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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80后夫妻不愿当房奴 签10年租房协议

    租房合同(图片来源:重庆晚报) 房子二室一厅,位于大渡口区钢花路,每月房租700元,10年就是84000元 只租房不买房,在一对80后夫妻眼中,这是理想的住房状态。在市区寻寻觅觅1年多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一位肯出租房子10年的房东,并于前天签下10年租房协议。 他们的举动遭到双方父母强烈反对。昨日,4位老人专程从老家赶来,以断绝关系相威胁,要求他们就算赔偿也要毁约。 这对小夫妻不愿买房只想租房 这对80后夫妻,男的叫汤耀辉,在位于江北区观音桥的重庆宗远物流公司上班。女的叫王端睿,在大渡口区一个陶瓷批发公司上班。 两人今年都是26岁,双方父母都住在老家垫江县。小两口说,结婚1年多来,他们一直租住在大渡口晋愉绿岛小区17栋3楼。两人月工资加起来有6000多元。与绝大多数80后结婚要有新房的要求不同,他们在结婚时就决定只租房不买房。 “不是头脑发热的一时想法。”王端睿告诉记者,结婚前,她和丈夫也曾想过买房。看了许多楼盘,仅首付就得花6万元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费用。 汤耀辉说,缴了首付,没有余钱再投资创业,此外,省吃俭用还贷款,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很多,万一买的房子跌价了,心里难以接受。租房的好处就有很多,诸如:工资中拿出少部分就够房租了,负担轻,余钱可以用于改善生活质量;住得不顺心可以换房子租住;闲钱存银行吃利息,有机会还可以投资创业。想来想去,他们都觉得,租比买划算。于是,找一套二室一厅的“永久性”出租屋,成为他们的目标。 找了一年多:签下10年租房协议 王端睿说,去年7月以来,她和丈夫跑了大大小小的二手房介,没找到一位愿意把房子长期租给他们的房东。 大渡口区锦愉社区党支部书记王云霞说,本月初,王端睿请她帮忙找永久性的出租屋。当时,她就觉得难度很大。正当她为帮不上忙而烦恼的时候,上周五,一位在江苏省上班的朋友回来玩,她说起此事,对方称有一套想长期出租的房子。 在江苏南京上班的36岁的苏存效说,他在位于北部新区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重庆公司当销售主管。去年5月,他的这套大渡口区钢花路的两室一厅房子装修好后,原本打算自己住,却被单位调到南京分公司销售部当经理,还被告知要待10年以上。他只好将妻子和孩子也接到南京,正愁新房如何出租,王端睿夫妻的要求,和他一拍即合。 王端睿说,上周五晚上接到王云霞电话后,她和丈夫商量了几天,于前日正式和苏先生签下10年租房协议。 记者昨日在王端睿家看到,这份协议写明房屋出租时间为201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租金每月700元。 长辈不接受:双方父母强烈抵制 “岂有租房住10年的道理。”昨上午赶到市区来劝说的王端睿母亲李香勤说,前日,接到娃儿打来电话,声称签了10年租房协议,她当即被气哭了。 家住垫江县新建路26号的汤耀辉父亲汤志强很气愤地说,前日与亲家见面后,大家一致认为,“成家立业”中的“家”,就是指房子。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双方家长讨论了3个多小时后决定,先以泪动情、以理服人的态度,劝说娃儿毁约,赔点违约金都可以;如果不能见效,他们就说把老家房子卖掉,准备在市区买套房子;再不行的话,他们就以和娃儿断绝关系相威胁。 李香勤指责女儿很傻,哪有让丈夫给自己租房住。将来,孩子出生了,莫非也让孩子跟着父母一起居无定所? 汤志强说,他甚至骂儿子没本事,只能让妻子睡出租屋,没想到娃儿很犟,随便家长怎么说,他们就是不愿买房。为此,娃儿他妈还被气得高血压发作。 “年轻人晚买房都可以,但房子必须买。”汤志强说,哪怕当父母的砸锅卖铁也要帮他们买,一定要逼他们毁约。昨日,汤志强夫妇和亲家一起赶到市区,如果儿子和儿媳还不肯放弃10年出租协议,就威胁和他们断绝关系。  

    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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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跳出家族企业继承人困局:管理逃不脱历史

    不管是工业化社会还是后工业化社会,企业对一个国家而言,其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然而,对很多国家来说,企业的沉沉浮浮早已司空见惯,尤其是遭遇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之时,更是企业大浪淘沙之际。企业跌宕起伏背后,有外在环境的原因,也有内在发展的逻辑;其中,文化作为重要的一维,在企业发展的课堂里占据着前排的位置。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更有利于企业发展?该如何利用文化纽带可持续发展企业?对这些问题,CIMA(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全球会长Aubrey Joachim先生有着自己的研究。近日,本报记者在他短暂访沪期间对其进行了专访,特此刊出以供读者参考,尽管他的这些观察和结论,未必全面和准确。     任何管理都逃不脱历史     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公司的治理,在某些特定国家,文化因素反而会对商业活动产生正面影响。目前来说,中西方文化已经相互融合     《国际金融报》:欢迎您来到上海这座东方城市。我们首先想问的是,您怎么看待文化在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Aubrey Joachim:文化在公司竞争力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理论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明显的优势。     我认为,文化是一种隐形的优势或变量。例如,文化处理得当会增加一定的交易量或促进创新能力。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公司的治理。在某些特定国家,文化因素反而会对商业活动产生正面影响。目前,中西方文化已经相互融合。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自己的市场,这给世界和其自身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有人常说,中国人的职业道德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文化的一个积极特点。然而,缺乏透明度这样的文化在商业活动中会起到很多负面作用,这也是东方文化一个显著的障碍点;同样,西方严格的职业道德模式也会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我们要找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不同之处,从人性和文化角度看,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商业思维独立开来,他们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比如,各国之间的移民对商业活动就有很大影响。     亚洲和欧美国家的商业活动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向。亚洲遵从的商业信条多建立在长期的价值准则(Value-system)基础上,在公司管理上突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西方商业活动信条建立在一系列法规制度上,它们二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现如今,世界在变化,合作很频繁,西方的制度管理和法规有很多已经被中方公司所采纳,但这不意味着古老的东方丢弃了自己的商业准则,其实很多公司还在坚持“领导说了算”的原则。     东西方企业管理文化的不同还表现在企业寿命长短上。在东方,企业往往最初是由一个家庭来控制,企业领导人会长期在位,甚至世袭给自己的后代,整个企业的发展就好似一个王朝的演变一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大家也在谈论着“富二代”对企业的影响。在西方,虽然也有一些家族世袭式企业,但大部分企业是由好几个合伙人共同建立,是一种合作制结构,这样的组织结构就要求他们采用透明的管理制度。正是这种公司成立之初的不同,才导致了两种企业的命运不同,在东方管理文化下,企业几乎都长命百岁,因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认为,这是自己创立的公司,需要一直传承下去,他们甚至还对企业的远景做了规划。在西方文化背景下,CEO受雇于董事会,他们只会为其短期利润负责,只能在位1年、2年或3年。任职时间短,管理者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负责。工资与绩效挂钩,就更愿意采取短期冒险行为。这也是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管理者、监管者只对企业短期利润负责,获取暴利成了惟一追求方向,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只能成为短期利益的牺牲品。     历史文化对企业管理也有影响。一些国家历史长远,但鲜少经受长期的殖民统治影响,他们把自己的商业信条保留得很好。在东方,握握手的口头承诺就可以成为一份合同,我给你工作命令,你只能完成,没有规章制度限制。比如,在中国和印度,就有工作身份的区别,阶层划分对信任的理解也不同,印度甚至现今还保留着等级制度,军人、农民、建筑师和雕刻师都成了一种阶级管理文化,他们甚至把这种阶级划分看作是一种人与人的“信任制度”。如今的印度,很多底层人士很难找到工作,即使去大学学习后也一样,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而是阶级文化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然而在西方,即使奥巴马之前是农民的儿子,他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总统。     中资企业出海用人需智慧     西方员工不喜欢被非西方人管理只是一种偏见。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天才,你非常胜任自己的工作,你也很有竞争力,还很诚实,你有很好的方式与员工交流,你很自信,他们最终会接受你     《国际金融报》:另一个问题也想听听您的建议。目前,不少中国企业选择海外并购,并购后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冲突,尤其是合适的管理人才难以找寻。您看该如何选拔管理人才?是从本土外派还是第三国招聘?     Aubrey Joachim:文化不同,自然会产生管理冲突。中国收购一些企业后,往往受到当地员工的抱怨,常见的现象是,西方工人往往不喜欢非西方人当自己的上司。     以我自己在全球很多国家工作的经历看,东西文化的确对企业管理存在很大影响。我祖籍葡萄牙,出生在斯里兰卡,也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中东工作,还在伦敦生活过,辗转又在新加坡工作,最后定居在澳大利亚。从员工层面看,我发现,很多人最初也不希望我成为他们的老板,我觉得这与东西方的企业管理理念和工作文化有直接关系。东方企业领导人喜欢加班,上下班时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这方面导致西方员工不乐意,于是他们的偏见就很多。从更高层管理能力看,CEO级别的管理就要再回到之前提到的中西方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理念不同,他们到底是要追求短期利益还是寻求长远发展也会影响管理策略的不同。     收购后管理人才如何录用?处于信任的角度中国可能会外派人员进行监督,若选择录用当地人,可能更看重这个管理岗位的重要性和他的个人能力。我的观点是如何选择最佳人选,都取决于公司的战略是什么,最好的人应该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大家面临的压力各不相同,但是大家最终的目的是让公司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选人要看这个岗位需要怎样的人才。     如果你想让公司高效运行,如果你单方面考虑信任度,就委派自己国家的人去实施监督职能,当地的员工就会感到很失落。一个公司甚至可能出现两种文化的对立,当中国公司掌控国外公司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吉利汽车,吉利是个小公司,却吃了沃尔沃这个大公司,也许会出现员工的一些不满因素,所以吉利公司能做的就是放缓一些运营策略,把融合时间拉长一些。从管理能力来看,不可能把那边原有人马完全撇开,应该注重向其学习,知道找到最好的人选来管理沃尔沃部分,最后再考虑让中国公司来管理。     西方员工不喜欢被非西方人管理只是一种偏见。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天才,你非常胜任自己的工作,你也很有竞争力,还很诚实,你有很好的方式与员工交流,你很自信,他们最终会接受你。一开始,他们也许会出现不情愿的现象,不确定你是否能和他们融合,但最后还是会接受。世界上的每个公司都应该尊重彼此的文化。比如,中国历史悠久,长时间的文化积累需要被尊重和学习,一些经营中的传统文化值得保留,大家应该学会欣赏文化中的精华,过去人们都强调平等,现在出现了贫富分化,是对是错,这些现象各个国家都有,我们不得不看清楚最好的是什么,然后综合运用。     丰田悲剧在于放弃自我     《国际金融报》:确实有不少企业,把东西方管理文化结合得很好,但也有些企业做得就不是那么好。您能举例说明么?     Aubrey Joachim:从近期来看,日本丰田公司就是个典型案例。丰田的悲剧,就是放弃东方管理文化的一种结果。     各大公司必须特别小心地将东西方文化结合。丰田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公司。在过去10年中,该公司开始尝试将中西方管理方式结合,在此之前,其只是单纯遵循东方企业价值观。然而,结合的结果却是采用大量的西方模式来管理公司,过分追求利润,从而出现了今日的“质量门”。     丰田本是家族制企业,丰田章男是第四代传人。他的祖辈们最初非常注重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对消费者特别负责,企业运作采用高效管理制,这也是他们建立企业的初衷。但在过去10多年来,伴随着西化的是,其管理理念也发生了转变,把追求高额的短期利润放在第一位,开始削减数十亿美元的成本,争取利润最大化。     这就违背了东方企业的创业初衷。东方企业成立之初的理念是存在的意义,是争取对社区和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情,这意味着企业的宗旨是让客户和供应商满意。比如日本用KARSOL来形容企业的经营思维,其意思是企业的存在是以让周围人受益为前提的。近10年来,丰田汽车公司不断地压榨供应商的利益,这就是把中西方文化不恰当结合后带来的一个致命后果。     西方的管理模式未必就好,纯粹的东方管理模式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印度TATA公司,已经存在了142年,他们的发展策略与创始人的个人信条有直接关系。该公司创始人开办这家公司的初衷就是让公司周围的人都富起来,为社区服务的信念较强,取得的利润也要回馈于民,与社会共同成长。直到今天该企业还遵从着这条法则,不管并购了多少西方公司,还是自身队伍壮大得有多迅速,他们都坚守自己创办公司的初衷和东方企业的管理文化。     跳出家族企业继承人困局     《国际金融报》:从另一角度说,丰田的悲剧还与如何解决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问题有关。据我们所知,东方包括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都为继承人问题发过愁。     Aubrey Joachim: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还缺乏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和规章制度。比如在签订合同问题上,东方国家的企业负责人最初喜欢把对方看作是朋友一样来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没有更多规则的约束,这个建立信任关系的出发点是好的,让决策过程很快。但缺乏规章制度的约束和透明度,容易发生类似贿赂等很多问题,风险性比较大。西方企业在合同签订时风险小,因为有很多条条框框束缚,但这也导致其决策过程非常缓慢,需要经过董事会对几千页文件进行讨论,最后达成合同合作协议,所以双方都有利弊点。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老板说了算”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利于企业生存,所以这些企业应该采纳更实用的商业思维与专业的经营管理模式。     采用什么样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比较适合东方企业?长期以来东方企业保持着“家庭作坊”的形式,管理意识薄弱。在企业治理和透明度缺乏问题上,很多东方企业应该考虑采纳一些实用的治理框架,比如成立董事会,包括独立的董事成员。这些人应该严格遵守审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决定,现在许多西方家族式企业已经开始采用这种管理模式。要明确治理模式是否具有可执行能力,以及它们会不会有助于决策制定。好的会计管理工具和技术还包括预算、预测和绩效管理等,这些管理类型是东方企业必须引入的。     继承人能力成为新难题。中国的家族式企业多,其实在大多数国家也一样,很多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90%的公司都是从小公司形式运作开始的。随着家族企业的壮大,新的问题是继承人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传承父辈们的企业精神。澳大利亚很多公司现在意识到一个问题,家族企业中的第二代继承人还没准备好接任,包括零售、酒类企业等很多公司都出现了继承人不愿继承,反而对家族企业以外的事情比较感兴趣。澳大利亚西部集团(Westfield)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是澳大利亚第九大上市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物业集团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发展迅速,最初的创始人是二战后的难民,开创企业成功后,两个儿子都不感兴趣,只能把公司推向另一层面。对于继承人问题,我认为,如果发现继承人还没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开放思想,走向私营化合作。但一个东方企业想要保住私营化性质,就必须意识到采用非常专业的国际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

    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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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老吉深陷品牌突围战 加多宝租赁模式引冲突

    2008年,汶川,捐款1亿元;2010年,玉树,捐款1.1亿元。这是广东加多宝集团两次在地震中的捐出善款数额,也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凉茶企业在全国声名鹊起的开始。   不可否认的是,两次捐款的大手笔让加多宝集团一夜之间便成了民族品牌的骄傲,随后这家公司旗下的主打产品——红色罐装王老吉凉茶也占据罐装凉茶市场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大部分人在购买产品的同时,却往往并不知道,王老吉凉茶这一品牌背后的故事。   在王老吉的红罐包装上,虽然有无“JDB”(加多宝)三个单词的区别看似微小,但背后却是关于王老吉品牌那些还不为大众所知的汹涌暗流。尽管已经身为中国凉茶饮料第一品牌,但在这个第一品牌之下,隐藏的却是三家公司、三分天下的明争暗斗,无论是商标权利的模糊不清,还是过度分割,都给王老吉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隐患和风险。   “加多宝”助力王老吉突围   早在2003年非典时,凉茶就成为坊间传说中的救命稻草,那时,王老吉品牌首次喊出了“怕上火就喝王老吉”的口号,随即爆红。而2008年和2010年的地震天价捐款更是扶助王老吉一跃而成为国内凉茶的第一品牌。   事实上,王老吉凉茶早在清朝道光年间(约1830年)便由王泽邦初创。其后由于产品畅销,王泽邦的三个儿子在广州开设了凉茶店,而且市场销售从两广扩大到湖南、湖北、江西、上海,以至北京、哈尔滨等地,相继传入了东南亚各国乃至美国。王泽邦去世后,第三代传人便将凉茶店开到了香港、澳门,并将王老吉“橘红底杭线葫芦”的商标注册,成为第一个注册的华商商标,这也就是说王老吉这一个品名商标权利实际上是由王泽邦家族创立和固定下来的。   那么为什么如今王老吉成了加多宝集团旗下的主打产品呢?时间还要回溯到1949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王老吉被一分为二,广州王老吉凉茶被归入国有企业,而在香港的王老吉则依然由王泽邦家族后人把持经营。   彼时执掌国内王老吉品牌的是已经更名的“广州羊城药厂”,隶属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3月4日,“羊城药厂”才重新改回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然而至此,王老吉品牌始终都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真正的崛起还始于1995年的一次商标出租,也就是王老吉品牌所有者——广药集团将罐装王老吉品牌的使用权,以20年的租期租给了香港加多宝。   作为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大型专业饮料生产及销售企业,加多宝集团在得到王老吉罐装的商标承租权后,如获至宝,不仅在生产基地建设上不惜血本,媒体宣传攻势上的投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电视广告、户外平面广告、冠名各类比赛、组织各种活动,甚至数次动用网络推手,巧妙利用捐款、非典等热点事件配合宣传,这样的强大攻势之下,红色罐装的王老吉几乎一夜之间便遍布在了中国的大街小巷。然而随着销售收入的几何增长,加多宝开始遇到了商标品牌上的纠葛。   对此,北京智维律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目前王老吉品牌实际存在两层权利:一为所有权,二为承租权。“商标的所有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广州王老吉手中,而加多宝得到的只是租借使用的权利,这种运作方式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智维律师的专业人士表示,“一旦租约到期并且无法达成续签协议时,加多宝只能放弃其前面的巨大投入,如此的利益衡量之下,加多宝完全可能在租约到期前接着王老吉打响的名气力推其他品牌,而有意搁置或者减弱王老吉的品牌影响力。”   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广药王老吉原负责人李益民与加多宝在1995年签署的租借合同,最终被认定为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导致无效,那么广药王老吉就可以立即收回红罐王老吉的商标权。这样就意味着,对加多宝集团而言,无论租约何时到期,只要采取租借这种形式,本身就隐含着加多宝的利益被损害的可能性,而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到王老吉这个大品牌的形象以及运作。 品牌效应引发利益冲突   现实的情况却是,由于加多宝集团已经向红罐王老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目前正是收获超额利润的时刻,如果商标使用权突然由于当初的一些瑕疵因素而被削减甚至取消,对加多宝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2003年,加多宝集团在红罐王老吉的广告上投入1个多亿,发布了一系列强大的广告攻势,伴随“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以及主打酒店餐饮、中高档娱乐场所的正确营销策略,红色罐装王老吉迅速打开市场:2003年红罐王老吉的销售额由2002年的1亿多元猛增至6亿元,并冲出广东;2004年,全年销量突破10亿元;2007年销量则更是达到了顶峰的80亿元。而与加多宝主导的红罐王老吉气势如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药业旗下的潘高寿凉茶2007年时销售额只有5000万元左右。   此时,由于王老吉这一品牌的迅速崛起,广药开始重新审视“王老吉”这个昔日不被重视、轻易便租借给港方的品牌。由于手中还握有盒装王老吉的商品权,广药开始对上世纪90年代中就已上市,但口味较偏苦、销量很低的绿色盒装的王老吉凉茶进行再度包装。   在盒装王老吉迅速按照罐装改良口感后,广药开始不惜血本广泛地进行广告宣传投入。于是人们发现,当“怕上火喝王老吉”成为耳熟能详的广告后,“王老吉也有盒装”迅速蔓延开来,两者稍有区别的是,罐装王老吉的广告最后一个定格镜头,画面上是三个单词“JDB”,而盒装王老吉的广告则没有这个产品标识定格。借助于红罐拉动之下,2007年“绿包”王老吉销售额达到7.1亿。   同时,由于绿色盒装王老吉价格更低、更有老式凉茶韵味的包装,其在迅速占领超市的货架、便利店后,开始进入红罐的传统领地——餐馆、酒店以及娱乐场所。此时,红绿“王老吉”的市场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双方常常同时展开推销,大唱对台戏。   市场调查机构的数据统计,2009年纸盒装王老吉销售增长达到26%,而罐装王老吉则下跌了10%。虽然表面上两方对外都宣称红绿王老吉之间是和谐共生、共享市场收益的共赢局面,但随着绿色势力借势不断的崛起,红绿之间的市场争夺与由此带来的消费者认知混乱,似乎将不可避免。   “商标其实是一个复合概念,一个完整的品牌商标实际上由多部分组成,一般来说有字体、文字、图形、外观设计等等方面。”智维律师事务所的上述人士表示,不过在王老吉红绿分割的商标划界中,双方只是约定了红罐王老吉的商标使用权归于加多宝使用。“但却没有考虑到一个商标上可能涵盖多少可能使用的权利。”正是因为没有规定哪些权利可以共享,哪些只能专属使用,才造成了如今广药王老吉在商标使用上可以非常轻易地搭便车。 海外市场谋划新蓝图   实际在王老吉勾画的未来发展蓝图中,更大的市场在海外,让中国凉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传统的西方饮料豪强争夺一席之地,让中国人的饮料成为和西方汽水一样的全球味道才是王老吉宏图的最终目标。   然而王老吉要真正走出国门,就必然绕不开香港王老吉手中握有的商标所有权。目前香港王老吉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家族产业的规模,在上世纪40年代才由第四代传人王豫康开到第六间分店,其后由于运作不力,目前仅剩下位于元朗区的天水围颂富商场、天水围天耀商场及屯门良景商场三家门店。   尽管规模不大,但香港王老吉却手握着更加重要的资源,由于很早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日本、澳门、澳洲、法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王老吉”商标,公司的第五代传人王健仪手中拥有包括中国香港及海外的商标注册权。   近年来,广州王老吉经过多次与香港王老吉(国际)在限公司协商,双方在2002年11月,与香港王老吉达成共识,即羊城药业“租赁”香港王老吉商标的海外使用权,双方签署了10年使用权转让协议。在此期间,广州羊城药业生产的“王老吉”系列产品可以在上述地区销售,同时羊城药业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支付给对方商标使用费。   同样是租借的方式,暂时解决了王老吉“出国”的问题。但恰好此时,广州王老吉进行了一次重组,引入了香港资本的入股,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入股广州王老吉的港方,是同兴药业,港方出资1.6888亿元,持有王老吉药业48.0466%的股份,双方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合资公司董事长由同兴药业董事长李祖泽担任,原王老吉药业董事长、总经理施少斌出任总经理。至此,王老吉药业变成了“合资企业”,同兴药业与当初的加多宝一样,雄心勃勃、誓要利用王老吉这个平台大展手脚。   也因此,2002年,香港王老吉将商标使用权租借给广州王老吉时,整个王老吉品牌尚没有取得如今这样的超高知名度,而在王老吉品牌一年产值接近120个亿的今天,香港王老吉的掌门人王健仪已经声明了租约到期便不再续签。   于是,围绕着王老吉这一个品牌,目前就有四股力量在争抢,包括境内王老吉品牌的最终所有权拥有者广州王老吉、只是拥有一个目前存在悬疑的红罐王老吉租借权的加多宝、入股了广州王老吉的香港同兴药业和以股份的形式实际上也拥有了王老吉品牌的一半所有权的香港王老吉。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博弈局面,百年老店王老吉究竟如何才能让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如何才能避免各家的无序竞争、互相倾轧,将是一个让所有关心王老吉的人“无比上火”的难题。   “王老吉混乱的商标状况,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许多老字号商标状况的缩影。”智维律师事务所的上述人士表示,由于我国尚处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设期,许多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完善,知识产权登记管理机关有时候在办理具体行政审批时也存在着不甚清晰之处。“因此当这些老字号希望走向国际化发展时,就会遭遇到国外完全不同的法制环境,由于对于知识产权范围界限、权利归属清晰度的要求往往使得国内企业无法达标,因此很多时候在市场准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法律疑问。”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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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装企业如何用好电子商务这把

     进入2010年,众多传统服装企业开始寻找集约型经营模式,进军电子商务领域。目前,快速成长的服装类产品,已成为我国网购的第一大类商品。预计明年我国服装网络购物的交易规模将超过700亿元,据统计目前接近六成的消费者在网上买过服装,服装类产品俨然已成为我国网购的第一大类商品。同时,近两年网购平台上,在C2C卖家群体逐渐壮大的同时,B2C商城也异军突起,可见众多传统服装企业开始向电子商务转型。 虽然目前处于服装类产品电子商务的试水阶段,但是其发展势头却是惊人的,据罗伊电子商务研究中心RoyEC发布的数据显示,从08年下半年开始,服装类电子商务销售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仅2年时间,就已取代了图书音像、IT产品,成为了网购第一大类商品。中国服装网创始人廖斌认为,这是由服装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服装行业具有多品牌、小批量、多款式、非标准化的特点,同标准化的图书音像、IT产品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服装行业渠道费用高、渠道层级多、毛利率高,通过网络零售,可以减少渠道层级、降低渠道费用。而毛利率高的特点,使供应商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对产品进行促销和推广,将中间费用让利给消费者。 对此,国内知名电子商务外包提供商BIMC总裁黄相如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表示:“虽然目前正处于电子商务的试水期,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预计再过5到10年所有的传统服装企业都用进入电子商务时代。互联网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渠道。” 不过,黄相如在接受采访中还指出,服装企业在进军电子商务的途中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不少传统服装企业对电子商务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人员和资金投入不够,以及对电子商务知识缺乏等原因,传统服装企业开展电子商务还将面临不少阻碍和困难。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投资回报率,进而影响其开展电子商务的积极性。这也是不少服装企业找BIMC外包电子商务的根本原因。 同时,电子商务对于服装类企业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线下和线上产品的价格难以平衡,继而引发品牌企业与区域经销商的利益冲突。这也是传统服装企业对于进军电子商务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对此,黄相如表示,传统服装企业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后,如果线上价格比线下便宜,不可避免的会对多年建立起来的线下实体店形成较大的冲击,有可能将用户全部吸引到线上。对此,可以根据服装企业各自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客户分流方案,让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都发挥其优势。比如可以用产品分类、IP地址等方式予以区别。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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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永青:我是走投无路才创业

    有一种吃蚂蚁的动物叫做吃蚁兽,他的嘴尖,这种设计是最适应吃蚂蚁的,如果没有蚂蚁吃的话,如此强的设计怎么办,如果环境一改变,你的强项就变成了弱项,因此我不会将公司净化到很卓越的状态,比对手好一点就够了,否则就是浪费。 2010年5月18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10香港论坛"欢迎晚宴在香港举行,《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副社长黄丽陆、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林天福、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等嘉宾出席了晚宴,并与台下嘉宾进行了精彩互动。以下为部分为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发言实录: 其实我不习惯坐在这里讲,一般讲都是站起来的。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对企业的看法,在座的各位都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今天我主要是谈一谈企业成功之后,企业家可能面对的问题。 走投无路才创业 在开始之前简单的介绍中原公司,我在1978年成立中原地产的,我也是打工仔出身的,并不是家里有很多钱的,这一点跟内容的企业家有很多的相同点,内地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企业家的,之前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的,我开始之前比大家还要惨一点,我当时是跟父亲工作,两个人每个人出了5000元钱,本来打算每个人出10万元开始创业的,开始只是在别人家里租一个桌子,两个人一个桌子,今天可以在办公室听电话,也可以出去跑,所以两个人每个人5000元开始,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2.5万名员工,在中国30多个城市有自己的分公司,地产行超过了1000家,我们主要是做房地产代理,去年收到的佣金有78亿元,盈利有13亿元,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别人也想不到,别人认为做房地产代理是一间小公司,例如夫妻档、兄弟档,能够做的如此档,怎么可以做的如此大。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这一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高的,我记得有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一位朋友,他说施永青很久没有见到你,你现在做什么,我就说现在做房地产经纪,他就说不要做房地产经纪,这跟扯皮条差不多的。 我就想沦落到此,要成为"扯皮条"的,是否可以改变,我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有很多的选择,尤其是差的人,走投无路才创业的。如果是一条康庄大道,有很好的大学,有大机构请你,工资又高,就不会去创业了,创业刚开始是很辛苦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就是读完了中学上大学,选择是不多的,如果是怨天怨地,你现在看不起我,我将公司做大了,你的感觉就不同了,香港是很现实的,你赚钱多,对你就会另眼相看,因此我就说要将企业做大,你就不会这样看了。 开始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的同家,乐忠于炒房,自己购买房屋之后又炒出去,我是将时间用于运营的系统,公司如何运营才可以产生最大的效应,报酬制度如何定,公司的分工如何定,企业的方向应该如何定,因此就变成了人家只是着眼于眼前的炒楼利润,我是将公司企业化,网络化,将员工的创造力发挥出来。 企业开始不参与炒卖,自设信息共享,公开资信,公开交易才可以发展到现在。公司现在也算做的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的管理模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讲太多管理成功的经验,我总结起来就是两条: 一、报酬要跟员工的贡献挂钩。 这是我跟其他企业不同的,也是区分的主要原因,内地企业的报酬不跟企业的盈利挂钩,不跟员工的表现挂钩,我们说的挂钩不是挂一点,挂的最多的是人力市场的平均工资,你是按照人力市场的标准,例如大学和IT行业的人才多,IT的工资就下降了,无论你在公司做的怎样,无论公司是否赚钱,也会将工资水平下降,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员工工作的时候希望做得好一点,例如表现的好,希望老板加工资,但是老板不看他的表现,而是看人力市场的平均工资,做的第一年很努力,第二年就感觉吃亏了,我拼命的做,你不看我,看其他人的工资,第二年就感觉,既然给我平均工资,我就给你平均表现,如果我有特殊表现我就吃亏了,你给我平均工资,也就是给平均工资多10%-20%的工作,实际上人的表现跟工作态度,跟努力的程度不是有30%的差异,可能会产生300%和500%的差异,如果有心做的话和无心做的话差异是很大的,因此我们的工资如果可以量化的话,一定要跟做的表现挂钩,不能量化的部门,也要跟公司的利润挂钩,因此他们工作就努力。 我公司员工的薪酬要比其他公司高,因此我们的高层是不担心别人来挖的,因为别的公司担心这个问题,我公司是不担心的。去年我下面的高层管理者,前20名收入都超过了千万元,最高的一位有5000多万元一年,我自己创业做了10年,我一年都收不到5000万元,他打工都收到5000万元,因此是不容易被别人挖走的,我叫他走也是不会走的。 广东人叫做跳草裙舞,扭来扭曲,公司中没有多少人会说不干的,如果真的不干的话,下面有很多的人在等,我就说你们没有出息,我希望公司的高层早一点退,因此去年我带头先退。如果有高的报酬和高的努力,有如此好的报酬,就会将天生的本领,吃奶的力都花在公司里面,因为很多公司和老板都埋怨没有人才,我告诉你,大部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你问问他们,他们都会说自己怀才不遇的,你怎么说没有人才的。你将这些怀才不遇人的才干发挥出来,公司的人才和力量就大大的增添了,要发挥出来,不用学管理学的,最简单的就是有合理的报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 吃饭之前有人跟我说,我说是无为而治,他说我们有很多的人才,我很懂得管理,我说无为而治,就是不用人才的,不用千里马的,有千里马才可以成功的公司是很难的,因为千里马是不多的,千里马走了以谁来代替,我们是普罗大众,谁进来都可以的,因此谁走了,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做。 地球上有机体是最复杂的系统,最有生命力,学习能力强的系统,我公司一个生命体,所有的企业都是有机的生命体,生命体靠什么成分做出来的,就是地球上最普遍的元素,就是氢、氧、氮等,都是地球上最普通的元素,如果生命体是稀有的元素才可以组成的话,地球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生命,我公司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但是不代表我公司没有人才的。 例如我们在香港在九十年代就搞互联网,搞互联网的时候,美国(一家公司)也是第一家到香港跟我们合作的,当时搞的香港地图,就是别人看不起的做"皮条客"的人做出来了,我们在国际上拿奖,在美国、新加坡和内地都拿了奖,因此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我们的脑子其实是很聪明的,每个人用自己的大脑才不到10%,因此将下面人的才干发挥出来,公司的竞争力就出来了。我们在香港跟美联相比,我们是香港做地产代理规模最大的公司,跟内地相比的差异,我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我们现在在内地也可以说是地产代理分布最广的公司,内地的代理有做的好的,例如广州的合富辉煌,深圳的世联,上海的易居,他们不是在本地做得好,因为在这个城市成长,以前有旧同事,老上司、旧部下关系很好,一离开的话,生命力就下降了,我公司的特色是,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生长,因此内地30多个城市都有,有的朋友问我,在内地如此多的公司是否会赚钱,如果不赚钱的话,就不会做得如此强,有钱赚才会发展的,给员工合理的报酬,跟贡献挂钩的话,就是发挥能力和创造性根本的一条,没有这一条,其他的只能够发挥一时的作用,不能够发挥长期的作用。 二、给员工足够自主的空间。 我是不强调一定要有计划,要有执行力,不是监管很严密的。公司是粗放管理,松散结构的公司,这样公司的灵活性才大,越是严格,组织严密,监管很强的公司,适应力是不高的。无论是孔子的思想还是西方先进的系统论,美国有一个学社研究了"自组织"理论,是由诺贝尔的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等跨部门研究出来的,现在有两个分支的说法,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另外一个叫做黑天鹅理论。理论中有一条是"不用做得最好",因为西方前几年说,要追求卓越,现在大陆也在追求卓越,我是没有追求卓越的,我是刚刚好就可以了,好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好很多。例如土地竞标,本来是20亿元可以拿到的,你出50亿元,比别人多了30亿元,本来多1000万元就可以的,因此不要比别人好太多,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只要赢对手一点就可以了,对方是六段的话,你七段就可以赢的,如果对方是七段你是十段就浪费了。 为什么说不要太好,所谓的卓越是特别设立某一个环境的公司叫做卓越,因为将自己调整的特别适应某一个环节,我举一个例子,有一种吃蚂蚁的动物叫做吃蚁兽,他的嘴尖,这种设计是最适应吃蚂蚁的,如果没有蚂蚁吃的话,如此强的设计怎么办,如果环境一改变,你的强项就变成了弱项,因此我不会将公司净化到很卓越的状态,比对手好一点就够了,否则就是浪费,盲目的追求卓越就是浪费资源,战胜对手就够了。 我举一个例子,非洲有一种动物叫做猎豹,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跑的怎么快,只要比羚羊快一点就可以了,就可以抓到羚羊吃的,猎豹平时没有是不会锻跑的,只要抓得到羚羊就可以了,因此读MBA和自己比赛啊!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这方面就不多讲了,本来是讲成功之后应该如何做的。 要给员工自有的空间,才可以将才能发挥出来,如果只是强调执行力,这是一步一步打折扣的,很多公司都是从上而下的,老板制定了宏图大计,开董事会,之后开经理会、主任会,一步一步传达下去,但是人的沟通能力和传达能力都是有问题的,一路传一路变,将自己想的内容加进去,将自己不要的抽走,因此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了下面就变样了,这是很正常的,全靠下有对策,如果我告诉你,公司中没有下有对策的话,你想出来的内容就会糟糕的,因为每一层会按照自己的情况调整,加上自己的创意。 例如将简单的说法告诉一些人,额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喝茶,让他们传下去,因为这个人想去喝酒,没有说是喝酒的,是喝茶的,这个人就说一起去喝杯酒,再传下去就是喝花酒,又是自己想的,加上去后又变了,到了最后连酒都不喝了,因此传达是一层一层打折扣的,给他们自主性的,按照自己部门的需要,具体的环境,发挥自己的创意,有自主的空间可以发挥才能,人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努力的去做,做别人指派的事,只是交代就算了,因为不是自发的,我公司做事最出力的都是自己提议的事情,我见过有一位同事,每一天晚上做到半夜,不是做到10点、11点,而是做到凌晨3、4点,第二天就上班了,他的老婆就说施永青给你吃了什么药,而是如此的拼命,我说什么都没有给他,只是给他得尝所愿,他要做好,就让他做吧,是他自己想做的,因为项目是他提议的,就让他自己拼命的做吧,有一次星期天回公司碰到一位女同事,她说施先生不好意思,有一些事情没有问我,因为她的一些工作没有做好,就将男朋友叫来帮她做,她的男朋友帮她做的很好的,她怕我不开心叫外人来做,我就说关系,下个星期再来,我请一个人但是两个人来做,只付一个人的工资,因此给了她自己的空间,她的积极性就很大的。 我只是讲这两条,合理的报酬,自己的空间和员工的才能就可以发挥出来,要比别人做好一点。我要求公司对管理人员只是简单的要求三条,第一个是要盈利,商业机构不盈利如何生存,每一个部门都要盈利。第二,盈利后就要争取做企业的领导者,就是在行内做得最好。第三,下面的员工不造反,你的位置就雷打不动,又赚钱又比行家做的好,下面的人又不造反,我就不会管你的,就不会看你的管理事业,这些做好的话我就会满意的,我是不会主管判断的。 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发展是用生命体繁殖的道理。好象我在太古城做的好,我将太古城的模式拿到沙田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你找到运营的模式后,就开始复制,在一个城市中复制就可以成功,拿到上海、北京、深圳后模式就不同了,因为法律不同,税务不同,人的文化不同就出现了中原的香港总,北京总,上海总,这是公司制度很重要的转折点,本来我的繁殖体系是便于复制自己,复制后有不同的总部,就可以将公司的DNA进行交换,上海系统有什么好的,电脑系统好的话可以拿到北京和香港,公司就有学习能力,公司是靠什么学习,公司的学习是通过接触市场、社会、客户,尝试做不同的方式生存,这就是学习。 一定是在员工的身上努力寻找价值 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学习型的机构,到底怎么做,就是派员工去上课。不是企业的学习,这是个人学习,你派员工去读书,去考MBA,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而是员工有好处,增加员工跳槽的能力,因此作用是不大的,如果公司内部的运营系统还是从上而下控制的,例如IS9000,将流程规范化,文字化。 员工学的内容都无法用的,因为公司都规定好了,因此员工就怀才不遇,读完了书怨气更大,因为没有机会给他发挥的,因此公司的员工学习都是自费的,要学就去学,给他们最大的机会就是犯错,有犯错的机会就是学习。规范好的内容,就是防止犯错的管理,我们的管理大部分是防错的系统,就会使公司停顿,因为迷信以前的成功经验,将成功的经验固定下来,以后就这样做,以前成功不等于将来会成功,因为环境再改变,因此要给员工自主的空间,尝试犯错的机会,变种的机会,就可以杂交,杂交是生命进步重要的环节。 以前是同性分体就可以生存,我公司有学习能力,生命力、适应能力,都是靠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公司采取的繁殖方法或者是生命期,不是大树局部的发展,一棵大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瓶颈,因为树干是木头做的,不能一路长,长的太大的话,树干就会压坏了,树干承受不了如此大的重量,枝伸的远了,伸的高了,养料供给不上,心血传递过去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是靠公司的文化和公司的价值,到每一个地方都像一棵小树一样,让小树在本地生根发芽长大,是独立的树,只是同一理念和价值观念,公司中央不去调配,刚才他们说,如此大的公司,应该如何做,我们是全生命线的发展,上海和南京是独立的,如果南京出现了问题,上海可以救也可以不救,就让它去死。 有的开发商说,看重你们公司有全国性的网络,北京有一个项目,是否可以让上海和重庆的人来做,我的同事说可以,我告诉他是骗你的,他们是调动不来的,广州的怎么会听北京的话,我说不用听的,这样广州就不会被北京害死的,广州一定想自己活下来的,因此去年金融海啸用什么策略,我的策略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一起飞就被一网打尽了,我分头飞,总有几个活下来,我就是适者生存,到了今天是不会死的,因为有30多个独立的生命,就不会去救其他的城市而牺牲自己,不要为其他的公司牺牲自己,这是我教的,因此我公司的战略跟其他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听起来是不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是生命线蔓延的,开始的时候,种子里面也有蛋白质,脂肪和淀粉,让他们在本地生根发展,吸取本地的养料,适应本地的气侯,我告诉高层的管理人员,你妈生你出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是否知道,他们说不知道,我说就是将你的脐带剪掉,以后就不能靠母体了,我派你出去,就是将你的脐带剪掉,否则一大串的人出去怎么营运,这就是我的营运模式,我要求公司有生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将生存根本的原则搞出来,让他们跟着去学习和做。 让我讲沉船的问题,刚开始我在公司扮演一定的角色,去年开始我退下来,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将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股份捐献了,就是捐献在自己的基金中,内地还不能这样做。前两天我在北京开会,跟国家的官员和大学进行探讨,公司也应该允许财力企业的基金,我捐献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完全的这么伟大,为人民服务,要学习雷锋,没有那么回事,也有自己的需要。 因为我对一些官员说,内地不能将捐献和做慈善事业的道德感提的很高,要告诉他们捐钱对自己有怎样的好处,现在的捐献就象任务,什么地方发灾,地方领导就让企业共同分担,大家听到现在捐献就怕了,加上传媒不好,捐献的时候还要看捐献的金额是多少,是否有别人多,你要求的如此高,别人怎么捐献,沽名钓誉就是避税,要比不做好,实际上慈善事业应该用低的标准,我将资金放在慈善基金,当然也想做一些慈善事业,实际上你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座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出现赚钱能力比花钱能力大,因此钱是不断的增加,花来花去,钞票都是用在上面的几张,钱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就要想一想,在有生之年如何将赚来的钱都花完,钱花在自己的手里,例如现在做生意,将钱花在自己的企业上,我告诉你,现在企业也不一定能够花掉你的资金,因为社会的资本积累太多,新生需求不足,企业产能过剩,将钱投下去也不一定能够迎合,企业在某些地区已经饱和了,再投资也是没有回报的,多出来的钱怎么办,也用不了,吃了上餐,让你一餐将三餐都吃完了,你是吃不了的,给你多几个女孩子,只是证明自己是无能的,因为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是花不了这么多的钱,如何将自己的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以前有能力的人,开始的时候将钱花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要生存,就要不断的去赚钱,当有了生命安全感,家庭、社会关系、荣誉,自己今后如何发挥,原来是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价值,现在是在别人的身上找到价值。 德国有一位哲学家写了《浮士德》,就是如何找到满足感,刚开始只是要餐厅,后来又有其他的需求,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后来就要填海才感觉自己生活的有意义,生意做大了以后,就要在他人身上找到价值,香港李嘉诚先生也搞基金会,虽然他有三个儿子。英国的富豪也有做基金会,最近的比尔盖茨也将自己的钱放在基金会中,就会使赚来的钱可以在全世界发挥作用,使其他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满足感要比自己有成就。你们都是有能力的人,都是成功的人,希望你们将自己的财富在有生之年发挥最大的能量,产生最大的效益,使企业有永久生命重要的方法,这就是最高的追求。 如果将企业交给子女的话,虽然有血液关系,但是不一定适合管理自己的公司,企业后期的管理权和营运权、拥有权要分开,将它放在基金中,股份给子女一份,基金一份,企业就分家了,否则的话,将来子女就要打架,还要抢,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此放在企业中,还可以通过管理,基金的董事会还是家族来管理,赚钱后还是用于公司,不影响公司的,反而使企业的拥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管理权就是由专业的人来管理,这样公司的生命力就会强很多,如果由自己的亲戚来管理,选择的对象就有限,不一定找到适合的人,因此子女是拥有基金管理权的人就够了,基金就可以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中挑选董事,影响公司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要具体的做,这样企业的生命力要比个人的生命力更长,否则中国就是富不过三代,要跳出富不过三代的话,要有基金专业的管理。 今天时间不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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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永青:我是走投无路才创业

    有一种吃蚂蚁的动物叫做吃蚁兽,他的嘴尖,这种设计是最适应吃蚂蚁的,如果没有蚂蚁吃的话,如此强的设计怎么办,如果环境一改变,你的强项就变成了弱项,因此我不会将公司净化到很卓越的状态,比对手好一点就够了,否则就是浪费。 2010年5月18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10香港论坛"欢迎晚宴在香港举行,《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副社长黄丽陆、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林天福、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等嘉宾出席了晚宴,并与台下嘉宾进行了精彩互动。以下为部分为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发言实录: 其实我不习惯坐在这里讲,一般讲都是站起来的。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对企业的看法,在座的各位都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今天我主要是谈一谈企业成功之后,企业家可能面对的问题。 走投无路才创业 在开始之前简单的介绍中原公司,我在1978年成立中原地产的,我也是打工仔出身的,并不是家里有很多钱的,这一点跟内容的企业家有很多的相同点,内地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企业家的,之前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的,我开始之前比大家还要惨一点,我当时是跟父亲工作,两个人每个人出了5000元钱,本来打算每个人出10万元开始创业的,开始只是在别人家里租一个桌子,两个人一个桌子,今天可以在办公室听电话,也可以出去跑,所以两个人每个人5000元开始,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2.5万名员工,在中国30多个城市有自己的分公司,地产行超过了1000家,我们主要是做房地产代理,去年收到的佣金有78亿元,盈利有13亿元,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别人也想不到,别人认为做房地产代理是一间小公司,例如夫妻档、兄弟档,能够做的如此档,怎么可以做的如此大。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这一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高的,我记得有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一位朋友,他说施永青很久没有见到你,你现在做什么,我就说现在做房地产经纪,他就说不要做房地产经纪,这跟扯皮条差不多的。 我就想沦落到此,要成为"扯皮条"的,是否可以改变,我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有很多的选择,尤其是差的人,走投无路才创业的。如果是一条康庄大道,有很好的大学,有大机构请你,工资又高,就不会去创业了,创业刚开始是很辛苦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就是读完了中学上大学,选择是不多的,如果是怨天怨地,你现在看不起我,我将公司做大了,你的感觉就不同了,香港是很现实的,你赚钱多,对你就会另眼相看,因此我就说要将企业做大,你就不会这样看了。 开始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的同家,乐忠于炒房,自己购买房屋之后又炒出去,我是将时间用于运营的系统,公司如何运营才可以产生最大的效应,报酬制度如何定,公司的分工如何定,企业的方向应该如何定,因此就变成了人家只是着眼于眼前的炒楼利润,我是将公司企业化,网络化,将员工的创造力发挥出来。 企业开始不参与炒卖,自设信息共享,公开资信,公开交易才可以发展到现在。公司现在也算做的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的管理模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讲太多管理成功的经验,我总结起来就是两条: 一、报酬要跟员工的贡献挂钩。 这是我跟其他企业不同的,也是区分的主要原因,内地企业的报酬不跟企业的盈利挂钩,不跟员工的表现挂钩,我们说的挂钩不是挂一点,挂的最多的是人力市场的平均工资,你是按照人力市场的标准,例如大学和IT行业的人才多,IT的工资就下降了,无论你在公司做的怎样,无论公司是否赚钱,也会将工资水平下降,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员工工作的时候希望做得好一点,例如表现的好,希望老板加工资,但是老板不看他的表现,而是看人力市场的平均工资,做的第一年很努力,第二年就感觉吃亏了,我拼命的做,你不看我,看其他人的工资,第二年就感觉,既然给我平均工资,我就给你平均表现,如果我有特殊表现我就吃亏了,你给我平均工资,也就是给平均工资多10%-20%的工作,实际上人的表现跟工作态度,跟努力的程度不是有30%的差异,可能会产生300%和500%的差异,如果有心做的话和无心做的话差异是很大的,因此我们的工资如果可以量化的话,一定要跟做的表现挂钩,不能量化的部门,也要跟公司的利润挂钩,因此他们工作就努力。 我公司员工的薪酬要比其他公司高,因此我们的高层是不担心别人来挖的,因为别的公司担心这个问题,我公司是不担心的。去年我下面的高层管理者,前20名收入都超过了千万元,最高的一位有5000多万元一年,我自己创业做了10年,我一年都收不到5000万元,他打工都收到5000万元,因此是不容易被别人挖走的,我叫他走也是不会走的。 广东人叫做跳草裙舞,扭来扭曲,公司中没有多少人会说不干的,如果真的不干的话,下面有很多的人在等,我就说你们没有出息,我希望公司的高层早一点退,因此去年我带头先退。如果有高的报酬和高的努力,有如此好的报酬,就会将天生的本领,吃奶的力都花在公司里面,因为很多公司和老板都埋怨没有人才,我告诉你,大部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你问问他们,他们都会说自己怀才不遇的,你怎么说没有人才的。你将这些怀才不遇人的才干发挥出来,公司的人才和力量就大大的增添了,要发挥出来,不用学管理学的,最简单的就是有合理的报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 吃饭之前有人跟我说,我说是无为而治,他说我们有很多的人才,我很懂得管理,我说无为而治,就是不用人才的,不用千里马的,有千里马才可以成功的公司是很难的,因为千里马是不多的,千里马走了以谁来代替,我们是普罗大众,谁进来都可以的,因此谁走了,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做。 地球上有机体是最复杂的系统,最有生命力,学习能力强的系统,我公司一个生命体,所有的企业都是有机的生命体,生命体靠什么成分做出来的,就是地球上最普遍的元素,就是氢、氧、氮等,都是地球上最普通的元素,如果生命体是稀有的元素才可以组成的话,地球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生命,我公司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但是不代表我公司没有人才的。 例如我们在香港在九十年代就搞互联网,搞互联网的时候,美国(一家公司)也是第一家到香港跟我们合作的,当时搞的香港地图,就是别人看不起的做"皮条客"的人做出来了,我们在国际上拿奖,在美国、新加坡和内地都拿了奖,因此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我们的脑子其实是很聪明的,每个人用自己的大脑才不到10%,因此将下面人的才干发挥出来,公司的竞争力就出来了。我们在香港跟美联相比,我们是香港做地产代理规模最大的公司,跟内地相比的差异,我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我们现在在内地也可以说是地产代理分布最广的公司,内地的代理有做的好的,例如广州的合富辉煌,深圳的世联,上海的易居,他们不是在本地做得好,因为在这个城市成长,以前有旧同事,老上司、旧部下关系很好,一离开的话,生命力就下降了,我公司的特色是,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生长,因此内地30多个城市都有,有的朋友问我,在内地如此多的公司是否会赚钱,如果不赚钱的话,就不会做得如此强,有钱赚才会发展的,给员工合理的报酬,跟贡献挂钩的话,就是发挥能力和创造性根本的一条,没有这一条,其他的只能够发挥一时的作用,不能够发挥长期的作用。 二、给员工足够自主的空间。 我是不强调一定要有计划,要有执行力,不是监管很严密的。公司是粗放管理,松散结构的公司,这样公司的灵活性才大,越是严格,组织严密,监管很强的公司,适应力是不高的。无论是孔子的思想还是西方先进的系统论,美国有一个学社研究了"自组织"理论,是由诺贝尔的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等跨部门研究出来的,现在有两个分支的说法,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另外一个叫做黑天鹅理论。理论中有一条是"不用做得最好",因为西方前几年说,要追求卓越,现在大陆也在追求卓越,我是没有追求卓越的,我是刚刚好就可以了,好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好很多。例如土地竞标,本来是20亿元可以拿到的,你出50亿元,比别人多了30亿元,本来多1000万元就可以的,因此不要比别人好太多,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只要赢对手一点就可以了,对方是六段的话,你七段就可以赢的,如果对方是七段你是十段就浪费了。 为什么说不要太好,所谓的卓越是特别设立某一个环境的公司叫做卓越,因为将自己调整的特别适应某一个环节,我举一个例子,有一种吃蚂蚁的动物叫做吃蚁兽,他的嘴尖,这种设计是最适应吃蚂蚁的,如果没有蚂蚁吃的话,如此强的设计怎么办,如果环境一改变,你的强项就变成了弱项,因此我不会将公司净化到很卓越的状态,比对手好一点就够了,否则就是浪费,盲目的追求卓越就是浪费资源,战胜对手就够了。 我举一个例子,非洲有一种动物叫做猎豹,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跑的怎么快,只要比羚羊快一点就可以了,就可以抓到羚羊吃的,猎豹平时没有是不会锻跑的,只要抓得到羚羊就可以了,因此读MBA和自己比赛啊!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这方面就不多讲了,本来是讲成功之后应该如何做的。 要给员工自有的空间,才可以将才能发挥出来,如果只是强调执行力,这是一步一步打折扣的,很多公司都是从上而下的,老板制定了宏图大计,开董事会,之后开经理会、主任会,一步一步传达下去,但是人的沟通能力和传达能力都是有问题的,一路传一路变,将自己想的内容加进去,将自己不要的抽走,因此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了下面就变样了,这是很正常的,全靠下有对策,如果我告诉你,公司中没有下有对策的话,你想出来的内容就会糟糕的,因为每一层会按照自己的情况调整,加上自己的创意。 例如将简单的说法告诉一些人,额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喝茶,让他们传下去,因为这个人想去喝酒,没有说是喝酒的,是喝茶的,这个人就说一起去喝杯酒,再传下去就是喝花酒,又是自己想的,加上去后又变了,到了最后连酒都不喝了,因此传达是一层一层打折扣的,给他们自主性的,按照自己部门的需要,具体的环境,发挥自己的创意,有自主的空间可以发挥才能,人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努力的去做,做别人指派的事,只是交代就算了,因为不是自发的,我公司做事最出力的都是自己提议的事情,我见过有一位同事,每一天晚上做到半夜,不是做到10点、11点,而是做到凌晨3、4点,第二天就上班了,他的老婆就说施永青给你吃了什么药,而是如此的拼命,我说什么都没有给他,只是给他得尝所愿,他要做好,就让他做吧,是他自己想做的,因为项目是他提议的,就让他自己拼命的做吧,有一次星期天回公司碰到一位女同事,她说施先生不好意思,有一些事情没有问我,因为她的一些工作没有做好,就将男朋友叫来帮她做,她的男朋友帮她做的很好的,她怕我不开心叫外人来做,我就说关系,下个星期再来,我请一个人但是两个人来做,只付一个人的工资,因此给了她自己的空间,她的积极性就很大的。 我只是讲这两条,合理的报酬,自己的空间和员工的才能就可以发挥出来,要比别人做好一点。我要求公司对管理人员只是简单的要求三条,第一个是要盈利,商业机构不盈利如何生存,每一个部门都要盈利。第二,盈利后就要争取做企业的领导者,就是在行内做得最好。第三,下面的员工不造反,你的位置就雷打不动,又赚钱又比行家做的好,下面的人又不造反,我就不会管你的,就不会看你的管理事业,这些做好的话我就会满意的,我是不会主管判断的。 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发展是用生命体繁殖的道理。好象我在太古城做的好,我将太古城的模式拿到沙田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你找到运营的模式后,就开始复制,在一个城市中复制就可以成功,拿到上海、北京、深圳后模式就不同了,因为法律不同,税务不同,人的文化不同就出现了中原的香港总,北京总,上海总,这是公司制度很重要的转折点,本来我的繁殖体系是便于复制自己,复制后有不同的总部,就可以将公司的DNA进行交换,上海系统有什么好的,电脑系统好的话可以拿到北京和香港,公司就有学习能力,公司是靠什么学习,公司的学习是通过接触市场、社会、客户,尝试做不同的方式生存,这就是学习。 一定是在员工的身上努力寻找价值 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学习型的机构,到底怎么做,就是派员工去上课。不是企业的学习,这是个人学习,你派员工去读书,去考MBA,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而是员工有好处,增加员工跳槽的能力,因此作用是不大的,如果公司内部的运营系统还是从上而下控制的,例如IS9000,将流程规范化,文字化。 员工学的内容都无法用的,因为公司都规定好了,因此员工就怀才不遇,读完了书怨气更大,因为没有机会给他发挥的,因此公司的员工学习都是自费的,要学就去学,给他们最大的机会就是犯错,有犯错的机会就是学习。规范好的内容,就是防止犯错的管理,我们的管理大部分是防错的系统,就会使公司停顿,因为迷信以前的成功经验,将成功的经验固定下来,以后就这样做,以前成功不等于将来会成功,因为环境再改变,因此要给员工自主的空间,尝试犯错的机会,变种的机会,就可以杂交,杂交是生命进步重要的环节。 以前是同性分体就可以生存,我公司有学习能力,生命力、适应能力,都是靠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公司采取的繁殖方法或者是生命期,不是大树局部的发展,一棵大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瓶颈,因为树干是木头做的,不能一路长,长的太大的话,树干就会压坏了,树干承受不了如此大的重量,枝伸的远了,伸的高了,养料供给不上,心血传递过去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是靠公司的文化和公司的价值,到每一个地方都像一棵小树一样,让小树在本地生根发芽长大,是独立的树,只是同一理念和价值观念,公司中央不去调配,刚才他们说,如此大的公司,应该如何做,我们是全生命线的发展,上海和南京是独立的,如果南京出现了问题,上海可以救也可以不救,就让它去死。 有的开发商说,看重你们公司有全国性的网络,北京有一个项目,是否可以让上海和重庆的人来做,我的同事说可以,我告诉他是骗你的,他们是调动不来的,广州的怎么会听北京的话,我说不用听的,这样广州就不会被北京害死的,广州一定想自己活下来的,因此去年金融海啸用什么策略,我的策略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一起飞就被一网打尽了,我分头飞,总有几个活下来,我就是适者生存,到了今天是不会死的,因为有30多个独立的生命,就不会去救其他的城市而牺牲自己,不要为其他的公司牺牲自己,这是我教的,因此我公司的战略跟其他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听起来是不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是生命线蔓延的,开始的时候,种子里面也有蛋白质,脂肪和淀粉,让他们在本地生根发展,吸取本地的养料,适应本地的气侯,我告诉高层的管理人员,你妈生你出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是否知道,他们说不知道,我说就是将你的脐带剪掉,以后就不能靠母体了,我派你出去,就是将你的脐带剪掉,否则一大串的人出去怎么营运,这就是我的营运模式,我要求公司有生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将生存根本的原则搞出来,让他们跟着去学习和做。 让我讲沉船的问题,刚开始我在公司扮演一定的角色,去年开始我退下来,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将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股份捐献了,就是捐献在自己的基金中,内地还不能这样做。前两天我在北京开会,跟国家的官员和大学进行探讨,公司也应该允许财力企业的基金,我捐献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完全的这么伟大,为人民服务,要学习雷锋,没有那么回事,也有自己的需要。 因为我对一些官员说,内地不能将捐献和做慈善事业的道德感提的很高,要告诉他们捐钱对自己有怎样的好处,现在的捐献就象任务,什么地方发灾,地方领导就让企业共同分担,大家听到现在捐献就怕了,加上传媒不好,捐献的时候还要看捐献的金额是多少,是否有别人多,你要求的如此高,别人怎么捐献,沽名钓誉就是避税,要比不做好,实际上慈善事业应该用低的标准,我将资金放在慈善基金,当然也想做一些慈善事业,实际上你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座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出现赚钱能力比花钱能力大,因此钱是不断的增加,花来花去,钞票都是用在上面的几张,钱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就要想一想,在有生之年如何将赚来的钱都花完,钱花在自己的手里,例如现在做生意,将钱花在自己的企业上,我告诉你,现在企业也不一定能够花掉你的资金,因为社会的资本积累太多,新生需求不足,企业产能过剩,将钱投下去也不一定能够迎合,企业在某些地区已经饱和了,再投资也是没有回报的,多出来的钱怎么办,也用不了,吃了上餐,让你一餐将三餐都吃完了,你是吃不了的,给你多几个女孩子,只是证明自己是无能的,因为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是花不了这么多的钱,如何将自己的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以前有能力的人,开始的时候将钱花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要生存,就要不断的去赚钱,当有了生命安全感,家庭、社会关系、荣誉,自己今后如何发挥,原来是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价值,现在是在别人的身上找到价值。 德国有一位哲学家写了《浮士德》,就是如何找到满足感,刚开始只是要餐厅,后来又有其他的需求,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后来就要填海才感觉自己生活的有意义,生意做大了以后,就要在他人身上找到价值,香港李嘉诚先生也搞基金会,虽然他有三个儿子。英国的富豪也有做基金会,最近的比尔盖茨也将自己的钱放在基金会中,就会使赚来的钱可以在全世界发挥作用,使其他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满足感要比自己有成就。你们都是有能力的人,都是成功的人,希望你们将自己的财富在有生之年发挥最大的能量,产生最大的效益,使企业有永久生命重要的方法,这就是最高的追求。 如果将企业交给子女的话,虽然有血液关系,但是不一定适合管理自己的公司,企业后期的管理权和营运权、拥有权要分开,将它放在基金中,股份给子女一份,基金一份,企业就分家了,否则的话,将来子女就要打架,还要抢,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此放在企业中,还可以通过管理,基金的董事会还是家族来管理,赚钱后还是用于公司,不影响公司的,反而使企业的拥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管理权就是由专业的人来管理,这样公司的生命力就会强很多,如果由自己的亲戚来管理,选择的对象就有限,不一定找到适合的人,因此子女是拥有基金管理权的人就够了,基金就可以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中挑选董事,影响公司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要具体的做,这样企业的生命力要比个人的生命力更长,否则中国就是富不过三代,要跳出富不过三代的话,要有基金专业的管理。 今天时间不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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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选择离婚不离家 高房价催生“蜗婚族”

    由于无钱再购置一套房产,离婚的“80后”无奈选择蜗居在一处也不分道扬镳,这类“80后”自嘲为“蜗婚族”。这种生活压力及飙升的房价催生的“蜗婚”现象,如今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数据统计 据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等的联合统计婚姻状况信息,与往年相比,2009年离异人数比例略高,而“80后”的离婚率相对更高。另据北京某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庭不完全统计,由于目前房价的不断上涨,部分离婚人士决定离婚不分家,其中“80后”占七成。 专家建议 有关专家认为,蜗婚容易产生进一步的感情纠纷或者财产纠纷,建议在离婚后尽快签订“财产分割协议”或者进行财产公证;另外为了避免感情纠纷,可以将房屋出租,因此而产生的收益比如租金等也是日后财产分割需要考虑的,这样可以做到一举两得。应该签订协议,做到“先小人后君子”,避免日后因为房产价格的变动而发生新的财产纠纷。 坊间盛传这样一句话:“居住在不到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这不是最惨的;没钱装修、只能住毛坯房,这也不是最惨的。‘蜗婚族’才是惨剧中的极品,没有最杯具,只有更杯具。”话虽有调侃夸张之意,但现实上演的“蜗婚族”家庭,既有当事人无法诉说的尴尬,也是时代的真实缩影。 清清小雅 如今因为房子而引出的话题层出不穷,尤其是80后,好像任何新鲜事物都得在他们身上来一次尝试,房奴的帽子还没摘掉,紧接着就开始走进“蜗婚族”的潮流。 电视剧《马文的战争》中,男女主人公离婚后,因共同的财产——房子无法分割,上演了离婚不离家的情感故事。在房价逐日高不可攀的现实中,同样有因房子而衍生的“蜗婚族”。 最近,坊间盛传这样一句话:“居住在不到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这不是最惨的;没钱装修、只能住毛坯房,这也不是最惨的。 ‘蜗婚族’才是惨剧中的极品,没有最杯具,只有更杯具。”话虽有调侃夸张之意,但现实上演的“蜗婚族”家庭,既有当事人无法诉说的尴尬,也是时代的真实缩影。所有的事情似乎又有它的双面性,尤其面对复杂的婚姻情感,离婚不离家,有说不出的窘迫,也有“因祸得福”的重新续缘。在每一间房子里,似乎都有新鲜的故事演绎着生活的百态众生相。 “蜗婚族”代表之一 由夫妻变成同居朋友 讲述者:苏哲/男 28岁 我和前妻,不,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合住的异性朋友,离婚一年多了,在外人眼中,表面上和正常夫妻没什么两样,同出同进,只是防盗门一关,这门里面的日子就彻底是两个人的世界了。我们俩各自的“家”就是两个独立的卧室,一人一间,卫生间与厨房共用,但得错开使用时间,毕竟离婚了,谁也不想在狭小的空间里看见对方的身影来回晃荡。凡是知道内情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人间极品,婚都离了,居然还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同居。没办法,都是让高不可攀的房价给折腾的。 想当初我和前妻也是相爱得不得了,可结婚不到两年就和仇人似的,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个没完。我在公司加班是常事,可前妻丝毫不理解,她总认为这家是两个人的,凭什么所有事情都得一人来承担?上了一天班,累个半死,回到家还得听她无休止地唠叨和抱怨。让我们俩升级到离婚的原因是前妻将三千块钱借给她的前男友还债,也没和我商量,这也太不把另一半放在眼里了。此事成了横亘在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只要一吵架,这件事就得翻腾出来,她说我小肚鸡肠,我指责她做事欠考虑。吵来吵去,再好的感情也吵没了,终于有一天,前妻提出离婚,我也感觉结婚并没有当初设想得那么美好,与其每天争吵,还不如各回单身,寻求安静呢。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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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的而立之年:没钱花 也没时间花

         曾被称为“中国垮了的一代”的“80后”,今年开始逐步进入“而立之年”。     立足、立业、立家,意味着有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有一个可规划、有良好预期的发展前景,或有一套拥有产权的房产。这样的中产阶层状态,对于那些只能依靠自身努力来进行财富积累的“80后”而言,多还是一个梦想。     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国内较发达的城市,“80后”多面对高房价、快节奏等社会和生活压力;在小城市和乡村,“80后”多面临收入低、创业难的困境。     其中,拥有高学历、高社会参与度和强烈表达欲望的部分人群,成为新的“抱怨群体”,他们感到自己处于社会的“夹心层”,对现实不满,幸福指数不高,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无力感。     一家知名日本企业刚刚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基本上是1978年生人。公司年轻的副总经理给公司做出的发展规划中,包含了一项重要内容:在未来5年,将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以“80后”为核心力量的公司,这意味着5年后,“80后”将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     在社会各行各业,“80后”都将逐渐由涉世不深的青年,向担当重任的中坚力量过渡,这也使他们更加强烈地期待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可支配财产等方面达到社会的中等水平。     他们距离自己的“中产梦”还有多远?他们将怎样实现这样的跨越?     “有一个巨大的门槛迈不过去”     在北京工作3年的徐晖,目前月薪1万元,在北京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1万元的收入扣除社保,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到手收入为7000多元。     这7000多元,除用于租房、吃饭、穿衣、人情世故、休闲娱乐、给家里的补贴、看病等,每个月基本上只能剩下1800元左右。     徐晖说:“这样的生活质量在北京属于中等,但是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买房子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事,但是如果要买房子、买车、有孩子,依靠现在的收入,透支是必须的。就是现在每月剩下的1800元,平均一天60元,平时一冲动多点了一个菜,也就剩不下了。”     吕倩在上海一家培训机构做日语老师,她所在的公司5月份将把日语部全体裁员,面临再就业压力的她不得不边找工作边做兼职。     吕倩说:“我在公司的收入结构是,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课酬在1000元至2000元不等,根据每月所上课程的难度、班级人数,以及学员评价等诸多考核标准而定。总体收入不算高,但是因为有3000元基本工资作保证,整体收入状况在同类公司中算中上等。”     “为了改善收入状况,我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在对外汉语学校和其他的日语培训机构做兼职老师。一个月可以赚4000多元的课酬,但是除去税、上课的路费和在外面吃饭的钱,最后拿到手的基本只有1000多元,常常感到自己白辛苦一场”,她说。     网上盛传的流行语,包括“房奴”、“车奴”、“孩奴”、“人生就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等,很多都反映了生活在都市的“80后”被动、无奈的心理。     “我不止一次想过创业,但是创业首先需要资金,这个必须家里支持,”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向英说,“而且,创业最需要的是人脉,要能拉得到客户才行,可是这些我现在都还不具备。创业可以改变生活现状,但是非常艰难,条件还不具备,在企业打工还是在做重复性的劳动,收入也不高。我现在已经工作快3年了,到了一个应该提升的阶段,但是我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门槛迈不过去。”     温饱线上     创业激情还出现在小城镇和乡村。如今,在小城镇和农村,一些有在外打工经验的“80后“为提高收入,改变生活现状,选择了回乡创业。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姜楼村,想搞运输、农产品加工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大多在外打工几年,积累了经验,想回家创业,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     “农民创业就难在启动资金上。”姜楼村的村干部说,“银行推出了帮助农民创业贷款的活动,交50块钱办一张卡,就可以贷款,但是,现在卡都办了,钱贷不到。3万、5万元都不给贷,就算是村里面三家联保也不给贷,有些家庭自己前期已经投入一些资金了,现在贷不到款,前面的投资也打了水漂。我们村干部去跟他们协调,人家根本不听。”     “现在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出生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很难再回到自己的老家了,生活环境各方面已经不能适应了。现在的就业状况把他们全部推向市场,但是社会保障又不足,他们的生活状态、就业都是十分不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说,“尽管就业形势严峻,但是上升通道仍然是通畅的。刚刚毕业一两年的学生,尤其是学校比较差的学生,生活状况比较艰难,但是一般一两年之后,生活条件、收入水平会有逐步的提升。”     “而对于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的年轻人,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加就业机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李春玲说。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80后’的无力感主要体现在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感非常强。一个人要生活得安定,就要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所把握。‘80后’的心态不平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预期难以实现,现在不管是公司白领、小业主、打工者还是公务员,都感到对自己的将来不能做主,未来的发展不确定性很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全国近20多个省区市采访了解到,在城市打工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在1200元至4000元的幅度内,根据工种、劳动强度不同有所差别。而以当前的物价水平和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看,打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数字”上不太好看的“普遍富裕”     在沿海地区采访时,本刊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     本刊记者走访浙江省宁海县了解到,去年该县西店镇人均收入2万元左右,全镇1000万元以上财产的家庭在100户以上。     “百姓富起来,创业是关键。在西店镇,年轻人如果问‘你在干什么’,意思是问你在办什么厂、做什么生意,打工,对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丢人’的事情、无能的表现。”西店镇镇长庞建宏告诉本刊记者,全镇仅有户籍人口4万多人,但登记的工业企业有1600多家,还不包括三产工商户2000家,主要从事文具、模具、小家电等行业,很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贷,进行早期创业。     在上海市,打工者与创业者的生活境况差距甚远。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杰斌在上海做家具安装工,现在一个月收入只有1500元,包吃包住,打工2年,收入低得只能保证温饱,而且涨工资的可能性也不大。     他说:“我现在工作基本上是一天10个小时,公司为了减少开支,送货、安装都是我一个人,现在不光是没钱花,就是有钱我也没时间花。过了今年,如果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我就回老家去做小生意。”     1995年从河南来上海的孙剑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他说:“来上海工作15年了,刚开始打工一个月挣400元,我觉得打工永远都富不了,所以就自己单干跑运输,我现在年收入已经达到30万到40万元,拥有3辆货车,雇用了6名驾驶员。我现在全家都生活在上海。”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80后”都不缺乏创业激情。但目前,城市创业成功率只有5%,农村创业成功的比例更低。     “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     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     本刊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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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剧《东吴郡主》亮相羊城

      昨晚,广东潮剧院精品剧目《东吴郡主》在广州黄花岗剧院精彩亮相,参加第九届中国艺术节角逐文华奖。2个小时的精彩演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潮剧这朵南国艺术奇葩的独特魅力,深深打动在场专家和观众。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创会会长蔡东士,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黄伟鸿,广东省原副省长许德立,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吕成忠等到场观看。   《东吴郡主》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演绎了东吴郡主孙尚香从崇尚英雄、追随刘备到谏夫阻战、殉梦投江的悲烈人生,全剧荡气回肠,场面壮观。昨晚,许多广州市民尤其是在穗潮籍乡亲都闻讯前来观看,黄花岗剧院座无虚席,其中不乏80后、90后的年轻观众。   据了解,《东吴郡主》是我市近年推出的一部精品力作,曾获文化部2006~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提名”称号,还在第九届广东省艺术节上一举拿下6项单项一等奖。为角逐第十三届文华奖,广东潮剧院按照九艺节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对剧目进行提炼和打磨,在剧本、音乐、舞美、灯光、道具等进行修改和重新包装,使全剧亮点凸现,更显精炼、紧凑、干净,以全新面目亮相九艺节。   此次在广州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盛况空前,仅放在九艺节上评选的第13届文华奖评选就吸引了60多台参评剧目,涵盖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歌舞晚会、曲艺、杂技等各艺术种类。代表广东省参演的有《东吴郡主》等10台剧目,评选结果将在本月25日揭晓。  

    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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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灰色富豪李金元

        2003年的反向收购,让李金元几乎一夜暴富。但他对进入富豪榜并不在意,他似乎更在意何时成为世界500强。人物档案   李金元,河北省沧州人,1958年生。现任天津天狮集团董事长、总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   20世纪90年代初,创建天狮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以高科技生物产业为龙头的多元化大型跨国企业,拥有21亿资产。欲圆500强之梦   李金元站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和记者握手,身后同样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这就是天狮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这种布置也许正应和了李金元当前的心态。   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富豪,对列入胡润百富榜第6位并不在意,他似乎更在意何时成为世界500强,而且这一天最晚不会超过2010年。   为了这一梦想,他为天狮设置的计划是:今后3年内,天狮将在南非、英国、德国、法国、巴西、加拿大、中国香港等10个国家和地区上市。不仅如此,他还想对天狮在全球市场范围内进行大格局的资源整合,目的是达到2007年全球营业额650亿元。   “这个数字还不算上市融资,如果算上,那可能会要在这个基础上翻倍。”李金元表示。   “今年,我们将利用自己的网络,把在所有国家经营的剩余资金整合,置换每个国家的土特优质产品,合理调配,组建自己的超市。这项工作将作为天狮今年一项重要任务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也是目前集团最大的手笔。”当提到超市要达到的目标时,李金元说:“是沃尔玛。”股市成就富豪   李金元在资本市场进行的一场反向收购,为他提供了最大的底气。2003年,天狮集团为收购国外一家名为SGKA的公司,成立了天狮国际,进行反向收购操作。首先,SGKA收购了天狮国际的全部股权,然后SGKA给予天狮国际原股东6849.5万股SGKA股票,随后,SGKA原控制人所持3200多万股中的2900万股,由SGKA公司赎回并注销。天狮国际所持有的资产,也就成了SGKA公司的资产,以前的SGKA公司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家新的公司,而公司名称也将改为天狮生物科技集团(美国)。   在天狮国际收购之前,SGKA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让人乐观。在被天狮收购前,SGKA已经历了一次破产清算,只剩下名义上的286美元资产,成了一个资产负债几乎为零、名副其实的“壳”。   天狮国际完成这次反向收购操作,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但这一反向收购,却让李金元几乎一夜暴富。收购前,SGKA公司股价仅仅是3美分。从2003年9月收购完成之后,该公司的股价开始飙升。到2004年1月12日,SGKA每股已高达11美元。   这意味着李金元持有6650万股SG?鄄KA股票,按每股11.00美元计算,价值高达7.31亿美元,已经超过了2003年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4、身家6.87亿美元的鲁冠球,离净资产8亿美元、排名第3的许荣茂仅一步之遥。无法回避传销经历   在李金元的人生中,传销经历永远无法抹去。如果不是因为1998年国家禁止传销,出走国外,李金元能否如此顺利实现其富豪梦还很难下断论。   1993年,李金元35岁时,在天津开始了他的“天狮”事业。当时天狮公司还与传销没有任何关系,主要从事房地产业。   但李金元进入地产业之初就遭遇国务院紧缩银根、加强监管的“风暴”,他的投资颗粒无收。由此,他才开始尝试与传销有关的天然动植物功能素骨参的制造。虽然很快他再次失败,但这次尝试使他开始了传销事业,产品转向“天狮营养高钙素”。这一选择终于开启了成功之路。   其后短短3年间,李金元在全国发展了大约300万人的传销队伍。仅1996年初到1997年8月,天狮靠传销就有了19.89亿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6.39亿元。   但李金元没想到的是,高利润的传销业1998年被国家禁止。此时天狮集团已在全国设立了34个分公司,1700多个代办处。国家这一禁令,无疑使李金元又一次面临死亡。   “通往一个目标的路有好多条,也有多种走法。”李金元说,“关键是要懂得在适当时间选择适当路径。”李金元正是在恰当时间选择了适当的路径:转战海外才有了他日后反向收购、一夜暴富及一系列的疯狂举动。   李金元首战选在俄罗斯市场,并很快大获全胜。之后,李金元又迅速在乌克兰、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相继建立起天狮保健品传销网点。至今,李金元已将业务发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颗不安分的心   在不惑之年成名的李金元,源于他年少时要做富人的梦想。   14岁那年,家境小康的李金元未经父亲同意就离开了学校,选择去油田工作。   然而,李金元在油田工作两年时间很快就表现出不安分:当时南方的服装、录音机等比北方便宜,而北方的粮食、土特产又比南方便宜,李金元便利用南北差价,开始进行了两地倒卖。为此,李金元曾被国家有关部门冠以“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等罪名。但这没有妨碍李金元在围追堵截中,攫取了“第一桶金”。   之后,李金元卖过粮食、收音机、衣服,还瞄上了制造干洗机生意。李金元只记起当时钱像滚雪球一样增多。那时年仅20岁出头的李金元还有过开办印刷公司的经历,并把原始资金积累到了40多万元,但所有这些钱很快就陷入三角债中。   40万元虽然在当时足以让李金元吃一辈子,但由于难以收回欠款,李金元最终却选择了舍弃。之后身无分文的李金元通过向政府和朋友借钱,用14万元重新建起了面粉厂,接着又在跌跌倒倒中经营过酒吧、办过塑料厂等。在事业最辉煌时,李金元一度拥有2000多万元的资金。被过滤广告        

    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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