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能否第三次骠悍崛起？
触摸潮商的前世今生 1683年(康熙22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潮州会馆”，在会馆正门口立碑刻文：“本馆系潮州府属8县商民所组织，专谋本帮商业之利益”，这恐怕是“潮商”最早正式称谓。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 300多年来，潮商成为了继晋商、徽商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潮商”亦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经商人群之一，与“温商”并称为“东方犹太人”！ 潮商富甲天下 潮商虽然从来没有像晋商、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的光芒却要耀眼得多。从富豪数量和财富拥有量两方面分析看， 2004年香港版“500强”世界海外华人富豪榜中潮汕人达60个，数量上少于66位之众的闽南商人，但是60个潮汕商人拥有820亿美元，远多于闽南商人的财富量，是全球华商中最有钱的族群，可谓“富甲天下”！ 潮汕商帮历史上的两次崛起 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开放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对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上海地区。潮汕开埠直至上世纪30年代，是潮汕商人大发展时期，30年代达到高峰。1933年，汕头港货物交易全国第3，仅次上海、天津；并拥有当时国内并不多的电话和自来水厂。但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与国内的商业脉络中断，潮商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结束。改革开放后，第二次辉煌如期而至。海外以李嘉诚为标志，国内以黄光裕为代表，潮商涨‘潮’，出现新的个性：财富量发生变化，李嘉诚成世界华人富豪之首，黄光裕成国内富豪翘楚；同时，经营方式开始从家族式企业突围，变成股份制。探寻潮商的发达模式 潮商发展的两次高潮有着各自的历史背景。第一次高潮是被刺激起来的，被西方列强舰船利炮轰开的；而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20多年孕育出来的，是市场积累的必然。与晋商和徽商相比，惟有潮商历经曲折而不衰，且其影响称得上是世界性的。原因何在？事实上，近现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现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有效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历史上潮商与晋商、徽商最大的区别在于与官府的亲疏不同。晋商和徽商本质上都是官商，依附于朝廷经营盐、米、茶等生活必需品，或者开票号，垄断经营，伴随而来便是巨额利润。然而晋商和徽商一旦失去依附的权势，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走向没落。但是，潮商走的则是比较单纯的市场之路，所以一直可以走到今天。 如果说吃苦耐劳、勤劳智慧是所有中国商人共同的优点；那么，潮商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一点，就是格外的团结。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只要是说潮汕话的商人，自然而然就能抱成团。而广泛持久的海外基础，又是潮商区别于“浙商”等其他新生商帮的显著之处。此外潮商在数百年间生生不息，除了秉承诚信立业之外，还在于持续创新，与时俱进。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国外发展，在国外接触到好的项目又带回国内。没有创新，潮商就无法在世界各地立足下去。直到今天，潮商仍在不断创新，创新精神总让他们领先一步，占尽先机，一如“QQ之父”马化腾！ 潮商遭遇信用危机 早在1858年，恩格斯曾说：汕头是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国务院才会将汕头设立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可就在这样的商业沃土上，在20世纪末期迎来辉煌的同时，黑色经济疯狂生长，走私猖獗、骗税疯狂、造假难禁、“******”泛滥成灾……接连不断的经济犯罪活动，将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长期置于混乱之中，其直接后果是信用丧失、形象受损、经济遭创、百姓受苦。在外地人眼里，潮汕货就是“假冒伪劣”的同义语，潮汕人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丧失信用的潮汕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中国信用缺失地区的黑名单！ 潮汕的信用混乱，使潮商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潮汕本土如果再不重建诚信，潮商数百年积攒的商誉可能被彻底玷污。“知耻而后勇”，2002年4月，汕头市大张旗鼓地启动一个“重建信用、重塑形象”的“生命工程”。通过整治，汕头的信用正在逐步得到恢复，投资软环境日益好转，出现客商回流的好势头。庄世平、李嘉诚、谢国民等潮汕籍海外知名人士对汕头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抓住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 渴望第三次崛起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作为中国商海中的一支古老战舰，潮商曾有过两次发展高潮；而自上世纪末起沉寂之后，目前正在图谋第三次剽悍崛起：2005年6月，首届世界潮商大会在汕头举行，海内外潮汕籍巨贾、官员、学者首次汇聚潮商大本营，共议再次振兴潮汕大计。无独有偶，2006年9月在汕头召开的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发改委宣布了《粤东地区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规划》，决定在粤东规划建设重点项目390项，规划总投资2700亿元，其中“十一五”期间投资1700亿元。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将极大改变粤东发展基础薄弱的局面，而且将有力支撑粤东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助推粤东步上发展的“快车道”！ 种种迹象表明，潮汕的春天又将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潮商的第三次辉煌指日可待！ 新潮商困境 地少人多的潮汕地区培育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平原人群个性，这种强悍的民风使潮汕形成了海盗与儒雅并存的文化格局。海盗文化鼓励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大大增强了自己的野生性和活力。其中儒雅文化则培育出了工夫茶、潮州菜、潮剧等等文化产品，还有诚信、义气等良性文化基因。文化的凝聚力让潮汕人对外高度团结，尤其是他们始终如一的抱团精神，为许多地方的人们所称道。但很多人不喜欢潮汕人，因为两个潮汕人碰在一起就会叽哩咕噜说别人听不懂的潮汕话，排外色彩太浓。但是，潮汕人的乡土认同感与抱团精神正是潮商走向辉煌极为关键的因素。对此，潮汕人是这样解释的：由于人多地少，他们不得不飘洋过海，背井离乡；由于身在异乡，他们不得不抱团作战，苦心经营，聚敛财富。 1、 变味的团结 潮汕人的老乡认同象征有两个，一个是其独特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远近闻名的工夫茶。几乎在每一个潮汕人开的店里，都可以找到一套工夫茶具，即使在现今上市公司的办公室里也不例外。一副茶具摆开，周围坐着一帮人闲聊，不但沟通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潮汕人通过功夫茶互通各处的商业信息。哪里有发财的消息，他们就会朝着哪里去。“商者无域”是潮汕人的经营特点，什么赚钱他们就做什么。比如说，当一个新楼盘盖起来后，潮汕人会联合起来在一条新街上开一系列店，如装饰材料店、五金店、窗帘店等等，针对新住户家庭需要，店面服务与产品互相补充，互相带来人气。一两年后，潮汕系们又会改头换面，纷纷变为餐厅、药店、发廊等。 潮汕人认老乡与其他地方不同，老乡相互之间不讲等级，贫富同等交往，如果某一潮汕人得势，必然任人唯亲，且亲的一定是潮汕人。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这些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与各种艺术、娱乐、宗教、慈善团体等。仅目前在香港登记的潮汕人团体便达到了100多个，这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团体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认同意识对于潮汕人经商有莫大的好处。初次经商者，老乡的帮扶及经验的传授使之能尽量少走弯路，并且在困难时得到及时的支持。经商者之间广泛的商业信息沟通与合作精神，更使得潮汕人在商人群体中鹤立鸡群。在许多外人看来,潮汕人是一个独特而矛盾的群体：他们既有开放的海洋意识,却又保留着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在这种矛盾中,潮人积极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都对潮汕经济发生着深刻的影响。重商的潮汕文化本来是开放的文化，从遍布海内外各地大大小小几千家潮汕会馆中你就能感受到几乎无所不至的潮人的足迹。但在潮汕本土上反而从开放走向了封闭，潮汕人走到哪都很容易抱成团,形成他们的一个生活圈子,而这个圈子是非潮汕人很难进入的。据说潮汕人在外地只要碰到有讲潮汕话的人跟外人打架,不管认不认识,也不问青红皂白,都会上去帮忙。而且潮汕人当中还有着一种极不正常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外地人,从心理上排挤外地人。这种排外性的存在，加之本地独特的语言文化,使得外地人很少能真正安心地在汕头立足。当深圳、东莞等地借助外来人才的力量实现经济的腾飞时,汕头不仅没有吸引到更多的外来人才,反而有大量原先在汕头的人才选择了离开。人是文化的载体，先进的人才少了，潮汕文化的发展步伐自然就慢了，当地固有的商旅文化逐渐变味，其结果就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和当地人常说的“吹糠见米”的短期行为滋长蔓延。 不可否认，在潮商的传统中，人情关系曾是潮商发展的助推器，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人情关系虽然还是通过潮语与工夫茶来沟通，但却已经在变质。一杯功夫茶喝下，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于是在“帮自己人”的幌子下，法律被抛到了一边。许多潮商相信，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而他们在这种人情观念的帮助下，确实也一度达到通天的地步。毕竟从明初开始长达200年的海上走私贸易，使潮州商帮身上有着亦盗亦商的双重性。虽然大部分潮州商人还是本分经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对经商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轻易能估计出来的。比如在潮汕走私的重灾区潮阳，人们的观念可用当地的一条民谚来形容：“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显然，这种价值观已经将法律理直气壮地置于一边。 一些潮汕人成功的文化基因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下纷纷变质，归根结底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是用法律来调节商业关系，在法律的准绳下，如果潮商这些曾经优秀的文化基因不能进行适应性的创新，必然会导致从价值观到现实的混乱。面对当今的大趋势，潮商从来不乏关于合作的智慧：“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不易折”；“伸开五根指头，不如握成一个拳头”。 在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联盟、合作，已经不仅是一个出自直觉的判断，更成为一个源于现实的必然选择。在孤立的、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每一个经济体只有纳入合作、联盟的格局中，才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正如去年6月19日，国美电器在汕头市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完成与汕头爱多的合盟，以51%的股权份额迅速入主其同乡买下的“爱多”，实现了双赢。在这一个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日益加深的时代，我们相信，潮商必然能够寻求到适应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的“抱团”革新之法。 2.偏重贸易 与当年潮商亦盗亦商是由于受到官府的压制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末期的汕头曾是政策的宠儿。80年代初期，汕头是全国首批4个经济特区之一。在这种天大的政策馅饼面前，潮商精明的特性发挥出来了，他们利用特区的优惠政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生产资料，但这些商品没有被用来发展实业，而是更多地被倒卖到其他地方赚取差价。不少个人和机构从中牟取暴利，从而助长了暴富的氛围。据粗略估算，整个潮汕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倒批文”超过3000亿元。潮商的精明与贸易有关，但是忽视实业，注重短期利益，凭借倒买倒卖赚取利润，使本土潮商陷入了一种浮躁。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这种浮躁导致的后遗症是触目惊心的。直到2001年，新上台的领导班子终于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实业兴市”。这在21世纪看似多余的方针，对于潮汕而言，却有深刻的含义。这当然与潮汕千百年来浓厚的商业气氛有关，潮汕人善于经商，与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潮地恰位于河海交接之处，远离广东省的中心城市广州，使之有可能自成吸纳粤东甚至闽西南、赣南货物集散地。同时，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这使得许多人不得不外出谋求生计。另一方面，“耕地如绣花”的细致作风也被其带入经商活动，诸多因素，使潮商逐渐声名远播。 而潮汕人骨子里的“老板”情结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传统潮汕人的字典里没有“职业经理人”一说。在潮汕，一个人如果出门在外混得不错，逢年过节衣锦还乡拜会亲戚的时候，面对亲戚的褒奖，往往总会自谦：“我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个打工的。”除去其中的自谦成分，也体现出思想中对“帮人打工”的轻视。另有这样一个场景，某人在众人面前大声称道一个人多有能耐、混到多高的职位，这时候有一人接腔：“他算什么，不过是个打工的。”前面的称道者多半会噤声。“工字出头，磨成老猴”，潮汕人的这句俗话形象地体现出潮汕人的老板情结。 为什么选择商业？因为商业需要活泛的头脑，这正是年轻人所不缺乏的，他们往往在年轻时就进入商海“学做生意”。他们把成为老板以前的种种学习与历练当成是准备，尽管是个“打工的”，他们却时时准备着单干，时时刻刻积累着人脉关系，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很快就可以另立门户。工业需要占用大量的资金，而商业更看重的是人脉。凭借着积累下来的人脉，他们往往很快就能上路，甚至超越自己的“生意师傅”。 但是，独立门户本身也带来了副作用，相当多的企业规模一扩大，随即就面临着裂变。一个方向走顺了，很快就有很多知根知底的人起来仿效。人人做老板，也就意味着中小公司随处可见，却少见“长寿”的大公司。 以笔者的家乡，曾因全国最大医药市场闻名的普宁流沙为例：潮汕人的医药商业能做到天下闻名，但另一方面潮汕地区却鲜见全国闻名的药品品牌。 现成放着这么好的商业网络，为什么没有一个工业与之配套？不少经营者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相关部门的产业引导。“这么多年来，医药为地方贡献的税收不少，但政府对工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商业是现成的收入，而工业则需要投资，因此并没有扶持政策。”当地一位商业公司的经营者告诉笔者。即便是商业，地方某些不合理的收费、摊派政策也令经营者相当头疼。这也是导致潮汕商人集体出走的重要原因。种种原因也就导致了潮汕的医药没有形成一个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集群。 但据笔者了解，离开了潮汕，很多人也由商转工，如到江西、安徽等地收购工厂，也做起了工业，毕竟工业高风险高回报。 潮汕人之所以“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兴趣不浓，我想更多是源于潮汕自古形成的经商传统。有人说,在汕头基本上没有路的概念,只有街的概念,有路的地方就是街,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只要过路的人多一点的地方,你就能看到一排排大大小小的铺面,开铺经商已经成了汕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还为小孩提供了一个训练商业意识和技能的实习基地。“做生意”的观念从小就深入他们的骨髓！所以潮汕人头脑灵活, 从小在浓郁的商业氛围里熏陶和历练的他们精于算计,做什么事情都会把投入、产出和成本、利润先算好,绝不会去懵头懵脑地做赔本买卖。但这种精巧的算计却不可避免地让潮汕人少了一份远见卓识,多了一份急功近利。潮汕有句俗话叫“百赊不如五十现”,因而潮汕人做什么都急于盈利套现,什么来钱快做什么,极少有富于远见的长期战略性投资。也许,这跟潮汕人长期怒海求生的生涯有关,海上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风险大,搞得不好就把命也搭进去了,因而还是赶紧兑现来得实在。这种风险意识也培养了潮汕人的另一种心理,不屑于赚小钱。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要么就不赚,要赚就赚一把大的。正是这种急功近利和做一锤子买卖的心理,再加上善于钻营的头脑,才使得潮汕地区在“失信”的轨道上越滑越远,终于酿至恶果。 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急功近利、崇尚“快进快出”、不愿纠缠于回报周期较长的实业投资的潮商们包括当地政府，最终被埋头苦干的珠三角“粤商”们彻底抛离，尝到了“产业链断裂”的恶果！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痛定思痛的本土潮商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潮汕地区的工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澄海玩具、潮州婚纱、枫溪陶瓷、庵埠食品、彩塘五金、潮阳内衣、峡山文具、普宁衬衣、揭阳玉器等等产业集群脱颖而出，令人振奋！ 3、产业模式层次低 潮汕地区的问题由来已久了。首先是没有走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期的路子，没有高科技工业等支柱产业，而是单一的偏重从商业贸易出口方面发展，形成短期泡沫经济，加上在执行中央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上，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偷骗税。一部分地方官员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使社会风气日益变坏。 据说,在潮汕的农村,不少家庭妇女一年的时间大约有一半花在了拜神祭祖、求神问卜和过年过节上。潮汕人的这些落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经商才能的发展。潮汕人办的企业大多是家族式的,长一辈的大商号到了下一辈就被分割成了几个小商号,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而企业却越分越小。因而在汕头这样一个富于经商传统又有特区有优惠政策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乎寻常的表现,就是在潮汕人最擅长的经商方面,汕头至今也没有一家在全国叫得响的商号。 潮商商业文化对于潮商企业来说是一个整体的宏观概念，而实际上潮商商业文化在潮商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因此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便可以归结出如下四种文化现象，即是企业创业期的家族文化、企业成长期的侏儒文化、企业成熟期的自恋文化和企业衰退期的宿命文化。 潮商在运作管理上更多的是崇尚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力量，强调“爱拼才会赢”，自己带着一家人搞创业，一家人一起努力拼搏，强调“义气”上的团结，缺乏管理制度的建设，所以潮商企业在管理上普遍存在“重关系、轻规则”的特点，这也是潮商企业家族式管理的通病。同时，企业的严重家族化因为缺乏对各种人才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往往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并最终在竞争中被淘汰。 许多潮汕商人大都是在创业初期凭着一股闯劲，在经营过程中凭着聪明一步一步做大。当企业成长到一定大的规模时，企业主发现企业要再进一步发展壮大需要冒更多的风险，而靠自己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未必能在企业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于是，企业主就选择了保持企业当前的规模，因为这个规模是自己所能把握的风险最小的规模。这便是大多数潮商企业的通病，对自己的优势缺乏挖掘和开发，品牌意识薄弱，所以大多数潮商的“善于经营”还是传统状态下的小农意识经营方式，在“地主文化”的保守心态主导下把一个本可以成长为“大人”的企业逐步变为一个缺乏“现代管理”激素的侏儒。 潮商逐渐失去了创业初期的市场战略规划思想，依赖的是对比性的跟进，也就是说依赖了竞争对手的思想策略，逐渐由市场领导者成长为别人的跟随者，危机日益加重也判断不出来。他们更多的是在企业成熟期，开始了自足和自恋，他们认为自己从一个洗脚上田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通过自己的一番拼搏，到如今一年能赚回三五十万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从而产生了轻视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参加培训的重要性，这便导致自己的发展后劲不足，企业步入衰退乃至消亡。 出于“宿命文化”的影响，许多潮汕商人并不能从失败中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和不足，没有从失败中吸取到经验教训。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在下一次创业中，又重复了上一次失败的错误，再次遭到失败。面对再次失败，又更加强了他们的“宿命感”，就这样陷入了一种宿命论的恶性循环里。潮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智慧、思想的财智时代，但潮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潮汕老板们只喜欢追听演讲，喜欢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但对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相关的理论书刊文章，他们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甚至有些瞧不起读书，他们最看中就是实际操作。 相比之下，“温商”们虽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与潮汕商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温商之所以越来越让人敬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正因为他们的丰富知识，所以视野就十分广阔，能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决策。另外一个就是温商具有开放精神，潮商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外人很难有插足的机会。而温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仅温州一地就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遍布海内外的温州商会主要承担着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六大方面的任务。借助商会力量，温州一些行业屡禁不绝的仿冒之风、杀价竞争、出口混乱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使温州服装企业、鞋业产生出许多名牌。 温商能获巨大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而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而在潮汕商帮中，你很难看到类似温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温商也有家族企业，但他们在家族企业中也十分注意用外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抱团，但不排外，这一点在潮汕企业中就难以做到。此外温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如果说潮汕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系统——通过香港、台湾的中转拿到国外定单，贴牌组装完毕，然后出口；那么温商就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四肢，有微循环系统，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 温商从遭遇信用危机到重新崛起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且其整体形象已成功从小商小贩提升到实现品牌化。可见，潮商在商业价值观上已经落后于市场的发展形势，因此潮商要学会向温商看齐，时刻保持学习心态、创业心态和开放心态，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武林广场烧皮鞋”的消灭旧我、超越自我的勇气！惟有如此，曾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的潮商才能再次笔直地挺立起来！
0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