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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影响力的十位80后名人

  李宇春(1984年3月10日)，出生于四川，中国大陆歌手。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在读高中时就成为校园明星，她高中毕业时在母校成都市新都一中举办了其生平第一次个人演唱会。2005年因参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获得观众和媒体的瞩目。她作为成都分唱区第一名晋级年度总决赛后依然保持着最高的观众短信支持率，最终以3,528,308票成为2005年度《超级女声》年度总决赛冠军。她的歌迷被称作“玉米”(宇迷的谐音)。 点评：不可否认，超级女生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的地位是无可撼摇的。其中的李宇春是冲击波中最强烈的那个，在目前的娱乐圈，她算得上是这个时代同龄人的娇娇者。 刘翔 刘翔(1983年7月13日)身高：1.88米。项目：110米跨栏。曾夺得2001年全运会、东亚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并在 2002年瑞士洛桑国际田联一级大奖赛以13秒12的成绩打破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排名世界第4。他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冠军并以12秒 91的成绩打破奥运会纪录,追平了世界纪录.2005年8月12日，世界田径锦标赛，13秒08夺得亚军，创造了中国男选手在世锦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点评：刘翔是中国运动员的骄傲，他在雅典奥运会上以12秒91的成绩平了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这枚金牌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书写了中国田径新的历史！刘翔也是80年代后的的骄傲，他不仅以顽强的意志不灭的希望和扎实的训练为祖国获得了荣誉，更是成为了千千万万的刘翔迷学习的榜样，成为这个时代可以跳动的音符。韩寒 韩寒(1982年9月23日)生于上海。1998年凭借《杯中窥人》一文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其文笔老练，语言犀利。1999年三月韩寒开始写小说《三重门》，后退学，现为上海大众333 车队职业赛车手，并在今年首次夺得冠军。 2005年02月出版文集《韩寒五年》。作品有法国，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版本。其中法国版本获得法国2004年10月法国最畅销图书。 点评：韩寒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现象。他是当之无愧的80后的代表。他掀起了世纪之交的大讨论,开拓了一个最受争议的纪元。在赞扬中，他不改本色,在质疑中，他逆流而上,他以他另类的文字记录着这个时代，并以属于他的作风和思想告诉着这个时代与自己的故事。他知道他的未来他会自己去开创和延续.所以我们只有默默地祝福韩寒好运! 郭敬明 郭敬明(1983年6月6日)出生于,四川自贡。血型AB，双子座。2002和2003获得第三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3年入选年福布斯中国财富名人榜,成为年纪最小的进榜者。2002年出版散文集《爱与痛的边缘》；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幻城》；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 2004年出版《岛》系列书系。 点评：一个多少青少年文学幻想中的“偶像”,一个用文字拼盘的青春写手。他用他的才华和青春撰写着一个又一个传奇。也许成功与机遇有关，但机遇喜好有准备并为准备付出的人。郭敬明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必将继续前行。希望他以后的不必要的是非少些，钱途顺利。 范冰冰 范冰冰，1981年9月16日出生于山东青岛，不久后随父母定居烟台，初二时以优异的音乐成绩跳级到烟台一中高一年级音乐特长；1996年考入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在校期间与刘雪华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女强人》，出演男主角邵兵的未婚妻一角，被刘雪华相中，推荐给琼瑶，1997年参演琼瑶剧《还珠格格》，并与琼瑶的经纪公司签约；2000年签约于王京花公司，年底王京花出任华谊经纪公司总经理，范冰冰随之加入华谊；2007年6月成立范冰冰工作室。 母亲曾经是舞蹈演员，父亲曾经是海军航空兵文工团的歌手。转业到地方以后，仍然从事文艺工作。他曾经是烟台小有名气的通俗歌手，在市省乃至在全国华东六省的各种歌唱比赛中，都取得过名次，范冰冰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她对于音乐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小沈阳 小沈阳，出生日期：1981年5月7日。故乡不算富也不算穷，在村口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是大瓦房。不过小沈阳的童年却是在匮乏中度过的。小沈阳真名叫沈鹤，出生于1981年，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将黄没黄的时候”。在父亲的记忆中，那时候不要说大米，连高粱米都不足，肉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到头顶多能吃两三顿。现在大家都说“80后”从小娇生惯养，而小沈阳七八岁就开始为下地干活的爸爸、妈妈、哥哥炒菜做饭，最拿手的菜是炒土豆片，能用很少的油把土豆片炸起泡儿来。 小沈阳已经成家育女。沈阳的铁杆粉丝都知道，年纪不大的小沈阳和他舞台上的二人转搭档沈春阳在生活中是夫妻，两人育有一个可爱的4岁女儿洋洋。小沈阳 19岁就与妻子相识，是妻子把自己的名字从“沈鹤”改为现在的艺名“小沈阳”。小沈阳在生活中堪称是标准的模范丈夫，对妻子和女儿关爱有加，甚至在外人看还有点 “怕老婆”的印象。 李想 李想 1981年生，河北人；1999年高中毕业即开始创业，现任国内第三大中文IT专业网站PCPOP.com首席执行官。其身价在1亿以上。互联网和车是李想的最爱。座右铭：在高速上保持预见性，把自己变成导演。 点评：在李想看来，如果一个事情比别人多付出5%的努力，就可能拿到别人200%的回报。做事要认真。在高速上保持预见性，把自己变成导演，不仅是缔造李许神话的原因，更应该是所有80年后的经营精英应具有的素质。大胆向前吧，年轻的80年后！ 戴志康 戴志康 1981年生，黑龙江人。2000年考上哈尔滨工程大学，2001年创业，康盛世纪CEO。是目前国内最流行的网络社区软件Discuz!的创始人。“80后”网络新贵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 点评：戴志康是个敢于冒险和付出的人。在他眼里，只要多付出，肯付出，就会有回报。想了就做，是其能够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想起了那句广告语：年轻无极限！这也是种资本。 洪战辉 洪战辉：1982年生人，河南省周口市人。现就读于湖南怀化学院。在11岁那年家庭突发重大变故：父亲疯了，亲妹妹死了，父亲又捡回一个遗弃女婴，母亲和弟弟后来也相继离家出走。洪战辉稚嫩的肩膀过早地压上了生活的重担。从读高中时，洪战辉就把这个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带在身边，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年幼的妹妹，靠做点小生意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并把妹妹带到自己上大学的异地他乡上学。 点评：他以少年的年龄承担着本不属于他并远远超过他年龄所承受力的责任。守望与呵护，感动与学习。他平凡但崇高，令人尊敬，催人奋进。他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来自那些平凡的人身上不平凡的力量。 丁俊晖 丁俊晖(1987年4月1日)出生于江苏宜兴 ,被英媒体称做“东方之星”。性格内向、好强，是个外柔内刚的孩子，非常适合台球运动。2002年5月，年仅15岁的丁俊晖为中国夺取首个亚洲锦标赛冠军，并成为最年轻的亚洲冠军。同年8月31日，成为中国第一个台球世界冠军。2002年12月15日，中国台球协会向丁俊晖颁发了“中国台球特别贡献奖”。2003年9月，丁俊晖正式转为职业选手。2005年丁俊晖在享有声誉的温布利大师赛上打进八强，4月又在国际台联排名赛中国公开赛上一路击败艾伯顿、傅家俊、达赫迪和亨德利等名将，首次夺得冠军。 点评：奋斗改变命运,勤奋造就未来.这句话用在丁俊晖身上是最为恰当的.在他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天才是如何炼成的。泪水和执着也许曾经告诉这个小伙子,付出总有回报。加油！在你台球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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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裂的80后一代

      周围的世界悄然变化，“四个现代化”的标志已经被“三步走”的理论悄然替代，课间嬉戏打闹的学生也是平等的，虽然骨子里流淌着权力基因的学生更加平等一些。 　　这种压力下的生活是痛苦扭曲的，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与躁动的年轻人，渴望与这个世界最真实地接触，并走出束缚自己精神的社会枷锁。他们虽然只接触到很有限的信息，但是不妨碍每个人都成为爱国愤青。有限的信息就塑造有限的政治动物，《青年参考》《环球时报》与《南风窗》《南方周末》，一样构成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印尼排华大屠杀、科索沃战争、投向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导弹，都是遥远的话题。1990年代的中国，大规模的集体抗议已经开始升温，书堆题海后面的80一代，用近视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公正导火索，一是腐败贪污的抬头，二是农村的过重税赋。 　　然而，真正的成人洗礼，来自于选举。1998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而80一代，第一次走入了选民的行列，开始正式行使政治权利。80一代人，没有喊过什么口号，也没有反思过什么口号，第一次的政治活动，就是用脚来进行。 　　1998年的那场选举，脚战胜了口号。在湖北省的潜江市，一个县级市，当地一位独立的人大代表那年高票当选了，最大的票源，就是高中和师范的那些青年选民。选举日那天，高中校园里贴满了各种支持他和赞扬他的小纸条，有原创的诗歌，有短文。纸条的密度，超过了同年大使馆被轰炸的那天。 　　5年以后，当我在大学里再遇人大换届选举时，我再次感到自己低估了同时代人的政治热情，这次已经不限于投票，而是开始追求代表的席位。2003 年，北京的许多大学里呼啦啦地冒出了热情参选的人。在普遍的政治冷漠中，一小撮80一代人的集体亮相，震惊了媒体。 　　这种激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热情——入党热。1999年前后，中共党员开始严重老龄化，按当时的说法，7000万党员中，有一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的。多年的苛刻程序与共产主义梦想的褪色，使得新鲜血液成为一种稀缺。因此，高中生们在热情高涨的选举中建立认识时，也被卷入了同样热火朝天的突击入党。 　　在大学校园中，更是迅速感受到了这场入党运动的热潮。初入校门，近乎半数的天之骄子都已经是党员或预备党员，他们偶尔也会勉为其难地辩解几句， “都是学校要求的”。的确，入党早已不是理想主义的感召，只是善于计算的人心里迅速悄然拨动的算盘珠子，成为高中时代优秀学生的额外奖励、大学毕业时可以兑换城市户口、留京指标一类东西的等价物。 　　这种计算，突然间显得那么地真切。中国加入世贸以后经济突然开始快速增长，突然增加的人口造成的就业压力，高增长与社会分化带来的急剧增加的社会矛盾，焦灼的社会下焦灼的80一代。 　　对于从中小城镇来的80一代而言，这种焦灼尤甚。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要积极地立足于大都市的青年们，要全面地学习和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参与体制内的政治就完全被排斥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之外。而长期生活在资源的阳光照射不到的小城镇的经验，和对于底层社会的那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感情，挑战着80一代感性的体验。一群人投入了权力和商业的怀抱，另一群人怀着热诚加入了社会变革的潮流。 　　80一代人，从小就听说“这个世界终究是你们的”，这一天也终于开始了。时代转型加速，长期以来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困惑，引爆80一代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 　　面对这个时代的困惑，一部分80年代人继续坚持着体制内的实践，为这个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做着准备，也为这个时代体制的每一次进步背书;另一部分80年代人思索着另一种可能性，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思考一个现代公民在转型社会中的责任。 　　命运很巧，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同一年份中创造出了两个不同的姚遥，一个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姚遥，他在体制内寻找和探索中国的强大之路;另一个姚遥，是我自己，一直行走在体制外，做民间组织，做自由撰稿，做一些“扒粪”的事。 　　2008年末，两个同岁的姚遥相遇，并且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正如曹景行所点评的：两个姚遥的分歧，不在于目前社会是否遇到问题与危机，而在于解决的途径和依靠。究竟哪一条路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哪条路更现实?我想，这才是两个姚遥，或者说，两种思路根本对立之所在。那就等10 年、20年之后，看哪一个姚遥的说法更经受得住实践和事实的考验，而不在于今天谁更有市场、更加风光。 　　开始奔三的80一代，既然来自于一个撕裂的世界，那么，他们要创造的也将是一个撕裂的世界。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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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孩子比中国孩子更真实

      近日，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公布的一项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调查显示，日本高中生上课时打盹的比例最高，达45%，而中国学生打盹的仅有4.7%。(《法制晚报》)　　如果按照一个班50人计算，在日本的高中课堂上22人打盹，而在中国只有2个人打盹。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高中生太爱学习了，如报道所言，这充分反映出日本学生对学习的消极态度，中国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是最积极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相去甚远。经历过高中时代的人大都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重点学校、重点班，还是普通学校、普通班，一堂课上只有两三个同学打盹当是极其罕见的状况。亲戚朋友的孩子有读高中的，也可以当面问问，4.7%的“打盹率”是否可信。　　各大论坛的相关帖子，也对这个超低的“打盹率”表示怀疑。这有两种可能：第一，采样不科学，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课堂上不打瞌睡的优秀学生；第二，中国学生接受调查时说谎了。　　其实，当一份调查问卷摆在面前，或是接听一个电话调查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和诚实答案，具体而言，认真听讲是标准答案，而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中国的孩子，面对镜头、面对调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选择标准答案。因此，可以说，4.7%的中国孩子打盹是标准答案，而45%的日本孩子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为什么日本孩子更愿意诚实回答问题？这背后有着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多重影响。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以《会说谎的作文》为题，报道“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报道引述一位老师的话说：“我布置了一篇题为《老师在我心中》的作文，发现同学们都写女老师小叶，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比起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叶老师同事这么久，怎么闻所未闻？孩子们的作文编得越来越离谱了，不是老师得癌症，就是父母死了。假话年年更新。”　　相比而言，日本的孩子表现得更真实。日本父母普遍重视培养幼儿的诚实品德。三四岁的孩子不慎打破了家中的花瓶，如果他勇于将事情和盘托出，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会因为诚实而受到表扬。但是如果他拒不说出真相甚至嫁祸于人，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罚，甚至强行要求将其零用钱或压岁钱作赔偿。奖惩如此分明，使得孩子从懂事开始就在心中树立起“以诚实为本”的信念。而在中国，父母更愿意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世界。少年作家蒋方舟就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有时候，日本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个面包师，大人听了也赞许地点点头，而在中国，孩子往往有着宏伟的理想，不这样说就会被大人或老师小小地批评一下。久而久之，标准答案深深地烙在心中。冬奥会上周洋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没有按照标准答案感谢国家，而是说父母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句实话竟然引来全民赞佩，而后被迫改口，足见说实话要倒霉、说假话才能生存的糟糕的社会氛围。　　反观日本，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也是“诚实”二字；在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　　我曾参加一次中日教育交流会，主持人要求双方列举本国教育的缺陷，中方开始商量说什么，当有人提出校园暴力、不尊敬师长等弊端时，立即遭到反对，理由是国际交往，要维护中国形象，不能“实话实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不能变成真理。即使是无害的谎言，也是少说为佳，尤其是接受不记名调查时。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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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80后为何不爱买房

  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使得不就业、不成家，窝在家里靠父母养活的年轻人不断增加。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年龄在15至34岁的“啃老族”已达到64万人。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使得很多日本80后青年成为“失落的一代”。他们很多人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有些甚至自我封闭，没有社交圈子，快30岁了还窝在家里成为“啃老”的宅男宅女。有调查显示，一半的日本80后担心自己的未来。  在日本大城市，80后的年轻人毕业后依然和父母居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可能对生活和工作造成不便，但为了节省费用，很多年轻人依然选择“啃老”，甚至在结婚后仍和父母同住。他们日益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不爱买房四大原因：  没工作没钱 80后失业率超6%  经济环境不好，日本很多没有固定工作保障的年轻人成为最容易失业的群体。  以前，很多衣食无忧的日本80后不屑于当一名朝九晚五的工薪族。他们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如便利店售货员等。钱挣够了，他们就休息，或出门旅游，或在家赋闲，自由自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有很多找不到固定工作的年轻人只能打零工，被迫沦为收入有限的“飞特族”(指的是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  截至2009年11月，日本失业人数为331万人，失业率为5.2%，而80后的平均失业率超过6%。根据日本警方2008年的数据，经济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失业导致更多日本年轻人自杀。在2008年，20多岁的自杀者人数有所上升，其中超过半数的人称失业是自杀原因。  房价跌势猛 有房子贬值一半  在日本，买房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选择。日本的房价走势并没有呈现向上的势头。这使得许多本身积蓄有限的80后更加没有买房的意欲。日本很多房子在建造时的预期使用年限只在15年到20年之间，因此很多老房子根本卖不出。  此外，日本政府规定只对一手楼房交易提供按揭和税费优惠。相较于美国76%的房屋交易都是二手楼交易，日本的二手楼交易只占总额的11%。  日本很多工薪族在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中元气大伤。他们含辛茹苦工作攒钱买下来的“梦想家园”在泡沫爆破后迅速贬值，部分人还背负了大笔债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有超过62%的住宅为住户所有。截至2003年，日本家庭平均居住面积为94平方米。东京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为66.8平方米，农村更大一些。由于日本人的住宅更加窄小，因此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待在家外头的时间更长。 父母愿“收留” 大部分80后未婚  根据日本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日本年龄在25岁～29岁的80后中，有71.4%的男性和59%的女性未婚。  和欧美国家不同，那里的一般观念认为孩子成年后就应该独立，通常他们大学毕业后就会搬出父母家,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但在日本，结婚前和结了婚的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现象却很普遍。  日本很多80后习惯于与父母保持紧密的联系，一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居住，相处融洽。与此同时，很多日本家长也注意给成年子女独立的空间，而且不会过多干涉他们的私生活。  很多80后依然习惯于从父母那里获得零用钱。现年24岁，在东京从事设计师工作的羽田奈良表示：“在日本家庭，父权家长制很普遍。但随着经济泡沫爆破，很多日本父亲在家庭里失去子女的尊敬和地位。有时候，父亲为了取悦子女，甚至得给他们很多的零用钱或者礼物。”  租房很方便 均月租2.5万日元  还有不少比较有独立意识的日本80后喜欢与别人合租。日本出租屋行业管理规范，大至设备齐全的独立别墅，小至只有一张双层床的单间，都可以与人合租。很多事业刚起步的80后，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从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在找到工作前，捉襟见肘，特别喜欢这种居住方式。通常，房东不会要求签长期的租赁合约，甚至无需预付房租，只需要支付少量押金就可以入住。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9岁以下户主平均每月花费的租金为2.5万日元(约合1900多人民币)。  很多日本80后在结婚后要么选择租房子，要么住在集体宿舍。大公司或者政府机关都为自己的职员提供住宿设施，这种设施在日本被称为“社员寮”。  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民众推出一种无需要中介费和保证人的“公团住宅”，而且房租相对便宜。公团的出租住宅一般通过公开募集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承租者。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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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成为权利意识最强的一代

  上学时选学生干部，工作后评先进，小区里选业主代表……几乎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类似投票和选举，但又有多少人能认真行使自己这份权利呢？ 上周，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313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1%的人对生活中的类似投票选举表示支持，25.5%的人反对，27.4%的人表示无所谓。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明显更强，“80后”、“70后”、“60后”把选票视为权利的比例分别为51.6%、47.3%、39.9%。 “能负责任的人”最能赢得选票，但60.6%的人表示对候选人不了解 不论是选学生会成员、协会干部，还是推选“三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生王长春总是很积极。“不仅可以结交更多同学，了解他们的生活点滴和成绩，还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朝更好的方向努力。” 王长春感觉，这些选举选出来的人基本都是佼佼者，但那些交际能力强，会拉选票的同学也确实比较占优势。毕竟多数学生不可能对每个候选人都有全面了解。 本次调查显示，在平时参与的投票选举中，60.6%的人表示对候选人并不了解，29.8%的人表示“不好说”，仅9.5%的人表示“了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认为，调查结果反映了目前选举的现状。一方面可能制度设计上有问题，选举的组织方没有向选民提供了解候选人的机会；另一方面，选举投票的有效性和公众期待之间还有差距，公众觉得自己起不了太大作用，因而也没兴趣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 “人选基本上早就定好了，我向来都是凑数的。”虽然国企里选举机会不少，但工作了两年的陈鸣依然热情不高，“选也是选那些内定的人，这是‘公开的秘密’，也符合从众心理。如果我不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小鞋’穿。” 选举中，大家的票都投给了什么人？调查中，44.8%的人表示会投给“能负责任的人”。38.0%的人选择“熟悉的人”；35.8%的人表示“走形式而已，随便选”；19.1%的人表示“让选谁选谁”；16.4%的人投给“领导”。表示“没参加过选举”的人占3.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表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标准，这恰恰反映了现在社会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要选出每个人都特别了解、信任和拥戴的人，恐怕是有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选举要选出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人，需要有制度的合理安排。 “我们学校每年召开的教师代表大会，在民意表达上做得就不错。”刘庆龙说，教师代表是各院系的老师自己选出的一线教师和职员，比例在10%左右，都是最能反映教师意见的人。 “80后”权利意识明显强于“70后”和“60后” 本次调查显示，无论哪一类投票选举，47.4%的人认为自己的选票就是一种权利。此外，24.4%的人持相反态度，28.2%的人表示“说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明显加强，其中以“80后”表现最为抢眼。调查发现，在接受访问的“60后”群体中，只有39.9%的人把选票视为权利；在“70后”当中，这一比例提高到47.3%；而在“80后”青年中，这一比例达到51.6%。 “对待权利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燕继荣说，许多人关心国家大事，热衷于讨论国家层面的民主，但对于身边发生的最能体现自己民主权利的事情，却表现冷漠。不关心身边“小事”，一味关心国家“大事”，很容易流于形式和空谈。 调查中，当问到“如果遇到不公正待遇，你会怎么办”时，38.5%的人选择“跟同学或同事发发牢骚”；38.0%的人会“找相关人员理论”；33.2%的人“保持沉默”；29.1%的人选择“投诉”；17.1%的人“严重时到法院起诉”，12.0%的人会“找机会报复对我不公的人”。 “谁都会遇上不公正的事，一般忍忍也就过去了。”北京市某外企员工李晓玲说，事后自己也会跟一两个比较要好的同事谈，看看自己的判断对不对，然后可能去找上级或直接负责人沟通，如果解决不了，实在气不过就跳槽。 刘庆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就需要健全和完善沟通和利益表达的渠道。目前在这一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那种用极端方式表达诉求的做法很糟糕，不但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会有更大损失。我们的社会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更注重个人诉求表达的渠道。(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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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80后财富新贵：青春等于亿万财富？

  &nbsp;&nbsp;&nbsp; CCTV《财智人物》专访：张伯宏郭敬明 高燃&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 片花： 　　玩儿能创造亿万财富吗？沟通如何架起通往千万富翁的桥梁？ 备受质疑，褒贬不一， 却又为何摘取畅销书之冠？ 年轻的80后创业者从白手起家到身家过亿，成功是人生的偶然？是时代的机遇？ 还是暗含着某种轨迹？ 　　解说：2008年8月22日一场新闻发布会聚集了京城众多的80后亿万富豪，而张伯宏则成为全场最耀眼的财富明星。因为今天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少年正式被上海一家网络游戏公司，以百万年薪聘为CEO。那一年，他才18岁。 　　解说：张伯宏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但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打小张伯宏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与父母只能每隔两个月才能见上一次面，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约束，但是严厉的家教依然让张伯宏变得很乖顺。 　　张伯宏：我是属于很乖的一个孩子，因为我爸爸是很严厉那种人，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他可能就会对你很厉害。所以小时候真正老师让这样坐的话，我从来就不松开，一直就这样听课。要写的话就非常规矩。这种其实现在回来想一想的话可能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当所有人全都一样的话可能会扼杀很多的创意和个性在里面。 　　解说：从小就很乖很听话的张伯宏，在现在看来却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异于常人的商业禀赋。 　　张伯宏：因为本身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可能你经营一个东西，因为我小时候在宿舍里面，自己在宿舍当时住宿，我就可能周一去超市里去低价买很多吃的东西回来，然后自己在宿舍里开小卖部，最后还被老师查封了。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去钻研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解说：2003年在张伯宏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工作到了美国，为了能和父母一起留在美国，张伯宏申请了一个音乐学校。虽然张伯宏五岁就开始学习音乐，但是他从来就没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去追求，就像现在很多小孩子一样，是在家长逼迫之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张伯宏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种情急之下的选择会给以后的人生带来更大的转折。 　　解说：2003年对于20岁的郭敬明来说，也将面临人生的一个转折，此时生在上海的他正是风声水起的时刻，凭借处女作《幻城》的上市，郭敬明在图书市场上掀起了一股青春文学的浪潮，缔造了继韩寒之后又一个出版业的神话。 　　郭敬明：其实除了《幻城》之外我的每本书或者整个郭敬明都已经被当做了整个出版界的商业神话。 　　解说：《幻城》出版不到一年时间，销量就达到了84万册，在2003年11月的全国文学类畅销排行榜上名列第三名。而郭敬明也在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被提升为人气最旺的作家之一。与王蒙等人排在了一起。 　　那段时间，正处于高考临近的高压期，为了缓解压力，我逐渐对传奇电影、动画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想来，这些正是《幻城》能够顺利完稿的主要原因——郭敬明 　　解说：虽然《幻城》一书把郭敬明推到了风口浪尖，但是郭敬明的文学成名之路最初还是起于六年前萌芽举办的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他朋友所著的《挚爱郭敬明》中，这样记载了郭敬明的第一次参赛。 　　你在写什么啊&nbsp; 明天总决赛文章啊&nbsp; 什么 你没搞错吧&nbsp; 骗你干吗&nbsp; 我来上海之前就写好了 可这决赛明天下午才举行啊 你连题目都不知道 你现在写有什么用啊 反正内容是可以往里套的有这么厉害吗 你不信 我读给你听好了 两个月后 我便在榕树下 看到了郭敬明在第三届 新概念决赛上的获奖文章 　　解说：2001年和2002年新概念作文大赛，郭敬明都夺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两次大赛郭敬明赢得了一系列的商业机缘。2003年底，郭敬明又推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上市就成为了抢手货，发行突破90万册，而郭敬明也是日进斗金。但是这给他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解说：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郭敬明和张伯宏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这对于家住湖南岳阳一个小山村里的高燃来说却并非如此。高燃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早一点还清家里繁重的债务，成绩优异的高燃，只好别无选择地去了一所中专读书，1998年中专毕业后，高燃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打工。 　　高燃：十六七岁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小愣青，然后没有人要我。但是后面我有一个朋友，他指点了我一下。他说现在广州这边最流行ISO9000，就是国际标准组织的一个认证体系，你拿到这个认证以后你这个公司的产品就能够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去。 　　解说：在当时的广州，懂得ISO9000认证的人寥寥无几，找到一个能帮助的自己人几乎不可能。高燃跑遍了广州所有的书店。终于买到了两本关于ISO9000认证的书籍。 　　高燃：当天晚上，我就把它看完。然后第二天早上去这样去找工作，直接就奔到找那个ISO9000的工程师，问公司展台负责招聘的人一看我的简历他，说你对这个你熟吗，比较质疑。然后我就讲了一大堆讲ISO9000的，他吓坏了，他说我自己都没你懂。 　　解说：高燃很快进入这家工厂，担任平管工程师。连升三级这戏剧性的一幕在这个少年身上上演了。七天后，高燃的工资从1500元被提到了3000元。三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平管主管。管理员工一百多人，月薪也提到了5000元，不到半年时间，17岁的高燃就还清了家里两万多块钱的债务。 　　高燃：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以后的负担，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我年龄还小，还可以有一次机会，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想上清华和北大。 　　解说：抱着上清华北大的梦想，1998年年底高燃不顾众人的挽留，毅然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 　　高燃：我当天回家我妈妈非常高兴，她说你今年年底你回去吗？她说你明年初几出去。然后没有回答她，什么都没说。我记得很清楚，下着特别大的雨我，在家里待着，家里屋上还漏着雨，到最后他们做了饭给我吃，我也不吃把他们吓坏了。他说怎么回事？是不是变成哑巴了？然后到了最后，我就说四个字，我说：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邓河清：他爸爸 他说孩子要读书我也没办法我什么都没有我说,你长大啦,可以赚钱啦,不要读书啦. 　　解说：没有一个人赞成这个少年去参加高考，也没有一个人相信没上过高中的他能考上大学。但是四面楚歌的境地却丝毫没有阻挡这个少年考大学的决心和勇气。 　　高燃：我觉得我不应该像我爸妈这么生活,我觉得我应该照我自己的路去生活,我自己的路,那个时候我一定要自己抓住.我的初中的时候很多成绩不如我的,比我差很多的也有好几个人考上大学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比他们厉害他们从来没有考试考赢过我，我想如果我努力一段时间我还是有可能考上的。越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不相信我自己就完蛋了。而且我告诉我自己，失败了也不要紧，试一次这辈子总得试一两次。 　　解说：上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费问题，由于打工赚来的钱全部用来偿还家里的债务。高燃，连五百块钱的学费也无力支付，这时多亏家里的一个亲戚给他交上了这笔钱。 　　高燃：所有的人希望我回去继续工作，每个月挣个五千挣个一万而不是借五百块钱给我，我在想我自己这个十多年就值五百块钱，当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没有一个人给我钱，后面我妈妈还好，我交完学费以后，陆陆续续花了一些钱，我爸爸妈妈把家里那些粮食全部卖掉了，给我交杂七杂八的费用啊，所以现在我对我妈妈很感激，和我爸爸。 　　主持人：2000年，高燃终于成功地考入了清华大学。上了大学的高燃，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认识更多的人。 　　高燃：我特别欣赏俞敏洪说的一句话，新东方的创始人，他说一个人的财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在于他手里的钱有多少，只需要把他的五个朋友五个最好的朋友，平均一下除以五就等于这个人的价值。我非常知道我自己来自于农村没有什么背景，然后我如果不交一些很好的朋友，就没有人来帮助我，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成为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 　　解说：高燃四年的大学生活概括起来就是，广读贤书，广听讲座，广交朋友，大一的第一个学期，高燃一次性参加了17个社团，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和自己组织的各种演讲，高燃开始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精英。 &nbsp;&nbsp; 高燃：你像给我第一桶金的蒋总，就是这么认识的，就是我把他请来做演讲的时候认识的，这长久以来的积累对我的事业的发展，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是。 　　解说：参加活动和演讲是高燃四年大学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每逢节假日他还会做一件事，给所认识的人寄贺卡，写邮件，发短信，买一张特别贵的电话卡打电话。 　　高燃：也许这个人一次他可能不记得你，两次不记得你，但是四年或者五年的时间，每到节假日都会有人给你打电话、都会有人给你发短信，你总会记住他，而且我也觉得我也不需要每个人都记住我，一百个人里面有三个人记住我，我给五百个人打了，电话那我就有十五个很好的朋友 　　解说：对。于高燃来说，虽然朋友需要广交，但是也有他自己的原则。 　　高燃：这个人值不值得你交呢，如果说我觉得我比较佩服他，他也有他的闪光之处，那我就愿意去交。另外第二就是其实人与人还是有一种气质是否相投的问题，如果说你气质不相投，你再怎么着也搞不到一块去，所以你要找对上眼的人，还有第三就是一些机缘不是所有的人你都能碰上，在一些合适的场合碰到合适的人，也许这个人就是你的朋友。 　　解说：高燃的人脉就是在这点点滴滴的沟通中积累起来，但是这样的人脉积累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一举成功。 　　高燃：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是给杨致远的雅虎的创始人，我心中的网络英雄，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很认真地，不一定会投钱，因为我自己现在回过头来，如果我拿到这样的商业计划书，我会马上把它撕掉，我都不好意思把它拿出去。 　　解说：高燃没有等到杨致远的任何音讯，很快他就把修改后的策划书递给了江苏远东集团的董事长蒋锡培。 高燃：其实我当时找到蒋总，把我的商业计划书给蒋总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说你赶紧过来，你到南京来，然后我愿意投你这个项目，然后我到时候给你投钱投一千万。 &nbsp;&nbsp;&nbsp; 解说：2004年7月，高燃回到北京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但是一千万的投资对于集团来说并非一件小事。董事会需要召开一个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论证的会议。高燃要接受十几位公司高层和专家教授的检验。 　　高燃：因为有一部分人不懂，他不愿意做这种多元化，还有一部分人是懂这个，但是就看清楚了这个，所以他觉得风险更大，所以确实是，然后下午我就在宾馆里想办法，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想一千万可能对他们来说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变成一百万，风险就会变小。 　　解说：开完第一轮董事会，一个与蒋总一起喝茶的机会，给了高燃最后一次正确的契机。 　　高燃：蒋总喝了五碗粥，我一点都没喝，到最后他说高燃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好，我们所有的人都认可你，我一听完了认可你这个人但是不认可你这个项目，肯定有但是。果然他说但是这个项目风险太大，就这样然后我就赶紧告诉他，我说蒋总这样不好吧，像我们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当时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别人也可以给我钱，但是现在你把我的时间都给耽搁了，我说要不这样其他钱我自己需凑，你先给我一个启动资金，然后他说启动资金，他说好，多少钱？我说一百万，第二天他就给了我一百万。 　　解说：正当高燃获得人生第一笔启动资金，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身在美国学习音乐的张伯宏却经历着人生当中少有的孤独和枯燥。在美国张伯宏依然没有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天在学校过着三点一线的日子，于是他把大量的精力放都在了编曲和写歌上。 　　张伯宏：平常同学都出去玩去，我就在宿舍里弄电脑，可能录点唱啊，就往网上的唱片公司邮箱里发。 　　解说：张伯宏不停地往唱片公司发这样的邮件，一年后，终于有一天一家国内的音乐公司注意到了他。他们邀请张伯宏回来做一个新的唱片，张伯宏爽快地答应了。 　　张伯宏：妈妈说行 那你就办一年休学吧如果行就行不行就回来继续上学就这样说的 　　解说：回到国内张伯宏很快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复生弥撒》，其中的主打歌曲北京土著在各大电台音乐排行榜都是居于冠军的位置。张伯宏喜欢北京的胡同、喜欢老北京的声音，有着浓浓的北京情节。 　　有时候，时间是一种感觉 　　十八年，这界 　　十八个月，这张专辑 　　我从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艺人 　　然而，生活并非我想得那样单纯。。。。。。——《复生弥撒》专辑张伯宏自述 　　张伯宏：我觉得北京它和一般的现代化都市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很快浓厚的历史的文化在里边，其实当时也是写《北京土著》想留住这些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北京，它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它发展的这样快速，很多其实传统文化的东西都被现在那种商业的气息这种利益的东西给它淡化了。其实之所以想写这首歌呢，作为我一个我本身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去唤醒大家不要太过追求这些现代这些商业的东西，再回头去看一看我们真正自己已经拥有却并不懂得珍惜这些文化的底蕴的，这些很珍贵的财富，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消失了是无法再生的。 　　解说：也正是因为《北京土著》这首歌，张伯宏正式与商业结缘，因为这首歌有着浓烈的北京风味。正好与上海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的游戏风格相一致，而这款游戏的场景就是虚拟的北京，因此这家公司的老总找到了他并要求他担任公司的音乐总监。然而交谈之中，张伯宏的一番话却把自己推上了CEO的位置。 　　张伯宏：因为你现在做的是虚拟的北京的城市，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媒体来做，你比如你可以在街边设一个虚拟的广告牌，去卖这些广告或者说把它比如说你开车开到银行，你可以有电子商务的东西在里面，你车开到这儿不光是一个虚拟的东西，你可以在虚拟的社会中生存，你在玩游戏的同时，你可以做到很多现实社会中你需要做的事情，你本身有这样一个平台，只需要你把程序这样改一下，跟商家去谈一下的话，其实这样我觉得盈利的部分和这个整个游戏的概念就会比现在更上一个台阶。 　　解说：张伯宏很直白地向老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尽管他不知道这个非游戏行业的从业者建议是否能得到认可，但是敢想敢表达敢做的张伯宏还是忍不住。 　　张伯宏：因为其实说出来并没有什么就算你说出来人家也会耻笑你觉得你一个小孩子你懂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其实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会把这个看得很重觉得你这这样很没大没小或者说很不知道谦虚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观念会扼杀很多的创意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解说：三个月后，张伯宏意外收到了这家网络游戏公司，向他发出的担任公司CEO的邀请。 　　张伯宏：当时老板也跟我说了，不光是你的创意，再一个你在这边做整体统筹和CEO的话，你会更把这份游戏把它做成一个更适合年轻人的，这样因为我们本身盈利的团体是在年轻人这方面，所以如果说你找一个年轻人来做的话，这个游戏更适合年亲人这种角度和眼光。 <P styl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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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艰难的一代

  两周前去北京，和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吃饭聊天。说起蜗居海藻，我就问她：你能接受么？我这个老同学很严肃地告诉我：不理解不接受。道理是她觉得靠自己奋斗，一样可以得到想要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这位同学也是个平常老百姓，无权无势，一刀一枪地拼了十多年，今儿个也是某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有房有车，算是个成功人士。早年在国外端过盘子，在国内也以娇小玲珑之躯扛过家具布过展，故而她的话语我倒是相当理解的。 不过，既然是我大学同学，那就也是70后。而海藻大致描写的是80后一代。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特别能理解海藻的行为，说到底，80后是相当艰难的一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有那么整整一代是被迫垮掉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一代中只有一小批人去当了重任，还有很大一批人算是“老头子复出” 了。故而，对于70一代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天花板。我对我的老同学说，你端两年盘子是有盼头的，因为上面坐着的人快退休了。 但80后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当他们进入工作领域后，发现大大小小的所谓领导都是年富力壮的70后，等他们退休？呵呵，自己也差不多了。这就是一个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对于整体一代人来说，不是单靠努力就可以逾越的。 第二个原因是几次发横财的机会都和80后关系不大，特别是85后，故而原始积累不足。一次机会是中国股市。中国股市有两次发横财的机会，一次大致在 90年代初期，我至今记得当年延中实业收盘40多块第二天开盘300多块的事。第二次就是05年中到06年中的1000点到6000点。对于一个80后人来说，这一波虽可参与，但考虑到刚刚毕业不久，本钱不大，要赚从绝对数而言也赚得有限。 另外一次发财机会就是房市，或者说，即使不炒房子至少能完成个基础建设。在我记忆中，中国房市在97年是个极低的低谷，当时买房子又是蓝印户口奉送又是可以退还个人所得税，有的楼盘还送车牌送车位，售楼小姐服务态度好得不得了。97年什么概念？即使是1980年出身的，都还在高三或者大一。这不现在轮到他们要买房结婚的时候，房子已经是一辈子的负担了。 第三个问题是竞争问题。总体来说，人和人之间的竞争与教育有很大关联，普遍意义上高教育就是高收入的代名词。我记得我这个70后考大学（91年），文科生是4.5取1个，故而杀到社会上之后，发现本科生还是相对吃香的。而到了80后，大学生有啥子稀奇，彼此之间竞争力都差不多，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80后来说，踏入社会时的竞争力对于同辈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父辈们缺少教育的机会而沉沦，但同代人当中也的确有人越过高考门槛而成就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愿意也努力督促80后接受教育。偏偏社会现实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才有了本文上方的配图：知识，真得改变命运么？ &nbsp;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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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工作重要还是房子重要?

  梦想重要还是现实重要？工作要紧还是房子要紧？对于众多在上海、北京及深圳等大城市打工的人，尤其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80后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两个问题。 　　如何在两者间作出抉择？坚持还是放弃？在这些大城市年轻人作出痛苦抉择的同时，现实中却仍有更多的人想冲出二三线城市“狭小的枷锁”，挤进本已拥挤不堪、看似奢华的大城市追求他们的梦想…… 　　撤退者：转移到二线城市 　　尽管白岩松说“房价太高，涨不涨已与普通百姓无关”，但对于广大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来说，房价与他们紧密相连。 　　“当时没抓住机会，现在还是有点后悔。”电话那头，现租住在天津的王先生颇有些懊恼，他指的就是2008年末及2009年初，在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相对短暂沉寂时，没抓住机会买房。“当时其实还是有资金至少可用于首付的，但报道都说房价会下跌，所以就决定再等一阵，可惜事与愿违。”王先生说，“北京五环以内的房价随后就嗖嗖地涨上去了，到去年9月时，眼瞅着我手里首付的钱就这么不够了。” 　　正像王先生所说，北京五环以内的房价在整个2009年直线飙升，均价“突破多少”的字眼频频见诸媒体。“与其这样跟房价耗着，还不如先回老家过压力小的生活。”王先生说。于是，去年10月，在种种压力下，王先生回到了江苏老家，过年后又辗转来到天津发展。 　　“这就是我现在的选择。一方面这里也有区位优势，离北京也相对比较近。更重要的是，这里房价相较北京而言比较低，我们家暂时还能承受。”王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我已经将购房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王先生在天津购房还有个好处——可以获得天津的蓝印户口。据悉，目前天津市已将申办蓝印户口的购房款由原来的100万元不同程度地调低，比如在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及大港等区就将标准降至了60万元。“这是我来天津工作的另一个原因，至少在社会保障上不会吃亏。”他说。 　　其实，王先生的例子并不是个案。在上海，记者在小范围调查发现，随着去年上海房价的不断上涨，在父母压力或家庭压力下，逃离上海的人，尤其是年轻一族相较前几年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我周边就有七八个人离开上海了，前三年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家住上海法华镇路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或回到了老家，或到苏州、无锡等城市寻找工作和发展机会。” 　　此外，还有媒体调查显示，相比于2009年中的24%和2009年末的31%，2010年3月，已经有50%的白领计划选择去非一线城市工作了。 　　追梦者：坚持到首付那天 　　尽管不少人离开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留守在上海等大城市，继续与他们口中那“该死的”高房价博弈。目前在一家上海外企工作的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她不会轻易离开上海回到老家。“我会等到自己有钱买房的那一天，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她期待道。 　　但日前，一个颇为有趣的测算显示，一个白领如果不吃不喝101年才能购得北京西四环附近的一套房子，不吃不喝78年可以购得上海一套房子，广州则为39年。不知如果张女士看到后，她又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二三线城市更加年轻的人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却期待着去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城市去工作。“知道现在上海房价高。但那又怎么样呢？”老家在江苏靖江但即将在南京读完本科的章力告诉记者。尽管目前有父母的劝导及前车之鉴，但他还是决定闯入“围城”去上海试一试。他说，他已经与上海一家外企达成了初步意向。“对于高房价，只能这么说，先跟它耗上再说。”章力说：“总之，还是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光我的孩子，现在有这样想法的孩子并不少见。”章力的母亲无奈地告诉记者，“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在生活条件上确实比不上大城市；另一方面，相对的高收入也是他们进入大城市的另一个原因。但殊不知，本地与上海房价实在是不在一个基数之上。” 　　专家：建廉租房缓压力 　　“相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作确实会有相对高成本的压力，尤其是在房价哪怕是租房价格方面的压力。”日前，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称，“因此，出现白领一族逃离大城市的现象并不奇怪。” 　　“现在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及时作出相关规划。”具体而言，徐长乐表示，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等帮助相关人群解决物价、房价上涨后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尤其是廉租房建设。 　　不过，至少对在上海工作的白领来说，好消息是，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刘海生近日表示，“在高房价的背景下，上海提出分层次、多管道、成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还包括公共租赁房。” &nbsp;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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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志强：别浪费了青春 80后们

  &nbsp;&nbsp; 别浪费了青春——说给年轻的八零后们 &nbsp;&nbsp; &nbsp;一次论坛之后主持人秦朔跟我说：“许多人想了解你的成长之路，你能不能写些这样的博客或者书，仍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随后他又发了短信想更多的了解。我给他寄了一本联办编写的四十人述史。其实过去的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只是更多的人并不关注这些内容，他们只知道我是开发商、只关注于房价，几乎所有的媒体了解的都只有一个核心——房价。 　　秦朔也希望我写些对年轻人励志的博客或文章，刊登在第一财经上，让企业家的经历能对下一代有个促进的作用。但励志首先要立志，没有了志又何来的励年轻人要先立志，才不会浪费了青春。 　　当我们已年近花甲时，尤为珍贵的恰恰是青春，恰恰是那些从身边悄悄溜走并永远无法追回的时光，我们永远也无法再回到80后的年龄，重塑自己的经历了。 　　一、 我们都是很穷很穷的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是很穷很穷的人，并且平均到几乎都处于一个起跑线上的贫穷。是邓小平让中国从一潭死水中走了出来，有了生命、时候的改革与重新分工，让不同的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在如今80后的年龄之前时，我们这一代人也都没有生活的定位，但却从来都未丧失过“救国”的立志，也许是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红色”教育让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未有过个人致富的幻想，而只有为国牺牲的精神，也因此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无惧冲动。也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立志和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才有了此后各自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不同现状的差别。 　　当我们进入而立之年时，恰逢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却还没有解决城市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原有的国有体制和集体体制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就业需求，城市“五难”的社会服务也无法满足城市基本生活的需求，鼓励创业和用优惠政策扶持自我创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潮流。机会遍地都是，但能抓住机会的、敢于去抓住机会的、努力去抓住机会的人却仍然是少数。 　　我曾经从事过大约数十个跨行业的作坊式的小企业创业过程，期间的酸甜苦辣则回味多多，从兔皮的加工出口、魔方的生产、集装箱的运输、图书的邮寄、小商店的经营到农村小时工的派遣、手敲打打字机和印刷、装订、裁缝店、家电维修、动物模型、汽车维修、挂毯编织到开饭馆、卖水果、卖白菜、办建筑施工队，几乎无所不及，但从来都是信心百倍且努力万分。 　　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生火炸油饼，每个油饼三五分钱，一个早餐下来两袋面的用量，收入仅有几十元，晚上数钢镚时常常眼皮子打架，一个迷糊会把刚摞好的十个一叠的分币碰撒了一地，还要满地乱找、重新去摞好。一个月下来，三百多平方米的餐厅，几十个劳动力也就只有不到三千元的利润，三十几时我们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奖金一个月只有六元钱。而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我们创业立业的信心，穷可以让我们艰苦，但穷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斗志，“穷而不志短”早就从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溶入了我们的血液。 　　二、创出自己的路。 　　我们从不憎恨穷人，但我们憎恨贫穷。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全世界所有的穷人，让那个所有人成为富人。我们时常救助穷人，但绝不救助因懒惰和不努力而变穷的人。因为我们也是从贫穷中走过，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从卖苹果、卖白菜到倒录像机是一个飞跃，大多数人都从流通领域中分享了改革开放之后物流转移而产生的差价。和传统的丝绸之路一样，利用南北之间的地域差和南方改革初期的试点城市开放开始了最初的交易与经商，也从小额现金交易变成了银行信贷与转账。我们包租了军用飞机运货，从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再换成了汽车。 &nbsp;&nbsp;&nbsp; 从学步到跑，几乎没有人会不摔跟头、没有人会一帆风顺，那些大多数开始太顺利扩张的企业则大多今天都不见了。 　　华远、四通、联想几乎都是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代，而更多当时知名的企业则在大浪淘沙中一去而不返了，差别正在于走自己的路还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赶。齐白石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意在学的精神与灵魂，而绝不是形似的临摹。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曾经只留下了大量计划经济残余的一代人，要彻底的改变过去的一切就更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了。但我们闹过学生运动、打到权威的领导(也许是错的)，在毛主席的一挥手中上了山、下了乡、耕过田、种过粮，在全国学习解放军中当过兵、扛过枪，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学、留了洋，也有些在改革中入了狱、撞了墙，但仍在跌倒中爬起来重新摸索。这些经历与磨难恰恰造就了他们铁一样的筋骨、钢一般的意志，走出了一条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之路。 　　中国的改革是从没有路中选择了被动的摸石头，是在未知过河的方式中探索，无数的先烈是用鲜血与生命换取了新中国的成立。同样也有无数的后来人为寻找改革的成功之路而成为了先驱，许多人也因此受益而成为了当代知名的企业家，并为后来人留下了失败与成功的经验。 　　如果改革的初期，一代人为寻找幸福敢于去按血手印，那么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是否还有人愿意用生命去为更多人的成功而当垫脚石呢?正是这种改革的倒逼机制与改革创造的上升环境让两代人有了不同的选择，也让更多的现代青年不愿再用“立志”的前提作为生活的基础了。 　　现代的80后们也认为自己在走自己的路，但大多不再是如何成就一番“事业”和“救国”，而是如何建立美满生活的小家庭，靠父母支援的出国留学也让他们不再用课余时间去刷盘子了。更多的人不是从“安逸”的公务员岗位上因无味而下海，反而成群结队的涌入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 　　毕业后集中于大、中城市，力争进入不到10%的人口居住的城市，而不在关注生养自己的父母相亲和那片热土。他们热衷于在网络上寻找生活中的乐趣，也热衷于在虚拟世界中热议房价和社会问题，他们开着小型的私家车浪漫于山间田野，一面自豪的看不起那些乘大车去采摘的同事与同学，一面又高声的叫骂着市中心豪宅的高房价，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但社会却会将什么是“走自己的路”给以重新的定义。华远则是在“傍大款”进入资本市场后又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而退出和二次创业，用再次进入资本市场显示竞争的实力，用努力和被社会认可的实力与业绩证明什么是“闯出自己的路”。 　　三、榜样的力量。 　　李彦宏、马云、冯军都是年轻一代的榜样，尽管他们不是被称为是80后的一代，却是最接近于这一年龄层的一代佼佼者，可以无愧于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但也许由于他们的形象太高大也让许多人认为是高不可及，反而放弃了对榜样的追求，让许多人对榜样失去了关注。 　　其实榜样就是立志中拟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恰恰是一个要不断提高且让自己轻易摸不着而促使自己不得不努力争取的台阶。 　　当我们盈利了几百万时，树立了几千万的盈利目标，当这个目标要实现时，就树立了几个亿的盈利目标，当公司有了上亿的资本时，就希望上十亿的等级、再上百亿的等级。那些比我们跑得快的企业就都是我们的榜样，并转化为动力。 　　当我们只有十万开复工的能力时，但我们许下了为职工分房的承诺，要让盖房子的人能住上自己建设的房子。多年的努力中，这个目标在不断的提高标准，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并最终搭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如今的房价让许多年轻人觉得高不可及，我倒觉得这恰恰是一种动力。年轻人应该以高标准的住房为生活的追求，但现实则要从低标准的、远距离的住房或租房开始，就像学跑要先从走一步一步开始一样。绝不是用埋怨和抱怨削弱自己的斗志，永远都差一步的目标才不会松懈努力的精神。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想法无益于年轻人的成长。 　我当兵幸运的撞入了中国最优秀的万岁军的团队，优秀的传统让所有的士兵都无一例外的打上了永远要争第一的烙印。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时代留存下来的部队中，同样将拿破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的名言作为立志和励志的讯条，当然还伴随着军史、师史、团史和连史的战力战史和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正是这种环境的渲染，让生活在这个带有无限刺激的竞争中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向前向前向前。从不知道什么是退却，所有的抱怨都集中在不能成为主攻连队，拥有第一个将红旗插上阵地的荣誉机会，哪怕这个荣誉是要用牺牲为代价的。 　　也许这种精神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今天已经被遗忘了。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仍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的。正是这种特定的生存环境让我在连头带尾的这十三年军旅生涯中先后荣立了七次包括集体和个人的二、三等军功。没当过兵的人也许理解不了立功的难度和其价值。而在一个荣誉感强的战斗团队中，其竞争的残酷性则不仅体现在流血、流汗的苦练与摸爬滚打中，还体现在技术、知识、能力、意志力的拼搏上。王中军的“士兵突击”成为老少皆宜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毫无疑问与其在三十八军的军旅生活的亲身体会是密切相关的。 　　无疑正是榜样的作用与力量成为支撑这一代人如今在不同战线上成为佼佼者的基础，这些沉淀于他们血液之中的精华，也是让这一代人成为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原因之一。 　　也是榜样的力量让这一代人无私的担起了“为人民服务”的重任，默默的为国家的发展忍受着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成本与负担。 　　我们的父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负过伤，但他们至今的收入尚不及他们的孙子、孙女，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为人民服务”产生过怀疑和动摇，他们从来未对个人的消费提出过奢侈型的要求。至今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九十多岁的高龄仍坚持要乘公共交通，他们的怪异已让后几代人无法理解与无可奈何了。他们会“偷偷”的抚养非亲非故的孩子读书上学，会将生活的结余“悄悄”的捐献给那些不知名、不知姓并终身未见过面的“困难者”，他们早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比这个家庭中的所有人都更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央视与地方新闻仍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坚持阅读各级的党报，而几乎不看非党报的刊物和“花边新闻”，他们最注重的是参加各级为老干部安排的活动和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活动，每次都穿上当年样式的列宁装并挂上历史中曾获取各种勋章、奖章，以显示早被社会忘记了的辉煌，他们一如既往的追求着曾经的理想。 　　然而他们的榜样作用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限制着那些生活于他们周边的几代人的行为，让这种对目标追求的执着成为教育后代人不断努力的力量，也让后代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严格的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让后代人为了维护老一代曾有的荣誉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1996年在香港上市公告中就披露了我的年薪超过700万人民币，党的纪委书记尉健行就为此专门的批示。1999年我辞去上市公司总经理时，媒体再次热炒年薪700万的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又为此做过批示。一系列的审查与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年薪有问题，而是因为干部的管理与影响，打破了现行体制的沉静。依领导的指示，正常年薪之外的部分就只能以我个人名义存在账上。华远在境内二次上市之后，按照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条件，我的年薪再次公告为700多万元，不计算股东激励的部分，成为了上市地产公司中工薪收入最高的，也多次被媒体当成新闻来热炒，甚至是上了央视的新闻，做了不花钱的广告。上市公司依法的发放工资与奖励是对我工作成绩的一种认可，本不应引起争议，但却成了一种新闻。而上市公司关于我按国资委的规定只领取了不到10%的实际工资的公告却没有任何媒体愿意提及，央视也是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炒了。 我已多次在博客中说明了我的实际工资是按国资委的规定领取的，上市公司公告的未领取工资中也有明确的表示。但社会的舆论似乎并不买账，于是我不得不忍受无数不公平的辱骂，即使我全部领取了些工资（如果没有国资委的规定）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又何况我实际的工资并非如此呢。 大量的个人持股和私企管理者也许并不需要领取高额的工资，因为他们可以公款消费、可以从股权中收益（华远也有少量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持股），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管理者却不能这样去做，要严格的遵守国资委的管理规定。当我的下属们都能拿到比我更多（或多几倍）的年薪时，（部门经理的工资都比我多）我会为此而感到骄傲。虽心有不甘但绝不会为此而放弃努力，更不会将抱怨转化成不满。个人的利益牺牲换取更多人的幸福，正是我们的追求，正是老一辈用榜样给我们立下的规矩。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小日子生活，我虽不够富裕和奢侈，却早可以辞职不干了，比不上那些富豪大款却比一般人收入要高些。重要的却是我所领导和管理的国企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包括承担国企特定的社会公共职能的贡献。如毫无企业投资收益的公共事业投入等。我虽然只是一个领取规定工资的打工者，虽然因国资委体制的管理受到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同的限制，但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党的忠诚，也绝不会为少交每年几十万的党费而退党，更不会拒绝为救灾而交纳高额的特殊党费，也因此每年被各级评为优秀党员。 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很多，我并不需要用博客来夸耀自己，但秦朔认为将我的想法和成长经历告诉社会是一种资源的共享，尤其对那些尚不了解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更多的知道一些“知名”人物的细节，也会成为一种榜样式的教材，会从正面或反面给在成长中的一代有所启发和帮助。或许会唤醒他们立志于励志的沉睡，让他们把更多的不满和怨言转换成对社会的认同和对未来的希望。 缺少了理想会让人失去方向，缺少了榜样则会失去希望，人们不可能一步跨越历史的进程实现远大的理想，但却可以用榜样的激励逐步提高观念和层次、端正生活的态度、建立扎扎实实的生活基础。 也许是因为我从事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只是华远集团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而房价又让许多年轻人望而生畏，因此一些年轻人将我列入了“人民公敌”的行列。但面对现实时，会发现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年轻人的不满而放慢前行的速度，更不会停下来等那些尚未睡醒的迟到者。而我则用一生的体会深知“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勇敢的面对和不懈的努力、认真的学习和积极的参与、在竞争中拼搏，才能享受生活的快乐、体会人生的价值。 重要的不是酒瓶上写着的是五粮液还是二锅头，而是瓶子里的就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做的只是将真实（或我认为真实）的认识告诉社会，而不是用好看的标签来掩盖真相。 我的人生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解决就业、提供税收、办好一个企业、创建几个上市公司，不在于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而在于我的意见影响到一个行业的政策倾向与业发展，以及我的言论与观点能影响一大批人和企业的成长，至少不是碌碌无为的一生。 但愿更多的年轻人别浪费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这个社会而珍惜最具光辉色彩的每一天。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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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

  萧灼基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通读马恩全集、精熟《资本论》的学者之一，他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以之来审视应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萧灼基很多关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思考和建议，已经融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践。 　　萧灼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萧灼基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他的这一成果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全国改革与发展金三角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针对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萧灼基旗帜鲜明地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 　　萧灼基是股份制经济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为中国股份制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萧灼基在民间有“萧股市”之称，多次对股市和利率走势的预测颇为应验。 　　萧灼基虽然身在北京，但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事情，多次到家乡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2005年6月首届潮商大会在汕头举行，特邀他作为嘉宾莅会演讲。 　　尽管不是商人，但萧灼基却是潮人商界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 　　尽管由于身体原因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已经一年多，但在2008年评出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上，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的名字还是赫然在列。 　　此外，在李克强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后，人们从相关介绍材料上得知，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7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其中就包括萧灼基教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就是萧灼基。 　　萧灼基，生于1933年，广东潮阳人。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三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攻读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世界潮商》编委会主任。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诸多奖项。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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