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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文化

  中秋拜月各不同:云南傣族鸣枪 广东潮汕吃芋头

      云南傣族：鸣枪拜月敬英雄     “以前老家拜月后还要鸣枪，表达对英雄的敬意。”在石狮打工的岩先生说，以前每当中秋节那天，村里年轻男子一清早就带上火药枪上山打火雀、野鸡；而年轻女子则忙着到湖边、池塘里抓鱼。他们都忙着准备节日的晚餐，老婆婆则忙着做糯米圆饼，放在供桌的四个桌角上，每个饼上插一炷香。等月亮升起，他们就燃香，全家一起“拜月”，然后，对空鸣放火药枪，以示对英雄岩尖的敬意。最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食物，谈笑赏月。     原来，根据傣族传说，月亮是天皇第三个儿子岩尖变的。岩尖曾率领傣族人民打败过敌人，赢得了傣族乡亲的爱戴。岩尖死后就变成了月亮，升向天空，继续发出柔和的月光，给傣族人民带来光明。     广东潮汕：拜月吃芋祭祖先     “我们那里中秋流传‘男不圆月，女不祭灶’的俗语。”来自广东潮汕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中秋拜月，一般只有妇女和小孩参与。中秋节晚上，当月亮升起来之后，妇女们便在院子、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桌上还摆满月饼、水果以及芋头作为祭礼。     “泉州中秋祭祀也要有芋头，但我们吃芋头还是有来历的。”陈先生说，他们老家中秋吃芋头，是为了纪念宋末反抗元朝统治的人们。原来，当年元朝统治者灭掉南宋，攻破潮州后对百姓进行屠杀。为了不忘元朝统治之苦，后人就取芋头的谐音且形似人头之寓意，以此来祭奠祖先，一直流传至今。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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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富可敌国的成功奥秘

     一百多年前，海禁初开，南洋垦殖，十口通商，香港开埠。一批批潮汕的先人们乘坐“红头船”，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他们大多双手空空、身无分文，但谋生的意志和追求幸福的信念让他们视海如陆，激情满怀。 　　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而潮州人更有“东方犹太人”之美誉；以外向型发展为特色的潮商，走到哪里，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从“佛教之国”泰国，到“花园国家”新加坡，从“东方明珠”香港，到东南亚一带的垦殖和开发，无不留下了潮汕先人们的深深印记。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潮汕人”，先人们培育了团结合力、眼光开阔、敢于冒险、诚信经营的品格，挣得了今后赖以发展的基业，更是赢得了“红头船商人”的美誉。 　　 潮商是一个首富辈出的商业群落，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图腾。 　　 一直以来，他们以“刻苦耐劳、善于经营、敢闯敢拼”的精神风貌和经商天赋而闻名海内外；他们五洲驰骋，四海纵横，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潮商名流、商界精英和世界级巨商，从而演绎着“潮汕人会做生意”、“爱拼才会赢”的现代神话。 　　追寻着他们的轨迹，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商业文明的开拓史、一部生生不息的创业史；是一幅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群像；是一个富有拓荒精神，敢于创新、善于经营而又富有凝聚力的部落。 　　“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就让我们先追寻着老一代潮商李嘉诚、谢国民、陈弼臣、林百欣的创业足迹吧，看看潮商翘楚们是怎样运筹帷幄、驾驭财富的。 　　寻觅潮商巨贾萍踪 　　■ 李嘉诚 世界华人首富 　　李嘉诚，这个名字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香港商界崭露头角，不久就扬名世界，掀起一股李氏旋风，一时间，荣誉接踵而至，成了举世瞩目的商业巨子。 　　 李嘉诚可以说是潮汕人不畏辛劳、奋发图强的缩影。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少年到今天世界华人首富，他缔造的“商业神话”，已成为众多创业者的楷模。他是华人的骄傲，更是自古善经商的潮汕人的骄傲。 　　勤奋敬业，万事功到自然成　　 　　 对商人来说，觅得商机就是找到财富。李嘉诚能洞悉业之兴衰定律，找准盛极而衰之转折点，因而能在商海中自由翱翔。 　　 1950年，李嘉诚筹集5万港币创办了长江塑胶厂。敏锐的眼光和睿智的大脑使他及时捕捉到生产塑胶花的信息，于是果断决定马上生产，长江塑胶厂一跃而起，名声大振。由此也成就了李嘉诚“塑胶花大王”的美名。 　　 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李嘉诚在同辈大亨中已拔尖脱颖而出。 　　 1973年初，长江实业在伦敦股市挂牌上市；1974年6月，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长实”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 　　 从此，李嘉诚开始了一场又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商场战役。 　　 1988年李嘉诚已拥有“长实”、“置地”、“和黄”、“港灯”等5大跨国公司，100多家附属公司和50多家联营公司，他所经营的房地产、金融、酒店、石油、电力等产业遍及世界五大洲，形成了资起雄厚、实力强大的李氏“经济王国”。 　　一生中最伟大的投资 　　 “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是李嘉诚一生中最信奉的生意经。 　　 时间定格在1979年9月25日，夜。香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21楼会议室。 　　 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李嘉诚，正在这里举行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记者招待会。 　　 会上，李嘉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当天上午收市时间未到，恒生指数竟出现狂升25点之奇观。 　　 “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使李嘉诚成了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李嘉诚就是以这样沉稳的性格收购和记黄埔，从而打破了英资门庭森严、唯我独尊的格局。时至今日，李嘉诚仍认为收购“和记黄埔”是他在创业生崖中最成功、最动人、最值得骄傲、最漂亮的一仗。 　　 除了稳健之外，李嘉诚同时秉持潮商目光长远精于计算，即“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业理念。 　　 1986年时李嘉诚收购了加拿大的赫斯基能源，2008年，当油价已经站在100美元一桶以上时，赫斯基能源则成为主要核心业务，获利黄金白银可想而知。 　　 2008年8月21日，李嘉诚在业绩会上自信地说，“赫斯基能源在七八年前还被人批评说买得亏损，但是今年和黄最大的盈利贡献就来自赫斯基。” 　　 赫斯基现在成了和黄的中流砥柱。李嘉诚放长线养了22年的“新奶牛”变身成了最赚钱公司。 　　随机应变，识时务者为俊杰　　 　　 兵家之道，一张一弛。商家之道，进退自如。在商界，进则取利，退则聚力；进必成，退亦得，有时退让更能海阔天空。 　　 美国金融海啸把全球经济推进寒冬，善于审时度势的李嘉诚，对他的旗舰公司和记黄埔，决定暂时叫停全球业务的新投资。 　　 规划在2009年年中之前，所有未落实或未作承担的开支都会省下来，并检讨全部现有投资项目。从商60多年的李嘉诚，在连连令世人眼花缭乱的商业大战中，均以大获全胜而告终。他的刻苦诚实、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精神，和独到的判断力、果敢的决策力以及知人善任，是不容置疑的成功因素。 　　 李嘉诚用事实证明，李超人不仅可以在股市中翻手为云，演绎蛇吞大象的好戏，而且可以在商场上大写赚钱的数字神话。于是他也拥有了“超人李”、“大哥诚”、“塑胶花大王”、“地产猛龙”、“地产大王”等称号。 　　■ 谢国民 农牧帝国之王 　　商海波澜，正大集团这艘“企业巨轮”的掌舵人谢国民，以他的精明能干和富于创新的经营策略享誉世界。他被称作农牧业大王，一生跟食品打交道；他被权威杂志评为“亚洲最杰出的企业家”；他敢为天下先，是投资中国内地的外商第一人。 　　远航“红头船”成就海外传奇 　　 红头船是潮州商人的象征。据史料记载，1684年，清证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近代以来，无数潮人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以无畏的勇气、图强的精神、勤劳的品质创造其独特的奋斗传奇。 　　 谢国民的父亲谢易初就是乘坐红头船漂泊过海，出外谋生的。1922年的一场台风毁灭了谢易初在潮汕澄海县海边的家园，迫使他和那些坐红头船的先辈一样，飘洋过海来到泰国谋生。而当时，他随身所带除了一些菜籽，什么也没有。在友人的帮助下开办一小店——正大庄菜籽行，出售家乡菜籽，从此踏上了创业的征途。 　　南洋上空的赛鸽 　　 谢易初逝世后，谢国民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了一家面积仅为20平方米、出售菜籽的小店。经过多年打拼，现如今，正大已长成为了一个资产达数百亿美元，子公司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集团。 　　 谢国民从童年时代就爱上了养鸽，在泰国和香港，他共养了几千只赛鸽，一只上好的赛鸽能卖到200多万泰铢（20元泰铢相当于人民币1元）。谢国民说，好的鸽子一定要回家。它是辨认方向的天才，无论飞多远，都能认得路；无论你把它带去哪里，带走几年，你一放，它又会飞回来，找到它出生的鸽舍。 　　 1990年4月7日，谢国民得到邓小平的接见。“你们弟兄几个的名字起得很好，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这说明你们很爱国啊”，邓小平的一番话，的确道出了谢氏家族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谢国民是“正、大、中、国”四兄弟中俳行最小的一个。 　　 赛鸽的品格，仿佛是主人一生的写照。谢国民，这位潮汕籍的商业巨子，40年来就像一只永不疲倦的赛鸽，“无论做什么，都要争第一”。他以他的速度和敏捷判断时代的潮流，驾驭企业的方向，率领着正大在全球市场上争胜夺冠。在谢国民看来，企业家只有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要做就做世界一流的，才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谢国民为了永远走在前列，他自言每天的工作内容有95%是为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20年作计划，他将此工作方势归结为“未来主义”。 　　 2008年初，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荣登“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榜单上写到“他是华侨中的商业巨子，他也是商业巨子中的爱国华侨，掌舵着正大集团，心系着祖国故乡，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国内的成功企业家”。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大集团已经成为了外资在中国飞速发展，并融入社会的一个成功符号。 　　■ 陈弼臣 泰国的金融巨子 　　陈弼臣，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是蜚声世界的金融巨头。有“企业北极星”、“泰国的头号大亨”、“泰国银行界泰斗”等荣誉称号。 　　 陈粥臣这位被誉为海外华人白手起家的潮商经典，在开拓金融王国的道路上，历尽艰辛，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建立起了庞大的产业。盘谷银行是泰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金融月刊公布了全世界12位富甲天下的大银行家，泰国华人陈弼臣名列其中，该杂志称誉他是当今世界经济强人。 　　海外华人白手起家 　　 祖籍潮阳的陈弼臣，1935年，在友人的鼓励和资助下，陈弼臣自创曼谷木业公司。不久，他又创办星原货栈商行，继之又开设了亚洲联合、亚洲保险等公司，业绩斐然，有关人称陈弼臣有“点木成金”之术。这些为陈弼臣拓展金融业奠定了经济基础，也是他艰苦创业、白手起家，走向企业家的一次成功飞跃。 　　 1944年六七月间，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随时影响着生意场上的人士。从事保险业经营的陈弼臣清楚地看到对进出口业来说，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于是他联合了几位朋友组建银行，并定名为盘谷银行，陈弼臣为11名董事之一。 　　盘谷银行的崛起 　　 1952年初，陈弼臣获董事局一致推荐，任盘谷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陈氏确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上任伊始，他既有深入客户家庭拜访的耐心和工作态度，也有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气魄。由于他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之道，盘谷银行的经营业务迅速发展，几乎把握着全泰经济。 　　 盘谷银行在泰国设有分行281家，遍布泰国各府。国外分行有纽约、伦敦、汉堡、东京、雅加达、香港、台北等15家，职员近2万人，总资产94亿美元。在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业中独占鳌头，陈弼臣也因此跨上了金融王国的宝座，被誊为泰国“金融大王”。 　　 陈弼臣的崛起，曾一度引起世人的瞩目。1988年，陈弼臣因病去逝，虽然“一个时代结束了”，但“陈家后一代”却在“盘谷”的天地下成长起来，并在当今激烈的经济社会里更上一层楼。 　　 陈弼臣和他的金融家族，缔造了华人金融界，也是老潮商的一个不朽传奇。 　　■ 林百欣 驰骋商海永不言休 　　在汕头，林百欣先生的名字家喻户晓。“为善最乐，永不言休”给予了他高度的赞誉，这一评价正是林百欣的真实写照。 　　 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商业智慧。在香港林百欣先生的写字楼，悬挂着著名学者饶宗颐书赠的“永不言休”墨宝，林百欣视之为工作生活的座右铭。 　　 林百欣于1914年出生于广东潮阳的一个富裕之家，在香港长大。父亲林献之在二三十年代是汕头知名的“利强织造厂”老板与银行家。 　　 1935年，林百欣回汕在当地“佳成银行”做学徒；1939年重返香港，涉足成衣行业经营制衣生意，并于1945年成立成福针织厂。产品以外销东南亚为主，后又销往中东、非洲，成为当年香港外销非洲产量最高者，被同业冠以“非洲王”的称号，业务由此扩张至欧美各地。 　　 1947年，林百欣看准内地对港货需求甚殷，自己开设公司经营纺织品及布料贸易，创办丽新制衣，初期主要以制造出口为主。 　　 林百欣长袖善舞，把“丽新制衣公司”发展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制衣集团。他斥资13亿港元收购当年发展势头正盛的“鳄鱼恤有限公司”，轰动一时。林百欣把这一品牌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全球著名服装品牌之一。之后他进军大陆市场，至今全国各地的特许经营连锁店已逾千家。1972年，丽新上市。 　　 改革开放以来，林百欣进入内地投资，积极拓展房地产业务，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城市投资逾百亿元。随后，他联合周围的朋友，斥资4亿港元，收购香港亚洲电视台的47.5%股权，开始进军传媒业，成为一代娱乐大亨，是“亚洲电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掌舵人，更是“亚洲电视”的终身名誉主席。至此，“丽新集团”已成为一个资产达数百亿港元的大企业，业务涵盖制衣、零售、房地产、酒店、传媒、证券等多元化行业。 　　 2005年2月18日中午11时，93岁的林百欣病逝。以13元成本起家，以逾百亿元身家谢世，览其一身，又一段跨世纪的商界传奇落幕。 　　中国新经济的宠儿 　　当老一代潮商渐渐脱去战袍，依稀退隐江湖时，新一代潮商又相继崛起。上世纪80~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后，先天的禀赋和熏陶又使得更多的潮汕商人捷足先登，率先叩响财富之门。 　　 在刚结束不久的2008年10月30日开幕的潮商大会上，就活跃着这样一批年轻潮商的身影。这些人里，最年轻的只有37岁，最年长的也仅有52岁，不得不说，新一代潮商在年纪上是如此“青涩”，然而他们的财富数量却令人难以望其项背，比如内地富豪翘楚黄光裕、“QQ爸爸”马化腾、地产大王朱孟依等等不仅是光顾财富俳行榜的常客，更是海内外华人皆知的财经名人。 　　 百载商埠，潮声不息。新一代潮商已扬起了自己的风帆，红头船的精神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得到传承、得到了新的演绎。他们是如何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续写老潮商们的商业神话的呢？　　 　　从“红头船商人”到本土精英 　　 潮汕人从海上的“红头船”贸易发展到成批定居海外经商，素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潮汕地区的产业集群势发展优势明显，玩具之都、日化之都、纺织服装之都、陶瓷之都等美誉纷至沓来。 　　 在这种良好的市场环境下，潮汕人心想与其远走海外创业，不如在家乡寻找发展机会。于是，多数潮汕人一改前人远走他乡的惯例，开始在本地自主创业。正是在这种需求的带动下，拉芳、飘影、帝花之秀等中国日化洗涤行业巨头，榕泰、宜华、大印象、康美药业、黑牛、南洋电缆等一批批颇具本土特色的知名企业在潮人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深圳特区是潮汕人投资的另一片沃土，有数据统计，深圳早期14000多个三资企业中，有近40%为潮汕人所投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区、经济开发区的概念渐渐淡化，我国开始迎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发展新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风起云涌，成了领跑中国经济的三大龙头。面对大好形势，潮商又开始了新一轮走出本土、开辟新天地的征程。 　　 黄光裕无疑是潮商北上创业的最典型的例子。1986年，17岁的黄光裕跟着哥哥，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然后又连贷带借凑了３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就这样开始了他构筑家电零售王国的第一步。风云变幻，沧海桑田，22年前的那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摇身一变，成了多次跻身财富俳行榜榜首的超级富豪。对于自己的成功，黄光裕将其归结为潮汕商人特有的敢闯敢干的个性。 　　 除了黄光裕，还有更多的潮汕商人拥有这样的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得他们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走南闯北，从而搏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比如联邦的郑通亮、腾讯的马化腾、合生创展的朱孟依、侨鑫的周泽荣、立白的陈凯旋等新一代潮商的杰出代表个个都是短短数年时间就已在商界声名大躁。 　　 当然，在这些风光无限的名人之外，还有声明不显但数量更为庞大且在祖国大地上做出一份份惊人的大事业、积累了一笔笔惊人财富的潮商群体。他们，一样值得我们去追寻。 　　新经济的宠儿 　　 新一代潮商精英的出现给潮籍商帮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仅来自他们自身的年轻，也来自他们各自行业背后所代表的新经济。 　　 在过去，老潮商所擅长的基本上是农副、种养、贸易等投资。然而，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家电等传统产业升级，网络、电子通讯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大量商业机会，部分有实力的潮商开始涉足地产、物流、零售、金融，网络并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 　　 其中，地产无疑是备受潮商青睐的行业。除了主业做地产的朱孟依、黄茂如、周泽荣，很多潮商也已开始把地产当成副业来做，比如黄光裕。多年来，种种迹象表明，黄光裕颇具逐鹿地产的雄心壮志。黄光裕说：我是真正将房地产作为一个长期产业、一个支柱企业来发展，再给几年时间，我的企业肯定和别人不一样。这句话足以显示了他对地产的浓厚兴趣。无独有偶，2006年，腾讯在上海成立腾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专心致力于开发房地产项目。可见，有着网络神童之称的马化腾也有意在地产界一显身手。 　　 更有资料显示，在深圳的房地产界，整个江湖几乎成为潮汕人的天下，80%的份额为潮汕人所掌握。 　　 当然，潮商不仅仅对房地产情有独钟。老一代潮商的代表李嘉诚非常信奉的“商者无域”一词无疑也被新一代潮商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域不仅是指地域，同时也指行业。哪个行业利润高，潮商便角逐这个行业，被笑称“惟利是图”。 　　 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林木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本土潮商已经从80年代全民经商，已进入‘实体’时代，目前，本土潮商分布更加均匀，已经突破传统的贸易、加工，经营领域涉及房地产、金融、信息服务，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潮汕商人经营，另外，随着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加密，潮汕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注入新的元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时期，新潮商已经学会用虚拟的经济之手把无地域公司办得有声有色；学会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赚外国人的钱；学会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知识经济的发展。他们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获取财富的手段也很领先，和早年漂洋过海的老一辈潮商一样，正殊途同归地走向国际化的道路。 　　 资本魔方升级 　　 “30个小时开一个店”的惊人速度，使黄光裕年纪轻轻就造就了一个常人难以比肩的商业神话。这，与他玩转资本市场的超凡能力分不开。 　　 2004年6月，国美在香港借壳上市。黄光裕硬是让价值仅2亿元的国美电器，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一夜之间暴涨了40多倍。其并购手法之精妙，让诸多资本市场的资深玩家瞠目结舌、惊叹不已。 　　 借壳上市意味着黄光裕开始带领着国美在资本道路上一路狂奔。套现、扩张、再套现成了他乐此不疲的事。上市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黄光裕5次套现了近70亿港元，针对他的多次套现行为，有媒体分析称，减持是“蛇吞象”借壳上市的必然道路。而黄光裕的个人资产也随着公司上市水涨船高。2008年度胡润百富榜上，稳居榜首的黄光裕拥有430亿元资产总额。 　　 证券市场为什么能够快速致富？简单说就是如果你有1元的实业投资分拆时是以1元的N倍上市的(N是市盈率)。那么通过资本市场这个魔方可以让钱变N倍。对金钱极为敏感的潮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有人把李嘉诚比作“亚洲的巴菲特”，而小超人李泽楷在资本运作方面似乎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 　　 1990年，李泽楷向父亲李嘉诚借款1.25亿美元创立卫星电视公司，3年后以8亿美元卖给默多克，套现53亿港元。同年10月李泽楷创立盈科拓展集团。1999年5月，为兴建数码港项目融资，李泽楷借壳“得信佳”上市，使这间市值3亿港元的公司一日内飙至600亿港元，创下香港股市神话。2000年以83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更令其跃上事业高峰。 　　 市场经济在我国一步步深入，海内外融资渠道愈益畅通，同时投资领域也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商人的坚实“拐杖”，而越来越多的潮商开始熟悉资本运作，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再扩张。无论是黄光裕也好，还是李泽楷也好，抑或是马化腾，他们的财富几乎都是在很短时间内成倍增加，这与他们玩转资本魔方的能力息息相关。可以说，正是获取资本手段的改进缩短了新一代潮商积累财富的时间。 　　低调的华丽 　　 在中国商界一直就有着“大象无形”的说法，这一品性在新潮商身上得到完美体现。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使得他们似乎永远能够远离媒体的镜头。 　　 新潮商的低调在朱孟依身上可以窥见一斑。业内有人戏称朱孟依为“朱老农”，不仅因为他有大量的土地储备，盖了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还因为他几乎从不在公众前露面。据说某富豪榜列上朱孟依后，竟然除了找到1998年合生香港上市必须登载一张董事局主席的照片外，就再也找不到朱孟依的其他照片。而这张照片也成了以后外界广为流传的唯一一张照片。 　　 万科董事长王石几年前的一句话，“万科不是地产航母，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使得这个“沉默的大佬”浮出水面。 　　 然而，这个被称为“朱老农”的人总是以沉默的方势面对外界的反映，在地产界，仿佛并不存在他这么一个人，但就是他，造就了巨无霸势的企业，在2004年销售额突破百亿，成为国内第一人。而朱孟依，却始终在低调中独享那份繁华。 　　 而黄光裕，劝寤是胡润的俳行榜，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潮商小伙子在十几年内将一个小小的店面做成了资产过百亿的大事业，一跃成为国内首富。 　　 周泽荣，又是一个多少有些陌生的面孔。也许可以这么说，侨鑫集团可比他有名得多，而由侨鑫开发的汇景新城楼盘，以及其旗下的侨鑫教育和纸媒产业无不令世人啧啧称奇。 　　 在潮商里，还有更端鸦知名的“隐形冠军”，他们在很多属于不起眼“小行业”里默默耕耘，收获着那份属于自己的成功的荣光和喜悦。 　　链接 　　潮商脸谱 　　连瀛洲 大华银行 1906年 　　陈弼臣 盘谷银行 1910 　　庄世平　 南洋商业银行 1911年 　　罗鹰石 鹰君集团 1913年 　　林百欣 丽新集团 1914年 　　郑午楼 京华银行 1914年 　　马陈茂 玲英豪集团 1917年 　　陈伟南 星洲集团 1919年 　　李智正 大城银行 1926年 　　胡玉麟 汇川米业 1926年 　　李嘉诚 长江实业 1928年 　　姚宗侠 联泰机构　 1928年 　　郑鸿标 大众银行 1930年 　　郑创基　 南洋纺织集团 1934年 　　李光隆　 华尔街金融证券 1936年 　　谢国民 正大集团 1939年 　　马介璋　 达成集团 1942年 　　郑维健 永泰集团 1943年 　　苏旭明 Sura Makeras 1944年 　　罗康瑞 瑞安集团 1948年 　　陈经纬　 经纬集团 1948年 　　朱树豪　 观澜湖 1950年 　　刘銮雄 华人置业集团 1951年 　　柯为湘　 保利达集团 1951年 　　黄世再　 大中华国际 1951年 　　周泽荣 侨鑫集团 1955年 　　张钦洲　 裕通集团 1956年 　　李东生　 TCL集团 1957年 　　陈凯旋 立白集团 1958年 　　朱孟依 合生创展 1959年 　　刘绍喜　 宜华木业 1963年 　　李亚鹤　 深圳金光华　 1964年 　　吴启雄　 启盛集团 1964年 　　黄茂加 茂业集团 1966年 　　谢秋河　 振威集团 1967年 　　李泽楷 电信盈科 1968年 　　黄光裕 国美集团 1969年 　　方文权　 天大集团 1969年 　　马化腾　 腾讯集团 1971年 　　张玉珊　 修身堂控股集团 1974年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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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老侨批局”：华侨故里新景观

       在汕头澄海区隆都镇仙地头，有一所名为“明德家塾”的老宅，它曾是潮汕侨批局，经营着侨批分拣派送业务。笔者来到澄海隆都，走访这里的“老侨批局”，了解到有不少保存下来，成为华侨民宅，人丁兴旺。      据记载，汕头侨批局的共同责任就是负责把联号在海外收寄的侨批及批银，配上回批，分拣后中转到投递网络覆盖地域，迅速准确无误地送到侨属手中，再把回批收集后，回邮到海外联号。“澄海隆都镇有12个‘老侨批局’，分别是在3个时期建起来的。”隆都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许守质介绍，“当地的侨批局在1860年汕头辟通商口岸到辛亥革命前有3个，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战胜利时建了5个，后来到1973年收归中国银行时又建了4个。最早是1884年前埔的‘泰万昌’，1888年后溪又建了‘广顺利’，再到后来的‘潘合利’、‘万兴昌’、‘荣利’等，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1916年开始经营的‘许福成’批局。”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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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文化

  妈祖信仰

     潮汕妈祖庙甚多，居民历来崇拜妈祖，特别是商民、船民、盐民尤普遍。船民船中都祀妈祖神像，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神诞即隆重祀拜。     妈祖原不是神，上确有其人。姓林名默，人称默娘。宋建隆元年(960)三月廿三日生于福建莆田湄州湾贤良港一渔村。传说她自出生至满月都不啼哭，父母便给她取名默。她自小聪慧，曾从师读书，过目成诵。她晓天文、熟水性；懂卦爻、知医理；心地善良，且有神力，曾多次搭救遇难船只。于是，她成为船民趋利避恶、逢凶化吉的希望而倍受爱戴。卒后，她更被视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榜样而千古传颂。“巨浸虽稽天，旗盖俨中流。”“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无疑是妈祖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妈祖拯救海难，除妖伏怪，扶危济困，护国庇民的传说，使妈祖形象更为生动和立体，也更具神格魅力。渐渐地，妈祖信仰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寄希望于这些神话传说，是人们在同自然和命运搏斗中所产生的愿望和美好理想，它植根于民众心中，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潮汕众多的天后宫，是潮汕人民为纪念聪慧、善良的海上女神林默娘而建的庙宇，也是潮汕沿海民俗信仰的集中体现。昔时，渔民要祭海，因为大海不仅是他们耕耘的“土地”，也是祖先的归葬地。在潮汕，死在海上的人是没有坟墓的，追忆先人，后人必须到海上祭奠。这种祭海仪式，代代相传。到了宋以后，海神天后宫的出现，成了海的标志。天后宫就在海边，渔船在附近停泊，渔民晒网、补网。天后宫，既是渔民出海前跪拜之地，也是往昔穷人离乡背井拜别之地，更是亲人祈祷平安或呼喊亡魂的地方。妈祖在海上的神力以及扶危济困的人品、神品，让潮汕人民格外景仰。慢慢地，海神天后宫也就成为潮汕人民消灾祈福一个民俗信仰的地方。   我们知道，信仰是对某一种学说、某一种宗教或某一个人物的崇拜、信奉。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理想、对美好操行德性的崇仰。而今天，人们对妈祖的信仰已远远地超出了消灾祈福的意义。而寻根问祖，眷恋家园的感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哪些身在他乡的人们把对妈祖的信仰赋予了更深刻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内涵。天后宫不只是他们朝拜的中心，更是他们不忘祖根、思乡念亲的感情纽带。由此可见，妈祖信仰，不只是一种传承千年的民俗，一种文化积淀，而且是一种民族血脉。   提倡妈祖信仰，是对同舟共济、救死扶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忘我无私、仁爱慈祥、团结互助精神的信仰。同时，也是加强海内外同胞、侨胞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道桥梁。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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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级的表里

      去年飙涨的房价在中国各大城市引发关注，蜗居的渴求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必须艰难奋斗的人生目标，也引起社会一阵对“幸福”问题的探索。 　　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表的调查显示，随着各种专业领域人员的增加，以月入至少5000元人民币（约1024新元）为定义的中国中产阶级，目前约占总人口的23％，虽然比例和相对先进的社会比还低很多，但绝对人数却差不多达到3亿。 　　各种对社会问题、生活品质、文化品味甚至国家大事的反思，在城市里越来越多，几乎就都来自这一群人。 　　但是这些现象对西方部分媒体来说却产生一些困惑。最近美国一些媒体关注到这一现象，不只是中国，而是许多后发国家，包括金砖四国，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却对政治自由、民主等课题看似不感兴趣，甚至倾向希望有比较强势的政府。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带来大量中产阶级，进而产生对政治民主化的需要，都是自由世界对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认知，但是这一“常识”在全球化的当代却似乎失灵了。首先是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观念在二三十年前就被少数后进国家的实际情况所挑战，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再对照亚洲老牌民主国家印度的情况，这一观点几乎要收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更是为此雪上加霜。 　　经济欣欣向荣的后发国家是不是把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和民主机制的功能混为一谈，其实还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为了经济上的西衰东盛而发出类似的忧虑，也从某种角度说明西方人的焦虑感。 　　经济腾飞的理由众多，但后发国家基础低，表现因而亮眼，肯定是个原因。但也因为后发，许多课题其实比政治变革更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关注，包括个体的经济利益、与生活相关的公平问题（例如公务员考试）、生活质量如何提升、个人生活享受以及与此相关的物价等问题，甚至各种“炒”的活动。 　　在后发国家，这些课题对于刚刚脱离物质稀缺年头仅仅一代的人来说，记忆犹新，相对于政治就显得更实在也安全得多。所谓小资情调其实正是对严肃议题的回避。 　　但是回避未必是因为不关心，反而是凸显了中产“精打细算”的特质，在计算过政治风险之后的选择。这些刚刚富裕的社会，中产仍然有许多贫穷阶级作为对照，也有很多政治黑暗面提供借镜，只要政治的控制与威慑力继续明显存在，中产就会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相关的课题上，同时倾向于接受社会整体条件不足之类的理由。 　　在这个阶段会出现的悖论是，不愿精打细算的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炮灰，但没有这些人，中产永远只能做闲情小资，很难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却要面对政治腐败的更大风险。 　　其实与自身相关的事务很多时候会累积成与政策和政治相关的事务，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因为中产阶级在社会阶梯上的发展越往上越普及，所将触及的事务也就更多元更复杂，再不感兴趣的人都难免对政治提出质疑，进而要求参与、说话和纠正的权力。 　　西方民主政治不是一夜诞生，今天的世界更多了其他的政治体制作为参照，这也为中产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提供“犹豫”的机会。所谓中产不关心政治自由的问题，不应该被视为“现在这些地方”的中产和“过去那些地方”的中产的差异，而是整体社会现实与文化特性结合之下，中产对自己处境的选择与忍受能力的不同所产生的一时差异，它最终必然要因为中产本身的利益而面对权力稀释、分流乃至重组的局面，也就是民主到来的时候。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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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媒称中国中产阶级趋于年轻化 缺乏安全感

      香港大公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被世界赋予了填补美国内需空白、拯救世界经济的厚望，甚至还被视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路线“最重要的力量”。但事实表明，西方的感觉是错的。 　　文章说，正当金融危机让全球中产阶级的含金量急速下降的时候，中国却加速向“世界大奢侈品市场”称号靠拢。虽然“中产阶级”这个词目前在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界定指标，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中产阶层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热议”突然多起来 　　进入10月以来，西方有关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议论突然多了起来。10月2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在做出“最庞大群体”的预测时说，新兴市场投资者对中国的个人消费寄予期望。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也刊登了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题为“奥巴马的中国之行：与中产阶级结成关系”的文章，认为从长期来看，决定中国发展路线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任何一支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更重要。中国正从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可能会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影响。在所有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中，一个越来越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智库和机构都在长期关注和跟踪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发展。他们认为，尽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共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确存在，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近年来，西方一些机构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预测性报告，如美国麦肯锡公司在2006年推出的报告就预言，中国2009年将有1亿中产阶级，占中国城市人口的45%，而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2亿至6.12亿，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76%。此外，其它西方公司，包括美林、汇丰、万事达、德意志银行等的研究团队，也都做过类似乐观的预测。 　　“年轻化”是个特点 　　有西方研究机构认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在2400到1.6万美元之间，目前约有7500万至8000万中国家庭符合这一标准。以一家三口计，则中国中产阶级在2亿到2.5亿人之间。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轻化，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年轻，人们往往在三四十岁就成了中产阶级，80%的中国中产有自己的房子，1/3的中产阶级家庭有车，其余人都想买车。他们重视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教育。 他们热爱国内国际旅游。他们有股票，但股票只占他们财富的10%，其余财富则是他们的房子和现金储蓄。中国中产阶级以饮红酒为时尚，消费追求品牌，就连400美元一双的皮鞋也很好卖。 　　然而，“美国之音”网站曾撰文说，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其实并不确定。被视为消费中坚的中产阶层正面临尴尬，在房贷和通胀压力以及经济下行造成的心理压力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多抱持观望保守的消费态度。 　　文章认为，事实上，西方用自身的价值观来套用中国的情况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尽管西方瞄准中国中等收入者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消费提升方面的巨大潜力，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并没有一个西方特定的所谓中产阶级，只能说中国是存在着中等收入者或者中等收入阶层。处于萌芽期的中国中产阶级之所以正在被寄予厚望，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和储蓄率的上升，全世界都希望中国消费者能填补美国留下的需求真空，促进经济复苏。 　　这个阶层很脆弱 　　在美国，有人将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美元的家庭归入中产阶级行列。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向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中产阶级增税。按这个标准，美国中产阶级至少占人口的95%以上。譬如，有一栋位于郊外的独立屋，两三个孩子，一条狗，一年至少有两到三星期的带薪假期在国内国外旅游，是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共有的特点。 　　文章说，在英国媒体和中学的教学文案中，中产阶级除了财富，还要具备两个主要特征──优雅、休闲。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些粗放、有些辛劳，还有些张扬并缺乏安全感，对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方面的推动力不足。考虑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环境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应该实施有力的政策，确保其中产阶级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随着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扩大，财富的增加，对这一群体的引导也要提高。如果财富增加只是意味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增长，那么这些中等收入者很有可能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 　　文章指出，正如美国国务院曾希望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能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曾被美国寄予厚望。事实上，西方对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抱有政治上的期望是非常不靠谱的。过去一百多年，在西方社会发生的几次民主化浪潮中，根本看不到中产阶级的影子。况且中国的中等收入者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而是渗透、分散在各个阶层与行业之中，如知识化的工人、办企业的农民等，他们所拥有的价值体系是西方很难理解的。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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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偷走了中产阶级的幸福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处在金字塔结构社会中上层的城市精英代表——中产阶级，他们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都市生活变化，安居乐业的心态日益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但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他们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工作至上”的观念透支了他们的健康、情感、生活……     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中产阶级”的定义。     按中国的现状来看，目前的中产者大部分属于六七十年代的那一辈人，还有一部分接近而立之年的80后。     如果有人问哪类人群最幸福，也许很多人都会回答“中产者”。因为在众人眼中，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生活丰衣足食，讲究品味，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光环附着在他们的身上……     然而，在某一次驱车回家的路上，闪耀的华灯下，习惯了“都市夜归族”生活的他们，忽然瞥见了阴暗角落里无比落寞的自己，才恍然醒悟，自己已经沦为不留在公司里加班就无处可去的一群。在婚姻里沉睡了许久的爱情，似乎也变得可有可无了。生活，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似乎已毫无幸福可言。     怀念和同事喝下午茶的时光     什么时候才能安静地喝一次下午茶？     小白就是中产阶层中一个典型代表。名校研究生毕业，有着令人艳羡的工作，有车，有房，有妻儿，别人看来都非常幸福。     然而，他却十分怀念刚开始出来工作时每天下午和几个要好的同事安静地喝下午茶的时光。在公司的分部做个小主管，每天工作八小时，下午工作间隙安静地喝个下午茶，晚上下了班唤上几个好友，到酒吧喝上三五杯，那时的“小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随着职位的晋升，到公司总部当了中级管理干部的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活从“小资”跌入了深不可测的“机械漩涡”——每天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每晚加班到九点多十点成了家常便饭，极少在家吃饭。生活变成了机械的忙碌。连安静地喝一次下午茶都变得奢侈了。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预期的满足感无法常驻心灵，却开始怀念那时安静的下午茶。     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却似乎还得不到自己理想的生活。像小白这样的中产者，可谓比比皆是。     中产阶级=“房奴”“车奴”“孩奴”？     面对越炒越高的房价，很多中低收入阶层的人们都只能“望房兴叹”，所以，便出现了“经济适用房”。 建筑“经济适用房”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可最终房子的主人却只能是富人。究其原因，只有一个——经济适用房所处地点多在郊区。所以，买房的人即必须要有车，否则就算买了房，出去上班总不能乘着公交或地铁，花两三个小时绕城一圈才到地儿吧？而买得起私家车的人，则已经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了。     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比中低收入阶层也好不到哪里去。付了首付卖了郊区的房子，每月就有了一笔沉甸甸的债。他们要供房，每月固定的月供支出，让中产者在工作中不得不保持足够的谨慎，若是一不小心丢了饭碗，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化成泡影了。     他们还要养车，车子也是他们不同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一个象征。可俗话说“买车容易养车难”，买车只是一次性投入，养车可是要伴随车“一生”的话题呀。“每次在加油站，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钱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成了中产者的流行语。小区停车费、养路费、油费，还有分摊到每月的保险费和车船税等费用，另外洗车、美容保养和在外的临时停车费，再加上突发事故维修费用以及汽车的每年折旧费等，养车（一般中级车）每月的成本，保守估计一般会在2000元左右。这2000又是压在他们肩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中产更要抚养孩子。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有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中产阶级成了不折不扣的“房奴”、“车奴”、“孩奴”。为了房子、车子、孩子，此外，很多中产者还要负担家庭医疗、饮食、娱乐等各种不断上升的成本。于是，中产者们每天拼命工作，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     中产者时刻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则一切风光霁月将成为过去，自己难免成为社会的又一个新贫族。这种心理正给中产者造成心理上的负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     “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中产阶层大都已经步入中年，但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肌劳损等“亚健康”成身体隐患。“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真实写照。     “不喜欢加班，但别人都在加班，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这就是整天加班，看起来似乎不知疲倦的中产者的心理。     职场如战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层次，中产们必须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时间。否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迟早要挥别中产阶级这个招牌。于是，对于充满了自豪感的中产阶级而言，进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必须硬着头皮往上去。     职场的压力，让中产们无法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传说中无处不在的幸福也渐渐随之远去了。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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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中产阶级成“战神” 怕丢工作频繁走上街头

  在美国各大网站和媒体上，一个名为“战神（MARS）”的词汇近来相当火爆，这个词是人们对“中产美国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称呼的缩写。近来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国税局办公楼被撞事件等一系列社会内部极端事件一起接一起，一些美国媒体认为肇事的就是中产阶级中一些“激进的战神”。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美国到英国，从希腊到意大利，那些原本被西方社会视为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如今却纷纷变成怒火冲天的街头示威者。“美国之音”日前的一篇文章担忧地说，“很多对美国中产阶级至关重要的‘物质’正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有可能最终摧毁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美国出现“激进的战神”和“反收税的茶党” 　　在美国各大媒体上，与“战神”这个名字同样火爆的还有“茶党（TEA）”。“茶党”是“税收得够多了（Taxed Enough Already）”这句话的首字母拼起来的单词。据美国“茶党”网站称，其取名的另一个原因是追溯美国1773年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民众反抗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尽管“茶党”的主张在美国显得非常激进，但却得到相当多的支持。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联合调查表示，有41%的美国成年人对“茶党”看法积极，相比之下，民主党的支持率是35%，而共和党只有28%。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日前的调查数据表明，如果现在进行大选，一个假定的茶党候选人甚至能够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这些以前一直以崇尚“美国梦”著称的中产阶级，近来却变得越来越愤怒和躁动。2月18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冲进美国奥斯汀市的税务局办公大楼，驾驶飞机的斯塔克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地道的中产阶级，遗书中充满着对政府、尤其税务部门的不满，他还宣称“暴力不仅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美国媒体的争议。华盛顿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杰罗德·波斯特表示，这表明一些极端思想的种子正在一些小群体得到“滋养”。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一篇题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绝望”的报道称，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中，许多中产阶级者生活越来越难过，在政府还来不及出手相助前，已有许多绝望的中产阶级濒临崩溃的爆炸点。文章称，开飞机撞得州税务大楼的软件工程师斯塔克就是一例，他的激进行为已凸显美国失落的中产阶级走投无路的绝望。“美国之音”的文章称，“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尽管绝大部分人仍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但实际情况却是中产阶级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     近来席卷欧洲的大罢工也是一轮接着一轮。11日，代表希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250万成员的两大工会再次发起全国罢工。希腊的机场、火车站、港口、银行、学校等服务设施几乎全部停止运营。希腊国家通讯社也加入罢工，停止播发新闻，官网也停止更新，希腊的主要报纸11日停止出版。意大利多个城市12日也因示威陷入停顿，游行者呼吁政府降低税收，据称全国有100万人参与了此次罢工。英国的空乘人员日前也宣布将从3月20日开始展开7天罢工行动，英国媒体称至少50万人的出行将受影响。英国《经济学家》一篇题为“仔细瞧瞧到底谁在欧洲罢工”的文章称，欧洲的当政者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系列的罢工和抗议浪潮的主角，并不是“久经失业考验”的下层民众，而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公共部门职员等中产阶级。文章称，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的欧洲债务危机深化，影响了各国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工作曾被认为是在经济衰退中令人羡慕的特权，他们的工资和补贴曾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为了不失去这些，他们却只能选择走上街头抗争，因为“他们是根本承受不了失去这份工作的人”。     “中产阶级愤怒”让西方担忧 　　“中产阶级的愤怒”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凸现。在去年4月伦敦主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前夕，英国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人士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府严格监管金融高管以及其他暴利获得者，保护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利益。英国《每日快报》的报道说，官方目前最担心的骚乱人群其实来自中产阶级，因为在最新一轮信贷危机打压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英国《卫报》日前转述英国情报部门的警告说，目前的形势引发了一些过激的思想和行动。英国一家网站公开在网页上宣称：“如何在信贷紧缩的寒冬取暖，办法就是烧死一个千万英镑身价的银行家”。瑞典最新一期《经济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中产阶级，从稳定力量到破坏源头”的文章。文章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界，长期以来都把中产阶级看做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但事实上，现在它们开始成为破坏社会体系的源头。 　　美国一些媒体分析称，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对一项政府政策不满，而变成对每项政府政策不满。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舆论的魔力”或“选票的力量”，而更加相信“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更为激烈而直接的社会抗争。前白宫首席幕僚卡尔·罗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茶党”表达了美国民众真实而强烈的担忧，越来越沉重的税收让选民们感到愤怒。专门研究暴力组织的美国“南部贫困法律中心”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国内的极端组织数量由１４９个猛增至５１２个，增长了２４４％，其中包括１２７个民兵组织。 　　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虽然近来美国经济回暖，但失业率却维持在高位。两年来的金融危机已经将中产阶级分化。数百万曾经被贴上“中产标签”的人如今仍然不得不依靠公共救济度日，这些“新穷人”可能将“永远都返回不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了”。美国的未来学家艾蒂·维纳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未来也不看好。他说，“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衰退，更是一个转折。” 　　在曾经自认为有“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的日本，最近的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却是《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作者田中胜博称，“2010年日本将出现10%的富人和90%穷人的大分裂，中产阶级将消失，日本人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歧路。”在本报驻日本记者站附近一家理发店的店主说，中产阶级应该具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独立意识，具有创造能力。但是现在的中产阶级却甘愿享受父母奋斗的恩惠，有变成“啃老族”的倾向。另一本名为《愤怒吧，日本的中产阶级》的畅销书称，“日本不幸的根本是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要想让日本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至今为止默默无闻承受的中产阶级愤怒起来。” 　　西方中产阶级失落最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英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产阶级突然变成“战神”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受打击最大的就是西方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所以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了。赵英认为，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目前，只是在特定的危机下产生的特定情况。 　　英国《独立报》近日援引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孟克斯的话警告说，欧盟各成员国的工会强烈反对紧缩政策，这是社会不可接受的，只会加剧衰退，推升失业率。美联社称，紧缩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肯定是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被很多欧洲人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平均来看，欧洲人比大多数人工作的时间短，退休得早，以高税收换取丰厚的国家医疗保障。但是欧洲人正在变老，进入劳动大军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为此买单。 　　实际上，近两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西方整个社会打击都很大，其中西方的中产阶级自认为是受创最深和委屈最多的群体。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教授安格斯·林德霍尔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中产阶级被称为“战神”，主要是由于美国债台高筑，但政府却把“扶助”的重点放在了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身上，这使美国最主要的纳税群体，即中产阶级感觉受到了伤害，并最终忍无可忍。欧洲的中产阶级感受与美国也差不多。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西方中产阶级的这种愤怒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政治立场，但其对西方社会的重大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林德霍尔姆对此认为，其实从政者不该去问“中产阶级怎么了”，倒是该问问“谁惹了中产阶级”。他说，在一个成熟社会里，中产阶级因经济条件较好、工作稳定，所以一直是政治的稳定器。但在这次危机中，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富人阶层和受到各种保护的穷人相比，西方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承受危机的重创，另一方面却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扶持。他们失去虽非最多，落差却绝对最大。一旦他们的梦想破灭，他们当然要质疑———既然我们一直听你的，既然我们没错，那自然是你们错了。 　　“西方中产阶级未来的日子不会再那么舒服了”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宁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西方社会发现他们的中产阶级火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罢工示威。其实，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早期发展得快，发展得好，所以它们的中产阶级就能享受高福利，其实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自2000年以后，西方社会的这种福利制度受到了挑战。 　　周宁称，在经过了5个世纪的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第一次面临来自东亚的挑战。在最近的30多年里，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等东亚、西亚国家和地区的先后崛起，令西方社会受到了冲击。于是，西方中产阶级开始对自己的制度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福利遭到了削减，政治权利也大不如前。比如，中产阶级以前提出涨工资等要求会得到满足，但现在可能就得不到满足了。为此，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也遭到冲击，他们就变得好斗起来。     周宁称，西方中产阶级的舒服日子在这次危机后将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日子没以前那么舒服了。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资本主义国家很可能会牺牲一些中产阶级的利益。像欧盟这样的组织很可能出现分裂。而作为个体的一些国家也会因为不稳定而影响到经济发展，这可能会带来世界格局的改变。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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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摘要：历史上，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完成了阶层雏形，中产阶级靠文化知识的提升形成本阶层的特征。不论主旋律文化或商业文化，少有人文元素。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远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国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虑的大环境将注定其成长的艰难，乃至悲剧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如何产生?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不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级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壮大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七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60%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四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普遍金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能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实际上，普遍而言，大学生起薪工资的相对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2500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1000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足百分之几 　　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是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的，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做生意，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级，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了出来，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差得甚远。在中国，同样是中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级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这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力量，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它希望你们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拿出怎么样安贫乐道的东西，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西方中产阶级：人文力量推动进步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但是，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阶层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无法凝聚成一种力量。思想、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层最接近的。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层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能为底层代言么，难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层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我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是要同情弱势的，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价值呢?中产阶级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层，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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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层陷入身份焦虑 折射中国“青春期烦恼”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十几年前，台湾歌手郑智化用沙哑的嗓音唱出这首《中产阶级》，道尽了这个群体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焦虑和不安。 　　当下的中国，“中产”成为新的热门词汇。上世纪人们问：“你小康了吗？”现在人们问：“你进入中产了吗？”对个人来说，中产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体面的生活；对社会来说，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中国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中产阶层承载了人们对丰裕社会的期盼，但他们也面临着不少被优雅的外衣遮蔽了的现实困惑。 　　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但与之伴随的是工作压力的重负。加班是家常便饭，手机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机，“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颈椎”使中产阶层“工作狂”们生活在亚健康状态。 　　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也处于一种紧张情绪当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房价的不断上扬、子女教育费用的增加、通货膨胀等等都是他们紧张的因素。与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加苛求完美，这让他们陷入了一种身份焦虑。 　　“由于不能像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层一样看到清晰的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一直都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本社记者表示，这种不安全感也带来了一些盲目性，比如看到大家炒股就都炒，看到人们买基金就都买。 　　在夏学銮看来，中产阶层的这种焦虑感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社会体系的不够完善。壮大中产阶层要充分利用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应涵盖在内。有了保障以后，中产阶层会对未来做出更加理性的预期，他们的群体意识也会加强。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的“稳定阀”，但近年来却有一些调研报告显示，中产阶层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仇富心理的“替罪羊”。 　　夏学銮表示，中产阶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找政府”，就要接触这些人。而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数万，或一个医生收了几千元的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他们可能就会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在中产阶层头上。 　　而事实上，社会分配的不公不仅损害社会底层的利益，也直接影响中产阶层的发育。已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近年来出台的调整社会分配的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为调节贫富差距付出牺牲。因为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中产阶层的困境和烦恼，正是中国在发展过程面临的"青春期烦恼"的真实写照。”夏学銮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让更多的人都成为中产，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这，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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