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
今天在这里的，除了很多从事潮学研究多年的长辈学者，以及来自韩山师范学院、汕头大学的比较年轻的同行之外，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的4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因为我们举办这个讲座系列的动因之一，是要庆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成立，所以，讲座的第一讲还是应该跟潮学有一点关系。但是又考虑到在座有很多同学和同事不一定是从事潮学研究的，过于专注地方性研究的题目大家不一定感兴趣，所以用了一个比较圆滑的办法来处理，就是给演讲套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其实我是想结合潮学研究的例子，谈一谈这些年来自己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一点心得。在座有很多从事潮州历史文化研究多年的前辈，一讲到潮州，就肯定是班门弄斧，但个人以为，还是应该就自己对整个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些感受，与年轻的朋友们交换意见，同时也向各位长辈请教。
我今天想跟诸位讲三个问题：一是地方史与区域史关系的问题；其次是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思考；此外，我还想猜测一下，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角度猜测一下，未来我们有关潮州研究一些可能的方向。 一地方史与区域史 (一)学术史回顾：社会史的视角 潮学研究的学术史，不用讲得太多。我们一讲到潮州的研究，很自然，就会想到饶宗颐教授，会想到20世纪初以来在这个领域里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很多很多学者，包括知名的和更多不太知名的前辈学者。现在我们都在享他们的福，没有前辈学者多年的积累，我们今天许多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这十多年来，在很多的学者推动之下，潮州学研究有非常大的进步，甚至可以不是很夸张地说，在目前中国各地，以某一特定地域性文化或某一区域的历史发展作研究的诸多的群体里面，潮学研究者应是最好的那几个研究群体之一。我们的成果，一方面是学术的积累，特别是在历史资料的整理发掘方面，取得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很多成果，我就不多讲了。另一方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区域历史研究群体中，潮学的研究最具有区域社会史的味道。潮学研究的许多论著，相当符合现代的学术规范，而且有一些研究成果，具备了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与国内的、国际的学术主流对话，受到国际上一流的社会史研究者关注的水准。我觉得，做到目前这一步是非常难得的。
(二)地方史研究的魅力与超越 我现在想讲的是，潮学研究要如何超越地方史的传统。现在国内有很多的研究是跟地方史有关的，我们现在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包括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有比较深的渊源。现在，也许是我们要认真考虑怎样超越地方史研究传统的时候了，这也是我们这个被人家称为“华南研究”的群体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地方史的研究当然有其无穷的魅力。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常常都是本乡本土的学者。我们很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自己的文化，就像我一样，特别喜欢吃潮州菜，看潮州戏。这样，我们在做地方史研究的时候，就常常不自觉地会有一个“弘扬”的心态。这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一个史学传统，学术传统和我们的个人情感的交融，赋予这样的地方史工作以独特的魅力。一个跟你个人的感情可以交融在一起的研究，确实是一件很容易让人着迷的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在你熟悉的氛围中，在你自己的社交圈子里边，做着这一类的研究，常常会得到你比较亲近的人的关注，可以得到这些亲近的朋友的赞扬，也容易在当地获得比较好的名声，我相信这些都是这类研究的魅力所在。在我们潮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潮州人在海外的很多乡亲对家乡有深厚感情，他们也希望通过对地方史、地方文化或乡土文化的研究，来找到一种熟悉的感觉，来表达和稳固他们的认同感。所以，许多在海外或外地经商成功的潮州乡亲，很乐意资助支持我们潮州搞这样的研究。所以，我们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同事，常常比较容易有机会开展大型的活动，有比较多的到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有国际性的工作。这也是一种魅力，也是对研究者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就常常感受到这样的魅力和吸引力的存在，也从各位父老乡亲的热情帮助和扶持中，得益良多。不但是在潮州这个地方做研究，许多从事其他地区研究的同行，也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体验。
不过，我们还有做为学者的另外一面，对于做学术的目的，我们还是会有更深沉的思考。我做潮州地方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我热爱潮州的河山、人民和文化，也在自己的论著中，发现了一些前人较少注意的潮汕历史文化现象。但是，做学术的目的，也许不仅仅到这个地方为止。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做任何课题，最后还是希望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中，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一些痕迹。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中国史研究的人，做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希望我们这样的研究，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者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研究之后，可能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有一些对话，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
这似乎是一个相对较高一些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如果做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其目的仅仅在于弘扬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仅仅是为了让一些在别的地方长大，特别是在城市长大起来的年轻人，增加一些对家乡的了解，这样的工作，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我相信目前的潮学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都努力地在做一个可以有更强的学术对话能力的工作。 (三)作为社会史分析工具的“区域 我不能很确定地讲，区域与地方有刊·么不同。只能说，根据我的理解，“区域”在社会史的层面上，可以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被使用。所以，在遇到“区域”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一定要马上很直接地联想到一个有固定边界、很确定、很僵硬的一个地域，然后再画地为牢地在这个区域里边，用一些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甚至只是读中国通史教科书得来的某种思想的框架，去考虑问题。
把“区域”理解为一个分析的工具，其实就是要把“区域”跟“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在做社会史，在做人的历史，所以，当“区域”跟“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区域”这个词就不是地理的概念，而变成是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有关的分析工具。这样的表达，也许比较符合我们这些人做潮学研究的初衷。从《潮学研究》创刊开始，我就一直是这个刊物的作者，我也有机会参加几次有关潮学的研讨会，我们一直在讲的是，潮学研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研究人的活动，即潮州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潮州这个地方所发生过的事。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要研究潮州人的活动，当然不仅仅历史学这一个角度。要研究潮州人，还可以从文化学的、文学的、语言学的、戏曲艺术的等等许多角度来进行。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学科中，我比较熟悉并且感兴趣的，还是历史学，以下的讨论，还是主要以社会史为中心来展开。
“潮州人”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被讲起，也许从隋唐时期就有了。我们都知道，苏轼给韩文公庙写碑时，已经用到“潮人”这个词。大家都知道那一句话，所谓“始潮人不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是讲潮州人原来不太懂得读书的。其实，在传统时期，我们讲某人是什么人，常常是与他的地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讲“潮人”，就是讲在传统时期，你是在潮州这个地方人籍的，你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用的是潮州这个地方的户籍。所以，在传统的观念里边，有潮州人、漳州人、泉州人等等的分类，通常都是与地望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潮州人”这个词的，尽管“潮州”的行政区划一直有变化，但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这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事情。饶宗颐先生在他的《为何要建立潮州学》一文的开头部分，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使后来很多学者都有兴趣与他讨论的观点。他讲，客家研究其实是潮州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这个观点，即使只是从“潮州”行政区划范围变化的角度去讨论，也是包含了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对饶先生的这样一个“反常识”的判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注意到在这一个判断里边，“客家”与“潮州”变成两个既有联系，又可以拿来相互对比的东西。这或许意味着，如果把问题放到与“客家人”相对的角度上，“潮州人”或者“潮州”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里，多了一个叫“客家”的东西出来，而客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是一个以籍贯作为其分类标志的概念。客家是一个带有近代学术色彩的族群概念。如果看过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自然就明白，客家作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种族概念，被制造出来，经历了很长的一系列的过程。最开始，可能是19世纪后半期关注土客大械斗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研究者，开始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客家”概念。20世纪最初几年，温廷敬等人在《岭东日报》上发表许多文章，讨论韩江流域的地理，也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给“客族”和“土族”划界的。后来有个顺德人黄节，在上海出版《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开始在讲，福老人和客家人既不是“粤种”，也不是“汉种”。这就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关于什么是汉种的讨论。我们原来似乎都很清楚，广府人是属于广府，而潮州人是屑于潮州的，这是两个带有地缘认同或者地域标志色彩的人群。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客家人”这个不是地缘认同标志的概念的引入，也就开始把广府人和潮州人也变成了一个族群的概念，而其分类标志似乎也就变成了以语言为主。在罗香林先生的书中，他不用“民族”这个词，而是用“民系”的概念。但在他的讨论中，讲福佬话的人还是被称为“福佬”，而不是“潮州人”。以“潮州人”作为讲福佬话的“民系”的专称，是更晚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一旦“民系”这个词与“潮州人”联结到一起，“潮州人”这个概念就变了。
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自然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潮州人”这个词了，把讲潮州话的人叫做潮人，把研究潮人的学问叫做潮学。这时候，区域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这样一来，我们讲区域社会史时，“区域”这个词之所指，已经变成一个不一定跟地理边界对应的概念。饶宗颐先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他提醒我们，其实很多客家人就是住在历史上叫做“潮州”的这个地方的。只要看回清代前期以前的情况，包括仔细读一下《乾隆嘉应州志》，读一下《嘉应州志》引用的明代那些文人的诗文，就会明白饶先生的提醒可能包涵了很深的意义。这些人可能是现在讲客家话的人群的祖先，但当时他们写的诗，还是在讲自己作为潮州人的感受。他们那时没有族群或“民系”这样的概念。因为可能有语言不同而产生的分类的意识，但是族群的观念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之后，我们在讲潮州人的时候，潮州这个区域的概念又有了变化，已经不限于客家人跟潮州人的关系问题了。潮州人中出了很多很多的所谓“华侨”，他们移居到了东南亚，到了现在不属于中国疆域范围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还是努力地保留讲潮州话的习惯，建立潮州会馆、潮州商会，演潮州戏，不断回家乡投资，寄侨批回来，还在家乡做各种公益事业等等。与此同时，他们首先还是一个中国人。到了海外，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异文化的环境里边，你就可以看到潮州人在那个地方，有了很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被别人定义的身份或者自己认同的意识。到了这时候，什么是潮州人这个问题，就变得不仅仅是血统或者种族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一个心里边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潮州人的问题。这时候，潮州人就变成了一个很多重的认同的一个部分。如果从这一个角度去讨论区域，讨论区域史，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生活的经验可以共鸣的道理。也许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先把这样的道理想得比较清楚一些，放在头脑里面，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明白我们自己的研究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做的工作，哪一些基本的前提是我们应该重视的，或者被我们不言而喻地忽略了。这样，区域啊，潮州人啁，潮学啊，这一类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的，比较有分析性的概念。
当然，“区域”这个词，讲起来不仅仅是那么简单的。我这里只是用“潮州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讲我心目中的潮学研究。如果把潮学研究看成是区域社会史的话，我会怎样去想。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者，我们最终的带根本性的关怀，还是想对中国的整体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解释。但是，不应该把中国历史当成是一个个区域历史的简单的相加。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太大，内部千差万别，只有把每一个地方都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表达，跟我们从中学以后培养起来的关于知识的经验，跟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吻合的。但是，这其实是不对的。当我们用某一种特定的方法重新解释一个区域的历史或一个区域社会文化的时候，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根本的层面上，一个合乎学术规范的、有深度的、有对话能力的层面上，改变了你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就是说，当你用一个新的方法，去看中国的一个地方的历史的同时，你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就变了。这就是我要讲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潮学研究作为区域史来对待，认为这样的研究会有很高的学术对话能力、会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的道理。如果我们以为只是机械式的，像做拼图或者像叠积木那样，每一个地方的学者，都把这一个地方的区域史的研究作好了，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中国历史的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工作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潮州绝对不是最小的研究单位，潮州的人口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多，内部更是千差万别，你还可以一直细分下去。几乎每一个村落，可能都值得一个学者用一辈子的功夫去做研究。好在我们头脑不是那么笨，只懂得做算术的加减法，我们的思维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推导过程，人的认识结构的一个部分改变的时候，整个认识结构也就变了。正因为这样，区域历史研究的每一点发展，都可能对我们关于整体历史的观念产生冲击，从而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也随之发展。这就是人的头脑的好处。
我们在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的时候，常常受到的一个批评，是说你从事一个地域的研究，属于微观的范围，不能够做宏观的解释。这种说法所以能够存在和流播，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你的研究真的做得不好；第二个，可能读你的研究作品的人实在太笨。如果你确实做了一个好的研究，读你的研究论著的人又够聪明的话，他看了之后，就可能会改变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样意义上去讲“区域研究”的理由。
03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