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改变中国·人物篇：30年30人(组图)
最近,一位日本人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件中自称是来自三号国家——日本的问候。他指的是中国第二季度GDP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日本1968年超越西德紧跟美国之后40多年来,世界经济排行榜第一次发生改变。而当全世界为中国喝彩时,中国却无意庆祝,清醒沉着地一路前行。
人们为何对中国这么快成长为经济巨人倍感好奇,美国《商业周刊》认为秘密之一在于四个字:经济特区。
纽约、东京、深圳、莫斯科、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要问这些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中,有哪一个在30年前还只是两万人的村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深圳。当时,《纽约时报》说这个年轻的城市,撕开了计划经济的铁幕,让中国大变革的时钟轰然鸣响。30年来,它以其历史性跨越,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阐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魅力,成为撬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支点。在全世界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无疑是其中闪亮的一环,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最佳线索。
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
感怀那些事。3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特区人以一个个“第一”,为中国耕耘一片希望的原野。蛇口的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了中国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第一步。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革命”。宝安村民用一张白纸直选村干部,开创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先河。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多年以后,当人们打开南风之窗,听寻风之来处,总会忆起南海之滨那个遥远的小渔村,还有那永垂竹帛的绝代风华。
感谢那些企业。一个个明星企业璀璨夺目,在国际经济竞争合作舞台上,展示后发中国的神奇力量与不屈理想。同时,又肩负社会责任,共续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它们一手一脚的人间奋斗,铺陈为锦绣河山,聚合为黎民福祉,探寻了一片未来,又都铭刻了一段历史。
感悟那些名词。当风流云散,沧桑历尽,人们依旧能凭藉那些温热的名词触摸当年的脉动。保税区、商品房、业委会、产权交易所、“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一个个新探索、新做法、新经验,先在特区酝酿、成熟,进而推广开去,改变了中国,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奇史诗序篇。莲花山没有留下永恒的足迹,但它们记录了世事更替；横琴岛没有留下逝去的浪花,但它们见证了潮涨潮落。
一切早已开始,一切也远未结束。而立之年的特区,仍在路上。
7年前,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民间网文,承载着太多特区人“特区怎么特下去”的困惑与焦虑。多年以来,“特区不特”的讨论不绝于耳,巨大的问号悬在特区人的心头,激励他们思考,推动他们前行。而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之下,特区内部一些令人唏嘘的个体与命运悲欢,一些纠结已久的权力与权利角力,一些有待修补的法治与道德残缺,仍需要得到细致的关切,需要用人类价值的梦想一一梳理。
特区向何处去?拥抱下一站辉煌,必先告别上一段沉疴。
告别利益集团的羁绊。如果说特区最初的改革,是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阻,那么今天的改革则是被利益集团牵绊。新一代改革闯将须以当年撕开意识形态铁块的锐气,与既得利益集团决绝,甚至革自己的命,杀开一条血路。
告别习惯路径的依赖。时至今日,特区的优惠政策优势几近丧失,外向型经济也难以为继,片面追求高增长的单向度发展伦理已经落伍。过去的路径固然成就了特区30年的光荣与梦想,但固步自封必将贻误改革。倚着市场竞争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让每一个特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是特区下一个30年的不二选择。
迎接综合改革的大考。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其实,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追赶亚洲“四小龙”,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赶上,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超越。
春讯或许还在高空酝酿,风云却已经在大地激荡。大路朝阳,也必有曲径通幽,泥泞或许仍然布满前程,但历史正推动特区前进,特区也必将推动历史前进。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
习仲勋：争到“尚方宝剑”办特区
习仲勋(左一)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资料图片
习仲勋
从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虽然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8年4月,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习仲勋踏进了广州珠江边的广东省委大院。此时,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炉火纯青”的开国元勋、原国务院副总理已经65岁了,刚刚结束了16年的文革牢狱劫难,就被委以重任飞赴广东。
直到1980年11月上调中央,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愣:“你们广东要什么权?”
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坦荡直言,震动全场。
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促使这位“老革命”加快创建特区的,是当时盛行的“逃港”风。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风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他哭了。他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争取,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冰已被打破,但习仲勋已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他晚年住在深圳,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深圳最大的支持。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看望过他,每次他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有时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看看赛格大厦、康佳还有仙湖,边看边说,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任仲夷：变“杀气腾腾”为“热气腾腾”
任仲夷（资料图片）
任仲夷
1980年初冬,任仲夷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不久就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放”原则,还制定了“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后来他还提出“三个更加”和“两个坚定不移”。他曾顶住压力两次赴京说明情况,但始终对特区建设坚定不移。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他选择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一顶鸭舌帽,一副清癯的容貌,一句句幽默精辟的论断……任仲夷离开我们5年了,但广东人依然清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缅怀这位“老书记”的文章报道不曾间断。
1980年初冬,因为“张志新案件”平反而震动全国的任仲夷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鲜为人知的是,他早有浓重的“特区情结”,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
“胡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
赴任前,邓小平对任仲夷面授机宜:“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到广东不久,很快就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的直言和放言,让有些人很不适应。除了提出著名的“三放”原则,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任仲夷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排污不排外”、“善于变通不许变相”等等。
他对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知人善任。履新不久,他就亲自劝说62岁的梁湘去深圳特区拓荒,为特区闯开天地。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则说,他最感激任仲夷的是,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而留在蛇口搞建设。一“劝”一“留”,彰显慧眼。
后来,任仲夷还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1982年是最艰难的一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相当紧张。有人甚至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这个任仲夷还算共产党员吗?”
会后没几天,任仲夷被要求再次赴京说明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二进宫”事件。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多年后,任仲夷说,如果不是小平支持,他差点就过不了关。
从北京返回后,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主动承担责任,对下面的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他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留下热泪。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任仲夷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是他自己承受巨大压力,保护了广东干部,保护了广东的改革热情。
1985年秋天,71岁的任仲夷正式退休,戏称自己“安全着陆”了。
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决定后半生就做个广州人,用百姓的眼光和情怀,去关注这座城市。
年届高寿的任老不愿听人祝他“身体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对于广东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考从未停留,殷殷叮嘱:“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溘然长辞；而25年前的同一天,任仲夷在广州正式上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生为岭南荣,死归岭南土。这不仅仅是巧合,更是这位改革者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
吴南生(右一)在莲花山上眺望深圳全景。
吴南生
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谈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
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
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回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1985年9月转任省政协主席,但他的心跟特区始终连在一起。
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老帅叶剑英的主持下获全国人大五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开启深圳特区建设的激情岁月。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最脍炙人口的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特区的胎动。
1979年初,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一片苍凉,令他心如刀割:“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一副满目疮痍的江山!”有海外友人献计:“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大年初六晚,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异常亢奋,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去一封1300多字电报。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出炉。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在窗台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9稿,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住院。他当时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也因此不能出席大会了。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提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直到这时,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才真正松了口气。
追忆往昔,老人豪情依旧。他说,特区从诞生到发展,用北宋改革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最入木三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晚年心系丹青,散尽珍藏义拍助学,但他没有放弃对特区路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他与任仲夷拍案而起,上书疾呼,尽显铮铮侠骨。
“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这是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时的致敬辞。对于“愤老”的称呼,老人淡然一笑:我积极主张改革,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吴老话语平静,却掷地有声。 梁湘：改革旋风掀起“深圳速度”
53层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1986年落成。著名的“深圳速度”,指的就是它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丁玎鲁力何俊摄
梁湘
梁湘,广东开平人,1936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2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在深圳创建过程中,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他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1998年12月13日0时10分在广州病逝。
1981年3月,62岁的梁湘来到了年轻的特区,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届退休之年的老人会在这里掀起一阵改革旋风。
梁湘被喻为“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人!”短短5年时间,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
他宁愿“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在一片荒芜的土地竖起了近千幢大楼,“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生。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端指控,梁湘义无反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面对改革路上的重重禁区,梁湘百折不挠:“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梁湘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他就累得住进医院。”
他对这一片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离开的时候,他对干部群众们动情说道:“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他提前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能够安放在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
■报道回顾
特区改革要敢于破现行体制
“改革是历史的潮流,势不可挡。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就更为紧迫。特区在经济上实行比内地更加开放的政策。”
“特区改革应该坚决贯彻胡耀邦同志关于特区的事情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全省总的部署下,从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有利于特区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利于特区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的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全面而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特区的改革,包括财政、金融、税收、劳动工资、物价等,有的要马上着手抓试点,有的要在前段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向更大的范围铺开。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也要同时进行。总之,我们的改革要破除妨碍特区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创立新章法,破掉吃大锅饭的弊端,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搞好特区建设的积极性,把特区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更快地推向前进。” 梁广大：大胆借债奠基珠海
梁广大
被称为“梁胆大”的梁广大,1983年到任珠海,为官16年,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确定了珠海的发展轨迹。
梁广大,1935年生,广东南海人。曾任南海县委书记、佛山地委常委、行政副专员,1983年任珠海代市长,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83年,梁广大来到珠海时,面对的是工业产值低,体制问题多的窘况。梁广大“开了大大小小20多场座谈会”,最后确定珠海“以工业为主,兼营农业、旅游业、房地产等综合发展”的方向。随后,“梁胆大”开始在珠海丢下一颗又一颗“原子弹”。
搞特区没钱怎么办?“借!”梁广大掷地有声。“国家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财政已极端困难,哪有钱来搞建设?所以只有靠自己了。”梁广大说,“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项目有市场、有效益,我们就要打破常规,敢于向国内外银行借钱。”
1984年、1985年,珠海在国外银行筹集到两亿元人民币,马上就搞通讯,办发电厂、建港口、建水厂、征地、建马路、建医院、建托儿所、建学校、建教职员工宿舍等等。“通过国外国内的借款,我们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可借钱并非长久之计,“梁胆大”此时把目光瞄准了土地,“政府掌握了土地,通过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把低价值土地升值才转让,从中收回投入基础设施款项,先投入,再回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珠海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
此外,梁广大还到处“要人”,“我们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上海的文汇报面向全国发布招聘信息。我们市委组织部也去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等全国各地招聘,一共招聘了各行各业好几千人才”,由此解决了珠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在随后的布局中,贯彻了珠海的发展理念,珠澳合建机场风云迭起后又挑起建大机场、伶仃洋大桥、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与广珠铁路通行、大航展还有大赛车……玩的都是牵动珠海、带动大区域发展的“命运工程”。但是,珠澳合建机场、伶仃洋大桥、广珠铁路等大工程几经曲折无果而终。不过,梁广大依然认为,“所有的大项目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对一个大区域来讲,有发展前途有效益的迟早会落实。”（记者王晖辉）
■感言
跳出珠海看珠海,把珠海放在华南乃至西南的大棋盘上。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梁广大 袁庚：61岁锻造蛇口“试管”
2008年12月,昔日蛇口建设者看望袁庚老先生。坐在轮椅上的袁老精神很好,看到代表们来,高兴地叫道“大批人马过来喽”。袁庚
袁庚,1917年出生于广东宝安。
1945年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身)第一任主任；1978年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领导蛇口工业区；1992年退休；2003年7月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是获勋20人中唯一的内地人；10月,被上海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称号。
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缔造者。
提起袁庚,就不能不提那句曾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他所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的成立早一年多。
1978年,61岁的袁庚自香港招商局涉海而来,选址蛇口,自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缔造工程。主政蛇口14年里,他突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大锅饭”,引入市场经济,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了赤湾港、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优秀企业。1978年招商局总资产不过1.3亿港元,到1992年,蛇口工业区累计引进项目382个,累计实际投资5.34亿美元。
袁庚主政蛇口工业区期间,大胆主持开展劳动分配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城市改革,这些超前试验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记者李晓敏）
■观点
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我在蛇口放开舆论,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反对党的领导,不搞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袁庚
其实,蛇口不是桃花源,蛇口人当年不是在做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在从事着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活力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
———袁庚 钟华生：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
钟华生
1936年生于中山,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农村团支部书记、公社干事、宣传委员、副书记、书记,斗门县白藤湖总支书记,珠海三灶管理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国家高新区主任,珠海经济特区副主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常委等职务,1988年至1999年,负责珠海西区开发,首创“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轰动全国,曾获“中国改革首届人才金奖”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9年退休。
钟华生发迹于珠海“白藤湖”。上世纪70年代,白藤湖还是一片大海,杳无人烟,他领着800民兵和下乡知青们用簸箕和锄头挖山填海,造出3万亩滩涂及总面积20平方公里的白藤湖。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一向胆大、脑瓜子灵活的钟华生在白藤湖上马“中国第一个农民度假村”,首创农业观光游。通过媒体宣传,短短几年就引进2.2亿元外来投资,建起了各色度假酒店。1984年,白藤湖农民度假村酒店在一片争议声中开业,一度客流如织。钟华生声名鹊起,成为当时中国新农民的代表。
1988年,珠海启动西区大开发。钟华生到一片荒凉的珠海西区,书记、区长一肩挑。回忆当年,钟华生说,很多亲朋好友都很不理解,担心他翻船,那时恰逢国家治理整顿的紧缩时期,又是60年不遇的大海潮大台风,西区成了一个烂摊子,连西区开发的40万元办公经费也拖到4个月后才下拨,只好先借10万元应急,很多人都不看好,说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启动?“当时,梁广大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怕,只要你放权,就可以调钱”。
钟华生白手起家,领着一帮人先围海造地4平方公里,把原来一块叫车嘴的滩涂改名为金海岸,面向全国招商。他喊出了“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的口号,引来10亿元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潮时,西区云集各地建筑大军5万多人,“借水还油”后来也成为政、商界的一大经典案例,入选商业课本,被冠以“草船借箭”。可惜的是,西区大开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国家宏观调控一刀切,断了粮草,戛然而止,直至新世纪之初才重新恢复。
钟华生随后又首创“共享经济”,即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管理者,前途命运利益都连在一起,通俗来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大家按贡献配股,这在思想保守的年代可谓“石破天惊”。
当西区开发走上正轨,钟华生又转向人才领域,于1992年至1993年从清华、北大等全国名校招聘了120名大学生当“村长助理”,在那个本科生凤毛麟角的年代,让大学生当村官会不会浪费的争论也一度甚嚣尘上,钟华生自有见解,“‘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经过20多年的奋斗,120名“大学生村官”走了大半,剩下的20名已成长为金湾区的“脊梁”。（记者王晖辉）
■感言
“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
———钟华生 丛飞：只要你快乐,我就不辛苦
丛飞生前和他资助的孩子们在一起。
丛飞
丛飞,籍贯辽宁,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热心公益事业,一生共为社会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小时,捐助失学儿童183人。被查出身患胃癌晚期后,在生命弥留之际,还用自己的身体为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奉献:他捐献的眼角膜为4名眼疾患者送去了光明。2008年,当选“改革开放30周年感动广东人物”。
深圳特区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许多创富名人,深圳人不一定能记住,但能记住丛飞,因为丛飞用无私奉献的行动铸造了特区精神之魂。
丛飞去世后,有评论称,他的行为很好地回答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普通市民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大课题。受丛飞资助的贵州省织金县中学生王维珊在写给丛飞的信中说:“我从来不知道伟大可以这样具体,感动可以这样彻底,人生可以活得这样博大无私。”
丛飞是歌唱家郭颂先生的关门弟子,一直刻苦钻研小品、哑剧、口技、魔术、模仿等方面的技艺。刚到深圳的时候,他做过搬运工、洗碗工。曾经因为累得浑身发抖,晕倒在草地上,那时起就给自己改名叫“丛飞”,意思就是“从草丛中起飞”。
难忘的经历,让丛飞特别同情弱者,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他总想尽力去帮助。1994年,丛飞到四川成都参加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慈善义演,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全部的现金2400元放进了捐款箱。这件事使他体会到,自己也有能力改变那些穷孩子的命运。从此他立下誓言:要尽自己所能扶危济困,向社会奉献爱心!
丛飞回到深圳就加入了深圳义工联成为一名义工,经常进行公益演出活动,先后20多次到贵州、湖南、四川、山东等地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失学儿童筹集学费。每到一地,丛飞都要认领资助当地几个贫困学生,从1995年到身患癌症住院的前一年,丛飞资助的孩子已经有178名。
丛飞本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但丛飞没有享受过,他的家只有58平方米,非常俭朴。有时为了及时给山区的孩子们交学费,丛飞还向一些朋友借钱,前后共欠下了17万元的债务。2005年5月,丛飞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半年里,丛飞坚持参加各类慈善义演65场,捐款数万元。累计下来,丛飞的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个小时,无私捐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超过150人,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
■报道回顾
爱在丛飞
丛飞的追悼会,没有哀乐,只有丛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那首《愿你幸福》,一直在殡仪馆上空回响:我是你过河的桥,是你乘凉的树,是你风尘仆仆那间歇脚的屋。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圆上好梦,我就不辛苦。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如意,只要你回头一笑,我就很知足…… 吴立民：敢于挑刺的人大代表
2004年,吴立民拿着自己走访污染河流拍摄的照片质询政府相关部门。
吴立民
1983年转业到深圳,1988年底由一名普通工人破格调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从事信访工作18年,吴立民共接待上访群众20多万人次。从1993年起,吴立民先后多次当选为福田区、深圳市人大代表,累计提交议案和建议达320多件,是提交议案和建议最多的市人大代表。
“市民中心办公楼在评比中可能倒数第一。”2008年8月本报报道,在一次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建筑节能执法检查中,人大代表吴立民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建议,应该先对市民中心办公楼开刀进行节能改造,以做好表率作用。
这样直接批评政府部门的言论频频见诸媒体,被批评者的部门领导往往心惊胆战,群众则拍手称好。这就是吴立民的风格。“好话我不会说,因为‘做得好’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做不好’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吴立民说。
在履行市、区人大代表职责20年的时间里,吴立民情系民生,直言敢谏。他不屈不挠“三提水表议案”的故事,被深圳市民传为佳话。2000年之前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中有一条被群众称为“用水最低消费”的规定,吴立民连续3年提出取消“水表底度”收费的建议,然而每次的答复都是“暂不取消”。吴立民凭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拼劲,继续追问,终于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认定收取“水表底度”费是不合理的,并于2003年1月取消。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吴立民不仅敢于向政府部门开炮,还在18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接待了20多万人次的群众来访。有的群众想让他帮忙办事,就不断送钱给他,他一次次地拒绝,20多年来他拒收群众送来的钱物达40万元。
许多市民在媒体上看到吴立民,常常感叹:像吴立民这样的人大代表才是人民的好公仆。希望其他代表们也能够不受利益阻隔,敢言直言,反映群众心声。
■报道回顾
吴代表从来都是“大炮”
吴立民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先后就职于深圳市信访办、深圳市政府督查室,虽然是副处级干部,但在10年市人大代表的历程中,吴立民从来都是“大炮”。
农药超标、擅自加入添加剂、地下工厂猖獗、检测机构不健全……2005年,吴立民炮轰深圳食品安全,一口气数出深圳食品安全“五宗罪”。当年,吴立民的提案成为深圳市人大“一号提案”,由市政府办理了整整2年多时间,开启了深圳食品安全大整顿的序幕。
2006年后,人大取消提案,改为建议,吴立民5年间提交了200多条建议,堪称“高产代表”。他一度炮轰梅林关大拥堵、公务车私用、医院药品加成,以及人大代表开会看报、打瞌睡、聊天等,并屡屡给财政预算案“挑刺”。
对此,吴立民表示,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谁把你选出来,你就应该为谁服务。没有做到为老百姓鼓与呼是不称职的。每位代表、委员都应该敢于讲话、反映问题,应该做“炮手”,不要做“哑炮”。
09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