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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新悦翔玩具展厅董事长乔献良：小展厅 大世界

  2016年已过半，乔献良在澄海不知不觉已经呆了26年，而且已经落地生根，而他的故乡—河南，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在他离开的这些年里，历经千变万化，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 1990年10月，由于生活所迫，14岁那年乔献良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他跟随着表兄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汕头澄海，人生地不熟，从未出过这么远的门，却不远千里地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很迷茫，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未来。这会是他的人生另一阶段的开始吗? 刚到澄海，一直在寻找着自己可以干的话，对他来说，工作没有高低之分，更何况在当时是一无所知完全懵懂的时候，只要是可以干的活，不管多累，他只想着赚钱就行，他要让家乡的父亲看看，儿子长大了，会赚钱了，可以养家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外地人出门打工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在当时相对来说比较排外的澄海。“放弃吧，回去。”一想到这个念头，他就心有不甘，历经多时，乔献良终于找到一份关于食品行业的工作，他欣喜若狂，以为可以扎根了然而谁不曾有年少轻狂这份工作仅仅做了三个月，因打架闹事被老板辞退乔献良第一次感到心灰意冷他觉得这里好像并不适合他的存在,1991年3月，他选择踏上归家的路。  人生的选择很多不管是对是错只是要自己选择的路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呆在家里的日子心里却一直想着外面的世界他不想就这样呆在当时经济还不发达的老家，还想出去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当年6月份他再次来到澄海。然而，他自己也不曾想到，第二次南下澄海，便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再次回到澄海，乔献良不想再跟之前一样浑浑噩噩地打工他跟着表兄弟开始学自动机操作从生疏到熟练到得心应手这一年下来他学到了很多技术，也慢慢懂得了如何去适应这样的环境如何去处理这里的人际关系。这一年里他改变了许多，回想起当年，乔献良心中不免有些苦涩，也有些喜悦。 1992年的11月，乔献良开始在玩具厂拉货送货，那个年代，玩具生意开始盛行，大多本地人都不愿意去拉货送货这样的苦力活而他偏偏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玩具厂载货，有时一大早出门到凌晨才下班肚子饿了就趁短暂的休息时间随便吃点东西，忙的时候，工作一整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乔献良就这样脚踏实地的干了几个年头后来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和不懈努力,1996年他当上了工厂的管工几年间的摸爬滚打，换来如今的小成就他很是兴奋。然而，初中还未毕业的他面对这样一个职位，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工人的管教问题、工作流程的安排、工作效率以及质量，这些他从未接触过也从没想过当一个管工这么不容易既要让工人服从又能有最优质的货物提供要有质量也要有速度三年的时间他不停摸索着方法一个又一个方式地更换着.入夜有时睡不着了就会想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幸好，这三年的时间并没有让自己失望.  1999年，澄海玩具界也开始盛行一种“玩具业务员”也就是外跑业务推销工厂生产的玩具，在老板安排这个工作之前他对这项业务并不熟悉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也是后来变成了他的一句时常挂嘴边的话“没有去尝试就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也是因为这个尝试，让他有了一个外号—“外省良”,在见客界(业务推销在澄海玩具俗称”见客者”)，一提到这三个字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甚至再到后来很多人. 慢慢地，从”见客人”到2008年担任厂办的小面积样品间管理者开始了新的工作方式外跑的次数少了直接由公司业务员带客户到样品间挑选玩具样品。从初中未毕业到在澄海打工的近十年时间从本地方言不通到能流利对话从对各种习俗不明了到熟知各类客户的风俗习惯慢慢地看到了发展的前程,2010年扩大了小样品间的面积这个样品房面积虽不大但却享有良好的口碑. 凭借自己的努力乔献良于2012年6月份开始创业创造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系列产品在琢磨着产品的创造更新的同时同年的11月份开办了面积为三千多平方米的“悦翔展厅”这个比原来样品房面积大了十来倍的展厅为澄海玩具贸易公司以及玩具厂家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可是当这个展厅开业的时候却面临着很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不够工作软件不顺当最开始自己在外跑业务的时候可以撑着一片天地而如今却因客观存在的问题搞得入夜难眠展厅的工作内容不比工厂的简单它需要注重的更多是关于细节技艺还有工作软件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他来说这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公司的投诉厂家的意见无一不是关键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冥思苦想了许久最终明了关键在两个字“责任”，既然挑起这份开办的责任就要对它负责到底这是一个对外的平台一个链接平台如今在澄海名声打开了就不能让它轻易倒下去凭着这念想去做，带来了不少意外收获，厂家及公司的认可内部有条不紊的管理，让”悦翔”二字在澄海展开，熟悉“悦翔”的人越来越多“悦翔”的规模也越来越大。2014年9月从原来的三千多平方米扩大到现在上万平方米，也随之更名为”新悦翔玩具展厅”，如今在澄海已是数一数二的展厅。如果说它的前身“悦翔”是为“新悦翔”奠定基础，那么，现在“新悦翔”则是对于前身的蜕变在这种种转变的过程，不断吸收精华，愈变愈精彩。“打造行业精英创造美丽人生”，从“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经商”，到带着两代悦翔展厅“立足澄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理念，乔献良以优良的品质保证，实现了新悦翔展厅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乔献良，澄海新悦翔玩具展厅的开创人，从一个初入澄海打工谋生的黄毛小子如今成长为温稳成熟的企业家，这一路走来，有曲折坎坷，也有掌声和收获。最后，乔献良说：请始终记得“我很不错，我很优秀”。

  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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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潮州贤守陈姓的始祖陈宏规

  鳌头陈氏家庙 关心民瘼 陈宏规任潮州知州之后，通过察访民情，了解到有的百姓或有残疾，或贫病交困，或无儿无女，孤寡一身，长期无人过问，流落街头，甚至有倒毙于桥头、韩江堤边者，令人惨不忍睹。有感于此，陈宏规便首倡由州府设立养济院（救济院），以救养鳏寡孤独，医治无靠的贫病百姓。（《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州府》：“养济院，开元寺后之废庵也。庆元丁巳（1197），陈公宏规修辟之，以处道途之病患及废疾无告者。官为置历，给其钱米并疗治之费。”），为了充实经费，他还自掏腰包，捐出私俸。他的这一善举，得到了上级和继任者的赞许，他又创建了安养院，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利民设施。（《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州府·养济院》：“安养院，旧名养济，陈侯宏规修辟之”。）自此之后，潮州的官办救济机构逐步完善，各县也相继设立。当我们在今天回顾潮州的救济事业发展历程时，不得不提陈宏规，他在这方面的举措及他关注民生的爱民理念已永垂史册。 发展邮驿 潮州位于岭南，濒临大海，远离中原，交通不便，古时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陆路邮驿和水路邮驿。由于驿站多在人烟罕到的荒野，易受狂风暴雨侵蚀而倒塌，为此，转运使黄榆于绍熙三年（1192）制定改驿为庵的方案，行文让各州郡营建。（参见《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州府·铺驿》）陈宏规积极响应，除在州城重修专门的“凤水驿”外，更多的是于“五里一亭，十里一驿”即按传统规制需建亭驿之处造庵寺以代官驿。这种庵寺既有宗教功能，僧人平时可从事宗教活动，同时又担负着负责接待官差的任务，寺内设有房舍，政府给予“马具、床榻、荐席、器皿、薪刍（薪柴和牧草）”等，其功能与一般官驿并无不同。《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州府》载：“庆元丙辰（1191），陈公宏规益东岸之洲二，……更‘挹秀’曰‘济川’亭，以止过客，亭之后曰见思庵。”《广济桥史料汇编》记载：“见思庵为驿馆，以止过客者，备疱具、床席、器皿、薪刍之属，以供使用。官给饷田，委僧人看守。宋时制度，在交通孔道，每设庵如此。后世庵为僧尼所有，盖由演变而来。”此即陈宏规以“庵寺代官驿”的具体例证。自此以后，都沿用了这一做法，使潮州与外界的联系得以通畅无阻。 宋末为捍水患，入元随着以庵代驿的制度逐步被废，见思庵被易为神祠——“宁波祠”，祀宁波神，后圮。至明宣德十年知府王源重建，“任人以主祠事，岁时奠献，著为常典，诚欲神阐威灵，妥其水怒，俾桥得以永固而无虞也。”（明·罗亨信《潮郡广济桥宁波神祠记》）至1938年沦为民居。遗址在今韩师校门口。 由于陈宏规的勤政为民，因而受到潮人之敬仰，明·何乔远《闽书》载：“黄自求，字熙叟……嘉定间，知潮州，拨方宜等田于学以养士。潮守之贤者丁允元、陈宏规为最，自求与之齐名。”在南宋时即已崇祀于学宫大成殿左庑的贤守祠中，“盖有功于学者。”（《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州府》）后祠废，入祀名宦祠。 陈宏规后来落籍潮州，是潮安东凤鳌头乡陈姓的始祖。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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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文化

  澳门潮籍青年返乡“寻根”一起感受潮汕文化的魅力

  澳门潮籍青年在学习潮汕剪纸。丁艺丹 摄 8月16日至18日，澳门潮汕文化协会短期培训课程在汕头大学开课，课程以“寻根”为主线，串联潮汕民间歌谣、侨批档案、“过番”文化等内容，通过与潮艺大师学潮艺、与潮剧演员学表演、听潮汕方言“大咖”讲方言、到博物馆感受历史等方式，将潮汕话的学习与文化的体验结合起来，帮助澳门第二代、第三代潮汕籍学员学习潮汕文化，感受乡音乡情，激励他们传承团结、勤劳刻苦的潮汕精神。 澳门潮汕文化协会会长陈维炽介绍，这是该协会第一次与汕头大学合作开办为期3天的短期培训。近日，记者走近这些澳门潮汕籍青年，与其一起感受潮汕文化的魅力。 潮汕籍学员热衷学习家乡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百越的古里人和疍人讲古台语，潮汕老一辈人有称自己的母亲为‘妳’，可以看出古音保留下来的痕迹……”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凡凡一边指着投影仪幕布上的潮汕地图，一边带着来自澳门的学员们追溯潮汕方言的起源和发展。台下的34名学员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上出现的陌生词语组合，饶有兴趣地小声练习发音，一旦碰见自己熟悉的词汇，便一脸骄傲地喊出声来，这样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 “很少有机会能像现在这样了解潮汕方言，虽然在澳门的家里偶尔会讲，但今天学到的东西，比如潮汕方言的历史起源，是平常很难接触到的。”作为澳门第二代潮汕籍青年，何颖霖从小就被父母要求“一定要会说潮汕话”，在遇到同乡时，必须得用家乡话与之交流，偶尔还陪他们观看潮剧。” “学习潮剧表演，动手做剪纸，唱潮汕歌谣，我们都玩得不亦乐乎，”何颖霖说：“其实我每年都跟随父母回乡探亲，但此前很少深入了解潮汕文化。” 林纶旭在谈及自己在培训期间的见闻时，直呼“很惊奇”。作为澳门第三代潮籍青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潮剧这一独属于潮汕地区的剧种，“没想到家乡居然还有这样生动的剧种。课上，老师还手把手地教我们表演。” 林纶旭告诉记者，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澳门潮汕文化协会主办的活动，“之前我加入过一支‘童子军’，到潮州参观湘子桥和韩文公祠。”在他看来，对于出生和生长于澳门的年轻一代来说，有些潮汕文化正在逐渐失去“痕迹”，“我希望在接触更多家乡文化后，能向别人更好地介绍潮汕，将潮汕文化传播出去。” 课程设置讲究高雅与趣味结合 据汕头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杰介绍，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文学院曾举办过相应的体验活动，吸引来自日本、香港等地学生前来参加，有时也有侨胞参与其中。 “把活动对象集中在澳门的潮人后代，推广内容也仅聚焦在潮汕文化方面，这样的活动还是第一次举办。”为期3天的培训活动，文学院为学员们安排了潮汕乡土与潮汕文化、潮剧表演艺术、参观汕头市开埠馆等6项内容，涵盖主题讲座、课堂体验、实地参观等多种学习方式。考虑到有些学员对潮汕地区了解有限，文学院特地安排了潮剧表演、剪纸学习等“接地气”的活动，激发大家的学习乐趣。 “我们希望学员们在培训活动结束后能够学有所成，增长见识，而不是仅仅经历了一次简单的观光旅游。”在杨庆杰看来，高雅的文化品味和学术体验是一所大学应该给予这些澳门侨胞最基本的东西。 回汕交流重在培养文化认同感 “现在旅居澳门的潮汕人数量约有4万—5万，他们平时工作繁忙，有时为了方便沟通，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只讲粤语。”陈维炽认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利于潮汕文化的延续与推广，“文化协会有责任让下一代人认识乡情，关注家乡的发展情况，从而唤起他们的文化认同感，然后以点带面，进一步关注国家发展，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是他们组织这次短期培训的初衷。 “潮汕精神讲究团结、勤劳刻苦，希望学员们能够将它带入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之中，甚至能在下一代中延续。”对于汕头大学文学院设置的课程内容，陈维炽很是赞赏。在他看来，紧凑的进度安排和类型繁多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触潮汕文化，“产生一种我是潮汕人的自豪感。” 为使澳门第二代、第三代潮汕籍年轻人从“根”处开始继承文化，澳门潮汕文化协会以社团为平台，联合众多潮人，每年回到潮汕地区组织交流活动。“澳门的饮食文化具有中西结合的特点，潮汕的烹饪技艺又独具地方特色，因此我们曾经邀请澳门著名的烹饪大师，与我们一同来到潮汕进行厨艺交流。”陈维炽说。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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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学引论》，是一部简明潮汕根源文化史

  《潮商学引论》，是汕大已逝教授隗芾先生的遗作之一，由砚峰文化出版社，于2016年4月首版。 自隗芾先生去世到此书出版，两个月不足，如无潮汕大儒砚峰山人李闻海先生鼎力相助，这么快的出版速度无法想象。 隗芾先生非潮汕人，但来汕超过30年，对潮汕文化有研究，有了解，有认知，遗作《潮商学引论》可以看成是他在汕30年，对这片土地深厚感情的倾注，是认知的高度提炼与总结，价值连城。五月份本地举办了一场哀思会，悼念隗芾先生，我想，其中说饱含的深厚感情，经已超脱一城一地的范畴，试想，一个外地人来到这片土地，兢兢业业30年，为这片土地著书立作，其功德假若不张扬，我们是有愧的，潮汕人知恩感恩之义，在其中尽显。 《潮商学引论》的出版，或许是未来“潮商学”研究的发轫，其所展现潮汕文化沿革淋漓尽致、错落有序，如果想全面、快速了解潮汕文化，可以从这本书入门。   《引论》我至少读了三遍，我个人认为，这更是一部简明潮汕文化史，甚至史稿，但也是因为有这本在前，未来关于“潮商”的探讨会更有意义，用“引论”作为标题，应是符合隗老本意的。   《引论》的阅读让我有机会宏观地思考“潮商”这一命题，并且得到很大的思维触动。   如何界定“潮商”，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以潮汕人为基准来界定，还是以深受潮汕文化影响来界定；是泛指所有从事商业、经营企业的潮汕人，还是可以再行定义，都可以讨论。这个界定不清晰，研究就不清晰。   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精英阶层，他们是区域中生存的优等生，是人文生态中的佼佼者，而潮汕平原上的优等生，多以“商”为标签，从历史上看，潮汕人中虽有出过大官，但并不多（两者的行为模式不同）。   这个地域的真实生存情况，需要族群中的精英份子，以“商”的方式，去求生存、谋发展，只有经过经商行为，才能使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个人财富得到积累，“商”归纳了这个地域精英阶层的文化基因。   潮汕人“商”的核心，是在有限资源中做最大化的利用：多用、妙用、巧用、循环使用，使得个体有限价值最大化，其所衍生出如今潮汕人的经济行为模式，是以此为根源的。这种“商”的价值有别于传统文化中士的价值，是另一套不同的规范体系。 狭义的“潮商”指潮汕商人无疑，但如果讨论“潮商精神”，就不应狭隘指称商人、企业管理者，“潮商精神”，应是基于这片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的优等生生存法则，是有利于在这片土地发展的最优规律，潮商精神，应是这片土地上最精英阶层的思维核心，不止于商，这种“精神”是由历史沿革而来的，体现在文化习俗、典章、社会规范之中，如今仍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不止于商，甚至可以指向优秀的官员、学者、医生、律师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潮商”更应该是对潮汕人最精英群体的概括，他们深受潮汕文化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转化为文化自觉力、实践行为，其文化根源正是潮汕文化。 《引论》对潮汕文化的介绍详尽全面，但这种影响的深刻性的涉及不足，且如若只是界定于商业，所谓“潮商精神”就显得狭隘了。 实则，研究“潮商”，不仅仅是研究这个地域的经济状态、商业形态，而是研究潮汕族群中精英人群的思想内核，研究族群的区域生存法则。这或许才应是李闻海先生提出“潮商学”研究的初衷。  从逻辑上看，潮汕文化衍生潮商精神，潮汕人中迭代精英阶层为潮商，这是整个逻辑的溯源。   只有从这个视角进行思考，我们才能对如今的社会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澈的认知。 潮汕文化是潮商精神的基准，而潮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中又显得有所不同，这皆因潮汕文化作为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中原（主流）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两重妥协，有其丰富的独特性，这种矛盾如何表达，也是需要大量的思考的。 与潮汕平原接壤的梅州地区、海陆丰地区，则完全展现为山区文化特质和海洋文化特质，潮汕的文化特殊性本身是复杂而多元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族群的潮汕人，正因为有海洋文化所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天然的对不确定的管控思维。思想保守，行为冒进，两者之间并不冲突，保守源自于敬畏，冒进是对可见机遇的判断，潮汕平原近代少有知名革命家，而商人辈出，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这么多年来，我们对潮汕文化的研究，停滞不前于实物、旧物，而在对族群经济行为的分析、研究上却缺乏洞见，缺乏对于族群行为趋同性的归纳，而一旦需要我们去审视这个城市、地域的核心价值、文化价值的时候，我们总结不出、归纳不了有助于我们发展的认识，而经济发展的停滞，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研究停滞不前的展现。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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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文化

  练江边，那一方水土一方人|纪录片《江岸人家》

  边，那无处安放的乡愁 很多时候，前行不是走远，而是回归原点，回归初心。 江望，望江。2015年7月起，《南方》杂志十下练江，和读者、观众一起，见证着这条河的爱与愁，情与怨，等待与行动。 当这部小小纪录片的终章呈现在您面前。我们曾经试图理清的逻辑链条，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记录的这条江，却又不只是这条江，那奔流的河水，便是潮人的血脉、潮人的传统、潮人的故乡。  有人“因江而愁”，有人“为江而动”，这一切不甘，这一切前行，唯有原点、初心可以解释：“故土难离”。 于是，在拍摄、制作《江岸人家》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眶常是湿润的。端午时节，那是家的召唤，无数江岸人回到了母亲河身边。而无论端午、中秋，亦或只是一闪念，那在练江边凝结的眷恋，那种奔腾在血液中的思念，何尝不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一种叫做“故乡”的情感。  故乡是具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座老屋或是一棵老树。当那些构成我们最美好认知的东西遗失，我们便是那无根的人。  练江之痛，不止黝黑，不止恶臭，更有浓浓乡愁的无所依归。于是，我们更加明白整治练江的紧迫，更加读懂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定决心：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不要忘记我们从何处来，不要忘记家的模样、家的方向。 端午节临近，在练江边生活了67年的陈师傅，又要开始绘制祭神的“舞袍”。练江依然奔流，而他却在为手艺的无人继承而惆怅。 农历五月初五临近，溪南村的龙船也入水了。只是毗邻的练江已难行船，赛龙夺锦，只能寄望村中河涌。   因水而聚，是当下的场景，也是绵延的历史。上千年前，南下迁徙的中原人便定居在练江边上，同样是水美而居，因水而聚。 聚居练江，这样的故事在潮人的家史中不胜枚举。在铜钵盂镇，兴唐名将郭子仪的后人已逾十余万众。无论练江现状如何，传统依然不能割舍。端午正日，一场龙舟大赛在溪南村照例举行。 赛后的相聚，最值得溪南村的人们珍惜。因为端午节过后，许多年轻人还是要离开村子，踏上异乡打拼之路。 一如练江终归大海，潮人的脚步已遍布世界。而无论他们走了千里万里，最触动他们思绪的，依然是家乡的土、家乡的水。 从对“侨批”的研究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郭小东感慨着潮人对故乡的刻骨依恋。 78岁的陈创义老人回忆父亲，眼眶湿润。陈老的父亲13岁时便去泰国，随身带上一包练江边的水土，把它放在异乡井水里，变成家乡的水。  情感依旧，江河已难复往日。因练江污染，在一些村落，邻江而居的村民只能在支流里划跃龙船；在一些村落，12岁的男孩甚至自出生便不知龙舟模样。练江边，是轻叹，轻叹间，是期盼。我们从何处来？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模样？答案便在生我育我的土地河海，不是练江，亦是故乡。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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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文化

  听，建筑在诉说｜ 广东潮汕碗仔村的百年故事

  村庄四面环山，地处低纬度，濒临南海，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村落建于16世纪末，历史悠久。盐岭古道穿村而过，古石板桥保存完好。 村庄聚落呈碗状分布，建筑沿山坡分布，多为砖瓦石结构，具有山地传统建筑的典型特点。整个村庄山环水绕，自然风光优美。 村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青翠茂密的藤蔓攀援着屋顶，枝条垂在墙壁上，整个村庄宛如古堡一般。 村里的鲈鳗洞桥到沿盐岭径至普惠交界的盐岭亭，有革命烈士翁千刻的“巩固苏维埃政权”等10条石刻标语（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碗仔村处于粤东潮汕地区，位于练江一级支流汤坑溪源头区，隶属普宁下架山镇。是一个以马姓为主的聚居村落，源于陕西扶风县马氏。 碗仔村得名于山体形状。碗仔先民到此定居时，因聚居地前有一长若案几的山丘，乃命名为案仔村。后因聚居地四面环山，呈凹形，状似碗，故依方言谐音改作今名。村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青翠茂密的藤蔓攀援着屋顶，枝条垂在墙壁上，整个村庄宛如古堡一般。 村口的老树历经风雨，逾百年安然伫立，诉说着悠悠往事，如同饱经沧桑的老者，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变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潮汕大地，人杰地灵。作为广东省省级古村落的碗仔，更是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这个仅有近千人口的古村落，走出了由马兴田创立的国内中医药龙头企业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马鸿创立的服装业翘楚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上市企业，以及一批立足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各行各业的诸多英才。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马兴田的倡导下，碗仔人”率先垂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精准扶贫，“碗仔”爱心之风气蔚然。 村庄四面环山，地处低纬度，濒临南海，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村落建于16世纪末，历史悠久。盐岭古道穿村而过，古石板桥保存完好。 村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青翠茂密的藤蔓攀援着屋顶，枝条垂在墙壁上，整个村庄宛如古堡一般。   广东潮汕古村落是潮汕人的精神家园。每一条古村落，都诉说着一个绵延不断的故事。潮汕圈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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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与私人海上贸易的历史过程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100多年间，潮州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围绕着"海盗"问题所开展的种种活动，对后来的潮州社会和人们关于"潮州文化"的理解，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一般说来，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明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法令之间的矛盾，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   实际上，有明一代，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始终未曾停止。就潮州而言，正统年间已有滨海之民"私下海通爪哇"（《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的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又报告说，"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至于到海外以后，利用朝贡机会，"冒滥名色，假为通事"（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六），再回来"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自利"（《明史》卷三二三）者，也是举不胜举。当时的广东地方官员和市舶太监出于稳定地方社会、增加军需供应和贪图贿赂等各种考虑，对这种状况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到正德年间还好似"听其私舶往来交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   嘉靖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广州市舶；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间（1547-1549），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宁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双屿港，上蔬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大获全胜。这一系列时间，正好发生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利结构正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正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抚谭纶所奏："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和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谭襄敏公奏议》卷二）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吉他--海盗，其中又以漳潮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   在双屿港被明朝军队剿毁以后，位于闽粤交界海面的南澳岛，逐渐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南澳岛"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嘉靖《潮州府志》卷一）。这个"幅员三百余里"，距大陆仅10余海里的岛屿，从明初开始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也没有编入里甲、交纳赋税的"编户齐民"，从而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据《东里志》卷一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蔻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蔻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     以南澳为根据地或在这里有较多活动的，包括了嘉靖年间漳潮地区所有的重要海盗集团，其主要人物有许栋、许朝光、、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等。作为有时拥有数万之众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活动的范围已经源源不限于海上走私贸易，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例如，许超光除在南澳修宫室、建敌楼、筑城寨外，也"分遣其党，据牛田、鮀浦诸海口，商贾往来，给票抽份，分曰买水。朝光居大舶中，击断自姿，或严兵设卫，出入城市，忘其为盗也"（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八）。又如，林道乾先在南澳活动，后被明朝招抚，仍继续招兵买马。他设营寨于广澳，泊战船百余艘于靖海港，其党众则分别安置于澄海县各处地方，魏朝义据鮀浦，诸良宝据南洋寨，莫应敷据东湖寨，遥相呼应，一度成为地方官府的心腹大患。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声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等地。林道乾、林等先后在加里曼丹、吕宋等地建立过殖民据点。也有记载说张链和吴平兵败以后到了三佛齐和安南。 在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受大了严重的挑战，"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正如王世贞在其《岭南弭盗案》中素讲的："其始也，海蔻焉而已，山蔻焉而已，今而郊之民蔻也，郭之民蔻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蔻也。"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545-1547）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在编修《潮州府志》时特别指出了当时潮州海患的原因："一曰窝藏。谓滨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则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道，载鱼米互相贸易，以瞻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一不靖，肆抢掠。"       隆庆至万历初年，潮州沿海的治安情况稍有好转。隆庆二年（1568），明王朝接受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万历三年（1575）起，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以水兵3000人专守此地，从而限制了海盗集团的活动，然而，隆庆二年开海禁，实行的是"引票制"，文引之数有限，又限定贩洋的货物与范围，对海上贸易仍然是很大的妨碍。而万历中期以后，南澳也出现了海防废弛的情况，战船裁减，士兵参与走私。结果，万历末年亦寇亦商的海上武装走私活动再度活跃。当时在潮州沿海活动的海盗集团首领包括袁进、李忠、杨六、周三、钟斌、六香、李芝奇等人，其活动一直延续至明代末年。当然，与嘉靖年间相比，这一时期海盗集团的规模、社会影响和活动范围，都显得小一些。 崇祯十三年（1640），原为海盗、后受抚于明朝的郑芝龙就任南澳总兵，4年后升任福建都督，总兵一职由其部将陈豹接任。陈豹任此职几达20年之久。明清鼎革之际，尽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1646）降清，但陈豹管治下的南澳仍然奉晚明正朔，南澳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郑成功多次从这里出发进攻大陆各地。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郑氏武装集团一直是东南海上最实力的控制者，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基本上独揽了通洋之利，南澳也成为其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 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不断扩展贸易、劫掠货物，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康熙元年（1662），由于明郑集团内部矛盾，陈豹降清。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10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界外"，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海盗，是在达濠建寨固守的邱辉。乾隆《潮州府志》称："邱辉受郑经伪札，开府于达濠埠，置渔盐之利。"他还一直与明郑政权统治下的台湾进行贸易，对潮州沿海乡镇也时有骚扰。康熙八年（1669），潮州各地"复界"时，特别规定达濠仍为"界外"。不过，邱辉的所作所为已是百余年来潮州沿海海盗活动的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平达濠，邱辉下海遁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潮州沿海为时100多年的以海盗活动为中心的大规模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活动的社会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内容。与海盗和反海盗的一系列活动相联系，这一时期潮州府的地方政区被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出现了某些军事化的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也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亦有重大的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这些都为有关"海盗"问题研究的深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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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青访谈

  潮宏基集团总裁廖创宾：商业本质需要一颗“匠心”

      近期黄金价格的回暖，让作为国内珠宝行业领军企业的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变得尤为引人关注。而在整个市场消费低迷的大环境下，潮宏基也仍然交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答卷：毛利率提升至历史高点，经营性利润同比增长6.87%，产品结构优化的效果显著，时尚生态圈布局逐渐深化，布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初显。      对于潮宏基总裁廖创宾而言，在中国珠宝行业整体陷入负增长的大背景下，这一业绩的取得颇多不易,但他也始终都能够从困境中看到机遇。“在互联网时代做实业，最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进一步回归商业的本质，即以用户为核心，保持对产品及服务精益求精的‘匠心’，深度挖掘并满足用户需求。只用运用得当，实业积累下来的供应链管理经验、渠道资源、品牌背书等，也都可以乘着互联网的风口，实现更具爆发性的增长。”      以互联网为媒，回归商业本质      南方日报：近几年，珠宝行业的发展并不顺利，您有感觉到压力吗？      廖创宾：近几年中国珠宝行业确实受经济大环境影响较大，如经济增长减速、国际原料价格波动、互联网经济冲击等，对传统珠宝行业形成较大冲击。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中国消费市场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这其中都充满了机会。      除了经济环境之外，另一个对珠宝行业影响更大的因素是：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在改变。一方面，消费者从以往的一味崇尚奢侈品或低价格这两个极端，逐步走向理性消费，对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珠宝消费时，也从优先考虑保值、增值，变为更加看重产品的时尚品味。      环境在变，市场在变，但对潮宏基来说，我们在十年前就认定未来珠宝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设计和服务，也多年保持着引领国内珠宝时尚消费的“领头羊”地位。      南方日报：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实业难做”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那么在您看来，做实业究竟难在哪里？      廖创宾：现阶段做实业难，难在环境变化很快，快得让很多企业都跟不上。变化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下，世界各国经济往来更加频繁，企业不仅仅是站在一国之内竞争，实际上是与全世界的企业在竞争。其次，互联网等工具的应用，使信息流更为通畅，那么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高利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第三，互联网同时还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需求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而一些企业也未能及时适应这些变化。      在我看来，要做好实业还是有机会的，这机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客户建立起更为顺畅、更为紧密的沟通，二是为消费者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而后者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匠精神”。      南方日报：“互联网+”强调了互联网与实业的结合，您对于互联网和实业的关系怎么看？      廖创宾：互联网的本质是对消费者的深度理解与深度联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认清这个本质的基础上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进一步回归商业的本质，即以用户为核心，保持对产品及服务精益求精的“匠心”，深度挖掘及满足用户需求。在互联网经济中，只用运用得当，实业积累下来的供应链管理经验、渠道资源、品牌背书等，也都可以乘着互联网的风口，实现更具爆发性的增长。      具体就潮宏基而言，我们也将顺应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线上和线下资源共享和协调，为消费者提供线上平台的产品浏览、咨询、购买、个性化定制以及预约到店体验等服务，并改变以往坐商模式，延伸打造灵活机动的移动营销顾问终端。      以创新为本，行供给侧改革      南方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写进了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方面，潮宏基有哪些举措？      廖创宾：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就珠宝行业而言，依托纯产品的模式也在受到挑战。从前的“中国大妈抢金潮”一去不返，珠宝消费渐趋理性。同时伴随着国民消费不断升级，珠宝也不再是专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人们购买珠宝的动机也不再是保值或传承，珠宝作为日常时尚配饰的需求被不断放大。      基于这些洞察，从2013年起，我们就邀请来自全球各国家优秀的珠宝设计师、时尚意见领袖、跨界艺术家等成立潮宏基潮流研究室，去研究、预判每一年度的彩金珠宝潮流趋势，并发布中国珠宝界首份也是唯一一份针对彩金珠宝的潮流趋势指南。潮宏基希望通过更具内涵及魅力的珠宝产品来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将“快时尚、轻奢”的品牌核心理念传递给消费者,以更高的性价比让珠宝首饰轻松成为更多女性的日常个性搭配。我们相信这也将逐渐改变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进而影响整个珠宝行业。      南方日报：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创新，对于潮宏基来说，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      廖创宾：二十年前潮宏基成立之初，就是凭借产品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深耕K金珠宝细分市场，得以在当时港资品牌鼎立的竞争环境中得以分一杯羹。如果没有当时坚持的差异化战略，也许我们就没有生存的机会；如果没有在K金珠宝设计与工艺上孜孜不倦的研发与创新，就不会有今天潮宏基在中国时尚K金珠宝市场的领导地位。      也是得益于不断的创新与沉淀，潮宏基的珠宝设计作品也逐渐获得了国际时尚界的认同。在2006年瑞士巴塞尔珠宝及钟表博览会上，潮宏基就以一组名为“紫气东来”的东方原创系列珠宝惊艳了世界，颠覆了当时西方世界认为中国珠宝业只有抄袭没有原创的偏见。近年潮宏基又不断在 “中国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大赛”“HRD比利时安特卫普钻石大赛” 等众多国内外顶级珠宝设计比赛中屡获奖项。      所以对于潮宏基而言，创新是我们得以生存并发展的基石，已经成为品牌必不可缺的DNA，我们也深信，只有不断为消费者创造新的价值才能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专家点评：      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 叶志斌：      供给侧改革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于珠宝行业来说，这既是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中国珠宝行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夯实科技型、制造型和文创型产业基础。目前，珠宝行业正在经历着文化升级、科技升级、精工升级、管理升级和运营升级，同时消费者们也在逐步实现消费意识、消费行为和消费维权等方面的不断升级。人们对珠宝的消费需求正逐渐从纯材料消费向文化消费、品质消费转型。珠宝首饰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其装饰作用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消费者在购买时已不再单纯为了“保值”或“增值”，而是对产品的设计、工艺表现与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多需求。      消费升级也给珠宝文化产业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起步平台。在这一趋势下，潮宏基自2001年开始，主动要求第三方产品质检机构入驻产品源头——潮宏基珠宝首饰生产车间。多年来，在质检机构从源头把关的带动下，这个品牌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企业产品质量内控体系，严格践行国家标准鉴定证书的要求，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灵魂之所在。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潮宏基赢得了消费市场的信心，也赢得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我也相信，未来中国珠宝行业的其他企业也能够落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涌现出更多以质量取胜、以服务领先的民族品牌。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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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青访谈

  陈雁升：将娱乐文化植入互联网思维，成就“星辉”传奇

  陈雁升引领星辉缔造无数个“第一” 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走遍天下、心系故土一直是潮商闻名天下的两大精神特质。走进上市公司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在公司董事长陈雁升的身上，这两种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国内首家将收藏型车模转化为玩具型车模，粤东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A股市场首家跨界并购企业，中国企业首家控股一支欧洲五大顶级联赛足球俱乐部……这些年来，自诩喜欢“第一个吃螃蟹”的陈雁升引领星辉缔造了无数个“第一”，并一手将星辉从最初的玩具生产企业打造为一家致力于打造以优质文化内容为核心，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高科技互动娱乐产业跨界平台公司。但是提到玩具主业，陈雁升却说：“车模是要做一辈子的！”他表示，自己和所有潮商一样，有着很深的根的情结，星辉公司一定会继续扎根汕头，将主业做大做强。 星辉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从事电动玩具车和塑胶玩具的经营。2005年，陈雁升敏锐地捕捉到汽车文化的普及和汽车保有量增加的市场契机，进行产品战略创新，将传统玩具和汽车文化相结合，重点发展车模业务。 作为国内首家将高大上的收藏型车模转化为大众化的玩具型车模的生产企业，星辉车模从一开始就通过获取汽车厂商的车模授权，坚定不移地走品牌路线。“我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品牌消费一定会变成玩具消费的主流。”陈雁升告诉记者，结合品牌时间长了，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品牌。 为了得到知名品牌汽车的车模授权，陈雁升亲自跑到欧洲与几大汽车制造厂谈合作，第一个目标就是德国的宝马公司。在顺利成为第一家拿到宝马公司直接授权的内地企业后，陈雁升又先后拿下阿斯顿马丁、保时捷、通用等知名品牌授权，在玩具消费市场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并一步步将公司发展为国内领先的汽车模型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全球知名品牌授权车模提供商。迄今为止，星辉已经拥有30多个知名品牌车模授权以及宝马公司唯一一个全品牌全球独占性授权；拥有业界最完整的品牌车模生产线，并不断建设完善覆盖全国、辐射海外的高效营销网络，成为国内车模行业的龙头企业。 2010年，星辉车模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粤东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面对当时互联网的崛起和冲击，“行业的天花板在哪里？未来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成为星辉上市后亟需回答的两个问题。 陈雁升告诉记者，上市后他组织公司高管开了两个星期的闭门会，最终提出了“回避—抗争—拥抱”的三步战略。基于规模和业务稳定性的考虑，公司创建了星辉婴童品牌，通过积极拓展休闲娱乐类婴童产品，以产品低龄化战略回避来自互联网的威胁；2012年，公司又再推出自主研发生产的户外运动类产品与互联网抗争。目前，星辉婴童品牌旗下的星辉婴童车模和儿童自行车等产品已经在国内玩具企业中享有盛名，与星辉的“拳头产品”动态车模一起占据线上线下销售榜首，遥遥领先于同类产品。与此同时，公司商标和授权的知名汽车品牌同时出现在产品上，形成了强大的品牌优势，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完善、拓展主业的同时，星辉也在积极谋求产业升级。2011年，陈雁升个人投资了一家手游公司，为星辉跨界“试水”。2013年10月，星辉公司以8.12亿元收购广东天拓资讯科技公司100%的股权，这不仅成就了中国A股市场首家跨界并购案，也标志着星辉正式踏出了拥抱互联网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等信息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快速应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影响越来越深，“互动娱乐”也日益成为主要的娱乐方式。 基于玩具及游戏天然的娱乐属性，2014年，星辉公司正式更名为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并以互动娱乐为发展主线，在多媒介、多渠道和多产品方面全方位布局，先后收购手游开放商畅娱天下、酷果互联网广告平台；并取得金庸、梁羽生和温瑞安等作家相关武侠文学、畅娱天下等IP授权内容为核心的线上、线下跨界营销平台，正式建立以玩具和游戏为载体、内容和营销双重驱动的互动娱乐全产业链模式。 今年初，陈雁升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境外收购欧洲五大顶级联赛足球俱乐部之一的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并成为首家控股一支欧洲五大顶级联赛足球俱乐部的中国企业。截至记者采访时，星辉已经持有西班牙人83%的股份。陈雁升表示，进军体育界，不仅是因为他看好体育产业特别是足球产业，也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控股世界顶级赛事俱乐部，公司可以直接从体育产业的顶层资源“赛事和俱乐部”中直接切入体育产业，进一步拓宽互动娱乐的产业格局，推动游戏、玩具、影视和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目前，星辉对西班牙人俱乐部的收购还在进行中。据陈雁升透露，接下来公司将进一步布局体育产业，构建互动娱乐体育产业的全产业生态圈。 “健康和快乐一直是星辉所致力追求的目标，”陈雁升表示，星辉的企业愿景就是让产品成为给每个家庭带去健康、快乐的领域主流。也正因为此，陈雁升说：“星辉不会放弃玩具主业，车模是要做一辈子的！”他表示，自己一直在谋求将主业做大做强，而汕头绝对是最适合的地方。 陈雁升告诉记者，汕头是很好的玩具产业集群地，产业链配套完整，也是玩具设计、研发、销售人才聚集地，他对于企业扎根本土、持续做强做大信心十足。在陈雁升看来，未来玩具行业的集中度会更高，行业巨头的成长空间也会更大。为了实现“行业引领者”的远期目标，目前星辉正计划在汕头增资扩产，希望通过扩大生产基地规模、加大研发力度、拓宽产品线等举措，将星辉打造成为玩具龙头企业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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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文化

  【潮剧藏品故事】椅帔背后血泪史 华侨拳拳赤子心

  当年陶融儒乐社爱国演出的精美椅帔 埋在村子地下得以幸存 见证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侨的赤子心 在广东潮剧艺术博物馆的橱窗中，一件刺有“星洲陶融儒乐社惠存”字样的精美椅帔被摆放在博物馆的一角。或许参观者会被它栩栩如生的刺绣折服，却不曾知道，这件看似普通的椅帔，却承载着见证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历史的可贵物件。近日，新加坡陶融儒乐社副社长林舜香女士一行来到广东潮剧艺术博物馆，为我们讲述这件椅帔背后的故事。 为抗战筹款演出 椅帔从潮州订制 这件精美的椅帔已经历经将近80年的风霜，可依然华丽耀眼。白色的丝绸在灯光的照耀下依旧闪烁着它原有的光泽，椅背上一只五彩凤凰正展翅腾飞，紫色的芍药花有的含苞欲放，有的热情绽放，环绕四周的花朵绿叶更是把整件椅帔点缀得华丽夺目。   陶融儒乐社成立于1931年，是新加坡老牌的潮剧及潮乐社团。乐社是当年由陈基础、黄汉民、余树良、潘俊芳等18位旅新的潮乐爱好者倡议成立的，目的是让在新加坡的爱好潮乐乡亲可在异国以所钟爱的潮乐陶冶身心，在海外弘扬中华国粹的潮乐艺术。从青年时期便加入乐社的林舜香女士如今已年过花甲，数十年来，她不仅亲眼见证了乐社的蓬勃发展，也在老一辈乐社人的口口相传中得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而承载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正是珍藏在橱窗内的这件椅帔。 新加坡陶融儒乐社捐赠的椅帔承载着一段历史 “这件椅帔是在1937年为抗日筹款演出而订制的，是新加坡乐社中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战前遗物’。”林舜香女士告诉记者，1937年的“七七事变”让身处新加坡的潮籍乡亲倍感愤怒，为了帮国内筹款抗日，乐社决定举行一场大型演出。据介绍，为了让演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与，乐社在演出舞台的布景上做了调整，由当时乐社社长林智千与其兄长、名誉社长林子明联合捐赠，专门从潮州刺绣厂订制了两套刺绣工艺椅帔、桌围用于改变舞台布景。“另外一套椅帔目前存放在我们陶融儒乐社的樟木箱子中。” 华人被日军肃清 乐师献出生命 1937年9月19日，这场以“新加坡陶融儒乐社演剧为祖国难民筹赈会”为主题的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并筹集到一笔不菲的款项捐给国内抗日部队。“当年陶融儒乐社的成员基本都是华侨，大家演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帮国内抗日筹集资金。”据乐社副总务李咏恩女士介绍，尽管远在海外，但爱国华侨们并未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地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可他们对于国内抗日战争的支持，后来却遭到日军报复。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日军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最后日方抓走了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   “现任陶融儒乐社社长杨浩然老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次‘肃清’行动的受害者。”据林女士介绍，当年杨老先生只有12岁，有一天，日军的轰炸机把他家炸塌了，幸亏他和母亲、妹妹在屋子外面逃过一劫。无家可归的杨老先生赶快跑到乐社找父亲，可乐社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几天没有出现了。后来有人告诉杨老先生，他看见其父亲在日军设置的路障前被盘问，随后就被抓上车，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据老人们回忆，当年日军设路障盘查，只要你是一名华人，稍微有文化，还有份职业，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抓上车，绝大多数人被拉去枪毙。”瞬间没了家园又没了父亲下落的杨老先生只好举家逃难到马来西亚投靠亲戚。1945年9月日本投降。杨老先生一家又回到新加坡，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陶融儒乐社打听父亲的下落，可结果是失望的。为了纪念父亲，也因为从小就在乐社长大，杨老先生留在乐社当学徒，成为乐社的一名乐师，而这一呆就是70年光景。 椅帔背后血泪史 华侨拳拳赤子心 林女士回忆说，听老人讲，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传来后，新加坡的华人无不对家乡的亲人牵肠挂肚，纷纷以各种形式筹资筹物。“米、盐、油、糖、面粉等等东西，还有腌制的猪肉，都装在铁桶里一桶桶往国内寄。钱更是不用说，当年的潮汕人大多在新加坡的码头当苦力，但只要积攒点钱就寄回去。”“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完好保留下来的物件也很少了。”李咏恩女士告诉记者，当年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时候，由于对华人的屠杀，新加坡很多乐社出于安全考虑，都把演出的所有东西毁之一炬，成员们也都各自逃命。由于陶融儒乐社公开演出的时间不长，知名度不高，乐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把当年爱国演出的戏服、道具埋在了一个村子的地底下，这才使得这些物证得以保存。随着时间流逝，“重见天日”的戏服道具因破损、腐烂、遗失，早已所剩无几。   “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老物件如果没有人知道它的故事，那么它就成了废物。”李咏恩女士表示，如今乐社不定期开办讲座、办展览，将保存着的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戏服、道具拿出来，为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侨讲述物品背后的故事。为了让这件具有历史价值的椅帔得到妥善的保管并让更多人从它身上了解这段抗日历史，新加坡陶融儒乐社在2010年将它捐赠给广东潮剧艺术博物馆。“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懂得我们海外华人一直不变的拳拳赤子心。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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