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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贫民富翁”为何难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底层公众创富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且更为狂热，但可以摆脱他们的底层身份的途径却越来越少。中国社会还能不能产出大量贫民富翁?从“贫民”到“富翁”的距离还有多远? 　　由于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法国的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一个从“金字塔”到“马拉松”的演变过程。这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构成相比于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地位虽然高低不同，但是都处在同一结构之中，而在马拉松赛中那些掉队而被甩出去的人，则已经不再是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成分，而根本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第二，在传统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还有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马拉松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人则基本上无望东山再起。　　为什么80年代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　　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变化情形的描绘，在今天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我们曾经见证了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社会阶层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变的过程，曾经见证了许多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传奇开始越来越少见到，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重新凝固。　　这表现在：第一，新的阶层边界开始形成，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住区的分化;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特别是上等阶层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以及与此响应的，阶层的自我再生产现象，即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是“龙生龙，凤生风”，一方面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在这种情形下，歌手声情并茂地唱给“下岗”工人的“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在失业者们听来就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那些一无资本、二无学历、三无权力、四无“关系”的底层成员来说，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在社会竞技场上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中上层阶层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这种现象，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也曾将其称为“断裂”。　　为什么社会结构会出现这种“断裂”?为什么当年那些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有两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们进入市场、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门槛已变得越来越高。这种门槛的提高既表现在资本上，也表现在知识文化上。当年的鲁冠球们可以凭4000元钱的资金起家，甚至完全白手起家，这在今天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谈;当年的无知者可以凭无畏的精神打出一片天下，并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边干边学，从而变无知为有知，而今天那些无知者的无畏举动恐怕只能赢得头破血流，如若一开始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文凭学历，社会根本就不给你所谓边干边学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国各类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趋势有关。正如笔者在一篇短论中引证孙立平的观点所指出的，在我们这里，由于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由于这种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底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分享，由此造成了“赢家通吃”、“贫者通贫”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方面是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各种资本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则是社会底层分享获得各类资本的机会越来越小，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你落入了社会底层，你就成为很难翻身的“咸鱼”。　　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种种现象表明，今天，在这个几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上升希望的底层社会中，已积蓄起了能量巨大的负面情感。这种负面情感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已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关键还在于强化公民权利。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作为与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即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平衡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弥合阶层裂隙、化解群际怨恨、维护个体尊严的基本手段。　　就我们面前的论题而言，第一，通过强化超越阶层分化的公民身份意识，可以提升包括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那种底层与中上层之间的“断裂”，当然，这种超阶层的认同，需要通过包括底层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来加以培育。　　第二，尽管由于门槛提升等原因，今天肯定会比以前难以出现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难以看到贫民窟中走出百万富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佳话，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主要责任不是要造就百万富翁，而是要减少贫困，不是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幸福，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其每一个公民都免于不幸，就此而言，落实、保护和强化各项公民权利，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参与权利以及各项具体的社会权利(如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健康服务、义务教育等)，可以通过保障社会底层成员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获得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从而化解他们各种可能的负面情感，进而遏止社会上层将自身在财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社会基本生活领域中的特权，这是缓解阶层矛盾、化解群际怨恨、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　　最后，就文化资本的匮乏是当今许多人堕入社会底层的重要原因而言，强化作为基本的公民社会权利之一的义务教育，也是防止那些出生于底层的子弟在未来的“马拉松”中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次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基本手段。(作者：王小章；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
08月24日　75
80后大学生：带领外来青工寻梦音乐之路

核心提示：三个学音乐和舞蹈的80后大学生，同在一个街道的业余艺术团工作，而且还干出了一番成就，这多少令人有些意想不到李亮亮李亮亮：   “在这里，有能力就有展示的机会”   从一个部队话剧团演员，到一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与特区同龄的李亮亮坦言自己并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他说自己现在每天都很忙，一方面要担任青工艺术团的语言表演类指导老师，另一方面还在２０集电视连续剧《台商》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男一号江翰仁在高雄工专的学弟蓝小君。   对于做电视演员，李亮亮并不陌生。他１９岁毕业于山东艺校，然后特招入伍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从事演员工作，后又推荐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先后参与拍摄《辉煌的背后》、《生死托付》、《羊城暗哨》、《外地媳妇本地郎》等数十部影视剧。   ２００６年从部队转业时，经战友介绍，他来到了深圳，先在一家企业工作，尽管待遇不错，但他觉得离自己的专业相差太远。２００７年３月，大浪街道组建羊台山艺术团，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很快应聘到街道文体中心，担任了语言表演指导老师。从专业团体到街道文体中心，不仅要演好各个节目中的角色，还要负责组织街道、企业和社区等基层的各项文体活动，如老年人健身操、客家山歌、劳务工青工汇演等等。李亮亮说，专业的舞台变小了，但社会生活的舞台却扩大了。   三年下来，李亮亮不仅个人在全国、省、市各级文艺展演中获得了不少荣誉。面对累累硕果，李亮亮自信地告诉记者：“在深圳，只要有能力，肯付出，迟早就有展示的机会。” 唐琼花   唐琼花：“音乐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拿着每月不到２０００元的工资，却花费４万多元、请假一个多月到中国音乐学院自费请名师指导自己。当记者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时，唐琼花淡淡一笑道：“因为音乐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有多难，我相信自己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今年不到２７岁的唐琼花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表演系，大学毕业后，她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老家湖南，在父母的关照下，从事一份平淡而稳定的工作，要么来深圳自己闯荡，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再三考虑后，她选择了后者。   “没想到这一决定的背后，是自己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回首自己来深圳工作的这几年，唐琼花淡淡一笑。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她先是应聘到宝安区一所私立小学当音乐老师。恰在这时，大浪街道举办“才艺之星比赛”，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参加了，没想到被街道文体中心的两个老师相中，通过他们的推荐成为羊台山青工艺术团的一员，代表大浪街道参加了深圳市外来青工歌手大奖赛，取得了宝安区民族唱法第一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后，街道文体中心正式录用她为音乐指导老师。   在文体中心，唐琼花主要负责音乐基础知识的培训，带领演员下工厂、进社区开展文艺活动。此外，自己还要代表街道去参加市、区举办的各类比赛。后来，街道商会成立，她又选调到了商会工作。在这里，她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   ２００９年６月，唐琼花自费到中国音乐学院拜马淑明教授为师，在北京，租不起房子就住地下室，天气热得受不了，唐琼花就把衣服用凉水浸湿了再穿。虽然条件艰苦，但每次上完课回来她都是美滋滋的，因为知道自己的专业又有进步了。   “我的专业还是民族声乐，很想将来条件成熟后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唐琼花告诉记者。陈金龙陈金龙： “深圳给了我展示自我的平台”   陈金龙生于１９８０年６月，是深圳特区的同龄人。面对记者采访，陈金龙侃侃而谈：“我从小就会唱《春天的故事》，总觉得这个与我同样年轻的城市应该与我有缘。在深大学习期间，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勤工俭学。当时的确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我的妻子就是那时认识的，她是我同学，在学校我们并不熟，在外打工倒成了好朋友。所以我的勤工俭学还收获了爱情。”   ２００５年大学毕业，本来要分配到深圳一所重点中学担任音乐教师的陈金龙，把这一机会让给了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做了一段兼职工作后，陈金龙应聘到大浪街道文体中心，同时兼任深圳中学学生艺术团舞蹈教师。   羊台山艺术团的演员大多是外来青工，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抽时间来排练。“演出的节目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创作的，服装、道具等也是自己动手做的，有的外来工已经有了小孩，但他们不怕辛苦，有时还带着孩子来排练，这些都令我很感动。”   家里的获奖证书已有一大摞。今年玉树地震，他和妻子、好友共同创作了一首《雄起！我的兄弟》的歌曲，上传到网络，引起了很大反响。   人物档案：   陈金龙生于１９８０年６月，毕业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舞蹈编导专业，大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现被借调到大运会开闭幕式部任文艺指导。   李亮亮生于１９８０年１月，曾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大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   唐琼花生于１９８３年８月，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表演系，曾任羊台山艺术团指导老师，现在大浪街道商会工作。   作为一个基层街道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艺团体，大浪街道羊台山青工艺术团拥有团员６０余人，大多为外来青工。艺术团成立后，不仅承担街道重大文艺演出，还经常深入社区、工厂奉献精彩的文化大餐，并多次在全市文艺比赛和文艺汇演中获得大奖。三个８０后青年陈金龙、李亮亮和唐琼花是艺术团的指导老师。
08月23日　337
亚洲中产阶级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消费群体

亚洲开发银行在1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亚洲中产阶级人数迅速“膨胀”，有望超越欧美，成为全球第一消费群体。　　人数增　　亚洲开发银行当天发布报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其中一个章节名为“亚洲中产阶级崛起”。　　按照这份报告的定义，中产阶级是指每日消费2美元至20美元的人。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亚洲中产阶级人数达19亿，占亚洲人口总数的56%。这一比例在1990年仅为21%。　　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人数总和。　　印度中产阶级人数2008年达2.74亿，约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　　按照法新社说法，亚洲中产阶级普遍接受过教育，居住在城市，孩子少，是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的“生力军”，但他们通常摄入食物过量，缺乏锻炼。　　消费涨　　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亚洲消费者2008年消费达4.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同年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西方消费者在经历过去十余年的“借贷消费”热潮后，眼下力求削减个人债务，增加储蓄。这意味着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缩水。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李钟和认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从世界经济萧条中复苏的势头更猛，“将在全球经济结构和复苏中扮演更大角色”。　　“亚洲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购买力正迅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调整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李钟和说，“尽管亚洲中产阶级同西方中产阶级在收入和消费上仍存在很大差距，但其消费总额增长非同寻常，消费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报告说，预计到2030年，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本国人口一半以上。届时，亚洲年消费总额将增至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43%。     存隐忧　　法新社评论，在亚洲中产阶级崛起过程中，购买力“大爆发”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影响相应放大。这一人群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导致环境恶化、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公众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亚洲开发银行在报告中说，亚洲中产阶级在饮食习惯上已向欧美靠拢，摄入更多高热量、高脂肪含量的食品。“今后20至30年，亚洲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 　　报告提醒，亚洲许多新兴中产阶级刚刚跨过贫困线，“立足未稳”。如果遭受战争、重大自然灾害或又一场金融危机侵袭，他们可能会重新跌入贫困人群。　　李钟和说：“很明显，需要一些政策……鼓励创造更多薪水丰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机会以及医疗措施，进而防止他们重回贫困。” 　　报告说，如果各国适当施行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亚洲经济模式今后可从以出口为主导转变成以内需为主导。这意味着亚洲经济对外依存度降低，在面临外界负面因素时抗压能力更强。  
08月20日　31
80后海归很困惑：留学生得罪谁了吗?

 网上一度流行一个描述年轻人生存状态的段子——《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上小学时大学不要钱，上大学时小学不要钱……     澳洲求学归来的杭州人赵楠(化名)，辞掉了干了几个月的银行卡推销员工作，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的“宅男”后，痛定思痛地编写了一段《我们是怎样的一代海归》：     当我们没留学的时候，留学生回国是人才;     当我们去留学的时候，国外“教育产业化”了;     当我们从国外大学毕业，国外闹金融危机了;     当我们成为“海归”的时候，国人说，还真以为从国外回来，就是人才啦……     是海归含金量在急速下滑，还是现今“海归”应该被重新定义了?     海归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掀起新一轮回国浪潮。那时的海归是个令人仰视的名词，标签上都打着“高级”的烙印。     面对记者的采访，赵楠直言不讳地说，他从来不对人说自己是“海归”，也从来不提自己是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在杭州某个银行做了几个月的信用卡推销员之后，他辞职了。     [故事一]     “英语差生”走上留洋路     回国后托遍关系，暂时解决饭碗危机     赵楠当初到澳洲去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他英语很差。     1983年生的赵楠，原来在杭州某大学念传媒专业，大多数课程都能及格，唯独英语，拼了4年竟连三级都过不了，结果毕业没有学位证书。     2005年，父亲就命令他到澳洲去留学。     出国前，他还特意去留学机构参加英语突击班，但效果并不理想。“也只能说澳大利亚那边学校确实比较容易申请，我考得很差，居然也申请到学校了。”赵楠说，那所学校大概只能算“三流”。     有一次，他在餐馆吃饭想喝牛奶，竟想不起“MILK(牛奶)”一词。     在澳洲学了一年的传媒后，他抽空回了次国，发现他学习的知识和国内现状根本不接轨，就业单位也对他的理论不感兴趣。一年半后，他赶紧转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前后3年时间，花了四五十万元，赵楠最大的收获就是游遍澳洲。     去年，赵楠毕业回国了，看看大学同学，3年前已经工作的人，居然有人都已经是单位中层了。     而他不得已当起了某银行的信用卡推销员。没过多久，他自己就觉得落差太大了。     他还是靠着父母的老情面，要去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落脚。     他并不乐意被人当作海归，甚至把此作为一种奚落，女朋友也不想找，“事业爱情都是低谷。”他说。    故事二     月薪一万，我很知足很知足了     本科生放弃4份offer去美国，回来遭遇求职难     “当时觉得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刚好美国又来了全奖通知，所以义无反顾去了美国，没想到硕士毕业后，工作反而比本科毕业时更难找了。”9月初，刚回国的Kevin有些心灰意冷，在美国找工作时刚好赶上了金融危机，“面试一家、倒闭一家”的求职境遇，让他不禁开始想念本科毕业时那4份还算不错的offer。     1982年出生的Kevin 4年前还是浙江大学国贸专业的一名毕业生，跟班上很多同学一样，他一边找工作，一边等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国贸专业，国贸的毕业生每年都是一抓一大把。”Kevin的很多同学都发现工作并不好找，相比之下，Kevin就要幸运得多，就在同班同学还在为“饭碗”焦头烂额时，Kevin手上已经捏了4个offer：“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银行、五矿集团和中大集团。“到底选哪一个呢?”正当Kevin左右为难时，一封来自美国一所大学的全奖通知书，将他的为难一扫而空。     “找工作好像也不是太难，等在美国念完硕士后，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2005年秋天，Kevin扔下让同学羡慕的4个offer，意气风发地去了美国。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美好。     摆在Kevin面前的只剩一条路：回国。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实习签证到期前，Kevin终于拿到了CFA三级证书，国际金融分析师的最高等级。     回国后，Kevin一直待在家里，上上网，投投简历。那段时间，Kevin的MSN头像一直都是暗的，不是他没有上线，而是怕被同学看到后，询问工作的事。“原来本科那些同学，很多在单位已经混得不错了，还有几个已经挤进了中层队伍，难道让我去给他们打下手吗?”回国后，Kevin投简历的一个原则是，不投本科毕业时投过的那些单位，他说，拉不下面子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不甘心，“如果现在再去那些本科毕业时就能去的单位，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岂不是白混了?”     “感觉合适的工作不多，很多岗位还只招应届毕业生，有时候灰心起来，想干脆随便找份工作将就一下算了。”最后，Kevin被老爸老妈“赶”出了家门。 “我爸帮我买好了火车票，让我去上海投简历。”就这样，Kevin捧着简历，到上海的一些期货公司和基金公司，挨家挨户地拜访，“这样没头没脑地送上门去，真怕被人家赶出来，但没办法，总比待在家里等工作强，好在那些HR都还比较客气，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家有回音。”     “海归的简历，招聘方难道不会稍微重视一点的吗，更何况你还有CFA三级证书?”记者很好奇。     “很多HR的桌上都堆着一大叠简历，估计有几百份，他根本不管里面有没有海归，很多都是看也不看就扔掉了……”说到这里，Kevin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10月底，上海的一家私募基金要Kevin去面试。但Kevin却不记得自己向这家公司投过简历。原来，这家私募基金是美国总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而Kevin曾去美国的总公司面试过，老板对他印象很不错，虽然总公司暂时不需要人，但还是向上海分公司的老总推荐了Kevin。     现在，Kevin已经在上海上班了，虽然每月一万的薪酬并不算高，但Kevin还是很知足。
08月20日　145
留过洋的杰出人物

一国之母--宋庆龄　　宋庆龄留学经历：　　1907年由宋庆龄的姨父(清末第一批赴美留学归国的学童之一)带领宋氏三姐妹赴美国留学。　　1908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冬，任孙中山秘书。一代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留学经历：　　1917年9月，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飞世界”，赴日本求学。1919年4月回国。1920年12月，前往欧州，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1924年7月离开法国回国。一代伟人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经历：　　1920年：10月，进入法国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1921年：4月，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轧钢工。月底，辞去工作赴巴黎，进香布朗工厂做工。　　1922年：2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　　1924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地区特派员。6月至9月，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多次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11月，进雷诺汽车厂做钳工。　　1926年：1月，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春，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民主革命家廖仲恺　　廖仲恺留学经历：　　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十大元帅之首--朱德　　朱德留学经历：　　1922年，到德国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学习。在德国三年。1925年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留学经历：　　1913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回国，在北京任《晨钟》总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参与领导“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　　陈独秀留学经历：　　1901年10月，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 1907年春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留学经历：　　1874年11月，作为清政府第三批幼童官费留学美国，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回国，一度从事翻译和税务工作。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詹天佑留学经历：　　1872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先入康州威士哈芬的海滨男生学校、丘芳高级中学学习，后入耶鲁大学雪菲理学院主修土木工程。1881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交通大学。十月成为20名留美公费生之一。　　193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同年秋，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
08月20日　260
细数80后的理财事与消费观

    广州80后年轻人单人拥有信用卡的数量是2.09张，远远高于近期央行支付报告所显示的全国平均水平0.16张。　　持有进取基金投资观热衷多元创业缺乏节约观念　　80后理财面面观　　8月盛夏的各大城市，又一批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告别了青涩的校园生活、踏入了各自的社会工作岗位。“吃饭穿衣，人生大计”，有了第一笔工资收入后，如何理财的问题接踵而至。他们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资产呢？　　理财专家与社会人士观察认为，80后年轻一族的理财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崇尚自我，追求收益，热爱创业，轻视节约；无论消费投资，“我的资金我做主”。　　消费观：　　最会使用信用卡借贷观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80后年轻人在消费方面与前辈有什么根本不同，那就是借贷观念深入人心，使用信用卡的人数比例增大。据民生银行理财专家抽样统计，广州80后年轻人单人拥有信用卡的数量是2.09张，远远高于近期央行支付报告所显示的全国平均水平0.16张，也比北京、上海两地的单人信用卡拥有数量高出了1倍。　　比起其余人群，80后年轻人完全熟悉信用卡功能，习惯利用信用卡提前消费、贷款消费与累计积分。信用卡55天的免息消费期是80后最喜欢的功能。而据银行理财师介绍，80后年轻人虽然习惯借贷消费，信用记录却整体良好，比很多的年长人群的记录都要好很多，估计与其文化素养高、熟悉商业运作规则有关。　　当然，由于成长环境优越、收入水平有限，80后的“月光族”现象确实要比其余人群显著，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其中既有客观原因，据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数据分析，一个需要租赁住房的年轻人在广州市的基本生活成本一般在1800～2500元每月，也就是说，工资收入如没有超过这个数额，再努力节约也是月光族。而作为80后年轻人，也确实缺乏节约观念，崇尚“钱是赚来的，不是省来的”观点；花费在娱乐、旅游、餐饮、购物方面的收入数额庞大，喜爱使用信用卡也是因为热衷消费。　　案例：26岁的小雷是广州某机关单位的公务员，每月税后收入只有4200元，却拥有3张不同银行的信用卡。工作3年，除了取不出来的公积金，小雷基本没有攒到一分钱，每月吃住行、通讯费基本要花2000元，朋友聚餐也至少要花五六百元。此外，每年花在游泳、打网球上的钱又是几千元。　　最近，小雷交了女朋友，每“拍拖”一次，至少是两三百元的花费。小雷的信用卡多，但月底接到银行账单，如超过下月工资的可承受范围，就不得不省吃俭用了。对于未来，小雷也十分茫然，以现在的收入，结婚买房子是不可能的。    投资观：　　热衷高风险投资收益不理想　　80后年轻人的投资观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人，属于典型的积极进取型，热衷股票基金投资，热衷尝试各类理财新产品。而另外一部分人，以城市低收入年轻人为主，由于积累微薄、工作简单，对于投资概念不重视。　　但无论是哪一类80后，据记者了解，投资收益都不理想。对于前一种人，持有激进理财观点者居多，鸡蛋时常放在一个篮子中，炒卖股票等高风险投资产品的人不胜枚举。而恰恰是这几年，股票市场风云跌宕，真正赚到钱的散户数量很少。不少人买基金、黄金，尝试新品种，投资种类之丰富应在各类人群中名列前茅。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很少存银行定期，基本不买国债。　　案例：小龙先生29岁，是广州某大型企业的白领，月收入1万元上下，同龄人中属于偏高水平。由于从事的职业与金融理财相关，平时信息很多，小龙热衷尝试各类理财产品，工作7年以来，国债、基金、股票、外汇、黄金、信托产品、银行理财品都曾买过，整体收益中规中矩，并没比存银行定期好太多。“关键是前两年我买的股票太多了，前后都被套住，有的至今还没有解套，由此拉低了整体收益率。” 　　创业观：　　将创业与个人爱好相结合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叶国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2005年以后，广东省80后创业者的数量急剧增多；到了2010年，协会统计数字显示，80后创业者数量在整体创业者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成为了创业大军中的主导力量。　　比较以往创业者，80后创业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般会将个人兴趣爱好与创业结合起来。一方面，技术起家型创业者、文化产业型创业者数量较多，开办广告设计公司、各类工作室的年轻人数量较多。再者，年轻人深谙时尚文化，开办潮流精品店、服饰店铺的个体案例不胜枚举。　　较之以往创业者清一色的个体户起家模式，80后的创业方法更加多样化，几个年轻人合资合作创业的现象较多，招商借贷创业者也很多，开办公司、代理加盟、网络营销不一而足。　　案例：深圳青年杨小姐1987年出生，今年只有23岁，却已经是深圳市12家哎呀呀饰品商铺的大老板。两年前从学校毕业时，小杨看到师姐们朝九晚五的工薪生活，就觉得：“宁可当个自由的个体户，也不想在写字楼里受压抑。”于是，通过网络搜索，她加盟了广州的知名饰品品牌，用向父母借贷来的钱投资开设了一家饰品店。由于小杨从小就深谙时尚之道，经营如鱼得水，加上选址正确，很快就收回成本，半年时间居然就有了几万元积累。尝到创业甜头后，2009年下半年，小杨用“利滚利”的资金又投资开设了两家饰品店，生意也是节节开花。她的同学与亲戚看到了她的成功，也纷纷出钱与她合作开店，直到今年8月，她所拥有股份的饰品店已经累计到了12家。　　点评：　　减少激进多买定投　　招商银行理财师李春晨认为，每个时代的人群之所以形成了特定的社会观念，主要是因为时代与社会带给他们独特的经历感受；所谓理财观并无对错之分，只有增减概念。反观80后的理财观念，可以肯定并加以保留的是积极进取、多元创业，为了提高人生的整体幸福指数，尽量选择与兴趣爱好相结合的创业之路。　　为了之后的人生有更多的机会，建议80后年轻人学会为自己节约更多的“活钱”，购买基金定投产品不失为一个一箭双雕的选择，既增加了投资收益，也限制了日常开销。最后，进取投资不等于激进投资，激进投资也不等于时时刻刻都要激进，不建议盲目激进投资；对于月收入只有3000～8000元的城市白领年轻人来说，选择进取偏向稳健的投资方式比较合适，投资购买股票或股票型基金的资金最好不要超过整体流动资产的35%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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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拿什么赡养50后？养老金制度受挑战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同时，也引发了老年人如何妥善地被赡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90%以上的80后无法赡养父母　　据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由此，赡养老人，成为了子女重要责任，然而，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网，对1612人(其中独生子女占40.1%）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8.3%的人选择让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附近，就近照顾；43.5%的人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亲自照顾；24.8%的人表示父母在异地居住，定期去探望；7%的人选择由社区配备生活指导员，定期照顾老人；仅有6.9%的人愿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等机构。受访者中，80后占57.3%。     记者进行了随机调查，一位参加工作5年的80后对记者说，“尽管已经参加工作很长时间，但是消费压力很大，没有任何积蓄，目前根本无法赡养父母。”随后，记者又相继采访了多个80后，在受访群体中，99%都确定自己无法赡养自己的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进行资助。此外，一位已为人父母的50后对记者说到，对80后无法赡养50后表示十分的理解，并且表示并没有指望自己的孩子赡养自己，他们更加希望帮助子女的生活过的好一些。        80后赡养的困难　　据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以下简称《银发中国》)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是由于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想象，随着老年人更长寿，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问题。这意味着，80后在赡养老人问题负担逐步加重。      在连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80后称自己无法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主要原因来自三方面：　　一是面临的生活压力过大。一位某地产公司工作3年的张小姐告诉记者，前不久，现在刚生完小孩，但是却是因为经济条件，和老公还在租房住，每月除了缴房租，孩子的开销是一大部分，所以月月财政吃紧，对于父母赡养实在力不从心。　　其次，就是来自工作的压力。面对竞争激烈就业市场，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实属不易，而找到一份高薪水又稳定的工作更加困难，很多80后为了经济独立等现实问题，只能被迫从事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工作。　　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先生给记者透露：每个月收入5000元左右，每月还1500元房贷，全家生活开销控制在1500元，给孩子攒上500元今后上学的费用，朋友、同事的应酬控制在500元，只剩下1000元，再给双方家里各给一些钱，基本上所剩无几。养老金制度受挑战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赡养负担加重。　　“35年前，中国有赡养老人能力的成人与老年人的比率是6比1，但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再过35年，这一比例将锐降为1比2”，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较优的养老金制度对于赡养老人来说无疑至关重要。然而,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一大负担。在我国,光凭征缴养老保险税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养老保险支出，财政每年都必须向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补贴，并且这种补贴还在逐年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        再分配功能是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我国养老金制度虽然实际上是一个现收现付制度，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再分配功能。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由于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走上了一条强化效率弱化公平的道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到2000年已达0.458，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1。中国养老金制度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相反存在逆向补偿的倾向。　　4月20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JohnJHamre，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兼执行总裁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Hamre此行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介绍CSIS历时一年时间完成的研究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中国政府官员和参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该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到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5%；到2030年，这一比例升至24%；到2050年，将有近1亿的中国人口超过80岁。而中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到2050年可能会失去约18%至35%。      谁“替旧制度付账” 　　《银发中国》两位作者RichardJackson和NellHowe提出警告说，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包括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账户。Jackson说，“现收现付制依靠现有劳动力为社会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如果《银发中国》还不是非常富裕，那么届时中国工人的微薄工资将难以支撑一个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 　　个人账户是1997年改革后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养老金的途径，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账户掏钱。”Jackson说，“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没有资金的旧制度付账。” 关于“替旧制度付账”，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博士解释说，按目前的缴费率，私营企业的员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应交工资的24%，“这大大超过了为满足他们将来享受的养老待遇所需要缴纳的费率。实际上是变相让现在的劳动者为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交纳双重养老金。” 80后赡养父母力不从心　　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刘虹，正在和男朋友一起租房住。“现在父母还没退休，身体也还不错。除非我们将来有孩子需要照顾，否则他们也不太愿意过来。” 　　双方父母的健康问题是刘虹最担心的。“父母年纪大了，生个大病怎么办？以前还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现在就夫妻两人，还要工作挣钱。我觉得国家应该完善养老制度，医疗保险能够异地流转，要不然看个病还要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腾？”     80后独生子女在赡养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难？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姚远教授指出，在养老方面，当今社会急缺的资源就是照料资源，一个是日常生活照料，像家政服务一样帮老年人打扫卫生；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时间卧床时，身边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比如带老人出去走走，接触一下社会。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等特点，采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统计，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和分析，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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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新宇：将军不好当很累但必须承担

毛新宇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在天安门留影。　　毛新宇出生于1970年，是毛泽东次子毛岸青之子，是毛泽东唯一的孙子。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和军事科学院，获博士学位，2008年7月，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副军级。　　八一前夕，毛新宇晋升少将，成为中国首位70后少将。近日，早报记者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这也是他晋升少将后首次接受平面媒体专访。在记者眼中，毛新宇非常朴实，没有架子，同时也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采访开始前一定要再看一次采访提纲，细细琢磨后才称：“好的，我清楚了……” 　　（作为领袖的后代，）我没有失去什么。有些东西可能在有些人看来是失去了，但我并不认为。可能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人把经商成功与否、能赚多少钱作为体现人生价值和生活质量好坏的标准。但说老实话，包括我父母这一代，我们都没有把金钱多少作为价值和生活质量好坏的标准。　　要承认一个客观事实　　东方早报：近年来社会对80后、90后的关注度颇高，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律，比如说对80后，一开始总是贬抑占主流，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但经过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大事件，80后又被看作是有担当、有责任心的，现在轮到90后了，上海世博会上很多90后志愿者的事迹非常感人。您对社会对80后、90后这种态度的转变怎么看？　　毛新宇：关于80后、90后这群当代青年人的主体看法，首先必须承认，现在的80后、90后，与我们70后、60后出生的人的想法和观念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以我们家族来讲，我是1970年生人，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如果你要让我结合我的成长经历来讲，由于我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成长的家庭环境又与很多人不一样，那是一个革命家庭、一个领袖家庭。但从总体上看，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进步，现在80后、90后主流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肯定的、不错的。　　东方早报：跟您出生的那个年代有什么不一样呢？　　毛新宇：今天这个时代，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现在是知识经济、科技大爆炸的时代，而且以科技进步为特征，我们正式迈入信息时代。可以说80后、90后，包括我们这些70后，各自都有优缺点。以80后、90后为例，首先要肯定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掌握信息、技术、新知识的能力比较强。缺点我就强调一条，我觉得他们尤其欠缺对党的历史的了解，特别是对共和国历史的了解，希望通过教育，能够在青年一代身上坚持和弘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比如勤俭节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等等。　　东方早报：那您觉得这种“欠缺”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新趋势导致的？　　毛新宇：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原因很复杂。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我也写提案，提出希望我们国家重视对青少年传统革命教育。我觉得教育部门在这方面有这个责任。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变化，作为我们党的光荣历史、优良革命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不能忘记。参军是人生的重大转变　　东方早报：您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这决定了您不可能拥有与普通青年人一样的人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比同龄人特殊的？　　毛新宇：大概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发现自己比同龄的孩子更多地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教育，所以我为什么后来读大学以后很快地就去学党史，又很快地去部队研究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因为我对这些历史是比较熟悉的。　　东方早报：作为红色家庭后代，您对成长、成才有什么感触？　　毛新宇：首先还是我强调的，人生成长发展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信息和网络时代，现在只要你有本事、有才能，社会给你提供的机遇还是很多的。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讲两点：第一，在发展经济的时代，首先自己要有正确的人生信仰。第二，现在的社会发展给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提供很多机遇，一个看你自己能不能抓住机遇，另外，特别要注重对个人道德思想品质的培养，不管将来如何发展，至少要做一个遵守社会公德的、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而不能做犯罪、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事情。　　东方早报：有学者指出，不能让青年失去努力向上的信念…… 　　毛新宇：这对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得有奋斗目标嘛。有些事情要加强引导和教育。有时候学校和家庭都有一个重要职责和义务，教育青少年怎样认识今天的社会现状，首先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另外，当然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贪污腐败等，这就要求正确认识这些社会不良现象。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总体的社会发展是好的，这些不良现象毕竟是少数，这就要靠学校和家庭正确的教育引导、正确的评价。　　东方早报：据说您的人生选择是您母亲给您定的方向，当时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毛新宇：不能说是母亲帮我定的，只能说是母亲启发教育我选择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说老实话，当时大学读历史，我业余时间也学了党史，只不过当时还是一种迷惘的心态，一切只凭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在读大学期间还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学党史和学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我为什么说我那么热爱我的母亲呢，因为她是我人生的导师，是她使我意识到今后应该怎么样成长，走哪条道路，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这才有了我今天的发展。　　东方早报：您那么年轻就成为了少将，当初怎么会又进部队的呢？　　毛新宇：我曾经说过我人生三大里程碑，其中，我觉得成长最快、进步最大的就是入伍参军。当然我不是鼓励、提倡所有青年人都去当兵，但我认为军队确实是一个大学校。我人生最大的转变就发生在参军以后。2000年进军事科学院，入伍参军，读博士。以我这10年的工作学习研究体会，要认识和认清这个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刚才你提到今天怎样引导青年人认识这个社会，我觉得人作为社会动物，人也好，社会也好，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要认清他、识别他很不容易。按辩证法来讲，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只能选择扬长避短。　　东方早报：那么年轻就被授少将衔，今后有什么打算？　　毛新宇：这就是我要表态的，首先，当了军人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变，那么授了我少将，我心里话，这意味着我将把我的后半生全部献给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事业。做上将军，说老实话，可不要单单把它看成荣誉，这可是很大的责任和压力啊。这将军你是不好当的，干好也是不容易的。今后我只能是好好地为军队的发展服务吧。你要重视这么一个现象，这几年，很多高校的学生都愿意当兵了，我觉得这是好现象，至少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可能会慢慢的让更多青年人认识到军人的巨大价值和闪光点。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道路不管怎么选择，一是有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二是要使自己具备丰富的知识，使自己做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人，这样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东方早报：您是后来才入伍参军的？　　毛新宇：我原来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那时我以为这辈子就在这个单位搞党史了，后来到了部队，当时说实话，我从地方干部到军队，一开始不适应，觉得纪律很严，要求很严，不想待，但后来我适应了。这就是我要给青年人的经验：一个人吧，不管你喜欢什么职业，都要尝试各种机会，不要拒绝尝试，要不断体验。尝试完了以后认真思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确实不适合，可以调整，往往我们都是被迫而为的，抵触却不得不去从事，不妨试着接纳它，说不定在你尝试的过程中你的思想就会发生转变，甚至喜欢上它。打算9月参观上海世博　　东方早报：您平时的一言一行，媒体都比较关注您，您会不会觉得很累？因为您必须做得足够好，才能给所有爱您、关心您，以及各种心态的人一个交代…… 　　毛新宇：是很累，确实很累，研究工作很累，平时生活言行等也都有要求。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承担，必须要接受，因为谁让你成为领袖的后代、成长在这个家庭呢？　　东方早报：可这也不是您可以选择的呀？　　毛新宇：是啊，所以我觉得这要分两方面说，一个是别人对我的要求比较高，一个是我自己给自己提的要求也很高。　　东方早报：您觉得出身的特殊性让您失去了什么？　　毛新宇：我觉得没有失去什么。怎么说呢，应该比一般的人作出更多的贡献。说句俗话，有些东西可能在有些人看来是失去了，但是我并不认为。可能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人把经商成功与否、能赚多少钱作为体现人生价值和生活质量好坏的标准。但说老实话，不说从我这一代，包括我父母这一代，我们都没有把金钱多少作为价值和生活质量好坏的标准。　　东方早报：我说的是可以很自由自在到处走走看看…… 　　毛新宇：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失去。其实有点遗憾，由于工作和客观的事情，在亲情方面，有时候跟家里人沟通机会少一些，另外时间支配不可能像一般人那样。作为我来说，别人想象不到我的社会活动之多。社会上很多大学聘请我去给青年学生讲课，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社会责任和业余活动。去，就得对学生负责，得把好的知识奉献给人家，不可以不负责任的。除了讲课，更多的社会活动，比如全国各地纪念红军长征、有关毛主席的纪念活动，你不出席是不行的，我也觉得出席很有意义。其实我觉得参加这些活动，我不仅不抱怨，而且我把这些活动都作为加深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失去的可能是不像一般人可以那么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当然，面临挑战最大的，还是讲课，现在这个时代的学生，他们不满足灌堂式的讲课，他们需要跟你互动，不管你是名人、教授，你给他们讲什么，他们不是就能立刻接受并买账的，他们思想活跃，会提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来挑战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和知识储备，还真回答不了。　　东方早报：平时您都看什么书？　　毛新宇：我跟我爷爷读书兴趣爱好完全一样，看得最多的是哲学书，主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读一点黑格尔、康德，再有就是看我爷爷的哲学。体育运动也遗传我爷爷的，爬山、游泳、走路、打网球，我打网球还行。　　东方早报：您去上海看过世博会了吗？　　毛新宇：还没，打算9月份再去吧。我对上海印象很好，不过上次去还是六七年前了，上海的发展变化很大。我最喜欢东方明珠和浦东新区。
08月19日　381
80后结婚红包看理财

七夕一过，结婚季紧跟着到来。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人，都想在这个甜蜜的季节走进幸福殿堂。自从有媒体报出，冰上伉俪申雪赵宏博将于9月4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冰上婚礼，并出售最高价为1080元的门票，结婚这档子事又再次与钱紧密结合起来，引起关注。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所有新人都希望将自己的婚礼办成一个只赚不亏的“项目”。酒席、婚庆，处处需要花钱，红包、礼品，则需要长期规划。　　结个婚，你到底愿意砸多少钱？往哪里砸？怎么砸？本周，我们联合搜狐女人社区就此展开调查。截至发稿时，有614人参与调查。　　　能裸则裸，最多花5万　　婚宴最值得花钱　　“要问我结婚到底肯花多少钱，我觉得5万元差不多了。这是在平衡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双方家庭的需求之后，得出的结论。”小吕是个80后，虽然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婚礼，但她还是给出了明确的预算额，“但如果只考虑我们俩的需求，裸婚最好。” 　　小吕的想法也许可以代表大部分有结婚打算的年轻人，结婚这件事不再因为“一生仅一次”这个理由而变得隆重无比，能简则简，能裸则裸，迎合了许多80后适婚人群自由、个性、舒适的需求。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53.58%的人认为，结婚花钱总额应控制在5万元以内，保持大众水平就好；19.38%的人认为应尽量简单，裸婚最好。　　那么，大部分人选择的5万元预算，应该怎么花呢？重头放在哪里才是最值得的呢？57.82%的人选择了“酒店和酒席”。去年秋天结婚的阿玲，到现在还经常接到朋友的咨询电话，打听她婚礼酒席的价格，因为全海鲜的酒席让许多来宾享用完之后赞不绝口。“当时我选了我们老家最贵的酒店办了最贵的酒席，2380元一桌，一共22桌，办了两场。这比费用占到所有费用的90%。”阿玲在选酒席的时候也考虑了很久，“选择普通点的可以便宜1/3左右，但从我自己喝过的喜酒来看，大部分菜肴都很普通，甚至不好吃。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从别的地方省钱，花到酒席上。”八百或千元起步　　浙江红包行情较高　　红包是个最值得聊的话题，你会如何包红包呢？调查中，51.95%的人选择了“不管别人怎么包，我都会按照目前红包的普遍行情来包”，45.77%选择了“别人送我多少我回送多少”。 Mandy大学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同寝室的好姐妹都出席了她的婚礼。“那时候大家都刚开始工作，挺‘穷’的，所以大家给我合包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后来，好姐妹们都陆续结婚了。刚开始，Mandy和其他同学还是依照老规矩，只是总额逐渐增多。但最近一两年，姐妹们出席婚礼时都是一对对的，再合包一个红包也说不过去了。“800元一个，那是起码的。关系特别好的，要1000元。”这样算来，Mandy貌似是最“亏”的一个，“但毕竟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同了，而且都拉家带口的，单独包红包也是应该的。在我看来，红包怎么包关键还是看你和对方的关系，以及目前的普遍行情。” 　　那么，目前红包的普遍行情如何呢？调查中，83.06%的人选择了“至少600元”，8.47%的人选择了“至少800元”，还有7.33%的人认为“至少1000元”。而在选择800元和1000元的网友中，来自浙江的网友占到了最大比例。 80后“过来人”说结婚让我们学会理财　　对于大部分新人来说，结婚是他们第一次直接接触那么大数额的钱，从筹备婚礼到处理礼金，处处都蕴藏“挑战”。“我就是从结婚那会开始学会理财的。”去年完成人生大事的添添也算是个“过来人”了，“结婚前，我们两个人对钱没什么概念，想花就花，仅有的三五万存款还是老妈帮我们从工资卡里拿出来存下的。”但当婚礼被搬上议事日程那天起，两个人忽然开始关注每个月的支出和盈余，她说：“一个月能存下2000元，或许就是一桌酒席的价钱。这样想想，处处都该精打细算。” 　　而至于来宾送来的红包礼金如何处理，添添更是向有经验的同学或朋友请教。“我朋友中，有的去旅游，有的存银行，有的买理财产品。大家收到的礼金都挺多的，最多的有十几万，这笔‘收入’比平时的工资可观多了，要好好利用。”添添最后还是决定存银行，当然利用婚假时间好好出去旅游一趟是一定要的。　　调查中，44.3%的人同意添添的观点，认为结婚能锻炼小两口的理财能力，因为结婚是自己的事，要自负盈亏，当然要好好理。43.97%的人则觉得要看个人经济条件、婚礼预算以及能力性格等多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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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新贵：中国四大最年轻的亿万富翁(组图)

 目前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有4人：高燃、李想、戴志康、茅侃侃！2006年5月23日晚10点，在北京东方银座旁的某川味餐馆，Mysee直播网总裁高燃跟泡泡网首席执行官李想、北京康盛创想(北京)公司CEO戴志康、北京爱航工业公司首席架构师茅侃侃聚到了一起高燃、李想和戴志康生于1981年，茅侃侃生于1983年。李想的泡泡网2005年底营收达2000万，利润50%%，按通行的市场收购标准，即以20倍的市盈率来计算，占公司绝对股份的他，身家已过亿。　　去年7月，戴志康已经收到风投给的几百万美金，身家也过了亿。高和茅正处于刚创业阶段。高中生李想放弃高考创亿元身家　5月21日，中关村鼎好电脑城。李想公司内间隔开的每组办公桌之间仅能容一个人通过，坐着的人都在忙碌。　　泡泡网今年规模几经扩展，人数从不到50人到80人，又到100人，目前超过了110人，预计到年底将达到180人。700平方米的空间已经无法容纳，公司的发展也到了需要注意商务形象的阶段。　　李想的泡泡网是一家从事电脑硬件、个人和办公数码产品的信息服务的网站。六年前，在石家庄某中学读高三的李想没有对未来做过多谋划，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不参加高考。　　李想第一次接触电脑在初一，立即着了迷。到了高一，李想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电脑，花了8000多块，并且是按自己要求的配置攒的一台机。当时只能拨号上网，李想的月均上网费用为七八百块，花的都是自己的钱。这个钱是他给计算机专业报刊写稿得的稿费。　　高三，李想搞了“显卡之家”的网站，每天花费7-8小时，更顾不上课程学习。不读书后的第一个月，一个广东老板说要给李想寄推广费，他没当真，结果对方真寄来了6000多块钱。　　当时他还没构思好如何进行网站的商业化运作。到年底，他赚到10万块。　　2000年春节前，李想说服大学毕业后到深圳打工三个月的樊铮回到石家庄，把两个人的网站合到一起，成立泡泡网。2003年底，泡泡网的业务翻了3倍。大学生戴志康发明软件掘起第一桶金    同样生于电脑时代的戴志康比李想早两年接触电脑，小学五年级。戴父是大庆石油学院的博导。在父亲的指引下，他迷上了电脑编程。戴读初二时，市场上有了瑞星防毒软件。经过琢磨，戴发现了其中的技术瑕疵。　　考上哈尔滨工程大学后，戴志康想找点事做，为将来事业发展打基础。一天，很偶然地，戴去到一个电影论坛，发现那里竟然有10万注册用户。他想：如果有一种软件，能在一个社区论坛的服务器上装一个，光一个用户就带来10万人，100个是1000万，1000个就是1亿，这样完全是几何级的发展模式。　　戴决定搞这样的软件，将它命名为Discuz。一年多后，这个软件因为支持用户习惯，迅速为网上用户所接受。　　做了两年后，他意外地收到香港一家公司的报酬，这才发现自己的劳动完全可以转化为实际价值。他准备将产品商业化。　　2004年初，戴怀揣挣到的第一桶金，从哈尔滨跑到北京。他先花七八十万买了间公寓做办公室，便开始注册自己的康盛公司，这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截至2005年，公司销售月均增长50%%。 “小崽儿”茅侃侃一条短信萌发金点子     2005年以前，四个人中年纪最小的茅侃侃也没有闲过，从最初的红旗中文2000公司，到后来的“起劲地折腾”。一系列的跳槽是茅刻意而为，他曾干过技术、销售、管理、包装和推广等工作。由于手快，他负责的工作通常会比别人早完成。　　Majoy的创业点子来源于茅一次出差收到的短信：四川移动通信欢迎您！这条很多人都会收到的短信，使他突然联想起如果将传统的电脑网络游戏或者单机游戏方式挪到现实中，把手机或者PDA之类的移动终端和各种通讯方式的后台技术整合起来，不是能制造另一种更数字化的真人实景游戏方式么？　　返回北京后，茅挨个咨询所认识的人，调研后，他认为将网游搬到现实场地中，由真人扮演角色，通过大量移动终端(PDA和手机)和电子化道具，来掌控游戏是一个既基于传统娱乐形式又突破传统娱乐形式的创新模式。财经记者高燃从报社步入IT界打天下　   1998年，高燃有半年在东莞樟木头的一家厂里打工，那时他是中专毕业。半年后，他考上清华大学时，村里有乡亲激动地评论：“高燃将来肯定能当中央委员！”2003年，阴差阳错地，高燃错过了南方报业集团的最后一轮面试，后来他在《经济观察报》做了财经记者，还被报社评为当年最佳新记者。　　8个月的记者生涯后，大学里对财经、IT一窍不通的高燃纵身到IT界创业了。正是人脉网里的清华校友，帮他现在的公司融入了一笔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一下子身价上了千万。　　后来，高燃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出现了。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在长春参加一个会议时，见着了站一夜火车来递计划书的高燃。蒋锡培投给了高燃100万，高燃的电子商务计划没把这笔投入烧出个所以然。他开始选择另外一些项目，这时清华的同学邓迪琢磨出了P2P流媒体传输技术的应用，可以让一部片子的视频直播成本从7元钱降到7分钱，2005年2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并在6月将各自的公司合并，专做视频直播的Mysee诞生了。　  有钱以后“早晚要买一辆悍马” 　　李想给自己定的年薪是15万，平均每月领。有房、有车后，他基本没什么大项开销。衣服买来买去都是那几个牌子。　　而戴志康早在2004年就有一辆铁灰色的宝马3系。戴说自己买大东西决定快，比如上地那套160平米的房，2004年6月，知道推出后的第一周就买了，花了100多万。他的公司已经3年没分红，虽然给自己定的是2万的月薪，但从没动过。　　茅侃侃不想车的问题，他自己2002年买的赛欧已经半价转手，现在开的是公司的尼桑车。他说一个月8000元的工资，给女朋友买礼物，隔两天两人吃顿比萨饼就成月光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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