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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汕头澄海区隆都镇仙地头，有一所名为“明德家塾”的老宅，它曾是潮汕侨批局，经营着侨批分拣派送业务。笔者来到澄海隆都，走访这里的“老侨批局”，了解到有不少保存下来，成为华侨民宅，人丁兴旺。 据记载，汕头侨批局的共同责任就是负责把联号在海外收寄的侨批及批银，配上回批，分拣后中转到投递网络覆盖地域，迅速准确无误地送到侨属手中，再把回批收集后，回邮到海外联号。“澄海隆都镇有12个‘老侨批局’，分别是在3个时期建起来的。”隆都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许守质介绍，“当地的侨批局在1860年汕头辟通商口岸到辛亥革命前有3个，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战胜利时建了5个，后来到1973年收归中国银行时又建了4个。最早是1884年前埔的‘泰万昌’，1888年后溪又建了‘广顺利’，再到后来的‘潘合利’、‘万兴昌’、‘荣利’等，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1916年开始经营的‘许福成’批局。”
05月04日
潮汕文化
潮汕妈祖庙甚多，居民历来崇拜妈祖，特别是商民、船民、盐民尤普遍。船民船中都祀妈祖神像，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神诞即隆重祀拜。   妈祖原不是神，上确有其人。姓林名默，人称默娘。宋建隆元年(960)三月廿三日生于福建莆田湄州湾贤良港一渔村。传说她自出生至满月都不啼哭，父母便给她取名默。她自小聪慧，曾从师读书，过目成诵。她晓天文、熟水性；懂卦爻、知医理；心地善良，且有神力，曾多次搭救遇难船只。于是，她成为船民趋利避恶、逢凶化吉的希望而倍受爱戴。卒后，她更被视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榜样而千古传颂。“巨浸虽稽天，旗盖俨中流。”“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无疑是妈祖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妈祖拯救海难，除妖伏怪，扶危济困，护国庇民的传说，使妈祖形象更为生动和立体，也更具神格魅力。渐渐地，妈祖信仰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寄希望于这些神话传说，是人们在同自然和命运搏斗中所产生的愿望和美好理想，它植根于民众心中，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潮汕众多的天后宫，是潮汕人民为纪念聪慧、善良的海上女神林默娘而建的庙宇，也是潮汕沿海民俗信仰的集中体现。昔时，渔民要祭海，因为大海不仅是他们耕耘的“土地”，也是祖先的归葬地。在潮汕，死在海上的人是没有坟墓的，追忆先人，后人必须到海上祭奠。这种祭海仪式，代代相传。到了宋以后，海神天后宫的出现，成了海的标志。天后宫就在海边，渔船在附近停泊，渔民晒网、补网。天后宫，既是渔民出海前跪拜之地，也是往昔穷人离乡背井拜别之地，更是亲人祈祷平安或呼喊亡魂的地方。妈祖在海上的神力以及扶危济困的人品、神品，让潮汕人民格外景仰。慢慢地，海神天后宫也就成为潮汕人民消灾祈福一个民俗信仰的地方。   我们知道，信仰是对某一种学说、某一种宗教或某一个人物的崇拜、信奉。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理想、对美好操行德性的崇仰。而今天，人们对妈祖的信仰已远远地超出了消灾祈福的意义。而寻根问祖，眷恋家园的感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哪些身在他乡的人们把对妈祖的信仰赋予了更深刻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内涵。天后宫不只是他们朝拜的中心，更是他们不忘祖根、思乡念亲的感情纽带。由此可见，妈祖信仰，不只是一种传承千年的民俗，一种文化积淀，而且是一种民族血脉。   提倡妈祖信仰，是对同舟共济、救死扶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忘我无私、仁爱慈祥、团结互助精神的信仰。同时，也是加强海内外同胞、侨胞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道桥梁。
05月04日
去年飙涨的房价在中国各大城市引发关注，蜗居的渴求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必须艰难奋斗的人生目标，也引起社会一阵对“幸福”问题的探索。 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表的调查显示，随着各种专业领域人员的增加，以月入至少5000元人民币（约1024新元）为定义的中国中产阶级，目前约占总人口的23％，虽然比例和相对先进的社会比还低很多，但绝对人数却差不多达到3亿。 各种对社会问题、生活品质、文化品味甚至国家大事的反思，在城市里越来越多，几乎就都来自这一群人。 但是这些现象对西方部分媒体来说却产生一些困惑。最近美国一些媒体关注到这一现象，不只是中国，而是许多后发国家，包括金砖四国，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却对政治自由、民主等课题看似不感兴趣，甚至倾向希望有比较强势的政府。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带来大量中产阶级，进而产生对政治民主化的需要，都是自由世界对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认知，但是这一“常识”在全球化的当代却似乎失灵了。首先是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观念在二三十年前就被少数后进国家的实际情况所挑战，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再对照亚洲老牌民主国家印度的情况，这一观点几乎要收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更是为此雪上加霜。 经济欣欣向荣的后发国家是不是把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和民主机制的功能混为一谈，其实还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为了经济上的西衰东盛而发出类似的忧虑，也从某种角度说明西方人的焦虑感。 经济腾飞的理由众多，但后发国家基础低，表现因而亮眼，肯定是个原因。但也因为后发，许多课题其实比政治变革更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关注，包括个体的经济利益、与生活相关的公平问题（例如公务员考试）、生活质量如何提升、个人生活享受以及与此相关的物价等问题，甚至各种“炒”的活动。 在后发国家，这些课题对于刚刚脱离物质稀缺年头仅仅一代的人来说，记忆犹新，相对于政治就显得更实在也安全得多。所谓小资情调其实正是对严肃议题的回避。 但是回避未必是因为不关心，反而是凸显了中产“精打细算”的特质，在计算过政治风险之后的选择。这些刚刚富裕的社会，中产仍然有许多贫穷阶级作为对照，也有很多政治黑暗面提供借镜，只要政治的控制与威慑力继续明显存在，中产就会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相关的课题上，同时倾向于接受社会整体条件不足之类的理由。 在这个阶段会出现的悖论是，不愿精打细算的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炮灰，但没有这些人，中产永远只能做闲情小资，很难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却要面对政治腐败的更大风险。 其实与自身相关的事务很多时候会累积成与政策和政治相关的事务，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因为中产阶级在社会阶梯上的发展越往上越普及，所将触及的事务也就更多元更复杂，再不感兴趣的人都难免对政治提出质疑，进而要求参与、说话和纠正的权力。 西方民主政治不是一夜诞生，今天的世界更多了其他的政治体制作为参照，这也为中产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提供“犹豫”的机会。所谓中产不关心政治自由的问题，不应该被视为“现在这些地方”的中产和“过去那些地方”的中产的差异，而是整体社会现实与文化特性结合之下，中产对自己处境的选择与忍受能力的不同所产生的一时差异，它最终必然要因为中产本身的利益而面对权力稀释、分流乃至重组的局面，也就是民主到来的时候。
05月04日
香港大公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被世界赋予了填补美国内需空白、拯救世界经济的厚望，甚至还被视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路线“最重要的力量”。但事实表明，西方的感觉是错的。 文章说，正当金融危机让全球中产阶级的含金量急速下降的时候，中国却加速向“世界大奢侈品市场”称号靠拢。虽然“中产阶级”这个词目前在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界定指标，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中产阶层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热议”突然多起来 进入10月以来，西方有关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议论突然多了起来。10月2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在做出“最庞大群体”的预测时说，新兴市场投资者对中国的个人消费寄予期望。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也刊登了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题为“奥巴马的中国之行：与中产阶级结成关系”的文章，认为从长期来看，决定中国发展路线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任何一支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更重要。中国正从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可能会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影响。在所有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中，一个越来越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智库和机构都在长期关注和跟踪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发展。他们认为，尽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共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确存在，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近年来，西方一些机构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预测性报告，如美国麦肯锡公司在2006年推出的报告就预言，中国2009年将有1亿中产阶级，占中国城市人口的45%，而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2亿至6.12亿，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76%。此外，其它西方公司，包括美林、汇丰、万事达、德意志银行等的研究团队，也都做过类似乐观的预测。 “年轻化”是个特点 有西方研究机构认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在2400到1.6万美元之间，目前约有7500万至8000万中国家庭符合这一标准。以一家三口计，则中国中产阶级在2亿到2.5亿人之间。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轻化，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年轻，人们往往在三四十岁就成了中产阶级，80%的中国中产有自己的房子，1/3的中产阶级家庭有车，其余人都想买车。他们重视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教育。 他们热爱国内国际旅游。他们有股票，但股票只占他们财富的10%，其余财富则是他们的房子和现金储蓄。中国中产阶级以饮红酒为时尚，消费追求品牌，就连400美元一双的皮鞋也很好卖。 然而，“美国之音”网站曾撰文说，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其实并不确定。被视为消费中坚的中产阶层正面临尴尬，在房贷和通胀压力以及经济下行造成的心理压力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多抱持观望保守的消费态度。 文章认为，事实上，西方用自身的价值观来套用中国的情况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尽管西方瞄准中国中等收入者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消费提升方面的巨大潜力，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并没有一个西方特定的所谓中产阶级，只能说中国是存在着中等收入者或者中等收入阶层。处于萌芽期的中国中产阶级之所以正在被寄予厚望，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和储蓄率的上升，全世界都希望中国消费者能填补美国留下的需求真空，促进经济复苏。 这个阶层很脆弱 在美国，有人将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美元的家庭归入中产阶级行列。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向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中产阶级增税。按这个标准，美国中产阶级至少占人口的95%以上。譬如，有一栋位于郊外的独立屋，两三个孩子，一条狗，一年至少有两到三星期的带薪假期在国内国外旅游，是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共有的特点。 文章说，在英国媒体和中学的教学文案中，中产阶级除了财富，还要具备两个主要特征──优雅、休闲。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些粗放、有些辛劳，还有些张扬并缺乏安全感，对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方面的推动力不足。考虑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环境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应该实施有力的政策，确保其中产阶级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随着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扩大，财富的增加，对这一群体的引导也要提高。如果财富增加只是意味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增长，那么这些中等收入者很有可能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 文章指出，正如美国国务院曾希望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能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曾被美国寄予厚望。事实上，西方对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抱有政治上的期望是非常不靠谱的。过去一百多年，在西方社会发生的几次民主化浪潮中，根本看不到中产阶级的影子。况且中国的中等收入者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而是渗透、分散在各个阶层与行业之中，如知识化的工人、办企业的农民等，他们所拥有的价值体系是西方很难理解的。
05月04日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处在金字塔结构社会中上层的城市精英代表——中产阶级，他们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都市生活变化，安居乐业的心态日益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但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他们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工作至上”的观念透支了他们的健康、情感、生活…… 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中产阶级”的定义。 按中国的现状来看，目前的中产者大部分属于六七十年代的那一辈人，还有一部分接近而立之年的80后。 如果有人问哪类人群最幸福，也许很多人都会回答“中产者”。因为在众人眼中，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生活丰衣足食，讲究品味，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光环附着在他们的身上…… 然而，在某一次驱车回家的路上，闪耀的华灯下，习惯了“都市夜归族”生活的他们，忽然瞥见了阴暗角落里无比落寞的自己，才恍然醒悟，自己已经沦为不留在公司里加班就无处可去的一群。在婚姻里沉睡了许久的爱情，似乎也变得可有可无了。生活，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似乎已毫无幸福可言。 怀念和同事喝下午茶的时光 什么时候才能安静地喝一次下午茶？ 小白就是中产阶层中一个典型代表。名校研究生毕业，有着令人艳羡的工作，有车，有房，有妻儿，别人看来都非常幸福。 然而，他却十分怀念刚开始出来工作时每天下午和几个要好的同事安静地喝下午茶的时光。在公司的分部做个小主管，每天工作八小时，下午工作间隙安静地喝个下午茶，晚上下了班唤上几个好友，到酒吧喝上三五杯，那时的“小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随着职位的晋升，到公司总部当了中级管理干部的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活从“小资”跌入了深不可测的“机械漩涡”——每天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每晚加班到九点多十点成了家常便饭，极少在家吃饭。生活变成了机械的忙碌。连安静地喝一次下午茶都变得奢侈了。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预期的满足感无法常驻心灵，却开始怀念那时安静的下午茶。 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却似乎还得不到自己理想的生活。像小白这样的中产者，可谓比比皆是。 中产阶级=“房奴”“车奴”“孩奴”？ 面对越炒越高的房价，很多中低收入阶层的人们都只能“望房兴叹”，所以，便出现了“经济适用房”。 建筑“经济适用房”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可最终房子的主人却只能是富人。究其原因，只有一个——经济适用房所处地点多在郊区。所以，买房的人即必须要有车，否则就算买了房，出去上班总不能乘着公交或地铁，花两三个小时绕城一圈才到地儿吧？而买得起私家车的人，则已经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了。 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比中低收入阶层也好不到哪里去。付了首付卖了郊区的房子，每月就有了一笔沉甸甸的债。他们要供房，每月固定的月供支出，让中产者在工作中不得不保持足够的谨慎，若是一不小心丢了饭碗，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化成泡影了。 他们还要养车，车子也是他们不同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一个象征。可俗话说“买车容易养车难”，买车只是一次性投入，养车可是要伴随车“一生”的话题呀。“每次在加油站，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钱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成了中产者的流行语。小区停车费、养路费、油费，还有分摊到每月的保险费和车船税等费用，另外洗车、美容保养和在外的临时停车费，再加上突发事故维修费用以及汽车的每年折旧费等，养车（一般中级车）每月的成本，保守估计一般会在2000元左右。这2000又是压在他们肩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中产更要抚养孩子。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有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中产阶级成了不折不扣的“房奴”、“车奴”、“孩奴”。为了房子、车子、孩子，此外，很多中产者还要负担家庭医疗、饮食、娱乐等各种不断上升的成本。于是，中产者们每天拼命工作，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 中产者时刻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则一切风光霁月将成为过去，自己难免成为社会的又一个新贫族。这种心理正给中产者造成心理上的负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 “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中产阶层大都已经步入中年，但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肌劳损等“亚健康”成身体隐患。“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真实写照。 “不喜欢加班，但别人都在加班，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这就是整天加班，看起来似乎不知疲倦的中产者的心理。 职场如战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层次，中产们必须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时间。否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迟早要挥别中产阶级这个招牌。于是，对于充满了自豪感的中产阶级而言，进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必须硬着头皮往上去。 职场的压力，让中产们无法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传说中无处不在的幸福也渐渐随之远去了。
05月04日
在美国各大网站和媒体上，一个名为“战神（MARS）”的词汇近来相当火爆，这个词是人们对“中产美国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称呼的缩写。近来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国税局办公楼被撞事件等一系列社会内部极端事件一起接一起，一些美国媒体认为肇事的就是中产阶级中一些“激进的战神”。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美国到英国，从希腊到意大利，那些原本被西方社会视为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如今却纷纷变成怒火冲天的街头示威者。“美国之音”日前的一篇文章担忧地说，“很多对美国中产阶级至关重要的‘物质’正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有可能最终摧毁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美国出现“激进的战神”和“反收税的茶党” 在美国各大媒体上，与“战神”这个名字同样火爆的还有“茶党（TEA）”。“茶党”是“税收得够多了（Taxed Enough Already）”这句话的首字母拼起来的单词。据美国“茶党”网站称，其取名的另一个原因是追溯美国1773年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民众反抗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尽管“茶党”的主张在美国显得非常激进，但却得到相当多的支持。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联合调查表示，有41%的美国成年人对“茶党”看法积极，相比之下，民主党的支持率是35%，而共和党只有28%。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日前的调查数据表明，如果现在进行大选，一个假定的茶党候选人甚至能够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这些以前一直以崇尚“美国梦”著称的中产阶级，近来却变得越来越愤怒和躁动。2月18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冲进美国奥斯汀市的税务局办公大楼，驾驶飞机的斯塔克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地道的中产阶级，遗书中充满着对政府、尤其税务部门的不满，他还宣称“暴力不仅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美国媒体的争议。华盛顿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杰罗德·波斯特表示，这表明一些极端思想的种子正在一些小群体得到“滋养”。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一篇题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绝望”的报道称，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中，许多中产阶级者生活越来越难过，在政府还来不及出手相助前，已有许多绝望的中产阶级濒临崩溃的爆炸点。文章称，开飞机撞得州税务大楼的软件工程师斯塔克就是一例，他的激进行为已凸显美国失落的中产阶级走投无路的绝望。“美国之音”的文章称，“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尽管绝大部分人仍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但实际情况却是中产阶级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 近来席卷欧洲的大罢工也是一轮接着一轮。11日，代表希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250万成员的两大工会再次发起全国罢工。希腊的机场、火车站、港口、银行、学校等服务设施几乎全部停止运营。希腊国家通讯社也加入罢工，停止播发新闻，官网也停止更新，希腊的主要报纸11日停止出版。意大利多个城市12日也因示威陷入停顿，游行者呼吁政府降低税收，据称全国有100万人参与了此次罢工。英国的空乘人员日前也宣布将从3月20日开始展开7天罢工行动，英国媒体称至少50万人的出行将受影响。英国《经济学家》一篇题为“仔细瞧瞧到底谁在欧洲罢工”的文章称，欧洲的当政者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系列的罢工和抗议浪潮的主角，并不是“久经失业考验”的下层民众，而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公共部门职员等中产阶级。文章称，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的欧洲债务危机深化，影响了各国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工作曾被认为是在经济衰退中令人羡慕的特权，他们的工资和补贴曾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为了不失去这些，他们却只能选择走上街头抗争，因为“他们是根本承受不了失去这份工作的人”。 “中产阶级愤怒”让西方担忧 “中产阶级的愤怒”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凸现。在去年4月伦敦主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前夕，英国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人士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府严格监管金融高管以及其他暴利获得者，保护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利益。英国《每日快报》的报道说，官方目前最担心的骚乱人群其实来自中产阶级，因为在最新一轮信贷危机打压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英国《卫报》日前转述英国情报部门的警告说，目前的形势引发了一些过激的思想和行动。英国一家网站公开在网页上宣称：“如何在信贷紧缩的寒冬取暖，办法就是烧死一个千万英镑身价的银行家”。瑞典最新一期《经济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中产阶级，从稳定力量到破坏源头”的文章。文章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界，长期以来都把中产阶级看做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但事实上，现在它们开始成为破坏社会体系的源头。 美国一些媒体分析称，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对一项政府政策不满，而变成对每项政府政策不满。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舆论的魔力”或“选票的力量”，而更加相信“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更为激烈而直接的社会抗争。前白宫首席幕僚卡尔·罗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茶党”表达了美国民众真实而强烈的担忧，越来越沉重的税收让选民们感到愤怒。专门研究暴力组织的美国“南部贫困法律中心”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国内的极端组织数量由１４９个猛增至５１２个，增长了２４４％，其中包括１２７个民兵组织。 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虽然近来美国经济回暖，但失业率却维持在高位。两年来的金融危机已经将中产阶级分化。数百万曾经被贴上“中产标签”的人如今仍然不得不依靠公共救济度日，这些“新穷人”可能将“永远都返回不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了”。美国的未来学家艾蒂·维纳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未来也不看好。他说，“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衰退，更是一个转折。” 在曾经自认为有“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的日本，最近的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却是《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作者田中胜博称，“2010年日本将出现10%的富人和90%穷人的大分裂，中产阶级将消失，日本人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歧路。”在本报驻日本记者站附近一家理发店的店主说，中产阶级应该具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独立意识，具有创造能力。但是现在的中产阶级却甘愿享受父母奋斗的恩惠，有变成“啃老族”的倾向。另一本名为《愤怒吧，日本的中产阶级》的畅销书称，“日本不幸的根本是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要想让日本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至今为止默默无闻承受的中产阶级愤怒起来。” 西方中产阶级失落最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英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产阶级突然变成“战神”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受打击最大的就是西方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所以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了。赵英认为，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目前，只是在特定的危机下产生的特定情况。 英国《独立报》近日援引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孟克斯的话警告说，欧盟各成员国的工会强烈反对紧缩政策，这是社会不可接受的，只会加剧衰退，推升失业率。美联社称，紧缩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肯定是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被很多欧洲人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平均来看，欧洲人比大多数人工作的时间短，退休得早，以高税收换取丰厚的国家医疗保障。但是欧洲人正在变老，进入劳动大军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为此买单。 实际上，近两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西方整个社会打击都很大，其中西方的中产阶级自认为是受创最深和委屈最多的群体。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教授安格斯·林德霍尔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中产阶级被称为“战神”，主要是由于美国债台高筑，但政府却把“扶助”的重点放在了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身上，这使美国最主要的纳税群体，即中产阶级感觉受到了伤害，并最终忍无可忍。欧洲的中产阶级感受与美国也差不多。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西方中产阶级的这种愤怒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政治立场，但其对西方社会的重大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林德霍尔姆对此认为，其实从政者不该去问“中产阶级怎么了”，倒是该问问“谁惹了中产阶级”。他说，在一个成熟社会里，中产阶级因经济条件较好、工作稳定，所以一直是政治的稳定器。但在这次危机中，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富人阶层和受到各种保护的穷人相比，西方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承受危机的重创，另一方面却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扶持。他们失去虽非最多，落差却绝对最大。一旦他们的梦想破灭，他们当然要质疑———既然我们一直听你的，既然我们没错，那自然是你们错了。 “西方中产阶级未来的日子不会再那么舒服了”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宁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西方社会发现他们的中产阶级火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罢工示威。其实，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早期发展得快，发展得好，所以它们的中产阶级就能享受高福利，其实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自2000年以后，西方社会的这种福利制度受到了挑战。 周宁称，在经过了5个世纪的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第一次面临来自东亚的挑战。在最近的30多年里，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等东亚、西亚国家和地区的先后崛起，令西方社会受到了冲击。于是，西方中产阶级开始对自己的制度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福利遭到了削减，政治权利也大不如前。比如，中产阶级以前提出涨工资等要求会得到满足，但现在可能就得不到满足了。为此，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也遭到冲击，他们就变得好斗起来。 周宁称，西方中产阶级的舒服日子在这次危机后将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日子没以前那么舒服了。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资本主义国家很可能会牺牲一些中产阶级的利益。像欧盟这样的组织很可能出现分裂。而作为个体的一些国家也会因为不稳定而影响到经济发展，这可能会带来世界格局的改变。
05月04日
摘要：历史上，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完成了阶层雏形，中产阶级靠文化知识的提升形成本阶层的特征。不论主旋律文化或商业文化，少有人文元素。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远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国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虑的大环境将注定其成长的艰难，乃至悲剧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如何产生?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不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级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壮大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七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60%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四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普遍金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能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实际上，普遍而言，大学生起薪工资的相对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2500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1000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足百分之几 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是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的，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做生意，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级，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了出来，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差得甚远。在中国，同样是中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级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这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力量，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它希望你们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拿出怎么样安贫乐道的东西，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西方中产阶级：人文力量推动进步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但是，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阶层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无法凝聚成一种力量。思想、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层最接近的。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层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能为底层代言么，难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层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我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是要同情弱势的，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价值呢?中产阶级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层，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05月04日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十几年前，台湾歌手郑智化用沙哑的嗓音唱出这首《中产阶级》，道尽了这个群体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焦虑和不安。 当下的中国，“中产”成为新的热门词汇。上世纪人们问：“你小康了吗？”现在人们问：“你进入中产了吗？”对个人来说，中产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体面的生活；对社会来说，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中国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中产阶层承载了人们对丰裕社会的期盼，但他们也面临着不少被优雅的外衣遮蔽了的现实困惑。 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但与之伴随的是工作压力的重负。加班是家常便饭，手机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机，“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颈椎”使中产阶层“工作狂”们生活在亚健康状态。 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也处于一种紧张情绪当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房价的不断上扬、子女教育费用的增加、通货膨胀等等都是他们紧张的因素。与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加苛求完美，这让他们陷入了一种身份焦虑。 “由于不能像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层一样看到清晰的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一直都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本社记者表示，这种不安全感也带来了一些盲目性，比如看到大家炒股就都炒，看到人们买基金就都买。 在夏学銮看来，中产阶层的这种焦虑感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社会体系的不够完善。壮大中产阶层要充分利用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应涵盖在内。有了保障以后，中产阶层会对未来做出更加理性的预期，他们的群体意识也会加强。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的“稳定阀”，但近年来却有一些调研报告显示，中产阶层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仇富心理的“替罪羊”。 夏学銮表示，中产阶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找政府”，就要接触这些人。而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数万，或一个医生收了几千元的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他们可能就会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在中产阶层头上。 而事实上，社会分配的不公不仅损害社会底层的利益，也直接影响中产阶层的发育。已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近年来出台的调整社会分配的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为调节贫富差距付出牺牲。因为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中产阶层的困境和烦恼，正是中国在发展过程面临的"青春期烦恼"的真实写照。”夏学銮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让更多的人都成为中产，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这，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05月04日
潮青访谈
在国内家具界，谁能吸引一位总理出席经贸签约仪式？从来没有过。但是汕头华莎驰却第一个享受到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去年8月，泰国副总理威莎努•柯昂就专程莅临汕头，出席汕头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与泰国光宗家私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签约仪式。据悉，是华莎驰家具高贵的设计和精湛工艺感动了泰国副总理，并决定亲自出席这次签约仪式并致辞祝贺。 黄茂强 华莎驰家具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近日记者专访了华莎驰董事长黄茂强先生。 走进华莎驰家具展示厅，禁不住为新古典主义和大罗马艺术完美结合的华莎驰家具家饰系列而惊叹。包括客厅、餐厅、起居厅、卧室、书房及灯饰、餐具、油画、装饰毯等系列配套，极具人性化的设计造型，采用优质环保材料，欧洲进品配件，精美纯铜24K镀金饰件，工艺精美，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非凡，缔造了王者风范的梦幻皇室家居。如此美轮美奂的世界，怪不得会让泰国总理欣赏不已。 华莎驰公司实际上成立只有四年时间，在创办华莎驰之前，黄茂强主要从事家具进出口贸易，在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他选择了办实业的道路。于是在汕头创办了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并把“华莎驰”定位于高档新古典欧式家具家饰的开发和生产，凸显华贵、洋气的皇家典范，并决心在世界市场树立起中国家具的品牌形象。 为了能够设计生产出理想的家具来，黄茂强四处聘用高级设计师和工艺大师，花巨资引进生产设备，配置高素质管理技术人才，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经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和研究，终于开发出了一系列高级家具及工艺饰品。 借助多年的家具贸易经验和“华莎驰”的高档品质，“华莎驰”家具很快就畅销全国各地，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南京、深圳、沈阳、哈尔滨、福州、温州、香港等地设有自营店和代理专卖店、展厅三十多间。还大量出口到美国、新加坡、俄罗斯、欧洲等地，进入外国皇室、贵族、富豪的家中。在国外，每一位看到“华莎驰”产品的人都会由衷地发出赞叹，对其非凡品味称赞不已。现在，“华莎驰”已经成为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家具品牌。黄茂强表示，公司正积极策划追加投资，兴建现代化厂房和引进高级家具生产线，进一步改善生产环境，提升竞争力。 在打造家具世界品牌的同时，黄茂强确立了多元发展的目标。2004年，华莎驰与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合作投资2000多万元，开办了北京同仁堂汕头旗舰店。大胆创新的连锁终端商业模式，名医、名药和名店的组合，取得了成功。 黄茂强先生向记者介绍说，“华莎驰”的发展新目标是“从优秀走向卓越”，始终向着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方向，向着创造中国先进优秀企业的发展方向，向着商家、消费者、员工的根本利益而努力，通过不断创新改革，致力追求世界最高制造水平的目标发展方向。凭着“最顶级的产品、最到位的服务、最有力的承诺”创造新的传奇。 黄茂强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企业商标50人，中国家居业精英人物，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副会长，国际家私装饰业（香港）协会理事，广东省家具商会副会长，汕头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 【企业名片】 中国家具优秀品牌； 中国著名品牌； 中国优秀绿色环保产品； 质量信得过产品；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拥有300多项国家专利，两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银奖、铜奖，是全国家具业惟一获奖企业。 【主编观察】 新古典主义和大罗马艺术的胜利 长期以来，外国人有一种看法：中国家具没有特点，只是一味抄袭国外的设计。黄茂强在家具贸易过程中长期与外商接触，而外国人的这一看法最让他伤自尊。他发现国内的家具确实在设计工艺材料运用上较为落后，没有形成自己的强势品牌，所以难以立足国外市场。中国家具的这一缺陷反而促使他产生一个极大的启示：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创造中国家具的世界品牌。 因为黄茂强对国内外家具市场有足够的了解，对现代家具家饰的雷同和缺乏创新也有自己的见解，所以经过全方位思考之后，他把未来华莎驰家具的形象定位在“新古典主义和大罗马艺术”上面，也就是说，古典欧式艺术化精品将成为华莎驰家具的基因。独特的基因就有独特的形象，独特的形象才有独特的市场，黄茂强给华莎驰家具注入的独特基因成为立足市场的重要基础。为了实现之一目标，黄茂强花重金聘请艺术设计师和工艺大师，锐意创新，采用高档材料，把每一件家具都当作艺术品来雕琢，所以，我们看到的华莎驰家具不但有家具的功能，更是一件件耐人寻味的艺术品。艺术品贵在创新，于是创新成为华莎驰的主旋律。仅仅四年时间，华莎驰公司就已经获得了300多项国家专利，填补国内在古典家具设计上空白，打破外国人认为中国家具习惯于抄袭国外设计的顽固思维。华莎驰公司还有两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银奖、铜奖，成为全国家具业有史以来惟一获奖企业。 正是新技术、新工艺、新形象为华莎驰赢得了市场，而新“古典主义和大罗马艺术”的正确定位就成为其制胜法宝。
05月04日
潮青访谈
林秋城 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大三通(香港)卫星导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天烽导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市大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车安大三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183化工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民革广东省委委员、广东省委直属文史馆支部主委、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委员、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民革中央《团结报》社顾问。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理事，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直属会员，中国科学管理学院特约研究员，公安部TC100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卫星导航行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   初次见到大三通卫星导航集团董事长林秋城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直率硬朗之风。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GPS民营企业和国内营运业绩最好的GPS企业的当家人，林秋城可谓“日理万机”。见到《天下潮商》记者，热情寒暄几句，他便以军人的作风开始了约定的采访，直率而友好。“我在中大读EMBA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谈到卫星定位，我本身对无线电有浓厚的兴趣，也曾经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学习过无线电技术，从事过飞机调度导航，跟现在的GPS原理相同，觉得可以试试”。他笑着说，没想到，这一“小试牛刀”。让他开始了人生另一事业的高峰，从此中国的GPS行业中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大三通。   创业之火   1993年，中国开始研究美国GPS的应用，但那个时候，中国对GPS只是局限在航空研究这方面，GPS在中国还仅仅限制在军事应用方面，民用方面的市场触觉尚未开始。有一次，林秋城去美国进行商务考察，这次的美国之行一家叫3M的公司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家公司对全美国车辆的服务非常到位，车辆有任何故障，只要按一个按钮，马上就能够为车主提供服务。当时是1998年，林秋城想若干年后，在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从那时开始他心里就筹划着建立一个这样的车辆服务网络。   回国后，林秋城马上对出租车行业、物流行业和私家车的防盗与卫星导航市场进行了调研，通过对GPS市场的考察，林秋城意识到中国正待开发的民用安防网络大有可为。他暗下决心要建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机动车辆安防服务网络，并成为最大的GPS系统集成商。   “一是汽车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二是当时的通讯网络已经开始完善。正常投资的话，少于60亿是投资不起的，但是我们只是接收，成本比较低，而且又无需自己去建这个无线电网络，可以通过移动、联通就能建立这个经营网络。万事俱备，我只需要乘借这股东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有能力做这个投资。”他回忆说。   2001年，广东大三通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州天河软件园正式成立，主要从事GPS/GSM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开发和推广。   引进美国硅谷技术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发展核心是靠技术推动，所谓得技术者得市场。大三通创立开始，林秋城不惜花巨资从美国硅谷引进GPS的核心技术，高薪聘请行业内的顶尖人才，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研发，自主开发了包括接收机终端、监控系统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GPS安防系统。   当时国内的GPS市场虽然一路看涨，但是由于大部分消费者对GPS汽车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缺乏认识，加上价格较高，真正使用的并不多。同时众多运营商看好GPS后也一哄而上，使得市场处于诸侯混战的混乱状态。这时林秋城冷静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设计研发满足不同需要的新产品。几年的时间，大三通先后推出了十几个系列，六十几个型号的产品，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市场占有率扶摇直上，成为了国内GPS行业的大品牌。   “我们企业创新能力是行业中最好之一。我有一个研发团队，还有和华工等高校合作，和中国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空中研究所合作，这保证了技术的领先性，比如现在我们已经有64位开发，很多还停留在16位，中间差了4个级别。”   林秋城表示，评价GPS的效果先是快不快，然后看是否能时刻定位，最后才是准不准。当然地图准确是前提，如果地图不准，定位肯定不准。所以要两者都准才能准确指路。而作为专业公司，就应该有能力处理好这个关系。   创新营销模式   军人的天性、企业家的触觉让林秋城十分注重企业战略，在产品营销上林秋城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把重点放在了东莞、佛山等珠三角二级城市，这里消费能力强而竞争相对较小。“我们走的是连锁经营的路线，先是建设一个珠三角地区的小网络，稳定之后，就往内地发展。在大江南北建立了GPS安防网络区域市场的一个个桥头堡，进而以此为依托，使大三通形成了以华南为中心，覆盖华东、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市场网络。在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三通更是创造了GPS市场的模范‘板块’”。   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林秋城决定把这种策略进一步伸展，他通过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寻找当地合作伙伴，以连锁经营的形式进军内地市场，一时间聚集了各路精英，迅速搭建了全国各地服务网络，进而以此为依托，使大三通形成了以华南为中心、覆盖华中、华东、西北、西南、东北的庞大市场网络。   据透露，大三通承担了广东省80％的GPS推广，广东省成立卫星导航行业协会———现在全国唯一一家省级卫星导航协会也是由大三通牵头成立的。大三通迅速成长为行业翘楚。   看好GPS增值服务   “GPS除了传统的防盗功能外，在更多领域的应用成为其发展的方向，因为多种功能的应用正在逐步发展，车用GPS正在迎来第二春。”   林秋城认为，GPS市场正在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移动目标定位。第二个方向是导航，包括TCL等传统的电子产品，现在都涉足GPS导航市场。手机、家用电器、手提电脑等等只要装有这个软件，它就能为你导航。第三个方向，就是电子岛，即GIS电子地图信息的智能运用，主要是智能交通应用，例如汽车的碰撞、汽车的自动驾驶、汽车的自由控制等等都需要靠这个来辅助。   他给《天下潮商》记者算了一笔账：单汽车导航消费，中国有五千多万辆车，一辆车用于GPS的费用是一年3000多元，共有1500多亿元。这是最基本的消费，还有增值部分。“假如所有的消费者都在我这里接受增殖服务，而我每月只向他们收10元或20元，这个量就已经不小了”。他进一步解释，增值体现在哪里呢？GPS不仅能够实现24小时的实时监控、定位、导航等，而且，还可通过这一平台为车主带来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如医疗、救援、订票，甚至旅游、保险等等，到时可以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综合的平台。“可以想像到时有多大的市场！”他欣慰地再次笑起来。 【焦点对话】 真正的超越是头脑超越   《天下潮商》：GPS系统到底能为企业解决哪些问题？大三通的服务独特在哪里，能不能举例来说明？   林秋城：GPS就是位置，就是移动目标。只要您的车装上这个产品，全球任何一台接上因特网的电脑就能知道您的车在哪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治安环境比较差，汽车的盗窃率非常高，那么我的车一旦被偷走，监控中心就可以知道车被开到哪里。第三是中国的交通事故率也是比较高的，这意味着交通伤亡很严重，所以中国引进GPS技术可以作为交通管理监控技术。   大三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网络化、集团化。我们有自己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运营体系，网络覆盖全国。现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我的公司，都有我的服务。我敢说，只要您是我的客户，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为您提供生产、销售、运营、服务，一条龙的全国网络化的服务。   《天下潮商》：现在有人说，GPS的有些导航并不是很准确？   林秋城：这可以说是行业的一种特殊情况。导航不准既是它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现在的消费者对GPS还是处于比较表面的了解，GPS实际上分成三大类，定位、导航、监控管理，导航对电子地图的要求是最严格的，而电子地图并非是一家GPS公司能够做到的，电子地图是国家监控的，是属于国家的机密，私人公司做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犯法，所以我们只能向国家买数据，国家给什么数据就做什么，最多就是做点加工。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是通过客户朋友的反馈，哪个点没有就加上去。卫星定位就是经纬度，所以经纬度准确的话就算合格。所以这个很多人会误解。也就是说，导航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不能百分之百去依赖它。科学再发达，都没有头脑发达，因为都是人脑想到的才能做到。   《天下潮商》：就大三通来说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哪里？   林秋城：就大三通本身来说，第一是接下来会尽快的覆盖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进行网络建设。目前大三通在全国GPS市场中已形成了“一枝独秀”之势，未来五年，大三通计划在全国238个大中小城市中成立GPS监控分控中心、分公司、代理商，并保证各城市分公司、代理商盈利率保持在60%-70%之间。公司经营将向集团化过渡，最终成立集团公司。第二，引进资本，走资本运营，这样企业才能做强做大。   《天下潮商》：大三通的海外市场拓展情况如何？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哪些地区和国家？   林秋城：2003年底珠海歧关车路有限公司GPS项目建设成功，使大三通品牌服务延伸至澳门地区，同年，大三通（香港）卫星导航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2004年下半年度，大三通GPS进军美国加州市场一路飘红，2005年8月产品进入全球最大的荷兰TNT物流公司香港溢迅物流车队。未来的五年，大三通继续做好现有项目的售后服务，并将以此作为新业务拓展的基础，力争在五年的时间内使大三通GPS品牌发展到港澳地区、新马泰等东盟国家、立足亚洲、网罗全球，为十年后公司的上市铺平道路。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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