畔，这里是父亲抗战时期居住最长时间的地方。望着碧波荡漾的湖面，他不禁想起父亲在这里的一个故事。1941年深秋，天气已经很凉了，由于供给困难，部队尚未穿上冬装。父亲一行从高梁涧登船，到湖对岸的新开辟的解放区视察工作。在船上，父亲看船夫一家只有一条裤子，出来时穿上，回到船上就只能躲进舱内，一家几口人冻得瑟瑟发抖。见到这样的情景，父亲不顾湖上刺骨的寒风，把自己仅有的两条裤子脱下一条，给了船夫的孩子，又让警卫员去买了一些东西，给饿得哇哇哭喊的孩子们吃。感激的船夫要给父亲跪拜以示谢意。     谈父女感情     护犊情深     “父亲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尤其善于计算。他听下属汇报工作涉及数字时，都要当场核算一遍，看看是否准确。他心算自如，，令人叹服。” 邓小燕回忆说，自己上小学时，对珠算课一知半解。有一天父亲问她：“你会打算盘吗？”小燕嗫嚅了半天，没说话。父亲拿过算盘，手法熟练地打了起来，而后语重心长地说：“学任何知识都要认真，只要用心就能学好珠算，以后肯定用得上。”多年以后，邓小燕才知道父亲当时已经被批判并撤职，如今品味父亲当时的话语不免心酸。     邓小燕说，小时侯自己身体不太好，常常生病，有时还发高烧，父母亲忙于工作，常由管理员老刘叔叔照顾。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66年底，“大串联”回京不久，邓小燕被传染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各项指标超高，被送进北京医院传染科。不知过了几天，昏昏沉沉的邓小燕听到耳边有人在叫：“小燕，你爸爸来看你了！”邓小燕睁开眼睛，果然看到父亲在床边站着，脸上布满关切，似乎还有一丝忧郁。邓小燕兴奋地望着父亲，向他伸出手去，父亲微笑着抚摸着女儿的头，又拍拍女儿的手，掏出自己的手帕为女儿擦泪，嘱咐道：“不要怕，会好的！”还问女儿饭菜是否可口，打针有没有哭。这时护士搬来一把椅子说：“首长请坐，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早点离开。”在邓小燕的记忆里，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看望，以后再也没有等到父亲的到来，直到出院后邓小燕才知道，在去医院看自己后的第三天，父亲就被揪到农大批斗了。     人物档案：邓子恢，1896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镇龙泉乡龙泉村，是我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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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昊苏：羡慕老百姓在公园大唱红色歌曲

      北京晴好的早上，位于台基厂大街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绿树成荫，芳草芬菲，红砖主楼古朴而雅致，这里原是接待外宾的所在。在欧式的会客室白漆门旁边，陈昊苏在接待本报记者时执意侧身礼让的一幕，让人看到一位长者的亲切和一位外交官的素养。     作为开国元帅陈毅的长子，陈昊苏不太喜欢用“子承父业”谈自己，然而在67年的光阴里，陈昊苏循着父亲的足迹，读工科，参军，从政，从事外交。甚至，他也和父亲一样善于以诗抒怀，以诗铭志，至今已出版多本诗集。     年过六旬的陈会长和蔼健谈，更有一份率真之气，全无一些官员的腔调作派。他向本报记者深切回忆父亲为建立光明的新中国立下的不可磨灭功勋，畅谈他本人继承父志，为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和平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     时代的巨大变革，与两代人在60年间的卓绝努力息息相关。     7岁写诗赠父绽露诗歌天赋     陈昊苏的名字是父亲因其出生地而取的，“苏”即苏北红色根据地，“昊”有浩大的意思，也意指夏天。60年前，陈昊苏还是一个7岁的小学生。这年仲春，他给正在率部进击上海的父亲写信，信中附了一首诗：“嘻嘻哈哈笑呵呵，快快活活扭秧歌，妈妈身体很健康，爸爸前方打胜仗。打垮了反动派，一家大小团圆过，你说快乐不快乐？”这首打油诗至今回想起来，陈昊苏自觉可能是大人教孩子唱的儿歌。     陈昊苏的诗歌天赋由此绽露头角，至今每次出国他总会在父亲曾经走过的地方，赋诗留念。每年到父母的纪念日，他必在父亲和母亲灵前献诗一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父亲心灵对话，遥寄思念。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出任上海第一任市长，一家人住在上海。1955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举家搬迁至北京。虽然父亲身居高位，陈家的几个孩子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陈珊珊却必须自己骑自行车上学，从未乘坐父亲的专车。他们的衣服也是由大到小接着穿，三弟陈小鲁长得快，却常要穿哥哥的旧衣服。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期，正是他们意气风发地从事学习、工作和创造的大好时光，1965年陈昊苏大学毕业，他说：“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充满着理想。我们的理想也和当时全国人民的盼望一致，就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使我们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可以享受到文化上的、经济上丰富多彩的劳动成果。”     担任“将军后代合唱团”团长     在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候，父辈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走资派”，他们不可避免地跟着经历曲折。不过，陈昊苏把当年被下放到部队劳动当成一种锻炼，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国家广大群众的真实生活，体验人民的思想情绪。他还记得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常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太好了，你们对于社会上的那些艰难困苦了解得太少了。”     1981年起，陈昊苏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自1990年至今，他负责对外友协的工作已近20年。当年陈毅身为外交部部长，而陈昊苏谦称自己只是民间外交团体的负责人。     推己及人，他说：“据我所知，我们很多革命后代也都在努力地工作，当然他们个人所走过的路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新中国进入60年的时候，属于革命第二代的人慢慢地年纪都大了，我们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我们一个共同点就是和祖国同命运。”     一转眼，陈昊苏已近退休年纪。他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离开工作岗位，继续为党和军队的革命传统作贡献。此次国庆献礼，他忙前忙后组织了“将军后代合唱团”并担任团长，提出来要“六唱”——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军队、歌唱前辈、歌唱英雄。平时忙于公务的陈昊苏感叹说：“我本人非常喜爱唱歌，特别羡慕那些老人在假日期间，集合在北海、景山、颐和园大唱红色歌曲。”     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也乐观展望未来。“当然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是没有止境的。不管设想到哪一天，也不可能说我们什么事都做完了，可以安享成功了。距离我们所想象的繁荣、昌盛、文明、幸福这样美满的目标，还需要差不多四十年的奋斗。如果距离全世界人民能够团结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一起分享世界进步的事业，那可能还要更远一些。我的想法是，整个21世纪也许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需要做这件事情，到了2099年的时候，世界大同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他笑着说：“我可能是理想主义的。我们的前人以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都曾经为这样一个目标去奋斗，我们当然是盼望着它的成功，而且也愿意为它的成功而做出一些努力。”     忆父亲——     他热烈向往国家的美好前途     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众欢快的开国大典当日，陈毅在天安门城楼即兴赋诗《开国小言》，为新中国放声讴歌：“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陈毅的文武双全、博学多才，略窥一斑。     “他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多年浴血奋战之后，最后终于赢得新中国的诞生。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开国大典。” 陈昊苏深情回忆起父亲时说，“他为新中国的辉煌诞生感到庆幸、骄傲和欣慰，因为他自己参加了缔造新中国的伟大斗争。当然更意味着一种责任，因为想到新中国要迈开她光荣的征程。根据经验来说，创建新中国是不容易的，但是新中国的建设也许会更加艰难，他作为当时新中国的一位领导人，他有思想准备，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付出艰辛，甚至于付出牺牲。”     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去世的22年多里，陈毅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如果说新中国是一艘巨轮的话，在风浪中破浪前进，经历了很多艰难，那么最大的风浪就是后来出现了‘文革’。‘文革’中他也坚守自己的岗位，竭力维护国家发展的利益。在‘文革’中他最后不幸逝世，但他把他对国家的前途所寄托的热烈向往，以及他曾经承担过的责任都遗留给了我们党更加年轻的一代。”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怀想那些对参与新中国的创建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以及在这60年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们。陈昊苏说：“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真挚地怀念他。”     相比较父亲60年前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心情，陈昊苏说，当然有不同，因为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更多地感受到喜悦、欣慰。他始终没有忘记父辈的嘱托：“不要忘记责任还是很重大的，即使我们在60年中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距离我们的国家振兴目标还相当遥远，要实现它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奋斗。”     “也许再过40年，当新中国庆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感到欣慰、自豪、满足，也许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当然那个时候不是说就可以完全高枕无忧，用不着再继续奋斗了，实现我们的事业还是要不断前进，那个时候也许有那个时候的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到21世纪困扰我们国家发展的种种问题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60年后的事情我是看不到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并为之付出努力。” 陈昊苏目光笃定。     谈外交——     官方外交是主导，民间外交是基础     在过去的20年中，陈昊苏的重要工作是民间外交事务。他认为：“官方的外交是主导，民间的外交是基础。”     中国政府重视民间外交的工作，周总理、时任外长的陈毅都强调民间的合作，陈毅倡导的“围棋外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发挥了作用，至今仍为世人称道。     他说，民间外交的主要使命就是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巩固的基础。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最根本的基础还是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合作和友谊。相反，如果基础不够雄厚，缺少信任，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不满、疑虑、隔阂，甚至是敌对的情绪。     陈昊苏回忆说：“周总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日两国各界的人士广泛地开展友好的交往、互访，到了一定的时候，水到渠成，两国的外交部长就可以在一起喝香槟酒了。”1979年，他跟随邓颖超副委员长第一次到日本访问。他至今仍记得，邓妈妈特意叮嘱他：“你要好好地了解一下日本，以后做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     “邓小平同志是1978年11月份访问日本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这对他在1978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有积极的影响。当时他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的前面，对中国选择现代化的建设路线起了积极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的第二年，开始了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双方希望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具体地发展中日双方的合作。陈昊苏目前兼任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他高兴地说：“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从1973年的两对中日之间友好城市，发展现在已经达到1500对，面向110个国家。最近的中日青少年互访计划，等于在他们年轻的心灵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当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友谊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开花，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推动。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两国关系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要倒退到过去发生战争、发生冲突的时代。”     在陈昊苏看来，“对外友协”的工作方略就是，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看成是工作的立足点；把与大国以及邻国之间的友谊，看作是着力点，即工作重点；还把多边的活动看成我们重要的拓展点。     “毛主席过去说过‘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正是‘对外友协’的工作成功的写照，我们和世界上一百五十个国家、五百多个组织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介绍说，8月底我们和非洲国家创刊一本杂志《非洲》，向中国人民更多地介绍非洲国家的发展状况，还有中非交流的工作。     陈昊苏同时兼任中俄友协会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新中国，而且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苏联解体，俄罗斯在外交上继承了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今年是中国的“俄语年”，我们发起“中国人唱俄罗斯歌曲”活动，出版了一本中俄文对照的《俄罗斯抒情诗选》。明年我们要把中国诗人的诗也翻译成俄文，再出版一本《中国诗选》。     今年还是中美建交30周年，陈昊苏说，对外友协组织了大型的“中美30年后再回首”展览，在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分别进行巡回展览，拉近中美两国人民的距离，让我们共同感受到一种鼓舞，更坚定了继续发展友好合作的决心。     “我们珍惜和世界的友谊与合作，还要继续努力，经常向各国人民释放善意，我们不能离开世界人民的同情。比如去年‘512’大地震各国人民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我们愿意为各国人民团结的宏伟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希望世界能够了解这点。像“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都是错误的东西。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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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秉德： 习惯平民生活出行坐公交车

      习惯平民生活出行坐公交车     说周秉德是一位时髦的老太太一点都不为过，珍珠项链配祖母绿戒指，绿衣云鬓。她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态轻盈，谈笑风生。     她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自12岁生活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言，因为从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还坐公交车。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离职。在61岁高龄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如今，在北京复兴门一个普通红砖楼小区里，她和很多中国老人一样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她育有两子，大儿子下海搞文化，二儿子在温哥华做电脑高工。     初进中南海毛主席请吃苦瓜     周秉德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周恩来找到弟弟的领导，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一直到1964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今年距周秉德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刚好60年，那是1949年6月她12岁的时候。她还记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兴地拉着她的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把她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下来后，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边的小书屋，也与毛主席一家毗邻而居。     有时候在外边玩，就碰到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娇娇，她们几个“海”里的同龄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后来，江青和李纳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部小自行车，她们都用这两部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她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跳交谊舞。“我跟毛、刘、周、朱都跳过，我伯父跳得绝对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着队地去找他跳，我也参与排队，但每次都跳不了一个整曲，跳一两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换人。”     她们在“海”边玩时捉到小鱼小虾，李敏、李纳说拿回去给我爸做汤吧，一起去“进贡”，毛主席高兴地吩咐拿去做汤。“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至今她还珍藏着“毛伯伯”写给她“好好学习！毛泽东”几个大字。    从小坐公交车上学不搞特殊化     她称呼伯母邓颖超“七妈”，因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没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15年，邓颖超曾说：“秉德与我们的感情最深。”但他们姐弟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娇纵。周秉德平时住在学校，她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学校里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七块钱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难得有什么肉，经常是炖茄子、炖白菜，有一点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袄，夏天有时候发条裙子那就是很高兴的事了。”     有时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却得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得倒车。回去后小姑娘心情有点不平衡，就跟伯母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伯母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从小的这种“平民”教育，给他们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读书，平常给他们两毛钱，倒公交车上学。一旦嘴馋吃个冰棍把钱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学。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学生们要拆洗被子，他们看见别的孩子家里有车来接，就找老师要了个信纸、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信上写道：“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下午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找到他们后，把被子都驮起来，到校门口找了两辆三轮车拉回家。回去后七妈稍显自责说以后要惦记着去帮他们运回行李，但又教导他们说：“要车的口气还真不小！但车是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父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父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后来周秉德随夫到贵州，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曾经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相信，他们互相议论起来就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如果是什么亲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记忆里的伯父常通宵达旦工作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她们好好聊天。有时候伯母邓颖超会派“任务”给他们，让他们孩子们到二门去迎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他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时候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颐和园听鹂馆休养。“伯父一般是没有空去游园的，但因为伯母的缘故，他也去颐和园看她，有时我们会在傍晚时陪他去。”周秉德回忆说，“他进园前嘱咐卫士一定要去买票，进园也从来不清场，谁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长廊的时候，他还指着上面的画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长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周秉德说：“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把我六岁的妹妹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们一起去中山公园看花，和遛鸟的老头聊天。所以他经常上午睡几个小时，他的早饭就是我们的中午饭。”     谈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逃过的一劫时，周秉德说：“参加万隆会议，他其实抱着不一定回得来的思想准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本来是冲着他去的，刚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到仰光会面，所以他才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毛巾睡衣服拿过来，我一看衣服上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     伯父以自己恋爱故事谈婚恋教育     很多人好奇电影上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在他额头亲吻的镜头是否缘自真事。“他们俩好到什么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亲自到河内吊唁，当时还在打越美战争，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都等着他回来。伯母在客厅里等着他，伯父一进门，伯母就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紧接着又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跟那么多年轻的姑娘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你也要亲亲我，抱抱我。’伯父马上就跑过来搂着亲她了，当着护士、秘书的面。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样的镜头就不足为奇了。”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对她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伯父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七妈”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周秉德说。     忆伯父去世前后事情犹觉心酸     随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给她打电话，说伯父约她去中南海吃饭。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去跑过去，但那天她一见到伯父便觉得他跟往常不一样。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伯父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当时她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这一次，他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坤表，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终于在中南海西花厅再见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个衣服架子，但眼睛还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她一生受伯父伯母影响至深，也在不断回忆他们中缅怀他们。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大学、单位常找她去讲课，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六七十场了！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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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华：幽默开朗的“"时尚先生”

     "民主之澜"张澜的孙子张广华。5岁读报看画；6、7岁在重庆随父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时，已认得出当时的国民政府市长；10来岁，便已养成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67岁的张广华不觉得自己孩童时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家都这样呢。不关心钱，就关心国事"。     60年前开国大典时，张广华的祖父张澜先生穿着旧布长衫、头戴瓜皮帽就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见此情景，感叹道："表老，你也太简朴了，你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应该穿好点。"     岁月悠悠，就是这样，生活简朴、牵挂百姓、直言不讳的情怀，在张家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     忆祖父：民主之澜，山高水长     9月8日下午，北京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中央民族大学住宅小区一间略显陈旧的小客厅里，身材高大的张广华热情地把记者迎进家中。张家非常俭朴，唯书与照片不少。10来平方米的客厅里的奢侈品便是一台台式电脑，"嘿嘿，去年一咬牙买的。"张广华朗声笑道。     在张广华的眼中，爷爷张澜"出名一辈子，穷了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澜手中持有由他募集的民盟活动经费。恰逢冬天，他缺吃少穿，却对经费未动分毫，女儿张茂延为增加张澜的营养，只能到货摊上，挑便宜的硌锅臭鸡蛋买。     张澜一生崇尚民主，以人民利益至上，每个中国历史转折点都冲在前面，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上世纪初，张澜主政四川期间，南充军阀石青阳要对张澜不利，曾派人乔装暗访其家，但见"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窃物。"暗访者以实相告，石青阳叹曰"'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     在张广华的印象中，孩子们都不敢在老人家面前淘气。但逢年过节就另当别论。爷爷会挨个听小孩子们唱歌，唱得好有赏，奖金额度为1块钱（约相当现在的1角钱）。张广华嗓门高，拼命吼出来，往往博得爷爷的奖赏。但懂得音乐知识颇有音乐才华的二哥张达华，却总被爷爷说唱得不好，达华很是无奈。     张广华说，爷爷没有给晚辈们留下丝毫遗产，只留下他的高风亮节，始终不渝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晚辈们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点：从少年懂事开始就关心国家命运；对钱和财产没有概念，从不去刻意追求，简朴、廉洁；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始终起带头作用；深得祖父民主思想的熏陶，认为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平等待人，从不觉得高人一头，非常平民化，都有许多平民朋友。     张广华和路边小吃店工人、交通协管员都很聊得来。多年来，张广华和兄弟姐妹们在填写档案材料时，家庭出身一栏永远都是"高级职员"，而不是"高级干部"、"革命干部"。所以每到一个单位，没人知道他们的祖父就是张澜。更多人获知这层关系的，是后来从其它组织部门的渠道找到线索的。     张广华说，一部关于爷爷张澜的电视剧已摄制完成，名字就叫"民主之澜"。张茂延、张正华、张广华为该剧历史顾问。    忆旧岁：妈妈依照广播缝制红旗     张广华的父亲张乔啬，是张澜的长子。张乔啬一生秉承父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驻华盛顿物资供应委员会专员。期间他在华侨知识界进行宣传，联络爱国华侨反对美国军事援助国民党；在报刊上撰文批驳美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诽谤。     1949年10月，有潜伏的共产党员敲开已回到重庆的张乔啬的家门。张广华当年7岁。他依稀记得当时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起，一名"国民党警察"以查户口为名进入张家，并低声告知：马上要进行大搜捕，张家已上了黑名单，要他们赶快走。张家几口人于是马上往重庆北碚撤离，一路只见国民党残兵败将，张广华还记得当时路过高官住宅区，看到曾任过重庆"市长"的吴国桢（父亲清华大学的同学）上车仓慌出逃。     解放前夕，张家天天收听北京的广播。当时国民党怕老百姓听短波听到真实的信息，就强令家家户户都要把短波掐掉。张乔啬冒险拒掐。开国大典后的一天，广播里详细叙述了五星红旗的形状，那天晚上张广华的妈妈马上依照广播描述"开缝"，国民党刚退，两夫妇就带着5个孩子举着五星红旗上街。"当时还有小特务来干扰，被爸爸骂走啦。"60年后当张广华说起此事已是浑身轻松。     1950年，张乔啬举家迁到北京，这是张广华首次来北京，全家暂住张澜北京马皮厂胡同的家中。张澜就在这少有人知的普通四合院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五年。     谈兄妹：时光流逝情谊依旧     张广华的妹妹张梅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广华说，妹妹也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开会时也少用发言稿，多是针对问题畅所欲言，不搞"党八股"，不见套话、官话，讲话多是自己写稿，很少要秘书代办。 "她敢讲，实事求是，哪里苦关心哪里。"     张广华给记者提供了张梅颖前不久在广西调研后写的一份材料。张梅颖在材料中写道："前不久去调研，回来后一直有一种情绪在影响着我……可以说我是带着歉疚的心情结束广西之行的……寄宿制学校的宿舍楼建起来了，但孩子们的生活依然艰辛，三个孩子挤在一张铺着草席的硬板床上，伙食就是米饭就着一些黄豆；而在教学点走读的孩子，日复一日要翻越两座大山，走上两个小时人迹罕至的崎岖小路上学，在学校不食不休，放学还要走同样的路程。他们普遍身材矮小，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充满稚气的小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我想，这大概是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师生现状的一个典型或缩影。"     张梅颖在材料中总结出当前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教师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师的津补贴制度；二是要调整农村和城市中小学生师比倒挂即农村生师比反而比城市生师比偏大的现状；三是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四是要改革职称考试；五是在修订《教师法》时，要增加教师权益保护的条款。要提高普教老师的政治地位，并使之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增加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张广华说，我们兄弟姐妹关系极好，张梅颖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后非常忙，一年有一多半时间在外面调研，经常去艰苦的地方。原来兄弟姐妹几个一个月聚一次，"一块爬香山，爬完找一个小餐馆，快乐共食。"说起兄弟姐妹们的聚会张广华回味无穷。     现在，妹妹工作繁忙，兄弟姐妹齐聚的次数减少了，不过大哥还会不时打来电话说"走，上妹妹家去"。于是，兄弟三人结伴步行到妹妹张梅颖家，海阔天空畅聊，好不热闹。      谈家训：自爱自修，自尊自强     "爷爷看到不合理的就要反对。"张广华说。张澜的敢说敢言之性格，也在后代的身上得到延续和传承。张广华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20多年，如果看到学校哪方面的决定或措施有不合理之处，即使面对校长也是据理力争。张广华大哥张正华更是因言获罪--1970年，他因言语上对"四人帮"不满，被逮捕并上报死刑，幸亏没批，在1973年被释放；大嫂则被下放到湖北。张广华说："我们瞅见不合理的就要说，跟我爷爷学的！"     张广华将写有爷爷座右铭的纸张从抽屉中拿出，逐字念给我们听。"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说，这就是张家的"家训"。     四勉中的"自修"当然重要。2007年，张广华三兄弟回四川老家省亲。在成都机场，早有警车在此等待，开始他们还以为警察是在办案。可后来发现警车怎么总开在自己车辆的前面？哥仨才恍然大悟，原来警车是在为自己开道。张广华平生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他笑言"不是很舒服，有点内疚"。     特写："时尚网友"推荐电脑游戏     张广华退休7年了。1979年，他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从此与这所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张广华37岁，回北京之前，他已在锦西化工厂工作多年。1989年，他调到学校科研处主持工作。3年后，被委任为开发办主任，一干就是10多年，并在此职位上退休。他说自家人全都是敢怒敢言，自己也是这样。     张广华退休后的生活恬淡而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一两个小时，围着学校操场慢跑3000米，再绕着操场慢走9圈，浑身舒畅。     他声音洪亮，目光灼灼，从家里到北医三院约9公里路程，可以走去看病。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到中关村，他经常和老伴徒步往返，老人家对此深以为傲。"7岁前有很多自由的时光但不懂得珍惜，现在退休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舒服。"不少老人退休后的无所适从，张广华觉得自己未有体会。     记者采访后，为求史实准确多次与张广华通电子邮件。张广华每次都是回复及时，不厌其烦，措辞谦虚。老人幽默开朗的性格在邮件中也尽显无遗漏："你们给我拍的照片如看上去还中看不丑（哈哈！），麻烦你们给我发一两张来。不胜感激。我有半年没给我的孙女发照片了。"     就在前几天，张广华这位比共和国还年长7岁的这位知名"网友"还在回复我们的邮件中附上了两个PPS小游戏："魔术猫眼"、"打保龄球"。他在邮件中注明："发去两个游戏，劳累时消遣休息！"     好一位亲切有趣的"时尚先生"！     链接1：张澜后代鲜有经商之人     张澜（1872～1955），男，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9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澜长子张乔啬育有三子二女，皆在不同领域有所建树。     长子张正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保利集团副总裁，育有二子。次子张达华，同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毕业论文曾获当年十佳优秀论文，育有一女。三子张广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育有一子。大女儿张幼芳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一直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工作，育有一子一女。小女儿张梅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育有一女。     而在张澜第四代后人中，受姑姑张梅颖影响，学医风气甚浓。张幼芳的女儿，张达华的女儿，张广华的儿子，张梅颖的女儿都是国内知名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家中鲜有专门从商之人。张广华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家从来想不到钱那事，够吃够喝就得。"     链接2：早逝次子原是1926年老党员     张澜的次子叫张崿。1936年，多年杳无音信的张崿突然回家，张澜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已是中共旅德书记。原来张崿是1926年的老党员，从北大就到德国，在旅德的支部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做宣传部长，当时他回来也是有任务，第一是保护一些同志，第二是恢复川北的地下党组织。张崿在张澜身边工作两年，也让父亲享受了两年的天伦之乐，在儿子身上，张澜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崿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短短两年的相聚，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胸中也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产党的理解。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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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和平:我们不是蜜罐里长大的一代

      朱和平，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国庆前夕，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在北京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朱和平是人民军队主要缔造者之一的“红军之父”朱德元帅的嫡孙，他的眼神时有军人的威严，时有长辈的亲切，而当他回忆起爷爷朱德如何疼爱、教诲他，如何与毛泽东等人共同率领百万大军完成新中国解放事业，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时，那种深邃的眼神，更令人随之遁入时空的长河。     跟爷爷、奶奶在中南海种菜     朱和平出生于1952年，自8个月大被抱到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身边，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四十年。在他心里，珍藏着永世难忘的亲情。他说：“我常常想念他们，想起和他们一起泛舟中南海的幸福童年，想起和他们一起经历了‘史无前例’年代的风风雨雨，想起在暮色中陪伴他们散步谈心度过晚年时光的日子……”     他的名字是爷爷取的，时值朝鲜战场正在进行和平谈判。爷爷听说添了第二个孙子，非常高兴，说：“就叫‘和平’吧！希望这孩子能成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有用之才。”两岁时的“五一”节，爷爷奶奶带着上他上天安门参加纪念活动。远远地听游行的人时不时地喊“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他不解地问：“他们老喊我万岁干嘛呀？”这一下把爷爷奶奶逗乐了。奶奶说：“小东西，谁喊你万岁啦？人家喊的是世界和平万岁！”爷爷说：“和平，是人类的美好希望嘛，这不单单是你的名字。”朱和平从内心发出感叹，爷爷打了一辈子的仗，但是他并不沉湎于战争，他真正热爱的是和平啊！     朱老总一生钟爱兰花，以兰花寄托心志，因为种养兰花而成为中南海闻名的兰花“先生”，曾留下诸多咏兰诗文名篇，如“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浅淡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而给朱和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时候他们在中南海的住房附近空地开垦出一片菜地。“现在中南海的院子里前前后后都是很好看的草坪，当时我们都是用来自己种地。”     朱和平还记得，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带领着他们一伙孩子一起耕耘劳作，把镢头、铁锹等工具发到每个人手上，手把手地教他们垦土、种菜。“我们家地里种的蔬菜和杂粮，由于精耕细作，照料有时，总是丰产丰收，每次遇到我家的菜园大丰收，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会餐’，分享我们劳动的收获。”那时孩子们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家的菜园子浇水。     我们不是蜜罐里长大的一代     在回忆起当年艰苦而快乐的生活时，朱和平不禁说：“社会上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些神秘感，或者说对我们有一些误解。以为我们是蜜罐里长大的一代，实际上第一代领导人的后代们还真不是蜜罐里长大的一代。如果说我的下一代是蜜罐里长大的，这没什么说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后，但是我这一代真的不是。”他说，因为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实行的是供给制，不是工资制。供给制就是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的工人都没有工资，大家都是一样的，按生活的最低需求平均供应。以后实行工资制了，领袖们的工资都是非常低的，而且我国长期是计划经济。你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个时候成年人定量是一个月18斤粮食、半斤油，基本上没有肉。你想想，能吃得饱吗？国家领导人也是发粮票，没有粮票你也是买不来粮食的。     “我经常跟别人说，我们小时候是饿着肚子长大了。大家都不相信，但这就是实际情况。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住校，一个礼拜下来饿得面黄肌瘦的，学校的伙食都是一样的，回家了就是能吃顿饱饭而已。因为总不能让党和国家领导人连饭都没得吃，再困难也不能到这个程度，但是要说吃得好，确实谈不上。”    爷爷的军事生涯     简直是一部中国近代战争史     朱和平说，爷爷一生打过多少仗，谁也说不清。有一种说法是“大仗五百，小仗三千”，可能这也只是个大概的说法。爷爷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开始军事生涯的人。入党前，爷爷就有了十多年军事经历：他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在云南的起义，参加过粉碎袁世凯皇帝梦的护国战争，参加过维护共和制的护法战争，再加上他去德国考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后来中国红军挑大梁的人，也是享誉国内外的“红军之父”。     “他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贡献者。爷爷的突出贡献主要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发展做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并付之于实践中。”     总结爷爷的戎马一生，朱和平用了这样的形容：“爷爷的军事生涯简直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战争史。”历数爷爷的战绩，朱和平说，他同清王朝军队打过仗，同北洋军阀打过仗，同国民党中央军打过仗，也同国民党地方军阀打过仗，同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打过八年，最后又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他打过阵地战、攻坚战，也打过游击战、运动战，领导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参与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他不仅身经百战，而且留下了几十万字的军事著作，已编撰成《朱德军事文选》，成为战争军事理论研究重要的典范。总之，他从事军事的时间之长，经历过的战争次数之多，战争类型之繁，战役规模之大，以及战绩之丰，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中，都是屈指可数的。     爷爷第一个提出要开发海南岛     朱和平说，建国以后，爷爷曾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共和国的第一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对加强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大家都怀念建国初期，那个时候的党风廉政建设确实是最好的。建国初期，包括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时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新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农业以及国防工业体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搞出了“两弹一星”，使我们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国力迅速壮大，在世界上确立了大国地位。”     “其实，第一代领导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要和外国人做生意，要出口赚汇。他在党内第一个提出来要开发海南岛，1950年就提出来要开发海南岛，而我们在90年代才把海南岛定成一个省进行特区建设。”朱和平说，在第一代领导人生活的年代，国家在外交和经济建设方面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而且又处在战争状态，朝鲜战争是和联合国在打仗。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还是尽最大可能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朱和平感怀当年说，60年前10月1日是我国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最重要的日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整个20世纪没有哪一天能跟这一天相比，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形象，改变了一切。“我们可以想一想，在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什么样？火柴那时候都叫‘洋火’，钉子都叫‘洋钉’，国家基本上没有工业。上百座城市因战火成为废墟，上千万老百姓成为‘难民’。所以，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连战连败，不断地割地、赔款，不断地受人侵略、侮辱。最可笑的是，我们打了胜仗都要签卖国条约，比如最有名的中法战争，当时的清朝军队打了胜仗，但仍然承认法国在越南、东南亚的利益，还给人家通商开埠，完全是一副奴才样。”      国防现代化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朱德元帅曾经指出，科学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国防现代化也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朱和平说，建军82年了，回顾历史，我们的人民军队建设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几个阶段。     “首先是初创阶段，我们的老一辈对人民军队的任务、宗旨、性质进行艰苦的探索，在军事战略、军事思想、战术战法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他说，在建军初期主要是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爷爷从护国战争的一些经验中进行总结，制定了红军初期的战略战术。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确定了游击战、持久战的思想。不仅取得了作战的胜利，而且发展壮大了队伍，同时也得到了蒋介石、国民党队伍的认可。“八路军还给国民党军队办了培训班。国民党打日本不会打，连战连败，所以要向八路军学习。抗战期间，爷爷不仅是八路军的总指挥，而且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兼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有共产党的3个师和国民党的4个师，所以，他领导和指挥的是7个师。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领国民党的上将军衔，虽然他并没有戴过，但这表明了国民党对他的认可。”朱和平感叹道，为什么说他是个传奇人物呢？他不仅是共和国的元帅，拥有人民军队的最高军衔，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军衔，包括他的敌人、对手都佩服他、认可他。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们人民军队开始转型建设，由一支带有民兵性质、没有后勤、没有装备的游击队，开始走向摩托化、机械化、正规化。从石家庄战役以后，我们开始有了工兵、炮兵，我们有了自己的军工厂，开始生产炮弹，开始有后勤保障，开始大兵团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开始走向强大的标志。     “建国后，爷爷仍然致力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实行军衔制，组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等。”他举例说，就拿我们空军来讲，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当时我们空军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抗衡，至少打了个平手。在60年代初的时候，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人民空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规模、数量、质量，都达到了世界强国空军的水平。当时我们的装备也不落后。     朱和平说，后来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受到了一些干扰，一直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回过头一看，世界上其他强国的军队发展了，已经变成信息化军队了，我们机械化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80年代我们军队开始转型，进行由机械化建设转入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建设。     “现在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思路越来越清晰，步伐越来越快，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之后，胡主席对新的历史阶段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明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今年，是我们人民空军建军60周年，作为空军的一员，我个人认为，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质量效能上来看，中国空军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的大国空军。”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高兴地说，60年来，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战略和作战思想、独立的航空工业体系、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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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红色后人：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

      不久前的一天，当贺晓明一身干练的运动装，准时出现在约见本报记者的地点时，记者惊讶于她那像极了父亲贺龙元帅的长相，而且丝毫看不出已年过六旬。     贺晓明是贺龙的二女儿，从小精灵乖巧，深得父亲喜爱。如今她卸甲归田回到北京，但素有乃父之风的贺晓明“女”承父志，退休却没有休息，近年来心系全民体育事业，出任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     元帅“教练”调教女儿学射击     常常有人惊诧贺晓明优秀的射击成绩，她很骄傲：“那当然了，我的第一师傅是我爸爸，一位元帅教练，能不好吗？”贺晓明擅长射击和游泳，都是父亲手把手教的。学游泳的时候，贺龙很严格，不敢跳就往水里推，有时搬个板凳坐在池边监督，有时还比赛争个高低。     贺晓明上小学的时候，长辈们经常外出打猎，她也喜欢跟着。那时候她个头还很小，枪把对她来说很长很重，一个闪失就伤到脸蛋，但她乐此不疲，父亲教她怎么三点一线瞄准，怎么调整呼吸。直到现在，她还经常去射击场练习，重温那份温暖的记忆，也以此锻炼身体。     她的体育爱好深受父亲的影响。爸爸周围一半的人是搞体育的，我在旁边听得多。我们是有规矩的，不许打听，不许说出去。但是在这个氛围里生活多年，耳濡目染。她和哥哥当年都是铁杆球迷，冬天刮风下雪，而且写完功课才能看球，但哪怕是赶到体育场只能看到半场篮球赛，他们俩也一定要去。“我们有好多运动员朋友，他们有没有赢球好像都和我们有直接关系。” 贺晓明说。     重走父亲起义之路倡全民健身     贺晓明有一个体育理想，那就是发展全民健身，这也是她成立贺龙体育基金会的原因。她不在意基金有多少，只在意基金会做什么事情。     2006年，在父亲“两把菜刀闹革命”那条45公里长的路上，贺晓明带领解放军队、学生队、农民队、红军后代队等队伍，举行了全国首届徒步45公里竞走。“爸爸当年从下午到晚上12点左右，急行军45公里，这样的精神、干劲是我们后辈要学习的。” 贺晓明对父亲的崇敬溢于言表。     贺晓明在当地有个称呼，乡亲们都亲切地唤她“晓明姑姑”。她给自己设计了10公里的路程，竞走那天正好是农村赶集，老乡们都甩掉生意跟着她走，一边走还一边唱山歌。她一回头，好家伙，有一两百人跟着她一起走。在乡间的路上大家高兴地走着，边走还边聊天，贺晓明说：“老乡，不做生意了？”他们说：“不做了，跟你走快活。”在终点，有的老乡一大早起床在那儿等着她。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她都心情澎湃不已。“我要的体育就是这样的体育，这是我做体育的理想和方法。”     她对全民健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寄予很多希望：“体育普及不光是大妈扭秧歌和舞扇子。那只是老年体育，还有一大块人群没组织好。我们不要单纯导向人去数金牌，奥运金牌数量与国民身体素质并没有必然关系。”    忧心“三大球”什么时候搞上去     贺龙担任体委主任之后，有句名言：“‘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这句话对贺晓明影响很深，父辈未竞的事业让她忧心忡忡，大概爱之切责之深，她的语气里带有很多遗憾：“现在谁能回答三大球上去没上去？基本上都没上去。我已经很久不看足球了，我希望三大球能达到世界水平，我是看不到了。”     正因为根深蒂固的体育情结，贺晓明在年过半百还重走红军长征路。在她看来，红军长征蕴含着一种体育精神。“我吃饱饭，穿得很厚实，口袋里还穿着小瓶氧气，爬到4600米，我看看高处父辈登过的雪山，内心很多感慨。”     “红军5万人历时两年，着单衣，穿草鞋过雪山草地，这本身就是个体育纪录，中外无人能破，却没有一个运动奖项作为纪念。至少要立一个纪念碑，激励后人。”她已准备去找有关部门，专门谈这个事情。     当年贺龙还力倡登山运动，在苏联解散登珠峰的队伍之后，决定中国队单独登山。申请外汇购买先进登山装备，一定要抓住这个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更表示：“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咱共产党人就要争这口气！”贺晓明感叹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筹备、指挥中国登山队登上珠峰时的豪迈：“当时他说，全世界海拔8000米的高山只有15座，中国人全给登下来。”     体育无国界第一名外教是日本人     对于体育外交，贺晓明说这正是体育的一大功能和魅力。“体育和音乐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体育是一个肢体行为语言，可以反映我们的素质、精神面貌。”她说，“当年7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日本女子乒乓球队队员松琦，周恩来都是她的粉丝，她退役生病以后，我爸爸、陈老总还非常关心她。”     贺晓明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们和东欧形成社会主义阵营，把运动员派到匈牙利等国家训练，我们请的第一名外教是日本人大松博文，来华为中国女排短期指导，可见体育从来没有封闭过。     新中国的体育从一片空白起步，贺龙一心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摘掉，增强全民体质。贺晓明说：“他是一个好教练、好领队、好指导，把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现在收入贺龙的文选中，关于体育的著作就有42篇。这还是业余做的，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体委主任则是兼任的。”     在体委主任职上，贺龙常常用弱国无外交的例子教育运动员。他说：“软弱，就会被外国人瞧不起。你们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刻苦训练；一方面要敢于和外国强手较量，夺取胜利。”他直言批评：“某单位学‘毛选’搞卫生不错，但运动员比赛时就是不出成绩，这不叫学，是花架子。”     缅怀前辈精神晚年打造老照片展     贺晓明现在正在忙碌的是“一个大事”。她倾注心血打造了一个“前辈的身影”老照片展，这个展览已经筹备了10年时间，终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搬上网络，这让她很是安慰。     “前辈的身影”老照片图文并茂，以缅怀先烈和感恩祖国为主线，通过自建党开始到开革开放前70多位开国元勋、不同时期牺牲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和将领的图片、书信、文物相片以侧重家人叙述为主要形式，生动再现了人民英雄的崇高信仰和坚定追求，真实反映了民族脊梁的纯朴情怀和大爱人生。     展览中有一份757位实名烈士墙，她说“很多烈士为革命牺牲却没有留下影像，只好用文字纪录，我们的资料残缺不全，但借此缅怀先烈为共和国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贺晓明透露，此次展览拟展出73位革命前辈的照片，共计512张。截止到目前，已有55位革命先辈的照片经他们的子女确认同意上网，还有18位有待进一步确认，展览在不断过程中不断完善。     她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来纪念和缅怀革命先辈们，同时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     追忆父亲  体育运动荒漠上的垦荒牛     贺龙从1952年开始当体委主任，一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旧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旧中国的体育设施，也是微乎其微。直到1950年，中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没一座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在这种状况之下，非得有垦荒牛的精神不可。     贺晓明说：“他爱体育，懂体育，毛主席点将点得太对了。他到哪都生龙活虎，早年拉队伍时，很注意军中的体育，把体育锻炼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科目。”     贺龙出身于武术世家，曾祖父考取过武举，平日习武不辍，身体素质很好。贺晓明说：“我们贺家是从湖北迁徒到湖南的客家人，自然受到排挤，我爸爸说：‘那时候我们没有说话的份，经常受到别人欺负，所以我们贺家的男男女女都要习武，没有话语权，就靠拳头来说话。’他专门拜过师傅，所以他当体委主任之后，对民族体育这一块特别重视，他深知体育对健身的好处。”     贺龙热爱体育，1938年，他在西南找到一大批体育人才，正式成立战斗篮球队。“他说，球队可以调剂战士的情绪，活跃部队的气氛，密切联系部队周边的单位，搞好与老百姓、友军的关系。”贺晓明说，后来和国民党国统区也打球，真是轰轰烈烈！打得延安都听说了，毛主席说怎么不让我们也看看？所以长途跋涉去延安，一路打球打过去，真的是名不虚传的“战斗篮球队”。     在中国农村，50年代就已经自然形成了“排球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武术之乡”、“摔跤之乡”等等。其中名扬中外的广东“三乡”，是“排球之乡”台山县、“足球之乡”梅县和“游泳之乡”东莞县。这3个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都曾经名列前茅。     贺龙把这些体育之乡视为明珠，曾在国家体委的工作计划中指示：“广东梅县的足球、台山的排球、中山的篮球、吉林延边自治区和辽宁金县的足球，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要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1958年，他还建议“对东莞县应该奖励，替他们修一个有跳台的游泳池，送几只船。”     贺龙身为国家体委主任，自己也身体力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在他的熏陶之下，全家都成了体育爱好者。贺龙擅长武术、骑马、游泳，也常打羽毛球、台球和乒乓球，50多岁又学起排球。他偶尔也下下棋，打打桥牌。他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身体和休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了解些体育知识。他最喜爱也是最拿手的是钓鱼和打猎。     在任期间，贺龙订了一个指标：使中国人的个子长高一寸。“吃不饱，尽受欺负，又不锻炼，导致中国人个子矮，他说要用个头来说明综合体质，这是他的体育理想，他实现了。”贺晓明说，到了60年代，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比父母亲一代普通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60岁以上。贺龙要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宏愿，终于成为现实。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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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小康二代"充当缓冲阶级 在踌躇中"与世稍争"

      当“富二代”、“穷二代”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之时，有一个“二代”群体却默默无闻。他们处在“先富者”和“未富者”之间，充当着“缓冲阶级”的角色。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却并不过剩；他们无需拼命为生活而奋斗，更多是渴求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顺利地生活着，甚至被称为是当代典型的中国人代表，他们就是“小康二代”。 　　小康，是指家庭经济情况可以维持中等水平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尤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小康家庭”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陆地上。时至今日，这些“小康家庭”里的孩子也逐渐长大成人，他们大多是已投入社会工作的80后青年，他们以“小康二代”的身份走进社会的洪流中。思想独立、矛盾、浮躁是大部分“小康二代”的标签，他们生活或多或少会充斥着踌躇，但是在踌躇中，他们“与世稍争”，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之一。     “‘小康二代’出生的时候，父辈经过奋斗已经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不用再忧虑温饱这类生活基本问题，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享受，而精神上的追求也就随之增多了。”广东省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李飏说，“‘小康二代’一般不会为了金钱而去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比起父辈有更加独立的思想，并且会更加渴求证明自己在社会上的能力。” 　　广州人智毅出生的时候父母均在国有企业工作，家庭经济收入稳定，这让他们的家庭顺利奔进了“小康”。与许多“小康二代”一样，智毅波澜不惊地走过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生涯。去年毕业的他踏进社会后就接连换了几份工作，虽然一直没有找到自认为合适的，但他却乐此不疲，“虽然家中不算富裕，但是解决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父母也不等着我的几千元工资养家。我才刚走进社会，先不要说实现理想这么遥远，最起码想要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少了物质上的压力，大部分‘小康二代’都缺乏了父辈那种‘忍辱负重’的能力，他们缺少磨砺，虽然表面自我但是依赖性仍然很强，因此对于机会的把握能力可能也会有所缺失。同时，这也容易致使他们不务实，总幻想能在自主创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李飏说。家庭经济环境的充裕，让大部分“小康二代”缺少了一种如父辈所拥有的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他们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浮躁带来的踌躇。虽然他们的眼光着落点较高，但直面困难，他们却更多会选择退却再“另辟蹊径”，字典中却鲜有“坚持”二字。 　　“现在想做点小生意，虽然父母能够为我提供本钱，但是尝试了几次以后都是无功而返。”子恒大学毕业后就在广州一家外资公司做了一年的销售人员，但是不甘于现状的他最后毅然放弃了晋升的机会，离开公司和朋友合伙创业。可是创业道路并非如他所想那样“一帆风顺”，每一次的“浅尝辄止”，让子恒一直没有能够在自己的小生意上赚到钱。过惯“月光族”生活的子恒一年的工作里头没有为他留下多少积蓄，但生活在小康之家的他只要向父母开口，生意本金就能够“手到擒来”，“虽然暂时还没能够赚到钱，但是我还是有目标的，以后有经验然后再努力一下，我相信我能够赚到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的。” 　　虽然“小康二代”因为年轻表现出很多不成熟，但是李飏认为，“小康二代”这种“与世稍争”的态度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富分化悬殊，作为‘富二代’和‘穷二代’的夹心层，‘小康二代’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并不缺乏也不会过剩，这就使到他们不会像经历过艰难的父辈那样把金钱看得太重，所以他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准则，并非单纯以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现代社会缺的正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用心的交流。只要有合理的引导，我相信‘小康二代’作为社会的一股中坚力量，能够构建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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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特货栈模式与华南城模式的比较

          深圳是一个崇尚创新和不断创新的城市，这也正是深圳特区的魅力所在。     早在波特货栈之前就已声名鹊起的华南城项目是深圳最大的“国际工业原料城”，它不仅有着总建筑面积260万平方米和4万个交易展位的超大规模计划，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与波特货栈•粤信城项目同在深圳产业集群规划中，从龙岗区布吉街道李朗到平湖物流园区的物流产业带上，两项目间以平吉大道连接，直线距离仅约半小时车程。     华南城项目是2003年11月，由香港五家大企业斥资60亿元开工建设的。它是从征地环节开始，把生地开发为熟地并做好规划设计、盖起建筑，是典型的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波特货栈项目与其前期地产开发，则分由两个以前并不熟悉的单位建设；波特货栈的理念与设计，是在前期建筑物三期合共60万平方米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是与有实力地产商联手进行的项目合作开发。     经过7年的建设，华南城项目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它被称为是集纺织服装、皮革皮具、印刷纸品包装、五金化工塑胶、电子、建材、家具、小商品、电器等为一体的工业原料及商品交易中心。因有中国建筑规模最大之称，所以也有了“商贸物流航母”的说法。     据华南城执行董事、首席顾问许扬先生介绍，华南城模式可概括为“综合物流商贸园区＋ 会展经济 ＋ 电子商务”的“三驾马车”，具体是“展会 ＋ 市场”的展贸模式和“实体 ＋ 网络”的立体电子商务模式。但据记者对华南城的了解，其主要部分还是传统的物流商贸市场集合，并且在定位上主要以工业原料为主。        华南城建设初衷是面向珠三角大量加工型企业提供原材料及其配套，早期市场主要面向产业用户。但也许由于珠三角范围内同业竞争激烈，原初的定位似并不足以引发市场反响；在此情形下，华南城显然调整了方向，开始增加可面向消费人群的最终商品；尽管如此，该市场以面向工业产业为特征仍然是主旋律。     至于其展会模式的开发，基本可视为拉动市场的一种补充。华南城虽已连续举办了两年工业展，但毕竟暂未形成连续办展效应，展会仅仅是华南城本身市场的营销推广手段之一。     波特货栈项目的商贸市场内容与原材料无关，必须是有被称为“新奇特酷炫”性质的终端消费品，且最好还需在业内有品牌知名度，或至少应有品牌开发价值。作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最终消费品，其分类跨度涵盖遍吃穿住用行和满足精神享受的几乎所有商品，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真正的商城，堪与百货公司、超市和购物中心相媲美。     波特货栈•粤信城店作为深圳未来最大的综合商贸中心，其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是在创立“鱼购时代”概念上衍生出的独特行销、购物模式。作为入驻商家方面来说，其“坐商”并享受免租金等优惠仅仅还只是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与其业务配套的多样化高端服务，尤其是首开“双铺”陆海空立体商业时代、全程协同电子商务信息化平台、买卖交易即时结算支付、帮助商家进行全国连锁加盟拓展、提供厂家加盟商和消费者的金融信贷服务、为优质企业提供资本运营及上市服务等，可极大推动相应商品的制造商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消费者和采购商来说，在波特货栈同样可以得到比掏钱买货更超值的服务，金融服务可以不同方式惠及哪怕是普通的消费者，以让买家和卖家双方满意。     在电子商务方面，波特货栈实现的是全程、全网、全过程和全空间覆盖的电子商务信息化化，它不仅彻底实现了线上线下交易的无缝隙对接，而且在逻辑上还坚持以线上统领线下，在这方面如无专业的电子商务行销实操历练，一般传统买卖商家根本无法达到这一高度。从华南城传统市场操作的发展史看，其显然无法与可以说靠创立PT37平台起步多年的波特商网公司相比肩。波特商网公司其实就是一家“商业地产 + 商业管理 + 电子商务”的创新型企业，凭借他们有15年以上的商业地产策划、运营管理和资源积累的经验，如今他们又在用做电子商务的经验和手法，重新整合创新出新的新商业模式。     当然，不同企业有自己不同的营销模式，谁都没必要照搬别家的做法。但就局外人来说，进行某种比较和评价实属正常。从深圳发展大商贸大物流背景看，作为先行者的华南城和作为后来者的波特货栈项目，无疑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发展空间，但相比较而言，波特货栈也许正应了后来者居上这句话，毕竟其独立开发的商业模式更具有创新含义。而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只有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才是引导企业进入蓝海的最重要手段。  

  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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