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传承】“企二代”与中国企业的未来
摘要：把家族企业从一代人手中延续到另一代人。狭义的企业代际传承只是传承企业本身。更广义的传承还应该包括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比如自立门户时），财富的传承（物质和非物质财富），和人的传承（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的绅士和淑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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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际传承的悖论
法国左派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专著《21世纪的资本》，该书一经出版即引起思想界的震动。这本书指出，在过去300年左右的欧美历史中，资本回报率比社会总产出增长率平均高出2-3%，因此财富（资本）的拥有者将占有社会总产出越来越大的比重，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均将越来越严重。未来社会，个人收入的多寡将越来越由财富继承而非劳动收入所决定。因而出身远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未来社会将是“拼爹”的时代。所以皮凯蒂主张，使用政治制度——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累进资本税，对财富总额征收资本税，提高通货膨胀等等——来抑制贫富分化。
多位诺奖得主认为，这是本世纪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经济著作，具有深远的政策涵义。实际上皮凯蒂这些观点的盛行，是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富集中度的进一步加剧密切相关的。根据瑞士信贷的估计，今天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占据着全球财富的50%。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将抑制穷人消费，直接压抑总需求。该书揭示的资本积累速度(r)大于劳动收入增加速度(g)的历史趋势，被一些学者看作一条资本主义基本定律，也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描绘出一副惨淡的图景。
皮凯蒂研究的是欧美国家最近3个世纪的数据，如果把它放到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其结论会否改变？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可以在更长的周期内来验证皮凯蒂的推断。
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中国在短命的隋王朝之后，结束战乱，进入一个新的全盛时期。当时中国人口共有约200万户，中国的经济体量（GDP）约占全球的1/4左右。据此我们假定中国的财富也占全球1/4左右。在那一年，随便找一户小型的生意人（“十户之资”），即全国财富的20万分之一，世界财富的80万分之一。这样的家族当时比比皆是。我们按照皮凯蒂书中的假设，要求其未来平均每年财富增加速度比世界GDP平均增速高2%。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点，无数个家庭可以轻易的满足这一条件。那么，140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家族该是什么样子？
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家族财富相对于全球总物质产出增长速度每年高出微不足道的2%（r-g），经过1400年的积累，这一家族（包括其开枝散叶形成的很多子家族）所拥有的总财富，将相当于今天全球总财富的一百万倍以上。显然，这样的家族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在过往的1400年中，没有一个家族成功地完成皮凯蒂的条件，即其年平均拥有财富的增速比GDP年均增速高出2%。同样的道理，1400年以后的3516年，如果人类社会还存在的话，也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满足皮凯蒂条件的家庭。看来，皮凯蒂先生是过虑了。
如果真有一个家族财富可以持续地以超过全球总产出的增速增长，那么其迟早会拥有超过整个宇宙的财富。反观世界几千年的历史，这并未出现，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战争革命，一次次地将这些财富家族“打回原形”。一旦失去继续创造新财富的勇气，家族的财富传承往往被不断出现的内忧外患及不肖子孙所打破。中国几千年不间断的文明演进中，更能够精确描绘历史的，似乎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家庭财富年增速超过GDP增速2%”这样一个条件，对于大多数优秀的企业家来说轻而易举。那么为什么在更长的历史周期里它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归根结底，是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出了问题。那么，什么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简而言之，把家族企业从一代人手中延续到另一代人。狭义的企业代际传承只是传承企业本身。更广义的传承还应该包括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比如自立门户时），财富的传承（物质和非物质财富），和人的传承（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的绅士和淑女的教育）。
为何传承以及如何传承？
企业为什么要传承？因为做成一个好的企业，往往需要超过一代人的努力。这包括产品本身的精雕细琢升级换代，品牌的建立培养，商业模式的精心打磨不断改进。无数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愿景是打造百年老店，在自己的领域各领风骚数十年。而这些，仅靠一代人的努力往往是不够的。不管多么强大的人生，最终无法违背“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自然规律。我们在近代华人家族企业历史的研究中看到，像台塑和长荣航空一样的因为企业掌门人突然去世导致企业传承混乱的案例并不鲜见。创始企业家轰然倒下，留下没有准备好的企业和不知所措的家人。
企业传承并不容易。从历史上看，传承不是朝夕之功，而是个“技术活”，需要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结构设计，往往需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准备。正因为传承的不容易，古今中外大量的家族企业往往是一代而终。按照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70%的北美家族企业没有传到第二代，88%的家族企业没有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企业在第四代以后还在经营。相应的，欧洲大约有4%能够传承到第四代。东南亚华人国家的研究揭示，华人家族企业在从第一代向第二代交棒时，其上市公司的市值在五年内平均缩水六成。中国内地的相应研究也初步表明，A股上市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市值平均缩水四成以上。
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传承
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而其中大约3/4的企业在未来10到20年内面临交接班问题。中国民营家族企业接班问题的集中爆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大大的不同于欧美甚至东南亚华人家族的传承。可以说，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正在经历一个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传承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既缺乏成功的经验，也缺乏失败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其中平均年龄为55岁至75岁的中国创业老将们正步入暮年，相当比例已经开始向第二代交棒。与欧美和亚洲很多长寿家族企业相比，中国的家族企业起步较晚，大多数企业的传承属于“创一代”向“企二代”的交棒。企业代际传承往往同时伴随着企业自身商业模式的剧变。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波中国民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成功与否和质量高低，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30年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而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升级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传统的商业模式产生很大的挑战。大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本身处于转型升级过程，第一代企业家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往往力不从心，而第二代的企业领导人，虽然对于新的理念和资本市场有较好的把握，但是经验不足。两代人在接班过程中，因为理念的冲突和交流的不畅，接班问题十分尖锐。很多第二代对于接班极为恐惧和迷茫。
中国家族企业领袖中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传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积极地准备着。在对中国最成功企业家进行的多次调查中，接班问题是企业家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在企业调研中，一位一代的企业家指着他（已经非常优秀）的接班人说，“不管我做了多大的企业，赚了多少钱，最终决定我人生成功程度的，是我的孩子是否能比我更加出色。”
相对于欧美的家族企业传承，甚至相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家族传承，中国内地家族企业现阶段的传承有很多显著的特点。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特质化的东西，是合理传承方案的基础。
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族群，传统的华人家庭往往更看重家族的整体利益和家族的延续。在家族的内部有一个积累和上升的过程。很多上一辈的企业家愿意在自己这一代省吃俭用，忍辱负重，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成就更大的事业。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会更倾向于将企业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生代的企业家的观念会有所不同，更加不介意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出售企业资产。
在中国乃至于在整个亚洲，家族企业掌门人往往是男性而非女性家长。在同一家族中，男性和女性的后代成员经常不享有同样的继承权。长子和长孙在很多的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中往往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家族晚辈往往在长辈面前避谈传承问题，更不想讨论将来如何分家，因为这些听起来都好像是对长辈的不敬。反过来，家族企业现有掌门人浓重的责任感，往往使得他们希望执掌企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往往过迟推进开展对家族企业的身后之事的安排。而这往往使得下一辈是在长辈突然过世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对于接掌企业准备不足。
此外，亚洲国家普遍对于软性资产（如关系人脉，企业家的个人魅力）高度重视，认为其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现代公司治理原则和企业规范化。很多企业处在一种高度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状态。但这种软性资产即便在家族之内往往也是很难传承的。
同时，中国商业诚信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互相提防猜忌。另外，一代企业家长期使用的老臣子，往往在经营理念上和二代企业家大不相同，有可能使得二代企业家在接掌企业以后很难压得住，除非二代企业家已经在企业中长期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这种第一代非家族企业高管和第二代家族领导人之间的观念理念冲突，有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制约传承以后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相对不发达，可能导致二代企业家接手以后短期之内无人可用，难以快速形成自己的“班子”。
中国资本市场，包括兼并收购市场的不发达，使得企业在转手过程中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很多规模不够大的家族企业很难卖掉，或者是即使卖掉以后也很难维持和提升价值。这反过来会倒逼很多本来不应该继续在家族内传承的企业，不得不维持在家族内的传承和延续。
由于过去30年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量的第一代企业家往往只有一个直系的成年子女。而他们的子侄辈的可挑选范围，也比大家族时代大大变小。这带来的意外的好处是部分解决了夺嫡问题。但是其带来的坏处也非常明显。以往在一个家庭内或者在一个大家族之中，往往能选出几个性向和志趣与未来企业经营方向比较一致的后代，并且可以在长期的考验中逐渐精选磨合。今天较小的家庭人口结构，使得很多企二代不情不愿地走上了接班的岗位。这也要求中国当代的企业家们要有更加清醒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传承：相比自己当年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万里挑一成为企业的领导者，自己在家族内的继承人的选择上往往是一里挑一。如果仍然用极其挑剔的标准要求，很可能只会徒增自己的失望和烦恼。
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信托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水平相对低下，未来可能对于家族财富的保存形成比较大的冲击。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不重视理财和信托机制的设计。至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的家族企业本身就是超级有效的理财工具，过去往往带来远高于资本市场的回报。另外，第一代家族企业家的风险承受能力最强，全球皆如此。这部分来自于这批企业家自身高超能力带来的高度自信，同时他们也是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和幸运儿。但是，未来随着家族企业创造财富的速度减弱，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企业经营模式改变，风险有所加强。寻找一个更加稳健的家族财富保值增值手段，是很多家族企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其不然，一代或几代人辛苦积累的财富，可能因为经营失败加上理财不善而极大损失甚至打回原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著名的美国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经典名言。“投资的第一条原则是永远不要亏钱，第二条原则是永远记住第一条。”巴菲特所掌控的伯克希尔公司从1965年他接管到2009年，每股净值增长了4341倍，年均复利增长20.3%，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只增长54.3倍，年均复利9.3%。但是，即便在投资中取得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他对高科技和新概念的股票仍坚持不熟不做。在谈到投资心得时他说：“那些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的产业，尽管可能会提供巨大的成功机会，但是它排除了我们寻找的确定性。”这一评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江湖越老，胆子越小”的心态。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当财富上升到一定规模之后，财富的保障和代际传承优先于财富的继续快速增值。
“基业长青”可能吗？
中国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2000多年以前的先贤更是提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其实不同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苏格兰谚语：“父亲买、子修建、孙儿卖，重孙街上当乞丐。”而德国人则用三个词“创造，继承，毁灭”来代表三代人的命运。
但是事实上，历史实践不断地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日本最长久的企业金刚组以寺庙的修理为主业，存活了1400年以上。犹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家族传承历史极为久远。在欧洲和北美很多著名的家族，从洛克菲勒家族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几代甚至十几代以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另外，东南亚的华人家族也不断地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世界范围来看，最成功的家族企业反而最能长久的传承：在全球营收最高的500家家族企业中，有44%的企业由第四代及更靠后的接班人所有，而在所有家族企业中，这个比例仅为不到5%。当然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是，伟大的企业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退一步来说，如果企业的传承终将被打破，甚至财富的传承也无法永续，那还有什么可以更恒久传承的？林则徐的家训说：“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能，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不孝，且长其恶。”培养人比培养企业更加耗时间，也更能够经久流存。英国早已有说法：“两百年培养一名贵族。”这里的“贵族”（nobleman)，是指高尚的人，是集智信仁勇严等品质于一体的人，而不是指身份。中国古代的智慧是：“耕读传家躬行久，诗书继世雅韵长”。德行和智慧，比财富和权力的传承更加恒久。
“企二代”与中国企业的未来
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在接下去的20年内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和传承有关的资本市场活动，包括兼并重组。我们可以预期到大量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元气大伤，甚至灰飞烟灭。但是，最优秀的一批企业会在这一过程中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传承”将是创一代和企二代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一代企业家，一方面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创造比自己当年更愉快的成长过程，但是又总是感叹自己的孩子是成长于温室中的花朵。第二代身上当然有很多的不足：吃过的苦不多，性格不像第一代坚毅，也难免会有一些浮夸子弟和“坑爹一族”。但是我们也接触到非常多的优秀的年轻企业家，很多人不愿靠着父辈的余荫吃喝玩乐，昏昏噩噩。甚至很多优秀的二代不希望在事业上躺在父辈的阴影之下，而是愿意独立地证明自己，并且在摸爬滚打过程中把自己锻炼出来。
我所接触的企二代中不乏佼佼者。他们有父母强大的基因，从小受过系统的商业熏陶。他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代人。他们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无论在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比父辈们更平衡全面。他们理念更新，更愿意接受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对于利用资本市场迅速实现企业扩张，但是缺乏历练。他们很多人更乐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在父辈们眼中，很多二代企业家可能进取心不足。但是“让后代可以衣食无忧”不也正是当年父辈辛苦创业的初衷之一吗？
在长期研究全球企业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开始严肃的思考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笔者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深感这两所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大学里沉淀了很多世界企业代际传承的经验和智慧。这两所学校分别是英语国家里最古老的大学和北美洲最古老的大学。美欧很多最优秀的家族，一代一代地把他们最优秀的子弟都送到这两所大学，使得他们对于研究世界范围的家族企业发展历程具有深厚的底蕴。他们也是最为与时俱进的大学，时至今日，其学术综合影响力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美国以外的世界排名第一。而今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长期以来一直把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作为自己的最核心的研究对象。我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经验和启示。由此我们深感，集合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三所最为精英的大学，最深厚的学术资源，探索未来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和发展之道，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
未来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只有一路的高歌猛进，也会有残酷的厮杀。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伴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起走过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上的风风雨雨。我们也希望通过跟家族企业未来长期深入的合作，一起去实践，启发未来的中国的民营和家族企业。陪伴家族企业走向明天更大的辉煌。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三校合作华人家族企业领导与变革课程联席学术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05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