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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生意:犹太人坚守的格言

      摘要:犹太人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他们的成功让他们操纵着世界经济的杠杆,集世界财富于一身。下面与您分享的是犹太人谈判桌上坚守的两大谈生意的格言。    犹太人被称为是全世界的第一商人。数百年来,不断地有人对犹太人的经商之道进行研究,意图找出犹太人成功经商的秘诀。那么,犹太人经常究竟有何秘诀呢?在商务谈判桌上,犹太人谈生意都有哪些特征?下面与您分享的是犹太人谈判桌上坚守的两大谈生意的格言。   这两大格言分别是:   格言一:不浪费时间   他们认为时间也是商品,时间就是金钱。在进行生意谈判前,必须预约“几日几时起,谈多长时间”。犹太人认为拖延时间是最可耻的事。对犹太人来说,浪费时间就等里于浪费他们保险柜的金钱。他们在工作时间不欢迎来客,就怕耽误了时间。   格言二:不积怨仇   犹太人一坐到谈判桌上,总是摆出一副笑脸。一旦进行的谈判,进展却非常缓慢,因为犹太人对金钱得失,细心得让人厌烦,一分一厘都要与你争个面红耳赤,第一天一般都是吵架告终。犹太人跟你吵过的第二天,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般,仍然摆出一副坦诚的姿态,主动向你微笑问好,但当你强忍不快,心情难以平静时,你已经接受了犹太人期待的条件。   犹太人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他们的成功让他们操纵着世界经济的杠杆,集世界财富于一身。 

    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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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CL十年国际化总结:我快变成金刚石了

    我先讲讲《鹰的重生》这本书,它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我们公司三十年发展的历史,TCL这十年国际化的总结,我都写进去了,肯定有成功和收获,也有教训和代价,简单来讲,我们付出的成本代价比原来预计的要高。 这本书是我们请吴晓波和蓝狮子写的,从筹办到出版历时两年。一是希望让企业的一些经验、做法在公司内部梳理清楚,传承下去,同时能够对一些教训作些总结;二是我们企业现在规模比较大,预计去年销售已经超过600亿。TCL是一个做终端产品的企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发行,让我们的用户、投资者或者潜在的用户、潜在的投资者对我们公司有更客观的了解。 假定有不可预见的负面 我们当时对并购的准备现在看起来是不够充分,过度自信的。当时并购的时候,我可以在资本市场做融资,因为资本市场是看好的,香港资本市场很规范,二次融资比较容易,不像国内还需要证监会审核,那里就是按照技术标准来考虑,如果符合它的规则,就可以给你再融资。当时因为对自身能力比较自信,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而是用银行借款的方式。 实际上,这种方式导致,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腾挪空间太小,借钱也有很大的负担,也有很多条件,我们没有想得更充分,通过股权融资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当时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合作伙伴,特别是国外大的并购基金一起来做这个事儿,这样也可以降低自身的风险。因为这种大的并购基金,像联想当时找了PVG合作,他们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帮企业降低风险,减少并购成本代价,以后要做跨国并购的企业,这方面应该多想想。你预计要发生的问题几乎全发生了,一定也会发生你预想不到的问题,你准备的时候尽量充分一些,留一点预备队,一定要有一些资源准备应对不可预见的因素,一定要假定有不可预见的负面因素发生。 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并购之前的二十多年,我们企业没有亏损过,对自己管理能力有点自信,跨国并购和自身企业发展经历对企业能力、要求有很大的差异。做并购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做好充分准备。如果讲经验,要有坚韧的精神,一定要有信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还是有办法的。 三十年面临的压力,我每天工作几乎都有一些挑战,现在压的多了,很难分清哪个最大,压力下也要一样一样事情做好,而且还有一帮兄弟在一起,这几年我心态比较平和,没有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鹰的重生之后,发现我快变成金刚石了,不怕压了。 在海外站住脚 TCL做了跨国并购,走到今天我认为是成功的,TCL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当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之一,成功的标志有几个,当年我们并购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业务,经过几年,我们手机业务取得了完全的成功。2007年我们并购阿尔卡特业务,正值中国手机产业面临重大的重组和洗牌,主要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对国内刚刚崛起的手机企业大规模的围剿和打压。2001年我们加入WTO,2003年我们加入了ITA协议,ITA协议规定了手机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关税是零,入世之后手机产业受到影响最大,电脑也是。但是,之前电脑发展时间比手机要长,国内积累起来的竞争优势相对比较明显,而手机当时并没有积累多少优势,这个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国内手机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回头来看,当年和TCL通讯一起拿到手机牌照的第一批12家企业,现在就是TCL通讯一家硕果仅存,现在活跃在市场上的手机企业都是后来拿到牌照的。2004年国内手机明显下滑,借着山寨手机特别便宜,他们增值税都不交的。这两年才开始,TCL、华为、中兴、联想、酷派重新再上来。 我们通过并购首先在海外市场站住脚,我们当时并购的时候,TCL产量1100万台,阿尔卡特是700万台,我们并购以后在欧洲和美洲市场取得了成功,我们去年销售4400万台主要在欧洲和美洲销售,这两个市场主要客户都是大的营运商。通过并购达到了原先的目的,提高了我们产品的技术能力,我们通过并购阿尔卡特拿到手机核心专利,在相当长的时间,直到现在也是手机终端产品在海外主流市场能够以自己品牌销售量最多的企业,因为我们有核心专利,这是由于我们并购形成的,后来我们自己积累了一部分。另外我们在这两个市场和渠道站住了脚。 我们去年4400万,市场盈利也是很大的,从局部创新到核心能力的提高,靠我们国际化,全球市场支撑,取得了成果,但是国内市场还没有达到我们最高的水平,希望在2012年能够改变这个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并购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对阿尔卡特手机的并购,我相信TCL通讯很可能在过去几年调整当中撑不下去了,现在我们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还成为全球手机产业主要的赢家。 彩电是比较复杂,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海外市场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是成功的,通过并购,TCL作为中国彩电企业第一品牌,市场份额第一,通过并购,我们在中国彩电企业当中率先建立起液晶模组的生产能力,去年又建立起华星光电的液晶面板项目,这些能力的搭建都对我们未来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当然今天TCL彩电盈利能力和国际领先企业比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好的竞争位置上。我可以大胆地断言,未来在全球彩电产业当中,中国企业将会更多地取代现在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中国和韩国企业将会成为全球彩电产业主要的竞争国家。 当年我们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形成一个全球业务架构。我们和其他中国同行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国内市场牢牢守住我们基本面,但是我们在中国企业当中海外销量是最大的。并购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了机会,虽然在这当中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比预期的要大,但是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企业经营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在这一轮竞争当中生存下来了,站住了脚,有一个好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年两个国际跨国并购基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在彩电方面我们付出成本代价比预期要大,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态势,未来很多机会,手机并购也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正在向一个新的目标,成为全球手机产业主要的厂家。 鹰的重生的过程已经实现了,我们海外销售比例占整个销售比例大约40%,在中国黑电企业当中也是最高的,总体来讲海外业务盈利和销售比例也差不多,差不多也有40%盈利贡献是来自海外业务。从这个意义来讲,TCL从一个中国企业变成一个国际化企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面板业已两年无投资案 接下来说说华星光电项目。面板行业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新的投资案,这就代表不管是韩国的厂商,还是台湾的厂商,都不会在近期进行新的产能扩充。 2012年的经济形势好与不好,对华星光电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项目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带给集团太大的负担,充当多媒体的合作伙伴,开拓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华星光电在明年预算掌控方面就是要节省资源,节省开支,尽可能让成本下降,从设计成本上面也用一些新的技术,使得成本下降。 当然现在景气不好,看谁有办法在景气低谷的时候走下去,我们客户开拓非常积极,除了国外,国内客户也在加紧导入华星的产品,华星除了质量的保证,还有税收的优惠,国内厂家使用华星的屏会有好处。 2011年整个行业亏损,是液晶面板全球都最不景气的时期。 主要原因就是欧美经济需求放缓。前两年经济好的时候,产业投资集中,特别是韩国和台湾企业,为了争当第一,他们砸进去很多钱,而这个产能释放是从2011年开始,到2012年释放出来,而现在又适逢需求下降。新兴国家中的投资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停了,供求方面从今年底会有恢复。 华星光电会在年底的时候达产,希望到时候市场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定的目标是在全球产业五六个厂商当中竞争能力中位数以上,加上国内政策支持的帮助,我相信能够走出来的。 我们投资华星光电,跟当年走出去、国际化的感觉有点相像,企业知道会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也知道这是短期的阵痛,因为发展是有周期的,最后还是趋于平衡的,全球彩电需求未来还是增长的,中国的需求也是增长的,它最终还是要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投资的时候也做过最坏的预想,怎么去克服,除了行业景气的恢复,更重要的是自身相对竞争力的提高。另外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符合中国产业发展政策,中国政府到地方政府对这个产业发展都有相应的支持,我相信凭借中国目前经济的力量和中国市场需求增长,华星包括国内的面板企业应该比国外企业更加有机会克服目前的竞争。 有人问液晶面板的进口关税会不会取消,据我们了解,可能不会,我们关税水平比周边国家都要低,只有3%,从WTO原则和各国现在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关税水平都还有一个上调的空间。 2012谨慎乐观 我在书中提到这句话:“打落牙齿,和血吞之。”这是说中国人坚毅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代表,如果说我对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比较多的,就是曾国藩,他的经历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来完成一个事情,有坚定的信念、追求和使命,一种坚韧不拔的责任和精神,实现了他的目标。TCL在过去十年国际化转型当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会用一些历史上成功值得敬仰的人物精神来激励自己,也会和公司董事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今年的国际经济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大的形势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由于欧美经济危机没有完全摆脱,所以对国内企业、国内的经济在2012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今年一开局就是连跌两天,这也是全球罕见的。美国和欧洲今年不会有太好的表现,欧洲已经比较深地陷入危机当中,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太容易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美国经济效率是很高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按道理应该比欧洲比较快地摆脱危机,但是美国目前有它的问题,负债率太高,在政府金融货币方面采取的措施比较有限,全球经济指望欧洲和美国作为一个拉动在今年不太现实。今年在海外业务更多的希望是新兴国家市场,但具体业务不一样,像彩电在欧洲方面更能够发力还是有期待。 国内的经济,我是谨慎乐观,这两年国内市场销售水平超过GDP增长,预计今年GDP增长是8.5%到9%,我本人也同意这个判断,但是市场销售应该是双位数的,使得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蛋糕增长里面争取多分一点。另外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因为中国邮轮饕窍巡返闹圃欤艺飧隽煊蚣负跛胁刀际怯泄┕谇蟮南窒螅庵智榭鱿露允肿钪饕氖亲约海绾胃焯嵘约旱木赫Γ涂梢栽诰赫星勒几蟮姆荻睿筒灰谕谐∮幸桓鐾蝗坏暮茫么蠹胰兆佣己霉飧銎谕惶质担故翘岣咦约壕赫Γ崾怯械模腔岣凶急傅娜恕 国内市场有双位数的增长,蛋糕还是很大,你能够在增加这份蛋糕里面切大点就是你的机会。海外欧洲、美国要盯住机会,新兴市场还是有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对今年销售规模的增加还是在预算中给到一个进取的预算。 (本报记者 闫威 采访整理) 

    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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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钟廷森:中马加强相互投资的时机已到

    钟廷森,马来西亚有名的“钢铁大王”和“百货大王”,也是马来西亚国家工商会副会长、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不久前他来到南宁出席了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在会期举行的中国-东盟商会领袖论坛上,钟廷森充分肯定了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来双边贸易突飞猛进所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近年来中马两国互利合作快速发展,双向投资日趋活跃,他认为“现在正是双方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相互投资的好机会。” 中国对马投资效果显现  钟廷森说,20年来,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突飞猛进,去年的贸易额高达3000亿美元,规模等于20年前的37倍。过去主要是东盟国家对中国投资,但是这几年,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对东盟投资明显加大,到目前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已达130亿美元,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另外,中国在2009年宣布向东盟提供15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并设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基金,这对促进中国和东盟互利合作来说意义重大。  他认为,中马两国互利合作不仅发展迅速,而且领域不断拓宽。近10年,双边贸易额增长近8倍,2010年达到74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已是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马双向投资日趋活跃,目前总金额已突破60亿美元,中方企业在马来西亚参与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合作已初见成效。两国金融合作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的前列,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两国央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第一个本币互换协议,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廷森着重从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等领域来谈了中国如何深化与东盟的合作。他说,这20年来中国在以上领域有显著的突破和成长。例如汽车工业,中国的民用汽车数量已将近1亿辆,东盟国家的这个数字也不小。过去东盟大部分是依靠与欧美、日本合作,用外国的发动机。他建议,中国与东盟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开发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车种,自己的发动机。主要的开发重心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科研能力先进,但可以根据东盟各国的情况,在各国设立一些分支的科研中心,帮助他们培养人才。而且中国和东盟各自生产不同的零部件,互相分工,互相支援,那么,中国和东盟区域就可以变成一个生产低廉、开发成本分摊、零部件统一的市场,这样民众就可以用上更便宜的汽车。  在航空工业和重型设备方面。现在全世界的大型客机都是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他认为中国可以联合印度、巴西和东盟各国共同开发大型客机,以中国目前的空航天技术是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要联合各国共同生产各种零部件,在一些较先进的国家设立分支研究中心,大家共同研究,共同生产,那么,新兴国家作为新的最大客机市场,就有望与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平起平坐。另外,这几年中国的重型设备都发展得非常快,例如三一重工、徐州重工,这些设备对东南亚的发展非常重要。他希望中国的这些企业,在东盟国家不仅设立销售处,还能投资设立一些生产工厂,这样可以加大合作,并增加当地收入。  钟廷森说,中国可以在资源共享、人力培训等方面,加大对东盟的合作和支持,多在东盟设立生产基地,这样可以增加东盟10国近6亿人口的购买力,使东盟减少对欧美的依赖,更拉近中国和东盟的友好关系。 两国相互投资的领跑者  在与中国的投资合作上,钟廷森自己就是在马来西亚企业家中的领跑者。  钟廷森是金狮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他在东南亚华人圈里一直比较低调,只是因其显赫业绩而扬名。他的集团主要业务涉及钢铁、车辆、轮胎、零售业及房地产,同时拥有10家上市公司。他在大陆有众多投资,包括著名的百盛百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钟廷森就意识到,中国的人口那么多,投资服务业一定会有巨大的潜力。“坦白说,如果那时我的钢铁要进入中国,竞争起来毫不占优势,但在服务业方面,我们却大有可为,因为那时中国的服务业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在北京和上海,钟廷森看到了服务业在中国的希望。1993年金狮集团进入中国,在北京建立了百盛百货。在北京取得成功以后,百盛开始迅速地在国内“复制”成功的样板,在随后的几年内,广州、沈阳、青岛等地先后投资成功地建起百盛百货店。  在中国投资的成功,让钟廷森更积极地推动中马之间的贸易便利化。金融危机之后,他提出建议,马来西亚企业与中国进行商贸交易时,可直接以人民币作为货币结算单位。他认为,金融危机导致很多进口商受到影响,美元不稳定使进口商成本增加;在与中国商人交易时,必须先将马币兑换成美元,完成交易后,又将美元兑换成马币,而如果直接采用人民币交易,就免除了很多麻烦,有利于降低风险。  钟廷森还建议,希望中国在自己进步的同时,也能更多地帮助东盟各国成长,把中国和东盟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同市场,大家互相支援、互相供应。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以后,很多产品就可以自由出入各国,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贸易额可以增加,但东盟国家的某些行业产品没办法与中国竞争,导致一些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境地。中国为解决这方面问题曾有过很好的范例,例如,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第二年纺织业和成衣业一下就走向全世界,同行业竞争加剧。为改善这一状况,中国采取措施,控制了纺织业和成衣业的增长,让各国的同行业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希望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起共同努力,让东盟各国与中国的相关产业都能够良性竞争,实现共赢。

    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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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林辉:突破困境是成功

     广东商人是出了名的“忙”,为了创业,为了发财,四处奔波,吃苦耐劳。他们在经商方面极有天赋,甚至有中国“犹太人”之称。日前,四川省广东商会会长丁林辉接受了人民网四川财经频道的专访,在他身上,就能看到广东商人的缩影。 心思细腻是成功的关键 丁林辉会长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商人,他从幼年开始在生活以及商场上所经历的大风大浪并没有表露于外表。与人们印象中普遍的商人形象不同,丁林辉体型稍显消瘦,1米7几的个头,时尚的打扮,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位艺术圈的绅士。 而事实上,丁林辉的确是极为讲究之人。大到采访环境的选择、待客的地点与食物,小到质地极其精良的白衬衫、别致的配件,即便是首次见面,就很容易感受到他对生活品质的不凡追求。 初次见面,为了与对方拉近距离,让对方放松紧张的心情,丁林辉先生会打趣地以“某美女”、“某帅哥”、“某老总”等词汇来称呼对方,即便对方只是一个晚辈。不仅如此,丁林辉非常懂得给予对方适当的赞美与肯定,这也让对方在与他的交谈过程中显得更有自信。 丁林辉的细心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对待平日生活中的大小琐事也是如此。有一次,他与同事商量一场重要聚会需要定哪一家酒店,同事认为应该控制预算,定一个便宜点的酒店,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好了一家更好的酒店,原因是要让前来参会的客人出行停车方便。 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如此儒雅的性格和周到缜密的心思着实令人敬佩。 家族企业熏陶 逆境中求成长 丁林辉先生祖籍广东人,出生地是越南,因为他的祖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从家乡飘洋过海到越南经商。然而,侨居海外的平静日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发生了剧变。由于当地涌现了反华浪潮,丁林辉的母亲带着他和其他兄弟姐妹回到了家乡。当时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需靠着亲友接济生活。 由于父亲在香港,丁林辉一家又在八十年代初偷渡到香港,作为难民,兄弟姐妹又经几番周折,才辗转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幼年的丁林辉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熟练掌握法文后,顺利考入了法国里昂大学主修金融管理专业。 当时,由于累积了一些工作经验,丁林辉与兄弟姐妹在巴黎合作开餐饮店,同时成立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生产的化妆品远销欧洲、非洲等地。1993年,法国蓬赛斯集团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巴黎,主营业务有制药、国际贸易、化工产品、化妆品、矿产、医院等,由丁家兄妹共同经营。 九十年代初期,丁林辉看好国内发展势头,于是回国发展事业。但是,这一切也并非顺风顺水。当时,丁林辉将贵州作为开拓事业的第一站,岂料第一个从事的汽车经营项目就失败了。在1996年,再次进入医药领域后,也因为销路不畅,几乎濒临破产边缘。 据丁林辉回忆,1996年和1997年是他事业最低潮的时期,甚至有人提出收购他的药厂,让他回法国。但是他并没有同意,他坚信自己既然能适应国外的市场,就一定能开创国内的市场。于是,丁林辉开始带领营销队伍,重新跑遍市场,才终于突破困境。 进军四川10年 被动中谋发展 丁林辉说,四川作为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的重点市场,进军四川是他事业拓展的重要一步。于是,在1999年,丁林辉独自一人来到四川发展药品销售事业。 刚来四川时,由于不熟悉环境以及市场状况,丁林辉在药品营销上显得非常被动。从2003年开始,他们只能通过本地的四川天药保健品有限公司进行中转销售,药品主要在医院里营销。这样一来,能够盈利的空间就变得非常有限。 但是,由于丁林辉的进入,四川天药保健品有限公司从年销售量不到一亿提升到年销售量5、6亿。在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后,丁林辉便在2006年收购了四川天药保健品有限公司,成为直接的经销商。 丁林辉说,作为外地企业,到异地发展共同的阻碍就是缺乏不动产,这样,如果要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事业就会陷入僵局。于是,在药品销售进入稳定轨道后,丁林辉便开始转向新的战地。 为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国家在政策上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医疗行业,丁林辉也看好这个机遇,从去年开始,便开始进入医疗机构行业。目前,在四川,已经运作的医院有两家,明年还会新建一家二甲医院以及一个疗养院。两兼会长大任 彰显个人魅力 从2007年开始,丁林辉就被委以重任,担任四川省广东商会会长一职,目前已连任两届。现阶段,广东商会共有约2000家会员企业,商会的发展情况,对丁林辉来说,既是责任也是另一种挑战。 对于会长一职,丁林辉自己总结了三句话。他说,作为会长,首先要有前瞻性。不仅要对国家的政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引导企业避开不必要地风险,还需要从中推广商会的品牌。比如目前正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就需要准确地进行分析后,与企业进行沟通和探讨,确定企业如何继续走下去。 其次,个人奉献精神是会长一职必备的。众所周知,商会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在面对资金压力,以及社会捐赠活动时,会长往往是带头捐款。除了在资金上的付出,在管理商会大小事务上,会长也必须从自身企业中腾出更多精力。 丁林辉认为,作为会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魅力。作为商人,个人的人格魅力有时候是决胜的关键。会长一职,其人品人格就代表着商会,要得到数千家会员企业的信任,要得到外界对商会的信任,就必须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 这一点,丁林辉先生连续两届担任广东商会的会长,已经得到了证实。正如他从小所经历的逆境困苦一样,勤奋、诚信、奉献,是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人生信条。 四川经济跨越发展 率粤企寻机遇 从1999年来到四川,丁林辉已在此奋斗了十余年时间。在这片土地上,他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园地。然而,即使药品销售在川的市场占有份额已经达到20% ,他也并没有在此止步。 丁林辉说,四川目前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其经济发展的的状况和势头都不及四川。特别是在5.12大地震后,大量的人力、财力、政策资源都集中到四川,这个机遇让四川至少提前发展20年。 他认为,目前四川的经济发展极为活跃,本来已有的资源还未消化完毕,又有新的资源供给不断。例如天府新区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此后必将会有大批的企业涌入四川。 跻身在四川大步发展跨越的浪潮中,丁林辉也在寻找新的机遇,目前,新的医院和疗养院都在规划当中。另一方面,作为广东商会的会长,丁林辉也表示,将有效地整合企业资源,寻求共同发展,同时也将会引导部分企业往文化领域发展。 丁林辉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更平均地分配资源,加大支持私营企业力量,缓解私营企业融资问题,这样,私营企业会比国有企业发展得更为活跃。

    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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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嘉诚以220亿美元继续领跑香港富豪榜

    在上周末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12香港富豪榜》中,尽管身家较去年缩水了8.3%,李嘉诚依然牢牢占据香港首富的位置,李兆基和郭氏家族分列二三位。   过去一年恒生指数累跌两成,加上地产市道偏软,令香港富豪身家集体大缩水,上榜的40位富豪总财富共蒸发约149亿美元,较去年减少了7.4%。其中,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虽然财富也缩水了8.3%,但仍以220亿美元稳居香港首富;恒基兆业地产公司主席李兆基财富缩水15亿美元,但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以170亿美元居第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财富缩水近1/4,排名也从去年的第二降至今年的第三。   在整体财富缩水的大环境下,也有香港富豪逆市而上。榜单上排名第四的新世界主席郑裕彤尽管排名和去年持平,但受益于周大福珠宝上市成功,他的身家大增了2/3,达到150亿美元。   由于赌王何鸿燊的家产分割,其二房长女何超琼和四太梁安琪今年成为新上榜富豪,分别排在第12和第21位,而去年排名第13的何鸿燊却未能上榜。

    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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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侨批,唤醒“世界记忆”

    ●十七万侨批档案欲“申遗”,专家称具有全球意义 “侨批”这项富涵着广东侨乡底蕴、已位列“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日前迎来了三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专家的“私人考察”。 专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特别顾问、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分会秘书长朱福强认为,侨批实际上超越了亚太地区、具有全球意义。因为 “侨批”所牵涉的国际移民史规模大、国家多、时间跨度大,而且海外华人在传播新理念、支持传统中国进行现代变革等方面,都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 同来的“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埃德蒙森也说:“很显然,侨批所负载的中国移民创造的历史传统可供两国分享:每一个侨居国都应当承认华侨的重要性,承认这是他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 对于侨批的“世界性”探讨,随之成为中外专家们交流的一个重点。羊城晚报记者在这次研讨会的现场,撷取到他们不少的有趣发现,足可见证侨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留下的独特印记。 ■ 财从国外来 “侨批”其实是流行于潮汕地区的称呼,在五邑地区它则被称为“银信”。后者更能体现其性质———包括了华侨的汇款,以及附着的家信。 从千山万水之外寄回的这些钱,是侨胞眷属的“经济生命线”。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王炜中统计,以中国著名侨乡之一的潮汕地区为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维生的民众,就占了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有些乡村的比例高达70%-80%。如以侨眷家庭为单位计算,平均每月所受到的批款,约占家庭总收入的80%。当时每年汇入潮汕地区的批款有八九千万银元,最高时曾上亿! 由于有了这个“经济命脉”,出洋的华侨及其子弟在婚姻关系中自然容易受到家长和年轻女性的青睐。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的刘进教授说,在光绪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少女性因为“嫁作金山妇(指嫁给北美华侨的女人)”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惹人羡慕,因此当时台山流传的歌谣有唱:“有女莫嫁耕田人,时时泥气郁败人;有女要嫁金山客,打转船头百算百。”在台山和开平,甚至出现过有“一千几百个金山客回来,所以台山、开平的年轻美貌女子,都被婚一空”的盛况。 当地的《新宁杂志》上还记载了一件轶闻:某乡三十余位青年女子分为甲、乙两派,多有不睦。一开始,甲派人数较多,寡不敌众的乙派想到择嫁“金山客”、以图金钱制胜,后来甲派也步其后尘,誓不嫁读书仔,倘见乙派有嫁给了学生的,必群起而讥笑。“故该乡青年女子,大有非金山客不嫁之概。” ■ 观念大不同 侨批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字信息,是我们今天研究那段国际交流历史不可或缺的档案资料。 “侨批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项目负责人、五邑大学副校长张国雄介绍,很 多广东籍华侨在寄给家乡的书信中,会描述他们在侨居地的见闻,诸如外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观念、社会组织方式以及建筑式样等等,这些都会在带给家乡亲人新奇感受之余,对家乡社会风俗、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的华侨要求妻子一定要督促孩子上学,女孩子也不例外,因为国外的孩子不论男女都是要读书的;有的华侨提醒妻子不要早早就给女儿找婆家,可以让她先多读书;还有华侨对寄钱回来修建的房屋提出要参照外国某某式样建筑或者干脆将设计的图纸一同寄回来供家人参考。有的华侨则对家乡的新村建设和成村后的管理提出意见,强调各户的权利和义务,村务应该公开、公平……广东侨乡的民众就是生活在这样中外文化、新旧文化互相碰撞又共生的状态之中。 例如家庭教育始终是华侨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他们的教育观念往往也更加务实和开明。例如1946年10月17日,五邑华侨谭裔慈在信中教育儿子就说:“儿读书科目太多,其不甚重要者,可以少下功夫。而以国文、英文、算数、珠算等为注重,余如手工、图画、音乐等可减少时间,以温习较重要之科目。盖人之精神之力有限,当然不能事善并美,之求其较为重要者下一番功夫,则较为易于进步也。” 再到日常用语层面,一些英语当中的粤语借用词(例如kou tow-叩头,kongfu-功夫,chop suey-杂碎,lo mein-捞面等),或粤语中的英文外来语(拉士-last,芝士-cheese,晒士-size等),以及英粤混用的词汇(如叉电-charge-充电,插梳-socket-插座,食布菲-buffet-自助餐等),都通过批信得以使用和流传。 ■ 批局成产业 随着华侨数量的成批增加而面世的“侨批”,它的经营网络也具有明显的国际性。 早期,侨批基本是靠“单打独斗”的“水客”来递送的,至今仍有侨乡子弟记得,小时候村里“水客”到来捎钱捎物时的欢欣场面。“水客”深入到海外的矿山、农场、种植园或侨胞的住所,收揽他们需要托寄回乡的财物书信;然后回乡传递,又将侨眷的回批带给海外侨胞,提供跨国越洋的双向服务。 后来出洋人数激增,需要回寄的款项、物品数量也越来越庞大,单由“水客”操作已经让人感到不便,于是出现了专业的“批局”。王炜中介绍,水客行业递变为侨批局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潮人的经商天分。祖籍澄海东湖的黄继英,在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年)赴新加坡谋生后,先创办了致成染坊,许多潮籍乡亲纷纷投到他门下,赚钱后,要托寄回去养家糊口。黄继英就自派水客为乡亲们服务,并在家乡建起行馆,接待来往的水客。后来,业务越来越多,黄继英从古代的邮驿得到启发,于是就在1835年正式挂出了“致成信局”的招牌,专营侨批业务,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创办的潮帮侨批局。从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原来自己当水客的李阿梅,跟水客马阿隆、马秋盛等合伙,也于1875年在泰国京都创办了“永和丰批馆”,每月递送回潮汕侨批4次,每次的批款高达5-6千两白银。 也有原本别有营生的精明商人加入到这个行业。已故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的祖父庄书良,原来经营着家族企业集团———“协裕”,后来变为主营侨批业务。他的七个儿子当中,就有四个分别主持设在家乡普宁和泰国、马来西亚槟榔屿等地的批馆业务。 ■ 移民也疯狂 刘进教授介绍,侨批里还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移民”。从最初需求财富的愿望出发,成千上万的五邑侨乡男人出洋谋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银信网络和商业网络,并在二者支撑下,构筑起一条从家乡到“金山”(指北美地区)的移民通道。 今日观之,为了达到移民目的,也因为美国的“排华”政策致使普通华工很难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美国谋生,当时许多广东移民都是利用美国部分法例的漏洞,采取了一些不太合法的途径入境。例如:他们或用假证件冒认商人、学生身份申请;稍后,很多人又转而购买美国土生身份证件等办法,申请入境。 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了地震后的火灾,档案全部烧毁,在美国的一些华人趁机冒认是在美国出生,领得美籍证件。还有美籍华人到中国探亲回来后,就向移民局报告生了孩子(通常是男孩),这样就制造出一个移民空额。几年后,居美华人可以转让或出售这些空额及有关口供资料,让其他华人冒充办理移民,这甚至一度成为华人入籍的重要途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间金山庄也是代海外同乡转寄家信及侨汇的通讯地址。许多金山庄还有住宿设备,提供返乡或出国的同乡旅居,又代同乡订购船票及办理赴美手续。在排华法案实施期间,侨乡很多人都希望找门路到美国谋生。金山庄应市场需求,也扮演了代理假身份证的经纪角色。 而这种种用心,都在那个时代的侨批当中留下了痕迹。美国的“出世纸”寻来不易,行情看涨,一封1924年的侨批提到:“现时欲得出世仔纸甚难,价值数千元,人人欲寻,难寻!”一封1930年的侨批中也说:“迄今时价潮流,出世仔纸(即美国华人子女出身证明)价,金银二仟元有之,或一千八百元亦有之,与旧不相仝也。”美国华侨谭裔达将大儿子谭番就带入美国后,又千方百计在寻觅合适“纸”将小儿子谭番沛带出去,多次在家书中探讨这个问题。1940年8月,谭番就给谭番沛写信,说:“关于我弟来美问题,求其我与家父尽力访纸,但须时间查明纸底方能从事,总之你一面努力读书,俾我一面访纸,你千祈不可退学为要。” 排华时期,美国移民官员对上岸的华人严加审问,所以在美华侨总是事先准备好移民官员可能询问的所有问题及答案,寄回家里供人熟记背诵。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移民培训资料,写在单张稿纸上获装订成册,被称为“口供纸”或“口供簿”。他们往往在信中反复叮嘱要好好记诵内容,还提醒若次年赴美,务必要在每个人的年龄上加多一岁。 张国雄教授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已将42页的正式申报材料提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他们预计将在明年3月份左右进行审查,上半年内会出结果。 作为“开平碉楼”成功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首席专家,张国雄对此次“侨批档案”的申遗也充满信心。他认为,“侨批档案”与“开平碉楼”一样,都是广东近代侨乡文化的集体记忆,具有典型的世界性文化价值。在碉楼“申遗”的过程中,“侨批”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佐证作用,而“世界记忆”项目注重收录的是“以不同介质表现人类发展历史的文献”,因此“侨批”的优势不言而喻。■ 链接 “侨批”是广东、福建等地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和领取包裹的凭证,是银、信结合的档案文献,潮汕、梅州地区称为“侨批”,江门五邑地区称为“银信”。2010年,广东侨批与福建侨批以“侨批档案”的名义一同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计划于2012年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2013年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简称《世界记忆名录》,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评选的“人类遗产”项目之一,收编的是符合世界意义入选标准的文献遗产。 目前,中国已有七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分别是: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清朝内阁秘本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大金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及《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

    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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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汕头人一年喝茶超过15000吨

    由汕头市社科联、汕头市茶文化学会举办的《潮汕工夫茶》广东省地方标准研讨会28日在汕头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及茶商围绕潮汕工夫茶的文化内涵、标准推广及消费经营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潮汕工夫茶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直至近期才有了一个明确的地方标准。今年8月15日,由汕头市茶文化学会主导编写的《潮汕工夫茶》省地方标准,经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后正式实施。   调查显示,汕头人一年喝茶超过15000吨,年茶叶消费支出超过10亿元,工夫茶早已融入潮汕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并积淀起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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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旦大学公布研究结果 宣称已找到曹操家族DNA

    从2009年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历史系合作,在全国征集曹姓男子DNA样本,开展了曹操家族DNA研究。今天上午,这个研究团队发布最新研究结果:曹操最有可能的Y染色体类型,属于一个比较罕见的类型,即O2-m268类型。而来自江苏、安徽、辽宁等地的6个曹姓家族属于O2-m268的基因类型,复旦实验室对这些重点样本进行了Y染色体DNA全序列检测,最终证明,这6支O2-m268类型样本的祖先交汇点在1800-2000年前。在此基础上,复旦团队再通过生物统计学、法医学等多种方式综合分析,6个曹姓家族极大可能是曹操后人,可信性超过90%。相关研究成果论文12月22日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人类遗传学报》上公开发表。 利用DNA进行亲子鉴定已是很成熟的技术,但要鉴定近2000年前的曹操十分困难,因为不可能有绝对可信的样本。复旦团队开创了一种全新跨学科研究方式生物学与历史学相结合。首先由遗传实验室广泛征集当代曹氏男性基因样本,绘制出一幅遗传图谱,看看曹姓到底来源于多少个祖先。然后,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搜集分析,找出曹操后代可能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复旦历史学者首次对数百份曹姓家谱做了全面的梳理研究。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教授介绍,通过可靠性较高的曹姓家谱,团队找到了6支曹姓家族。有意思的是,这6个家族完全不相干,互相不认识,但他们的家谱上都记载是曹操后人。他们共同检测出了特殊的DNA,由此推测曹操也具备此类特殊基因,并证实了6个家族为曹操后人的可能性。 同时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认为,此次曹氏DNA研究,是世界上第一次把遗传基因研究精确到家族。今后使用相同的办法,可用现代人的基因反推历史著名人物的基因,对历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这比找到谁是曹操后代意义更大。专家同时表示,历史研究往往很难得出百分之百正确的结论。这六个曹姓家族到底是不是曹操后代,根据现有的多条证据链,通过人类统计学、法医学等多种公认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可能性应该在90%以上。

    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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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伟武的“深圳情结”:深圳就是我的家

    2011年11月22日,深圳市第四批荣誉市民授荣大会在五洲宾馆隆重举行,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48位国际友人、各界知名人士中,31位来自侨界推荐。他们秉承了侨界的优良传统,不仅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鼓励了更多海内外人士在深圳投资兴业。他们虽然不是深圳人,却把深圳当做了他们的家。   投资深圳,为深圳改革开放注入活力   深圳是全国和全省重点侨乡之一,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有归侨侨眷30多万人,旅居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约有35万人,深圳籍的港澳同胞超过35万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在深圳投资办厂人绝大部分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如今,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深圳市投资的企业约13000多家,占深圳市外资企业的70%以上。在深圳市第四批荣誉市民授荣大会上,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侨界代表中,不乏在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建立时“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些人。他们的到来,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荣誉市民称号获得者、香港力嘉国际集团董事长马伟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深圳创业,后在深圳成立力嘉国际集团,总投资超过7亿港元,年产值超过6亿港元。   华南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梁满林同样也是最早来深投资的侨商之一。1983年,他到家乡宝安公明投资建立制衣厂,该厂是当时珠三角地区最大的制衣企业。随着产业升级转型,他又把主要精力和财力转到发展商贸物流业上,目前成为深圳华南城的主要策划者和投资股东之一。   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闽泰集团董事长朱景辉1980年就到深圳特区参加建设,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华凯塑胶(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荣基于1987年创办的公司是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当时港商投资较大、效益较好的厂家之一。他一直关心大鹏的发展,积极帮助家乡招商引资,曾多次荣获龙岗区政府“招商引资贡献奖”和“工业创汇贡献奖”。   在深圳市第四批荣誉市民中,像他们这样关心支持深圳建设发展,率先来深投资创业推动深圳改革开放的侨界知名人士比比皆是。马伟武在回顾自己在深圳创业发展的历程时说,深圳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没有深圳这片肥沃土壤的滋养,就没有我个人事业的今天;没有祖国的强大后盾,就没有我们在海外拓展壮大的广阔舞台”。   热心公益,为深圳公益事业无私奉献   在深圳的各项公益事业发展中,也处处留下了港澳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们的脚印,倾注了他们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爱国爱乡,关心祖国和深圳的建设,捐款捐物,资助兴办各种公益福利事业,累计超过35亿元。同时,深圳市各级侨务部门引导在深投资的侨商,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基础上,积极回报社会,捐助内地贫困落后地区,捐赠累计超过25亿元。这其中,同样离不开侨界荣誉市民的贡献。   荣誉市民称号获得者、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大大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东亮先生在深圳与珠三角投资超过3亿元,他在深圳等地捐款超过1000万元。   荣誉市民称号获得者陈玉昌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家乡兴办企业的同时,为各项公益事业捐资1000多万元,发动商会会员捐资近1亿元。2008年获“深圳市首届慈善个人大奖”称号。   荣誉市民称号获得者、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香港东海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黄楚标至2009年累计捐赠超过8000万元。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他还无偿协助深圳市民政局运送救灾物资直飞成都,开创了我国动用私人飞机抗震救灾之先河。   侨界人士在事业有成后积极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侨界的一大优良传统。不过也有并不很富有的侨界人士,他们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依旧乐此不疲。   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荣誉主席、香港诚兴消防工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汉光,就不是一位很富有的人,生活很简朴。但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长期做好事,在龙岗区捐资办学、修桥筑路、敬老扶幼,近30年来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近500万元,以实际行动影响并带动一大批人为社会公益事业出钱出力,深受侨界尊敬。获得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前,他还获得过“2008年华人慈善(南方)盛典慈善精神奖”。   可以说,30多年来港澳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一直是关心、支持深圳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最大的热情,齐心协力,拓展联谊,以侨为桥,引智引资,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为深圳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招才引智,为深圳高新产业添砖加瓦   侨界人士在投资深圳、热心深圳公益慈善的同时,对深圳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同样倍加关注。他们有的携高新技术项目,带领技术团队来深发展;有的为深圳的高新产业发展牵线搭桥,奔走海内外。在深圳市第四批荣誉市民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今年78岁高龄的美籍华人王兆凯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兆凯生物工程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总裁兼技术总监。王兆凯院士在促进深圳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传授新科技、研发新产品等方面贡献突出。他以年届八旬的高龄来深圳,将其海洋微藻生物能源研发项目落户深圳,该项目不但可以利用海藻净化被污染的水,还能生产生物柴油,并在规模养殖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授予王兆凯荣誉市民称号,正是对他为深圳在生物能源研发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肯定。   美国硅谷科技协会理事长范群博士是深圳高交会的常客。“他日千里马,今日当伯乐”,范群从首届高交会开始,每年都组织美国硅谷和其他美加地区的专业人士、风险投资企业与会,引进多个优秀科技项目和科技精英,并协助深圳在硅谷承办多次引智招商活动。2010年,龙岗区政府与他领衔的美国硅谷科技协会签订了海外创新人才引进及科技交流合作协议。今年高交会期间,他又率领海外留学人员博士团来深。历年来,通过他牵线搭桥建立联系与合作的高新技术项目不计其数。   48位荣誉市民中侨界人士占六成以上,一方面体现了侨界情牵家乡、敬恭桑梓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说明深圳让他们有家的感觉。正如马伟武在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深切体会时所说:以深圳为家、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自觉把企业发展与深圳进步紧密相连,富而思进、开拓创新,才能为企业增添永续的前进动力;以侨界为“桥”,联系港澳、汇集侨力,自觉把民间小侨务与深圳大侨务紧密相连,小而为之,大而聚之,才能不断提高侨胞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德善为本,致富思源、回馈乡梓,自觉把个人事业和社会责任紧密相连,小善大德、大善无疆,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张平和)

    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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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只是祖国的一颗螺丝钉”

        86岁的他,在护工的帮助下,从轮椅挪到采访室的椅子上,略喘粗气,却不忘把一杯浓茶放到桌上。很难想象,眼前这位随岁月变得孱弱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核电事业“垦荒牛”——— 彭士禄院士。     螺丝钉     人们称彭老“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的里科弗”,但他不喜欢这顶高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只有尽全力做好,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彭老一字一顿讲得认真。     他时常提醒同志们,我们就是祖国的螺丝钉。“屁股要圆,脑袋要尖。屁股圆了,才能坐得住;脑袋尖了,才能潜心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彭老办公室的灯每晚最后一个熄灭。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说。     1965年,核潜艇项目正式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老告别妻儿,走进深山,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1970年,由他领军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反应堆功率达99%。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如蛟龙入海。在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仅用了6年,中国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     随后,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当起了开垦核电的“老黄牛”。他带领40多人与上海728院的同志会合,开展秦山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等工作。他力主搞压水堆,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指挥的彭士禄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彭士禄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老说。     “彭拍板”     “别人送我外号‘彭大胆’和‘彭拍板’。”彭老喝一口茶,笑盈盈地说。科学的道路,从不平坦。彭老的思维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更多时候,他处在反对意见的合围之中。“当时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就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老说,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解决,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然而,大胆拍板是需要底气的。彭老无畏,因为他手里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心中有‘数’。”彭老说,“当时搞核潜艇时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彭老很是佩服:搞核电,他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亲自计算主要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亲自挂帅。     第二张是“简单牌”。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彭老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被彭老戏称为“懒汉牌”。他不断发动大家,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说,跟着彭老干很痛快。     百家姓    “他身上许多品质都跟身世经历有关。”彭夫人说。1928年9月,广东海丰一片血雨腥风的气氛。彭士禄的母亲被枪杀。不到一年,彭士禄的父亲、“农运大王”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隐姓埋名。”后来为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被辗转先后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彭老低缓地讲起自己当“小萝卜”的故事——— 那时,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称呼他的母亲“姑妈”。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8岁的我成了小囚犯。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两位妈妈忍受着残酷的审讯,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我横下一条心,参加抗日游击队,救国、救家、救百姓。     1940年底,这位“红孩儿”被送抵延安,开荒、种地、争分夺秒地学习。“坎坷童年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彭老深情地说。     “夫人”多     “我也有遗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3个: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莎(夫人马淑英)。”彭式幽默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他还不罢休,接着“爆料”:“那时我在苏联留学。一天,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让我去接个女学生。我去了一看,是个小姑娘,就喜欢上人家了,马上主动进攻。玛莎比我小9岁,我是老大伯,她是小妹妹。后来小妹就开始照顾老大伯了。”“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为了和睦,只好晋升第二。”话语间,眼角嘴角都流露出幸福。     彭夫人深知,尽管半个多世纪风雨相伴,伉俪情深,事业却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将全部心血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上世纪70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实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他对我说,放心,这一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彭夫人说。“他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进入耄耋之年,彭老依旧十分关心国家的核事业,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余热。      相关链接       彭士禄简历      彭士禄,核动力专家,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系中国农民运动先导者、革命烈士彭湃之子。1940年被送到延安,并在延安读书和工作,后来在阜平、石家庄等地工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深造,1958年4月回国,曾先后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舰船研究院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核潜艇总设计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核工业部总工程师。1989~1992年担任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现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     1986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我国核潜艇研究院设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项献的荣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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