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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40的启示:李彦宏如何变身企业领袖

      2004年，百度搜索流量首次在中国超越Google，而且此后在中国市场上将这个全球巨擘远远甩在了身后；2010年3月15日，百度再次实现超越：在有全球资本市场风向标之称的纳斯达克，百度股价首度超越Google，写下纳斯达克新的传奇。 　　百度这家创立仅11年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李彦宏的带领下，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42岁的创始人李彦宏目前正在为百度的基业常青和走向世界规划蓝图。可能很多人看过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成功故事，看过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的神话传奇，却并不知道百度CEO李彦宏的故事。 　　“李彦宏是当今中国年轻企业家的优秀代表，百度在高科技的领域里打出一片天地，很给中国的民族企业提气。”柳传志对李彦宏这样评价。复制李彦宏的成功方程式显然对多数人并不现实，但是人们仍然希望从他光彩熠熠的职业生涯和创业故事中得到启发。 　　20岁，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 　　20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去企业工作几乎是多数人的职业轨迹。李彦宏的20岁与很多人的20岁并无二致。唯一可能不同的是，李彦宏选择了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职业，并成为了这个领域中的专家。 　　对于9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来说，大多都是抱着读一个博士学位的目的去的。读了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回国做研究，去大学里当教授。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读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李彦宏却选择一条与大多数人相反的路，那就是获得博士入学资格之后，却毅然放弃这一机会，选择直接进入企业工作。 　　李彦宏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华尔街做实时金融信息检索，这份工作让李彦宏获得很高的收入，才26岁就可以租得起一套公寓，并买了属于自己的新汽车。如果换做其他人，可能就会因此满足了，安安稳稳地在华尔街这个满地是美元的地方过着悠闲的生活。可是李彦宏却在不久之后选择了辞职，但他有着自己的打算。 　　在华尔街，李彦宏有两个重大发现，其一，他看到了股票市场上IT企业的火爆，也看到了IT企业中互联网企业的巨大潜力；其二，他结合自己所学习的页面链检索技术，发现自己有必要发明一种有效的互联网搜索技术，这就是后来李彦宏在美国申请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 　　接着，在加拿大的一个互联网技术大会上，李彦宏向Mirosoft、infoseek等硅谷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讲解了自己的“超链分析技术”，让这些IT巨头们看到了李彦宏的价值。最终李彦宏选择去了Infoseek公司，在Infoseek李彦宏受到重用，成为当时硅谷最年轻的产品经理，并获得Infoseek公司的股票，在30岁那年成了百万富翁。 　　从华尔街到硅谷，李彦宏都是职场中的优胜者，原因在于李彦宏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喜爱和擅长的搜索行业。他这种选择职业的方法让很多正准备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和正在工作的职场人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为了爱好而工作是幸福的，为了工作而工作是机械的、枯燥的。只要你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并知道你所擅长的事情，就会精神百倍地投入工作，创造出别人无法创造的价值。 　　当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和职场人们在为找工作而烦恼的时候，大家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的爱好和擅长是什么？或许在你冷静地思考之后，你会更有信心地去面对工作，更有激情的投入工作，最后获得应有的回报和成就感。 　　30岁，创业者要专注和坚持 　　三十而立，对于80后来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前夜，弹指一挥间，时间飞快流逝，在而立之年的前一夜，很多人也正走在创业的路上，而立之年我们应该立什么呢？或许李彦宏的30而立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启示。 　　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李彦宏，本应该继续留在硅谷，进入IT公司做一名高级工程师，然而，他在30而立之年再次选择了离开。在李彦宏正在硅谷infoseek公司利用自己的互联网搜索技术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也在蓬勃发展。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已经成立，搜狐张朝阳也在国内大红大紫。但是中国互联网市场仍没有一家像样的搜索引擎公司，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搜索引擎为何物。 　　李彦宏看到了国内互联网发展的机会，他要利用自己的“超链分析技术”在中国做中文互联网搜索。李彦宏毅然放弃了美国的安逸生活，开始了创业之路，这一年李彦宏刚好31岁。 　　1999年，李彦宏怀揣着120万美元风险投资和一个中文搜索梦想回到了中国。1999—2003年的互联网正在演绎着互联网泡沫来临前的狂欢，门户网站、网络游戏、SP公司等各种互联网形式在中国百花齐放，众多互联网公司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快速捞钱。 　　曾有人给李彦宏投资让百度做无线增值业务，李彦宏拒绝了。有员工建议李彦宏做网络游戏，李彦宏也拒绝了。他总是冷静地说：“搜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应该专注于互联网搜索领域，我看好它未来的增长。”当时李彦宏的决定被很多人认为是“傻子”，不懂得尽快捞钱。 　　然而几年过后，当中国互联网用户猛然增加到3亿，百度成功超越了谷歌成为中文搜索第一品牌的时候。曾经在无线增值业务上叱咤风云，日进斗金的“大佬”却无声无息了。李彦宏对互联网搜索的专注如一和坚持，让百度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2005年8月5日，百度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目标发行价27美元，当日便直线冲破150美元，最后落定于122.56美元收盘，成为美国证券历史上IPO首日表现最佳的十大股票之一，百度的数百名员工也随之成为“百万富翁”，时年李彦宏37岁。 　　在30而立之年，李彦宏毅然选择回国创业，并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专注如一地投在了自己所爱好和擅长的互联网搜索行业，也因此将百度公司从7个人发展到7000人。虽然而立之年的李彦宏获得成功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分，很多80后创业者们也可能会抱怨现在“时过境迁”。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创业者们学习的，那就是时间已经容不得我们再继续为自己的创业选择而徘徊不定，应该在现有的创业经验积累下，专注如一，激情百倍地将手头的事情做到极致。或许我们无法获得李彦宏这样巨大的成功和回报，但是也是值得自己骄傲和满足的。 　　40岁，企业领袖要有船长心态 　　40不惑。40岁左右的人，在享受着创业艰辛之后带来丰硕成果的同时，很多人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因此导致很多企业难以基业常青。如何让自己的战船继续乘风破浪？显然英雄主义不会每天上演，需要的是船长更为高超的驾驭精神。 　　在中关村，百度一直是中关村上班时间很晚的公司，在百度大厦旁边的公司里，员工都是按时上下班。但是百度公司到上午10点钟，办公室里还是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在外人看来，百度没有很多公司严格的打卡考勤制度，这样管理松散的企业如何实现10年千倍的增长呢？ 　　“硅谷因为年轻更加开放，追求比较实际的东西。”李彦宏曾经这样总结对美国硅谷的看法。也就是因为李彦宏在硅谷的工作经验，让他知道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并不能依靠简单的考勤制度，实实在在的业绩指标和激励制度比枯燥乏味的考勤制度更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今天，互联网的“轻公司”特质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优越性，这不仅表现在利润率方面，还表现在员工的考勤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当某些老牌企业还在用严格的考勤制度和制度性加班制度约束员工的时候，百度等年轻公司已经开始给员工更大的自由，因此也获得了更高的效率。 　　不仅如此，李彦宏也正试图将百度打造成一家“系统性足够强健”的公司，如《永续基业》一书中描述：“一个企业能否真正成功，不能因个别领导人去留给企业造成影响，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从刘建国到俞军，再从叶鹏到李一男，百度似乎是互联网公司中高管变动最频繁的公司之一，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百度业绩的增长。 　　百度从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份额一路攀升，2006年初其份额已经超越50%，而到了2008年其份额更是高达62%，2009年份额76%。而百度的股价也在2010年3月15日突破560美元大关，一度超过Google10多美元。这与李彦宏所灌输给百度的管理思想密不可分。 　　在成功带领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李彦宏就开始用“用户需求决定一切”“公司离破产只有30天”“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自己做决定”“打破部门樊篱”等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百度，这让百度的发展不再受制于某个高管的去留，而整个企业的运行都在完善的管理机制下有条不紊地推进。 　　如今，42岁的李彦宏身上有太多的光环，背后也一定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压力，而他的成功也给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很多成功启示： 　　20岁的年轻人，要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作为自己选择职业的标准，这一段职场经历很可能决定你的一生； 　　30岁的创业者，要专注如一，激情百倍地坚持做好手头的事，不能再轻易动摇和改变； 　　40岁的企业家们，仍然要敢于梦想，在享受创业成果的同时，更要当好船长，为企业建立一套成熟有效的管理机制，并为企业的基业常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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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潮商上市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以奥飞动漫为代表的产业互动盈利模式，以皮宝制药为代表的产品创新盈利模式，以潮宏基为代表的品牌创新盈利模式，这些优秀的本土潮商上市公司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吸收海内外知识形成难以复制的盈利模式，改写了潮商重视利而不重视模式的历史。通过研究潮商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可以帮助更多潮商企业获得商业的成功。 保荐机构或者审批部门通常会关注拟上市公司的两个问题：一是有好的盈利模式，二是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的影响。盈利模式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企业特有的赖以盈利的商务结构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盈利模式决定任何行业企业的生死，盈利模式决定企业财富价值的等级，盈利模式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高低。没有稳定清晰盈利模式的企业令人很难相信其未来的可持续经营。通常潮商企业缺的不是赚钱的点子，而是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分为自发的盈利模式和自觉的盈利模式两种，前者的盈利模式是自发形成的；后者，也就是自觉的盈利模式，是企业通过对盈利实践的总结，对盈利模式加以自觉调整和设计而成的，它具有清晰性、针对性、相对稳定性、环境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在市场竞争的初期和企业成长的不成熟阶段，企业的盈利模式大多是自发的，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的不断成熟，企业开始重视对市场竞争和自身盈利模式的研究，即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找到盈利模式的幸运。通过研究下列上市公司招股说明发现，绝大多数潮商企业已经形成自己的盈利模式，可以分为几类： 产业互动盈利模式 奥飞动漫是产业互动盈利模式的最好例子。公司在招股说明书这样写道：“公司将玩具与动漫相结合，运用动漫的形式，传递产品的文化内涵，开创了产业运营与动漫形象创作一体化的盈利模式。”最早的奥飞动漫公司产品以传统玩具为主，主要包括塑胶玩具、四驱车和遥控车等产品。1996 年起，公司购买国外动画片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并与国家体育总局、科委、共青团等五个部委联合举办了共11 届全国青少年“奥迪杯”四驱车大赛，配合大量地面推广活动，将全国四驱车市场推向高潮。同时，公司在动漫形象产业化运营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1998 年，公司与日本著名的任天堂株式会社、Tomy 公司合作，引进动画片《宠物小精灵》的动漫形象版权，在国内从事“宠物小精灵”系列动漫玩具产品的产业化运营，取得了较大成功，并将公司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市后的奥飞动漫公司是集产业运营与动漫内容创作为一体的动漫玩具企业，近年来成功实践了玩具与动漫结合的创新盈利模式，通过自主原创动漫影视片的播放和动漫形象的推广带动了相应动漫玩具销售的大幅增长，2009 年1至6 月动漫玩具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比例提高到81.93%。玩具与动漫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公司确立了产业运营与动漫形象创作一体化的盈利模式，并通过自主开发动漫形象和以授权方式取得外部动漫形象两种方式，增加动漫玩具种类，逐步完善公司动漫玩具的产品结构。 品牌加渠道盈利模式 潮宏基珠宝是品牌加渠道盈利模式的典型。珠宝首饰产品作为高档消费品，其属性决定了在市场竞争中品牌和渠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潮宏基珠宝定位为高档时尚珠宝首饰的研发、生产和营销型企业，实行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已发展成为珠宝首饰行业的的领先企业之一，尤其在K 金珠宝首饰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中宝协出具证明确认潮宏基珠宝生产的K 金珠宝首饰销售额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中2007 年度、2008年度 “潮宏基”品牌K 金珠宝首饰零售额在同行业内排名前三名。2009 年6 月16 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理人集团联合发布了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独家编制的《2009 年度中国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公司的“潮宏基”品牌以价值44.25 亿元位列珠宝首饰行业第二名，仅次于香港品牌周大福。珠宝行业发展趋势是逐步向拥有设计优势、品牌优势和渠道优势的企业集中，在渠道建设方面，潮宏基珠宝形成了以华东、华南和东北为核心市场，覆盖全国27 个省（市、自治区）80 多个主要城市，拥有279 家品牌专营店的销售网络，专营店数量位于同行业前茅，其中自营店数量居第二位，仅次于香港周大福。而且公司自营店中95%以上设立在优质的百货渠道中，目前，潮宏基珠宝已经与五大全国性连锁百货集团的大商、百联、王府井、新世界、百盛，以及各区域性知名百货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凯撒股份是这一模式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其在招股说明书中说到凯撒的优势是“高端品牌优势和终端销售渠道管理优势”。中国服装品牌在走完了无差异化产品导向的品牌婴儿期后，许多服装企业在品牌规划和品牌管理以及企业长远发展战略上出现了瓶颈。国内服装企业存在三种主要经营模式：第一种是专业加工模式，第二种是“耐克模式”，第三种是生产和零售混合经营型的模式。凯撒股份的盈利模式就是高度品牌与终端销售渠道的管理优势相结合。 渠道盈利模式 富安娜是一家家纺类上市公司，在公司上市前，富安娜主要采用“特许加盟专卖”营销模式。该营销模式下，富安娜可以借助特许加盟商的销售渠道，有效开发市场盲区，扩张网点，加快入市时间，节约资金投入，减少库存。对于处在品牌成长阶段的床上用品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不强、销售网络不健全，采用该种方式能迅速占领市场。但随着“富安娜”品牌知名度、美誉度、顾客忠诚度的不断提升，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该营销模式逐渐不适应公司的未来发展。 特许加盟为主的销售模式目前已不适用于处于品牌提升阶段的“富安娜”品牌，因此，富安娜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融资，募集资金拟投资的“国内市场连锁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将建设 20家直营旗舰店、100 家直营专卖店和60 家直营专柜，企图建立自己的直营专卖店。上市后的富安娜采取“直营与加盟并存”的营销模式，充分发挥特许加盟与直营专卖的综合优势，加大区域市场的开拓力度，不断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终端的销售水平，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这种模式成长的拟上市公司包括众业达、黑牛食品。 产品创新模式 星辉车模是产品创新模式的好案例：星辉车模作为生产型工业企业，公司在2005 年以前主要生产电动玩具车及传统的塑胶玩具，此两类产品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产品集中度很低。公司主要通过各类现场展览会联系客户或客户到公司展览厅选取样品进行洽谈，以获得订单。在这种模式之下，客户忠诚度较低，公司在产品定价时采用成本加成，但由于同客户的关系属于松散型的贸易关系，议价能力不高，产品毛利率较低。2005 年以后，公司通过同汽车厂商合作，获得汽车品牌授权后开始生产车模产品，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及技术改造，车模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逐步提高，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市场推广，公司建立了涵盖全面客户的销售网络，议价能力逐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也逐步提升。在公司建立了客户销售网络之后，公司注重同汽车厂商合作，进行产品推广，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皮宝制药是该模式中笔者最推崇的经典案例之一：皮宝通过收购汕头中药厂后，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储备丰富的药品批件和疗效显著的药品品种。在招股说明书写到：本公司拥有软膏剂、丸剂等14 个剂型108 种药品注册批件，其中包括2 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9 个国内独家生产品种，34 个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59 个品种被列入《医保目录》。公司主导产品之一的消炎癣湿药膏是国内独家生产品种、广东省名牌产品；解毒烧伤膏亦为国内独家生产品种，具有显著的疗效，为公司赢取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发展贡献奖”等荣誉；心宝丸系疗效显著的心血管病类治疗药物，已列入《医保目录》；国家中药保护品种麒麟丸为国内独家生产品种，系目前国内稀缺的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的药物。大量珍贵的产品足够皮宝制药打造未来100年企业。 规模（产能升级）盈利模式 南洋股份最早的前身成立于1985年，上市前公司主要从事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的生产，南洋股份2008年2月1日上市后，募集资金5.74亿元，在广州设立分厂投资于环保型特种高压交联电缆项目，项目建设期1.5 年，投产期1 年，投产第1 年收入达到设计收入的70%，第2 年达到设计产能和生产能力后，连续生产10 年。项目达产年份可实现收入83,700 万元，投产期和达产期年均利润总额13,719.55 万元。 2010年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59,745.97 万元，将用于“新能源、船用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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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美女副总裁谈经营之道

  学习谷歌特殊化的管理之道 十年前，拉里-佩奇(Larry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一同创建谷歌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们会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不仅是互联网，谷歌在媒体和软件等领域的影响力同样在与日俱增。美国有关媒体采访了谷歌美女副总裁玛丽萨-迈尔(MarissaMayer)。 谷歌美女副总裁谈经营之道 问：谷歌的管理方式有些特别，例如，鼓励工程师用20%的时间来开发自己喜欢的项目，这一现象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我觉得，谷歌的其他部门也在有意进行着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你们的这种管理方式有何成效? 答：谷歌的其他部门认为，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并不是唯一可以获得乐趣并进行创新的人群。他们同样渴望创新。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人力资源部门同样希望进行创新。他们希望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人力资源政策。而财务部门也希望以“前无古人”的方式将谷歌展现在公众面前。 问：有很多公司也希望借鉴谷歌的做法。由于谷歌的成功非常独特，他们想要模仿谷歌是否会非常困难? 答：我不这么认为。你不见得要把公司装扮得五彩缤纷，把办公室塞满玩具，也不见得要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午餐。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每个公司都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也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而定，以便更加符合自己公司的文化和独特的环境。 当然，也有一些元素是可以复制的，例如，将员工分成小的团队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可以得到拓展和成长。另外，还可以让组织内充满创新的氛围，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都需要具有创新意识。最坏的做法就是成立研发部门或者创新部门。这是因为，一旦专门指派一些人从事创新，那么其他人就会丧失创新意识。 问：为了能够适应经济下滑的趋势，谷歌做出了哪些业务调整? 答：目前在谷歌总部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Scarcitybringsclarity.”(意为：资源越少，就越明了)。我们也非常注意节俭，并将更为谨慎行事。谷歌的情况的确要好于大部分公司，但是我们也不想浪费。我们正在研究当前的不同流程，以确定哪些有意义，哪些没有意义。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与我们发展初期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第一座体育馆其实是由我本人和另外一位名为雷-西德尼(RaySidney)的工程师于1999年10月一起创建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当时连续工作了六周，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达到130小时。我们不能回家、不能洗澡甚至不能睡觉，而且我们的身体都很差。所以我们就去找谢尔盖说：“公司能不能报销5000美元买些哑铃和一部二手跑步机?”谢尔盖爽快的答应了，他说：“当然可以，不过请不要超过5000美元。”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个名为BigFitness.com的网站，那里专门出售廉价健身器械。 “天哪，谷歌有体育馆?是不是很奢侈?”人们总是这么想。而实际上，我们的第一个体育馆的花费却少得可怜，所有的器械都是二手的。 问：你的意思是说，谷歌开始注重节俭算不上什么新闻? 答：我们自始至终都很节俭，只不过经济下滑凸显了这种价值观的必要性。 我们为什么要为员工提供食物?第一，这样可以鼓励员工之间进行更多的交流。人们坐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交流想法。第二，由于员工无需花时间跑到其他地方去买东西吃，所以这样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如果你认为这样有些奢侈，那么你应该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我们是如何做的。事实上，由于这非常符合谷歌的文化，所以我们才为员工提供这些福利，而且我们都是以非常划算的方式来提供这些福利的。 Google员工管理十大定律 抓住知识型员工将是未来四分之一世纪企业成功的关键。下面就是Google在这方面的做法。 在Google，我们认为商业管理学的宗师彼得?德鲁克对于如何管理“知识型员工”的理解最为深刻。毕竟，这个词是由德鲁克于1959年发明。德鲁克 说知识型员工相信自己拿工资是为了出效率，而不是为了完成朝九晚五的呆板工作，而聪明的企业会“排除任何影响‘知识型员工’工作的障碍”。这些成功经验将 吸引最好的员工，并且保证“未来25年竞争优势的唯一且最大的因素。” 在Google，我们寻求这种优势。当前关于大型企业是否对于知识型员工处置失当的争论是我们慎重对待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无法正确处理该问题的企业将被出局。我们从其他地方以及内部讨论得出得到很多好的想法。以下七条就是我们在最大化知识化员工效率方面所采用的关键原则。与大多数技术公司一样，我们 的许多员工都是工程师级别的，因此我们将以这个特殊群体为主，但其中很多原则对于所有知识型员工均适用。　 组织委员会，严格招聘 实质上每个参加Google面试的人至少与六位面试官交谈过，后者均是公司管理层面或潜在同事组成的。每个人的观点都算数，从而使招聘程序更加公平，标准更高。当然，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我们认为值得。如果希望招到优秀的员工，那么经过严格的招聘程序，你会得到更加优秀的员工。公司创立之初我们就开 始构建这种积极的反馈循环，直到现在已经从中获得了巨大回报。 满足员工的所有需要 正如德鲁克所说，管理目标是“排除任何影响他们工作的障碍。”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整套标准的额外利益，但首先是一流的餐饮设施、体育馆、洗衣房、按摩室、理发厅、洗车房、干洗房、接送班车等，几乎任何一位勤奋工作的工程师所需的一切。我们可以这样分析：程序师乐意开发程序，他们不喜欢洗衣服。那么我们 就让这两件事情变得同时简单起来。 拉近员工距离 Google的几乎每个项目都是小组项目，每个小组之间都必须进行交流合作。最好的让交流变得简单的方式就是让每个小组成员都近在咫尺。因此实质上 Google的所有员工分享一间办公室。这样，当某位程序师需要与一位同事协商时，就能马上找到对方：没有电话号码标签、没有电子邮件拖延、不用等待答复。当然，Google还有很多会议室供人们进行详细讨论，从而不会打扰各自的办公助手。即使是公司CEO，在来到Google后数月才得到一间办公室。 和一个学识丰富的员工比邻而居，委实是一种高效的培训经验。 使合作简单协调 由于一个小组的所有成员都近在咫尺，因此在协调项目开展方面就相对容易些。除了身体保持近距离外，每位Google员工每周还向其所在工作组发送电子 邮件回报上周的工作成绩。这样就能让每个人都能简单地跟踪其他成员的工作进度，更加容易地监控工作进程，并同步工作流程。 身体力行，使用自己的产品 Google员工都很频繁地使用公司开发的各种工具。最常见的就是为所有项目和任务而建内部网页组成的网络。这些网页都被索引并以按需访问的策略向项目参与者开放。我们对其他信息管理工具的用户进行了扩展，其中某些将最终以产品的形式对外推出。譬如Gmail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曾在公司内部测试达数月之久。电子邮件主要用于组织信息，所以Gmail被不断改进，直至满足最大需求的消费者——我们的知识型员工的需要。 鼓励创新 Google工程师们可把20%的工作时间放在自选项目开发上。当然其中必须有一个批准过程以及某些失败，但基本上我们希望让所有富有创意的人们发挥创意。我们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武器，就是创意邮件目录：一个全公司共用的建议箱。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发送到这里，从停车程序到下一代应用程序等等。在 这里所有人都可以对创意发表评论、进行评价，从而促使最佳创意浮出水面。 尽可能统一意见 现代企业神话中都有一个英雄般的独特决议制订者。我们坚信“群众的智慧”这一理念，并希望在确定任何决议之前收集广泛的观点作为分析基础。在 Google，管理者的角色是一个观点的收集者，而不是决策的独裁者。统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时要花费较长时间，但通常可以组成一个更加忠诚的工作组和更为明智的决策。 不作恶 很多人曾经对Google的这一口号做过描写，但我们确实试图以此为工作指导，尤其在管理方面。就像任何组织的成员都对他们的观点充满热情一样。但在 Google，不会有人反对这一原则，不想其他某些知名技术公司管理习惯那样。我们努力创建一种充满宽容和尊重的工作氛围，而不是让公司里充满满嘴只会说是的人。 数据决定决策 在Google，几乎所有决策都是基于大量分析后得出。我们创建了多种管理信息的系统，不止是大方面的互联网，还有内部联网。我们有很多分析师专门研究数据，分析各种执行标准然后总结出发展趋势，从而使我们尽可能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为每个研究项目都建立了大量在线“仪表板”，从中获得最新的状态现 状。 有效地交流 每周五公司所有员工都集合在一起，共同获得公司公告，业务介绍，解决各种问题(还有一些食物和饮料)。通过这种方式，管理层能够密切接触并及时了解知 识型员工的所想，员工也能对管理层的想法有所了解。Google对组织内的信息分发进行了极大的扩展，并重点弥补了少数严重疏漏。与某些外界想法不同，我 们认为值得信赖的劳动力才是忠实的工作团队是所有结果的第一真理。 发展道路上的潜在障碍 当然，我们公司不止遵守以上规则，其中许多在硅谷非常普遍。同时，我们意识到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改进自己的管理技术。我们(以及其他类似于我们的公司)还面临很多问题。 第一就是“技术自大”问题。工程师们之间的竞争是自然的，并且他们难以容忍那些积极性或学识不如自己的人。但几乎所有工程项目都是小组项目，因此小组中出现头脑聪明但顽固不化的人对于整个工作都是致命的。如果我们在一封推荐信中看到“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以及“我再也不想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字眼，那么我们绝对不会通过他们的提议。普及同级人员面试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小组成员热情欢迎新成员的加入。我们的很多优秀员工在小组创建等方面都是楷模，因 此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方式。 与之相关的就是NIH症候群(not-invented-heresyndrome，“与我无关综合症”)。一个好的工程师通常坚信自己能够开发一套 比现有系统更加完善的系统，并且以“创建而不购买”为信念。当然，他们或许是正确的，但我们却必须以极大的代价关注这些项目。有时这也意味着超出了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界限。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未来几年将要面对，即公司、产业及内部劳动力将最终成熟起来。不止是我们，连同业内其他公司目前都处于一个告诉发展阶段，但这个阶段不会成为永久。我们中的很多员工都是刚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其他的都有家庭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和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提供可吸引所有年龄段员工的福利和工作环境。 最后的问题是确保Google成长过程中，通讯程序能够跟的上公司的扩展。周五例会对于山景镇的工作小组非常适用，但是现在的Google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组织。 我们一直注重创新和改革，但这并不是Google的唯一。我们还必须管理日常运作，这也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们将建造比历史上已存的，更加庞大、复杂和要求更加严格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些系统必须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不断增加的一系列要求，因此计划、执行并维护这些系统的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积极性。在 Google，日常运作不是简单的事后三思：它们对于公司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在新产品开发中，能够取得像现在的统治领域一样的成绩和发明。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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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全球“剩男”猛增 中印农村男人岛令人担忧！

  新华网消息，据《环球时报》报道，你以为在世界上最女多男少的国家俄罗斯就很难出现大批“剩男”吗？答案是否定的。《俄罗斯商业周刊》日前援引专家的预测称，今年，俄男性单身汉的数量将达3000万之众———占该国1.4亿人口的21%！这个惊人的数字引起了俄社会各界的担忧。像俄罗斯一样，很多国家都在为本国剩男猛增而发愁。尽管东西方都有传统观念认为，男人的价值在于工作，女人的价值在于嫁人，这使得剩女时常背负“结婚狂”的名声，而剩男却像“钻石王老五”般逍遥；但实际上，剩男们远没有人们想得那么潇洒。一位日本专家说，在经济低迷的艰难时期，单身女性通常会有紧迫感，希望尽快结婚以确保财务稳定；而男性通常会延迟结婚，直至他们能负担之时。韩国的调查也显示，在未婚男女“没结婚的理由”中，女性选择最多的是“错过了结婚适龄”，而男性选择最多的是“收入不足”以及“工作不稳定”。发达国家的都市男性尚且作此感叹，生活在一些亚洲国家落后地区的底层男性就更容易成为被婚姻挤压出局的群体，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更值得关注。  现代都市催生大批剩男  俄罗斯专家的这个预测比4年前俄官方统计增加了900万，当时的数据已经够令人吃惊了，以至于俄国家杜马健康保障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格拉西缅科激进地提议，应该对本国光棍每人每月收缴工资7%的税费，以确保俄罗斯的人口危机不致失控。  在俄罗斯，确实有非常多的男性乐于享受悠闲的单身生活。35岁的瓦季姆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职员，至今单身。在谈到甘作剩男的原因时，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家都行，可以随便花钱，比如买一个很贵的电动剃须刀———这些都是已婚男人没法办到的。”瓦季姆说出了相当一批剩男的心声。俄罗斯《火星》杂志分析道，剩男现象是俄罗斯司空见惯的“城市病”，在现代化都市生活中，剩男们不用再为日常生活琐事发愁：工资足够将衣服送到洗衣店，吃饭可以去小餐馆，打扫房间可以请钟点工，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男性向往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与俄罗斯一样，“剩男潮”在德国都市也来势凶猛。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最近3年，该国适龄男性中有近60%的人未婚，这一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最高。有德国社会学家甚至担忧，再过12个世代，日耳曼族将面临绝种。  在东西方众多影视作品中，大龄女青年常被塑造成“结婚狂”的形象，与之相对的“剩男”往往是不肯谈婚论嫁的“钻石王老五”。但在现实中，面对婚姻的困惑，他们可没有大银幕上的那般潇洒。德国一项调查显示，誓将独身进行到底的男性其实只占5%，其余的95%则各有难言之隐。在美国华尔街、硅谷这样的精英聚集地，“钻石级剩男”比比皆是，但他们并非现代女性心仪的结婚对象。记者的一个女性朋友曾被介绍与这样一位剩男交往，但很快望而却步。她说，这类男人其实是生存在竞争最残酷、工作节奏最快的地方，他们将情感、婚姻都“量化”、“程序化”了，仿佛跟电脑硬件一样，最好可以即插即用，这可不讨女性喜欢。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调查发现，随着女性地位和收入的提高，男性越来越愿意接受一个比他们职位高、挣钱多的女性，但女性至今不愿接受一个需要自己“倒贴”的男人，这样一来，那些低收入的男人就很容易“被剩”。比如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如果丈夫收入低、职位低，这个家庭很容易因为医疗等问题而“停摆”。在很多欧洲国家，也有随着金融危机涌现的“背运单身汉阶层”。他们在25-45岁之间，学历低，被很多女性彻底打入遗忘的角落。结婚费用也是阻碍单身汉踏入婚姻殿堂的原因之一。38岁的卢克是记者的英国朋友，在伦敦一家公司担任市场部经理。有车有房的卢克不久前悄悄向记者打听有没有未婚的中国女性朋友介绍———原来他也是“剩男”。卢克说，他周围有不少“同道中人”，因为结婚不仅需要至少2万英镑的开销，还要买房安家，“动辄三四十万英镑的房价谁受得了？”据英国人口专家预测，到2026年，英国“剩男”将超80万。此外，害怕结婚的男性也不在少数。比如在德国，离婚后收入高的男方必须给女方净收入之差的3/7作赡养费，直到对方再婚为止。  女性社会意识的提高，也被视为剩男猛增的一大原因。在加拿大这个号称“北美女权圣地”的国家，个性独立、热衷“不婚”的“女战士”很多，她们可以和男性成为伙伴甚至出双入对，但结婚免谈。35岁的柏林建筑设计师托斯汀也说，如今的德国女性越来越像美剧《欲望都市》里的“新新女郎”，标榜要“像男人那样寻欢作乐，不负担感情责任”。 “单身汉经济”日渐时髦  上个月，日本东京开办了一所“剩男剩女”培训学校，专向学员传授“爱情36技”，比如何种举止谈吐、穿衣打扮才能吸引异性，该怎么跷“二郎腿”，该如何迈下小轿车，剩男们还要特别学习餐桌礼仪等。在日本，剩男被定位在33-49岁之间，据统计，30年前日本剩男只有2.15%，2008年则达到15.4%。为了破解“结婚冰河期”，“剩男经济”应运而生。两年前，一本描述剩男剩女的书———《婚活时代》风靡日本，“婚活”也成了流行词汇。不少报刊开辟了“婚活专版”、“婚活特集”，社会上出现了剩男网站、剩男酒吧、剩男塾；连东京的今户神社也为单身男女举办祈祷服务，可惜每次都是众多女性来争抢有限的座位，今户神社不得不在网站上写道：“我们缺的是男性参与者。”  其他国家也有与日本一样的精明商人。俄罗斯一些家政公司推出了“一小时妻子”的业务，即花每小时400卢布（约合13美元）即可雇一位“临时妻子”为自己洗餐具、拖地板、熨衣服。还有一家名叫甜蜜生活的公司专门向刚离婚的男士提供庆祝服务。《俄罗斯商业周刊》称，俄广告市场中针对单身汉的广告占10%-15%。在德国，小型汽车、单身公寓、网络文化一直在单身族中拥有稳定市场，这几年又冒出了诸如带狗散步、安警报系统为你浇花甚至在你宿醉时送上阿司匹林和咖啡的服务。德国铁路还定时开通只允许单身人士乘坐的“爱情专列”。  不过德国环保部门认为，剩男过多是一种浪费。统计数据显示，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每名成员平均每年约制造1000公斤垃圾，而单身汉平均一年要处理1600多公斤垃圾；5个光棍要比5口之家一年多燃烧61%的天然气，多消耗55%的电，多购买39%的日常必需品。健康机构则认为，剩男自由却不健康，患慢性病的概率比已婚人士高30%。  中印农村“男人岛”令人担忧  有人口学者分析，年龄差、文化差是影响婚姻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即女性会要求男性文化、经济条件相对高，而男性会要求女性年龄小，因此真正被挤压的是社会底层男性和高知女性。  印度和中国的农村都有剩男过剩的现象，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两国民间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法国《解放报》曾以“男人岛”为题报道过中国海南省的一个“光棍村”。“在中国农村，女孩被称为‘泼出去的水’、‘吃闲饭的人’，只有生儿子才有价值，”文章称，在海南这个贫穷村庄，不仅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超过两个，而且男女比例明显失调，“有些人的解决办法是花钱买据说是来自越南的女人”。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过印度的一个“光棍村”，这个印度北部偏远落后的农村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像样公路，那里已有50年没举行过一场婚礼。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印度男女比例为1000∶861，比所有亚太国家都高；而在富裕的新德里南部地区，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1000∶762，该报告称，印度缺少5000万女性。 《印度教徒报》旗下的《前线》英文杂志最新一期刊文称，印度很多人会设法依靠超声波扫描仪来确定胎儿性别，扼杀女婴现象十分严重。在印度，这样的测试只需10美元，上医院做一次堕胎手术也只需45美元，在很多地方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小广告：“今天花500，明天省15万。”与德里相邻的哈里亚纳邦就正在为这种陋习付出代价。英国《经济学家》3月刊文讲述道，一位家住哈里亚纳邦、37岁的卡车司机辛格去年娶了一位16岁女孩为妻，辛格称，他30岁时就认定自己不可能在家乡找到老婆，因为该邦拥有全国最糟糕的男女性别比例。他的妻子来自印度一个最贫困邦的贫困家庭。据称，在哈里亚纳邦，贩卖妇女已成为一桩大买卖，被贩来的女性有的来自印度的偏远地区，有的来自邻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国，此外还有人到孤儿院“寻找”未来的妻子。《经济学家》称，这可能会导致对女童的性侵害、一妻多夫现象以及寡妇被迫同家族内的人再婚等社会问题加剧。  “外国新娘”有喜有忧  在男尊女卑思想同样根深蒂固的韩国，“老光棍”也是一大社会问题。35岁的首尔电气工人李浩成诉苦说：“快让我结婚吧。”因为在农村娶不到媳妇，李浩成3年前背井离乡北上首尔，但现实是在大城市里也很难找到配偶。韩国媒体称，该国35岁以上的剩男有70多万，其中80%的单身汉都是像李浩成一样在城市近郊独守空房的男性。韩国京畿道家庭女性研究院最近的研究显示，到2014年，韩国适龄男性中约20%将找不到结婚对象。为了应对“无女可娶”的局面，韩国一些地方政府专门制定条令，花钱资助农村单身汉到东南亚等地相亲。韩国的跨国婚介多如牛毛，在农村常能看到“海外相亲游”的广告。首尔一家国际婚介公司的老板说，现在韩国女性择偶的标准高了，如果男性只有中学文凭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不在大公司工作、个子不高或年龄较大，又或者生活在乡下，都很难在本国找到配偶。不过，由于语言障碍、生活水平和习俗差异，特别是婚介过程中存在隐瞒和欺骗现象，很多外国女性嫁到韩国后感到失望，也遭受家庭暴力折磨。近日柬埔寨政府就因此决定暂时禁止柬埔寨女性与韩国男性结婚。  在男性比例普遍高于女性的海湾国家，跨国婚姻也是剩男们的选择之一。黎巴嫩学者哈菲兹认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地区，一夫多妻现象仍很普遍，使得本就紧张的女性资源更加短缺。而阿拉伯国家盛行的高昂彩礼费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在阿曼，结婚彩礼通常超过1万美元，有的更多，而阿曼人年均收入是6000美元。因此，阿曼等海湾国家的小伙子都愿意娶外国女人为妻。但由于文化传统差异太大，这种跨国婚姻美满的并不多。在阿联酋，有36%的“混合家庭”以离婚告终。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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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级的幽默

  周立波终于走出了上海，与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交响音乐“新”赏会。对于他的上海式幽默是否适合北方的疑问，演出当晚座无虚席的中山音乐堂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随着交响乐团的演奏，周立波以他特有的方式对各个声部及乐器进行了“诙”解，并在其中穿插了他对社会现象的评论。虽然此次演出并非“上海清口”，但除了上海话换成了普通话，周立波的表演一如既往。 有媒体称当晚观众笑声多达450次。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周立波的幽默的确被证明在北京也同样有效。 其实，周立波与郭德纲、赵本山的区别不仅在于各自的地域文化，而更在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人群。如果说赵本山代表了农民的幽默，郭德纲代表了小市民的幽默，那么周立波的幽默就属于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超越阶级的人性”。倘若如此，那么也可以说，没有超越阶级的幽默。 周立波婉拒了与郭德纲同台演出的提议，因为“一个是吃大蒜的，一个是喝咖啡的”，搞不到一起。北方人确实比南方人更爱吃大蒜，然而中产阶级对咖啡的偏爱却不分南北。周立波的话实质上代表了一种阶级的划分。 来到中山音乐堂看周立波演出的观众无疑就是北京的喝咖啡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上海的同类们相似。他们或许觉得赵本山的小品过于浅薄，郭德纲的相声过于粗俗，而对于周立波那些关于股市和按揭的笑话，他们和上海美琪大戏院的观众一样开怀大笑。 本次演出的主题“交响乐”本身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话题。周立波称自己是一个资深的古典音乐发烧友。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爱乐乐团的邀请，他也不会轻易地违背自己不跨过长江的誓言而赴北京演出。聪明的周立波知道什么题目符合他的观众的口味。 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古典音乐来衬托他们的身份，但不一定具备古典音乐的基本知识。而周立波的比喻：小提琴像女人、中提琴像中年人、木管声部像白领，让他的观众心领神会。 不过周立波最拿手的还是点评时事，因而他关于当下学雷锋的笑话引起了最多的掌声。 除了古典音乐、按揭贷款和股市，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谈论些什么？ 《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题为《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的文章。确实，除了主旋律式的赞美，赵本山的小品涉及不到政治，郭德纲最多发发牢骚。那么自诩更有文化的周立波呢？ 在舞台上，周立波嘲讽过萨科奇、布什、陈水扁，模仿过温家宝的语调和表情，但可以看出这些擦边球后面小心翼翼的“政治正确”。在北京的演出中，他最终拿掉了在排练中使用过的一句台词——“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窜访北京”。 周立波对于“和谐社会”的解释或许是当晚最精彩的部分：“和”一边是“禾”一边是“口”，“谐”一边是“言”一边是“皆”，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的社会。 可以预见，中国会有更多的周立波出现，因为成长的中产阶级与其他群体一样需要属于他们的幽默。一切幽默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这对于幽默是件好事。不信的话，听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相声，它们是否好笑？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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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中国知识界经常乱撒癔症，问出一些很傻的问题，比如“中国何时会出现‘中产阶级’？”。因为有人听说，西方有一帮叫“中产阶级”的人当年老躲在幽暗小巷的咖啡馆里，嘴里品着咖啡，手里耍着笔杆子操弄报纸密谋造反，结果居然搞成了，贵族和皇室都给弄下了台。报纸的作用之大，到十九世纪仍很显眼。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80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西人后来把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街上到处闲逛的人都神秘兮兮，形迹鬼祟，带有点密谋者的味道，既像个面目可疑的侦探，又像个微服私访假装闲散无聊的君主，十九世纪的密谋家也是蜗藏在小酒馆里议论造反，灌饱了黄汤才上街垒去流血打斗，伦敦幽暗诡异的煤气灯若隐若现的光亮，特别适合闲逛者走来走去，当电灯粗暴地把街头暗角照亮得灯火通明时，巴黎街头煤气灯那明灭闪烁的味道消失了，“中产阶级”才彻底堕落成了食利阶层，本雅明的意思是“中产阶级”并非有钱就能冒充，它是一种造反的“文化”。 于是有人笨笨问了句，咱们也有“茶馆”呀！但好像没人听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给喝下台的，茶馆可能是草莽英雄狂饮撒疯的地方，即使造皇帝反也是想取而代之，和“中产阶级”摘掉皇帝脑袋的做法毫不相干。当下中国咖啡馆里坐着的人倒是可能拥有不少“中等资产”，平日他们有房有车，打打高尔夫球，露一手疑似（这是禽流感流行时的常用语）某书法家的毛笔字，更高级者在商务会所弄个票房，会些吹拉弹唱的玩意儿。这样看来似乎真有些模样了，但这模样既不显得有文化，也没有造反的打算，和当年的“中产阶级”无关。 近读费孝通《中国绅士》，发现中国乡村里当年倒是散存着一些疑似“中产阶级”的人群。“绅士”的出现是和“贵族”相对立的，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一点。在“绅士”出现以前，流行的是分封制，权位就像块蛋糕，却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帝只管切给他的亲戚吃，私下里全包圆了，底下人要想染指王位，成为皇室的一员，就像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可能。封建制一完蛋，任何人都有可能当皇帝。科举是个途径之一，为什么唐宋以后乡村才大量出现“家族”，而且越来越红火？因为唐以前一提“家族”，指的都是贵不可攀的大户人家。一旦草根里冒出“家族”就等于看到了改变出身的希望，只要大伙合力拼命攒钱，把一个人推上去考学做官，回来不只是耀祖门庭，还可积累财富，朝廷里若没人，在乡间守住钱财就很难了。“家族”管理财产和组织也有一套，不仅有公共的族田，专门的祠堂，还有供祭祀祖先用的祭田，通过祭祖训化家族的意识。族里还可能配置学田，让小孩子们专心读书。 研究华南的英国人科大卫竟然干脆说，“家族”就是个现代公司，族长就像老板，理财组织选人样样操心，至少运作起来后的复杂原理极其相似。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听他在人大演讲时，居然就大咧咧地摆出“家族是个公司”之类的题目，听起来似乎把两个完全不搭调的东西硬揉在一起，感觉有那么点哗众取宠之嫌，最近其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出版，全书张扬的还是这“公司观”，捧读之下倒是有几分赞许，而操纵“公司”的骨干就是“绅士”。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二点。 “绅士”在朝里当官不是终身制，而是上下流来流去，当官时在城里拿俸禄，去官时到乡下当绅士，有点像公司里的聘任制。特别是在朝官员一旦到期不是靠血缘关系赖着不走这一条，真是让西方人羡慕得发狂。有人竟说，只有中国才出现了柏拉图向往的“哲人王”。当年西方为此掀起中国热，据说伏尔泰就是看中了中国“绅士”当起平民来个个自觉潇洒，觉得法国“贵族”都不那么厚道，总是腆着脸赖在位子上不走，不给像自己这样的底层绅士让位。其实，老外也很功利，等到这些“绅士”（后来叫做“资产阶级”）真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比如法国大革命后那些曾说过中国好话的洋“绅士”，一旦得势就狠批中国，说是东方最暴力专制的国家。写过《论法的精神》的那位孟德斯鸠更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中国“绅士”为此无缘无故当了一回法国 “中产阶级”抢夺君位的炮灰。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三点是他的“自治”色彩。按费老“皇权不下县”的经典说法，县级以下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他用了个词叫“无为”。犯了法，不但官不理，靠调解，“家族”还可以用私法杀人。等到现代官场收税的篱笆筑到了每家门口，好日子就算结束了。从此“双轨制”变成了 “单轨制”，一切由国家承包，“家族”的破毁等于“绅士”的梦魇。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四点是他有自己的“文化”品位。中国绅士当官时住在城里，拿着俸禄。退休后最爱住在景色秀丽，环境寂僻的小城镇，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地带。尤其是江南小镇，离繁华都市并不遥远，不像欧洲的城乡那般差异巨大，即使乡下到处绿草如茵，贵族却把自己圈在城堡里，和乡民隔绝。中国县级以下的小城镇人口总数常多过县城，青山绿水环绕左右，景色怡人，生活舒适方便，坐享城乡两边的好处。“绅士”当然得有点钱，否则买不起房子圈不了地，但乡下有钱人的回报机制是良性循环，有钱不但要修桥铺路，还要建书院，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那些没有走功名路线赚到钱的商人，常常自惭形秽，比如“徽商”，觉得自己特没文化，于是到处积极刻印儒家经典，做些盖园养士的风雅活计。江南满眼遍地的藏书楼，有相当多是徽商们盖的。 甚至“绅士”消失后，现代作家们还在继续拼贴编织行将破碎的小镇之梦。郁达夫在上海成名，却一个劲地痛骂它是肉欲横流、精神糜烂、犯罪横行的“魔都”。丰子恺形容石门湾小镇的诗趣画意，也用的是“小桥、流水、大树、长亭”这样酸掉牙的笔调，并说如果用秦始皇的阿房宫换自己的书房“缘缘堂”，坚决不干。即使如乱世枭雄袁世凯，在政治上失意，悠养怡情的首选仍是家乡小镇，他在河南漳德北门外的洹上村筑园隐居，内中遍置果、菜、瓜、桑之园。《东方》杂志上曝光的那张袁翁垂钓图，虽已成为袁氏大行韬晦之计的罪证，却仍暗示出如政局无法逆转，陶醉小镇风情也不失为其栖息终老的选择。 “绅士”们当然少不了女人相伴，其红粉知己虽多处青楼，也识闺中雅意情趣。按现代分类虽可归入“性工作者”的皮肉生涯，却在色艺修养上品阶早分高下。高层点的青楼女子回旋于士林，总是妙语连珠，极尽文采，不像近代城市妓女被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贬低成沿街拉客的肉票，性病传染的媒介。且不说晚明柳如是的风华绝代，即如秦淮河上的李香君和董小宛，也是情辞联署一来一往的好一番测试登门而上的雅士，才肯以身相许，结识的全是一时之选的文坛领袖，正如欧式沙龙里离不开俊俏优雅的女主人。假设当今大学文学系教授要想去买个诗酒风流，恐怕也许早因对不出联语被痛扁出门。青楼女往往在节气上不亏士人，如明末清军铁骑直指南都，柳如是与钱谦益相约投水殉明，船行至湖上，钱老以手试水，心中一凛，幽幽说道，水寒彻骨呀！若按蒙太奇的手法，钱老英烈的自杀身影突然改成了掉头泊岸那船头柳氏黯然的眼神，名士的脸这回真算是给丢尽了，尽管陈寅恪说钱老忍辱含垢，图谋复兴，可叹可敬，如果他仍还有苟活的理由，我猜也是在柳豪杰略含鄙视的眼光俯视之下，眼皮子肯定抬不起来。看来在江山易主的关键时刻，江南第一名士的偷生映衬出的反而是知己红颜的凛然。 “绅士”不愿赖在城里，老往乡下奔，意味着城市的人群向下流动，不断给乡村注入活力，这是科举制的功劳，入朝当官只是个门面，终老还得靠乡下的积累，于是边缘小镇风情就自然沾染了城市的富足闲适，却洗去了它无度的奢靡烦嚣。这些人生活太闲适了难免招人吃醋，近代革命造的就是这帮人的反。毛泽东好像说过，什么叫“革命”，就是农民终于可以在富家小姐们的床上滚上一滚。滚来滚去，最后是“绅士”被滚出了乡村。新型教育也帮着农民在滚跑“绅士”，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只管城里人，科目训练也都是让学习的人准备留在城里的，不像科举的设计虽总为当官的人着想，却预留了乡村人材的储备，比如考不上进士没机会入城的秀才，就沉淀在基层当起了“绅士”，也许比不上那些在城里当大官回乡的老爷，毕竟也是头上戴着儒冠，可以免交税款的上流人物。革命把“绅士”滚进了城里，尽管他们西装革履，成为疑似西式的“小资”，却犹如斩断了上下流动的源头活水，活水流不到，乡间萧索成了文化空巢，小镇风情的记忆犹如老照片里的模糊影像资料。“中产阶级”的覆灭也就随着革命的进程开始了，这段故事的发生恰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中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演变过程恰好相反。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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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八贤——王大宝

  王大宝，生于绍圣元年（1094年），卒于乾道六年（1170年），字元龟，海阳登瀛（今潮安归湖）人，“潮州八贤”之一。王大宝博通五经，尤精于《易经》。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他在会试中深得主考官的赏识，被以第一名呈报。殿试时，王大宝屈居第二，成为宋代岭南唯一一位榜眼。 及第之后，王大宝被授以南雄州教授，但所得俸禄连自己也养不起，百日后即辞职。绍兴十六年（1146年），王大宝被任命为连州知州，三年后上京接受考课，趁机上书奏请裁减“免行钱”，使广南路六州民众减轻了不少额外负担。此后，他调知袁州，曾向皇上进所著《诗、书、易解》。高宗阅后，对宰相说：“大宝留意经术，可入京任职”。为此，他被任命为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接着，他先后被授为敷文阁直学士，温州知州，福建、广东提点刑狱。这期间，王大宝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王大宝被授为礼部侍郎，向孝宗进言：“先明国是，而行以果断”，劝告孝宗不要在和战问题上再犹豫不决。王大宝的话深得孝宗旨意，不久被授为右谏议大夫，接着又兼孝宗侍讲。 上任后，王大宝先后奏劾、罢免了一批贪官污吏，一时朝野震动。朝中的奸佞都心惊肉跳地称他为“王老虎”。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王大宝受命与侍御史兼侍讲王十朋、右正言监察御史陈良翰、阎安中等草拟三省六部合并事宜。合并方案拟出后，宋孝宗即据以诏示各处，限十日为期开列出应合并、裁减官吏名单，申报尚书省。虽因此人言汹汹，但百司人员终得以精简。 王大宝最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的力主抗金，力赞北伐恢复失地。王大宝一任礼部侍郎，即极力促使孝宗下定抗金决心，排除媾和之论，图谋恢复，以不负众望。其时张浚在江北设立都督府，加紧北伐准备。孝宗以参政事汪澈督军荆、襄，策应北伐之师。汪澈指挥不力，致其部属败失唐、邓两州，更坐视方城（今河南汝南县境）之败，大伤北伐锐气。此时，王大宝已任谏议大夫，出于强烈责任心，他一再上疏弹劾汪澈，终使汪澈贬谪台州。此后，宋军在张浚的指挥下，曾收宿州。但不久宋军兵败符离，主和派纷纷攻击张浚。在此危急之秋，王大宝立即向孝宗进言，使孝宗又一度坚定了信念，还提升张浚为右丞相。 然而，在主和派的活动下，孝宗抗金的决心最终还是动摇了。秦桧余党汤思退被擢升为左丞相。汤思退派人暗中与金国联系，并议罢都督府，与金媾和。由于主和派把持朝政，孝宗听信媾和主张，都督府和边防相继撤消，张浚被罢职，王大宝也辞去谏议大夫之职，但又被任为兵部侍郎。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王大宝被召为礼部尚书，与名臣王十朋齐名，人称“二王”。但不久又受弹劾。未及两月，再次被罢官。此后回到家中，再未出仕。  王大宝病逝时，孝宗特敕赐“御葬”故里。墓碑上刻有“御葬”两字，墓前有宋代大型石碑群（现潮安县归湖镇神前乡仍有墓地，1981年重修），这在当时是很荣耀的。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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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归妻子难言的尴尬：我用青春给别人培养了一个老公

  她高高的个子，模特身材，大家都说她“帅气”。她出国早，对新留学生来说，她有令人羡慕的家庭，是有身份（绿卡）有工作有靠山的“富人”。她老公被公司派回国工作，她带着读小学的儿子成了海归留守妻子。 她老公长得一表人才，外国博士、外国籍公司高层。在国内这可是魅力四射的“金领”，身旁自然不乏红粉青娥。日久生情，他就和“小蜜”暧昧起来，干柴烈火，很快发展到如胶如漆出双入对的地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小两口”正亲亲热热地逛街，偏偏让她回国度假的闺中密友撞个正着，这下，东窗事发。 不愧是朋友，立马国际长途揭发。当然，也没有忘记告诉其他密友，不过特意“加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可是，谁还没有一两个腻友呢？这个消息经过一次次“加密”以后，就迅速传遍咱们整个中国留学生圈子。 咱那地方是个大学城，中国人都是留学生和家属，特纯洁、特安分。虽然“出轨”这种事情早就耳熟能详，可是活生生的发生在身边却是第一次。可能被平淡的生活憋的太久，每个人都立刻兴奋起来。酒茶饭局“电话粥”，“内部”情节飞快的更新完善，前因后果越来越有戏剧性，极大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她的朋友炸了营，这种如花似玉、德才兼备的老婆竟然还有男人胆敢背叛？反、了！姐妹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把她的花心老公批得体无完肤，毫无招架之功，就是他们自己的老公，也莫名其妙地被修理了一番。只要她一出现，关系近的就凑上去帮她讨伐两句，不太熟悉的就齐刷刷的望过去，一向低调的她成了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 突然消息传来，她把老公给休了。干脆，大快人心！可是，像一部热门的连续剧突然结束，大家一下失去了酒足饭饱谈论的焦点，有些空空荡荡，慢慢的反倒生出一些挫折感。仔细品品，好像期待的并不是这样的结局。 如果她的朋友不揭发，起码在表面上他们仍旧是一对恩爱夫妻，一个幸福家庭。她的朋友真的应该揭发吗？可是如果不揭发，那还是朋友吗？也难怪，咱中国的朋友喜欢帮助人。你年龄到了还没有对象，她们急；结婚了老没有孩子，她们比你还急；小孩有了可是老公出轨了，她们更是急火攻心。这回如果她不离婚，她的朋友不能放过她，她哪里还有面子混下去。 他老公是真的不愿意离婚。奇怪了，这可是和“喜新厌旧”的传统戏文不同。现在只身进入“白区”的海归多数到是这样“喜新不厌旧”。回国寻花问柳逢场作戏行，可是家里的“基本盘”是不肯动摇的。是有良心，还是对国内的小妖精不放心？想想他们也不容易，大陆媒体忧心忡忡地讨论百万民工的性饥渴问题，海归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这出轨大概只是他们解决同样问题的方法，不是真的要背叛家庭吧。 那个“小三”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本来没有指望的东西。他说过他不能和她结婚，她说没关系。现在国内很多女性不在乎结果，只追求过程。其实心里也愤愤不平。本小姐年轻美丽，奉献出青春全身心来滋润别人的老公，还得偷偷摸摸的防着他老婆。突然被他老婆发现了，把他吓得什么似的。还好还好，转眼就风平浪静。于是“小三”就高高兴兴转正成“大奶”了。又办出国，又换国外的工作，幸福得不得了。 最苦的好像反倒是她。出国和他一起历经艰辛的打拼，终于熬出头，现在却把用自己美好青春培养出来的出类拔萃的老公让给了别人，让自己的家父子分离。现实一点看，在她这个年龄段还没结婚的男人恐怕会有点心理或者生理问题。找一个离婚的或者再婚的, 那还不如自己那个出轨的男人好。她真的应该感谢她那些肝胆相照全力支持她的朋友吗？ 最近一次聚会中，大家谈论着海归男人面临的诱惑和难以避免的堕落。突然想起我们当中也有一位海归留守女士，赶紧收住话头对她说，“你老公和他们不一样，不会出事”。她却大大方方地说，“你们也不用这样讲，他也是男人，男人的毛病他也免不了。只要他不忘记老婆孩子，钱回来，人也回来，我才不管他在国内干什么呢”。 不管这是玩笑还是她真心话，事实是：海归留守女士真的很难。把老公栓在身边，眼睁睁放弃回国大发展的机会，于心不忍；放老公回国，又怕鸡飞蛋打一场空；不准老公回国接触女人，既不人道也不牢靠；发现老公偷情，拿不起，又放不下。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是难得糊涂吧。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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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少将谈中共真实潜伏：色诱与暗杀违反原则

  核心提示：记得19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到敌营中潜伏并引发很大影响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那种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原则恰恰是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隐蔽战线的地下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虽然有些作品缅怀颂扬了以往地下工作的业绩，有些编导者为追求刺激和票房数胡编乱造，影视作品中的一些“历史场景”严重违背了隐蔽斗争基本原则。鉴于当下不少为感官刺激而曲解历史的影视片，已对观众造成误导，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革命战争年代已形成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在最近一次电视台采访直播时，笔者曾向一位影剧院校的负责人谈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任务，他听后马上感叹说：“原来我们以为地下工作就是搞情报呢！”出现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主要是源于1980年代后国内影视界有关地下工作题材的创作时，差不多都选择最能刺激人的情报谍战。 在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而不是搜集情报。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的影视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工作却大多没有兴趣，才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 为提高收视率，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剧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其实在当年的地下工作中，党中央专门制定过不能搞武装的规定。1939年成立的中共南方委员会在江西隐蔽山林建立秘密军训营地并储藏武器，结果往来的联络人员暴露，导致南委组织在几个省内出现大破坏。周恩来对此批评说：“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遇敌检查便会暴露），除1930年代前期中央特科的极少数人外，他们也不可能像影视剧中那样动辄拔枪射击。 “俊男靓女＋豪奢”是对隐蔽工作的歪曲 一些影视剧的编导所设计的地下工作场面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这些镜头让当年做过地下工作的人看后大多叹息，因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便是：“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据1931年秋天在上海送周恩来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的黄平回忆，周恩来夜晚从码头乘船出发，穿戴如普通工人，坐下等舱，其重要原因是众多国民党官员认识周恩来，到上等舱房容易暴露。党的干部在敌区外出时，着装和携带物品都要与掩护身份相符。如党的著名宣传家恽代英在1930年外出被捕，就是因着工人服装，身上却带了30元钱（相当工人两个月工资）和钢笔、手表，路遇“抄靶子”（临时检查），巡捕马上感到这与工人身份不符而将他抓走。 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是违反历史真相的。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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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曾国藩曾是“月光族”

       最近从《曾国藩家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缺，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月月见底，手头拮据，并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这里不妨分析一下欠债背后的真相。 　　从《曾国藩家书》中看，他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他40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曾国藩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那么，他所欠的近千两外债与他的俸禄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这要从清代俸制中寻找答案。当时，文官京员的正俸有俸银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给，二品官岁俸银155两、禄米77石5斗。如果去掉吃的不说，单从花的看，他6年的岁俸才只有930两，身为正二品侍郎的他，就是一分钱不花，也要等6年之久才能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这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是多么地丢人和难堪。 　　虽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咸丰二年（1852年）他42岁，得母讣闻，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1000两，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300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剩下700两，以200余两在省城还账，带400余两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无奈的境地？他的俸银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挥霍，是被盗，是丢失，还是偷偷给了二奶？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怀疑的人思考。那么，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清代的工资发放，始终奉行的是一条低薪养官的原则，清朝文官的正俸标准不算高，如果仅仅依靠正俸，文官的生活不可能达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程度。当时也是物价涨得比胡子长得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长得还慢，曾国藩身为朝廷高官，和许多人一样，其薪情与待遇相比，是存在很大的剪刀差的。 　　带着一家老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两银子，相当于他三年的俸银，这种支出的悬殊，很容易让人想象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多么地不足为外人道。工资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始根源，这一现象也从清代薪俸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为了解决官员工资低的问题，朝廷也是绞尽脑汁，多设名目，予以弥补，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经制文员加发恩俸，另有公费、役食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收入低的现实问题。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身上刮几个活钱儿花花，他为何要强忍欲望而作弄自己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雅之处。曾国藩曾说：“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潘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 曾国藩一生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在家书中训诫几个弟弟做到，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在朝为官几十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说，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相传曾国藩为官30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时一着之，故藏之30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之，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他要花钱，又没钱，想有钱，又不贪，剩下的只要两条路可走：一是节俭，二是举债。节俭是一贯躬行的，借钱当然也是家常便饭。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里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弟。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从衣服、耳帽到阿胶、膏药、高丽参等，无所不有。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几个弟弟关怀备至，不但在学习上帮忙和指导，而且大多数学费和生活费也是出自他之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可所有这些又是他乐于办的事。手头紧时向外借些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曾国藩也是一个债权人，外人也欠他的钱，从他家书中看，将近千金，如果把这笔大账收回来，是可以抵上他的负债的。那么，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何不及时收回外账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呢？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乐善好施的另一面。他在家书中说：“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他没钱，还有人比他更穷，不是不想收，而是不忍心收，这就是他不愿意收账的直接原因。不收欠账，外债怎还？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他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外人的奠金上，“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如果没有什么外来钱，只得等他节衣缩食积攒够后再还了。 　　咸丰二年（1852年）以后，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已很少再提到借钱的事了，主要的原因是，曾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 　　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对于曾国藩这个人，毛泽东的“独服”、蒋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国之策外，应该还暗藏崇尚他的处世之道吧？

  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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