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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归妻子难言的尴尬：我用青春给别人培养了一个老公

  她高高的个子，模特身材，大家都说她“帅气”。她出国早，对新留学生来说，她有令人羡慕的家庭，是有身份（绿卡）有工作有靠山的“富人”。她老公被公司派回国工作，她带着读小学的儿子成了海归留守妻子。 她老公长得一表人才，外国博士、外国籍公司高层。在国内这可是魅力四射的“金领”，身旁自然不乏红粉青娥。日久生情，他就和“小蜜”暧昧起来，干柴烈火，很快发展到如胶如漆出双入对的地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小两口”正亲亲热热地逛街，偏偏让她回国度假的闺中密友撞个正着，这下，东窗事发。 不愧是朋友，立马国际长途揭发。当然，也没有忘记告诉其他密友，不过特意“加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可是，谁还没有一两个腻友呢？这个消息经过一次次“加密”以后，就迅速传遍咱们整个中国留学生圈子。 咱那地方是个大学城，中国人都是留学生和家属，特纯洁、特安分。虽然“出轨”这种事情早就耳熟能详，可是活生生的发生在身边却是第一次。可能被平淡的生活憋的太久，每个人都立刻兴奋起来。酒茶饭局“电话粥”，“内部”情节飞快的更新完善，前因后果越来越有戏剧性，极大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她的朋友炸了营，这种如花似玉、德才兼备的老婆竟然还有男人胆敢背叛？反、了！姐妹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把她的花心老公批得体无完肤，毫无招架之功，就是他们自己的老公，也莫名其妙地被修理了一番。只要她一出现，关系近的就凑上去帮她讨伐两句，不太熟悉的就齐刷刷的望过去，一向低调的她成了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 突然消息传来，她把老公给休了。干脆，大快人心！可是，像一部热门的连续剧突然结束，大家一下失去了酒足饭饱谈论的焦点，有些空空荡荡，慢慢的反倒生出一些挫折感。仔细品品，好像期待的并不是这样的结局。 如果她的朋友不揭发，起码在表面上他们仍旧是一对恩爱夫妻，一个幸福家庭。她的朋友真的应该揭发吗？可是如果不揭发，那还是朋友吗？也难怪，咱中国的朋友喜欢帮助人。你年龄到了还没有对象，她们急；结婚了老没有孩子，她们比你还急；小孩有了可是老公出轨了，她们更是急火攻心。这回如果她不离婚，她的朋友不能放过她，她哪里还有面子混下去。 他老公是真的不愿意离婚。奇怪了，这可是和“喜新厌旧”的传统戏文不同。现在只身进入“白区”的海归多数到是这样“喜新不厌旧”。回国寻花问柳逢场作戏行，可是家里的“基本盘”是不肯动摇的。是有良心，还是对国内的小妖精不放心？想想他们也不容易，大陆媒体忧心忡忡地讨论百万民工的性饥渴问题，海归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这出轨大概只是他们解决同样问题的方法，不是真的要背叛家庭吧。 那个“小三”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本来没有指望的东西。他说过他不能和她结婚，她说没关系。现在国内很多女性不在乎结果，只追求过程。其实心里也愤愤不平。本小姐年轻美丽，奉献出青春全身心来滋润别人的老公，还得偷偷摸摸的防着他老婆。突然被他老婆发现了，把他吓得什么似的。还好还好，转眼就风平浪静。于是“小三”就高高兴兴转正成“大奶”了。又办出国，又换国外的工作，幸福得不得了。 最苦的好像反倒是她。出国和他一起历经艰辛的打拼，终于熬出头，现在却把用自己美好青春培养出来的出类拔萃的老公让给了别人，让自己的家父子分离。现实一点看，在她这个年龄段还没结婚的男人恐怕会有点心理或者生理问题。找一个离婚的或者再婚的, 那还不如自己那个出轨的男人好。她真的应该感谢她那些肝胆相照全力支持她的朋友吗？ 最近一次聚会中，大家谈论着海归男人面临的诱惑和难以避免的堕落。突然想起我们当中也有一位海归留守女士，赶紧收住话头对她说，“你老公和他们不一样，不会出事”。她却大大方方地说，“你们也不用这样讲，他也是男人，男人的毛病他也免不了。只要他不忘记老婆孩子，钱回来，人也回来，我才不管他在国内干什么呢”。 不管这是玩笑还是她真心话，事实是：海归留守女士真的很难。把老公栓在身边，眼睁睁放弃回国大发展的机会，于心不忍；放老公回国，又怕鸡飞蛋打一场空；不准老公回国接触女人，既不人道也不牢靠；发现老公偷情，拿不起，又放不下。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是难得糊涂吧。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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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少将谈中共真实潜伏：色诱与暗杀违反原则

  核心提示：记得19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到敌营中潜伏并引发很大影响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那种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原则恰恰是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隐蔽战线的地下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虽然有些作品缅怀颂扬了以往地下工作的业绩，有些编导者为追求刺激和票房数胡编乱造，影视作品中的一些“历史场景”严重违背了隐蔽斗争基本原则。鉴于当下不少为感官刺激而曲解历史的影视片，已对观众造成误导，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革命战争年代已形成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在最近一次电视台采访直播时，笔者曾向一位影剧院校的负责人谈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任务，他听后马上感叹说：“原来我们以为地下工作就是搞情报呢！”出现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主要是源于1980年代后国内影视界有关地下工作题材的创作时，差不多都选择最能刺激人的情报谍战。 在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而不是搜集情报。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的影视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工作却大多没有兴趣，才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 为提高收视率，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剧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其实在当年的地下工作中，党中央专门制定过不能搞武装的规定。1939年成立的中共南方委员会在江西隐蔽山林建立秘密军训营地并储藏武器，结果往来的联络人员暴露，导致南委组织在几个省内出现大破坏。周恩来对此批评说：“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遇敌检查便会暴露），除1930年代前期中央特科的极少数人外，他们也不可能像影视剧中那样动辄拔枪射击。 “俊男靓女＋豪奢”是对隐蔽工作的歪曲 一些影视剧的编导所设计的地下工作场面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这些镜头让当年做过地下工作的人看后大多叹息，因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便是：“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据1931年秋天在上海送周恩来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的黄平回忆，周恩来夜晚从码头乘船出发，穿戴如普通工人，坐下等舱，其重要原因是众多国民党官员认识周恩来，到上等舱房容易暴露。党的干部在敌区外出时，着装和携带物品都要与掩护身份相符。如党的著名宣传家恽代英在1930年外出被捕，就是因着工人服装，身上却带了30元钱（相当工人两个月工资）和钢笔、手表，路遇“抄靶子”（临时检查），巡捕马上感到这与工人身份不符而将他抓走。 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是违反历史真相的。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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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曾国藩曾是“月光族”

       最近从《曾国藩家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缺，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月月见底，手头拮据，并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这里不妨分析一下欠债背后的真相。 　　从《曾国藩家书》中看，他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他40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曾国藩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那么，他所欠的近千两外债与他的俸禄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这要从清代俸制中寻找答案。当时，文官京员的正俸有俸银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给，二品官岁俸银155两、禄米77石5斗。如果去掉吃的不说，单从花的看，他6年的岁俸才只有930两，身为正二品侍郎的他，就是一分钱不花，也要等6年之久才能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这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是多么地丢人和难堪。 　　虽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咸丰二年（1852年）他42岁，得母讣闻，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1000两，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300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剩下700两，以200余两在省城还账，带400余两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无奈的境地？他的俸银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挥霍，是被盗，是丢失，还是偷偷给了二奶？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怀疑的人思考。那么，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清代的工资发放，始终奉行的是一条低薪养官的原则，清朝文官的正俸标准不算高，如果仅仅依靠正俸，文官的生活不可能达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程度。当时也是物价涨得比胡子长得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长得还慢，曾国藩身为朝廷高官，和许多人一样，其薪情与待遇相比，是存在很大的剪刀差的。 　　带着一家老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两银子，相当于他三年的俸银，这种支出的悬殊，很容易让人想象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多么地不足为外人道。工资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始根源，这一现象也从清代薪俸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为了解决官员工资低的问题，朝廷也是绞尽脑汁，多设名目，予以弥补，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经制文员加发恩俸，另有公费、役食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收入低的现实问题。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身上刮几个活钱儿花花，他为何要强忍欲望而作弄自己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雅之处。曾国藩曾说：“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潘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 曾国藩一生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在家书中训诫几个弟弟做到，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在朝为官几十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说，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相传曾国藩为官30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时一着之，故藏之30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之，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他要花钱，又没钱，想有钱，又不贪，剩下的只要两条路可走：一是节俭，二是举债。节俭是一贯躬行的，借钱当然也是家常便饭。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里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弟。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从衣服、耳帽到阿胶、膏药、高丽参等，无所不有。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几个弟弟关怀备至，不但在学习上帮忙和指导，而且大多数学费和生活费也是出自他之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可所有这些又是他乐于办的事。手头紧时向外借些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曾国藩也是一个债权人，外人也欠他的钱，从他家书中看，将近千金，如果把这笔大账收回来，是可以抵上他的负债的。那么，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何不及时收回外账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呢？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乐善好施的另一面。他在家书中说：“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他没钱，还有人比他更穷，不是不想收，而是不忍心收，这就是他不愿意收账的直接原因。不收欠账，外债怎还？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他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外人的奠金上，“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如果没有什么外来钱，只得等他节衣缩食积攒够后再还了。 　　咸丰二年（1852年）以后，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已很少再提到借钱的事了，主要的原因是，曾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 　　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对于曾国藩这个人，毛泽东的“独服”、蒋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国之策外，应该还暗藏崇尚他的处世之道吧？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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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谁是世界首富(组图)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成吉思汗(1162-1227) 如果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财富的话，成吉思汗堪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的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他大部分的征服只是为了纯粹的乐趣，他把骑在马上和睡在帐篷里视为“最大的快乐”。他声明，人活着“就是去征服敌人，去追赶他们，去抢夺他们的财产……” 忽必烈(1215-1294) 资产：黄金和珠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对抗日本、东南亚和印尼的军事行动中失败，但是他建立了中国的元朝，而且在大都建造了奢华的宫廷建筑。马可·波罗对忽必烈避暑宫殿中的珠宝啧啧称奇。马可·波罗也十分惊讶于奢华的宴会和狩猎。他曾写道：忽必烈的船大得可以容纳100多人，使人感到好像站在地上。忽必烈热衷于促进纸质钱币的使用，他没收别人的金子和银子，强迫人们使用纸币。 刘瑾(1452-1510)　　资产：黄金和白银　　传说刘瑾是明代最富有的宫廷宦官。他滥用职权收敛了大量的财富，当他最后因为叛逆被处以极刑的时候，他被发现占有1200万盎司的黄金和2.59亿盎司的白银。作为比较，当明朝落下帷幕时，国库中只有3000万到7000万盎司的白银。　　和珅 (1750-1799)　　资产：黄金、白银、裘毛　　1772年，和珅进入宫廷当了一个侍卫，但很快变成了老皇帝的知己。他娶了皇帝最小的女儿为妻，致使他有能力拉拢党羽和排除异己。他变得不可思议地富有。作为赋税管理者，和珅非常容易得到珍贵的物品。当老皇帝在1799年驾崩时，新继承人马上抓住了和珅，搜出他的白银、金子和宝石。后来和珅死在监狱中，发现他至少有了6000万盎司的白银，7万张裘毛和4288块金砖。　　伍秉鉴 (1769-1843)　　资产：千万银元　　伍秉鉴的父亲是与外国人进行丝绸和瓷器交易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伍秉鉴家只接受白银的付款，而且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外国商品都想要。1789年，伍秉鉴接管了父亲的生意。他借出大量的白银给外国商人以交换部分的船只出货。他也是公认的慈善家，在那个时期，伍秉鉴名声远播。 宋子文(1894-1971) 资产：蓝筹股、现金 从1927年到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官员，宋子文被认为是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之一。宋子文从哈佛毕业之后迅速成为一名银行家进入金融行业。在1923年，他给姐夫孙中山的民族组织提供经费。他创立了中央银行，后来在1924年被任命为财政大臣。1927年，宋子文成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1942年，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大臣，成为华盛顿集团在中国的雇主。他把大部分的个人财产投资到外国的股票，包括持有通用汽车的股票。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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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点三国时期的那些大忽悠

  魏嘉平六年(公元253年)五月,吴国掌握大权的太傅诸葛恪纠合二十万军队攻打魏国,其中一路人马包围了合肥新城。按他的想法,新城不过弹丸之地,拿下不费吹灰之力,有了这个基地,攻占合肥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诸葛恪却没有想到,就这么个小地方居然把他的大军拖了三个月。 当时驻守新城的魏国将领名叫张特,职衔为牙门将军,是将军里最不起眼的级别,手下兵卒各色人等勉强能凑够三千,他就带着这么点人抵挡着诸葛恪几万大军的进攻,硬是从五月挺到了七月。经过三个月的苦战,许多士兵战死,生病、受伤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的还有一大批,战斗力直线下降;而诸葛恪原本对这次战斗志在必得,却在这么个小城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心里也十分郁闷,就派人在新城周围筑起土山,居高临下加紧攻打,把城墙打出很多缺口,眼看着就要守不住了。 在此危急时刻,张特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新城城头,对诸葛恪说:“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想继续打下去了,但是我们魏国的法律规定,被攻击超过一百天却还没有援军到达的,即使投降了,家里的亲友也不会受到株连。现在我在新城已经守了九十多天,城里原来的四千多人也已经战死过半,按说也该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了,但问题是剩下的人里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投降,我要好好地说服他们认清形势,争取明天一早把名单给您送来,如果你们不信,就先把我的印绶拿去作凭证吧。”说着真的从城里扔出一颗大印来。 听到这个消息,诸葛恪非常高兴,在他看来,新城早晚是他的囊中之物,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就当给辛苦了三个月的士兵们放个假休整一下吧。即使往坏处想,一个带着千来个残兵的小小的牙门将军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于是他下令停止进攻,就等着第二天早晨接收花名册,连张特的大印都没要。 这一夜张特很忙碌,但不是忙着劝手下投降,而是发动大家一起动手把城里的房子拆了,木料砖石全部运去修补城墙的缺口,补得比原先还厚实一倍。等天一亮,诸葛恪乐呵呵地走出大营准备接受投降,就看见昨天往城外丢大印的那个家伙站在城头大叫:“我宁肯战死也不会投降你们的,有本事就来打啊。”活蹦乱跳得很呢!这下可把诸葛恪给气坏了,下令大军加强进攻,可是面对防御力大大加强的城墙,吴军的攻势一时起不到效果,那边魏国的援军又已经赶到,他只好憋着一肚子气退兵。 这一通忽悠让张特出了大名,魏国皇帝给他加封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调去当了太守,前途豁然开朗。可对于吴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恪来说,这脸可丢得太大了。怎么说呢?诸葛恪这人打小儿就是出了名的聪明,八岁的时候,孙权在驴脸上写上“诸葛子瑜”捉弄他长脸的老爸诸葛谨,这孩子笑嘻嘻地在后面添了俩字——“之驴”,就把这驴牵回家了;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又封了侯爵,出将入相多年,再后来又是孙权的托孤大臣,可这回却在一个无名小辈手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而且还是被张特用了如此这般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骗术给忽悠了,诸葛恪这脸可往哪儿搁?于是这事就成了诸葛恪的一块心病。回到吴国之后,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大力排斥异己,随他北征的、不拍他马屁的、他看着不顺眼的官员都倒了大霉。诸葛恪这么一通折腾,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了,于是孙峻摆下一席鸿门宴,诸葛太傅血溅当场。好好的一个聪明人,被张特这么个小人物的一次忽悠打击得把自己的美丽人生都毁了。由此可见,在抗打击能力方面,诸葛恪比东北的范厨师差得不止一个数量级。 其实,吴国也有会擅长忽悠的将军,孙权时期的左大司马硃然就是一位。硃然领兵的时候有个习惯,就算没有战事,也每天早晚两次击鼓练兵,营内将官兵卒一律打起背包拿起武器列队训练。最初敌人听到鼓声都很警惕,操刀拿枪地准备迎敌,虚惊的次数多了就麻木了,对面再热闹他们也打着哈哈聊天:“啊哈,老硃又开始操练人马了呀。”“是啊是啊,今天他们弄出来的动静好大啊。”正聊着,突然一抬眼,咦?怎么这回老硃练兵练到我们大营里来了咧?于是乎大败。就因为这天天练兵的习惯,硃然取得过无数次的胜利。 不过,硃然和张特的这些“忽术”,还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如果和他们的前辈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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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三国时期“富二代”

  如今，“富二代”成为了社会上流行的热门话题，关于富二代的讨论声也是此起彼伏。有的富二代依靠父辈的拼搏可以继承一笔丰厚财富，直接导致一部分孩子缺乏进取之心，坐享其成，凭借父母的资本成为纨绔子弟。当然也有一些富二代积极进取，创造出了更为辉煌的成就。回首硝烟弥漫的三国时期，里面也有一些富二代，或许通过这几位公子哥，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刘备乃一代枭雄，费尽千辛万苦，在诸葛孔明等一干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创立了西蜀基业，何等的不易！刘禅作为刘备的富二代，也是刘备的长子，从小娇生惯养。当年赵云于曹营的千军万马中七进七出救出了这个孩子，刘备却一气之下将他扔在地上以安抚爱将，也许是那时摔出了问题，刘禅的智商不太高。他贪图享乐，宠信宦官，软弱无能，诸葛亮在时还能勉强与魏吴抗衡，诸葛亮一死，蜀国政权就大厦将倾了。直到司马昭将其软禁时，司马昭当着刘禅的面故意安排歌伎表演蜀地的歌舞，刘禅的随从大臣看到蜀舞又联想到灭亡的故国无不潸然泪下，刘禅却恬不知耻地说：“此间乐，不思蜀”。“乐不思蜀”的成语也从此诞生，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 　　再看看魏国，曹操雄豪一世，却在立嗣的问题上踌躇矛盾了许久，一个是曹丕，另一个是曹植，究竟立谁做自己的继承人呢？曹丕政治才能卓著，而曹操却素来偏爱曹植，可曹操最终还是选择了曹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位富二代优点明显，曹丕遗传了父亲的政治手腕，胆敢把汉献帝废掉然后自己称帝，比起曹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而曹植遗传了父亲的风流才情，发扬了父亲雄健峻拔的诗风，直到生死关头还能借物抒情，悲愤行吟出独绝天下的《七步诗》，真可谓“才高八斗”！但治国需要的是政治手段，却非文学天赋，曹植恃才傲物，贪杯误事，结局怎一个凄惨了得！而曹丕却略施小计就扭转了父亲对自己的看法，最终也成就了一番基业，而且显得更为阴险奸诈，曹操充其量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这位曹丕却直接把汉献帝拉下马灭掉了东汉王朝。 　　再到长江以南的吴国看看，孙坚是吴国的奠基人，他生前就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东吴的版图，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他的两个儿子孙策、孙权也都颇有才能。但小霸王孙策却遗传了他父亲的火爆脾气，导致被人放了冷箭夺去性命，聪明一世却在阴沟里翻船，落得个英年早逝的下场。临死前孙策还嘱咐弟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看来孙策很了解自己“不能攻却善守”的弟弟，孙权后来也的确在自己在位时保住了东吴的六郡八十一州，但在赤壁之战前的犹豫不绝还是显示出了他患得患失、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弱点。赤壁之争后三足鼎立，他不去联合西蜀一起攻打曹操，却总是惦记着要回曾借给刘备的荆州，最终未能将东吴发扬光大，充其量只是守住了父兄一手打下的基业。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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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三国时期“富二代”

  如今，“富二代”成为了社会上流行的热门话题，关于富二代的讨论声也是此起彼伏。有的富二代依靠父辈的拼搏可以继承一笔丰厚财富，直接导致一部分孩子缺乏进取之心，坐享其成，凭借父母的资本成为纨绔子弟。当然也有一些富二代积极进取，创造出了更为辉煌的成就。回首硝烟弥漫的三国时期，里面也有一些富二代，或许通过这几位公子哥，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刘备乃一代枭雄，费尽千辛万苦，在诸葛孔明等一干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创立了西蜀基业，何等的不易！刘禅作为刘备的富二代，也是刘备的长子，从小娇生惯养。当年赵云于曹营的千军万马中七进七出救出了这个孩子，刘备却一气之下将他扔在地上以安抚爱将，也许是那时摔出了问题，刘禅的智商不太高。他贪图享乐，宠信宦官，软弱无能，诸葛亮在时还能勉强与魏吴抗衡，诸葛亮一死，蜀国政权就大厦将倾了。直到司马昭将其软禁时，司马昭当着刘禅的面故意安排歌伎表演蜀地的歌舞，刘禅的随从大臣看到蜀舞又联想到灭亡的故国无不潸然泪下，刘禅却恬不知耻地说：“此间乐，不思蜀”。“乐不思蜀”的成语也从此诞生，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 　　再看看魏国，曹操雄豪一世，却在立嗣的问题上踌躇矛盾了许久，一个是曹丕，另一个是曹植，究竟立谁做自己的继承人呢？曹丕政治才能卓著，而曹操却素来偏爱曹植，可曹操最终还是选择了曹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位富二代优点明显，曹丕遗传了父亲的政治手腕，胆敢把汉献帝废掉然后自己称帝，比起曹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而曹植遗传了父亲的风流才情，发扬了父亲雄健峻拔的诗风，直到生死关头还能借物抒情，悲愤行吟出独绝天下的《七步诗》，真可谓“才高八斗”！但治国需要的是政治手段，却非文学天赋，曹植恃才傲物，贪杯误事，结局怎一个凄惨了得！而曹丕却略施小计就扭转了父亲对自己的看法，最终也成就了一番基业，而且显得更为阴险奸诈，曹操充其量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这位曹丕却直接把汉献帝拉下马灭掉了东汉王朝。 　　再到长江以南的吴国看看，孙坚是吴国的奠基人，他生前就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东吴的版图，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他的两个儿子孙策、孙权也都颇有才能。但小霸王孙策却遗传了他父亲的火爆脾气，导致被人放了冷箭夺去性命，聪明一世却在阴沟里翻船，落得个英年早逝的下场。临死前孙策还嘱咐弟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看来孙策很了解自己“不能攻却善守”的弟弟，孙权后来也的确在自己在位时保住了东吴的六郡八十一州，但在赤壁之战前的犹豫不绝还是显示出了他患得患失、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弱点。赤壁之争后三足鼎立，他不去联合西蜀一起攻打曹操，却总是惦记着要回曾借给刘备的荆州，最终未能将东吴发扬光大，充其量只是守住了父兄一手打下的基业。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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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年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

  叶剑英元帅为共和国一位神奇人物，其神奇程度为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绝无仅有，仔细研究其一生，当为其为人处世智慧，政治斗争智慧，家族遗产智慧而击节感叹! 元帅从1917年云南讲武堂毕业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政府之元勋之一;在这里，我们现在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元帅能够一开始就选择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行业，而当时按照实力看，比孙中山大的山头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比比皆是啊，大小军阀数不胜数!为什么他一出手就选择了这个“绩优股”呢?个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际遇我也无意刨根究底!我们姑且认为这次选择了这个“绩优股”是元帅的运气吧! 在国民政府如日中天时，1927年，江山一统的蒋介石把屠刀举向了自己曾经患难与共的共产党人，而这个时候的叶帅已经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事业是如日中天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可是，我们的叶帅确全国通电反蒋，投奔了当时已经差点被蒋介石屠刀斩尽杀绝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相比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实力，以及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给叶帅的待遇与前途，是无论如何也不支持叶帅有这样的选择!而现在有学者把这样的选择可能归于什么革命理想与思想进步!我说，这样的说法简直是白痴!试想，难道蒋介石当年如果胜利了中华民族就没有前途，要亡国灭种?我看不见得!一个人在选择时，首先考虑的当是生存，其次是在能够生存的基础上考虑成就理想前途的条件与人生成功比例的大小!如果你生存都成为问题了，还要什么理想前途可言?可是，我们的叶帅居然能够果断放弃“涨势如潮的大白马股票”蒋介石，而慧眼识珠的选择共产党，投奔井冈山的毛泽东，而骑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大黑马股”，如果把叶帅投奔孙中山说成为运气的话，那么，能够弃“涨势如潮的大白马股票”蒋介石成功逃顶而骑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大黑马股”毛泽东就绝对不是用运气能够解释的，而要真正的真正智慧才能选择的!从这里，我们当能够看见我们叶帅“选股”的独到之处! 而上面这些我们仅仅觉得叶帅的政治智慧的过人之处，而后面的在这个元帅身上发生的一切咄咄怪事更加清晰的证明他的过人之处确实是智慧之举，而非运气之顾！ 从井冈山开始，叶帅就与毛泽东共事，参与并指挥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从而也证明他叶帅不光在蒋介石那里是元勋被重用，同时在共产党毛泽东那里也是核心人物而放心受重用，这不能不说叶帅个人能力，为人处事智慧的成功!在当时中央苏区的那些党内斗争中(什么肃反啦，AB团啦)，作为叶帅所受影响几乎没有，地位安如磐石!就连当时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斗争对象，九死一生!而叶帅作为国民党过去的人并且在红军中的地位而不受人嫉妒确实咄咄怪事!从而也证明叶帅的生存智慧与处世智慧通透的博大精深! 在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被排挤在决策层之外时，而我们的叶帅一直是军权在手，为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作为毛泽东井冈山的参谋长在毛泽东被排挤后还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在这个位置，不能不说是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咄咄怪事!而在遵义会议上我们的叶帅对一如既往骑“政治大黑马股”; 并再次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还是核心！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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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外孙女晚年贫苦

  “文革”时，造反派给袁迪新扣的“帽子”是：“多重的‘地富反坏右’、‘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理由是：她是段祺瑞的外孙女、袁世凯的曾侄孙女……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有一栋已有50多年历史的老宿舍楼，楼道里阴暗破旧，房间的木门早已开裂掉漆。一阵寒风吹来，满是灰尘的木楼梯吱吱作响，让人不免怀疑，这里是否还有住户。记者摸索着走进了一楼，在最外侧的木门上敲了几下，房门慢慢地开了。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果然住在这里。如今，她已87岁高龄。 　　清末民初，风云激变，群雄轮番登场。合肥人段祺瑞，便是这一时期一个绝不容忽视的大人物。当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中有三名大将，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风头最劲。他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醉心权术的段祺瑞，绝不会想到自己最为疼爱的外孙女，晚年的生活会如此贫寒： 　　袁迪新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和儿媳都下了岗。家中的两间卧室分别住着两个儿子的全家，袁迪新则睡在客厅里，进门便是一张大床，床头堆放着一些书籍和杂物。袁家的厨房是自己外接的，锅碗瓢盆等用具都非常陈旧，在当今城市的普通人家已很难见到。 　　“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家的房子大，规矩也大（多）。别人都说外公严肃，但是他对我却非常慈爱。”在记者来访的前两天，袁迪新不小心摔坏了腿，只能坐在椅子上谈话。但她看上去精神矍铄，说话思维清晰，声音清亮，只是一只眼睛视力不太好。 　　袁迪新衣着非常朴素，但从她的神韵中，仍能看出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 　　段家和袁家的联姻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只爱色，妻妾成群。前后有过二妻五妾。一大家子人也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 　　段祺瑞当时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段家后辈称其张太夫人。张佩蘅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xùn），便是段祺瑞和这位张太夫人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是段家和袁家，这两个最具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在当时十分轰动。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nài）是袁世凯的侄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有三房姨太太，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又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为珍宝。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生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唯一被袁家肯定的，就是促成了儿子和段家的婚事。当年，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是其中之一，两人称兄道弟，非常亲近。说来也巧，他们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一天，袁克庄和段祺瑞酒后起意：“两个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一男一女，就做夫妻吧”“好主意！” 　　不久，段家生了女儿段式巽，袁家生了儿子袁家鼐。当时，这两个孩子有点“阴阳失调”：段家女儿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袁家儿子个头矮小，老实懦弱。他们成年后，段祺瑞按照约定，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 　　1922年，袁迪新出生了。因为赶上农历七月，她的小名叫“织姑”。小织姑出生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但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场面。袁迪新告诉记者：“我没见过祖父，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他喜欢抽大烟，满院子种的都是罂粟花，家人特地嘱咐我不能去采，说花汁沾到手上要烂手的。” 　　小织姑6岁时，曾祖父去世了。当时曾祖父最小的姨太太太只有18岁。“她叫董必然，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名字挺高雅，命却非常苦，18岁守寡，再没嫁人。老太爷死了，她就服侍父亲，父亲去世后又服侍我，又帮我带大了4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袁迪新视董姨太比亲生母亲还亲，她一直将董姨太带在身边，直到1976年董姨太去世。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三代单传，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据说，因为段式巽奶水少，袁家曾经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把袁迪新的胃口搞定。可惜，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49岁。 　　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 　　袁迪新的曾祖父去世后，段式巽索性带着6岁的袁迪新搬回了娘家。 　　“我的父母是指腹为婚的，他们一直没有感情，生了我之后没有再生的打算。虽然我是独生女，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父母对我都很疏远。唯一疼爱我的，就是外公了。”袁迪新说。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3月18日，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牒，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段祺瑞政府悍然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同仇敌忾，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人士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鲁迅先生更是连续写下七篇檄文表示愤慨，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其中之一。 　　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以“正道居士”自居，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袁迪新便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 　　袁迪新说：“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一些详细的生活细节，袁迪新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外公在天津的住所很大，有前楼、后楼、侧楼、花园、球场。外公住在前楼底层，外婆和三个姨太太住在二层；后面一栋楼，我们住。” 　　袁迪新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那时家里吃饭，都是自己定时间，一个人一桌，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过年，一起吃饭的时间也很短。”袁迪新最害怕全家一起吃饭，“不能出声音，只能吃眼前的，吃完了不能走，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把筷子平放在碗上才能离开。” 　　袁迪新从小备受外公宠爱。她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买的。袁迪新说：“外公吩咐专人去给我买鞋，一模一样的鞋买不同的码，一双比一双大。因为都是一样的款式，后来我都穿腻了，还表示过抗议。”段祺瑞家的院子里种了很多牡丹，红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外公从不允许其他人摘，唯独我例外。” 　　袁迪新年龄稍大些，段祺瑞还专门给她请了女教师。“外公的思想很超前，那时就让我们学英语。后来，我的六姨、小姨和小舅都和我一起念书，但他们都念得不好，经常旷课。 　　每天下课，袁迪新总会兴冲冲地去给外公请安，“外公有时在下棋，有时在打麻将，他会叫：‘小织过来’，然后让我念诗，看我写的作文。只要他打牌，就会赏我两块大洋。我对钱没有概念，每次都给了奶妈。我想我的奶妈应该发财了。” 　　袁迪新说，家里人都很害怕她的母亲段式巽。“母亲性格倔强，我行我素，有时很凶。她会因为菜不合胃口，就跑去厨房给大厨子一耳光。母亲决定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段式巽因为没有儿子，曾把她大姐的儿子接到家来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她死活不给，说“想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最后家人无奈，只得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段式巽。 　　还有一件事，也让段家老小对段式巽另眼相看。“外公晚年病重，有传言说用至亲身上的肉做药引子吃，疗效会更好。母亲听罢立即从腿上剜下一块肉来，给外公做了药引子，家里人看得目瞪口呆。”     鸿雁传书的初恋 　　其实，段祺瑞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像小外孙女眼中看到的那样平静，当时日本人加紧拉拢他，想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府。为了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蒋介石也积极筹划，接段祺瑞南下颐养。1933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段祺瑞考虑再三，接受蒋介石邀请，到上海定居。 　　袁迪新记得，他们在上海时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蒋介石经常来看外公，我们一见他就说‘老蒋来了’，他瘦瘦的，高高的，样子比较严肃，每次都穿着大长袍子。”袁迪新说，蒋介石总是称呼段祺瑞“老师”，“后来，他等于把我外公软禁了。外公每天就是念佛下棋，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你来就来，我也不主动求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每户分得几万银元。那时，14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觉得和这个封建家庭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十分孤独。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谈话的机会却很少，她天天出去打牌，我上学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我放学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从不过问我的事情，至于我的内心，更是无从体会。” 　　正值豆蔻年华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她学习成绩优异，英文尤佳，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收养来的。” 　　段昌义在段家受到大家的轻视。袁迪新说：“我最初是同情他，觉得他可怜，和我一样内心孤独，就常常主动与他接近。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 　　段昌义也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人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袁迪新沉浸在鸿雁传书的初恋中。母亲看起来也并没有反对他们来往。然而，突然有一天，母亲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为她订了亲。 　　“感觉如晴天霹雳，母亲自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让她的女儿也一样不幸！”那时，袁迪新刚刚考进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很多美好的梦想才刚刚展开。 　　袁迪新说，母亲是在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男方的母亲外号叫‘观音’，长得很漂亮。他们家道中落，不知怎么骗取了母亲的同情，还和她结拜了干姊妹。” 　　袁迪新感叹：“解放前生在那样的封建家庭，母亲又如此跋扈，我无力反抗。”就这样，20岁的袁迪新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块大洋作为嫁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数字。“母亲出手很大方，还给对方家里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还是白狐，随便他们挑选。” 　　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万分的段昌义索性去当了兵，永远地离开了段家。袁迪新并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让她“变得体无完肤，心力交瘁。” 　　童年享福老来苦 　　婚后，正逢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中，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缅甸，最后落脚重庆。途中生有一儿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出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当、首饰全都给了他。他抛下我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我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袁迪新一边叹息，一边拭着眼泪：“那时在国内，离婚是天大的事情，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我住进了公婆家，伺候他们一家老小。”袁迪新并没有因此感动丈夫，最终，她只能无奈地签字离婚。 　　袁迪新的初恋表哥在听说她的遭遇后，曾去找过她,并提出带她走，包括两个孩子也要。“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后去了台湾，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个人的身上。她带着儿女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手中的钱要么被合伙做生意的人骗了，要么就是打牌输光了。”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了北平，在国共停战谈判的军调部新闻处任翻译。当时军调部的三方代表是：共产党叶剑英、国民党蔡文治、美国人马丁。“我负责跟随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蔡文治。他当时是国民党内最年轻的将军，风流倜傥。我的具体工作是把中文新闻稿以最快的速度译成英文，供外国记者取用。”在军调部工作了6个月后，随着谈判失败，所有工作人员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从1948年起，袁迪新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英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她和一位普通职员结了婚，又生了两儿两女。“由于门第之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结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于出身“双重豪门”，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批斗。“我不怕，他们拍桌子，我也拍。说我出身不好，可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每次政治运动，我都难逃厄运。‘文革’后，我被下放到安徽农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又参加了崇明围垦。” 　　1993年，92岁高龄的段式巽，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母亲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她的个性很好强，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从来不讲。”袁迪新送走了母亲，前几年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虽然家境贫寒，但袁迪新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后来都发达了，但却不愿与他们联系。“联系他们，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钱吗？不！反正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这样也可以了。” 　　采访结束时，头发花白的袁迪新向记者感慨：“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也做过劳动者，作为女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她打趣地念起了打油诗：“童年享福老来苦，不能一生都享福，甜酸苦辣轮流转，享过福来就得苦……”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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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的“女人”：从小职员到女富豪

  作为华人首富的红颜知己,周凯旋的住宅距离李嘉诚的只有5分钟车程,他们也常被看到在一起吃早餐。 周凯旋有着从普通公司职员到上亿身价女富豪的传奇经历,而完成这个跨越的,在于她出众的能力,也在于她爽朗的性格。她依靠自己的头脑起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赏识,用这些资源,她铺就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她有独立的思维,同时又有超强的沟通协作能力,她有积极而又淡然的态度,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她,只能说:魅力。周凯旋是原TOM公司第二大股东,TOM私有化之后退出。创办周凯旋基金会,并担任李嘉诚基金会董事。曾被《华尔街日报》评为2006年“亚洲商界女性十强”之一。     周凯旋是那种充满魅力的女人 　　提到周凯旋时,谁都不忘说一句:董建华和李嘉诚是她的朋友。但是周说:“我不是他们的附属物,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我的朋友圈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1990年代初,周凯旋是董氏集团一家公司的董事,负责中国投资项目。日后成为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当时还是董氏集团董事长。在董氏集团眼中,周凯旋是个外人,在地域和人脉上周凯旋吃亏不少。 　　施南生是香港电影界很有影响的女经理人,在香港商界、社交界有深厚人脉。名不见经传的周凯旋向施南生自荐,说能帮施把电影卖到欧洲。施南生出名的求才若渴,她欣赏精明过人的周凯旋,两人很快成为好友。在施南生的扶持下,周凯旋渐渐进入上层社交圈。除了结识香港及东南亚各路商家外,她还结识了另一位朋友张培薇,她正是东家董建华的表妹,对董事长影响力很大。 　　接着,周凯旋无意中开始了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东方广场项目”。她和张培薇为董建华下属的东方海外公司寻找地产投资项目,完全靠直觉在北京长安街上找到儿童电影院,却发现按照政府规划,必须要在周围1万平方米的面积上整体开发。于是,“两个女生,从一幢小楼起步,做成一件轰动的大事”。周凯旋全面吃下王府井至东单“金街”与“银街”之间的10万平方米的地段。之后,毫无地产操作经验的周凯旋提出了全面开发新东方广场的规划,并用半年时间迁走了长安街上20余个国家部级单位、40余个市级单位、100余个区级单位和1800余户居民。 　　在做这个大决定的过程中,董建华给了周凯旋充分的信任,至今周凯旋也没弄明白这种信任源于何处,只好自认为是董先生这类大人物的一种独特的直觉。周凯旋说:“我现在都很感激他,因为没有他给我机会,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果,虽然我自己也在努力争取,但是,门是他替我打开的。”李嘉诚和周凯旋认识,是因为董建华希望与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合作开发这个庞大的项目。周凯旋说服李嘉诚为此项目投下20亿美金,并且最终取得了4亿港币的酬劳。事后周凯旋回忆说:“这件事前后做了5年,赚到了我人生最大的一笔钱。”拿到现金的当天,她把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地区每家店铺都逛了一遍,“每一件昂贵的商品我都买得起,但我没买”。周凯旋至今不忘当时那一刹那的感受: 资料图片:周凯旋    “心里觉得很富有” 　　东方广场项目艰难地完成后,周凯旋声名鹊起,集团提升她做公司董事,但周凯旋却主动放弃,这令董建华觉得很奇怪。周凯旋解释说: 　　“外表很光荣其实是你自己心里的包袱,一个很大的负担。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从这个项目中得到应得的报酬。” 　　随后,周凯旋的商业策略规划能力再度让“李超人”刮目相看。1999年互联网热兴起,李嘉诚听从周凯旋的主意,在2000年3月力推Tom网上香港创业板。据当时的报道,李周二人合创Tom网时,后者仅以30万港元入股,结果上市以后身价飞升至最高127亿港元,2007年TOM在线私有化,周凯旋套现6亿港元。周凯旋的眼光让她的财富再度增加。 　　不过周凯旋并非止步于商业。周凯旋基金会于1996年8月28日成立,以“促进普及教育”为使命,希望能帮助更多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现3G门户网张向东在曾经的记者经历中采访过周凯旋,他描述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慈善基金会,并不像周凯旋的惯常作风。周凯旋对此解释说,'这个问题我其实思考过很长时间,但我想过,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敢拿出勇气来,她们怎么接受我的帮助?她们怎么在以后有勇气去面对别人的目光’。” 　　周凯旋在社交场合通常是一身职业装打扮,上世纪90年代在董建华公司任职时,还曾经留过一个跟董建华一样的短发,让人难辨性别。她干练的风格的确让自己在这个属于男性的商业世界更为顺利。但周凯旋其实乐于接受自己的女性角色,她说:“女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你不想承认你的性别。我很开心我是一个女人,我只适合做一些女性的工作。很多女人觉得,她们生活在一个受歧视的社会里,所以她们花很多精力去克服这些歧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去努力争取。但如果你心胸宽阔一点,你不认为这是歧视。我差不多是隐形人,但太多人看着我。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要为此付出的代价。” 作为华人首富的红颜知己,根据香港传媒的报道,周凯旋的住宅距离李嘉诚的只有5分钟车程,他们也常被看到在一起吃早餐。但周凯旋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很独立的人。 “在男女之间的感情上,最靠得住的感觉是你是不是我最不可替代的朋友,这个是原则。你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你是什么都不怕的,才能令对方长久眷恋。其实这很简单,但是很难做。”所以,至今她仍然还是李嘉诚的红颜知己。“什么叫朋友?可能有一个最简单回答:站在你旁边,支持你。这个人永远都不会伤害你,永远尝试了解你,给你一个恒定的信心。”周凯旋开心地说。 　　对于女性的成功,周凯旋认为:“我认识很多成功的女性,我发现成功的经验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只要把着眼点放好,努力争取一个结果,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去做任何事。”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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