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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千佛陀居陡壁 探访那些鲜为人知的藏传佛教圣地

    巨大的释迦牟尼石刻和数以千计的佛像,造就了一个佛的艺术世界。(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第三次来到拉萨,前两次已经去过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色拉寺等这些知名的景点,所以这一次的重点放在拉萨一些鲜为人知的藏传佛教圣地,千佛崖就是其中之一。 虔诚的藏族老奶奶(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虽然刚刚下过小雨,地面还有积水,可是信徒们仍面向佛像,连续不断地行五体投地大礼,虔诚的令人感动。(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千佛崖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西南的药王山北侧的山崖上,崖壁密密麻麻刻满了上千个色彩艳丽、大小不一的佛像,这里游客极少,都是当地藏民在朝拜,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石刻佛像漫山遍野,五色经幡铺天盖地,使人如临佛教天国,心灵受到震撼。 著名的“药王山石刻《甘珠尔》塔”(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巨大的释迦牟尼石刻和数以千计的佛像,造就了一个佛的艺术世界。崖壁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大小不等的浮雕,大都是观音、文殊、度母和护法神的刻像,俨然一个“万千佛陀居陡崖”的神秘世界。这些历代藏族雕刻家的佛像精品,虽经千年风雨剥蚀,石雕作品依然保存完好,经过近年来的多次修整着色,佛像依然灿烂夺目,成为今人认识藏传佛教,认识藏族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 塔 塔下四周有一排金光熠熠的转经筒沿弧线蜿蜒,众多信徒手持转经筒,口诵真言,虔诚祷告,绕塔而行。(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相传,这里最早的石刻佛像是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作品。据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记载:一日松赞干布来到红山,见到六字真言幻影从山中自然显现,他当即沐浴净身,默默祈祷。随后,又于六字真言放出的光芒中看到观世音菩萨、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于是他请人依照自然所现,在岩石上雕刻出佛和菩萨的像以及“六字真言”。后经历代增刻,最终形成今天的千佛崖。 甘珠尔塔塔体直冲苍穹,塔身由层层叠叠、成千上万的玛尼石和石刻佛像组成。(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沿千佛崖东侧的山体迂回向上,便是著名的“药王山石刻《甘珠尔》塔”。《甘珠尔》是藏传佛教重要经籍,“甘珠尔”石经塔是造塔人将整部《甘珠尔》经刻在石板上,并将刻有经文的石板堆砌成一座宝塔。这是拉萨最年轻的佛塔,始建于公元1995年藏历四月十日,竣工于公元2009年藏历四月十日。 沿着台阶走上去,路边堆满了刻满六字真言的玛尼石和佛像。(图片来源:凤凰博客 摄影:锈剑) 在过去,拉萨家境贫寒的家庭中有人去世,请不起度亡唐卡佛像,就买些颜料把摩崖石刻的佛像刷新一遍,便可以起到同样功德,这一习俗至今还在延续。

    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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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贤法师解密印尼金字塔:婆罗浮屠的寂灭和重生

    明贤法师在印尼婆罗浮屠佛塔(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说起佛教圣地,人们都会想到印度,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寺却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历史名城日惹(Yogyakarta)西北约41公里的克都峡谷、文池兰县附近的丘陵地带,被称为“婆罗浮屠(Borobudur)”的佛寺遗址。婆罗浮屠俗称“千佛塔”,又称为“印度尼西亚的金字塔”。 婆罗浮屠与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是印度尼西亚佛教建筑与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同时,婆罗浮屠还被收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有着“石砌的大乘佛教教科书”、“菩萨修行十地山”、“须弥四洲大乘圣境”的美誉。 据说,婆罗浮屠来自梵语(Vihara Buddha Ur),意为“山丘上的佛塔”。也有解释说“婆罗浮屠”是由梵文的“婆罗”与印尼文“浮屠”两字组成,“婆罗”意为“寺院”,“浮屠”意为“丘陵”,合起来便是“丘陵上的寺院”。 印尼婆罗浮屠佛塔(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婆罗浮屠佛教石雕(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婆罗浮屠的建造与沉寂 印度尼西亚位于中南半岛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地跨赤道,国土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被称为“千岛之国”。主要岛屿有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 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间以高原、盆地和平原。火山活跃,地震频繁,是太平洋西岸火山、地震带的一部分。属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河流众多,水量丰沛。 印尼国家历史悠久。公元4世纪时,爪哇岛已先后建立了几个王国。7世纪时以今苏门答腊巨港为发祥地,形成室利佛逝王国,商业、文化相当繁荣,对外已有经济和文化交往,并成为当时的佛学中心之一。 我国唐代高僧义净三藏到古印度那烂陀寺游学时,曾经过室利佛逝返回中国,并在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留下了关于室利佛逝的记载。9-10世纪室利佛逝的版图扩及印度尼西亚西部各岛及马来半岛等地,留下了辉煌的历史文化。 爪哇岛是印尼第二大岛屿,与苏门答腊岛相邻。它是印尼爪哇民族的发源地,拥有灿烂而悠久的古代文明。 公元8世纪,室利佛逝的夏连特拉王朝统治中爪哇,其都城就是日惹。夏连特拉王国为弘扬佛教,举国大兴土木,陆续建起了一批陵庙群,如卡拉珊、巴宛、沙里、门突等等,其中以婆罗浮屠佛塔最为著名。 婆罗浮屠海拔265米。据说早期的婆罗浮屠周围有湖床,底部高出湖床15米。这样的形制结构,与佛教须弥山香水海的宇宙观是一致的,在佛教世界观中,中央的须弥山由香水海环绕四周,欲界、色界、无色界、出世涅槃,层层拔高。这与婆罗浮屠塔被证实的结构如出一辙,依建筑形式和雕刻内容,整个佛塔分成四个部分:塔基代表“欲界”,方台塔身代表“色界”,圆台塔身代表“无色界”,最上一层的主佛塔,则代表超脱三界的“涅槃”,象征众生可由烦恼获得解脱的四大过程: 欲界、色界、无色界、出世间。前三者又称“三界”或“迷界”,人只有经过修行,才能层层超越欲、色、无色之三界,从而走出“迷界”,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据荷兰学者卡斯帕里斯博士考证,此塔全名为“布弥善帕罗布陀罗”,意为“菩萨修行十地山”,象征菩萨修行成佛所经历的十个阶位,由此也能相互印证。 当然也有不同观点。1931年,一位荷兰艺术家和印度教学者W.O.J .Nieuwenkamp 提出一套理论,认为婆罗浮屠起初是一朵漂浮在湖中的莲花。莲花是佛教艺术中随处可见的形象,经常作为佛陀的宝座和舍利塔的塔基。婆罗浮屠整座建筑似乎呈现一朵莲花的形象,其中佛像似乎代表着大乘佛教中的《妙法莲华经》,而塔顶的三层圆台似乎象征着莲花瓣。地质学家根据发现的粘土沉积物认为Nieuwenkamp 的观点可能成立。 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还在于,欲界、色界、无色界跟须弥山的结构是相应的,而《妙法莲华经》描述的世界结构其实和《华严经》的结构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菩萨修行的十地阶位的过程。十地阶位的情况,以浅浮雕的方式被雕刻在第三层,内容为善财童子参学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体现的十地修行全过程;超越十地后佛国的情况被雕刻在第四层,描绘的是善财童子经由五十三参进入法界,从而获得佛果的过程。 因婆罗浮屠佛塔上没有记录建筑年代,只能通过比较佛塔地基的浮雕和王室族谱的铭文,推算出始建于8世纪中叶(也有分析说始建于公元750年至850年间或8世纪后半期至9 世纪初)。 据说是夏连特拉国王为了收藏释迦牟尼佛的一部分舍利,动用了几十万名石材切割工、搬运工以及木匠,费时50至70年(另一说法是80年),于公元835年竣工。 而关于婆罗浮屠被遗弃,则有多种诠释。有一种假设认为,爪哇人在公元15世纪转变为伊斯兰教徒时遗弃了这座庙宇。另一种理论认为,公元1007年的一次火山爆发引发饥荒,迫使当地居民背井离乡,也致佛教衰微。 参考爪哇的自然地理环境,可以发现印尼以地震多、火山多闻名于世,500多座火山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其中129座是活火山。 而爪哇岛日惹地区更是地震频发区,据说每年大小地震达千次以上。1007年,婆罗浮屠在一场默拉皮火山大爆发之后,完全被火山灰掩埋起来。当时,日惹市区大部分建筑物都毁于地震,而婆罗浮屠却主体无损,只有个别柱子和石雕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火山爆发虽然是件不幸的事,却让大佛塔“因祸得福”逃过了随后800年可能的人为破坏。因为,不久后印度教的势力在爪哇兴起。在公元13至14世纪,爪哇兴起了印尼历史上最强大的麻喏巴歇王国,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商队逐渐传入印尼,到15世纪爪哇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直到今天,在这些日子里,爪哇岛上的佛教建筑已难得一见了。 世界最大佛教遗址婆罗浮屠佛像(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婆罗浮屠佛像(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重见天日的婆罗浮屠 像吴哥窟和印度的阿旃陀石窟一样,婆罗浮屠在热带丛林的石块和野草之中荒废了800多年。 英荷爪哇战争之后,英国于1811年至1816年统治爪哇。上尉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被任命为爪哇副总督(当时英国未设爪哇总督,因此莱佛士是最高行政长官),他对爪哇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莱佛士穿越爪哇岛,记录和当地居民的交流,并且收集爪哇古董。莱佛士在1814年巡视三宝垄的途中,听说附近的丛林深处沉睡着一座叫做婆罗浮屠的大佛塔。 莱佛士本人没能发现这座佛塔,便派遣荷兰工程师H.C.Cornellius前往勘察。Cornellius 和他的200名属下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在丛林中开拓出一条通往婆罗浮屠的路。沉睡了近千年的古佛塔显露真容,不过由于作业量太大,加之佛塔可能坍塌,工程队没能全部发掘它。Cornellius向莱佛士报告了他的发现,并附上婆罗浮屠的多幅画。 1815年,莱佛士回国后,写成了一部印度尼西亚历史《爪哇历史》,书中记载了这次发现。尽管莱佛士在《爪哇历史》中只用寥寥数句提及此次发现,人们依然将婆罗浮屠的重见天日归功于他。 1835年荷兰行政长官Hartmann对婆罗浮屠非常感兴趣,他继续Cornellius的工作,并且最终发掘了整座佛塔。然而Hartmann没有记录他的勘察活动——即便传说他发现了主舍利塔中的大佛。1842年Hartmann 勘察了主佛塔,但人们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后来荷兰东印度政府委任工程师F.C. Wilsen 前往勘探,他在1853年的报告中提到一尊百倍于婆罗浮屠其它佛像的大佛。Wilsen 描绘了婆罗浮屠的几百幅浮雕,并且研究了佛塔本身,写下了三篇文章。 此时,荷兰东印度政府又委任J.F.G. Brumund 详细研究佛塔,这项任务于1859年完成。Brumund本想发表一篇附有Wilsen绘图的文章。但是殖民地政府不同意,而Brumund拒绝听命,因此殖民地政府派遣了另一名学者C. Leemans研究佛塔,他最终基于Wilsen和Brumund提供的材料编辑了一本书。1873年婆罗浮屠的第一本详细研究作品出版,一年后被翻译为法文发行。1873年荷兰籍佛兰德裔雕刻师Isidorevan Kinsbergen拍下了佛塔的第一张照片。 婆罗浮屠自19世纪初被英荷殖民者相继发现并挖掘后,虽重见天日,却难免被各方势力蚕食。 婆罗浮屠的一些浮雕和装饰物不时被窃贼和顺手牵羊的游客偷走,并且也曾被当成对外交往的礼物送给来访的邻国国王。成千上万块石砖被当地居民“借走”,几十种无价雕刻品成了富人和权势人家的花园装饰品。此外,婆罗浮屠的“重生”也遭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仇视与破坏。 除了“人祸”外,“天灾”也光顾过婆罗浮屠。2006年5月7日,一场里氏6.2级的地震袭击中爪哇的南部沿海地区,此次地震在日惹造成严重的毁坏和人员伤亡,但所幸婆罗浮屠安然无恙、鼎立不倒。 婆罗浮屠的修葺与再现 1882年,荷兰爪哇殖民地首席文化监察官曾认为佛塔不牢固,建议分解整座佛塔,将浮雕陈列在博物馆中。殖民地政府因此委派一位考古学家进行彻底勘查,评价佛塔的实际情况。这位考古学家的报告认为对佛塔情况的担心不正确,并建议保留佛塔。 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爪哇被日本占领,婆罗浮屠在战火中继续沉寂。印尼取得民族独立后,前后几届政府都将婆罗浮屠的修复和保护提上议程,但因为工程巨大,实在难以承担。 1885年,日惹考古学会主席Yzerman发现塔基下面有“隐藏的塔基”,并在1890年-1891年将隐藏塔基的浮雕逐块拍照。荷兰东印度政府获悉之后采取了保护佛塔的必要措施,于1900年设立了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评估佛塔,这三名委员包括:Brandes(艺术历史学家)、Theodor van Erp(荷兰皇家部队工程师)和Van de Kamer(公共事务局建筑工程师)。 1902年该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三个阶段的修复建议:第一阶段排除直接威胁佛塔稳固的危险,包括修复佛塔的四个角落,加固塔身第一层围栏,修复若干佛龛、拱门、舍利塔和主圆塔;第二阶段包括清理周围的空地,保证日常维护,并且通过修复地板和排水孔改进排水系统;第三阶段包括清理所有松动的石块,清扫塔身第一层围栏以下的部分,清理错乱的石块,修复主圆塔。工程总预算大约48800荷兰盾。 Theodor van Erp随后领导修复工程,遵照“原物归位”的原则于1907年-1911年修复婆罗浮屠。前面的7个月,Van Erp 的工程队挖掘佛塔周围的地面,以寻找丢失的佛像头部和石板,随后分解和重建了塔顶的3层圆台和舍利塔。同时,Van Erp 发现了其它一些修复佛塔的方法,并且提交了另一份预算34600荷兰盾的计划。此后,婆罗浮屠初步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由于经费有限,Van Erp 并没有解决排水问题。在接下来的15年里,佛塔的墙体受到持续的浸袭而浮雕逐渐出现新的裂痕。Van Erp 在修复中采用的混凝土含酸性成分,这些成分腐蚀了佛塔的其它部分。因此佛塔急需进一步彻底的翻新。 从此之后,人们陆续小规模修复佛塔。196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佛塔的大修。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一项主要修复计划(据说“号召国际间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联合了27个国家”),并于1975年-1982年(也有说法是1975年-1987年,多数人说是1973年-1983年)执行了一次彻底的修复工程。此次修复加固了地基,清理了1460片石板,为每一件石块编号,分解并重新组装塔身的5层方台,以及通过埋设管道改进排水系统。修复工程还加设了防渗透层和过滤层。这项庞大的工程雇佣了大约600人,进行清除、填满、修补、灌锡等保护与强化工程。1975年,IBM也加入修复工程,将80万块石头的资料输入电脑,经过电脑的重新组合和拼装,总共花费6901243美元(也有说是2000万美元),用了10年时间,才顺利地重拾婆罗浮屠的旧貌。1991年底,饱经天灾人祸的婆罗浮屠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据悉,婆罗浮屠修复工程非常成功的关键是,尽可能保证佛塔的原始用材,极个别的、因从安全角度考虑实在不行而换上的新石头,也用白色石灰做上了标记,以提示游客这一块石头不是原来的。 印尼婆罗浮屠佛塔(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婆罗浮屠佛教浮雕(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婆罗浮屠的建筑形制:世界上最大的法身(曼荼罗) 印尼婆罗浮屠的整体设计和方形各层浮雕的内容,无疑体现了佛教密宗曼荼罗义理,而建筑整体结构则是佛教密宗曼荼罗义理的具体而形象的物化体现。 这种由五个同心方台呈角锥体和三个圆台组成的圆锥体及顶部佛塔群组成的建筑构造风格,构成了该塔获“东方金字塔”美称的关键。 婆罗浮屠是一座庞大的阶梯式锥形实心建筑,没有门窗,也没有梁柱,完全用附近河流中石头砌成,据说造塔用去了200多万块石头(另一说法是220万块石头),光佛塔底层的巨石,每块就重达一吨。而且是根据印度的窣堵波而建,且试图在整体上造就一个立体的曼荼罗。 爪哇在佛教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它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中国和印度都是佛教大国,中国的僧人要求法,印度的僧人要传教,然而两国之间隔着喜马拉雅山,来往不便,只有两条路能够到达,分别是北方玄奘大师走过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北方的陆路十分艰险,要跨越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还经常兵荒马乱,所以很多僧人选择了从南方入海,然后经爪哇岛北上。 唐代的义净三藏曾经途经爪哇去印度求法,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记载,爪哇有多位印度高僧,所以很多中国僧人从四川和东都洛阳南下至此拜师修行。 当时爪哇最重要的印度高僧莫过于密宗五祖金刚智三藏。密宗,顾名思义就是“秘密的宗派”,传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对此修行法门密而不传,直到龙树菩萨在南印度黑峰山开铁塔得真传,密宗才又重兴于世。 金刚智三藏是龙树菩萨的徒孙,精研《金刚顶瑜伽经》,所到之处,必建金刚界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上起王公下至黎民,无不虔诚礼敬。 金刚智三藏于公元719年来到中国,被唐玄宗封为大唐国师,成为中国密宗的创始人。今天密宗只在两个地方还有,分别是日本的唐密和西藏的藏密。唐密和爪哇关系很密切,因为密宗五祖金刚智法师和六祖金刚不空法师都是由爪哇去的中国。 后来不空法师传七祖惠果法师,惠果法师传日本遣唐僧空海大师,空海大师在日本高野山创立真言宗,是为密宗八祖。藏密也和爪哇大有渊源,因为噶当派的始祖阿底峡大师曾于1013年来到统治爪哇的室利佛逝帝国学佛法20年,然后才去西藏传教。 密宗在爪哇曾经如此昌盛,婆罗浮屠当然与之脱不了干系。密宗法门虽然深奥,但是外显的艺术设计,最典型的就是曼荼罗。 曼荼罗是梵文音译,意思是“坛城”,或者说密宗的宇宙方位图。曼荼罗有两种,分别是金刚世界和胎藏世界,婆罗浮屠从平面上看,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一个超大的曼荼罗坛城。 另外,爪哇的民间传说认为Gunadharma是婆罗浮屠的建筑师,人们对他所知甚少。据说,Gunadharma在建造过程中,采用的基本长度单位称为tala,是人脸上从前额发际到下颌底部的距离,或者是尽量伸展拇指和中指时两个指尖的距离。显然这样的长度单位因人而异,但佛塔的度量十分精确。 1977年的一次统计发现,佛塔各部分经常形成4:6:9的比例。随后人们在附近的佛教庙宇Pawon和Mendhut发现了同样的比例。考古学家猜想这一比例具有历法、天文和宇宙观的意义,就像柬埔寨的吴哥窟。 婆罗浮屠石雕(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神秘的微笑(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浅浮雕:石砌的大乘佛法教科书 婆罗浮屠佛塔属于大乘教建筑,它承袭了印度笈多王朝典雅文静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浑圆与稳健的美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佛教建筑之一。 佛塔的建筑材料是取自附近河流的约5万5千立方米的火山石,约200多万块安山岩和玄武岩。这些石料被切成合适的大小,由人工运至建筑地点,没有任何粘合剂,石块之间用榫卯连接。建筑完工之后工匠们在石块上刻下浮雕。 佛塔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每个角上都有装饰着滴水嘴兽的排水孔,整座佛塔共有100个这样的排水孔。 婆罗浮屠共计10层。除了方形塔基外,它还有4 层回廊的方形平台、3 层圆台和名为婆罗浮屠之巅的大窣堵坡(圣佛塔),各层平台向上依次收缩,在顶部有一座主佛塔。 塔顶距离地面约42米,据传,塔顶钟形大佛龛的尖端曾因触雷而被毁掉,因而现在高度近35 米。佛塔的顶端为一座巨大的钟形堵波,直径9.9 米。 佛塔基地面部分占地1.23 万平方米,呈四方形,边长123米。基座上有面积依次递减的五层方形台,边长分别为89、82、69、61 米;方形台上又有面积依次递减的三层圆形平台,直径分别为51、38、26 米,形成了下方上圆的立体形态,合成佛教至高数字“9”字。 第1层距塔基的边缘7米,然后每层以2米的差距缩小,留下狭长的走廊。四边正中都有出入口直通塔顶,总共有32只石狮子看守。主入口在东边——婆罗浮屠浮雕上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婆罗浮屠的浮雕艺术极为杰出,塔上的浮雕吸取印度佛教艺术的精华,浮雕的内容主要是佛传故事以及佛本生故事,犹如一篇讲述佛界与人间故事的连环画,尤其突出的是艺术家能在布满小孔及微粒的火山石上较好地表现出人体肌肤的柔润感,使得人物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美仑美奂,因此,婆罗浮屠又被誉为“石砌的佛学教科书”。 婆罗浮屠的浮雕风格虽然有一些印度婆罗门教和东南亚佛教石刻艺术的痕迹,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爪哇人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旨趣。风格上与柬埔寨的吴哥窟,以及印度婆罗门教、佛教的石刻都有很大的差别。 婆罗浮屠回廊和栏杆上,主壁和栏楯间共有4个宽约2米的回廊,装饰着精细的浅浮雕,覆盖了整个表面,在全长约3200米的范围内,共计有1300幅佛经故事浮雕,1212幅装饰浮雕。回廊两旁石壁上的叙事浮雕顺时针分布,而回廊上的则呈反方向分布。 在婆罗浮屠10层的建筑中,塔基周围建有防护墙,后来又被火山灰掩埋,这个部分象征佛教中的欲界。这个隐藏的部分是1885年发现的,这部分隐藏的塔基里刻有160幅描绘了真实欲界的浮雕。塔基之上的4层方坛回廊壁上雕有2672幅浮雕,分别取材于《大业分别经》、《普曜经》、《本生鬘》等大乘经典。 第2层的回廊浮雕内容为本生、佛传、譬喻和说法,描绘了释迦牟尼佛从下生到成道涅槃的全过程; 第3层回廊主壁题材为《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的善财童子历参图; 第4层回廊是善财童子历参的延续,也有人说是“叙述了善财五十三参修成正果的故事”。3-4层的浮雕,佛陀与菩萨往往与动物飞鸟、舞女乐师、渔民猎人杂处,以及国王和武士、古船和战争等。 第5-6层回廊尚未明了。据悉,可能是《华严经》的普贤菩萨行愿赞等。 在各方形层的栏杆上,每隔一定距离配置一个向外的佛龛,共432个。龛内各安置一尊大坐佛。婆罗浮屠共有姿态各异的佛像505尊,分置于各层壁龛,每尊佛像均以双足跏趺的行姿在莲花座上及塔顶的舍利塔中。 第7-9层为无色界,建有72座佛塔,塔内各置一尊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石雕坐佛像。这些佛像被塔身罩住,人们只能透过塔孔看到“真身”,大部分都保存完好。如今,多个塔身已被打开,可以看到精美佛像的完整身姿。透过菱形镂空的塔身,可以看见佛像分别按东、南、西、北、中不同方位,分别作出“指地”、“施与”、“禅定”、“无畏”、“转法轮”等各种手印,而且佛像的面部神情以及手指、手掌、手臂等各部也是千姿百态,迥然各异,工艺精巧传神。主佛塔为钟钵形,直径10 米,高16 米,塔座雕有莲花图案,周围密封,空无一物。专家猜测,这样的建造格局是为了表示释迦牟尼佛修成正果、佛觉悟时的空寂境界。高耸入云的主塔在三层72座小塔的簇拥下,好似佛光普照人间。 印尼婆罗浮屠佛像(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安详的微笑(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现今的婆罗浮屠 婆罗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遗迹,现在成了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荣耀。而伊斯兰教最伟大的艺术杰作之一泰姬陵,现在是印度教为主的国家(印度)的辉煌。最神奇的是,印度教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吴哥窟,现在又成了佛教为主的国家(柬埔寨)的象征。这也许正是佛陀教诲的诸行无常吧! 赞美婆罗浮屠似乎是多数人的心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将它的成就与雅典帕提依神庙媲美,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写道:“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它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拉帝国得到了永生。”单从人类历史进程而言,婆罗浮屠的重现,让这段辉煌历史得以重现和永生;而永生的不仅仅是这个短命帝国,更是是大乘十地的佛法——通过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完成大乘十地的证悟,最终实现超越及成佛。 据资深的旅行家总结:游览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有至少两种方法。首先,你可以在凌晨4点起床,在日出前赶到婆罗浮屠,在婆罗浮屠顶层欣赏日出。接下来的一整天,你可以慢慢地、仔细地欣赏婆罗浮屠的浮雕和建筑艺术。另一种方法同样须要在凌晨起床,在日出前赶到婆罗浮屠附近的一座小山,从远处欣赏婆罗浮屠在晨曦中苏醒过来…… 从狭窄的楼梯走上婆罗浮屠所在的高台,那种感觉是让人震惊的,看到这座巨型的佛塔从头到脚慢慢地展现在你眼前,直到整个庞大的躯体盖在这座小平原上,任何人的心中都会有种拜服的感觉,不得不对婆罗浮屠宏大的工程、奇巧的构思以及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赞叹不已。简直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爪哇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伟大工程的。 重生的婆罗浮屠召唤着无数佛教徒来到这里朝拜。每年5月月圆的第一天,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徒在这里庆祝卫塞节,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悟道和涅槃的日子。 而非常重要的是,印尼所处的室利佛逝,古代佛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承载着海上丝路由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海上教交通的枢纽功能,其多元化不光是古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当婆罗浮屠被发现并且受到联合国保护以来,已经召唤着无数的佛教徒来这里朝拜。每年5月月圆的第一天,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徒在这里庆祝卫塞节。他们以南传佛教的方式来纪念卫塞节,纪念释迦牟尼佛从诞生到悟道的特殊过程,来礼敬这个详细记录大乘佛教教义的世界第一佛塔,在这个过程中已没有了南传或北传佛教的区别。 而同时卫塞节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假日,纪念活动集中于3座佛教庙宇,游行队伍从孟督塔寺步行出发,经巴旺塔神庙最后到达婆罗浮屠。对于佛弟子而言,以公共假日来纪念这座菩萨十地修行山,这样一个大乘佛塔的重生,实为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标志性价值的事。每年在日惹当地,印度尼西亚对于纪念卫赛节的佛陀诞生的国家假日,都会举办浩大的纪念活动。这似乎也标志着南传佛教的发展,最终也将汇归大乘佛教的发展因缘。 而在婆罗浮屠建造的三百多年前,法显大师从附近的爪哇岛沿岸登陆,准备航海东归,但风暴却将他送到了山东青岛的崂山,他在此处登陆,从而成就了那块净土的弘法因缘。 婆罗浮屠是佛教文化的产物,它显示了一条因佛教传播而形成的特殊路线,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文化的交汇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的出现也许早于横跨大陆的丝绸之路。许多国家的人民都使用了这条路,其中有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等,都是这条道路上的受益者。 关键是,这条道路的存在早于横跨中印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作用的发挥更早。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很长的时间,但它留给人类的最美丽的作品婆罗浮屠,却是这里永久性的丰碑。 斯里兰卡是一个停泊港,那些横跨印度洋的人一过马六甲海峡便兵分两路,或者绕道新加坡,或者沿苏门答腊和爪哇岛海岸航行,然后向北直驶中国南部的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最后从意大利( 罗马) 延伸到日本( 奈良),把印度洋、西太平洋、中国海、红海和波斯湾连接了起来,所以必须以这条极其丰富多彩的海上交易网为背景去看待婆罗浮屠。东南亚海域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海事频繁,在谈到印度——爪哇文明史时,特别是在谈到某个佛教遗址时,我们不应忘记除印度以外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所起的作用。 当人们用现代人的手抚摸着千年前的佛像,就像触摸着一个久远的年代。这个庄严宁静的建筑会使人们忘掉时间与空间。人类的历史像流水一样日夜不息,而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却永恒不朽。

    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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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祝平:谈谈清朝地方官“反邪教宝典”的当代价值

    《破邪详辩》是清中叶一部影响甚广的反邪教书籍,尤为海外学者所重视,被称为明清以来“唯一无二之专著”。书作的形成源于作者黄育楩的地方治理实践和政治坚守,以及他对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及其经卷的深彻洞察与思考。 至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该著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作为研究宝卷文学梗概和明清秘密教门的价值不断得以挖掘。然而,对于这部著作可供探讨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面对反邪的严峻形势,这部书中所主张的破“邪经”、禁“邪教”等基本观点和实践理路值得认真审视和研究借鉴。着眼当下,应在深化反邪理论研究、促进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邪和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多下功夫。 黄育楩在《破邪详辩》中对邪教及邪教治理的观点: 一、“邪教”之“邪” “不可信也”之“邪心”。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在传播时,都会向信众推行一套修持功夫,即“坐功运气、上供升表、考选挂号”,宣扬照此修持即可“达到‘上天’之目的”。这一套修持功夫极具蛊惑性,不仅可以用来稳固信众,还可以用来吸引群众、壮大教门力量。黄育楩长期任职地方,坚守“反邪”一线,深知这一套修持功夫的机理和危害。为此,他除了研究辩驳“邪经”外,还以批判的形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套修持功夫的虚伪面目,鲜明地指出,所谓修持而“上天”的功夫不过是“痴心”、“谄心”、“妄心”等“坏心”,总体上来说,都是“不可信也”的“邪心”。 “欲借佛教以饰邪教”之“邪经”。《破邪详辩》中所收录的“邪经”,多同于戏文,富有生活气息,通俗易懂、形式多样,并可琅琅上口,这些也正是它能在民间广泛流承的重要原因。而且,从这些“邪经”的内容来看,既有关于仪规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倡导一些道德规范,以及对理想世界的宣扬,其中心思想也主要是诱劝人“安分”。所以,就其内容来讲,“邪经四十余种,并无谋逆之说” 。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佩服黄育楩这样一位长期临民的地方官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敏锐感。恰如他所指出的,“邪经”乃是“欲借佛教以饰邪教也” ,然“邪经为邪教之根源”,若“不将邪经中语,详为辩驳,民既不知邪经之非,虽尽法惩治而陷溺已深,急难挽救。” “聚众传徙”乃“邪教谋逆”之症结所在。可以说,理清“邪经”-“聚众”-“谋逆”三者之关系是理解《破邪详辩》一书的重点,也是认识作者的治理主张和政治、社会观的关键所在。在《破邪详辩》四刻中,作者都反复强调了“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经”的观点。黄育楩自己也承认“邪经”本身“无谋逆之说”,或只可“付之一笑”。但他却从更深的层面洞察到,“邪经虽未言谋逆,实为谋逆所自始”。因为“邪经”可以用来吸引群众,“因印造邪经,煽惑愚民,遂致聚众传徙” 。而“聚众”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或可成为政局动乱的根源,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最为担心的社会现象。黄育楩敏锐地感觉到,“邪教不可不防,……内地邪教,尤不可不防。直隶拱卫京师,向为邪教渊薮,更不可不防”。他认为,“不复有聚众传徙,又何至于谋为不轨。” “破邪”绝非一日之功。黄育楩坚持不懈推进“破邪”20年,自然深知“邪教”之顽固,去除之困难。他四刻《破邪详辩》,并在各刻序中反复呼吁地方官员翻印流传。他在《续刻破邪详辩》中提到:“若不续刻《详辩》,恐将来邪教仍复传徙,将以已辩者为邪经,未辩者非邪经。恐初刻《详辩》尚不足以力挽恶风,曲全民命。此详辩之不可不续刻也” 。在《三续破邪详辩序》中,他再次提到:“世之邪民每得一经即借一经以传徙;余故偶得一经必辩一经以防患” 。这表明,黄育楩为“破邪”所做的确实是一种持久战的准备,当然也是一种时刻进行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治邪”之道在于“刑教兼施”、“ 始终不倦” 黄育楩在《破邪详辩》四刻中都反复强调且不断用警语来警示地方官员做好“破邪”、“禁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如何治理“邪教”,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措施。在《又续破邪详辩序》中,他提出:“务期刑教兼施,始终不倦,则邪教根株,不难尽绝矣”。显然,在黄育梗看来,“刑教兼施”是禁“邪教”的重要途径,或可称为“基本方针”,“刑”与“教”二者缺一不可,但重在详辩“邪经”,这是教化之本,是治理“邪教”的基础,同时更应坚持不懈、“始终不倦”。 黄育楩所倡导之“刑”,一是指严刑峻法。严刑峻法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法宝,但对于民间教门而言,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震慑作用,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教之不悟,信之愈坚,不惜躯命,无论金钱” 。也有研究表明,清代统治者对民间教门教首和信徒曾施以绞、斩、凌迟等酷刑,但重刑禁治的实际效果并不如意,甚至统治者的严厉镇压,反而成为教首在传教时宣扬和利用的借口:“谓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 黄育楩认为严刑峻法这种手段还是需要的,但它仅是“治标之法”,不能成为治理“邪教”的根本方法。他在《续刻破邪详辩序》中非常明确地讲道:“凡遇邪教犯罪,枷杖徙流,绞斩凌迟”,然而“法虽极严,习终难变”,不能触及根本。二是指清查保甲。黄育楩在《破邪详辩》的首刻中即详细记载了清查保甲的方法,他认为“严禁邪教,莫善于保甲”。在他看来,“清查保甲”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手段,“其法于禁邪为尤要,此《详辩》之首重保甲也” 。 黄育楩所倡导之“教”,重在详辩“邪经”,以为广大民众“启愚开悟”。 他认为,详辩“邪经”,并通过各种方式使之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渗透至民众日常生活,如此,“在不习邪教者,即深知其非而不为所惑;在习邪教者,亦自觉可丑而逐渐生其改悔之机”。这种做法,确实也得到了清代统治者和各级地方官员的认同和呼应。当然,黄育楩所倡导之“教”,也包括兴办学校以行正面教化。 三、《破邪详辩》以及其中的“破邪”、“禁邪”之道对于当下邪教治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明清以来,民间秘密宗教长盛不衰、活动频繁、扰乱政纲,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等密切相关,尤其与当时的宗教文化政策相关。与今日“邪教”作为一个社会法律概念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邪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封建统治者视民间秘密教门为“邪教”而加以严厉打击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 因此,对于被统治者视为“邪教”的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如何界定其“邪教”性质,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讨论。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像黄育楩这样一位既亲民又长期任职于地方的官员,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洞察社会动乱之症结,并深思熟虑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又身体力行关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基于他的理论思考和地方治理实践而形成的《破邪详辩》以及其中的“破邪”、“禁邪”之道,对于当下推进我国的邪教治理工作,无疑也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邪教问题的认识和治理工作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完善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初期,以“反革命活动”为名的惩治取缔阶段;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依法反邪教的专项行动阶段;三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反邪教工作逐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的综合治理阶段。历经这个过程,我们明确了“依法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的根本方针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突出思想教育,重在治本”的指导思想,将教育转化作为对邪教实施综合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最根本的着眼点。 观照当下,邪教势力依然顽固,邪教孳生蔓延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防范和彻底铲除邪教必定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我们确定的反邪教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比如: (1)从深化反邪理论研究、促进宣传教育的角度来看,当前还应加强对邪教的特征、群体、组织形式、传播方式、规律,以及历史演变、变化动向等方面的考察和分析研究,并以各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及时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进一步揭露批判邪教的虚伪性、欺骗性、邪恶性及其害人的方法,引导教育信教群众增强识别力、免疫力和抵制力,营造起全社会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同时净化正常宗教信仰的舆论空间和社会环境。 (2)从推进依法治邪的角度来看,当下,我国反邪教立法还未取得根本突破,打击邪教犯罪的执法和司法还存诸多障碍。应学习借鉴古今中外反邪教立法的经验,适时制定出台符合我国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相关系统性法律。 (3)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角度看,我们更应注重把治理邪教传播渗透的理念融入社会组织常规运行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4)从加强正统宗教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各宗教团体应当在“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这一方针下,对正统宗教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加强对信众信仰素质的培养和训练,积极为社会发展和稳定贡献力量。 (作者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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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十大名寺三座在河南 外出旅游可千万不要错过

    少林寺(来源:凤凰佛教) 洛阳白马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开封相国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中国佛教十大名寺有哪些,各地说法不一,今天小编整理了流传最广十大名寺,外出旅游可别错过哟~ 浙江杭州灵隐寺 去过杭州的人都知道,杭州有座灵隐寺,是古今闻名的名刹之一,家喻户晓的济公和尚就出在这里,灵隐寺位于杭州西湖西北的飞来峰前,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据说印度僧人慧理来杭,看到这里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之地,便建寺于此,并取名“灵隐寺”。 江苏苏州寒山寺 唐朝诗人张继途经苏州时,触景生情写下《枫桥夜泊》一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此寺以诗名,传播古今。寒山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元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代僧人寒山曾在该寺居住,故改名为“寒山寺”。寒山寺的钟声不但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内涵,还有奇妙的功能。所以旅游者都要亲自聆听寒山寺的钟声。 河南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在中国称得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为何称“少林寺”?少林寺是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落迹传教而敕建的,坐落在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少室山下的茂密丛林中,所以取名“少林寺”。少林寺以武术称名于世,隋唐时期已具盛名。少林武术在宋代已自成体系,风格独绝,成为中国武术派别中的佼佼者,史称“少林派”。 河南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称为“释源”“祖庭”,号称“中国第一古刹”。你知道它为何名“白马”吗?据传,东汉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到西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西土两位高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达洛阳。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外建僧院,为记白马驮经之功,该僧院被命名为“白马寺”。 上海龙华寺 龙华寺是上海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古刹,位于上海市龙华镇。相传东吴孙权于赤乌十年(247年)为孝敬母亲而建龙华塔,五代吴越时期在塔周建成龙华寺,后历经兴废。现在的龙华寺为清光绪年间重建。龙华即传说中的龙华树,树广四十里,因花枝如龙头,故名。据说弥勒得道为佛时,坐于龙华树下。一般认为,“龙华寺”的名称即源于这个传说。 河南开封相国寺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国寺是我国著名佛教古刹,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始建,为了宣扬文宣帝的“建国”之功,初名“建国寺”。后毁于战火。唐长安元年,僧人慧云来汴,募款购地建寺。挖出了北齐建国寺的旧牌匾,故仍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睿宗李旦为了铭记自己由“相王”身份即位当皇帝,将“建”改为“相”,从此,“大相国寺”寺名一直沿用。 天津大悲禅院 大悲禅院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是天津市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佛寺。清朝顺治时期的高僧世高,始建大悲草堂。康熙年间,曹斌(浙江人,武进士)任天津卫守备时,在大悲草堂基础上建成大悲禅院,并延请世高在院中传禅。据说世高和尚开始在草堂中供奉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号大悲菩萨,所以草堂以“大悲”为名。大悲禅院正殿后还建有大悲殿,其中供奉着泥塑贴金二十四臂观世音菩萨坐像。 西藏拉萨大昭寺 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昭寺初名“惹刹”,始建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寺内供奉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后来该寺改名为“大昭寺”。昭,在藏语中释作“佛”,“大昭”指释迦牟尼佛,“大昭寺”意思是释迦牟尼像的佛堂。世上只有三尊佛祖等身佛像,以12岁时释迦牟尼身为皇子的鎏金铜像最为精美与尊贵。 江苏扬州大明寺 大明寺因寺中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法而名扬天下。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故称“大明寺”。唐天宝元年,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应日本僧人邀请,为弘扬佛法,筹划东渡日本,其后历经十年艰险,先后失败五次,终在唐天宝十二年东渡成功。鉴真大师为中日友谊开辟了新的篇章。大明寺前有一座高大、古朴的牌坊,前有“栖灵遗址”的篆书横额,这是因为寺内建有九层的“栖灵塔”。 陕西西安慈恩寺 慈恩寺也是我国名闻古今的寺院。唐代高僧玄奘曾受朝廷圣命,在此翻译佛经十余年,是当时长安著名的译经场所。慈恩寺位于西安市南郊,是唐代长安最宏丽的佛寺,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是太子李治为了追念慈母大恩而建造的,故名“慈恩寺”。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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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仅存四座唐代佛寺 佛光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佛光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曹立君) 寺因地势建造,高低层叠。(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曹立君) 东大殿为寺内最主要的建筑,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建筑。(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曹立君) 因地处偏远、人所罕知,中国现存唐代建筑代表作佛光寺人迹冷清。 中国现已发现4处唐代建筑遗存,均地处山西。其中,佛光寺是形制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 佛光寺位于山西五台县境内,距县城约50公里,寺东南北三面环山。初秋时节记者到访,寺内颇静穆,只闻蝉鸣阵阵。正午时分,除老少4名参观者外,寺内不见来人。 “中午本是游人最集中的时分。”佛光寺工作人员张晓旭说,因为车程较远,游客无论来自哪个方向,到达佛光寺时多已接近中午。 佛光寺主殿东大殿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历经上千年风雨侵袭和多次地震冲击未遭毁坏。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刚锁上殿门,看到记者到访,又回身掏出钥匙,将殿门上那把高过头顶的大锁打开。两扇厚厚的木门被推开,露出殿内唐彩塑释迦牟尼像和其它30余尊唐代彩塑。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典型的唐代建筑。经测量,斗拱断面尺寸为210×300厘米,是晚清斗拱断面的10倍;殿檐探出达3.96米,这在宋代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 “有人来时就打开殿门,没人就锁上,因为路程远,一般午后就没人来访。”这位工作人员说,“最近还有零星游人。每年随着气候转冷,人会越来越少,冬季时几乎没有游人。” 据寺内工作人员介绍,佛光寺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东大殿形体劲健雄壮,结构规整完善,是世界古代建筑中难得的历史宝藏,尤以唐代建筑、雕塑、壁画、题记为珍贵。 佛光寺古拙庄严。1937年,梁思成携夫人林徽因路经此地,发现佛光寺并将其公诸于世,因为打破了国外学者有关在中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曾有古建专家分析猜测,佛光寺地处偏僻,香客冷落布施稀少,大修大建的经济来源较为贫乏,是东大殿能保留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这一带气候相对干燥,也使这座纯木结构建筑完好保存。 虽然非常稀有珍贵,但知道的人为数不多,能千里迢迢到访的则更少。张晓旭说,佛光寺全年开放,门票价格15元,每年七八月游客最多,但至多每天也没有超过六十人,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本地人。 张晓旭负责门票销售,同时兼职讲解员。她说,在游客最集中的七八俩月,找她讲解的每天至多不过一两位游客,最近十多天没有一位游人找讲解。在她面前,一本借来的佛光寺讲解合辑已摊开,她不时埋头认真读、做笔记。由于游人少,她无意间说起自己有些犯困。 张晓旭在佛光寺工作已十多年,与初来乍至时相比,游客近年已有增加。但张晓旭认为,维持现状并不是坏事。“文物以保护为主,游人过多对文物或许也是一种破坏。”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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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地首富王健林捐10亿元修寺庙 慈善不走寻常路

    王健林做慈善不走寻常路:捐献10亿修寺庙 胡润研究院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显示,李嘉诚、马云以及扎克伯格的妻子名列前茅,而这三人的历年捐款总额超过了100亿元。对于土豪做慈善这件事儿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基本就是太有钱了,想给自己积点功德和口碑。李嘉诚曾捐赠大学,马云也建立了30亿美元的基金用来改善环境等问题,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做慈善的方式绝对不走寻常路,他在2010年捐献10亿元人民币重建一座南京寺庙。 王健林的这一捐成就了中华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参考消息) 港媒称,谁是华人世界最慷慨的慈善家?从最新一份胡润报告来看,香港地产大亨李嘉诚、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和美国脸书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妻子普丽西拉·陈名列前茅,每个人历年捐赠总额都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9日报道,现年87岁的李嘉诚数十年如一日活跃在中国慈善领域。据胡润报告估计,李嘉诚已通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捐献了15亿港元。其中近九成款项拨给了内地,包括拿出50多亿元人民币在他老家成立汕头大学。 报道称,马云的公司去年在纽约上市。这位内地第一慈善家在公司上市前成立了一家慈善信托基金。马云表示,这家估值约3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将主要关注环保、卫生、教育和文化领域。马云和妻子张瑛还成为美国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的捐款人。两人承诺每年拿出巨额资金,资助重大疾病的研究工作。 普丽西拉·陈的父亲的祖籍在中国内地。2013年,马克·扎克伯格和普丽西拉·陈将价值9亿多美元的脸书股份转交给美国硅谷社区基金会,这是扎克伯格夫妇近年来拿出的最大单笔捐款。两人还向美国医疗和教育机构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按照胡润报告的说法,个人捐赠总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华人慈善家应该能达到150位。 报告发现,近半数上榜慈善家都从事房地产开发。 内地单笔最大捐款来自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中国首富王健林。他在2010年捐献10亿元人民币重建一座南京寺庙。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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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莲开一路参访新加坡 中新两国佛教界畅谈海丝佛缘

    广州佛教协会会长耀智大和尚率领“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与文化之行”代表团参访新加坡佛教总会和普觉禅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中新两国佛教界高僧学者相聚新加坡光明山聚缘坊(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随团法师明贤法师、著名学者何方耀教授参加了座谈(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新加坡普觉禅寺方丈广声法师和耀智大和尚亲切交流(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代表海巡团队向普觉禅寺赠送有广州地域特色的国宝级礼物(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明贤法师在座谈会上(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2015年9月16日上午,以广州佛教协会会长耀智大和尚为团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与文化之行”代表团参访了新加坡佛教总会和新加坡普觉禅寺。受到新加坡佛教总会前会长、新加坡普觉禅寺住持广声法师的热烈欢迎。中新两国佛教界高僧学者相聚新加坡光明山聚缘坊,座谈追忆先贤大德求法足迹,畅聊海上丝绸之路千年佛缘。 座谈会上,耀智大和尚首先介绍了海巡首航的缘起及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他说: 这次沿着南海历史上高僧大德曾经求法弘法的足迹,对海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进行挖掘、交流,为2016年1月15日召开的岭南佛教文化与海上丝路高峰论坛做准备。广声法师在座谈会上,首先对参访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新加坡佛教发展现状。广声法师说:新加坡这个地方很小,人口五六百万,大多数是华人,宗教信仰多元化,有十大宗教,佛教人口是最多的。本身佛教也很多元化。汉传、南传,包括缅甸、斯里兰卡、泰国的佛教都有传播和发展。 随团法师明贤法师、著名学者何方耀教授,著名国乐大师方锦龙,参访团全体团员参加了座谈。 明贤法师在与广声大和尚的探讨过程中,梳理了普觉禅寺与大陆汉传佛教渊源深厚的历史,该寺的发展曾经受到汉地众多高僧大德的关照与滋养。 何光耀教授与广声大和尚重点讨论了佛法对于当代青年人的引导和教育,以及年轻僧伽到大陆的高校中进行研修的可能性。 著名国乐大师方锦龙在现场用演奏中华古典乐器的方式对普觉禅寺的诸位法师进行了供养。通晓近300种古典乐器的方先生在现场,接连演奏了7种箫类乐器,这些乐器的发源时间可以追溯的跨度从9000年前到1000年前不等。 会谈最后,耀智大和尚代表海巡团队向普觉禅寺赠送有广州地域特色的国宝级礼物,广声大和尚也在现场以一尊精致佛像作为回礼。 新加坡,又名狮城,历史上就与佛教渊源深厚。狮乃丛林之王,以其雄武英姿,古往今来被视为佛陀正法住持于世之象征。据记载,早在星洲岛从属于全民信奉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王国时期,国王曾来到此处,亲睹岛上雄狮矫健,叹为宝地,故命名为“狮城”。今日的新加坡,虽然建国才刚满50年,却在佛教文化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和卓越建树,这与19世纪末以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南来的中国广东、福建高僧们在此驻锡弘法密不可分。1889年,中国僧人贤慧、会辉和转道等人在新加坡建造了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禅寺。此后中国僧人下南洋弘法形成规模,众多高僧大德,如虚云、弘一、太虚、守培、圆瑛、隆根、宏船法师等前来新加坡弘扬大乘佛法,成为新加坡佛教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普觉禅寺是现今东南亚最大的禅寺,初创于1921年,彼时新加坡尚未成为独立国家。创建人转道老和尚,中兴者则是宏船法师,继任者有隆根法师,直到今天接待我们的普觉禅寺方丈、新加坡佛教总会前会长广声法师。高僧大德代不乏人。 据悉,参访团将在新加坡展开为其3天的参访,随后将赶赴海上丝绸之路第二站印度尼西亚。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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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走新加坡:赤道上出现的中国化大乘佛教新气象

    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创建于1921年,是新加坡第一所中国传统丛林寺院。(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普觉禅寺万佛宝塔,1985年奠基,1991年落成,富有东南亚色彩,与中式古色古香的殿堂交相辉映。(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耀智大和尚率领“海丝路”代表团参观新加坡晚晴园,这里记载着抗日英雄普亮法师的事迹。(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编者按:2015年9月16日,以广州市佛协会长、大佛寺住持耀智大和尚为团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与文化之行”首航团队抵达新加坡,在为期两天的佛教巡礼中,代表团密集参访了新加坡普觉禅寺、新加坡佛教总会、亚洲文明博物馆、佛牙寺、晚晴园等佛教与文化胜迹。随团青年学者李远达在参访中,深为赤道上中国化大乘佛教的开显而感动,他提出:新加坡佛教界秉承临济宗风,在赤道线上开显了中国化的大乘佛法所特有的智慧与慈悲。无论是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抗击日寇,还是今天接引善缘、弘法利生,都确证着新加坡佛教界如同马六甲海峡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作用一样,发挥着沟通佛教与其他宗教、中国大陆与南洋诸国伟大作用。 新加坡佛教现在进行时:关照民生,多元共存 在新加坡535万人口之中,华人居于主流地位,占到74%以上。政府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多元宗教和谐发展,在佛教界内部,又分为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又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三种不同的佛教传承系统。有趣的是,众多往来新加坡的佛教僧侣和信众,几乎从未发生过矛盾。 1921年,转道老和尚有感于南来僧众无处安单,也意识到弘化狮岛的机缘业已成熟,遂择光明山兴建道场,接纳十方僧众。由于建在光明山的橡胶林中,因此命名为光明山普觉禅寺。它是新加坡第一座中国丛林寺院。九十年来,随着普觉禅寺的逐步成长,新加坡的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蔚为大观。 1943年转道老和尚圆寂。1947年,宏船老和尚接任方丈职务,成为第二任方丈。秉着坚定的信念加上信众的护持,宏船老和尚将普觉禅寺从一间荒山小寺,逐渐扩展成新加坡面积最大且庄严无比的修行道场。今天,光明山普觉禅寺已成为东南亚殿宇辉煌的佛教名刹。1990年,宏船老和尚圆寂。追随宏船老和尚的徒众有28万人之多,遍及天南地北。1991年,演培长老担任该寺方丈,1994年隆根长老接任方丈。第五任方丈是菲律宾大乘信愿寺兼华藏寺住持瑞今长老。2004年,广声大和尚升座,成为普觉禅寺第六任方丈至今。多年以来,新加坡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关系密切,历任佛教总会主席大部分来自普觉禅寺。 据广声大和尚介绍,新加坡佛教总会的性质是民间的佛教信仰者组织,其中既包括汉传佛教,也包括南传佛教。在新加坡有注册局,佛教总会在那里注册登记,由会员推选制确定每一期会长。当选后,会长履行总会的日常管理及对外事务。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于1949年,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共同发起的组织,代表新加坡佛教团体与佛教徒的母体。李俊承居士受邀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发起组织总会,成立“星洲佛教总会”。 成立后由李居士担任主席达七届至往生为止(1949—1964年),继第八届后由法师为领导。先后曾由宏船法师(1964—1988年)、常凯法师(1988—1990年)、广洽法师(1990—1991年)、优昙法师(1991—1993年)、妙灯法师(1993—1994年)、隆根法师(1994—2004年)、惟俨法师(2004—2006年)担任主席职务。广声法师曾于2006—2014担任过八年的佛教总会主席职务,现任主席是广品法师。 大半个世纪以来,普觉禅寺与新加坡佛教总会的弘法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他们不仅建设寺院,接引众生,而且还逐步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各类慈善事业。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普觉禅寺与新加坡双林寺、新加坡居士林等诸多寺庙一道,齐心协力,初步建成了集图书馆架构、医疗服务体系、学校和文化事业、慈善服务事业等多位一体的佛教弘法系统。这种弘法利生的壮举不仅在在新加坡当地起到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而且面向全社会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早在上世纪末,普觉禅寺就颇具前瞻性的成立了普觉出版社和觉渊有限公司,定期发行《普觉》杂志,通过零售书籍、有声光碟和文物把佛法弘扬到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去。 临济宗下南洋:佛教传播史上的奇迹 谈到普觉禅寺所传承的汉传佛教,广声法师非常明确地强调:“我们传承的是临济宗。”并向来宾介绍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转道老和尚开始算起,临济宗在新加坡华人佛教界已经传承到第三代。临济宗是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在禅门五宗中,临济宗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 在远离中国大陆的赤道线上,临济宗在这里演绎出具有中国气质的大乘气象,意义非凡。在7—14世纪的室利佛逝时代,这里是经由印度传承而来的大乘佛土。15世纪至近代,大乘法脉在此地断绝,在最近一百年间,临济宗从中国回传新加坡,然而,此时回传南洋的临济宗已然是中国化的禅法,它是在中国大乘佛教系统完成以后,经过中华文化充分滋养濡染的禅法。临济宗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起有落,但它贯穿了究竟了义的大乘智慧。这个有起有落的禅门宗派居然在联通两大洋枢纽的独特位置上,得以如此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不能不说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奇迹。 依《大般若经》记载,佛教是由印度弘传到中国,又往南方传入大海,最终还有一个短暂回传印度的因缘。但经文中并没有提及大乘佛法在南海的南端,临近赤道的南洋岛国新加坡还有这样的传承。可以说,新加坡临济宗风的孳乳,是转道老和尚等近现代诸位大师的特殊愿力,也融入了太虚大师、圆瑛大师、守培法师等中原高僧的心血与愿力,才使得临济宗风在新加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成熟的禅宗面貌示人。 勿忘普亮法师:新加坡佛教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事实上,近代以来,新加坡的临济宗寺院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做出贡献。二战时期,新加坡成为募款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阵地。中国佛教界诸位大德多次来往新加坡,从组织动员到募集筹款,竭尽全力。当地的佛教界也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中来,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捍卫生命尊严的可歌可泣的篇章。 1939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造谣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与诬陷,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援,对中国抗战的胜利竭尽了全力。 1940年4月太虚大师在新加坡总商会曾发表过一篇激情洋溢的《南洋华侨与宗教》讲道:“现在中国人民或海外南洋华侨的宗教行为的表现,则中华民国的整个国家、便是一大神殿,中华人民的整个民族、便是一大神像了。中国人在这国家庙、民族神之下,充满了慈爱救护和整肃诚敬的心,所以能发挥出抗战的伟大力量,和担任著建国的艰钜工作。”大师的法布施鼓舞了南洋人民,使得新加坡华侨团结一心,积极投身到抗战事业中去。 七•七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亲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还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为筹集救难资金,他携徒明旸法师两次到南洋诸地募捐,新加坡是其中核心的一站,大师以他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二千四百元,这笔资金悉数被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 不仅是太虚、圆瑛两位大师,面对日军侵略的野兽行径,新加坡本地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僧人群体,当时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双林寺方丈普亮法师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普亮法师,福建人,1900年出生,1944年被日寇杀害。法师童年即在福州西禅寺出家。民国元年(1912年),只十二岁的他便远涉重洋到新加坡双林寺修行,二十七岁时成为双林寺住持方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东南亚,各国人民群起反抗,抗日怒潮高涨。普亮法师虽是方外之人,但爱国热情正义之心不泯。在反抗侵略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普亮法师积极与新加坡华侨华裔的抗日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取得密切联系,为该团体筹集大量的资金。 他还积极主持招募具有爱国热情的华裔技术工人(以驾驶技术为主),组成“南洋技术救国服务团”。他全盘负责该服务团的招募、组织、集训(在双林寺中进行),然后分批秘密开赴祖国内地。大多数技工从事军事运输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组团集训,事务繁琐,开支巨大,普亮法师四处募捐八方奔走,其精神为时人所钦佩,作为大乘佛弟子,其拳拳爱国之心令人动容。 1942年2月,日军攻陷新加坡,疯狂镇压当地的爱国人士,新加坡顿时一片白色恐怖。普亮法师招募集训“服务团”的工作,也不得不转入地下,艰难维持,并时时处在危险之中,但法师怀揣正义之心,早把生死置之度外。1944年夏,普亮法师在双林寺中秘密集训“服务团”有关人员时,被日寇围捕,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四岁。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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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话智美科技CEO陈子杰:用智能开启美丽未来

    个人简历 陈子杰,智美科技CEO。智美科技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美业解决方案供应商,推出了全球首个美容健康管理智能机器人“智美魔镜”,以及人体美容健康管理大数据和O2O平台综合智能系统。目前估值超过4亿元人民币。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存在于童话世界中能够辨识美丽的魔镜,曾经只是小孩子心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想象。而如今,科技已经让这一美丽法宝逐渐成为现实。随着智美科技推出的美容健康管理智能机器人“魔镜”的问世,为爱美的人士打开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近日记者专访了智美科技CEO陈子杰,走近这位80后潮汕互联网精英的“美丽世界”。 用智能开启美丽未来 “智能开启,美丽未来”,这是智美科技对于未来美容发展的趋势判断,也是陈子杰为“美丽世界”描绘的蓝图。 陈子杰认为,现在我们从工作方式到沟通习惯,从社交娱乐到生活方式,从就餐到购物,都已经因移动互联网彻底发生了改变。移动互联网是主战场,是新跑道,是未来所有行业、所有企业、所有组织的新运行平台。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未来商业的新操作系统。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大数据等这些革命性的技术交织在一起,必将引爆一场更大的商业革命。所以在前所未有的大巨变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需要知道未来的趋势,顺势而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魔镜”应运而生。“魔镜”是全球首个基于高级人工智能、智能机器视觉、人脸识别和大数据个性匹配算法技术,以及人体美容健康管理大数据和O2O平台综合智能系统。消费者只要照一照智美魔镜,通过非接触方式就可得知自己的身体健康参数、脸部皮肤肤质、皮肤问题成因和变化趋势等数据,并实时根据数据提供个性化匹配导购,还可以实现虚拟化妆等互动体验并实现O2O落地。因积极主导推动中国美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智美科技被中国美发美容协会授予2014中国美发美容行业特殊贡献奖。 传统行业叠加互联网概念 “一直以来,汕头轻工业发展良好,一批传统优势产业成为粤东经济的主要支柱,玩具、服装、内衣家居服等产业在国内外业界举足轻重。”陈子杰认为,而如今,移动互联网对传统行业带来了重大或是颠覆性的改变。潮汕地区应该在传统轻工业的基础上叠加互联网概念,做垂直领域,进行深度互联网化改革,从而找到属于汕头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同时带动传统支柱产业发展。 全球潮人创新经济促进会已于日前在我市宣布成立,作为“潮创会”的主要成员之一,陈子杰表示,“潮创会”的创立目的,正在于吸引更多海内外走在创新互联网领域的人才回乡,带回新的技术和思维,帮助本地产业升级发展。 为互联网发展拓宽空间 “发展互联网产业,汕头大有可为。”陈子杰认为,互联网企业大多都是轻资产企业,对于一些现有的法律法规来说,这些企业往往达不到限定的“门槛”。法律和政策在新兴产业上立法的空白常常使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工商注册阶段便遭遇入门难的“尴尬”。陈子杰说,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再加上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规划建设,希望我市能够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在政策法规层面进行创新,给互联网企业更灵活、更宽松的创业发展空间,让移动互联网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当地周边产业升级。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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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解析合伙人制度和退休制度

    这是陈一丹在斯坦福的第一次演讲。但是台下的观众知道腾讯,有的听说过马化腾,却不熟悉这位举止含蓄的腾讯联合创始人,也不清楚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大多数人习惯了一家企业的领袖就是创始人兼CEO,苹果、微软都是如此,因为听过太多他们的故事,很容易忘记其他人。腾讯却是例外,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在现场特别指出,“腾讯拥有5个非常重要的联合创始人,他们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在马化腾的协调下做事,共同经营腾讯。” 首席行政官是陈一丹的头衔,他更喜欢别人叫他Charels。在腾讯的十多年里,他负责腾讯的行政、法律、政策发展、人力资源以及公益慈善基金事宜,管理机制、知识产权及政府关系也由他协调。腾讯两个字母的标识QQ在被屡屡侵犯时,陈一丹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组合来保护它。如果在拓展新业务时与监管者发生摩擦,也是由他出面解决。 相比马化腾攻城略地的故事,陈一丹所做的事情不那么性感,甚至有些枯燥。但是这位大学毕业于化学系的理工男有着文艺的内心,对人伦风俗、国学、佛教尤为感兴趣。大学四年的寒暑假,基本走遍了中国。他所主导下的腾讯公益去年开始发起“益行家”的徒步活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个人偏好。腾讯文化也是由他主导建立的,每年春节后发开工利是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大景观。 2013年从腾讯管理一线退出后,他投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用于公益民办大学事业。腾讯总裁刘炽平在一次会上碰到武汉学院校董会主席龙峰,他追问,“你是怎么让Charels投20个亿的?你究竟使了什么魔法?”龙峰答,“我没使什么魔法,事情摆在那里,你要置身其中就会发现做这个决定是很自然的。”对于很早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陈一丹,下一个兴奋点是公益教育而不是天使。 这符合他的性格,在腾讯,陈一丹就是为公司的情怀负责。网大为的评价也折射出这点,“Charels是腾讯和高管团队的灵魂人物,他的角色对公司很重要,因为在市场中生存难免遇到挑战,难免与他人遇到摩擦,做下一步规划会碰到意见不一,Charels会把大家的想法整合起来,帮大家找到正确的途径和发展方向。这一点很难被量化。” 如果说,腾讯的几个合伙人有什么难以消磨的记忆,必然逃不开在大排档吃鸡煲饭。创业早期,一人一份鸡煲饭,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一堆公事也摆上台面,很多公司的重要战略决策起源于此。吃鸡煲是腾讯合伙人文化的一个象征。凡事民主协商,没有一言堂。 现在腾讯游戏已经是个巨无霸,是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先甚至唯一合作对象,也是腾讯的吸金利器。但是在最初要不要做游戏的问题上,几个合伙人曾产生很大分歧。放在任何一家被四五个创始人共同掌权的公司,这都不是一个能轻松化解的矛盾。 马化腾是网游的积极推动者。异军突起的盛大让他看到这种趋势,况且彼时除了广告,游戏的变现能力最强。反对者却认为,腾讯没有做游戏的基因,风险太大,做好社交工具即可。 陈一丹的性格比较包容和开放。据接近他的人透露,在那次争论中,陈是进取派。他的态度是,即使游戏做不出来,腾讯也没什么损失。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一锤定音的结论,而且腾讯历史上的大部分决定都有难产迹象。“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几个人互相商量来商量去。”围绕游戏产业的问题不断被抛出。如果要做,从哪个城市做起?从哪个产品切入?腾讯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明确的起始点。协商制的合伙人文化直接导致他们发展动态中做决定。 2013年从腾讯管理一线退出后,陈一丹投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用于公益民办大学事业 因为腾讯内部并不把意见分歧理解为是一种不可消除的对抗,用陈一丹的话说,这只是别人的一种担心和提醒,而每个人应该对这种提醒怀抱宽容。 去年在陈一丹的主导下,腾讯公益发起益行家的徒步活动。当时也有公司高层提出,腾讯擅长做线上而非做线下的事情,还是别做了。公益的团队闻讯,内心难免有波动。陈一丹却宽慰,这些意见不是反对你们,而是担心说出来而已。只要你们把事情做好了,让这些担心消除,就不会有人反对。 腾讯内部工作机制也受此影响。BAT的跨部门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障碍,但是腾讯内部争夺资源的难度不亚于外部合作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比如,估值超过800亿美元的微信是腾讯集团所有产品所觊觎的入口,如果不能合理疏解这种需求,很可能微信就要负重而行。那么,腾讯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或秉持的标准是什么? 陈一丹给出的解释是,“QQ当初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还是要真的能给这个入口带来价值,而不是为了拉自身的业务量。另外,这个很珍贵的入口也需要更多功能,平台的丰富性也要打造。” 腾讯团队的早期成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多年的体会是,部门之间的合作都是自己推动,只要双方认同一个目标,达成合作非常迅速。但是如果彼此不认可,即使某个高层甚至合伙人发话,不一定有效果。“在决策过程中,腾讯并没有强调绝对的权威,唯谁马首是瞻不是这个企业的风格。” “你可以说我们太啰嗦,商量来商量去,直接发号施令不就行了吗?但是万一施令发错了呢?虽然(决策)很慢但是很准。大家都喜欢人家多讲一些,讲多点我就少犯点错,而不是理解为你在阻挠我。我们都喜欢这个状态。”从参与创办腾讯至今17年,陈一丹仍然信奉合伙人之间的这种商量制度。 不止一人问过陈一丹这个问题:在中国商业史上,腾讯这样的合伙人文化并不多见,原因何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玉霄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喽,我们几个同学和老朋友,儿时家境都不错,父母辈属于深圳这个城市里的小康之家,家长们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创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包袱,做不好也不影响生活。”家庭背景也导致他们的性格相近,比较温和细致,能够接受协商制,而不是追求个人英雄主义。 马化腾并非霸道总裁。他在电梯里主动跟员工打招呼,团建时也积极参与而不是旁观。首席信息官许晨晔喜欢捣鼓古玩,对茶壶、手串爱不释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表达,是有名的“好好先生”。 至于陈一丹,不会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也从来不会让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被惹恼了也只会说,“哎呀,哪有这样的做法。”这已经是他表达情绪最不满的一种方式了。 陈一丹很清楚,有商有量的状态适合他们的性格。“很多公司天生就一个老板说了算,好处是快,但是他有压力的时候,也很痛苦,跟谁商量?我们比较幸运,也更适合这种状态。” “吵也整天吵,谈也整天谈,都没往心里去。事情解决完就解决完了,没有留下爱恨情愁,该处理完就处理完了。”据说,他们工作以外也经常通电话,大事小事都要沟通。几个人的太太也是好朋友。 而他们创业前的关系也决定了合伙人机制。除早年退出腾讯的创始人之一曾李青,其他几人都是同学。其中,马化腾与其他人的交集最多。四人均毕业于深圳大学,除陈一丹外,三人都是计算机系的同学。而且,陈一丹与马化腾在深圳中学时就是好友。李玉霄称他们的组合特征是,“创业前就知根知底,脾性比较投缘,有信任基础。” “因为互相信任,我讲一个问题,我以为他们会帮我想,其实最终还是你要搞定。但是那个互相支持的过程会让你心定很多。”陈一丹说,虽然不再吃鸡煲饭了,但是腾讯的这种合伙人文化被演进为制度,总办会承载了这样的功能。 2013年3月20日是腾讯公布上一个财年财报的时间。但是没有人想到,会后官方公布了核心创始人陈一丹卸任首席行政官、改任公司终身荣誉顾问的消息。简而言之,他退休了。 陈一丹创业前是一名公务员,当时的一个老领导得知此事后打电话询问原因。他解释,公司发展非常快的时候,能交出去其实是一种幸运。另外,微信已经呈现压倒性优势,他是在公司发展势头最好的时候而不是最烂的时候退休。高管团队不断得到优化,接棒很顺畅。“这个企业怎么好怎么来,而不是为了自己。不为自己就是真正地为自己。” 老领导听罢,一颗悬心落地,俩人谈笑风生了将近一个小时。马上要互道再见了,老领导又关切起他的退休来,“一丹,真没发生什么事吧?”大部分旁观者都在揣测,腾讯合伙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陈一丹平和地说:“放心,真没发生什么事。” “你从一线退下来,甘心也安心了吗?”我问他。 “对,非常开心,安心。常人以为我不甘心,我是很开心的。”停顿片刻,陈一丹盯着我的眼睛,又认真地吐字,“我真的很开心。” 实际上,早在收拾完3Q大战的残局之后,陈一丹就萌生了退意。他承认,那场著名的互联网大战让他感觉到有点累了。 陈一丹自白,“3Q大战让全公司都在思考,我只是想深了一些,想这个公司为什么让这么多人误解?先自我检讨,不要骂人家。这样走下去怎么搞?那一刻没有力不从心,但你可以预见到,两年三年后,你一定会力不从心。我已经预见到了,肯定力不从心。” 促使陈一丹考虑退出一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行业本身。李玉霄直言,“互联网这个行业,让人每天都如履薄冰。” 尽管所有互联网公司都觊觎微信早早地拿到移动互联网船票,但微信面世之前,腾讯一样处在焦虑状态。他们知道必然要做出一个东西来,但具体是杀毒、浏览器还是其它桌面应用,并不明确。几个团队在尝试做出一个类似QQ、可以自我增长的平台。当时国外任何一个有创新的移动产品出来,他们都很紧张。微信成型,他们才长出一口气。后来这个产品为腾讯贡献了一多半的市值。 虽然陈一丹本人不负责具体的产品和业务,但是对互联网而言他不是绝缘体。17年来,腾讯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搜索、电商都努力了很多年却不尽如人意,微信、手Q是踩着内部其它产品的死尸冲出来的。危机感和敏感性是每日必备。 他认为,理想状态是把公司交出去。但是互联网公司不乏创始人离开后,因为公司状况不好,不得已又二次出山者。腾讯的幸运之处是,还有四个创始人在管理一线。 2011年,陈一丹给总办的人发了一封卸任诉求的邮件。几个小时后,腾讯的几个高管就聚集到香港的利苑酒家,用力挽留他。店里打烊后,他们又挪到附近的露天咖啡吧,聊到次日凌晨。 “我们知根知底,谁怎么反应,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开玩笑,什么是真的。大家渐渐认同,最终明确了方向,但是不要着急,确定了我放开管理职务的大致时间。”陈一丹回忆道。 此后的两年里,他都思考怎么让交接更稳妥,让公司仍然能继续向前。他的重心移向培养接班人和调整组织架构。 2012年5月,腾讯进行了2005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架构调整。原有的业务系统制升级为事业群制,把现有业务重新划分成企业发展事业群、互动娱乐事业群、移动互联网事业群、网络媒体事业群、社交网络事业群,整合原有的研发和运营平台,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并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专注运营电子商务,每个事业群总裁都有更大的权力和资源。 在接班人问题上,腾讯2005年就采用了“双打制”,即每个重要的管理岗位上设置两个人,互相协作又降低风险。陈一丹提出卸任想法后,又设计了面向高级管理层和中间管理层的“盘点培养制”,目的就是为了将重要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岗位。 继陈一丹之后,2014年3月,首席技术官张志东宣布退休,转而成为腾讯学院一名讲师和技术顾问。在给全员的内部邮件中,张志东自陈,“我不是一个能力全面的人,领导力不是我的强项,在一家过两万人的企业里任职管理层,我有很多不足之处。加上近几年来,身体状况不太好,体力和精力成为一个大瓶颈。” 与陈一丹一样,两年前他跟管理层沟通了退休的想法,也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公司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的过程中,帮助技术领军同事成长和完成交棒接力的过程。” 接近腾讯的业内人士透露,首席信息官许晨晔也已经淡出管理层,更多时候是与员工谈心沟通。至此,除马化腾外,腾讯的几个合伙人基本都退出了一线,把权力移交给更年轻的同事。 该人士还表示,“陈一丹主动隐退也是有这个想法,希望能在腾讯形成一种退休制度。既不影响公司的发展,也能让下面的人有提升空间。反正大家早晚要退,为什么一定要等到50岁以后?”但是在腾讯大厦38层,他们的办公室都还被保留着。 交班后,陈一丹主要负责腾讯公益。有时候高管聚在一起难免聊到工作,他都有意回避,提议谈点别的事情。 今年3月,他在斯坦福做了一次名为《生于草莽》的英文演讲,特别提到目前腾讯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克服傲慢、老大的习气;二是对未来的理解程度,如果缺乏对年轻人需求的把握,不尊重用户的需求,将会失去未来,变成老掉牙的历史公司。 我追问,是否已经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途径。他只答了一句,“这个就交给现在的管理层吧。”

    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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