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龙：华侨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
十九世纪末，旧金山华侨以舞龙的传统方式过春节 孙中山与旧金山美洲洪门筹饷局同志合影。 1906年孙中山向华侨募款的百元面值债票。（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张应龙 广东潮阳人，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侨务工作研究等。现任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等著作，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主持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地位：从备受打压到备受笼络 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华侨都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天朝莠民”，不仅不给予保护和安抚，还时常打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辛亥早期的革命活动大多是在海外华侨社区中进行的，华侨为晚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到最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也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时，华侨在世界上的分布状态是怎样的？ 张应龙：中国向外移民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19世纪末，华侨已经遍布全球，所以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当时华侨的总人数大约几百万人。鸦片战争前，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鸦片战争后，中国掀起近代第一波移民潮，大量中国人移民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总的来说，19世纪末华侨社会的分布格局是大分散、小集中。在东南亚，华侨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亚、泰国；在美洲，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在大洋洲，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在非洲，主要集中在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海外华侨喜欢聚居在一起，而且基本居住在城镇。 南都：这些华侨主要来自哪些省份？ 张应龙：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华侨以广东人占绝大多数，在东南亚则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居多，其他省籍华侨较少。海外华侨的这种分布状态，直接影响到海外革命运动的发展。首先，在辛亥革命期间，东南亚的新马地区以及日本、美国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其次，孙中山作为广东人，他开始是在乡亲群体中展开革命活动的，这使得参加革命的华侨以广东籍、特别是广府籍为主。开展革命宣传需要语言交流，你讲客家话，他讲白话，大家听不懂，怎么宣传？所以，孙中山周边的核心力量基本上是广府老乡。当然也有福建人参与到辛亥革命中，但大部分还是广东的。 南都：清政府当时对华侨是什么态度？ 张应龙：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华侨都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天朝莠民”，不仅不给予保护和安抚，还时常打压。鸦片战争后，中国向外移民大门被外国列强打开，清朝的海禁政策不攻自破，华侨政策慢慢就开始改变。其次，十九世纪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清政府派了多批大臣出国考察，他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海外华侨人数众多，而且很多还非常有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对朝廷忠心耿耿。与此同时，洋务运动遇到了经费不足等困难。因此，清朝官员认为海外华侨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李鸿章、张之洞都曾提出要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吸引他们的资金来购买军舰，投资国内近代企业，支持洋务运动。清政府最终在1893年正式废除海禁政策，此后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境。 南都：为了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清政府有没有制定什么具体政策？ 张应龙：清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展开交涉，保护华工；诱导和吸引华侨捐赠和回国投资；在海外推行华侨教育；设立中华总商会等。十九世纪后期，还不时派遣专使出访海外，慰问华侨。其中，几次派北洋舰队访问南洋，对振奋华侨的信心、争取华侨的向心力起到很大的作用。清政府还在海外卖官鬻爵来拉拢人心，甚至公开在新加坡报纸上做广告，把各个品级的价格都登了出来。虽然都是些虚衔，但华侨还是非常看重，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了钱买了官之后，谁知道他是种田的？这就能光宗耀祖了。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一个叫章芳琳的华侨，他先后买了11个官衔，不仅给自己买了，同时也给子孙们买了。当时，每当清朝官员去海外考察，捐了官的华侨都会穿着朝服按照品级列队欢迎，非常气派。清政府这种卖官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利用华侨，但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华侨和清政府的关系，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政府在海外的政治代表。因此，孙中山到海外鼓吹革命时，他们不反对就不错了，你让他们支持是有难度的。 思想：从维新启蒙到革命鼓动 开始，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 南都：华侨身处海外，按理说，能更多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为什么他们看上去甚至比国内很多地方还要更加保守？ 张应龙：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看。华侨社会是分阶层的。下层华侨大多出身贫寒，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新思想的熏陶，和普通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华侨在海外也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比如采矿或种植等，通常都是聚居在一起，跟当地人没有多少接触。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报纸、电视可看。吃完饭，也就抽抽鸦片打打麻将。只有居在城市、认得一点字的才可能接触到新思想，如果是在乡村开一个小杂货店，跟外界也没有什么交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有组织地排华，把华侨的活动范围挤压在唐人街之中，使得华侨跟外界的交流基本上很少。华侨也看不懂英文报纸，整个生活方式和在国内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接触主要表现在感官方面，对西方文明的真谛是不太懂的，把华侨抬到很高的位置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当然，一些较好融入当地的华侨，主要是华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华侨，接受西方思想会多一些，但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是很热心。 南都：那华侨的思想是如何开始改变的呢？ 张应龙：华侨刚开始时是不太接受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在越南宣传革命时就有人当场大骂孙中山大逆不道。孙中山到别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也遇到障碍，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吸引海外华侨关注中国命运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华侨普遍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梁启超至少代表了皇帝的正统。维新派在海外继续鼓吹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等主张，很受华侨的欢迎。华侨经过比对，看到中国的腐败和落后，所以希望中国能变革。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维新变法，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希望。维新变法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维新变法的思想在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受到海外华侨欢迎，纷纷给他们经费。所以对革命党的颠覆活动，他们是不大支持的。像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华侨比较多，孙中山到美加宣传革命，响应者寥寥。相反，加拿大、美国成为维新派的大本营，康梁倡导成立的保皇会就是在加拿大成立的。又如，檀香山是孙中山首先成立兴中会的地方，可是几年之后，檀香山落入维新派手中，兴中会趋于低落，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加入了保皇会。 南都：看来维新派对海外华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张应龙：对。维新派到海外后，发现华侨社会仍然非常闭塞、没有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在华侨中提倡发展新式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学习西方文明，海外第一所华侨学校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就是康有为命名的。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华侨中开始有人投入到政治讨论当中。维新派通过在报刊杂志上讨论中国的命运，鼓吹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批评西太后顽固保守，推动了更多华侨来关注中国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要知道，在这之前，华侨是没有国家认同的，大多数人只说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台山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不中国。经过维新派的鼓吹，华侨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了民族意识。 南都：那是什么促使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呢？ 张应龙：华侨接受革命思想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能接受革命主张的华侨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维新派影响的衰落主要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它本身的内讧。他们当时在海外成立振华公司，想通过这个公司来赚钱维持维新派的活动，由于用人不善，公司难 以为继，爆出丑闻，让华侨非常失望。另外，维新派一直以恢复光绪皇帝权力作为希望的所在，可是，直到光绪皇帝死去，这个目标都无法达到，使得原来对此寄予希望的华侨感到失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让华侨开始觉得靠清朝自身改革这条路完全行不通。以上这种情况促使那些希望能通过内部改良和制度的变化来实现民族富强的人态度开始转变。 南都：具体到什么时候，革命思想开始对华侨有了明显的影响？ 张应龙：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得风雨飘摇，革命思想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下层华侨中，上层华侨普遍不支持革命。孙中山最开始时也曾寄希望于华侨中的大资本家，希望他们能出钱资助革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上层华侨大多同当地政府和清朝政府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考虑到，如果反清，清政府追究下来，很可能连累在国内的家人，而且也会得罪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大多和清政府维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新加坡、越南殖民政府都曾经禁止孙中山入境。革命党人主要在华侨的下层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由于东南亚殖民地政府对革命活动多有限制，同盟会不能公开活动。为了宣传革命，他们采用阅书报社的方式作为革命组织的形式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是弄几本革命书籍，大家看了之后互相讨论，然后切磋，辩论、宣传或者鼓动加入组织。 总的来说，在华侨中支持革命的始终是少数。武昌起义成功后，华侨才开始大力资助革命活动。像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非常有钱，但他就是不肯捐钱，武昌起义以后，他才捐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大老板，不支持革命的原因，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有切身利益的问题。 组织：从秘密会社到革命团体 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 南都：当时参加革命党的华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分布？ 张应龙：应该说，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首批20多个成员都是华侨。之后兴中会先后在香港、台湾、越南、南非等地成立兴中会分支。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会员有286人，其中华侨就有219人，由此可以看出华侨的重要性。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先后在香港、南洋、美洲等地建立了分会。在东南亚，同盟会起初以越南为中心，建立了西贡堤岸同盟会、河内同盟会。1908年后，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敌对政策，越南同盟会的活动被迫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孙中山也被禁止进入越南。之后，孙中山便将东南亚同盟会的领导中心从越南转移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其他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先后派人到马来亚、缅甸、印尼推动组织同盟会。1909年，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移至槟榔屿，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新马的同盟会员人数约有3万人，缅甸的同盟会会员则有2343人。而在美洲，前面提到，在1909年之前，由于维新派影响巨大，同盟会发展非常缓慢。1909年后，同盟会在美洲华侨中开始快速发展。孙中山赴北美推动美洲同盟会组织建设时，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当年，孙中山在纽约促成美东同盟会成立，之后又在芝加哥建立美中同盟会。1910年，孙中山到达三藩市，在他指导下，正式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同盟会总会，以领导北美地区的同盟会。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三藩市同盟会会员甚至集体加入了洪门的致公堂。 南都：为什么要集体加入这种秘密会社？ 张应龙：在北美，大多数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如果你不加入，就很难得到帮助，甚至受到排挤。1903年孙中山到檀香山之后，吸取第一次到美国开展革命活动收效不大的经验，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1904年，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被美国政府收押，最后是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人把他营救出来。由于孙中山也是洪门致公堂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有致公堂的兄弟招待他，照应他。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 南都：像致公堂这样的秘密会社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张应龙：十九世纪的时候，秘密会社的影响非常大，它用暴力手段控制华侨。华侨初到海外时，各种人都有，既有被“卖猪仔”拐骗到海外的，也有在国内犯事或者逃债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国外专门经营鸦片、赌场等生意，这些行业需要找一帮人来保护自己，这些人慢慢就形成了秘密会社，实际上就是黑社会形式。华侨秘密会社为了争夺利益，时常会打仗、械斗。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在早期大多实行间接统治的方法，往往通过华侨头领或者会馆的领袖来管理华侨事务。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由甲必丹（或帮长、会馆领袖）、秘密会社头目、受当地政府委任的官吏、商人四部分构成。这四种人的身份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互相交叉，或者同时兼有多种身份。 到19世纪末，当地政府开始加强对华侨社区的控制，从间接控制转变为直接控制，对华侨秘密会社进行打击，所以秘密会社从19世纪末开始衰落下去。除了秘密会社之外，华侨社区的管理主要是靠会馆。一般来讲，会馆是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学校和报刊。会馆主要包括地缘会馆、血缘会馆两种，这些会馆在早期时力量非常强，它既能调斛华侨社会中的纷争，也会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同时也代表华侨同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会馆是从正面、以合法的形式领导华侨社会，秘密会社是从地下、以非法的形式干预华侨社会事务。 南都：这么看来，由于秘密社团和会馆的影响，当时的华侨社会组织还是非常严密的。 张应龙：移民活动不但是人的移动，而且是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的移动。海外华侨参照家乡的传统，在海外先后建立各种社团组织。早期移民活动中的“连锁移民”模式以及经济活动的“集聚”模式，都有力并加强了华侨社会的内部控制能力。尤其在猪仔贸易制度流行的年代里，猪仔华工更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受到控制。华侨社会的内部事务，包括经济、行政、司法等，基本上由华侨领袖根据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和习惯予以处分。在20世纪中华商会这类组织取得华侨社会领导权之前，会馆是华侨社会的领导机关。在美国，华侨要回国，必须经过会馆的核准，因为要确定你有没有欠债、是不是一个良民。可是，华侨社会的社团组织是分成一块一块的。比如说，广东人里有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三大帮派，在潮州帮里又分各个县，或者姓氏。这些会馆都是自己管自己。当中华总商会这类跨帮派的组织进行选举时，也往往是采取分帮选举的制度，按照帮派来分配名额。 南都：华侨社会的这种特性有没有影响到革命活动的组织情况？ 张应龙：影响非常大。前面提到孙中山到美国后，为了扩展同盟会，甚至要求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因为洪门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的口号，所以当孙中山向他们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时，便获得了支持。洪门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洪门筹款局，发行债券，甚至变卖了洪门的家产。 会馆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它成为孙中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媒介。孙中山讲粤语，所以他在宣传、鼓动，组织革命力量时，自然会偏重讲粤语的华侨群体。实际上，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孙中山身边的核心领导层基本上是讲粤语的华侨。像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得到南海籍华侨冯镜如的帮助；孙中山到越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得到台山籍华侨黄隆生、南海籍华侨李卓峰等人的帮助。在革命组织成员中，讲粤语的华侨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所倚重的主要力量。 南都：也就是说华侨成为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支柱？ 张应龙：不仅是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支柱，华侨对于革命活动的支持也是非常全面的。首先是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海外华侨因应形势需要陆续创办了许多新式报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抓住这个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宣传鼓动。1904年，新加坡华侨就创办了东南亚第一家革命报刊《图南日报》；从1906年到1912年，革命党人更是在海外创办了包括新加坡《中兴日报》在内的23家革命报纸。通过这些报纸，革命党人与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大论战，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华侨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整个革命活动期间，华侨的捐款数总数约达到七八百万元。华侨给革命党人捐款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兴中会时期，华侨的支持力度还不是很大，但到同盟会成立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侨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难能可贵的是，给革命党人捐款的主要是中下层华侨，既有一般商人，也有不少是普通劳工。为了革命，甚至有人倾家荡产，像马来亚商人谭德栋在为黄花岗之役筹款时认捐了500元，后来得知筹款有困难便再捐了500元，最后答应把店中的5000元货物全部售卖作为捐款。诸如此类的故事非常多。 行动：从捐助革命到参加革命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南都：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大多失败，华侨没有失望吗？ 张应龙：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影响不大，从第二次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华侨开始认识到这些起义的重要性，对他们的志气和行为非常赞赏。孙中山自己也这样觉得，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在海外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当然，武装起义的一再失败，对华侨的革命信心无疑产生了影响，一些华侨感到灰心迷茫，甚至一些革命党人也彷徨过。1910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会议，策划广州起义。会上，孙中山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存在的悲观情绪，指出失败并不可怕，要振作起来，做好准备，革命就会成功。虽说华侨对革命起义一再失败有灰心消极的情绪，但他们对革命前途没有绝望过，这也是华侨对革命武装起义一再支持的原因。 南都：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海外华侨有什么响应没有？ 张应龙：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海外后，海外华侨显得特别振奋，海外华文报刊纷纷报道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发展，日本、印尼这些地方的华侨举行庆祝活动。为了巩固武昌起义的成果，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参战，仅马来亚霹雳州就有2000多华侨矿工回国参加革命；那些之前拒绝捐款给革命党人的华侨富翁也开始大量捐钱给革命政府，捐款项目是非常大的。印尼富商黄仲涵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了5万盾，与清朝政府关系密切的张振勋则捐了7万元给福建民军。 南都：武昌起义的成功，是不是也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感？ 张应龙：华侨认为民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们大多认为华侨对革命成功、民国成立是有功的，从而有一种自豪感。另一方面，民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华侨，提高华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在参政会中给予一定的名额；与此同时，还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华侨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兴起了回国投资的高潮，广州、汕头、厦门这些地方都是当时华侨投资重点建设的城市。可以说，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密切，海外华侨对中国的认同感达到一个新高峰。 南都：这么看来，革命党人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不仅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对华侨本身应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 张应龙：虽然华侨参与革命的人数并不多，但革命运动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华侨参与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华侨历史上第一次在明确政治纲领指引之下为了一种目标进行的政治活动。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尽管华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但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等一系列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模式，并且培养了一批政治人才。辛亥革命在华侨政治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华侨社会中产生有政治纲领指引的政治组织以及服膺党纲的党员和民众追随者，使华侨社会开始产生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的华侨社会，帮派林立，各自维护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交流很少。革命党人在华侨社会中开展的革命活动，是按理想、目标来组织动员华侨的，因此，不同方言群的华侨便走到一起，在革命组织内部进行学习交流，形成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从而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观念和血缘观念，加强了不同方言华侨的交流和团结。 南都：你觉得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华侨在辛亥革命当中的作用？ 张应龙：我认为，华侨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有人说没有华侨就没有辛亥革命，我觉得这个有点拔高。总的来说，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和力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为了讲华侨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就把华侨的作用拔得太高，那样也不合适，还是要有一点客观性。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颜亮 实习生黄雪
09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