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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村——杨培江作品展”日前亮相北京市朝阳区《艺术市场》美术馆。该展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市场》杂志社主办，中国文化传播集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术市场》杂志社艺术家俱乐部、《艺术市场》美术馆、厦门宏宝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画展以“杨家村”为主题，以杨培江写生基地（惠村—隆都—达濠—汕头）为线索，展现了“杨家村”村民们的现实生活和朴素的生命观，是杨培江潮汕乡村题材创作的综合呈现。此次展出的杨培江作品包括水彩画18幅、水彩综合材料15幅、油画30幅、中国画35幅，是其从艺20多年的深度总结、回顾和展示。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刘承萱与各界嘉宾200余人出席了画展开幕活动，亲身感受了杨培江笔下的潮汕乡村风情。 杨培江是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多次举办大型专题展览，出版个人画集多部。（庞思建）
03月12日
“不要怕，我来救你。”这是“最美武警”郑益龙留给世界的最后声音，也是留给世人最壮烈的诀别。郑益龙牺牲后，他的事迹在广州和汕头等地传唱，他的精神感动了南粤大地。正像这三月里盛放的英雄花，郑益龙血染般的风采烙在了共和国的旗帜上，成为了人们脑海里永恒的记忆，在人们心中传递着正能量。 别了，英雄一路走好！ 山无声，江水凝噎；天地悲，今日与君绝。昨天上午，受郑益龙烈士英勇事迹感动而前来送别的人在广州殡仪馆主礼楼白云厅内外排成长龙。 “又一个故事在羊城传颂，又一首颂歌让神州感动，又一位武警舍己救人，为了人民的生命光荣牺牲……”来自同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和广州红星歌舞团的广州市民在白云厅前饱含深情地歌唱着自发编写的曲子，歌颂“革命烈士”郑益龙的英勇事迹…… 年过六旬的画家陈敬东用木棉花朵组成了“致敬”二字，画成了一幅“又见英雄花开”。一大早，他在两位朋友的帮助下，将刚刚装裱完成的画作专程送到广州殡仪馆，表达他对郑益龙的感佩之情和深切哀悼…… 广东省中医院退休护士吴桂芝迈着蹒跚的脚步，专程赶来为郑益龙烈士送行，她来到郑益龙亲人跟前，激动地表达她满腔的敬佩和怜惜之情，为英雄郑益龙送上最后的祝福，祝英雄一路走好！ “你别动，让我来！” 人们会永远记得，那是在2013年3月1日的下午2时26分，在广州珠江西堤码头拍照留念的陈永标在后退中绊上了码头的锁链，重心不稳掉入江中。路过该处的郑益龙听到了救命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边跑步边脱下身上的武警服和鞋子，对准备下水的人说了一声“你别动，让我来！”就纵身跳入了江中。 从警方的视频监控拍摄的录像看，从陈永标落水到郑益龙快速跑步纵身跃入滚滚珠江，只有短短的14秒。这14秒的生死时速意味着郑益龙把遇险救人化为生命的本能。16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郑益龙的一身正气。作为郑益龙的妻子，庞洪雨感受颇深，“郑益龙身上散发着正气，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陋习，他都深恶痛绝。” 抢救中，岸上群众丢下一个救生圈，郑益龙拿到了，但他转手就把救生圈推给了陈永标。而体力不支的他被滚滚江流推到五六米开外。 汹涌的江水中，一名中年男子跳下水接力。岸上的群众纷纷参与到这场大救援之中，一个个人顾不上寒冷的天气，脱下身上的外衣，一件接一件地打结，用衣服嫁接起来的爱心之绳抛向了水中挣扎的生命。中年男子在群众的帮助下，将接近昏迷的陈永标推向岸边，岸上群众齐力将陈永标拉上岸。 中年男子转身游向江心，想把郑益龙一起带回岸上。但湍急的江水，让耗尽体力的他拉住郑益龙的手慢慢松开了。已经昏迷的郑益龙被江水冲走了，心力交瘁的中年男子默默回到岸上，收拾衣服，悄然消失在人群之中。直到事发后的第2天，人们才知晓中年男子的姓名和身份，他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安队副队长路志辉。 英雄，你在哪里？ 郑益龙失踪后，千千万万群众热切关注着英雄的安危。珠江西堤码头停航、武警广州支队舰艇大队搜救艇出动、水警蛙人下水、南海救助局水下救援队支援，搜寻、搜寻、再搜寻！人们心存一点希冀，盼望早日找到英雄。 路过亲水平台的广州市民，纷纷为郑益龙驻足祈福；在郑益龙的家乡潮阳，乡亲和同学们盼望着好消息传来。“祈祷吧……希望他只是开个玩笑。明天就站在大家面前了。”郑益龙的同学陈珠珊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然而，全力搜救78个小时后，噩耗终究还是传来。在离落水点东侧500米处，水上搜救人员发现了浮出水面的郑益龙的遗体。这一消息让无数为英雄祈祷的市民悲恸万分。珠江亲水平台上，有人点亮了小桔灯，那是在为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榜样的力量传递着 今天，郑益龙的骨灰将回到他位于潮阳区棉北街道平北社区的家中，但英雄的精神已在南粤大地传承。 同在武警部队服役的郑益龙的弟弟郑锦城掷地有声：“哥哥虽然永远离开我了，但我为哥哥感到自豪，他是个好公民，更是个好军人，我一定会像他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广州少先队理事会的吕艺、谭靖宜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郑益龙烈士的追悼会。他们告诉记者，郑益龙见义勇为的事迹让周边的同学深受感动，同学们表示，以后只要能够帮助到别人，他们一定以郑益龙为榜样，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人。 微博上，人们互相传颂着郑益龙的事迹，呼唤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网友“碧海银剑”说：“壮士走好，这个国家以后会出现更多你这样的人的，你才是中华的脊梁！”（记者 陈洪镔）
03月11日
考古资料证明，潮剧由南戏发展而来。 南戏产生于南宋的浙江，是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由宋杂剧、宋词、里巷歌谣综合发展而成。明代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温州在浙江东部，离京城临安(杭州)不远。宋室渡江以来，大批官员士子尾随而至，中原百姓更是纷纷逃难而来。富庶的江南变得冠盖如云，人才济济。苟安的朝廷不雪靖康耻，“直把杭州作汴州”；颟顸的士子不解新亭泪，“西湖歌舞几时休”。处于这种偏安局面，需要一种新的娱乐形式，以沉醉风月。宋杂剧这种歌舞表演形式，是他们在汴京早就熟悉了的，填宋词更是里手，民间歌谣也不难找寻。于是，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便应运而生了。 南曲以唐宋大曲、宋词、江南民间小调糅合而成，音乐柔和，长于抒情。这类唐宋乐曲，本为宫廷音乐，因社会变故而散落民间。杜甫离乱中遇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时代的剧变，使宫廷乐师沦为江湖艺人，庙堂的典雅艺术和民间的质朴艺术结合了。这无疑也是音乐的大幸。这方面，可以从今天的潮剧音乐中找到踪影。老剧作家老舍说“潮剧音乐很丰富，恐怕还保留有唐宋的音乐。”指的正是这一点。 南戏以江浙一带的语音为标准，兼用中州音韵。但在明代，声腔分流之后，中州音却在某些声腔中占优势，民间称其为“官腔”，闽南语系地区把这种戏曲叫做“正音戏”或“正字戏”。明初入潮的南戏，便是唱正字的一种声腔。或谓“正音”实是潮州人日常所说的“读书音”，相对于口语(白话)而言，道理上都说得通。 有几个明代古本，为我们清晰地勾划出南戏演变为潮剧的轨迹。首先是《金钗记》。 1975年，潮安县出土了一本明代宣德七年 (1432)的手抄演出本《金钗记》。此乃元代传奇《刘文龙)流传于民间的改编本。此剧的出土，为解决潮剧渊源、早期演出情况、入潮路线与演变过程，都找到例证。 剧本注明“正字”，是说它唱正音。“南北”，是说南北曲合套，北曲本是元杂剧所使用的北乐，自元代杂剧兴盛以来，南戏逐步吸收北曲的营养，形成了形式更为自由灵活的“传奇”。《金钗记》便是用正音唱南北曲的传奇剧目。《金钗记》掺杂了不少潮州方言土语，如“鸟脯”、“平长”、“好物”、“无过”、“痴哥”、“讨死”、“棺柴”、“参叉路”、“百梯”、“接面”等。还有一些潮州地名，如“洗马桥”、“凤城”。这些土语及地名，是南戏在潮州流传之后，为使语言生动，能吸引观众，而有意加进去的。它极好地说明，南戏地方化的第一步，是从口白的改造开始的。其次是嘉靖手抄本《蔡伯皆》，元本《琵琶记》在潮州的演出本，有艺人的演唱处理符号及舞台提示。虽仍按正音演唱，但潮州方言民俗更多，更普遍，地方化更进一步了。 从《金钗记》到《琵琶记》近百年间，潮剧已由胚胎到成形，南戏亦真正落地生根。经过一个世纪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一个新的声腔剧种已破茧而出了。 这一标志，便是《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四个剧目的出现。它们全用潮州方言音韵，按当时的说法，属“乡音搬用戏文”。《荔枝记》前面有“乡谈”二字，乃曲艺术语，指用方言演唱。 《荔镜记》年代较早，与《蔡伯皆》同时，故仍出现“官潮杂陈”现象。《苏六娘》与《金花女》则全用方言编写，只偶尔出现官腔。 上述剧目，向我们展现早期潮剧“加方言口白——官潮杂陈——唱潮腔”的演变过程。
03月11日
清末汕头埠第一家“医商合一”的西药房益生药房在此开张；清末民初这里曾汇聚多家侨批信局，形成一处华侨银信集散地；1921年，杨石魂、陈卓然等在此开设了联兴旅社，作为结交各地进步青年的秘密联络点…… 我曾在老城区生活了半个世纪，因而对老街有着深厚的感情。 仁和街，与吉安街仅相隔新潮兴街、德里街两条街，同样都是东西走向。仁和街上段现已融入万安花园，横穿德兴路、商平路、海墘内街、海平路至西堤路，共设有100多个门牌号。因为这一带的街巷在光绪年间己存在，理所当然可冠以“老街”。 冬日的午后，我从德兴路步行走进仁和街，少年时眼中宽阔的巷道在眼前变得那么狭窄，那么破旧，垃圾成堆随处可见。一直往前走，一路上几乎不见行人。沿街楼房颇具欧陆建筑风格的门窗户扇，加上那坚固的石门斗、斑驳的老墙、布满根须的老榕树，是无情岁月留下的见证。它为何称仁和街？有称此因“招商局于清末在此设立仁和保险公司……故取名仁和街”，我特地请教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学究”，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仁和”是“仁爱温和”的意思，应该出自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仁和街”的得名就与“吉安街”的街名一样，是先人寄托美好愿望的一个符号而已，而且它的得名应比“在此设立仁和保险公司”还要早得多。此说法是否妥当，有待考究。 去年，我曾与仁和街一位八旬的原住民品茶聊天，从这位原住民的回忆中，我获知了昔年仁和街许多鲜为人知的旧事…… 日本僧人高田栖岸在此设堂传教 《潮州历史——清朝大事记》中记载：“光绪三十年，日本僧人高田栖岸来广东开设支那南部佛教会……”《汕头市志》的记述更为详细：“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二十四日，日本僧人高田栖岸来汕头和海阳、惠来、澄海、普宁各县设堂传教，潮人入教者数百人。他在汕头仁和街设总堂。”在获得这一线索后，我特地来到仁和街寻找遗址。据知情人指点，临近海平市场的一座其貌不扬的二层楼房、墙体上刷有“特危房”三个字的老房子就是一百一十年前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中国的本部。 为什么一个日本僧人会跑来汕头传教？我从相关史料中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十分动荡，居士佛教兴盛，日本高田栖岸在此时来汕头传教，对推动本地佛教的世俗化起了很大作用。另一种说法是日本僧人来华的真正目的不仅是为本宗拓展势力，更有为日本政军界搜集情报，布置暗桩以备侵略的企图。另有资料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潮州开元寺智因和尚来到了仁和街，曾在这里陪伴高田栖岸多年。“智因”俗名林阿细，饶平人，实际上是清廷安插在日僧身边的一个间谍。其实林阿细早在1905年就在家乡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党，是一位在日本人、清政府、革命党三者之间游走的特殊人物。有此一例：林阿细利用日本人对清政府的影响力帮助革命党，宣统元年（1909）汕头革命党偷运军火事件中，他从日本人处了解到清政府已经得到这一情报，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革命党，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和革命者的生命。 进步青年开办联兴旅社 仁和街96号，九十年前曾是联兴旅社，这里流传着一段红色故事。 民国八年（1919），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5月6日，汕头《公言日报》刊发“五四”号外，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各县爱国学生纷纷响应，支持北京学生运动。14日，在华英学校（汕头第一中学的前身），杨石魂、方临川、方思琼（方方）等进步青年成立岭东学生联合总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来汕头参加学生示威的还有担任揭阳县学生总会委员兼官、渔分会主席的陈卓然，他与时年17岁的学生领袖杨石魂认识后，便结为知心朋友。 此时，潮汕地区军阀割据，各派系军队集结驻扎在潮汕各地。筹饷、拉夫役、占民屋等，骚扰剥削，弄得到处不安宁。此情此景让杨、陈等人意识到单靠简单的示威、请愿是无法改变现状的，要救国家于水火，唯有集合年轻人的进步力量，“求一新法，变天以救国民”。于是，民国十年（1921），刚毕业的陈卓然根据杨石魂的意见，在仁和街开设了联兴旅社（现己是人去楼空），作为结交各地进步青年的秘密联络点。店名“联兴”，取“青年联合、兴旺中华”之意。 在联兴旅社期间，杨石魂、方临川、方方、陈卓然等人经常聚会，认真讨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频繁往来潮汕各地，联络、组织各地学生及农工运动。1922年，自日本归国的彭湃，在回海丰组织农会时曾经秘密到访联兴旅社，与杨石魂等潮汕学生领袖讲谈国际形势。 民国十四年（1925）3月，根据革命运动发展需要，联兴旅社结业。杨石魂受命在汕组建党、团组织，陈卓然则回揭阳筹组农会。 汕头埠第一家西药房在此创办 西药是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带入来的。1863年，随着英国基督教英兰长老会派遣吴威廉医生入汕开办西医诊所，开启了西医西药为汕头本土人士诊治疾病的先河。1867年，在诊所基础上赁房正式建立汕头私立福音医院（院址在外马路82号），西药业在汕头埠逐渐为市民所接受。 在西方人开办医院的影响下，接受西医药教育的本地人开始尝试在本地经营西医药业务。大约在清末，汕头埠第一家西药房——益生药房就在仁和街街尾（门牌号不详）开张营业，药房老板名叫陈益庭，在福音医院医学培训班结业后，创办了这家“医商合一”药房。随后，同在福音医院习医毕业的黄庭三也创办了广寿昌药房，药房则开在仁和街街头。 至1917年，汕头市医药商业已形成一个行业，仅汕头就开设了益生、屈臣氏等10多间经营西药的商户。至1933年已发展至38间，总资本19万大洋。1939年汕头沦陷，西药房难以为继，仅余10间左右，且奄奄一息。1945年日本投降，药市开始复苏。1947年恢复发展为35家，1948年又有益群、信义、逸安、华夏氏、益民、原理等西药店开业，进入复兴时期。 曾汇聚多家侨批信局 在昔年，侨批业是汕头一种重要行业。侨批信局，是专为华侨和国内亲属传递书信、钱物的一种商业性服务机构。汕头开埠后，在不长的时期内便发展成为繁荣的通商口岸。由于众多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的潮汕人需要向家乡汇入银信，促使汕头很早就有人开设侨批信局。19世纪80年代，汕头就有12家侨批信局，其中位于汕头延寿街9号的德利信局应是国内外最早的批馆，设于咸丰六年（1856）。到了20世纪初期，汕头已发展到80余家侨批信局，并与东南亚的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万隆、日惹、梭罗、三宝垅、井里汶、马尼拉、曼谷、西贡、仰光等地400余家侨批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永一升平”曾是汕头侨批信局最为集中的地方，占据了“地利”，但位居“四安一镇邦”的仁和街也不逊色，也曾汇聚了多家侨批信局，其中有：森昌盛，成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全泰洽，成立于光绪十三年；广合兴，成立于光绪二十年（1894）。此外还有民国开办的“黄潮兴”批信局，设址于仁和街40号（一说28号）；“广汇通”批局，设址于仁和街3号等。在仁和街毗邻，还有设在德里街的新合顺、吉安街2号的太古昌、打索街的潮顺兴以及新潮兴街94号的承福兴、新潮兴街23号集利昌、打索街7号钟荣顺、德里街92号和昌等批局，形成一处华侨银信的集散地。其时，汕头邮政局也在仁和街口的茂兴栈设立邮政柜，接收寄往境内外的邮件。
03月09日
潮阳被誉为 电影之乡 在中国的现代电影史上，潮阳（现包括潮南）出了三位重量级的人物——郑正秋、蔡楚生、伊琳。他们各自在电影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从而使潮阳也被世人誉为电影之乡。 郑正秋出生于1889年，祖籍为潮阳成田上盐丁村。原名郑芳泽，号伯常。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最早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之一。青年时期，他积极从事新剧评工作。1913年，他涉足影坛，编剧并参与导演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他又与张石川等创建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导演。在当时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他编导了《劳工之爱情》、《玉梨魂》、《姊妹花》等共53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史谱写了伟大的一页。 蔡楚生是潮阳铜盂神仙里人，出生于1906年。1925年，在汕头参加店员工会，组织进业白话剧社，担任戏剧演出的编剧、导演、演员，并试写文章和绘画。1929年到上海，后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郑正秋的助理导演和副导演，协助拍摄了《战地小同胞》等6部影片。1931年夏，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导演。1933年，参加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1934年，编导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伊琳原名许崇琪，曾用名林其，1915年出生于潮阳深沟乡。少时随母亲到上海，后当上英文打字员。1937年，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进行抗日宣传。次年辗转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后任山西晋东南太行山“鲁艺”分校戏剧系主任教员、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验剧团团长、陕甘宁抗大总校文工团艺委会主任、《延边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延边话剧团团长。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大保嫂》、《百团大战》等剧本。解放后，他和吕班合作导演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并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珠江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职。 从上资料可以看出，这三位大师对中国电影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铭记的。然而，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的名字正在逐渐被淡化，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他们的名字。而潮阳这电影之乡的历史文脉，也正在日趋式微。 这三位大师之中，除了蔡楚生颇受重视之外，郑正秋和伊琳就少人提起了。在棉城文光塔下，有一尊蔡楚生的半身铜像，形象栩栩如生。铜像额头饱满、头发中分，鼻梁挺直而嘴角刚毅，眼镜背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邃而犀利。铜像落成于1987年，基座镌有邓颖超的亲笔题词：“蔡楚生先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铜像后面的碑墙，有由夏衍撰文、吴南生手书的“蔡楚生同志之碑”碑文。在神仙里，蔡楚生故居也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蔡楚生铜像和蔡楚生故居均已列入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仅仅将蔡楚生铜像和蔡楚生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是不够的，尤其对传承潮阳电影之乡的文脉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从广义来说，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具体到某一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的命脉。一个地方没有自己的文脉，在各种文化的激荡和碰撞中就会被别的、比自己文化上更强盛的地方所融合和同化。我们潮人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就是因为地方文明没有中断，自己的文脉没有枯竭。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三位大师的事迹捆绑为一体，然后进行大力宣传，这既可为今后中国电影发展提供借鉴，更好地弘扬中国电影文化，又可推动汕头文化大市建设，进一步传承潮阳乃至大潮汕的历史文脉。(际云)
03月07日
清顺治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福临，6岁时因其父太宗（皇太极）骤殁而登帝位。翌年（1644），多尔衮亲王举兵入关，迎他至北京为中原之主。当时的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把持，他凭皇室的优越条件勤读群书，故对满汉文化均有深厚根基，对佛学也有所了解。多尔衮亡后，他于14岁亲政，日理万机。数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惊觉世间无常，皇室中的权势争斗，多尔衮骄横一世等等，都随时光逝去，眼前的一大堆军政事务，又如此烦心，纵有政绩武功，也免不了同样结局。于是他心中涌现了“色即空，空即色”的佛家名言，开始探索佛门所称的“觉悟”、“智慧”，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的长篇《赞僧诗》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其中有云：“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身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顺治皇帝对于佛教，起初只限于一般信仰。导他入宗门谈经论道的，是京都海会寺憨璞和尚；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浙江天童寺潮籍高僧道忞和尚。 道忞来自潮州 道忞是清代禅宗高僧，佛门典籍《续指月录》、《新续高僧传》及近年出版的《宗教词典》等，都对他有较详细介绍，现概括如下：道忞，俗姓林，字木陈，号山翁，广东潮州府潮阳人。他幼习儒学，20岁时考取生员（秀才），接着因读《金刚经》、《大慧语录》等而信仰佛教，往庐山开先寺出家，后嗣法浙江天童寺圆悟禅师。圆悟卒后，他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擅长诗词、书法，故声名鹊起，远播九州。顺治十六（1659）年，他奉召入京为顺治皇帝说法，深受器重，受赐“宏觉禅师”法号。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的《北游集》、《布水台》、《宏觉禅师语录》俱收入清初御制《大藏经》，后经雍正帝删节，仍保留《宏觉禅师语录》。他的诗词在清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著名诗人钱谦益、吴梅村都对他有很高评价。 皇帝愿称弟子 顺治皇帝因慕道忞之名，于十六（1659）年下诏浙江天童寺召他进京。道忞三辞未获允许，于是整装启程。当他到达天津时，顺治即命官员备车马迎往宫中万善殿居住，继而带学士王熙、状元孙承恩等人至方丈室问法谈经，谕免礼赐座，从容问答。经一番谈论后，顺治十分钦佩。从此，顺治于朝政之余，常到方丈室与道忞论道谈心。他们谈论的内新容除佛学外，还涉及孔孟之道、老庄之学、诗词书法，甚至朝政及世俗之事。道忞本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宗风为顺治解答疑难，给予很深的影响，现略举数例： 顺治自幼体弱，后又向往佛门清修，故一遇国事繁忙或挫折，就觉烦恼而有鞭打左右现象。道忞闻知，曾进忠言：“参禅学道之人，于顺逆两境，皆宜镇定判断，不可任性喜怒。”顺治应曰：“朕遇事多次不能自觉抑制，但过后冰消，并不记怀。”道忞曰：“素知皇上长空皓月，一心向善，但皇帝喜怒与众不同，自古道：”天子一怒，伏尸万里。‘待过后不记，早已迟了。“顺治点头称是。此后，顺治非但不打人，骂人也稀了，并常赞老和尚慈善待人。 顺治受佛学与儒学的熏陶，颇具仁爱之心。有一天，他问道忞：“闻民间有生男则育，生女则淹杀之事，是何道理？”道忞曰：“为贫故。”说后投去期望眼光，顺治毅然曰：“豹狼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怎可如此？朕即传敕，如有此等父母，议罪。”此后，溺婴就是犯法行为。 尤侗，是清初有才华之人，曾将其诗文结集出版。顺治读该集后出示道忞，叹其才高而运不济，不能高中而居下层官吏。道忞说皇上既知，何难擢用。顺治应之早有此心。两年后顺治身亡，未完此愿。后道忞将此事写进诗文，继皇位的康熙见了，果然擢用了尤侗，称为“老名士”。 以上数例，可见道忞威望之高及对顺治的处事、定法、用人等方面的影响。道忞进京时已60余岁，顺治十分敬重，赐“宏觉禅师”号，并以弟子礼相待。道忞京居8个月之久，辞归时，顺治送至北苑门，命使臣护归，并御书“敬佛”二个大字及送御画二幅赠行。 僧人也能影响国策 顺治与道忞这段深厚因缘，使天童寺在佛教界享有崇高地位，寺中的御书楼、御碑亭，还有顺治所撰的“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等联对，都是历史的见证。更值得一谈的是，顺治与道忞对儒学、佛学都有很高造诣，他们的结缘与所表现的思想，对清代的治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崇儒敬佛的国策，以儒家学说解决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以佛家思想缓解人们精神上的激烈情绪，使两者起着互补的作用。清初有100多年的昌盛时期，应该与此有关。（张道济 陈镇昌）
03月04日
提要：潮汕人和海陆丰人讲的都是闽南语系的方言，直接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问一个海陆丰人：你是潮汕人吗？大部分会回答：我是海（陆）丰人，但他们也很少坚决否认自己是潮汕人。 潮汕人和海陆丰人讲的都是闽南语系的方言，直接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问一个海陆丰人：你是潮汕人吗？大部分会回答：我是海（陆）丰人，但他们也很少坚决否认自己是潮汕人。 在外地人听来，海陆丰话和潮汕话几乎是没有区别的，这是海陆丰人对这一点含糊其辞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潮汕人被冠以“中国犹太人”的称号，而在经商方面海陆丰人一点也不落后，所以对这个大旗帜并不坚决反对。但是，上网搜搜，可以看到省内很多论坛上都有“海陆丰人是潮汕人吗”的讨论，经久不衰。可以看到海陆丰人对归属和认同方面，是很认真的。 愚以为，海陆丰人的归属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划分有关系。这块地域一会属于惠阳地区，一会属于汕头地区。归属惠阳地区时，惠阳是以客家人为主的，他们肯定若即若离；归属汕头地区时，他们是这个地区最边远的县，政令传达到末梢就衰减了，因此也相对独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汕尾市成立，行政管辖上的变迁，当然会影响海陆丰人的归属认同。 从语言在地理上的演变观察民俗文化是挺有意思的。海陆丰话和标准的潮汕话虽然可以直接交流，但语音和用词有不少差异，而且有趣的是，海陆丰话的发言和福建南部、台湾话更接近，虽然这两地比汕头离福建更远。我一直对这种现象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一种说法是，虽然潮汕人和海陆丰人都是从福建迁移过来的，但海陆丰人迁移的时间要晚。海陆丰人是不是真的在某个历史节点整体移民过来，有待专家考证。但潮汕和海陆丰的不少民间崇拜活动有很多相似地方，可以看出一条明晰的文化传播路线。从语言上，在粤东地区由东向西地分析闽南方言发音的演变，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一个语调由软到硬的过程，对应的是人的性情差异。语调偏软的潮州、澄海、揭阳，给人感觉也温文尔雅一点。潮州城长期作为官府之地，有巍然的城门和城墙，至今耸立。城里人形成了成熟的市井文化，很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潮州）。从汕头沿着海岸往西，从潮阳到普宁再到惠来，语调变得硬朗，似乎人也敢闯一些。过了惠来就是海陆丰。那里，在闽南语系的大框架下，方言变得相对自成一体。海陆丰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之说。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海陆丰人性格比潮汕人剽悍。有人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大革命时期只有海陆丰揭竿而起，建立了革命政权；另一个例子是“文革”期间，海丰武斗颇为厉害。这些说法都缺乏统计学上的支持，因为我也可以随手举出反面的例子，比如说在“文革”期间，讲话儒雅、性情温顺的澄海人也发生过大规模武斗事件。但不论是潮汕还是海陆丰，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宗族的高度重视。不同姓的人形成不同的村落，祠堂都是重要建筑。由于人多地少，在水源分配、土地边界等问题上经常引发村与村之间的纠纷，动辄就演变成群体械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捍卫一种理念，在同姓族人的互相鼓励下，哪里的人都会“剽悍”起来。 潮汕是被公认为保存了较多传统文化习俗的地区，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土地较为贫瘠的海陆丰，我曾经看到更多的古老的文化习俗。海陆丰曾经保留了一些中国稀有剧种，可以品味到“中原”痕迹。海陆丰的乡间流传着三种戏，“正字戏”、“白字戏”和“潮剧”。正字戏是用“中州官话”（我听上去和有点接近湖北一带的话），白字戏则讲地方方言。更不可思议的是， 上世纪70年代我去陆丰插队落户的时候，那里还有“先秦戏”，也是用“中州官话”演唱。2006年6月，正字戏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总在遐想，乡下的农民们是用怎样的一种神情，在唱大戏的日子里听着这些远方的语言。中原祖先的腔调怎样在这片曾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地方继续繁衍，被一些操完全不同语言系统的农民们似懂非懂地欣赏。 今天，随着商业社会的发达、城市化的推进、教育的普及，区别这两个地方人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保护人文遗产的工作，还是需要高度重视和政府扶持的。（文/ 钟海帆）
03月01日
◀省级传承人陈仁明在制作桌碗。 ▼摆桌碗图。 农历正月十六，潮州市饶平县三饶镇西巷社区“摆桌碗”的民俗达到鼎盛，“摆桌碗”就是在碗、盘中用五谷杂粮以及水果等食材，制作成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以及人物字画等食物工艺品，各家各户将这些碗、盘集中摆放在一起，除了供人欣赏、相互竞赛外，更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财丁兴旺。这个习俗在当地绵延了近700年，成为一朵长盛不衰的民俗奇葩。 走进正月十六的三饶镇西巷，年味的浓郁一点都没有消减，在一条两百多米长的巷子里，已摆满了数十张圆桌，桌子上铺排的就是家家户户精心制作的“桌碗桌盘”。那些普普通通的各类食材，经过村民们的匠心巧手，就变了让人赞不绝口的工艺之作。盘中的花鸟虫鱼活灵活现，人物字画惟妙惟肖。一只千年寿龟，头部居然能不停摆动，让参观者大感惊讶。据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陈仁明介绍，制作这些桌碗桌盘，要经过设计、造型、上色等多道工序，有些作品非常费时费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摆桌碗的风俗集中在三饶西巷，正是西巷这百十来户的人家代代相传，撑起了这项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巷人眼里，摆桌碗的习俗如同春节一样重大，西巷人在这一天里，无论身处何处，都要尽量赶回家中，参加这项活动。 据饶平县文化馆馆长陆应波介绍， 三饶是古代中原南迁移民由福建进入广东的必经之地，饤桌陈列的习俗也随之传入。饤桌进入三饶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从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不断创新形成了当地的特色，本地人都称为“饤桌”或“摆桌碗”。因为制作的物料都来自动植物，特别是农作物中的五谷和青菜，制作的技艺和工具掺合了雕刻、彩绘、造型等民间工艺艺术，因此，又称为“彩青艺术”，目前已成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元宵期间就成了三饶西巷各家各户展示“饤桌”的时间。 入夜时分，西巷变得空前热闹起来，四乡八邻的人们都赶来这里观赏点评桌碗桌盘，分享西巷人的喜庆吉祥。(（记者 吴绪山 通讯员 庄春杰）)
02月27日
潮州柑，潮人称为“大吉”，寓意大吉大利，但凡欢度佳节或婚娶喜庆，总要准备足量的“大吉”以馈赠和回赠亲友。“大吉”的叫法其实很科学，由于潮州柑与橘、柑、柚、橙、柠檬等同属芸香科，果实个头比橘子大，而“橘”与“吉”谐音。 潮州柑是潮汕地区著名水果品种之一，唐初漳州郡的官员丁儒题咏的诗中有“蜜取花间液，柑藏树上珍”之句，说的就是潮州柑，可见潮州柑种植历史的久远。明代郭青螺《潮中杂记》中也提及：“潮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淡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潮州柑挂果于秋末初冬，成熟于年终岁末。广植柑树时期，假如你适逢在年底驱车进入潮汕平原，随处可见绿树挂红的迷人景象，无论是丘陵还是平原。这时，往往使人想起苏东坡“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诗句。 潮州柑主要有三个品种，包括碰桶柑、蕉柑和雪柑。碰桶柑是中国柑橘类中果实最大、品质最优的品种，其果实呈扁圆形，果皮橙红，美观雅致，富含营养，肉质脆嫩，甜酸适中，伴有蜜味。日本柑橘专家田中长三郎誉碰桶柑为“远东柑橘之极品”。潮菜中有一道著名的点心“金钱酥柑”，便是以潮州碰桶柑为主要原料的。蕉柑成熟期较早，且能丰产稳产，果实大，皮较薄而核少，耐贮运，春节前成熟上市，经保鲜贮藏可延长至四五月间，是潮汕地区柑橘的当家品种。雪柑有点近似新会橙，汁多，但味清淡微酸，适宜切开吮汁。 记得小时候过年，家里没有大鱼大肉，但肯定有几盘“大吉”。妈把新鲜的潮州柑摆放到一个个盘子里，一般摆成“金字塔”形，留待敬神和应酬人情。每逢此时，妈会不厌其烦地吩咐我们，谁都不能动，更不能吃，必须等到开年之后才能享用。潮俗拜年，可以不带其他任何礼物，但带上两对“大吉”却必不可少。如果携带不方便，带上一对也行。主人不会把客人送来的“大吉”全部收下而又不以“大吉”回礼的，一般都收下一对，回赠一对，表示“彼此大吉大利”，完全符合“礼尚往来”的传统礼仪。春节期间客人来访或者到长辈、亲戚家拜年，谁都不会掰开“大吉”来品尝，只会象征性地品尝桌上的其他香糖水果。与潮州柑同样备受重视的时果是青榄。与“大吉”相类似，青榄被称为“如意”，都取吉祥之意。但“如意”可随意吃一两颗，因为青榄那玩意儿不宜久搁，时间长了会变黑。 虽然潮汕各地的风俗略有差异，但在所有潮人心目中，潮州柑的吉祥寓意和礼仪地位是一致的。在普宁，正月初一至初三，要有“英歌队”到家门口拜年，主人必须准备一定数额的红包放在摆着“大吉”的红盘子里，在他们即将离开时，恭敬地把红盘子端上。“英歌队”有一位专门收取红包的，他会毫不客气地把红包收走，但不会动“大吉”。要是舞狮队登门拜年，主人一般也这么做。但也有大户人家用红绳扎着红包和生菜（谐音“生财”）高高地悬挂在屋檐下，舞狮的两个人要“叠罗汉”才勉强够得着，这叫“醒狮采青”。不过，用这种形式送的红包就不是封上几十元钱能说得过去的。 回想“农业学大寨”年代，到处毁林造田，潮汕地区也不例外，被毁的柑树不计其数。可是，毁林容易造田难，丘陵地带本来就缺乏水源，没有灌溉条件，“造田种稻”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正因此，潮州柑的种植面积大大缩小了，就是本地人也难得见到潮州柑。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潮人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潮州柑的种植面积大大扩展了，管理、采摘、保鲜、包装和运输实行了专业化、科学化，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需求，还远销外地和海外，例如，在收获季节，距潮汕四五百公里之遥的广州市民，随时可以买到刚刚采摘的新鲜潮州柑，享受柑果的甘美，体味生活的甜蜜。 “大吉”、“如意”，凡是美好的物事都招人喜爱。大家都有共同的心愿：国家持续发展，人民幸福安康，一年更比一年强。（马镇荣）
02月25日
潮汕工夫茶，已成为当前研究潮汕文化项目之一。饮工夫茶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交际礼尚，因而产生了许多礼俗。 “酒满敬人，茶满欺人”因为酒是冷的，客人接手不会被烫，而茶是热的，满了接手时茶杯很热，这就会让客人之手被烫，有时还会因受烫致茶杯掉下地打破了，给客人造成难堪。 “先尊后卑，先老后少”到人家跟前说声“请喝茶”，对方回以“莫拘礼”、“莫客气”、“谢谢”。如果是较多人的场合，杯不便收回，放在各人面前桌上。在第一次斟茶时，要先尊老后卑幼，第二遍时就可按序斟上去。对方在接受斟茶时，要有回敬反应，喝茶是长辈的，用中指在桌上轻弹两下，表示感谢；小辈平辈的用食、中指在桌面轻弹二次表示感谢。“先客后主，司炉最末”。在敬茶时除了论资排辈，按步就方之外，还得先敬客人来宾然后自家人。在场的人全都喝过茶之后，这个司炉的，俗称“柜长”（煮茶冲茶者）才可以饮喝，否则就对客人不敬，叫“蛮主欺客”、“待人不恭”。 “强宾压主，响杯檫盘”客人喝茶提盅时不能任意把盅脚在茶盘沿上檫，茶喝完放盅要轻手，不能让盅发出声响，否则是“强宾压主”或“有意挑衅”。 “喝茶皱眉，表示弃嫌”客人喝茶时不能皱眉，这是对主人示警动作，主人发现客人皱眉，就会认为人家嫌弃自己茶不好，不合口味。 “头冲脚惜（音同），二冲茶叶”主人冲茶时，头冲必须冲后倒掉不可喝。因为里面有杂质不宜喝饮，本地有“头冲脚惜（音同），二冲茶叶”之称，要是让客人喝头冲茶就是欺侮人家。 “新客换茶”宾主喝茶时，中间有新客到来，主人要表示欢迎，立即换茶，否则被认为“慢客”，“待之不恭”。换茶叶之后的二冲茶要新客先饮，如新客一再推卸叫“却之不恭”。 “暗下逐客令”本地群众热情好客，每以浓茶待人，但有时因自己工作关系饮茶时间长会误工作或是客人的话不投机，客人夜访影响睡眠，主人故意不换茶叶，客人就要察觉到主人是“暗下逐客令”，抽身告辞，否则会惹主人没趣。 “无茶色”主人待茶，茶水从浓到淡，数冲之后便要更换茶叶，如不更换茶叶会被人认为“无茶色”。“无茶色”其意有二，一是茶已无色还在冲，是对客人冷淡，不尽地主之谊；二是由于上一点引申对人不恭，办事不认真，效果不显著，欲有“某人无茶色”。 “茶三酒四秃桃二”本地人习惯于在茶盘上放三个杯，是由于俗语“茶三酒四秃桃二”而来，总认为茶必三人同喝，酒必须四人为伍，便于猜拳行酒令；可是外出看风景游玩就以二人为宜，二人便于统一意见，满足游兴。
0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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