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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耄耋老人拾荒5年供孙上大学 曾是抗日英雄

  两位老人与孙子在一起，孙子正上大学。 他曾是一位驰骋战场的老战士；她与他相濡以沫60余年……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曾经的一切击成碎片，两位老人坚强地撑起整个家，拾荒5年只为孙子圆家族的大学梦。老人的坚忍与豁达，让“蜗居”垃圾堆中的三口之家其乐融融；孙子的自强与懂事，给艰难生活带来了无尽慰藉，他们的亲情故事令人感慨唏嘘。 老人展示当年参军时的旧照，他们的身后堆满了老人捡来的垃圾。 老人捡垃圾撑起整个家 昨日，记者来到鞠登林老人位于宝安民治街道潜龙景园小区的家，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老人的小儿子为两位老人买的房。两房两厅的屋子里除了摆有一张饭桌、房屋之间留有窄窄的通道以外，每个角落都堆满了老人从外面捡来的垃圾。垃圾堆中，一台旧彩电显得非常显眼，那几乎是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不花一分钱，家中用的被褥床单，穿的衣服鞋袜，都是捡来的。连平时吃的馒头包子都是老伴从餐馆里捡来的。”说起这些，鞠登林老人78岁的老伴高奶奶语气中出奇地平静。 小鞠是老人的长孙，他刚刚从吉林建筑装饰学院回到深圳过暑假。据他介绍，奶奶患有严重的气喘病，不能干重活，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82岁的爷爷每天凌晨3时起床到处捡垃圾，早上8时多，爷爷会到附近早餐店把别人吃剩下的馒头、饼等捡回来，这就是全家人一天的食物。吃完早餐，爷爷又会出门去捡垃圾，一直捡到晚上八九点再回家吃晚餐。为了省钱，一家人早已没有吃午餐的习惯。“近两年家里都没开过火，水费一个月不到2元，全靠着爷爷捡来的东西过日子。”小鞠说。 从餐厅捡来的别人吃剩的早点，就是老人一家一天的伙食。 老伴和孙子说话的时候，坐在一旁的鞠登林老人一直没有吭声，他蜷缩在沙发里，颧骨突出，生活的煎熬令老人显得非常瘦弱。高奶奶告诉记者，老人上周拾荒时淋了一场大雨，前几天一直发高烧，但因为舍不得花钱他不愿意去医院。几天前有好心的市民送来两袋大米，孙子熬了粥，喂给爷爷喝，老人的身体才慢慢缓过来。“爷爷很开心，好几年没吃米饭了，所以吃得特别香。”说到这些，小鞠极为内疚，“为了供我上学，爷爷奶奶累成这样，心里真不是滋味。” 两位老人苍老的手上写满了生活的艰辛。 “孙子的大学一定要念完” “我不识字，她也不识字，几辈人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但我的孙子一定要将大学念完。”谈到孩子上学的事情，一直没有开口的鞠登林突然来了兴致，他比划着，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告诉记者。 小鞠说，爷爷膝下有二儿四女，两位老人把孩子们拉扯大，儿女们陆续来到深圳打工。1990年，鞠登林从一家矿厂退休，儿女邀请他来深圳共享天伦之乐，当时才1岁的小鞠也跟爷爷奶奶来深团聚。刚开始老人和大儿子一家三口挤在一间25平方米的房里，日子虽然清贫却也其乐融融。后来，小鞠的父亲和母亲在小鞠两三岁时离婚，小鞠的母亲从此不见踪影。2000年，老人的小儿子为他在潜龙景园购买了这套小产权房，生活的乌云似乎正在渐渐散去。 老人展示以前和女儿一起的生活照，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还不错。 然而，不幸却接踵而至。小鞠告诉记者，先是自己的小姑姑得了癌症去世，留下了一大笔医药费；而自己的父亲因为做生意失败，性格变得越来越暴戾，把小鞠扔给爷爷奶奶后，父亲就再也不顾这个家。而老人其他的儿女家庭条件也不好，只是偶尔过来看一看，根本无力赡养老人。 高奶奶是家庭主妇，而鞠登林老人每个月仅有的那点退休金根本无法负担爷孙3人的生活费用，更何况小鞠读书还要交学费，为了这个家，5年前，鞠登林老人决定每天凌晨起床出去捡垃圾。 爷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小鞠好好读书。2009年，小鞠考上了大学，老人喜出望外，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担忧。喜的是自己家族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忧的是高额的学费与生活费没有着落。老人毅然决定，用自己省吃俭用和连夜捡垃圾得来的积蓄，供孙子上大学。 “爷爷其实是个很好强的人，有种宁可杀不可辱的倔劲，但为了我的学业，他每天在垃圾堆中转悠，从没怨言，也从不向家里人和政府提要求。”谈起爷爷的苦心，小鞠心酸不已。 虽然生活贫苦，但老人意志坚定。 “爷爷14岁参军” 看孙子说到爷爷，高奶奶捧出一叠相册，里面存着以前一家人快乐出游的生活照和老人年轻时从军的照片。“爷爷曾战绩斐然。”小鞠说，爷爷1928年出生在山东一贫苦家庭，14岁参军，是原第四野战军的一名战士。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作战，并曾在淮海战役中立过二等功，1956年爷爷从河北宁晋县光荣退伍，回到山东老家。然而，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场大饥荒，让老人不得不远走他乡。那是1959年底，老人带着饿得奄奄一息的老伴，用箩筐挑着两个女儿北上“闯关东”，成了吉林一矿厂的工人。 “那时候家里抽屉里全都是勋章、奖状，可当时只顾着活命，什么也没有带。”高奶奶惋惜地说。如今，在老人的身上还留着作战时留下的伤疤。 记者临走时，看到爷孙3人手紧紧地攥在一起。如今，鞠登林老人瘦骨嶙峋的手上，早已看不出当年杀敌的英勇，有的只是捡垃圾时被划破的伤口。这双手，还能支撑多久？ 爷爷其实是个很好强的人，有种宁可杀不可辱的倔劲，但为了我的学业，他每天在垃圾堆中转悠，从没怨言，也从不向家里人和政府提要求。” ——孙子小鞠谈起爷爷心痛不已

  0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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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一代PK老去的一代 谁才是社会主流

  现在关于“80后一代”的评论很多，“80后一代”也慢慢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角，当然现在的“80后一代”总喜欢高调出现，这也引来了诸多关于“80后一代”的负面评论，但“80后一代”怎么了？如果没有“80后一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吗？ 冲动、任性、叛逆、做事不计后果、对上目无尊长、无视领导权威、特立独行这些或许都是“80后一代”的代名词，可“80后一代”真的是这样的吗？不可否认，“80后一代”做事情是比较的冲动，但俗话不是说得好吗：初生牛犊不怕虎，如果年纪青青就没有一点朝气的话，那是不是要让这个社会永远的停滞不前下去，如果没有“80后一代”的闯劲，作为老去的一代能感受到压力吗？没有压力又何来动力？ 前段时间看到了洪晃关于对“80后一代”的论述，说什么“80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这是真的，“80后一代”的确不可能经历“文革”，但作为老去的一代就可以以此来作为基本吗？听后只会让人觉得可笑。其实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缩手缩脚，没有一点朝气，或许他们都已经习惯于安于现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难道这个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人吗？拿“文革”说事，或许用在别的地方还行，但用在“80后”的身上，似乎已经不近情理。 或许在现在的许多科研方面“80后”还没有成气候，但这似乎需要时间的磨练，但在许多的科研方面同样少不了“80后”一代的参与，应该说现在知识面最全的还是要数“80一代”，他们缺少的只是经验，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学习生涯，“80一代”可以大声地对老去的一代说：你不如我！这不是目无尊长，也不是自高自大，这只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有了足够的自信，“80后”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老去的一代是最喜欢摆臭架子的，自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总喜欢用“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类似的话来教训人，但老去的一代错了，经历只是代表人生的阅历是丰富了，但这也不足以成为你训人的基本。“80后”一代天生性格就有一些叛逆，他们不可能任人摆布，更不可能充耳不闻。“80后”一代不可能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要让他们低头，他们只会选择离开，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一些职业是以年龄作为一个标准的，像体育竞技，现在能杠起中国体育运动的中坚力量是“80后一代”，看看姚明跟刘翔，在中国的体育竞技史上，从来没有谁比此二人更加的辉煌过，别忘了，他们是“80后”一代。在这我并不是说老去的一代如何的不行，只是想说，有些东西是有岁数在那管着的，“80后”一代可以杠起中国体育竞技十年的时间，但几年后，杠起中国体育竞技大旗的也将易人，他们将是“90后”一代，但“90后”一代能不能出现姚明和刘翔这样的人物也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但有一点，老去的一代是没有的了。 在这虚拟的网络世界里，“80后”一代铁定是中坚的力量，他所占的比重将持续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网络世界不可能忽视“80后一代”的存在，“80后一代”也在网络世界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当然，也因为网络而荒废了许多的“80后一代”，这都是老去的一代为“80后一代”下的套子，现在许多游戏的开发都是围绕“80后一代”而展开的，因为他们的玩家更多的集中于“80后一代”，就此，老去的一代会不会因此而感到些许的内疚与不安，“80后一代”缺乏自制是真的，老去的一代是否真的在为“80后一代”考虑过呢？ 这时又让我想起了一个事来，象郭敬明这样的“80后一代”都可以加入中国作协，可以想像一下“80后一代”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或许老去的一代大腕们会说起“80后一代”成不了气候，在文坛根本不算个鸟。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商业的社会，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老去的一代中，小说销售能过百万册的又有几人，但“80后一代”的作家却做到了，不知此时老去的一代会不会感到惭愧！ 再有一点，其实现在许多节目的开办都是在为“80后一代”而准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忽视“80后一代”的存在，各种选秀节目，如果没有“80后一代”的参与，那他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的春晚上，导演要破除陈规，将一些“80后”的秀男秀女们引入到春晚中来的原因吧，因为春晚同样少不了“80后”，也许有了更多的“80一代”的参与，春晚至少可以少挨一些痛骂！ “80后一代”也会成长，相信在不远的将来，“80后一代”将真正杠起社会的大旗，而现在，作为“80后一代”的我们只想说：老去的一代，请你们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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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80后的四年 希望在无限期的奋斗中

  朱卫、李隆、每华，三个拥有截然不同兴趣和性格的好朋友，80后是他们共同的社会标签。大学毕业后，他们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各自奋斗。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 李隆 1984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2007，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朱卫谈起了这个曾无数次困扰自己的问题，他的拜把兄弟李隆和小师妹每华正一筹莫展地坐在身边。 “如果除去别人加予我的目标，我还有什么？就算做到了那么多事情，我们还是会消亡，那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在送别朱卫的聚餐上，话题变得越发的沉重。 1984年出生的朱卫、李隆，1986年出生的每华，都是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学生，但他们三人根据各自的偏好，分别在大三分专业方向的时候，选择了广电、广告和新闻。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大家来到同一个校园，相互认识了，然后毕业了，又互相陌生起来了的地方。不过总有那么几个朋友，能够让你心灵中最软弱的地方和他对碰，然后成为那种不容易风化的友情。至于它所需要的条件，它所产生的环境，更是一个无从深究的问题。 朱卫、李隆和每华三个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兴趣和性格。朱卫是来自四川的一个穷小子，疯狂地迷恋影视艺术。有时你会被他蓬乱的头发、破烂的工装裤逗笑，但你又不得不被他的电影作品所折服。他在大学里拍摄的《浮尘》、《黑瞳》、《黄昏回家》、《当珍妮爱上珍》……每一部都载誉而归。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对于玩电影来说，还是一个烧钱的游戏。 李隆来自山东泰安，是一个很典型的营销奇才，见人自来熟，伶牙俐齿、出口成章。他将自己大学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广告专业的社会实践上，并在读书阶段就拿到了很多人在毕业很多年后仍会羡慕的高薪。李隆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每华是杭州本地人，她从小就梦想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记者，不过也许她自己也不确定的是：她最终追求的是否只是内心的好奇和自由。每华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放个弃的人，她曾是浙大羽毛球混双的冠军，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自组乐队的贝司手……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有时也是最找不到未来方向的人。 他们三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他们都背负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标签—80后。时代赋予他们相同的困惑，就像朱卫所说的：“有时我们知道，生命，饥了要进食，渴了要喝水，饥渴了要找寻伴侣。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相，是假象。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假象……而隐藏在世界万物有序运行背后的真相，在哪里？” 80后所背负的心理和家庭负担，所面对的竞争和社会环境，所接触到的海量资讯和海外文化……让他们身上洋溢着迷茫的气质，也不可逆转地过早对人生展开反思。 这是2007年的夏天，每华正要升大四，朱卫和李隆都已经毕业了。李隆在杭州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很轻松地获得了一份基本月薪5000元的“助理经理”工作。而朱卫正在准备一次辞职，他已经决定了要去北京考研读书和工作，他说他迷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氛围，并觉得自己的梦想需要那座城市的、也许是无情的熏陶。 朱卫 1984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拍摄出好的影视作品。 2008，家庭 带新房客看过目前的住处后，朱卫宣布自己要启程了。他一边收拾，一边哼起了一首歌，歌名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记得那是一个叫范文文的同学制作的短片——《六月》的片尾音乐。朱卫停了下来，周围突然很安静，“静到有些颤抖。”朱卫说。 在同学的印象中，朱卫从来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浙大学生，因为他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也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浙大的一位叫陈晓云的老师告诉他，如果想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就永远别去想正常的就业道路。这句话默默支撑着他做了很多事。 朱卫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市，他的父亲以前是个个体司机，但是年轻的时候出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现在已经不干个体了，成为了别人的驾驶员。而他的母亲是终生制的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难以承载朱卫的电影梦想，但他们也并没有去捆绑他的翅膀。 从小到大，读高中、上大学、找工作，还有目前看起来还很遥远的婚姻，朱卫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朱卫的父母都知道，以目前的现实压力，朱卫买不起房子，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买房的事只能靠朱卫自己。朱卫的母亲也隐约地和他谈起过婚姻，但她只是给了一个参考时间，“也许是你35岁的时候。”她说，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是出于无奈。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李隆在杭州买房了。买房的钱，全部来自于他住在山东泰安老家的父母，“我自己的存款，刚好只够装修，当然我说的是简装。”李隆笑着说。 以前的朱卫和李隆都不理解买房的意义，现在想起来，才体味到其中的滋味。这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话题了，尤其杭州这样一个楼价不断攀升的天堂城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就如我们相信我们出生之处和长大之处才是我们的根的所在，朱卫说：“可是，若不是由于父母亲人在那个地方，你凭什么说那里是你的根呢？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父母那一辈的伟大和艰辛。” 每华的2008年是在考试和求职中度过的，她的母亲希望她能留在杭州工作，这样也许她会考虑给每华准备一套房子，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每华在职场上得到过一些机会，但并不理想。她也在努力准备托福，希望毕业了能够去香港。 每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不过从她的性格和谈到这件事的口气来看，似乎并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情。每华的母亲改嫁后，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她父亲，抱着绘画的天赋，仍然生活于困顿之中。以至于在每华性格中，既保留了父亲文艺的脾性，又有母亲物欲的一面。 如果能去香港，那么每华需要至少10万元的费用，这个钱她知道是可以问母亲要的，而这对她来说，不可不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那人是自己的生母，每华也怕自己会积欠太多。 而有时为了弥补自己因为钱的缘故而与母亲走得太近，每华也会主动跑去父亲家团聚。而事情往往会变成这样，就像那个中秋节，每华在父亲的家中，冷漠的父亲甚至没有准备一顿晚饭，最后她只能悄悄哭着自己给自己泡了一包袋面。 后来，每华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李隆在坤和从“助理经理”升职为“项目经理”，基本月薪上涨到了7000多元，朱卫也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现在他们都很少回家，尤其是朱卫，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过年也没有。 每华 1986年出生，奋斗目标是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 2009，爱情 2009年7月，是李隆毕业后在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的第三年，也是他研究生女朋友毕业的日子。李隆与他的女朋友自大二开始就在一起，自此再也没有分开过，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女朋友毕业后，在一家上海的行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隆也没有做太多打算，就已经决定跳槽去上海。当时正好有一个上海周浦万达广场的商业项目需要用人，李隆凭借自身的能力和人脉，很快就找到了下家。然后他俩很自然就想到了结婚这件事。 “也许别人会为这件事伤透脑筋，但对于我们来说，你想我们都已经在一起5年了，5年都没出过什么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放心的？”李隆说。 在香港浸会大学，每华也遇见了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其实在这些年来，每华的性格和想法也在不断变化。起初，像她这样的女孩自然是会爱上那种酷酷的男生，不过她虽然混乐队，但她的价值观却一直没有跟乐队的队友达成一致。尤其当他们在一次喝酒吹水的时候，兴致勃勃地聊起“你睡了几个女孩，我睡了几个女孩，其中有多少个是我们都睡过的”之后，每华说她当时恨不能大声骂：“×你妈的。” 而且因为父母的离异，每华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不婚和不育主义者。但是在浸会大学遇见自己真正喜爱的男孩之后，每华还是像大多数普通的女孩一样深陷其中，她将他计划进了自己还算遥远的未来，直到对方因为家人的坚持，而在结束浸会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朱卫是三人中，唯一没有爱情的。在北京的日子，朱卫对所谓的边缘群体有了切身感受，他在日记上写道：“每日惊惶地活着，吃饭的威胁、睡觉的威胁、行走的威胁，甚至对于路边巡逻的公安，都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那种感觉，”朱卫说，“就是一种漂，在这个城市里，今天如果我死了，过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北京如狗一般地挣扎着过活，为了什么呢？” 在坚持了近半年之后，朱卫回到了杭州，回到了那些曾经共同合作拍片的朋友之中。在短暂自我调整之后，他的新片《光棍》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一个放映厅里公映了。在首映结束之后，观众们沸腾了，大家起立为朱卫欢呼，甚至有女生直接喊出了“朱卫，我爱你”。 “啊，这就是我要的感觉。”朱卫说他现在之所以还有被人惦念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还在坚持做一些事情，哪天要是他不再坚持了，放弃了，那么顶多也就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打工的人，而他的同学再不会想到他了。 就在朱卫开始筹拍他自己的下一部参赛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叫袁天琪的女生自告奋勇地找到了他，说很喜欢他的电影，并希望出演他下一部电影的角色。那个女生后来得到了一个角色，而朱卫也得到了他的爱情。 每华已经成为香港《苹果日报》的经济记者。 2010，奋斗 在浸会求学的最后阶段，每华一直在路透社香港分社实习，那里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和员工素质都让她感到着迷。在财经组，只要电子板上出了新的公告，那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像打仗一样，一人盯盘，一人采访，一人写稿……每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记者的职业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时浸会有三个女生在路透社实习，所有人，包括每华的指导老师，都认为每华是最有新闻理想和新闻天赋的一个，但在实习期后，路透社却留下了另一个女生。这件事深深地打击了她。 每华意志消沉了很久，她后来甚至去了一次上海，去见那个回去工作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他却对她说“分手”。每华说她扇了他一个巴掌，然后什么也没有多说。 李隆在上海的新东家干了还没有几个月，他再次辞职了。直接原因他说是因为不喜欢那家公司的广告理念，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早有打算：差不多可以自立门户了。2009年快年底的时候，李隆找来了原公司的设计总监，还有一个客户经理，三人合伙开了一家新的公司。李隆担任这家公司的企划总监。 公司刚开业的时候，一直是摇摇欲坠，但到了2010年，渐渐稳定了下来。李隆和他的团队招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每天加班，周末也不放过，并一直维持着业务的高质。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居然是一家新公司，因为他们实在太老练了。 而朱卫现在由于迫于生计，已经是长城影视集团的签约员工，他是作为数字电影的导演被招募的。“然后被单位当骡子一样在用。”朱卫说，他现在干得最多的是编剧的活，公司基本上是不会随随便便让新人动机器或执掌导演大权的。 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每华的一切重新开始。她放低了身段，给香港的各家报社都投去了简历，最后，她在《苹果日报》获得了一份工作，开始以经济记者的身份，报道一些香港地产界的新闻。 《苹果日报》给每华的待遇是月薪10000多港币，然而这点钱要维持在香港的生计，简直是杯水车薪。每华的房租就高达近5000港币，从她家到单位，坐车还需个把小时。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每华也成了一个“蚁族”。遇到朋友来香港旅游的情况，她还不忘嘱托他们带些大陆的方便面来。 她有时想想确实不甘心，因为自己的同学，很多现在已经是外企公司的中层领导，年薪达到了二三十万元。社会阶级的分化、地位的不平等，这才开始对这些年轻人慢慢展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李隆无疑是三人中目前最惬意的一个，他刚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并开始在业余练习射箭和弹古琴。 朱卫已经开始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了，“影视公司的工作推进节奏很快，基本上没有创作的时间和空间，兴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自然的就转化成了工作负担。”他还在为自己的电影梦而奋斗。在中国，信息的不对称使年轻人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要想冒尖，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拿在手中。朱卫还在等着自己最好的作品的出现。 每华每天都面对着香港地产界最有权势的大佬，然后辛辛苦苦地挖掘一些边角料的信息，期待着每月能多几次荣登财经头版。有次每华问她的一个很成功的朋友，现在那么年轻就做到总监了，拿着高薪，开心吗？她的朋友告诉她，不开心。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往往只看到他人的繁花似锦，而看不见背后的辛酸困苦。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而所有的资源和话语权仍被牢牢把持着。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再过个几年，他们都要买房、结婚、生孩子，然后父母开始退休、老去，生活的重担对于80后来说，一旦挑起，再难卸去。 （应采访者所需，文中李隆、每华为化名）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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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才是80后的主题

  时至今日，“另类”早已不足以概括中国的80后。当这些当年的少不经事的“小屁孩”们走上职场、为人父母，时间和事实证明了他们有自己的担当。而且社会转型所赋予的巨大生存压力，让他们殚精竭虑，现在如果再要对80后归纳一个主题，那么，更合适的应该是“奋斗”。 80后作为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特指国家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据统计，中国的这个群体目前已经超过2亿人。 中国社会的转型，造就了80后的很多独特性。人们通常喜欢将这些成长在温室里的小孩比喻为“小皇帝”，在其身上贴上“叛逆”、“自私”、“脆弱”，甚至“垮掉的一代”等负面标签，还对80后进行了粗野的分类，包括“富二代”、“啃老族”、“蚁族”、“卡奴”…… “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是《时代周刊》亚洲版2004年2月2日的报道，这篇名为《新激进分子》的报道也许是海外媒体第一次对中国80后一代的聚焦。 然而时至今日，“另类”早已不足以概括中国的80后。当这些当年的少不经事的“小屁孩”们走上职场、为人父母，时间和事实证明了他们有自己的担当。而且社会转型所赋予的巨大生存压力，让他们殚精竭虑，现在如果再要对80后归纳一个主题，那么，更合适的应该是“奋斗”。 硕硕出生于1985年，2008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外资广告公司TBWA，两年的时间，她已经成为那家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总监”。正如在美国曾经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中坚，硕硕说她相信：中国80后的事实会告诉一切。 2009年6月，智联招聘曾以“80后职场生存状态”为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80后早已在职场上遍地开花，迈向社会的主流：在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均有超过30%的80后成为“公司骨干”、“中层管理者”和“公司高层”。超过80%的80后认为自己在职场中站稳了脚跟。 2007年从浙大毕业的李隆（化隆）如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不能轻视，他们今天虽然只是在干着最基础的工作，但是你不知道他内心所隐伏的能量。等到他可以爆发的时候，威力难以想象。同时也有很多80后在民生、公益等领域努力奋斗，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达到了16个小时。生活带给了他们太多的压力—买房问题、婚姻问题、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个人理想问题……每一个都困难重重，并互相羁绊。 被视为中国80后的杰出代表的韩寒谈道：“这个世界已经很现实了，我们把这代人的理想都拴在了房子上，他们很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趣味了……那些理想，包括年少时候的梦想，都已经被抛得很远了。我希望可以重拾这些东西。” 许许多多像浙大广电专业毕业生朱卫一样纠结于电影梦想之中的年轻人，更是在奋斗中，忍受着命运的煎熬。 新浪网、大洋网等机构在2010年2月的一项联合调查中显示，52.6%的80后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压力很大，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一代”，57.8%的受访者当前生活中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就只是上网，38.2%的80后每个月都会给父母钱以补贴家用。 年纪最大的80后，如今已是而立之年。结婚生子也是这一代人最迫在眉睫的一个话题。“有了宝宝之后，生活全不一样了。”今年28岁的唐瑞文，刚刚成为一个母亲，她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放松时间，尽管她的母亲也搬来与她住在一起。唐瑞文的丈夫朱会庚则笑称自己从今往后“要为奶粉钱奋斗”了。 不过当下社会各种价值观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以致80后并不会屈服于年龄而结婚。调查数据显示，最早一批迈入30岁门槛的80后中，只有73.8%的人结了婚，而70后在30岁时，近九成的人都已成家。 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要孩子的时间也在向后推迟。首批已婚80后中，有45.3%的人还没有孩子，而70后在30岁时，74.1%的人都有了孩子。结婚已经两年的李莉告诉记者：“自己不想那么快成为‘孩奴’。”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代人，做什么事都会以一个“奴”字为后缀。 作为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一代人，养老问题也是80后不容回避的。以前一户人家有三四个孩子，老人的负担可以大家共同担负，现在一对独生子女夫妻，肩上却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所以有句调侃很让人唏嘘，说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条件是要“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廉思是《蚁族》一书的作者，他认为80后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立”不起来，他们一定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在看来，他们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这个年纪的人承担的东西。 如果要拍关于80后的影视作品，廉思说他希望能够拍摄出80后真正的奋斗来。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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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IM时代之腾讯帝国

  上面这个图片有些眼熟，记得几年前也看到一张类似的图片，只不过当时的主角是强大的Microsoft。现在腾讯也开始四面开花了——从最初的即时通信，向电子商务、娱乐（重点是游戏）、搜索、视频、客户端、门户发展，几乎能想到的应用，鲜有腾讯不插手的。是的，这就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上最成功的案例，它的收入接近整个中国互联网收入的一半，它是80后、90后、00后们成长的玩伴，已经深深的渗透于我们生活中——它的规模效益使得人们难以忽视难以绕行。举个例子，一个不甚喜欢聊QQ的人，也会因工作沟通“不得不”时时刻刻在电脑上挂着TM，连我六十多岁的老爸都在千里之外选择用QQ和我聊天，共享照片。这一刻，我猛然惊醒，这不仅是个企鹅形状的标示，它更是一个帝国。 腾讯QQ不但在电脑上有着极高的占有率，而且迅速的占领的移动设备终端：几乎所有的智能平台和大多数非智能手机都能得心应手地使用QQ来聊天，在商场，在饭店，在公交地铁上，年轻人看着屏幕的手机上，听着熟悉的滴滴声。这是一个影响我们生活习惯东西——在便捷我们沟通的同时，也在挥霍着我们的青春。当更多的年轻人在其中乐此不疲甚至不可自拔时，当腾讯的员工欢呼在线人数超过一亿时，腾讯，这个中国互联网成功的典型，这个在证券市场被巨量资金追捧的明星，正在大踏步的走向移动互联网的激流中。 盈利模式：一根树干，万朵花开 我在“后IM时代之在中国移动阴影下的飞信”上阐述过，飞信、旺旺、Gtalk等代表着“后IM”时代，它们依靠自己独特的业务为核心支撑，做成有特色的IM，经过IM的发展再来推动业务。与之对比，腾讯QQ就简单的多：初期，它（当时叫OICQ）是为了做IM而做IM，烧钱，纯属是为了跑马圈地，当圈到地，企业就开始在地上种花种草。腾讯的盈利生态是这样的： 1、QQ是整个腾讯帝国的根与树干，它是用户的聚集的保障，但是QQ基本不盈利； 2、由QQ而衍生的各种互联网业务，如网游、电子商务、社区等，是腾讯帝国的枝叶花，它们依靠树干汲取水及养分（客户），运用光合作用（互联网上各个业务模式，腾讯一般只选择已有成熟的模式，下面会讲到），产生利润。 根据腾讯控股去年的财报，相较于其他严重依赖广告收入的互联网公司，腾讯收入最大部分为互联网增值服务（也就是上图中枝叶花部分）占比为76.6%。在互联网增值服务中，“游戏”最为突出，居然占到整个腾讯收入近一半，也使得腾讯成为中国互联网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有意思的是，这些赚钱机器并不是独立运营的，它们依赖于腾讯最不赚钱的业务：QQ。所以说，QQ是腾讯的根基，腾讯的钱，是从QQ用户这个庞大群体中赚来的，只要QQ几亿用户不变，腾讯可以在此基础上玩门户社区，玩电子商务，玩信息管理，玩网络游戏，玩搜索，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正如上面的图示所示，QQ是腾讯的根，在这个几亿用户的帝国里面，腾讯犹如摊大饼一样扩张的势力范围：试探性地进行扩张，收集新业务的信息及经验，然后针对适合自己的业务重点突破（如游戏），适度的放弃一些竞争激烈的领域。 这就是它的阳谋。模仿，超越，再模仿 熟悉腾讯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它创新的东西不多，模仿的东西不少。QQ（以前叫Oicq）就是模仿ICQ，至于微博、拍拍之类都有其模仿对象。其实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一种病症——把硅谷的东西copy过来，改吧改吧拿到中国来，找风投，烧钱，然后死一大片——除了阿里巴巴，中国的绝大部分互联网业务几乎都能找到国外的“原版”。oicq（QQ前身）就是众多移植物中成功的较早的，也是较早成名的，但它似乎比它的“前身”更加成功，得益于几个方面： 1、本地化化：它比当时的ICQ、Yahoo Mssenger、MSN更加适合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人使用，比如首先对动态图片和截图的支持； 2、Q币+虚拟形象、虚拟物品的使用：腾讯在模仿的基础上创新地加入了很多虚拟元素（如QQ秀、各种道具等），除了赚足银子外，也使QQ相比其他IM显得十分个性（也有不少人不喜欢这些，腾讯推出了保守但同样好用的TM来吸引他们）； 3、不断地增加新的业务：群的采用（增加传染性）、邮箱等功能的加入（增加粘性）及向移动设备进军，不断地吸取其他产品的优点； 4、加强运营：设置专门部门处理盗号等运营问题。 腾讯完美的执行了模仿—超越的过程。同时为了扩展业务，在“摊大饼”时再次拿出了模仿利器，将成熟的商业模式照搬进来，辅上自己号称超过五亿的庞大客户，再加上一点小创新（如各种游戏道具），就成了一道新菜。只要哪里有利润点和发展空间，腾讯可能不是第一个扑向目标的，但却是扑的最猛的。 案例：游戏业务，它学联众、学盛大，自己研发并且超越他们。2009年收入53.9亿，年增长131.5%。在2010年这个数字将更加可观。 腾讯相较于其他模仿者最大的不同是，它是积极的模仿，并加入自己的创新元素。别人模仿个性头像，腾讯就在个性头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衣服裤子也个性化，然后用Q币换取用户们的人民币，创造了用户的需求。所以说腾讯不但善于模仿，还能在模仿中实现超越。 中国互联网上有个奇特的特性，专业网站PK不过综合门户。比如说专业博客网站，时髦期一过，就让位于各大综合门户的博客了。究其原因，我总结有两点： 1、无创新，仅仅是舶来物。首先你不是第一个，当然无法打出惊异的漂亮牌，模仿的成本很低； 2、综合门户的用户数庞大，一旦开始模仿，专业网站开始game over。 因此，在中国互联网界，要么自己做创新（如阿里巴巴），要么从美国拿些“小”应用，赚取长尾的那一点利润，要么，被大鳄们赶超或者兼并。而最大的大鳄，就是腾讯。 下一站：移动互联网 摩根斯坦利不知哪个分析师，用“技术分析”的方式诠释了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大饼将会比电脑互联网大10倍。我不喜欢她拍脑袋的分析方式，但我对移动互联网深以为然。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是一切新事物、新势力代替原有原有势力的最佳时机：如果腾讯被击败，将发生在这个年代；如果腾讯能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换，也将发生在这个年代。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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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婚姻的五大新特征

  80后婚姻的五大新特征 　　我对于80后的婚姻生活，有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婚姻形式多样化。比如婚礼这个环节，悄悄结婚是一种选择，但是也不乏大张旗鼓的形式。比如成都、重庆、杭州的报纸都出现了整版的结婚广告，这个婚姻要让全世界都知晓。 　　作为80后的独生子女一代，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不乏完全自我作出的决定，但是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其征求意见的对象不仅限于双方父母，甚至还会到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所以独生子女的婚姻形式会很多样化，从超简单到超复杂，我们把任何一种形式推定为这就是80后婚姻的样式都显得太武断了。 选择性超越前代 　　第二：独生子女对婚姻形式的选择性是超越前代的。 　　过去的婚姻，一整套形式都是从前代传承而来的。比如怎么办彩礼怎么置家当。纵向从父母那里，横向从兄姐朋友那里学习借鉴，但再怎么借鉴基本样式就是一种，所以实际上也是没得选择。今天80后一代的独生子女则不然。一方面，信息来源多样化，朋友、同事、网络，广泛的信息源提供了更多婚姻形式选择模式。另一方面，从小到大他们的自主权在家庭中都是受到尊重的，从吃零食到选择专业，从是否可以出门旅游到怎么样结婚同样如此，他们有真正的多样化考虑，有真正的组合各种考虑中的元素而形成自己决定的空间，同时他们也有从小比较有主意的习惯。 新性别分工 　　在这两个基本判断之后，可以推断80后的婚姻区别于前代的现象： 　　一、新性别分工。 　　通常夫妻怎样分工是有模式化的固定分工的，比如在北方女人多做家务，在上海男人多做家务。新性别分工的不同在于它是高度动态型的，而不是连续固定的分工方式。比如两个独生子女都不会做饭，他们可以选择麦当劳，叫外卖，也可以请个小时工。或者某天看了韩剧，哦，这个办法不错，咱们试试？两人分工干点什么事，临时就可能形成一种性别分工。 感情变化周期快 　　二、感情变化周期快。 　　从有爱情到没爱情，从有感觉到没感觉，其感情严肃化的程度降低了。他们也许会觉得白头偕老是一种目标，不过也不会认为没有白头偕老的希望了是什么很严重的事。负责任很好，实在负不了责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于80后夫妻来说客观上社交开放性程度高得多，感情受到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其结果，他们对日常感情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婚姻“凑合”的概率会降低，从而突然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独独一代的问题 　　五、独独一代的问题。 　　对于独生子女来说，生，还是不生，是一个心理负担很大的选择。害怕生育的疼痛，害怕养育孩子导致生活质量降低，这些1970年代的女孩子的忧虑在独生子女身上都存在，而且只会更严重。这会令他们倾向于少生或者不生。但是问题在于正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上一代要求一定要生，最好生两个，巨大的心理压力无法避免。如果做一个预测，独生子女的下一代，独独一代，将不会像独生子女一代那样万千宠爱在一身。理由是，祖辈是来自大家庭的多生子女，再生独生子女，这曾是艰难选择，独生子女因其稀少而承受最爱，而独独一代，反会面对独生子女父母辈对待独生子女孩子的平常心，家庭氛围的紧张度明显降低。 　　同时，独独一代可说是平等文化的定型期，如果说独生一代是平等文化的转型期――祖辈多生一代受的是权威式的教育，面对独生子女时开始变为平等相待，或者改变得过分变为宠爱，或者改变得不够依然留有权威残余。但是独生一代已经接受了互相说服非权威化的理念，当他们面对独独一代时，平等相待是自然入骨的事情。 婚姻的娱乐性升高 　　三、婚姻的娱乐性升高。 　　婚姻不再是传统的过日子的概念，好玩与否成为一个评判标准，如果不好玩干嘛结婚呢？在婚姻中好玩的人会受欢迎。比如男孩子搞个怪，女孩子发个嗲。因为他们一直是有选择的一代，或者说，选择丰富的一代。他们从小就面对丰富的给予做着选择，他们习惯于冲着吸引眼球的好东西去，明白有吸引力的东西才有价值。 心理两难 　　四、心理两难。 　　一方面他们有自主选择的空间养成了高度自由选择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们的心理负担超重。这一代人一结婚就要对双方四个老人负有责任，尽管老人希望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在他们结婚前自由是主调，而结婚时这方面的忧虑的权重就上升了，结婚前花钱很冲，结婚后可能会想这样花钱老人怎么办。如果纯粹做一个心理游戏，他们可能倾向于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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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缺乏80后基金经理上位 10人管理500亿资产

      目前，232名基金经理中有10位80后，其中6位在中小基金公司 　　人才配备本来就很弱的小基金公司，如今为解决人才流失的不断加剧，不得不启用“80”后新人。据Wind统计，截至目前，在已公布年龄的232名基金经理中，“80后”约占5%，共10人，其中6位在中小基金公司。 　　人才缺失新手快速上位     从今年“80后”基金经理的大幅被提拔，就可以反映出基金业对人才的渴望程度。据了解，2008年1月，1980年出生的倪明就任大成创新成长(160910,)的基金经理后，“80后”基金经理就陆续亮相市场，近一年来中小基金公司大胆重用新人较为明显。 　　据Wind统计，在目前的10位80后基金经理中，有6位来自中小基金公司，分别是：2010年7月3日担任万家双引擎基金经理吴印(1982年出生)；2009年8月1日担任万家货币(519508,基金吧)基金经理的邹昱(1982年出生)；2010年2月8日担任宝盈中证100基金经理的温胜普(出生于1981年)；2010年1月14日担任银河银富货币基金经理的张矛(1981年出生)；2009年8月26日上任的融通新蓝筹(161601,基金吧)基金经理张敏(1981年出生)；2009年7月29日上任汇添富成长焦点(519068,基金吧)的基金经理齐东超(1980年出生)。 　　“中小基金公司任用新人，除了有魄力，更多的是无奈；与大公司相比，小公司留人相对难些，很多基金公司都经历过人才荒，目前中小公司纷纷采用内部培养和选拔，给更多新人机会，这样提拔的人才留下来相比‘挖’来的人才，更懂得坚守。”沪上某小规模基金公司高管感叹道。 　　事实亦然，今年中小基金公司“留人”真的不容易，以流失率较高的浦银安盛公司为例，仅今年以来，公司已有3位基金经理离职，无论是偏股型基金还是债券型基金的当家人，几乎全部都换上了新面孔。 　　据Wind显示，年初至今，浦银安盛已有张建宏、段福印和方毅3位基金经理离职。更值得注意的是，浦银安盛目前总共才有5只基金。 　　“80后”业绩值得期待 　　从10位“80后”基金经理的履历来看，他们多数为分析师出身，清一色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还有一位是博士学历。目前来看，这10位“80后”基金经理共计管理着约500亿元资产。 　　业绩方面看，“80后”一代的基金经理业绩排名基本处于在中游，其中不乏个别表现特别突出者。例如，去年获得年度“货币基金金牛奖”的邹昱，今年以来持续保持业绩，在货币基金排名中仍然名列冠军，截至昨日，今年以来的收益为1.3464%。 　　汇添富的齐东超2009年7月就任时就管理着120亿元的资产。近六个月，他仍排在188名股票型基金经理中的第28位，截至昨日，其管理的汇添富成长焦点今年以来的收益仅略跌4.1079%。此外，吴印管理的万家双引擎，今年以来的收益为-6.56%；张敏管理的融通新蓝筹，今年以来的收益为-8.31%。 　　从业绩表现看，“80后”一代在操作上也比较勇敢，接受新的投资理念的能力要强。未来的业绩表现值得期待。实际上，不少元老级基金经理都是从20多岁就开始挑大梁。就比如，知名基金经理王亚伟，首度担任基金兴华(500008)的基金经理时才28岁。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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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富豪的理财精粹 让有限的钱无限花

  七招使你有限的钱花不完 　　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很多人肯定会嘲笑我。钱既然有限，为什么会用不完呢？别急，这里有窍门……     对于咱老百姓来说，投资赚钱的确不易，盲目的望风、跟风更是不可，否则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换种思维方式，我们不要都指望自己能像盖茨那样有钱，因为那种可能性太小了，小得差不多要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所以，面对有限的钱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好这有限的钱财，发挥它的最大效用。根据我平时积累的经验，教你几招，让你的生活也美起来。 　　要用好有限的钱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形成稳定的资产结构。钱有限啊，就要想怎样放置的问题。否则，单向性投放或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投放一气都是不可取的。所谓分散有序的放置，科学合理地运用，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近期经济收入/远期经济收入都加以分析，然后选择合理的资产配置方式。首先是保证生存的资产配置，就是房屋居住、固定支出等；然后才是社会交往费用，就是送礼、往来支出这些；最后才是投资，买古董、买黄金、买股票等等。我个人觉得，对于一般的小家庭而言，最好是保留1万至2万元的储备资金，然后在保证房屋居住、固定支出和每月送礼、往来支出的情况下，搞点小投资，风险不大的，比如：利用爱好搞投资，喜欢养鱼的你就看看如何利用玻璃缸繁殖幼鱼(稍微名贵一点的)；喜欢养兰花、玩石头、寻古籍的，你不妨到乡间走走看看，说不一定就能花小钱办大事情。 　　二是进行经常性资产核算。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只知道用钱，不晓得回头看看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很重要。因为你看了花钱记录，才能总结出：自己哪些资产增加了，哪些资产减少了，哪些钱该用，哪些钱不该用。花钱心里有了数，钱支出得合理了，不仅保证了生活之需，而且也会积累今后发展的资金和经验。 　　三是节约资源性消费。说得简单点，就是在勤俭节约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次，在充分保证生活之需的情况下勤俭节约，这两者是不同的。比如：你坐在客厅，就应该开灯，用不着为了节约钱就把灯关上或调小，那样并不好，但如果客厅里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进卧室看电视了，或者到阳台上乘凉去了，就没有必要开灯了，这点支出不要小视，积小流而成江河，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四是实行场所型消费。说白了，就是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消费观念。比如在家穿衣服，你可以穿得随便一点，衣服可以是买的地摊上的，在外边穿，就应该正式一点，还应该是名牌的，这年头谁还不讲点面子。 　　五是先在家庭推行记账式消费，然后才搞信用型消费。就是在一个家庭里，一定不要以为，一天下来算算账，面子上就罩不住了，就伤心了，这一点也不可取，算账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每天下来，几角钱都算一下，我觉得没什么不可，先规范行为，然后才相信其人品。对于家庭消费，不管几个人的世界，特别是现在的小家庭，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算一下，让大家都自觉地规范自己的用度了，才开始不算那么细，循序渐进，到最后形成规范运作的消费系统。 　　六是主导人物引导型消费。说白了，在家里说话最管用的那个人，自己一定要带头规范消费行为，这样大家也就争相效仿，钱积累不下来才怪。 　　七是选择性消费。就是不要盲目，确定家庭成员需要后，才进行消费。8小时之外诞生的首富 　　大多数人恐怕没有想到，相当多的亿万富豪是起家于8小时之外的。     8小时之外淘金，一不小心就成为亿万富豪首推马化腾。马化腾的身价现在大约是2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深圳大学学习的时候，马化腾的电脑技术水准已令老师同学刮目相看，他既可以成为各种电脑病毒的克星，又能为学校电脑网络维护提供不错的解决方案，同时又经常干些将硬盘“锁住“的恶作剧，让学校机房管理员哭笑不得。 　　马化腾毕业之后，进入深圳润迅公司工作。他是一个爱折腾的人，业余时间闲不住。他曾经自己投了5万元，在家里搞了四条电话线和8台电脑、承担起一个网站深圳站站长的角色，每天在工作之余忙得不可开交。通过网络，马化腾结识了相当多的朋友，例如网易的丁磊就是他的老友。这对马化腾后来走上创业之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当年一起喝啤酒的时候，我们只是打工仔而已，都还不知道未来。丁磊后来的成功为我带来了启发，只要去做，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业余时间，马化腾还不断为朋友的公司解决软件问题。而他和朋友合作开发的股霸卡在赛格电子市场一直卖的不错。这使他不仅在圈内小有名气，而且也有了相当的原始积累。再加上业余时间炒股票挣来的70多万元，马的创业资金积累超过了100万元。而且，由于经常在网上使用国外的聊天软件聊天，马化腾动了要开发中国的聊天软件的念头。而这笔资金的积累，也让马化腾有了创立腾讯公司、像丁磊那样成为中国互联网巨富的念头。 　　1998年10月，马化腾辞职，接着，他创办了腾讯。在决定做聊天软件的时候，国内已经有了两家公司先做，产品比腾讯更有市场名气。马化腾没有想得更多，只是想着赶紧能挣钱，马化腾曾经想把他的项目卖给中华网，后者说要到3万用户才买。现在，他庆幸当初没有贸然行事。现在，他经常这样告诫同行：“要在互联网上掘金就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许多很有才华的网络人才往往没有注意这一点而失去了长远机会。” 　　身价高达102亿美元的丁磊，曾经连续3年成为中国的首富。相当多的人恐怕想不到，丁磊的第一桶金，大约5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是8小时之外写辛苦写软件挣下来的。拿着这些辛苦积攒下来的钱，丁磊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开始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步。 　　充分利用8小时之外，还会让你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柳传志手下的干将之一，弘毅投资公司总裁赵令欢，也是在“8小时之外”与柳传结上缘分的。 　　赵令欢，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87年赴美留学。曾任美国Infolio,Inc.,VademLtd.董事长兼CEO，U.S.RoboticsInc.副总裁兼总经理。他在马雪征的引荐下，于2001年下半年，来到联想集团的老办公楼，在那里，他和柳传志第一次握手，并兼职成为联想的“战略顾问”。此后，几乎每个月，赵令欢都飞临北京，约会杨元庆、马雪征，并在北京待上一周为联想集团的国际化“出谋划策”。 　　现任百度公司副总裁的梁冬，目前拥有百度12万股期权，价值约1000万美元，他的这笔“横财”绝对是“8小时之外”掘来的。梁冬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后来因为偶然的一次机遇，与百度高层相识，并成为百度的顾问。在与凤凰卫视的劳动合同到期之后，梁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百度的副总裁，并获得了公司0.4%的股权，在百度上市之后，梁冬很快暴富。 李政道们真正吃饭的地方 　　李政道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他的兼职，而不是他从事的科研工作。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科学家都是非常本份、老实，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但是，在革命不忘致富的今天，这个传统观念可要变一变了。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会长”的头衔，另一张是“利曼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李政道博士在递给人们第二张名片时往往说：“这是我真正吃饭的地方。”著名的美国硅谷，也正是因为有了兼职制度，才得以成为全球科技的圣地。 　　目前，在中国，利用业余时间开公司，正在成为大学教授的一种选择。李卫武，华中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虽然是一位普通的硕士导师，却是学生眼中出名的“财富教授”，不仅课讲得特别好，而且 　　拥有中国最大的民营公司——湖北畅响生物技术公司。目前李卫武的身价已经高达4000万元。 　　这位出身贫穷的大学教授经历了青年时“结核病”的磨难和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他的厄运，同时也把他造就为一个具有超前“赚钱”眼光的经济学者。 　　李卫武发现，在他周围有一批专家和教授，他们有强大的研究能力，有发明成果，却搁在实验室不能产业化，相反在美国，大学教授都以开办公司为荣。于是，他在教学之余，琢磨起开公司的事情。在他的牵头下，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与武汉地区部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博士共同创办的畅响公司，以强大的科技能力和运营能力浮出海面。他们研制开发的畅响EM生物系列产品，将中国生物技术开发应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说这是一种可让稻田只长稻子不长草，可让堆积如山的牛粪不见苍蝇飞舞，闻不到一点臭气的产品。该产品在短暂的时间内畅销国内11个省市的1000块区域，每年营业额高达数亿元。 　　李卫武掘金的过程，并不顺利。除了曾经出现过的资金周转上的困难，最大的打击来自于他的家庭，一惯支持他的夫人改变了态度，担心他因办公司影响教学、累坏了身体，破坏其在学校的形象和名声，将来的退休金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但是，李卫武情愿冒这个风险。他担任武大副校长、武汉华软集团董事长的弟弟帮助他解决了大部分资金问题。目前，李卫武个人占有公司20％的股份。“按10元一股市值计算，上市后我有4000万元资产。”李卫武笑道。 　　“钱仅是一个数字，重要的是人的观念转变。”回忆过去的创业经历，李卫武最大的感慨是，“在经营中学到的东西超乎想象，要否定自己许多过时的东西。许多人害怕风险，担心失败，不敢走出固有的生活模式，也就不会收获。” 　　李卫武大胆的8小时外掘金，不仅使他拥有了一家成功的公司，他的成功经历更被学校和同事所肯定。而他的经济学课程更受学生欢迎了。 业余写作成印钞机 　　国内文坛“四大金刚”，即国内四个版税收入最高的人——王朔、叶永烈、二月河和海岩中，恐怕只有海岩才会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而不是作家。”目前，海岩的正式的身份是：北京昆仑饭店总经理、董事长，锦江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海岩用1/10的时间挣到了9/10的钱。在当今文坛中，海岩的版税达到12%，可以算是最高的。有媒体披露，海岩早已经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千万富翁作家。海岩的口头禅：“我写东西肯定要赚钱，如果不给稿费，肯定就不写了”。 　　海岩是8小时外写作。“我是比较勤奋的作家。很多人问我，怎么去安排时间。一天24小时，没有什么可安排的，也没有什么可挤的，就这么多。我一直在说，我写作时间是晚上10点以后和早上8点以前，这段时间是我自己的休息时间，我可以自由支配。” 　　也许海岩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但他肯定是中国最辛苦的作家。目前海岩已经差不多连续写作10年，中间没有间断过，每年出版的字数在80万字以上。海岩如此高产的一个秘诀是追求“速朽”。“只要把道理说清了，我就不再逐字逐句打磨它。” 　　如此多的“产量”，并且又深受市场欢迎，但是海岩一直不愿把自己归结到文化人这个圈里来。他认为自己是旅游行业的一个企业工作者。“我在旅游行业有比较高的头衔和地位的，只不过是大众不了解。大众误以为我是一个作家。” 　　除了海岩这种身家千万的业余作家之外，还有许多普通的业余撰稿人，靠8小时外，“写字”赚钱。王刚是北京稿件见报较多的业余撰稿人，他从海岩身上受到了很大启发。 　　有一句话他经常挂在口头上，“放假的日子我最忙。”放假期间，他除了偶而打打羽毛球、下一两局象棋放松外，就是满大街跑新闻、在家伏案写文章。近三年来，他的业余时间几乎没有浪费过，一部电视剧他也没有看过。写稿、改稿，直到深夜才结束都是常有的事。他的正式工作虽然换了几个，但是业余的“写作职业”还没有间断。 　　王刚经常与报社有联系，还时而接到报社的任务：报社接到社会报料后出于各种原因请就近的通讯员们帮忙调查事实经过，求证事件真相，王刚就成了报社的“编外记者”。虽然报社曾经邀请过王刚“转正”，正式成为报社的记者，但是王刚还是更喜欢这种两栖生活，因为他目前的工作虽然收入不是很高，但是非常稳定。而成为全职记者，他感觉还不成熟，因为记者有时候很辛苦，而且现在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对于王刚先生而言，写稿的最大收获就是使人生的价值不断得到提升。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总会有甜蜜的收获。他的稿费收入远比工资要高，为了不因为稿费的事而招致同事们的“另眼相看”，他只好将通讯地址分别留在３个地方，还用上妻子和母亲的名字。除收获数量不菲的稿费外，还获得了不少荣誉，甚至超过了本职工作的获得的成就感，工作之外他们的交往圈子扩大了，见识增加了，对社会多了一层理解。 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丁磊、马化腾，他们在成功之前的业余工作中，不仅仅非常幸运的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从事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为自己寻找到了未来事业大发展的机会。这是他们日后成功的关键。而且他们从事的行业都是属于IT，而IT正是目前兼职最热的行业之一。这是因为最近人们对IT的热情依然不减，近几年IT业的蓬勃发展，无数创业英雄的巨大成功，令许多人定下了向IT业谋求发展的方向，不是专业出身的人士在如此环境中，多多少少也会接触到许多IT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对他们如今喜欢和想选择IT作为兼职密不可分。小到PC机发烧友、网页制作设计，大到程序编程，“掩盖身份”的IT狂热分子正蓄势待发。马化腾、丁磊的8小时之外的经历告诉我们，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于未来的成功很重要，但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的获取更加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能够抓住。     而教授开公司，在知识经济时代，也会越来越普遍。李卫武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21世纪另一个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生物产业所带来的机会。身处高校环境的他，非常清楚他缺的不是研究人才，而是如何组织这些人才，将这些人才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发挥经济效益。他的这一做法，在于洞悉中国教育资源的潜在力量，比别人领先一步对中国教育“沉淀积压”的资源进行了挖掘。另外，这类人的工作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有较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兼职。伴随着中国教育、科技体制的优化和完善，相信教授公司或者“兼职教授”会越来越多。 　　海岩的成功在于他的勤奋。他的成功再一次验证了那句古老的格言：道酬于勤。每年80万字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晚上10点以后，早晨8点之前完成，肯定不是一般人所能坚持的。如果你也有海岩这样旺盛的精力、持久的毅力、甘于吃苦的精神，那就兼职吧，你将会像海岩那样成功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有人说，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二是从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赚钱。 　　8小时外掘金，靠如下四点无可比拟的优势，帮助那些苦苦求索的人实现他们的最高境界。一：增加经济收入；二：更充分地发挥个人的能力；三：拓展人生经历，满足个人喜好；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 　　如何成功 　　8小时外掘金，固然可能创造点奇迹。但不能胡来。以下建议对你有很好的帮助。 　　1、要量力而行。著名的思科公司的创始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教授夫妇。虽然学校允许他们兼职工作，而且在公司创立的初期，他们的兼职对公司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明白自己的真正所长是什么，在公司很早的时候，就专门聘请了职业的管理阶层。甚至后来，他们又把自己在公司的股权出售，彻底退出，专心致志研究新的技术。说不定他们正在研究的新技术会哺育出另一个“思科”。 　　2.兼职工作不要唯利是图，应该尽职尽责。去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辞去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一事，再次引起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已经做了差不多3年独立董事，为什么在公司要倒台的时候才选择离去？”据相关媒体披露，目前北京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业余收入高达100万元，二流的经济学家也有几十万的收入。但是他们如此高的收入，备受争议。因为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已经丧失了学术上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并非独立，成了企业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未免被蒙上了阴霾。 　　3、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或公司之外做私活，不要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绩效，更不要把私活带到公司来做。一旦被发现，有时候后果很严重。譬如联想集团就有“天条”规定：凡联想人一律不得从事第二职业，否则一经发现开除不赦。 　　4、从事兼职工作不能侵犯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与本单位有竞业限制约定的员工，不能在同行业从事兼职工作，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在与本单位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内从事兼职工作。否则，就要向本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5、注意保护自己的兼职劳动成果。因为是兼职，并不能与兼职单位形成劳动关系。这样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可能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某设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在一家私营企业兼职从事新产品的设计工作。工作之初，私营企业老板为了支付一些报酬，就口头承诺：“等您的产品设计成功申请专利时，我把专利权分给您一半。”该设计人员信以为真，只领取了很低的一点报酬就为老板设计产品。没想到，产品设计成功后，老板却以企业的名义独揽了专利权。该设计人员要求专利权应该按约定由自己和业务共有时，却拿不出任何书面证据来，吃了哑巴亏。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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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毛岸英牺牲后 刘思齐的寡居、再婚生活

  “梧桐清霜”刘松林 资料图片：毛主席和毛岸英、刘思齐合影 　　毛岸英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长子，这已为几代中国人所知，但作为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毛岸英为国捐躯之后寡居的生活片断，却很少为人所知。 　　一、刘松林父母早年与毛泽东 杨开慧之间的交往 　　刘松林，是革命烈士刘谦初和革命老人张文秋的女儿。刘谦初，1897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燕京大学高材生，大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员。张文秋，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毕业于湖北女子师范，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春某日，时任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的刘谦初，带着恋人张文秋去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主持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刘谦初和张文秋向毛泽东请教了有关国内形势和农民问题，彼此谈得很投机。 　　刚产下第三个儿子的杨开慧，听说有客来访，便在保姆搀扶下从产房来到客厅，端出花生和栗子招待客人。听说这对正处在热恋中的男女即将举行婚礼，风趣的毛泽东便对他们说：“别人会祝你们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们早生、多生千金，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我有3个儿子呐！”张文秋羞涩地逗着依偎在她身旁的5岁的毛岸英、4岁的毛岸青玩。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她竟然真的先后成了这两个孩子的丈母娘。二、父亲刘谦初不幸牺牲 母亲带小思齐奔赴延安 　　几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三镇局势也开始动荡。刘谦初和张文秋于1927年4月26日举行了婚礼。可新婚第三天，刘谦初即接到紧急命令，随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随后又被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新婚后的张文秋，仍回京山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4月，刘谦初化名黄伯襄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文秋化名陈孟君也调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妇女部长，这对分别3年的青年夫妻才得以团聚。 　　1930年8月6日，刘谦初在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中，不幸被捕。为了张文秋的安全，中共地下组织迅速派人把身怀六甲的张文秋送往上海。张文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即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医院生下一个女婴。刘谦初事先曾告诉妻子，不管生男生女，皆取名思齐。后来，尽管刘思齐改名为刘松林，但在毛泽东笔下却一直被写作思齐。遗憾的是，刘松林未曾见过生父一眼。1931年4月5日，关押在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的刘谦初，在经受了种种酷刑之后被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枪决了，其时他才34岁。 　　后来，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白色恐怖下，张文秋服从党组织安排，带着幼小的刘松林在上海、香港、南昌、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张文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三、毛泽东认8岁的刘松林为干女儿 　　193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那天上演的剧目里有一出话剧《弃儿》。《弃儿》写的是一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白区进行艰苦斗争，不幸被捕，他们的女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妈妈！妈妈！”这个演女儿的小演员便是刘松林。刘松林当时在延安幼儿园读小学，她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所以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由于刘松林有着与剧中小女孩类似的经历，所以她演得非常投入，因而也非常感人。 　　毛泽东被剧中情节深深感动，这大约是由于他的3个儿子在上海也一度成了“弃儿”。 　　剧终之后，毛泽东仍沉浸在《弃儿》剧情的氛围中，他建议把最后一幕再演一遍。于是，刘松林衣衫褴褛，又一次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妈妈！妈妈！”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演员。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微笑着把刘松林招呼到自己身边，让她坐在自己膝上，摸着她的头，问她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是谁。刘松林指着坐在后边的陈振亚和张文秋说：“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朝他们招招手，陈振亚和张文秋赶忙走了过来。 　　陈振亚向毛泽东解释道：“她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同志的女儿。刘谦初同志1931年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是她的继父。” 　　毛泽东看看张文秋，觉得面熟。张文秋告诉毛泽东，她和刘谦初在武汉时曾去过他家。经张文秋这么一提，毛泽东终于想起，1927年4月在武昌时那对来访的男女青年。他对刘松林说：“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吗？” 　　刘松林回答说：“好！” 　　毛泽东又说：“你既然是我的干女儿，那就随我到家里去玩吧！” 　　于是，在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牵着刘松林的小手，领着张文秋、陈振亚夫妇去了他住的窑洞。 　　第二天，毛泽东又派人把刘松林接到自己家里。从此以后，刘松林就成了毛泽东家的小常客。 　　那时，毛岸英还在苏联。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位8岁的干女儿，后来竟成了他的长媳。 四、兄妹情：刘松林喊毛岸英“大哥” 　　刘松林第一次见到毛岸英，是在8年之后的1946年7月。 　　刘松林在1939年随父母亲离开延安前往苏联。不料，在路过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陈振亚和张文秋被新疆当局扣留。1941年5月21日，陈振亚在新疆遇难。1943年4月，张文秋在新疆被反苏、反共的盛世才逮捕，刘松林也和母亲一起进了监狱。同时入狱的还有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代表和国民党谈判，多方营救，被关押在新疆监狱的130多位革命者终于在1946年6月获得释放。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要求，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派武装将这一大批人集体护送到了延安。过了6年铁窗生活的刘松林，回到延安后又见到了毛泽东，见面的地方仍是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那是在她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专程前往看望这批出狱的同志。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向她问好之后便问起干女儿刘松林来。张文秋指指身后一个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毛泽东很惊讶，8年没见，刘松林已长大成人了！ 　　毛泽东对干女儿说：“明天到我家里来玩啊！”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来接刘松林。在毛泽东的家，刘松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那时，毛岸英24岁，长刘松林8岁。半年之前他才从苏联回国，回到阔别19年的父亲身边。毛岸英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长得比毛泽东还高。毛岸英给刘松林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他虽然在苏联呆了10年，但中国话依然讲得很好，刘松林讲的话他都能听懂，不像刚从国外回来的。 　　就这样，刘松林把毛岸英当成了大哥哥，喊毛岸英“大哥”。不过刘松林在延安跟她这位大哥仅见了这么一面而已。毛泽东考虑到毛岸英在国外太久，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就让他自带口粮，到延安城南15里的吴家枣园，跟一个劳动模范学习种田，平时难得回家。 　　1947年3月，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延安。正在延安中学读书的刘松林参了军，随部队离开延安，过黄河进入山西。而毛岸英此时也离开延安，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前往晋绥解放区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后来又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前往山东渤海地区继续参加土改工作。 五、长大后的刘松林与毛岸英 相爱了 　　1948年3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离开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却没有再回延安，而是继续向东，于5月27日到达了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从山东来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 　　正巧，就在这时，刘松林来西柏坡看望母亲张文秋。她在一个下午去毛泽东那儿，在那里又遇见了毛岸英———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 　　18岁的刘松林，梳着两条辫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毛泽东留她吃饭。那天晚上，毛岸英跟她一直谈到11点多。 　　此后，刘松林在西柏坡住了近一个月，跟毛岸英有了很多次的接触，彼此产生了感情。刘松林假期结束后回到山西，进入长治北方大学学习。毛岸英跟她保持通信联系。 　　毛泽东发现自己的长子爱上了自己的干女儿刘松林，对这门亲事当然很满意。1948年9月，毛泽东邀张文秋见面时，跟她商量这桩亲事。张文秋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岸英和 刘松林正式订了婚。 　　毛岸英很想和刘松林早点结婚。但是，当时华北解放区在男女结婚年龄方面有明文规定，男20周岁、女18周岁方可结婚，而刘松林的实足年龄离18周岁还差几个月，所以毛泽 东没有同意。毛岸英很不高兴，还闹了情绪。毛泽东为此发火道：“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的！”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周末———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松林在北京结婚，婚礼隆重而简朴。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为他们主持婚礼。 　　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李富春和蔡畅、谢觉哉和王定国等重要领导人夫妇成了婚礼上的贵宾。 　　毛泽东只送一件大衣给毛岸英，说：日间岸英穿着御寒，晚上盖在身上，两人都暖和。 　　这时，毛岸英在中央调查部担任机要秘书和翻译，新房就设在中央调查部的院子里。 六、毛岸英告别妻子刘松林 奔赴朝鲜战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7万多人在朝鲜仁川登陆。接着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大规模开进朝鲜，其战略目标是霸占朝鲜，威胁中国。顷刻间，战火便烧到了鸭绿江边。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接着又于10月4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紧张的气氛中研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以及出兵援朝问题。最后作出决定，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派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毛岸英便和指挥所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随彭德怀飞往了沈阳。临行前，毛岸英托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个同志转告刘松林，说组织上派他出差去了。 　　10月13日，毛岸英回到家方知，在他走后，刘松林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毛岸英在医院里陪了刘松林两夜，于10月15日清晨又随彭德怀飞回了沈阳。 　　10月14日夜里，毛岸英对刘松林说：“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没有接到我的信，千万别着急。” 　　“你到什么地方去呢？”刘松林问。 　　毛岸英没有正面回答，倒是跟她谈了战火纷飞的朝鲜，他问刘松林：“有个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 　　“知道，那儿正在打仗。”刘松林猛地一愣，问毛岸英，“怎么，你？” 　　毛岸英话到嘴边又忙改口，笑道：“我是在考你的时政哩！” 　　1950年10月15日早晨，毛岸英在医院里告别了妻子刘松林。毛岸英这一别从此便音讯杳然。 七、毛岸英在朝鲜牺牲 年仅28岁 　　毛岸英于1950年10月19日，随志愿军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他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洪学志生活在一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成了美军重要的轰炸目标。 　　1950年11月25日清晨，天还未亮，志愿军机关人员就按照防空规定，除值班人员外，统统都进了防空洞。值班人员在听到空袭警报后再进防空洞。 　　11时，3架美军B-29轰炸机飞了过来。正在忙着处理电报的毛岸英，被警卫人员硬拉进了防空洞。 　　敌机空袭之后飞走了，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又从防空洞里跑回作战室处理电报，晚上将发起第二次战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料，飞远了的敌机又突然调过头来，向志愿军总部所驻地的小山村俯冲，倾泻汽油弹。顿时，志愿军总部一片火光！ 　　后来，人们从被烧焦的尸体的腰间，发现了斯大林所赠的德制手枪和手腕上戴的那只苏联产的手表，确认了这是毛岸英的遗体。 　　这时，毛岸英年仅28岁，出国仅月余。 　　彭德怀以非常沉痛的心情，亲拟电文，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 　　机要秘书叶子龙接到电报，等毛泽东办完公事，回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小声叫了一声“主席”，呈上电报，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埋头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当他抬起头时，脸色非常难看，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向叶子龙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牺牲者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已过去，精神伟大……” 八、毛岸英牺牲快3年后　刘松林才得知消息 　　对于长子殉国，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但是，他更担心的还是长媳刘松林。刘松林才20岁，她怎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遵照毛泽东之嘱，四周的人都对刘松林封锁消息。 　　毛岸英牺牲很久了，毛泽东始终严守秘密，不愿把噩耗告诉还很单纯的儿媳刘松林。刘松林的母亲张文秋，在得知女婿殒命朝鲜的消息后，也向女儿隐瞒了这件事情。 　　刘松林知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是在毛岸英牺牲快3年的时候。刘松林说，一是因为我在学校学习；二是那个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没有意识到感情很好的年轻夫妻之间，长期没有音信是不正常的。 　　开始的一年，刘松林没有担心，后来也觉得不对了：岸英他怎么老也不来信呀？心里老犯嘀咕：这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时期，那时，共产党处于地下，夫妻被隔绝是很正常的，可我们是新中国，是统一的国家政权，一个领袖的儿子能去哪儿，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出现呢？但又不敢去问公公毛泽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看见一张照片，那是岸英身着朝鲜人民军军服，站在大雪覆盖的山坡上，这显然是初入朝时拍摄的。刘松林一下子全明白了，岸英他抗美援朝去了！可朝鲜战争已停战了，不少人都回国了，而岸英他……刘松林再也忍不住了，一刻也不能等了，立即跑去问毛泽东：“爸爸，岸英已经有两年8个月18天没有给我来信了！” 　　历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听儿媳这么一问，也“哦，啊啊……”支吾起来。他也许认为再瞒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索性告诉儿媳吧，于是掐灭手里的香烟，沉痛地对刘松林说：“思齐，我知道你对岸英的感情很深，亲人之间的离别，是很痛苦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和你们的开慧妈妈在离别时，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你回吧！她就是不回去，站在那里望着我，直到我们互相都看不见了。3年后，却传来她不幸的消息！还有你们泽民叔叔、泽覃叔叔、泽建姑姑、楚雄小哥哥……”毛泽东讲亲人们为革命献身的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是在做刘松林的思想工作。对这些道理，刘松林都明白，但她的心还是被击碎了！她扑在毛泽东膝上号啕大哭。刘松林的哭声，把整个中南海都惊动了！ 　　人们好不容易才把悲痛欲绝的刘松林给暂时劝住了。毛泽东估计刘松林这下子一定是睡不好觉了，便拿出3颗自己服用的安眠药，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对她说，你若夜间实在睡不着就吃上一颗。可是，她带回去的安眠药却被她母亲张文秋给藏起来了。刘松林连续几夜皆通宵不眠，便找毛泽东给她的安眠药。她记得是放在枕头下的，可找遍了床上、床下也未找到，便问母亲见没见到那小药瓶子。张文秋说，见到了，被她拿走了，因为她听人讲过，青年人不要轻易服安眠药，服惯了，离开安眠药就不能入眠了。刘松林曾不无感慨地对人讲，真正能体谅他感情的是公公毛泽东，而不是生母张文秋！只有公公才知道岸英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自此，刘松林患上了脑神经衰弱症。 九、去苏联留学 毛泽东帮助刘松林改换环境 　　为了缓解刘松林的悲伤，使她摆脱恶梦，振作起来，毛泽东决定帮助刘松林改换环境，让她去苏联留学。 　　刘松林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数理专业。渐渐地她觉得学数理知识很难，怎么也学不进去。她想转专业，学文学。但又害怕因转专业会招惹一些流言蜚语，不敢向驻苏大使馆提出转专业问题，便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很理解她，给她回信，支持她改换专业，劝她莫要怕蜚短流长。 　　1957年，刘松林回国，转入北京大学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来，她发现自己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觉得自己这一次转专业又转错了，便把自己的想法又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说，你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很好，但要学好中国古典文学必须要懂中国历史，我可以教你。说着便给刘松林拟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子，刘松林接过一看，上面是《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古文观止》……“哎哟，这么多书呀！”刘松林一看完书单，禁不住大吃一惊，说：“怕我这辈子也读不完！” 　　毛泽东说：“人活到老学到老，一天不吃饭可以，但不可一天不读书。”说完这句话，便开始给刘松林讲古典文学。 　　自那以后，刘松林每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总要给她讲一篇古文。 　　一次，毛泽东让刘松林帮他借一本《茶花女》。刘松林很快便从一个熟人那里借来了这本书。 　　毛泽东读书有个习惯，会随手在书上圈圈点点，画画杠杠，甚至写上眉批，他读《茶花女》也是如此。 　　数日之后，毛泽东派人将书送给刘松林还人。刘松林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心里直嘀咕：原来人家干干净净的一本书，连一点墨迹也没有，现在被父亲圈呀点呀，眉头上还写了那么多字，这叫我怎么还人家呀？刘松林只得硬着头皮将书朝书的主人手里一塞，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跑了。 　　几十年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将军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那位书的主人，若没有把这本书丢掉，那它就成了无比珍贵的文物了。 十、毛泽东劝刘松林改嫁　刘松林赴朝鲜扫墓 　　时间到了1958年寒冷的冬天，整整8个年头过去了，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也从朝鲜凯旋归国了，可岸英回不来了！ 　　一次，毛泽东又开导刘松林：“思齐，你还年轻，前途还远的很，你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将来老了，也还要个伴儿嘛。老来没伴儿，好凄惶啊！”“我知道你对岸英感情很深。但望门守节，从一而终，这都是封建的东西，岸英不会赞成，爸爸也不会赞成。你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爸爸心里不安，很难过。让爸爸给你找个对象吧！” 　　刘松林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她让妹妹邵华去对毛泽东说：姐姐讲，岸英哥哥死了这么多年，生不见人死不见鬼，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还没给丈夫扫过墓呢。姐姐要去朝鲜给岸英哥哥扫墓。不祭奠岸英哥哥，她是不会改嫁的。 　　毛泽东又一次给予理解和支持。不过这一次他跟刘松林有了“约法三章”：一、不花国家一分钱，一切费用全从他稿费中开销；二、不得惊动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三、所有活动不得见报。 　　刘松林庄重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这三条要求。 　　毛泽东让刘松林的妹妹邵华陪伴她的姐姐一同去朝鲜。毛泽东还让人给刘松林、邵华姐妹俩送去一笔出国置装费。 　　1959年春节后的一天，刘松林、邵华姐妹，在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沈同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抵达丹东。鸭绿江边，寒风凛冽。刘松林踏上朝鲜国土，心潮翻滚。他们一行先到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 　　毛岸英烈士当时被临时安葬在他的牺牲地大榆洞山上，1955年秋，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初步建成，便迁葬至陵园内。 　　从平壤乘车到桧仓郡往返要足足一整天。刘松林等人，由中国大使馆派车直驱桧仓郡，刘松林终于“见”到了她久别的爱人。一声“岸英”，泪水夺眶而出。她跪倒在毛岸英的墓碑前，双手抚摸着碑身，痛哭失声：“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她在墓前长跪不起，这一声声哭诉，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人们好不容易连劝带拉才把她搀扶起来。 　　临别时，刘松林在墓前的泥地上撮了一些土放在手帕里，然后对着墓深情地说：“岸英，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管理烈士陵园的朝鲜人，从花圈上看出祭奠者是毛岸英的妻子，立即上报，直报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劳动党中央派人跟中国驻朝大使馆联系，要求隆重接待刘松林一行，被大使馆婉言谢绝。刘松林因伤心过度，加之旅途劳顿，先是嗓子疼痛，以为是犯了咽喉炎，可很快便支撑不住而病倒了。火车到了北京车站，她从火车上下来就被直接送到首都医院，一查竟是几种急性病并发。 　　毛泽东闻讯，派卫士长李银桥送信到医院看望、安慰。  

  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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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雄：纵览风云穷九天 长怀壮志报家国

  人物简介： 吴国雄，中国科学院院士，1943年出生于广东潮阳。  1966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198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提出湿倾斜涡度发展理论（SVD）和全型垂直涡度方程。运用上述理论，成功地揭示青藏高原西南涡和夏季江淮流域的暴雨发展机理，揭示副热带高压形态变异的成因。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学者关于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影响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把亚洲季风爆发分为三个阶段。证明由于中高纬度的强地转性和斜压性使其海气相互作用的特征与热带显著不同。首次用数值模式提出厄尔尼诺影响台风的机制，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在国际上首创倾斜涡度发展（SVD）理论，部分结果作为美国学术刊物《海洋和大气动力学》的特邀文章，被专家认定为重要贡献。 他于1992年以参加项目“中期数值天气预报”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主持了首次由我国承办的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IAMAS) 科学大会，并于2007年7月当选该协会主席。他是IAMAS首位来自亚洲的主席。 他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亚洲季风区海－陆－气相互作用对我国气候变化的影响”的首席科学家。 2005年6月，他和其他7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设立国家气候变化科学特别顾问组的建议。胡锦涛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2007年1月12日，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他是12名委员之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近几年来，作为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级科学家，国际、国内顶级气候变化研究机构＆项目的负责人，吴国雄院士一刻也不得闲。这不，当记者最近几次与他联系时，不是正在开会，就是在讨论问题。近半年多来，他一直以国家973项目顾问委员会专家的身份，参与一项由多个部门主持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研究规划活动。他关于《青藏高原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季风和沙漠的形成机制》等两个气候动力学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近期应邀在国外发表，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肯定，被认为是很好的指导性工作。 尽管工作很忙，吴院士还是在开会的间隙，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向家乡媒体介绍了一些他的情况。精忠报国，好男儿志在四方 1943年3月，吴国雄出生在汕头潮阳棉城一户普通人家。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最小。因家境拮据，放学回家，常要帮忙织渔网，生活苦中有乐。“最愉快的时刻，是晚上做完作业后，围在小圆桌旁，听母亲给我们讲三国、水浒、封神，说岳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仁、义、礼、智、信，精忠报国，扶弱济贫等思想在心里潜移默化地扎下了根。神仙侠客们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奇本领也让我羡慕不已，冬去春来，雨雪雷电，旱涝灾害……大自然的奥妙也吸引着我，让我萌发了对气象朦朦胧胧的兴趣。” 吴国雄的母亲名叫肖惠文，少年时，家里不让她上学，是哥哥们偷偷教她识字，并读了一肚子的章回小说。“母亲1996年才去世，94岁。她有两点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一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一个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和民族，要热爱自己祖国和人民；另一点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孩子不能老捂在身边护着，要让他们远走高飞。” 吴国雄的父亲名叫吴倬云。由于他常年在外谋生，父子俩相处的时间不多。吴国雄18岁时，吴倬云先生就因病去世。“小时候很怕父亲。他做事非常细心，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装盒子，不合格，就得重来，直到合格为止。我从中养成了严谨的习惯，受益终身。” 初中二年级时，吴国雄在几何方面崭露出了过人的天分，老师特地为此登门家访，鼓励家长一定要让他继续上学。全家人节衣缩食，终于让吴国雄读上名校潮阳高级中学。1961年，高中毕业前，全县统考，吴国雄数、理、化及外语分数均获第一。在吴国雄之前，该校已向许多大学院校输送了各种人才，唯独没有气象专业的，大气科学因而被认为是可望不可及的学科。校领导、老师都动员吴国雄报气象。“那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而且对气象确实感兴趣，结果报了三个志愿，全都是气象专业，最终被南京气象学院录取。”说到这，吴国雄深为当年的正确选择庆幸。 始终如一，守得云开见月明 1966年，吴国雄大学毕业。他意气风发，准备报读研究生。孰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两年之后，即1968年，才分配工作。因为不愿改行，吴国雄经与未婚妻、同班同学刘还珠商量，决定放弃大城市，坚决要求到环境艰苦的甘肃省张掖气象台工作。在整天“闹革命”的年代，没多少人安心从事被认为是既枯燥、又没前途的气象工作，但吴国雄却投入全副身心。 在张掖，大风一起，往往是7、8级，甚至是9、10级的“黑风沙”，如果预测不到，往往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有飞机因此机毁人亡。“在那段日子里，经过不断总结，对大风总算摸索出了一套办法。预报出来后，一直在等待、跟踪，觉睡不着，饭吃不香。预报成功，大风过去以后，那种精神享受，是吃什么红烧肉、喝什么美酒都无法比的！” 求学之梦像一把火，始终在吴国雄心中熊熊燃烧。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5年自学计划，见缝插针钻研业务知识。夫妇俩订阅了《北京周报》、《气象杂志》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季刊》等3份英文刊物，坚持扩大专业知识面，不断巩固英语水平。作为“九大”献礼，吴国雄设计出了能自行发电的自动风向风速观测仪，并把国际学术权威汤卜逊的著作《数值天气预报》翻译成中文。风向风速仪的图纸后来被寄到省气象局，书稿则被母校南京气象学院拿去编写教材。 1973年夏天，因专业才华出众，吴国雄夫妇双双被调往兰州西北中心气象台，从事短期天气预报。此后，吴国雄被任命为西北中心台预报工程师，组建了中期天气预报组和数值天气预报组。1977年秋，《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科学院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第二天，吴国雄就报了名。1978年，凭着多年来累积的功底，吴国雄考出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中国气象界泰斗、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叶笃正先生收为弟子，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回首这十年，吴国雄至今仍不胜感慨：“目标始终如一最为重要！那些年，如果我跟周围其他人一样打打扑克，也很愉快，日子也很快过去，饿不着，冻不着。另外一条路就走得很苦，整天看书、翻译，但当时觉得是一种爱好，所以非常投入。人生很短促，机遇总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有所准备，你才能成功！” 海外求学，谢绝绿卡回国创业 身在异国时，吴国雄常提醒自己：“中国还很穷，中国的大气科学还落后，我是吸吮着穷苦大众的乳汁长大的，必须将所学首先奉献给他们。”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求学之旅，吴国雄成就斐然。1980年，吴国雄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学习，在这里，他解开了学界谓之“正压地形波不稳定”现象的爱德曼谜。有关论文被美国狄金森（Dickinson）院士评价为“杰出的、指导性的工作”。1983年7月，吴国雄获得了伦敦大学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进入世界第一流的气象中心——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工作，接触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学到第一流的管理经验。 面对祖国召唤，吴国雄从未犹豫。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在全世界广招人才。英国的博士毕业生在美国就业轻而易举，部分中国留学生也渡洋西去。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于1984年与夫人一起回到祖国，定居北京。“我和太太每月都是86元的工资，一家5口挤在集体宿舍，连个煤气炉都没有，吃饭就到集体食堂。工作也很忙，白天协助所长开展开放实验室工作，晚上加班研究。”忙碌的工作，使吴国雄在1987年得了心脏病。1989年，吴国雄再次出国，应聘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高级访问研究教授。在地球流体力学实验室（GFDL）里，他与许多名震国际大气科学界的权威一起工作。1990年，GFDL中心的主任盛情挽留吴国雄，并要为夫妇俩办绿卡。吴国雄再次婉然谢绝。1991年夏天，他回到了中国。“只要祖国需要，我们无怨无悔。” 情系乡梓，热盼家乡再上层楼 在外求学、工作近50年，吴国雄乡音未改，说起家乡的有关情况，他如数家珍。“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回乡，都感觉变化很大，发展很快！特别是近几年来，家乡变得更加美丽，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也更强了。” 吴国雄是个孝子。母亲在世时，他几乎每两年回来探望一次。除了探亲，吴国雄还给家乡的同行们讲过课，同他们做过交流，推荐他们参加有关的学术活动。2002年3月，他促成了大气物理研究所及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汕头举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要方向项目学术交流研讨会。吴国雄最近一次回潮汕地区是2008年12月，专门为汕头市委中心组作《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气候变化》专题讲座。 吴国雄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汕头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领头人。可以发展一些诸如基因工程、超导、纳米材料、电路板等尖端的、前沿的科技产业，政府应适当予以扶持、开发。潮汕地区人才辈出，有着优良的传统，老百姓勤劳、善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又那么好，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途径，再加上有好的风气，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未来一定会更美好，汕头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采访札记： 我们对潮籍科学家，特别是“两院”院士这样的顶尖科学家群体的系列追踪报道，始于2005年对我国炼油技术奠基人之一、两院院士、潮籍著名科学家侯祥麟的采访。由于有吴国雄院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我们这项时间跨度达数年的工作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与吴院士的结缘是在2005年11月。第一次采访他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2005年11月初，赴京采访侯老仅一月之隔，我们再次前往北京，专门采访潮籍院士。过去，我们与这些院士没有任何接触。出发前，通过北京海外潮人联谊会，我们找到部分院士的联系电话。经过多次辗转，我们终于与其中一位院士的秘书接上线。很凑巧，那几天，两院院士们都集中在北京开院士大会。但喜出望外之余，我们也被告知，会议期间，院士们一般不接电话，也不接受统一安排之外的采访。他们白天根本没时间和我们聊。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大会报到当天傍晚时分，我们几经折腾赶到院士驻地。已近晚饭时间，还无法直接联系到院士本人，由于事先看过几位院士的影像资料，我们决定，在他们就餐的必经之道宾馆大堂守候。不出所料，本文的主人公吴国雄院士最先进入我们的视线。简单介绍后，吴院士非常热情，掏出餐票让我们一起去就餐。吴院士还告诉我们，同组的还有几个潮籍院士，到时，他可以一并介绍给我们。这简直把我们乐坏了。 当晚，我们顺利采访了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自然地理学家郑度。为了不影响其他院士休息，吴国雄院士把自己安排在最后。我们记得，当晚离开宾馆时，酒店大堂基本没人了。第二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次前去采访。大会正式开幕，外人不准进入。又是吴国雄院士亲自出来，跟警卫好说歹说，终于把我们带入内，对其他院士的采访才得以继续进行。 事隔数年，当晚的这一幕幕情景，依然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衷心地感谢您，尊敬的吴国雄院士！ 相关链接：吴国雄院士个人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男，1943年3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1979年到198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和研究，获博士学位。1983年至1984年应聘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工作，为访问科学家。1989年至1991年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地球流体力学实验室(GFDL)，任高级访问研究教授。一直从事天气动力学，大气环流动力学，气候动力学的研究。1993至2000年任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主任，现为LASG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IUGG委员会副主席，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IAMAS）主席，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联合科学委员会(JSC)委员。曾任Adv.Atmos.Sci.科学杂志主编。曾任国际“气候变化和可预报性计划（CLIVAR）”科学指导小组成员，“全球能量和水分循环试验计划（GEWEX）”科学指导小组成员。现任美国《气候动力学》编委，《气象学报》副主编。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中国科学院 “灾害性气候预测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5完成人），中国科学院“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研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第8完成人），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海陆气相互作用及其对副热带高压和我国气候的影响”（2007年，第1完成人）。

  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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