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教授黄天骥序《蔡东士诗文书法选》丨一朝师生缘，一生君子交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

黄天骥先生，著名古典文学专家，1935年出生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黄天骥教授治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唐诗三百年》《岭南师友》等。

《蔡东士诗文书法选》，羊城晚报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发行。

蔡东士，广东潮阳人，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国际潮青联合会荣誉会长。其人生经历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变革紧密相连。因种种原因，1977年以30岁“高龄”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先从事新闻工作，后从政，退休后仍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工作与国际潮团爱国爱乡联谊活动。其人生经历体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人奋斗与历史机遇的交织；生活和工作经历，体现了从基层奋斗到领导岗位的历程，展现了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蔡东士诗文书法选》是一部融合诗文与书法艺术创作的作品选集，显示出蔡东士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学风貌与思想内涵。本书以“文以载道，书以传情”为核心理念，既是艺术珍品，也是文化传承的桥梁。该书已由羊城晚报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发行，饶宗颐先生题写书名，中山大学“90后”教授黄天骥先生为本书撰写序文，深情回顾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之谊。

序《蔡东士诗文书法选》

黄天骥

当我知道蔡东士同学的诗文书法选再版，即将面世，十分高兴。近年来，彼此接触并不多。但是，当看到他的大作时，他那明亮的目光，爽朗的面影，灿烂而又亲切的笑容，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在1977年，蔡东士和80多位同学，作为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是一批经历过多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对我国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了解的青年学子。在他们进入第二学年的时候，我有幸向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魏晋隋唐阶段”的课程。当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在经过近十年高校停止招生之后的教师们，又能站上了讲台；紧张的是，作为教师，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也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下乡下厂，接受锻炼。实际上能够钻研业务知识的时间，并不很多。面对着77级这一批既有生活经验，并从几千万知青中挑选出来的优秀青年，我能把中国文学史的课程讲得好吗？因此，我记得，当我走上讲台说第一番话，便向同学们表明：我们名义上是师生，实际上，我们是在同一战壕，同时重新起步的战友。我从不以“教师”自命，也就很容易和77级、78级、79级的同学，打成一片。

当年，77级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同一个班的同学，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东士同学30岁，也只比我少十一二岁，王春芙同学的年纪，似乎也差不多。有些同学，上学时已拖儿带女。因此，我和同学之间，实在是无拘无束，甚至在讲课当中，也常和同学们开起玩笑来。我记得，马莉原名马红卫，上学时改为马莉，我不知讲到什么，提到英国的圣母马莉亚，就在讲台上，指着马莉，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又记得，本来我讲的是古代文学史，不知道怎样看到了江艺平同学在《羊城晚报》发表的散文《黄昏》。这文章写得非常好，我十分兴奋。就在讲解古诗的时候，忽然想起她的大作，便随口给予高度的表扬。总之，与课程无关的内容，我有时胡扯几句。但我最害怕的是，杨亚军同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总会从课室后面，跑到讲台前，要求我解答问题。而他的吴川口音，我完全听不懂。不知道他咿咿呀呀，在说的是什么。等到听懂时，上课铃声又响了。总之，即使在课上课下，我和同学们之间也无拘无束。回想起来，在我近七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只有在给77级同学上课时，一节课也没有缺，而且备课最为认真，讲得最为开心。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1979年春蔡东士参加中山大学校园文学杂志《红豆》创刊号编前会议，右起：王培楠、朱伦、刘浩、陈平原、王春芙、蔡东士、方风雷、杨亚基、苏炜、骆炬。

中山大学校园文学杂志《红豆》（1979-1980）封面。

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集体创作的大型配乐诗朗诵《潮满大江》剧照（卢平摄影）。该剧由蔡东士、王春芙策划，苏炜主创、单晓蕾导演，中文系“新三届”部分同学参与演出，1979年荣获“广东省高校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四周年文艺汇演”二等奖。

当然，作为教师，我也留心对东士的观察。因为，我知道他在当知青时，就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在写作水平和生活经验方面，都有了良好和成熟的基础。同时，他在同学们中，威信很高，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会的主席，还被选为广东省学联主席。显然，可以说，在一个优秀的群体中，他是被同学们爱戴的学生领袖。他的学习成绩又很优秀。从我的体会中，我知道一般的青年学子，往往容易产生自满的情绪。但是，东士却在和同学乃至教师们相处中，总是显得平易近人，不骄不躁。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带着亲切而又开朗的笑容，让人感到有一片和煦的阳光，洒落在你的身上。这一点，恐怕和他在入学前，有过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知道要怎样与人相处有关。因此，尽管他受到同学们的爱戴，但在他身上，绝没有一丝一缕傲然自得的表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处事冷静并且性格稳重的同学。

但是，有一次，他的举动，让我认识到他性格的另一面。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黄昏，中央电视台现场播放我国男子足球队和西亚某国家足球队比赛的情况。同学们都围着电视机，紧张地观看。开始时，我国男足以2∶3落后。但是，在酣战中，我们国家队得到一次开角球的机会。只见队长容志行大脚一挥，那球儿转了一个弯，滴溜溜地直接射进对方的龙门。这一记精彩的“香蕉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目瞪口呆，而我们国家队则声威大震。整场比赛，我们以5∶3的胜利结束。

这时候，我也在家中的电视机前观看比赛。胜利的喜悦，让我兴奋得很。忽然，我听到外面锣鼓喧天，赶忙到阳台上一看。原来是同学们在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当时，看到同学们兴奋的表情，我也兴奋得很，在阳台上拼命鼓掌。忽然，有人招手大声地喊我：“黄天老师，下来呀！”我一看，原来是东士在呼唤我。我赶紧下楼，加入游行队伍的行列。我们绕着校园走了一圈，一路振臂高呼：“振兴中华！”这时，东士和我并排走在队伍的前头，我看到他指挥着队伍的行进，才知道，这次胜利大游行，他和王春芙同学，正是实际的自发组织者。

当时，我看到同学们热情高涨。东士向来处事稳重，这一次，他给我的感受完全相反。胜利的喜悦，让他和同学们爱国的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当我们游行到“十友堂”前，东士指挥大家进入“十友堂”三楼的课室，自由发表演说。大家都为中国足球的崛起，激昂慷慨；大家都感到改革开放后，祖国繁荣兴盛，前途无限。我一直站在东士的身旁，看到了他无比兴奋的神情，感受到他在沉稳的性格中，蕴含着烈火般的爱国情怀。

1982年1月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毕业合影。

东士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以他的思想觉悟和文字水平，以及积极热情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群众和领导的赏识，也很快进入广东省的领导岗位。但他一如既往，平易近人，注重调查研究，做出准确的判断。他对母校的发展，也特别关心。其中，他为母校做了一件大事，恐怕许多人都不知道。

2018年中大中文系77级纪念高考四十周年合影。

记得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要建设地铁。关于二号线的出入口，市领导最早的计划，竟然打算开设在康乐园外语学院的门口。这怎么得了？实在是事体重大，一旦实施，中大南校区南向的整体，要往后退到一百米以上。当时，康乐园的面积，只有一千五百亩左右，而学生日益增多。如果总体面积被大大削减，那还办什么学？一旦成为事实，康乐园也不是今天的模样了。当时，校领导十分焦急，负责总务的刘美南副校长立刻通知我，在上午九时速到贵宾室开会。因为，当时邀请的几位担任省领导的来宾，和我有所谓师生关系，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诉说学校的困境和提出各种要求。我也很焦急，很担心，便准时到达贵宾室，准备参加会议。

谁知到了会场，美南副校长告诉我，会议不用开了，蔡东士同学来过了。东士说：这难题一定可以解决，学校不用担心。他说过后，便离开了。这件事，很可能蔡东士同学也早已忘记，他也可能从未和别的人说起，但是，我却牢牢地记在心里。果然，后来地铁的出入口，就设定在校园西区的马路边，这不仅没影响学校的面积，而且为师生提供了交通的方便。什么叫作爱校如家？这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东士以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为母校解决了极其为难的问题。这真令人敬佩！这件事，当时只有书记校长们知道。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桩暴风骤雨般的大事，但是风平浪静地解决了。东士为母校作出的贡献，中大校友应该牢牢记在心里。

有一年冬天，我身处困境，心情很不好，深切感受到人情的冷暖。落井下石，素来是社会上可耻可悲而又可以理解的世俗现象。那年春节，我只待在家里，没有拜访任何人。我想，有些人遇见我，甚至会避之则吉，我何必自讨没趣！所以，我只有站在自家窗口，仰望长天，“闲看云卷云舒”。忽然，有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停在我家的楼下。又忽然，车门开处，我看到蔡东士走了出来。我以为他只是去给住在五楼的某老师拜年而已。想不到却听见了敲门的声音。原来，东士是亲自开车专程来看望我的。他还特地送给我两包茶叶。然后，大家谈了一阵学习与生活的事。大概十分钟后，他便匆匆离开了。当时，东士正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书记林若的秘书等要职，社会各方面情况比较敏感。特别是他公务繁忙，难得有假期的休息。而且，在他求学期间，他也从来没有到过我的家。而这次，他却专程上门到访，我当然明白他的心意。“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当送走东士的时候，我转过身来，眼泪夺眶而出。我告诉老伴，东士送给我们的茶叶，一定要好好收藏，而且只能让我俩品尝。这不仅是潮州茶叶能让我们舌上留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东士对我们的关怀。这一定要留在自己的心坎里。其实，自从东士毕业后，我们各忙各的，见面不多。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水的甘甜，也只有久渴逢甘雨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会。

所以，对77级、78级、79级以及其他各级的同学，我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师生关系的问题。我只觉得，我有幸认识了一批可亲可爱的挚友。

2024年6月，母校百年华诞前夕，中大中文系 “新三届”学子与黄天骥老师等相聚中文堂，见证当年的校园刊物《红豆》杂志结集首发。

黄天骥老师为《红豆》杂志结集题词。

蔡东士为《红豆》杂志结集题词。

在我的心目中，同学们毕业后，际遇不同，但只要是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杰出的校友。东士同学当然是杰出校友中的佼佼者。但是，这与他的地位高低无关。是他以对母校和师友真挚的感情，以及高尚的品德，受到了校友们的尊敬。我从小生性顽劣，一向不知高低。例如有一次，时任省领导的78级的林雄同学回校在草坪上参加活动，正被一批记者围着采访。而隔了一段距离的同学们，也想和他一起拍照。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林雄，过来！”他便回身飞跑，跑到我们的一边。这让那几位记者大吃一惊，想不到竟有人对领导直呼其名，而林部长也立刻听命。又如79级、78级、77级的李平秋、骆驰、李材尧三位同学，他们远在珠海，但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一定结伴来和我相聚。从他们毕业后，直到如今，五十年来，从没间断。如果问我在中大得到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不是什么职称荣衔，这些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我得到的幸福，正是以蔡东士同学为代表的最真挚的友情。光是这一点，我的一生，就没算白活了。

2025年10月31日，黄天骥老师九秩晋一，中大中文系77级吴晓南设宴为黄天老师贺寿，耶鲁大学东亚系苏炜赋诗，蔡东士法书，敬赠黄天老师留念。

的确，我有幸给东士上过只属于一般知识的课程。但是，东士给我上的，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是知道什么叫作感恩的课。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因此，与其说，我曾经当过东士的“老师”，不如说，东士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品格，表明他才是我的老师。我读过韩愈的《师说》，给我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亦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确实，师生是平等的。我就是从东士身上，以及其他许多同学的品格乃至业务等方面，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教益。

蔡东士赠送黄天骥老师书法作品，选自《蔡东士诗文书法选》。

东士退休后，继续做港澳台侨工作，致力于家乡的文化建设，也有更多的时间写诗写字和写文章。他的文章，正如著名散文作家岑桑先生所评价那样：简练明快，流畅自然；朴实、敏锐和深情。至于他的书法，我倒经常看到。从他的挥毫运笔中，我感到字如其人。东士告诉我，他早年喜欢郭沫若的书法。但现在，我看到他写的字，极具个性，即使没有看到他的签名，一着眼，就知道是他所写的字。我对书法毫无研究，只觉得他写的字，不像一些书法家那样矫揉造作，而是自然流畅，在雄浑中兼具潇洒。近来，他写的字，似乎还有几分颜体的意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研究过颜真卿的书法，也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了一定的经历，在审美情趣方面，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自然的事。

在东士再版的大著中，还收有他所写的格律诗。他的诗词，我也曾拜读过，知道他进步神速，越写越好。像他写的纪念谢非等同志的几首《满江红》，格律趋于工整，颇具气势。更重要的是，感情真挚，力度雄浑，充分表现出对革命前辈的敬重与感恩。我想，东士如果有功夫继续写诗写词，以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的经历，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从1977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我一直觉得，东士除了脸庞稍稍胖了一点以外，其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笑容依旧，品性依旧，爱国爱校之情依旧，对待师友亲切的关怀依旧。中大的“芳草有情”，也正如小奇同学所说的“涛声依旧”。几十年过去，我也依旧忘不了东士对社会、对母校、对师友的关怀和挚爱。本来，东士告诉我，这篇小文可以在2025年的年底交稿。我却情不自禁，立刻放下其他事情，欣然命笔，一挥而就。这既是对东士的感谢和祝福，也包含着我对中文系77级全体校友的思念和敬意。

据知，到2026年的1月，东士即进入八十岁的高龄了。以他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他还要走很长很远的道路。他也一定能在诗词、文章、书法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绩。掷笔之际，谨祝东士同学健康长寿，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