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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有庆:亚洲金融集团的掌舵人

    作为泰国华商巨富陈弼臣的第二代传人和亚洲金融集团的掌舵者,已年逾古稀的陈有庆与他的金融家族是岭南华侨创业史的一个缩影。他不仅书写了华人金融界的一大传奇,还以其特有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彻底颠覆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从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的“金融王国”,陈有庆的亲身经历就是岭南华侨创业史的一个缩影。   从23岁时便独自在香港打理家族的海外生意,到亲手缔造实力雄厚的亚洲金融集团,陈有庆认为,陈氏家族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   如今,如果在香港提起陈有庆,人们都会赞叹他,这不仅因为他显赫的商业职务和社会公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家,他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花在香港和国家公益事务上。   出身金融世家   陈有庆是第三代泰国华侨,其父陈弼臣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泰国盘古银行的创始人,至今他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仍追随着主要的家族基业定居于泰国。而作为第三代的长子,他这一生注定与故土中国有割不断的情缘。   1932年11月,陈有庆出生于广东潮阳。他的母亲在泰国怀上他时,坚持他是头胎,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种伟大的境界,于是只身乘船漂泊十数日回到中国。   1946年,父亲派人到家乡将陈有庆接到香港读书,1950年中学毕业后又把他接回泰国。此前的1944年,陈弼臣与朋友一起在泰国曼谷创办了盘古银行。如今,这家银行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在亚洲金融风暴前曾跻身世界五大最赚钱的银行之列。   彼时,父亲不让陈有庆进大学,而要他白天在下属的亚洲信托里从点钞、发存票、入账等基本功学起,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实习,晚上去进修会计及银行学课程。1953年,又将他送到美国纽约。沿袭在泰国的做法,陈有庆依然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青少年的勤勉与苦学,为他打下了人生的坚实基础。   父亲的做法让陈有庆深受其益,此后他也是照此培养自己的两个孩子。“父亲特意安排我们到外国读书,在国外公司打工,就是要我们学习知识,增长见闻,学成归来后再从基础开始接受培训。因为父亲觉得,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   1955年,23岁的陈有庆回到泰国,其父决定派他去香港开拓海外业务,做一般投资及经营从泰国进口的大米生意。“父亲眼界开阔,认为应该发展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是最好的中转站,从这里可以辐射世界各地。”   这也是陈有庆第一次离开父亲独自闯荡商界,成为其商旅生涯的真正发端。从那时开始,他在香港一呆就是50多年。刚开始他事事依赖父亲,很多大事都要和父亲商量。但父亲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从泰国到香港一回,当时通讯又极不发达。在此情形下,他渐渐学会了独立处理问题,学会自己决策。不久,就以香港为中心,把生意做到了日本、美国等国家。   1988年陈有庆的父亲辞世,在火葬仪式上,泰皇亲自点火,皇室成员前来悼念,泰国民众依依不舍,出殡队伍1万多人。权威刊物《世界财经杂志》曾评价他的父亲“推动了泰国经济10到15年的一个发展”。陈有庆说:“我们是典型的华侨家族,虽然几代人都生活在海外,但中国人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观却一直维系着家族和事业的延续。特别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等后辈产生了很大的榜样力量。他白手起家,重诚守信,拼搏进取,缔造了华人‘金融王国’——泰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打造保险航母   1946年,陈弼臣入股香港汕头商业银行,该行在1965年易名为香港商业银行,1959年,陈弼臣又在香港创办了亚洲保险,亚洲金融集团的雏形就此初步形成。1988年陈弼臣去世之后,其在泰国的盘古银行等主要家业由次子陈有汉继承,而在香港的事业则由长子陈有庆接掌。这种各自掌管自己所长地域生意,相互配合的家族经营方式,陈有庆如今也正在他两个儿子的身上实践,一个金融家族,正在进入有章可循的传承轨迹。   1990年10月,香港商业银行、亚洲保险等合并为亚洲金融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同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股东有Claremont Capital Holdings Ltd、盘古银行、日本爱和谊保险公司和日本财产保险公司。1995年,陈有庆将所辖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通通以“亚洲”这一名字开头,开始强调集团的整体性和全球化,特别凸显家族产业的整体性。   现今,亚洲金融集团的服务网络已遍布全亚洲地区。早在1991年,其旗下亚洲商业银行就在深圳开办分行,此后又在上海、沈阳设立了办事处,成为最早在内地开办业务的外资银行之一。   亚洲保险则在香港一般保险市场位列五强之一。其在2001年与香港本地金融机构成立了香港人寿,2005年与中国人保集团、盘古银行、日本住友生命保险联合组成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占股10%左右,并获准在中国大陆从事人寿保险服务,2007年还曾投资于东南亚最大的私营医院——泰国康民医院。2007年,标准普尔将对亚洲保险的财务实力评级和相对人信用评级提升至“A”。   陈有庆的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亚洲金融集团的资产总额在2005年一度近190亿港元,2007年骤降至73亿港元。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2006年5月,他将经营多年的亚洲商业银行股权作价45.8亿港元出售给马来西亚大众金融,套现资金投资保险及医疗服务。“出售亚银是我最难作出的决定,但明白到竞争的趋势,该放手时便须放手,于是忍痛割舍。”而自当年始,在以保险为核心业务的亚洲金融,陈有庆家族已连续增持股份至50%以上,牢牢掌控着这家保险航母。仅以此项粗略估算,其家族资产目前则至少在30亿港元以上。   信用相传 行事稳健   如果说岭南商人成功的重要谋略在于信用立市的话,陈有庆同样认为,他的家族从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代代相传的信条就是诚信和信誉,一个“信”字,撑起了他的家族事业。   谈及陈有庆在其经营事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险以及化险为夷的人生历程,要从1945年盘古银行创立说起。早在其父创办盘古银行之时,当时泰国的银行业基本由外资银行垄断,这些银行对贷款客户十分苛刻,要求开银行保证函,并收取100%的保证金,这对商家来说几乎无法接受。而陈弼臣认为不能光看资产损益,而要看对方的信誉,并一改行规,只收取一成保证金,甚至可以货到付款。于是大批客户投奔盘古银行,盘古的业务也越做越大。在其带动下,不少泰国银行也开始效仿这种做法。时至今日,泰国人还认为陈弼臣对泰国的经济及金融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没有抵押的,靠的就是一个信字。以前优秀的传统是重情守信,我的父亲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陈有庆说。他还在父亲的基础上扩展了“信”的概念,“银行业是服务公众的行业,银行的资金实际上是市民的钱,因此经营银行最重要的就是待客以诚,才能赢得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作为泰国最大商业银行的盘古银行也受到剧烈冲击,但凭借良好的信用,加上陈弼臣生前帮助过的诸多侨商的援手,最终渡过了困境。也正因为诚信,在香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陈有庆,拥有很好的口碑。今年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集团凭借一贯以来的谨慎投资的策略,从总体业务上并没有大的冲击。   “现在国际化了,生意大了,客户也多了,银行不可能对每个客户都了解,所以一定要科学管理。现在我们有信贷委员会、资信调查委员会和稽核委员会,对每家公司的年报、管理都非常重视,尽量避开贷款的风险。”虽说信字当头,但他的行事风格依旧稳健,“这些先进的现代做法虽跟传统不同,但诚信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原则。”   尽管自言“性格比较保守、内向,一般太冒险的生意不做”,但陈有庆也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商人,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生意状况不好,他就第一个在香港和东京开始与日本人合作买卖日本股票。   既采用较为传统的方法经营,又保持大胆的投资思路,在全权负责父亲交给他的生意后,父亲的影响也铸就了他随局而动的风格,历经风雨不倒。    破除“富不过三代”魔咒   “富不过三代”素来是困扰许多家族企业的魔咒,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而陈有庆及其家族完全颠覆了这句老话。从陈弼臣以降,其家族已历经三代,生意传承兴旺,陈氏金融集团在香港和东南亚都举足轻重。   陈有庆有5个弟弟1个妹妹,基本在家族机构内任职。其中,胞弟陈有汉现任盘古银行董事长,陈有汉的长子陈智深于1994年接任盘古银行总裁,次子陈智淦则是泰国著名青年企业家。陈有庆的两个儿子也已顺利接班,次子陈智思目前担任亚洲金融集团总裁和亚洲保险总裁,长子陈智文任集团执行董事。   与父亲当初培养他一样,陈有庆的继承者也走过了一段与他类似的求学、成长道路。他们长大后都被送到国外学习,然后去外国大公司打工,再回到自己家族的公司工作。   而作为陈氏家族最具政坛影响力的人物,自小罹患血管收缩症,先后进行过三次大型心脏手术的陈智思,1998年循香港立法会保险界功能组跻身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2004年获委任成为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8年1月当选为第十一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被传媒誉为香港“明日之星”。   陈智思还在1999年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被授予非官守太平绅士职衔,2006年获颁授金紫荆勋章。而陈有庆在此前的1985年亦曾获太平绅士职衔,2000年获金紫荆勋章。金紫荆勋章是香港特区政府颁予对社会有重大贡献或积极参与公共或志愿服务而得到极高评价的人士,一家能有两人先后获得该褒奖,足以让他感到莫大的荣光。   陈氏家族至今一直保持着很多中国的传统习惯。陈有庆一家三代人同住在一幢8层的大宅里,每年春节,他都会带着家人到泰国团聚。“我们家族大部分人在泰国,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有责任把家族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为侨资内投牵线搭桥   当第三代在家族中开始承担相当的重任,现时的陈有庆已淡出生意,将更多精力花在社会活动上。从1987年起,他就连续担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至2002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长期以来,香港中华总商会积极鼓励会员与内地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每年都组团到内地考察、访问。从1982年开始,商会为内地举办培训班,内地人员通过在港参观考察,同时听取专家、业者的讲课,增加对有关市场经济的了解,为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陈有庆更积极建言献策,反映港人意见和提出多项建设性的建议及提案。他与陈智思父子一直大力争取CEPA优惠,让香港注册的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内地市场,并积极游说内地开放容许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由于陈有庆的贡献甚丰,他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近半个世纪以来,陈有庆一直致力于加强与海外华商的联系,担当桥梁角色,为海外华侨华人经过香港、以香港为基地、到内地投资牵线搭桥。目前,他担任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联会于去年3月在香港成立。他表示,香港是全球侨商的桥头堡,侨胞大概有100多万,与海外和内地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为了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香港正面临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同时适逢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此时成立联会,是极好的时机。”去年1月,陈有庆还当选为中国侨联副主席,9月,又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   从小受到父亲陈弼臣等上一辈潮汕人对于故土的深厚情感的耳濡目染,陈有庆与陈有汉兄弟也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对家乡的教育事业牵挂在心。即便在公务繁忙之际,陈有庆等还是时常抽空回家乡汕头走走看看,并屡屡慷慨解囊捐款建设学校等公益事业。   如今,他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工作中。作为联会会长,他说,全球侨界的网络覆盖面十分广阔,香港是他们的主要枢纽。“我们就是桥头堡。”建立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宗旨就是为了联合全香港侨界同胞和海外侨胞,为香港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贡献力量。   梦想依旧在延续   在陈有庆的心里,梦想依旧在延续,他始终认为梦想从来是成功之本源,近在眼前。陈有庆一直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用“成功”二字来形容,无论做人做事,自己都是遵循父亲的教导,以诚为本,奉献关爱,半个多世纪以来,是诚信和务实使家族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平稳健康地跨越艰辛,取得今天的地位和业绩。   目前很多社会现象表明,在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同时,讲钱多了,讲文明少了,陈有庆对这种社会现象多有不满:“我希望我们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从教育、文化、家庭、社会不同层面和角度宣传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   无论是日常的公益善事还是非常时期的赈灾救灾,无论是华东水灾、印度尼西亚海啸、汶川大地震,还是台湾水灾等等,在香港的各类捐助活动中,人们总能看到陈有庆的身影,都能看到陈有庆所服务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潮州商会、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活动。陈有庆说,“广大的爱国爱港人士,出钱出力,大家都希望为社会、国家、同胞多做事情。在这些活动中,我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和统筹的角色,和大家一起参与而已。”而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和我的家族成员,都十分乐意将来自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回报社会,为需要的人士奉献我们的爱心,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年过古稀的陈有庆不太愿意谈自己,他似乎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人,儿子、侄子、弟弟、太太。他说,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人,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家人。他把自己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与梦想,用心地移交给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他的爱与心情都与家人的喜怒哀乐紧紧相连。    陈有庆一直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用“成功”二字来形容,无论做人做事,自己都是遵循父亲的教导,以诚为本,奉献关爱,半个多世纪以来,是诚信和务实使家族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平稳健康地跨越艰辛,取得今天的地位和业绩。    □陈有庆大事年表   1932年:出生于广东潮阳。   1950年:在香港读了四年中学,后被父亲接到泰国念书。   1953年:在纽约银行学院学习经济学。   1955年:回到香港,在其父开办的香港商业银行任职员。   1965年:任香港商业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董事会主席,还担任香港亚洲金融集团主席、香泰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亚洲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务董事会主席、廖创兴银行有限公司董事。   1984年:获泰皇颁授三等白象勋章。   1985年:获任香港非官守太平绅士,其家族拥有财富逾80亿港元。   2000年:获颁香港金紫荆星章。   2004年:获泰皇御赐皇冠二等勋章。

    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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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点全球90岁以上的亿万富翁 老当益壮仍驰骋商场

    他们不但是寿星,更是财神,90几岁高龄的他们仍然驰骋在商场,扮演着另世人仰慕的决策者 究竟为什么已经92岁的西德尼·哈曼(Sidney Harman)要尝试拯救濒死的《新闻周刊》?他面无表情的回答:“因为我应该停止浪费我的青春。”这位美国电子设备巨擘继续补充道:“我希望这能够成为 我在新闻业、商业以及技术方面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包括他支付给华尔街日报集团的资金以及如何重新定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新闻周刊》。 人们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福布斯的亿万富翁榜上列出了年过耄耋之年的富翁,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老当益壮的风采。 卡尔·阿布瑞克特(Karl Albrecht) 年龄:90岁 资产:235亿美元 他是折扣超市巨头Aldi Sud的拥有者。Aldi Sud是德国乃至欧洲最主要的食品供应商之一,在美国29个州开设了1,000家分店,公司销售额约为370亿美元左右,今年计划开设纽约分店。 安妮·考克斯·钱伯斯(Anne Cox Chambers) 年龄:90岁 资产:100亿美元 她继承了媒体巨头考克斯公司(Cox Enterprises)。该公司拥有报纸、电视、电台和有线营运商考克斯通信公司(Cox Communications)。 莱曼·拉吉(Sulaiman Al Rajhi) 年龄:90岁 资产:65亿美元 他是沙特拉吉银行大股东,长期担任银行总裁。沙特拉吉银行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 弗雷德瑞克·梅杰(Frederik G.H. Meijer) 年龄:90岁 资产:50亿美元 他和其父共同开创美国“大型商店”一站式购物超市。在全美5个州拥有180多家梅杰分店。去年出版了回忆录《他生命里的故事》。 卡尔·林德纳(Carl Lindner Jr.) 年龄:91岁 资产:17亿美元 1940年,靠着和两位兄弟及妹妹借的1,200美元,开设了一家冰淇淋店。如今,联合奶农连锁公司 (United Dairy Farmers)在美国中西部拥有近200家分店。1959年,林德纳开始投资储蓄与贷款业务,在1971年又投资保险业。1984年,他通过美国金融集 团(American Financial Group)收购了奇基塔公司(Chiquita Brands),在2001年他又经营了一家香蕉公司。此外,他还握有辛辛那提红人棒球队20%的股份。 威廉·蒙克里夫(William Moncrief Jr.) 年龄:90岁 资产:11亿美元 在他10岁时,便和从事投机业的父亲蒙蒂·蒙克里夫(W.A. (Monty) Moncrief Sr)首次进入能源业。他亲眼目睹了父亲在得克萨斯东部发现储量为60亿桶的油田的重大时刻。1939年,他曾想成为高尔夫球选手而放弃学业,但他的父亲 阻止了他的这种想法。他在得克萨斯州大学学习石油工程,二战时加入海军,后来进入父亲创办的蒙克里夫石油公司工作。他收购了怀俄明州Madden Deep 1/3的天然气田,这至今仍是该公司最大宗资产。他还拥有2万英亩巴尼特页岩。 亨利·希尔曼(Henry Hillman) 年龄:91岁 资产:22亿美元 亨利·希尔曼是钢铁业大亨约翰·希尔曼(John Hillman Jr.)的孙子,拥有匹兹堡焦炭化学公司(Pittsburgh Coke &Chemical)。他通过希尔曼公司将家庭财富进行多元化投资,涉足房地产、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等行业,是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和杠杆收购领域巨头科尔伯格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的早期投资人,与他人共同拥有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PPG Place房地产项目。他还是位慈善家,通过各个家庭基金向匹兹堡大学提供资金用于癌症研究。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认为:“鲸鱼只有在跃出水面的时候才会遭 到鱼叉的袭击。” 卡尔·拉斯切克(Karl Wlaschek) 年龄:92岁 资产:44亿美元 拉斯切克是澳大利亚零售[2.65 1.92%]连锁店Billa的创始人,1996年,他将其出售给德国REWE集团。后期,拉斯切克开始投资澳大利亚房地产,目前,他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房地产拥有者之一,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私人房地产拥有者。 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年龄:93岁 资产:18亿美元 平民出身的安德森是理发师之子。安德森生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孩童时期卖过爆米花,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半工半 读的他,以优等成绩从学校毕业 ,后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二战时期,他曾在海军服役。战后,他获得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法律学士学 位,于1953年创办了自己的法律公司。3年后,他开创埃 斯饮料公司(Ace Beverage Co.),获得百威啤酒洛杉矶地区独家代理权。后来,他通过托帕证券公司涉足房地产、保险业、汽车经销和农业。他拥有的房产包括加州、夏威夷和美 属维尔京 群岛的多个商厦。他从未将年龄视作一种障碍,并表示自己永远不会退休。 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年龄:95岁 资产:22亿美元 洛克菲勒这一姓氏赋予他财富、地位以及责任。他是石油大王约翰·大卫·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孙子,目前他正努力捐赠其财富,主要的捐赠对象包括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洛克菲勒大学、哈佛大学、美洲协会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约翰·克鲁吉(John Kluge) 年龄:96岁 资产:65亿美元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克鲁吉是德国移民,他靠电视产业起家,1946年,他创办了第一家广播电台,随后发展成为Metromedia公司,该公司包括众多的广播资产,以及无线通信网络。克鲁尼通过分拆出售电视及广播资产获得巨大收益。 沃尔特·赫夫内尔(Walter Haefner) 年龄:99岁 资产:33亿美元 近一百岁高龄的赫夫内尔,是IT软件制造商CA(前冠群公司)最大的股东,AMAG公司(Automobil-und Motoren AG)的拥有者。AMAG公司是瑞士主要的汽车进口商,瑞士的大众、西亚特、斯柯达和奥迪等主要汽车品牌都经由AMAG进口。此外,他在爱尔兰的 Moyglare马场拥有100匹马,马匹的名字都很奇怪,包括Simple Exchange(简单交易)和Media Puzzle(媒体难题)等。

    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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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郎咸平:买楼不买股

    海归大教授郎咸平敢怒敢言,好几年来,在内地风光无限,举手投足,引来无数媒体追逐,多番言行,也引来同行或大骂或击节赞赏,总之就是热闹。 这么多年来,郎教授一直不炒股票不买基金,按照他的说法是“连花旗银行的企业管治都有问题,我这个自己做大企业侵害中小股东研究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害怕吗?”所以他对投资一概敬而远之,宁愿把钱存银行。 2004年在深圳,郎咸平订购过一个香蜜湖附近的项目,一度想安家于此,后来他觉得在内地,还是中心城市好,于是又退掉了。当时的购买价格大约是每平方米一万二,现在,该处的价格在每平方米三万元了。 郎咸平一度也想在北京置业,但是他很快发现,每个月在北京居住没有几天,与其空着房子等自己来住,不如每次抵京租酒店。他的想法很务实,北京很大,他来北京如果在西边讲课,再回到东边来居住,路途时间花费起来不划算。实际上,他到北京讲课,大都是一天六七个小时,再加上各方友好的饭局,到家也都是午夜时分,倒头便睡。本来,也有人建议他买一个精装修的物业,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租出去能够有七八千元一个月。可是郎咸平自嘲道:我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做房东还要催租管修水电什么的,实在太不适合,这个钱,不赚也罢。 当然,郎咸平也有地产投资很成功的时候。那就是在2000年初,香港地产市道低迷,他买入了尖沙咀机场铁路旁边的超高层项目擎天半岛那个160平方米的单位。有趣的是,这个项目后来价值攀升,让按揭购买的郎教授这笔投资回报丰厚,以首期投入计算超过百分之一百绰绰有余。这倒是再次证明,在香港靠“砖头”(香港俗语对房产的代称)赚钱,分分钟比起靠“人头”(智力)收益强啊。 ——摘自陆新之《有钱好好用》

    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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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仑对话80后:从长远看 你们一生不会缺房子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7时37分报道,王石、潘石屹、冯仑和任志强被称为地产界的四位大佬,其中的万通地产(600246,股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被誉为地产界的思想家,不过,他的公众形象却有点紊乱,并且经常语出惊人,例如在老部下潘石屹的眼里,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没有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但是,冯仑的畅销书《野蛮生长》,却在80后群体中拥有相当的知名度。 冯仑的畅销书《野蛮生长》   昨天,冯仑变身青年导师,对话已近而立之年的80后。他会如何给八零后定位,如何化解他们购房、结婚、生子的压力,他的观点能否能得到80后的认同呢?中国之声记者季苏平为我们记录了这场对话:   季苏平: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匆匆赶到了节目录制现场,白色衬衣、黑边眼镜、精神奕奕,不失成功人士的做派,坐下来一开口,记者立刻发现他是个非常善谈的人。2010年已过大半,这就意味着大部分1980年出生的孩子已经30岁了,80后也已到而立之年,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冯仑非常羡慕80后独立的个性,表达自己的勇气以及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但是他认为,80后要想真正成为一代栋梁,还需要更多的磨炼。   冯仑:我说有四堂课你经历过以后,你会变得更成熟。比如我说坐牢一年无罪知道什么叫是非,离异无子女知道什么叫爱恨,癌症误诊知道什么叫生死,非典疑似知道什么叫委屈……经历的痛苦越多就变得睿智、宽容、幽默、坚强而且勇敢,你得经历这么多事,你才能把勇敢和宽容、幽默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你要去磨炼,所以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能做到把丧事当喜事办。很多男孩子不敢面对这些问题,实际上你现在躲避了,后半辈子还得面对;你前半辈子舒服了,后半辈子就痛苦。   在冯仑的畅销书《野蛮生长》中,他对男人、女人、金钱、投资、创业的论述吸引了大批80后的关注。在80后迅速成长的时候,他们发现有70后、60后、甚者50后压在前面,未来看似毫无希望。冯仑用了前浪与后浪的关系来化解这一矛盾:   冯仑:得有自信!你在职场、在工作当中找到具体的一个人生方向,去努力工作。至于是几零后都不重要。过去有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摔在沙滩上。我现在听见很多40后、50后都在感叹“自己都在沙滩上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有办法不被摔在沙滩上、转为后浪,你把你的价值观、心态、做事方法、心智模式调在90后,你一下就在80后面。你自己不能甘于自己在前浪,最后就摔在沙滩上,就像70后就在这儿待着,很快也摔沙滩上,也不叫优势,那也叫弱势。现在的80后,如果不努力、待在那儿,本身就在沙滩上,根本还不是浪呢,就已经死亡了。 不过,冯仑也承认,理想和现实之间确实存在差距。父母常常对我们说人要诚实、守信、忠厚、老实。然而当我们走向社会后,我们发现某些偷奸耍滑的人似乎走得更快、更远。冯仑说,诚实、守信这些最基本的品质是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去饯行的。在漫漫人生路上,只有当你走到人生终点时才发现爸妈的话是对的。人生如此、做企业依然如此:   冯仑:我们做企业的时候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公司,每天也面临做不做坏事(的问题)?看人家做坏事,比如赖帐,欠了一笔钱像切豆腐一样,想办法用交易的手段切掉;我看别人当时就买了奔驰、住了豪宅,我们还在这儿还债呢。后来我们就扛住(不做“坏事”),结果那些干完这个“坏事”的,银行、朋友没有再会找他的,但我们就是还,坚决还,坚持、坚持,坚持到现在,我们也快更年期了,但是公司现在进入一个很良好的状态。     80后常常抱怨自己是压力最大的一代:上大学要交费、工作还不包分配、住房也要靠自己。那么80后到底什么时候才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冯仑此时抛出了一句惊人之语:   冯仑:第一,你们上边几代人都有房子,他们没了的时候房子都出来了,因为是独生子女,那时候你们房子有富余,只是说那时候房价维持不了现在这样,没准房子富余了,反而落降了,所以从长远来看,你这一生不会缺房子。   在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为27岁,对于这个数字的评论,冯仑又语出惊人:   冯仑:25岁到35岁是最好的创业、创造、创新的一个年龄,而这个年龄要流动,如果你背着个房子你怎么流动?如果我们25岁结婚的时候给你个房,给你房,你基本上要被拴十年,因为你要还钱,产权也不能够自由,你就不流动了,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从北京到上海,你可能就不想去了。   作为一个地产大鳄,冯仑的经商体验和人生阅历足以让80后门学习和集成他的体会,但对于眼下房子这个最大的话题,他的理论恐怕难以得到青年们的认可。  

    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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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30年杰出人物:马化腾上榜

        在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9月2日公布 “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评选结果,包括10名杰出创业人物、10名杰出创新人物以及10杰出模范人物(详见附表)。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名列榜首,王石、马明哲、马化腾、王传福等均上榜,同日评出的还有30位优秀人物。     300候选人精选而出    在10名杰出创新人物中,腾讯公司执行董事长、董事会主席兼首席运行官马化腾名列第1位,此外,还有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招商银行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政官马蔚华,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列入选。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运行官徐少春则在10名优秀创业人物之列。    据介绍,评选活动自5月起启动,经过了群众「海推」候选人提名300多个人选,最后经过群众以及专家评审组投票遴选选出杰出人物及优秀人物各30人。评选人物既有特区成立早期的拓荒牛,也有近几年才发展壮大的创业者,界别分布十分广泛,有港商、本地居民、海归人才、工程兵、义工等;涉及职业有社区干部、企业家、公务员、政法干警、医生、两院院士、运动员、新闻记者、艺术家等。     百件大事今揭盅    评选活动全程共收到网络投票950.5万张,纸质投票176.7万张,手机投票2.8万张,总投票数达1,130多万张,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投票选举活动。    此外,深圳经济特区30年100件大事评选也将于明天揭晓。    10大杰出创新人物  马化腾 腾讯公司执行董事长、董事会主席兼首席运行官  侯为贵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马蔚华 招商银行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运行官  牛憨笨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志列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开儒 著名词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梁光伟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杨焕明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国顺 深圳市朗科科技(Netac)有限公司董事长   10大杰出创业人物  袁 庚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创始人  任正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张伟基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原党支部书记  马明哲 中国平保董事长、首席运行官  缪寿良 深圳市富源集团董事长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骆锦星 深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马福元 深圳市赛格集团原董事长  丁 凯(女) 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高云峰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大杰出模范人物  吴立民 深圳市政府督察室调研员  丛 飞 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原团长(离世)  郭春园 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原名誉院长(离世)  陈观玉(女) 深圳市沙头角水产公司退休职工  徐 华(女) 深圳特区报徐华工作室主任  郑卫宁 深圳市残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绮红(女) 深圳市体工大队训练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但昭义 深圳艺术学校教授  黄联明 深圳市公安局李朗派出所原所长(离世)  林华锋 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司令部轮训队班长  

    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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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远志:写字画画养“狗狗”安享晚年

        “五大书记”任弼时女儿任远志,北京羊坊店西路军事博物馆宿舍,一套显得有些陈旧的民居里布满了书画,还不时窜出来一两只宠物狗,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和保姆平静地生活在这里。这是北京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普通到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是建国初期“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女儿的家。国庆前夕的一个下午,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就是在这套外墙皮甚至有些脱落的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写字画画安享晚年     老人反复给记者说,近些日子腿脚不似以前灵便了,大脑的记忆也大不如前,原因是不久前不小心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老人说,摔跤前自己还常在家里写写字、练练画,摔了以后就很难站着写字画画了,以前走路不用拄拐杖,现在没有拐杖即使在家里行动起来也非常困难。记者采访时常常在说到某个细节的时候,老人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敲敲自己的头,不无遗憾地说:“这以前还记得,怎么摔一跤就全忘了呢?”     任远志自1992年从军事博物馆离休后便参加了总政的老年学院,在那里学画画学写字。老人说,“文革”期间她被以“特务”的罪名投入监狱长达5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获得自由,但真正获得资格在老年学院学习则是离休后的事儿了。如今任远志淡定平静,和老伴一起过着看书读报画画的晚年生活,老俩口甚至对饲养宠物狗颇有兴趣,在与记者交谈的时候,任远志常不忘间或地唤一声“狗狗”的名字,和谐而温馨。     说起自己的家事,任远志显得很满意。1949年,任远志随学校从延安背着背包走进北京,上了北师大女附中,后来上了北京师范学校。1952年便参加了工作,先是在国家轻工业部任部长秘书,1965年第二次参军(1946年在野战医院参过军),后来到了军事博物馆工作。任远志的爱人白老是河北张家口人,以前在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记录了大量反映将帅风采和部队作战训练的珍贵镜头。白老身体硬朗,对前来采访的本报记者说:“我可是你们的同行呢。朝鲜战争的时候我可是最前沿的战地记者,当时彭老总说我‘小白,你厉害!你叫金日成站在哪个位置拍照他就得听。我们可不行’。”言语中,白老对当年驰骋疆场的岁月充满了怀恋。1954年11月,任远志的女儿出生了。3年后,又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后来都参军了,女儿在陆军,儿子在空军。     近八旬的任远志如今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缠身,让她常常感到头晕目眩。姐妹们聚会时说,妹妹们都很羡慕大姐,说大姐最了解父亲,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而事实上,任远志与父亲相聚的时间也不过4年零3个月零16天。    监狱5年坚强度过     任远志是1968年被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关了将近5年,受尽了折磨和歧视,后来下放到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当时虽然和丈夫同被关押在一座山上,但始终未得见面。在狱中,任远志被单独关在一间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的牢房里。每天晚饭后,她便在门后墙角画上一道,用密密麻麻的“正”字记录下被监禁的天数。她说自己每当端起饭碗,就想到两个孩子在流浪。当时女儿只有13岁,儿子才上二年级。专案组的人想让她“畏罪自杀”,有意让她打扫装有敌敌畏等有毒物品的仓库。     1972年任远志被释放,最后的定论是:查无实据。 老人说,那时候她已经由山西回到北京。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给父亲扫墓,没有想到第一次清明去扫墓的时候,刚到八宝山,一走到门口,就碰到弟弟任远远了。弟弟当时留着小胡子,戴着黑边眼镜,留一个小分头,像极了爸爸。当时任远志远一望去觉得奇怪:“哎哟,我爸爸怎么又活了?”直到弟弟唤一声“大姐姐”,任远志才醒悟过来。     15年没叫过爸爸妈妈     任远志说,她是1931年出生的,那时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父亲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工作,后来调往闽西苏区。父亲要走的时候,妈妈正好“大肚子”,当时南下路途艰苦。父亲只好一个人先走,爸爸当时对妈妈说,琮英啊,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孩子生出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他(她)远志好了,希望他(她)有一个远大的志向。 父亲刚走7天,母亲就生我了。出生后不到100天,任远志就和妈妈一起坐进了国民党的监狱。经过组织营救后,妈妈把任远志放回到了湖南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15年。     任远志给记者讲述了当年离开家乡寻找父亲的经历。1946年的一天晚上,突然来人把任远志和妹妹用滑竿抬的那种轿子弄走了,说要带他们去找爸爸妈妈。后来经过长沙、武汉,到了南京,在南京时任远志问一个阿姨,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阿姨告诉任远志,所有的女同志里面,最矮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妈妈,叫她没错。阿姨还说,你父亲留着两撇胡子,戴一个黑圈的眼镜,手里拿一个拐杖,遇到这样的老头你叫爸爸就没错。小远志心里记住了。     到了延安,任远志很远就看见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同志在飞机场那里等着——那肯定是妈妈了,可怎么也张不了口。妈妈抚摸着小远志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可惜,爸爸当时有紧急任务没有到机场接15年没见面的“大女儿”。     小远志跟妈妈坐小吉普车回去。车走到延安唯一的一条街——新市场街时,对面来了个中吉普。车一停下来,吉普车上就下来一个老头,黑胡子,拄个拐棍,戴着黑边眼镜。妈妈指着那个人说:“快去,快去,那是你爸爸,你去叫他吧。”远志跑过去搂着爸爸可一句话也没说。爸爸抚摸着远志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好!     那一天,远志晚上才到宿舍。第二天要照相,远志穿上武汉曾宪植阿姨送的衣服,戴上到延安后妈妈送的那块手表。因为一直没戴过手表,照相时小远志有意把手上的手表露出来,本来手应该放到爸爸后边一点,但远志却使劲往外伸,就是想把手表露出来。     说父母     感情深厚有点“酸”     任远志说,父母很小就认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后来父亲16岁就到苏联学习,后来回到上海当大学教授。老家当时完全靠爷爷教书来维持生活,家里是比较苦的。后来父亲上学有困难,母亲就用织袜子赚下的一点点工资,支持父亲上学。父亲一直很感谢母亲。     任远志说:“我觉得父亲和母亲之间特酸,我妈叫陈琮英,我爸写信抬头就写“英”或者“亲爱的英”,反正两人关系特好”。 1931年后母亲从上海追随父亲去了中央苏区,后来参加了长征,伴随父亲转战南北,他们既是感情深厚的伴侣,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任远志清楚地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很晚了,父亲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这时候,母亲端着一小碗稀饭送给父亲吃。当时很晚了,任远志觉得很奇怪,就跟在后头。母亲对父亲说,挺晚了,你喝一点稀饭吧,我怕你肚子饿。后来又怕他冷,就拿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父亲很客气的,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还不停地拍母亲的手。     任远志说,1950年父亲生病以后到苏联去养病,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给妈妈写信,也给我们写信。给我们的信里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星期天一定要回去陪妈妈,生怕妈妈受委屈了。     毛主席为我题“光明在前”     解放前,在陕北一个叫王家湾的小村庄,任远志和妹妹与爸爸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左右。任远志和妹妹与爸爸在一个窑洞里住,进去房中一个炕,是周恩来住的,这边一个门进去是另外一个房间,是毛泽东住的。父亲在右边洞里炕上住,远志和妹妹在炕后边的粮洞里睡。     那时的炕家家户户都有虱子,有臭虫,任远志和妹妹都染上了虱子,浑身都是。任远志就把被子拆了,到河沟里去洗。3月的河沟冰冷冰冷的,洗完了以后就发高烧。爸爸便在脸盆里装一盆水,一边办公,一边弄个毛巾来给小远志敷头降温,然后有什么事就去跟毛伯伯商量。周伯伯看爸爸这么辛苦,也跑过来把毛巾放在水里头攥一攥,也拧一把,说“大女儿你好一点了吧”?那时那儿的蚊子苍蝇特多,周伯伯给蚊子起了个名字叫“飞机”,说臭虫是“坦克”。     不到一个月后,大部队要转移,远志必须离开爸爸和毛伯伯他们,有点舍不得。那天,任远志拿着个小本子跑到毛伯伯跟前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吧,我要过河了。”毛伯伯说:“啊,你要走了?”任远志说:“是,爸爸说你们很忙,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添麻烦,我病了,你们都为我操心,我要走了。”毛伯伯就摸着任远志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走了,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一下,然后拿他的笔在的小本上写下“光明在前”——这幅字至今珍藏在军事博物馆。     父亲临终使劲拉着女儿的手     任远志记得,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是躺在吉普车上进北平的。后来因为忙着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我父亲累得出现了昏迷的症状。10月1日,父亲并没有出席开国大典,只能躺在北京玉泉山疗养所的病床上收听广播。     当时父亲从苏联养病回来后,自己觉得身体情况不错,主动给中央写信要求工作。毛主席见他心情急切,特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可是,父亲一投入工作,就全神贯注,忘记了病情。     父亲病情复发的那一天是1950年10月25日。当时朝鲜发生战争,党中央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一连开了三天会。24日晚上,父亲还在看朝鲜地图,看得很晚,而且自己把日历翻到了25日那一天。随后,自己就上床了,躺下去就再没起来…… 当任远志赶到已经半身瘫痪不会说话的父亲身边时,父亲知道她回来了,使劲抓住任远志的手,眼睛看着“大女儿”……     父亲病危时刻,毛主席来了、周总理来了、少奇同志来了。当朱德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刚走到父亲的床头,就大声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来了!”迷了好几天的父亲,这时“嗵”一下就坐起来了,伸出手想握总司令的手。但坐起来就倒下了,再也没醒来。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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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燕: 到崇山峻岭去寻觅父辈曾经的足迹

        邓小燕——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女儿。邓小燕有个心愿,就是在今年国庆前后能有机会远赴江西崇义的崇山峻岭中,寻觅父亲邓子恢当年曾经战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之地。当听说在那一片大山中父亲当年战斗过的一些地方可能已经被后来修建的水库所淹没时,邓小燕不无遗憾但态度坚定——如果在时间上可以安排得过来,国庆前后还是想到崇义去,毕竟那儿是父亲曾经战斗并光荣入党的地方。国庆前夕的一个下午,邓小燕在位于北京万寿路一个大院的家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旧对父亲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一生充满着深深的敬意。     谈自己     寻访父辈曾经的足迹     退休后的邓小燕生活淡泊宁静,时常回忆起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母亲给自己讲起的故事。邓小燕说,退休后自己身体条件还不错,决定把父亲生前的一些没有来得及整理的东西整理出来,把老人家一些闪烁着智慧的思想精髓传承下去;同时到父亲和母亲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追寻父辈们当年的生活足迹。     两年前,邓小燕回到自己的老家闽西老区,在永定与新罗交界的石门炉,冒着烈日酷暑,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寻找到当年父亲和战友们住过的山寮和崎岖山路边曾经为游击队员提供食粮的杨梅树。在闽西连绵起伏的群山上茂盛的林间,当地人告诉邓小燕,山寮,其实就是竹子搭的棚。父亲当年和战友们在山上找一块地势稍平的地方,将劈开的毛竹搭成棚,把竹片拼在,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床。这种“山寮”四面透风,遇上大雨大风,跟露天没什么区别。三年游击战争中,这种竹寮成为游击战士们宿营栖身之地。     安徽淮安,是当年无数革命先辈经过浴血奋战后建立统辖苏、皖、豫73个县的苏皖边区政府的地方。60多年后,邓小燕来到这里,面对父母曾经战斗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深情地说,“爸爸妈妈一直对老区人民怀有特殊的感情,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是一条充满感情的路,七十多年前走在这条路上的是正值当年的父辈,那时的路是如此的崎岖他们的步履是如此的蹒跚,如今路拓宽了,但父辈的足迹依然清晰,路旁的山峦更加翠绿。    副总理女儿拾马粪耕菜园     1952年,邓小燕出生后一直跟母亲住在一起,与父亲住的办公室隔着一个卫生间,父亲当时忙于工作,很少有机会和母亲一起享天伦之乐。尽管当时父亲身居高位,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儿时的邓小燕很少有机会穿新衣服,常常穿在身上衣服都是打过“补钉”的。有一次,家里人一起照相,可邓小燕当时穿的衣服上有好几块“补钉”,为了使相照得更漂亮,小燕只好把衣服翻过来穿。邓小燕说,父亲当时在生活上对他们兄弟姐妹要求都很严,常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不要在生活上有太高的要求。     当时邓子恢一家住在北京阜成路61号,院子里有一块空地,夫人便把它开发出来做了菜地。由于当时阜成路一带离市区较远,常常有马匹出入,邓小燕还不时和伙伴们到马路上拾一些马粪弄到自己院子的菜地里当农家肥。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邓小燕回忆起当时快乐朴实的童年生活依旧充满了留恋。童年时代的快乐离不开父亲宽阔的胸怀。邓小燕说,儿时电视机还是很稀缺的,家里有了一台电视机后便成了左邻右舍伙伴们的乐园,每天天一黑伙伴们便纷纷涌来看电视,父亲不但不反对还一一询问孩子们的家里和学习情况,孩子对眼前的“大官”也毫不拘束。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已经退休的当年伙伴遇见邓小燕还不忘说上一句,“我那时候老上你家看电视呀!”     1965年,邓小燕到北师大女附上初中,一年后“文革”爆发,学便上不成了。1969年,邓小燕“上山下乡”到第一棉纺厂当工人,之后便参军到了部队,先在二炮河南某基地医院做护理员,后来考入广州第一军医大学,1987年从部队转业到国家审计署医务室,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自己的身世,邓小燕坦荡地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也从来不以父亲的名义谋取自己的私利,甚至在兄弟姐妹中没有人经商。邓小燕说,几十年来兄弟姐妹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主要受益于父亲的教诲。她清楚地记得,2005年母亲去世前对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的临终嘱咐——“踏踏实实地做事”。     谈父亲     田间地头数谷穗     “父亲是我最佩服的人,他处顺境而不骄矜,处逆境而不消沉。”邓小燕说,父亲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常深入到农村考察,深入田间地头,往往蹲在田头取一株稻穗数一数有多少粒稻,根据行距、株距,还能马上准确地计算出亩产。他还熟知农历节气,哪个节气种什么作物,南方和北方如何掌握,并能对答如流地同群众交谈。     邓小燕说,父亲生前曾多次回闽西老家调查研究,每次下到农村基层一定要到农民家里到田间地头去,而且常常是独自前往,少有随从陪伴。三年困难时期,邓子恢回到老家,看到乡亲们吃不饱人人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他深感歉疚地对老乡们说,革命成功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吃不饱,我们对不起大家!     “父亲一生坚持真理,笃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邓小燕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子恢率先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改原则,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分田办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土改中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又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稳步前进、循序渐进。为了推行责任制,他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直言上书,为此遭受批判,直至蒙受不白之冤。     同甘共苦与人民情同手足     在万寿路大院里,至今传颂着一个故事:1969年,“文革”之风正盛,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靠边站”,机关里的人都要去“五七”干校,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家,奔赴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就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一时间,孩子们失去了笑声,同事们愁云满布。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临行前,年过七旬已经被撤职的邓子恢派夫人顶着寒风,挨家挨户家去送行,看望每一个即将离京、朝夕相处同甘苦且始终支持自己丈夫的部下,送上充满温暖和亲情的问候。     一年秋天,邓小燕来到洪泽湖畔,这里是父亲抗战时期居住最长时间的地方。望着碧波荡漾的湖面,他不禁想起父亲在这里的一个故事。1941年深秋,天气已经很凉了,由于供给困难,部队尚未穿上冬装。父亲一行从高梁涧登船,到湖对岸的新开辟的解放区视察工作。在船上,父亲看船夫一家只有一条裤子,出来时穿上,回到船上就只能躲进舱内,一家几口人冻得瑟瑟发抖。见到这样的情景,父亲不顾湖上刺骨的寒风,把自己仅有的两条裤子脱下一条,给了船夫的孩子,又让警卫员去买了一些东西,给饿得哇哇哭喊的孩子们吃。感激的船夫要给父亲跪拜以示谢意。     谈父女感情     护犊情深     “父亲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尤其善于计算。他听下属汇报工作涉及数字时,都要当场核算一遍,看看是否准确。他心算自如,,令人叹服。” 邓小燕回忆说,自己上小学时,对珠算课一知半解。有一天父亲问她:“你会打算盘吗?”小燕嗫嚅了半天,没说话。父亲拿过算盘,手法熟练地打了起来,而后语重心长地说:“学任何知识都要认真,只要用心就能学好珠算,以后肯定用得上。”多年以后,邓小燕才知道父亲当时已经被批判并撤职,如今品味父亲当时的话语不免心酸。     邓小燕说,小时侯自己身体不太好,常常生病,有时还发高烧,父母亲忙于工作,常由管理员老刘叔叔照顾。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66年底,“大串联”回京不久,邓小燕被传染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各项指标超高,被送进北京医院传染科。不知过了几天,昏昏沉沉的邓小燕听到耳边有人在叫:“小燕,你爸爸来看你了!”邓小燕睁开眼睛,果然看到父亲在床边站着,脸上布满关切,似乎还有一丝忧郁。邓小燕兴奋地望着父亲,向他伸出手去,父亲微笑着抚摸着女儿的头,又拍拍女儿的手,掏出自己的手帕为女儿擦泪,嘱咐道:“不要怕,会好的!”还问女儿饭菜是否可口,打针有没有哭。这时护士搬来一把椅子说:“首长请坐,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早点离开。”在邓小燕的记忆里,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看望,以后再也没有等到父亲的到来,直到出院后邓小燕才知道,在去医院看自己后的第三天,父亲就被揪到农大批斗了。     人物档案:邓子恢,1896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镇龙泉乡龙泉村,是我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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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昊苏:羡慕老百姓在公园大唱红色歌曲

        北京晴好的早上,位于台基厂大街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绿树成荫,芳草芬菲,红砖主楼古朴而雅致,这里原是接待外宾的所在。在欧式的会客室白漆门旁边,陈昊苏在接待本报记者时执意侧身礼让的一幕,让人看到一位长者的亲切和一位外交官的素养。     作为开国元帅陈毅的长子,陈昊苏不太喜欢用“子承父业”谈自己,然而在67年的光阴里,陈昊苏循着父亲的足迹,读工科,参军,从政,从事外交。甚至,他也和父亲一样善于以诗抒怀,以诗铭志,至今已出版多本诗集。     年过六旬的陈会长和蔼健谈,更有一份率真之气,全无一些官员的腔调作派。他向本报记者深切回忆父亲为建立光明的新中国立下的不可磨灭功勋,畅谈他本人继承父志,为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和平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     时代的巨大变革,与两代人在60年间的卓绝努力息息相关。     7岁写诗赠父绽露诗歌天赋     陈昊苏的名字是父亲因其出生地而取的,“苏”即苏北红色根据地,“昊”有浩大的意思,也意指夏天。60年前,陈昊苏还是一个7岁的小学生。这年仲春,他给正在率部进击上海的父亲写信,信中附了一首诗:“嘻嘻哈哈笑呵呵,快快活活扭秧歌,妈妈身体很健康,爸爸前方打胜仗。打垮了反动派,一家大小团圆过,你说快乐不快乐?”这首打油诗至今回想起来,陈昊苏自觉可能是大人教孩子唱的儿歌。     陈昊苏的诗歌天赋由此绽露头角,至今每次出国他总会在父亲曾经走过的地方,赋诗留念。每年到父母的纪念日,他必在父亲和母亲灵前献诗一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父亲心灵对话,遥寄思念。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出任上海第一任市长,一家人住在上海。1955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举家搬迁至北京。虽然父亲身居高位,陈家的几个孩子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陈珊珊却必须自己骑自行车上学,从未乘坐父亲的专车。他们的衣服也是由大到小接着穿,三弟陈小鲁长得快,却常要穿哥哥的旧衣服。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期,正是他们意气风发地从事学习、工作和创造的大好时光,1965年陈昊苏大学毕业,他说:“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充满着理想。我们的理想也和当时全国人民的盼望一致,就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使我们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可以享受到文化上的、经济上丰富多彩的劳动成果。”     担任“将军后代合唱团”团长     在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候,父辈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走资派”,他们不可避免地跟着经历曲折。不过,陈昊苏把当年被下放到部队劳动当成一种锻炼,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国家广大群众的真实生活,体验人民的思想情绪。他还记得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常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太好了,你们对于社会上的那些艰难困苦了解得太少了。”     1981年起,陈昊苏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自1990年至今,他负责对外友协的工作已近20年。当年陈毅身为外交部部长,而陈昊苏谦称自己只是民间外交团体的负责人。     推己及人,他说:“据我所知,我们很多革命后代也都在努力地工作,当然他们个人所走过的路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新中国进入60年的时候,属于革命第二代的人慢慢地年纪都大了,我们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我们一个共同点就是和祖国同命运。”     一转眼,陈昊苏已近退休年纪。他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离开工作岗位,继续为党和军队的革命传统作贡献。此次国庆献礼,他忙前忙后组织了“将军后代合唱团”并担任团长,提出来要“六唱”——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军队、歌唱前辈、歌唱英雄。平时忙于公务的陈昊苏感叹说:“我本人非常喜爱唱歌,特别羡慕那些老人在假日期间,集合在北海、景山、颐和园大唱红色歌曲。”     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也乐观展望未来。“当然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是没有止境的。不管设想到哪一天,也不可能说我们什么事都做完了,可以安享成功了。距离我们所想象的繁荣、昌盛、文明、幸福这样美满的目标,还需要差不多四十年的奋斗。如果距离全世界人民能够团结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一起分享世界进步的事业,那可能还要更远一些。我的想法是,整个21世纪也许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需要做这件事情,到了2099年的时候,世界大同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他笑着说:“我可能是理想主义的。我们的前人以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都曾经为这样一个目标去奋斗,我们当然是盼望着它的成功,而且也愿意为它的成功而做出一些努力。”     忆父亲——     他热烈向往国家的美好前途     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众欢快的开国大典当日,陈毅在天安门城楼即兴赋诗《开国小言》,为新中国放声讴歌:“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陈毅的文武双全、博学多才,略窥一斑。     “他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多年浴血奋战之后,最后终于赢得新中国的诞生。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开国大典。” 陈昊苏深情回忆起父亲时说,“他为新中国的辉煌诞生感到庆幸、骄傲和欣慰,因为他自己参加了缔造新中国的伟大斗争。当然更意味着一种责任,因为想到新中国要迈开她光荣的征程。根据经验来说,创建新中国是不容易的,但是新中国的建设也许会更加艰难,他作为当时新中国的一位领导人,他有思想准备,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付出艰辛,甚至于付出牺牲。”     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去世的22年多里,陈毅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如果说新中国是一艘巨轮的话,在风浪中破浪前进,经历了很多艰难,那么最大的风浪就是后来出现了‘文革’。‘文革’中他也坚守自己的岗位,竭力维护国家发展的利益。在‘文革’中他最后不幸逝世,但他把他对国家的前途所寄托的热烈向往,以及他曾经承担过的责任都遗留给了我们党更加年轻的一代。”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怀想那些对参与新中国的创建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以及在这60年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们。陈昊苏说:“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真挚地怀念他。”     相比较父亲60年前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心情,陈昊苏说,当然有不同,因为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更多地感受到喜悦、欣慰。他始终没有忘记父辈的嘱托:“不要忘记责任还是很重大的,即使我们在60年中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距离我们的国家振兴目标还相当遥远,要实现它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奋斗。”     “也许再过40年,当新中国庆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感到欣慰、自豪、满足,也许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当然那个时候不是说就可以完全高枕无忧,用不着再继续奋斗了,实现我们的事业还是要不断前进,那个时候也许有那个时候的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到21世纪困扰我们国家发展的种种问题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60年后的事情我是看不到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并为之付出努力。” 陈昊苏目光笃定。     谈外交——     官方外交是主导,民间外交是基础     在过去的20年中,陈昊苏的重要工作是民间外交事务。他认为:“官方的外交是主导,民间的外交是基础。”     中国政府重视民间外交的工作,周总理、时任外长的陈毅都强调民间的合作,陈毅倡导的“围棋外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发挥了作用,至今仍为世人称道。     他说,民间外交的主要使命就是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巩固的基础。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最根本的基础还是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合作和友谊。相反,如果基础不够雄厚,缺少信任,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不满、疑虑、隔阂,甚至是敌对的情绪。     陈昊苏回忆说:“周总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日两国各界的人士广泛地开展友好的交往、互访,到了一定的时候,水到渠成,两国的外交部长就可以在一起喝香槟酒了。”1979年,他跟随邓颖超副委员长第一次到日本访问。他至今仍记得,邓妈妈特意叮嘱他:“你要好好地了解一下日本,以后做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     “邓小平同志是1978年11月份访问日本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这对他在1978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有积极的影响。当时他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的前面,对中国选择现代化的建设路线起了积极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的第二年,开始了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双方希望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具体地发展中日双方的合作。陈昊苏目前兼任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他高兴地说:“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从1973年的两对中日之间友好城市,发展现在已经达到1500对,面向110个国家。最近的中日青少年互访计划,等于在他们年轻的心灵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当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友谊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开花,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推动。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两国关系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要倒退到过去发生战争、发生冲突的时代。”     在陈昊苏看来,“对外友协”的工作方略就是,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看成是工作的立足点;把与大国以及邻国之间的友谊,看作是着力点,即工作重点;还把多边的活动看成我们重要的拓展点。     “毛主席过去说过‘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正是‘对外友协’的工作成功的写照,我们和世界上一百五十个国家、五百多个组织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介绍说,8月底我们和非洲国家创刊一本杂志《非洲》,向中国人民更多地介绍非洲国家的发展状况,还有中非交流的工作。     陈昊苏同时兼任中俄友协会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新中国,而且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苏联解体,俄罗斯在外交上继承了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今年是中国的“俄语年”,我们发起“中国人唱俄罗斯歌曲”活动,出版了一本中俄文对照的《俄罗斯抒情诗选》。明年我们要把中国诗人的诗也翻译成俄文,再出版一本《中国诗选》。     今年还是中美建交30周年,陈昊苏说,对外友协组织了大型的“中美30年后再回首”展览,在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分别进行巡回展览,拉近中美两国人民的距离,让我们共同感受到一种鼓舞,更坚定了继续发展友好合作的决心。     “我们珍惜和世界的友谊与合作,还要继续努力,经常向各国人民释放善意,我们不能离开世界人民的同情。比如去年‘512’大地震各国人民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我们愿意为各国人民团结的宏伟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希望世界能够了解这点。像“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都是错误的东西。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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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秉德: 习惯平民生活出行坐公交车

        习惯平民生活出行坐公交车     说周秉德是一位时髦的老太太一点都不为过,珍珠项链配祖母绿戒指,绿衣云鬓。她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态轻盈,谈笑风生。     她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自12岁生活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言,因为从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还坐公交车。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离职。在61岁高龄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如今,在北京复兴门一个普通红砖楼小区里,她和很多中国老人一样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她育有两子,大儿子下海搞文化,二儿子在温哥华做电脑高工。     初进中南海毛主席请吃苦瓜     周秉德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周恩来找到弟弟的领导,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一直到1964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今年距周秉德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刚好60年,那是1949年6月她12岁的时候。她还记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兴地拉着她的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把她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下来后,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边的小书屋,也与毛主席一家毗邻而居。     有时候在外边玩,就碰到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娇娇,她们几个“海”里的同龄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后来,江青和李纳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部小自行车,她们都用这两部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她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跳交谊舞。“我跟毛、刘、周、朱都跳过,我伯父跳得绝对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着队地去找他跳,我也参与排队,但每次都跳不了一个整曲,跳一两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换人。”     她们在“海”边玩时捉到小鱼小虾,李敏、李纳说拿回去给我爸做汤吧,一起去“进贡”,毛主席高兴地吩咐拿去做汤。“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至今她还珍藏着“毛伯伯”写给她“好好学习!毛泽东”几个大字。    从小坐公交车上学不搞特殊化     她称呼伯母邓颖超“七妈”,因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没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15年,邓颖超曾说:“秉德与我们的感情最深。”但他们姐弟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娇纵。周秉德平时住在学校,她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学校里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七块钱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难得有什么肉,经常是炖茄子、炖白菜,有一点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袄,夏天有时候发条裙子那就是很高兴的事了。”     有时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却得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得倒车。回去后小姑娘心情有点不平衡,就跟伯母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伯母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从小的这种“平民”教育,给他们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读书,平常给他们两毛钱,倒公交车上学。一旦嘴馋吃个冰棍把钱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学。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学生们要拆洗被子,他们看见别的孩子家里有车来接,就找老师要了个信纸、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信上写道:“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下午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找到他们后,把被子都驮起来,到校门口找了两辆三轮车拉回家。回去后七妈稍显自责说以后要惦记着去帮他们运回行李,但又教导他们说:“要车的口气还真不小!但车是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父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父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后来周秉德随夫到贵州,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曾经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相信,他们互相议论起来就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如果是什么亲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记忆里的伯父常通宵达旦工作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她们好好聊天。有时候伯母邓颖超会派“任务”给他们,让他们孩子们到二门去迎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他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时候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颐和园听鹂馆休养。“伯父一般是没有空去游园的,但因为伯母的缘故,他也去颐和园看她,有时我们会在傍晚时陪他去。”周秉德回忆说,“他进园前嘱咐卫士一定要去买票,进园也从来不清场,谁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长廊的时候,他还指着上面的画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长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周秉德说:“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把我六岁的妹妹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们一起去中山公园看花,和遛鸟的老头聊天。所以他经常上午睡几个小时,他的早饭就是我们的中午饭。”     谈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逃过的一劫时,周秉德说:“参加万隆会议,他其实抱着不一定回得来的思想准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本来是冲着他去的,刚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到仰光会面,所以他才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毛巾睡衣服拿过来,我一看衣服上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     伯父以自己恋爱故事谈婚恋教育     很多人好奇电影上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在他额头亲吻的镜头是否缘自真事。“他们俩好到什么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亲自到河内吊唁,当时还在打越美战争,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都等着他回来。伯母在客厅里等着他,伯父一进门,伯母就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紧接着又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跟那么多年轻的姑娘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你也要亲亲我,抱抱我。’伯父马上就跑过来搂着亲她了,当着护士、秘书的面。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样的镜头就不足为奇了。”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对她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伯父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七妈”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周秉德说。     忆伯父去世前后事情犹觉心酸     随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给她打电话,说伯父约她去中南海吃饭。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去跑过去,但那天她一见到伯父便觉得他跟往常不一样。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伯父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当时她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这一次,他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坤表,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终于在中南海西花厅再见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个衣服架子,但眼睛还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她一生受伯父伯母影响至深,也在不断回忆他们中缅怀他们。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大学、单位常找她去讲课,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六七十场了!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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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广华:幽默开朗的“"时尚先生”

       "民主之澜"张澜的孙子张广华。5岁读报看画;6、7岁在重庆随父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时,已认得出当时的国民政府市长;10来岁,便已养成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67岁的张广华不觉得自己孩童时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家都这样呢。不关心钱,就关心国事"。     60年前开国大典时,张广华的祖父张澜先生穿着旧布长衫、头戴瓜皮帽就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见此情景,感叹道:"表老,你也太简朴了,你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应该穿好点。"     岁月悠悠,就是这样,生活简朴、牵挂百姓、直言不讳的情怀,在张家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     忆祖父:民主之澜,山高水长     9月8日下午,北京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中央民族大学住宅小区一间略显陈旧的小客厅里,身材高大的张广华热情地把记者迎进家中。张家非常俭朴,唯书与照片不少。10来平方米的客厅里的奢侈品便是一台台式电脑,"嘿嘿,去年一咬牙买的。"张广华朗声笑道。     在张广华的眼中,爷爷张澜"出名一辈子,穷了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澜手中持有由他募集的民盟活动经费。恰逢冬天,他缺吃少穿,却对经费未动分毫,女儿张茂延为增加张澜的营养,只能到货摊上,挑便宜的硌锅臭鸡蛋买。     张澜一生崇尚民主,以人民利益至上,每个中国历史转折点都冲在前面,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上世纪初,张澜主政四川期间,南充军阀石青阳要对张澜不利,曾派人乔装暗访其家,但见"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窃物。"暗访者以实相告,石青阳叹曰"'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     在张广华的印象中,孩子们都不敢在老人家面前淘气。但逢年过节就另当别论。爷爷会挨个听小孩子们唱歌,唱得好有赏,奖金额度为1块钱(约相当现在的1角钱)。张广华嗓门高,拼命吼出来,往往博得爷爷的奖赏。但懂得音乐知识颇有音乐才华的二哥张达华,却总被爷爷说唱得不好,达华很是无奈。     张广华说,爷爷没有给晚辈们留下丝毫遗产,只留下他的高风亮节,始终不渝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晚辈们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点:从少年懂事开始就关心国家命运;对钱和财产没有概念,从不去刻意追求,简朴、廉洁;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始终起带头作用;深得祖父民主思想的熏陶,认为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平等待人,从不觉得高人一头,非常平民化,都有许多平民朋友。     张广华和路边小吃店工人、交通协管员都很聊得来。多年来,张广华和兄弟姐妹们在填写档案材料时,家庭出身一栏永远都是"高级职员",而不是"高级干部"、"革命干部"。所以每到一个单位,没人知道他们的祖父就是张澜。更多人获知这层关系的,是后来从其它组织部门的渠道找到线索的。     张广华说,一部关于爷爷张澜的电视剧已摄制完成,名字就叫"民主之澜"。张茂延、张正华、张广华为该剧历史顾问。    忆旧岁:妈妈依照广播缝制红旗     张广华的父亲张乔啬,是张澜的长子。张乔啬一生秉承父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驻华盛顿物资供应委员会专员。期间他在华侨知识界进行宣传,联络爱国华侨反对美国军事援助国民党;在报刊上撰文批驳美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诽谤。     1949年10月,有潜伏的共产党员敲开已回到重庆的张乔啬的家门。张广华当年7岁。他依稀记得当时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起,一名"国民党警察"以查户口为名进入张家,并低声告知:马上要进行大搜捕,张家已上了黑名单,要他们赶快走。张家几口人于是马上往重庆北碚撤离,一路只见国民党残兵败将,张广华还记得当时路过高官住宅区,看到曾任过重庆"市长"的吴国桢(父亲清华大学的同学)上车仓慌出逃。     解放前夕,张家天天收听北京的广播。当时国民党怕老百姓听短波听到真实的信息,就强令家家户户都要把短波掐掉。张乔啬冒险拒掐。开国大典后的一天,广播里详细叙述了五星红旗的形状,那天晚上张广华的妈妈马上依照广播描述"开缝",国民党刚退,两夫妇就带着5个孩子举着五星红旗上街。"当时还有小特务来干扰,被爸爸骂走啦。"60年后当张广华说起此事已是浑身轻松。     1950年,张乔啬举家迁到北京,这是张广华首次来北京,全家暂住张澜北京马皮厂胡同的家中。张澜就在这少有人知的普通四合院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五年。     谈兄妹:时光流逝情谊依旧     张广华的妹妹张梅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广华说,妹妹也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开会时也少用发言稿,多是针对问题畅所欲言,不搞"党八股",不见套话、官话,讲话多是自己写稿,很少要秘书代办。 "她敢讲,实事求是,哪里苦关心哪里。"     张广华给记者提供了张梅颖前不久在广西调研后写的一份材料。张梅颖在材料中写道:"前不久去调研,回来后一直有一种情绪在影响着我……可以说我是带着歉疚的心情结束广西之行的……寄宿制学校的宿舍楼建起来了,但孩子们的生活依然艰辛,三个孩子挤在一张铺着草席的硬板床上,伙食就是米饭就着一些黄豆;而在教学点走读的孩子,日复一日要翻越两座大山,走上两个小时人迹罕至的崎岖小路上学,在学校不食不休,放学还要走同样的路程。他们普遍身材矮小,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充满稚气的小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我想,这大概是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师生现状的一个典型或缩影。"     张梅颖在材料中总结出当前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教师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师的津补贴制度;二是要调整农村和城市中小学生师比倒挂即农村生师比反而比城市生师比偏大的现状;三是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四是要改革职称考试;五是在修订《教师法》时,要增加教师权益保护的条款。要提高普教老师的政治地位,并使之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增加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张广华说,我们兄弟姐妹关系极好,张梅颖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后非常忙,一年有一多半时间在外面调研,经常去艰苦的地方。原来兄弟姐妹几个一个月聚一次,"一块爬香山,爬完找一个小餐馆,快乐共食。"说起兄弟姐妹们的聚会张广华回味无穷。     现在,妹妹工作繁忙,兄弟姐妹齐聚的次数减少了,不过大哥还会不时打来电话说"走,上妹妹家去"。于是,兄弟三人结伴步行到妹妹张梅颖家,海阔天空畅聊,好不热闹。      谈家训:自爱自修,自尊自强     "爷爷看到不合理的就要反对。"张广华说。张澜的敢说敢言之性格,也在后代的身上得到延续和传承。张广华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20多年,如果看到学校哪方面的决定或措施有不合理之处,即使面对校长也是据理力争。张广华大哥张正华更是因言获罪--1970年,他因言语上对"四人帮"不满,被逮捕并上报死刑,幸亏没批,在1973年被释放;大嫂则被下放到湖北。张广华说:"我们瞅见不合理的就要说,跟我爷爷学的!"     张广华将写有爷爷座右铭的纸张从抽屉中拿出,逐字念给我们听。"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说,这就是张家的"家训"。     四勉中的"自修"当然重要。2007年,张广华三兄弟回四川老家省亲。在成都机场,早有警车在此等待,开始他们还以为警察是在办案。可后来发现警车怎么总开在自己车辆的前面?哥仨才恍然大悟,原来警车是在为自己开道。张广华平生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他笑言"不是很舒服,有点内疚"。     特写:"时尚网友"推荐电脑游戏     张广华退休7年了。1979年,他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从此与这所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张广华37岁,回北京之前,他已在锦西化工厂工作多年。1989年,他调到学校科研处主持工作。3年后,被委任为开发办主任,一干就是10多年,并在此职位上退休。他说自家人全都是敢怒敢言,自己也是这样。     张广华退休后的生活恬淡而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一两个小时,围着学校操场慢跑3000米,再绕着操场慢走9圈,浑身舒畅。     他声音洪亮,目光灼灼,从家里到北医三院约9公里路程,可以走去看病。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到中关村,他经常和老伴徒步往返,老人家对此深以为傲。"7岁前有很多自由的时光但不懂得珍惜,现在退休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舒服。"不少老人退休后的无所适从,张广华觉得自己未有体会。     记者采访后,为求史实准确多次与张广华通电子邮件。张广华每次都是回复及时,不厌其烦,措辞谦虚。老人幽默开朗的性格在邮件中也尽显无遗漏:"你们给我拍的照片如看上去还中看不丑(哈哈!),麻烦你们给我发一两张来。不胜感激。我有半年没给我的孙女发照片了。"     就在前几天,张广华这位比共和国还年长7岁的这位知名"网友"还在回复我们的邮件中附上了两个PPS小游戏:"魔术猫眼"、"打保龄球"。他在邮件中注明:"发去两个游戏,劳累时消遣休息!"     好一位亲切有趣的"时尚先生"!     链接1:张澜后代鲜有经商之人     张澜(1872~1955),男,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9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澜长子张乔啬育有三子二女,皆在不同领域有所建树。     长子张正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保利集团副总裁,育有二子。次子张达华,同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毕业论文曾获当年十佳优秀论文,育有一女。三子张广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育有一子。大女儿张幼芳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一直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工作,育有一子一女。小女儿张梅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育有一女。     而在张澜第四代后人中,受姑姑张梅颖影响,学医风气甚浓。张幼芳的女儿,张达华的女儿,张广华的儿子,张梅颖的女儿都是国内知名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家中鲜有专门从商之人。张广华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家从来想不到钱那事,够吃够喝就得。"     链接2:早逝次子原是1926年老党员     张澜的次子叫张崿。1936年,多年杳无音信的张崿突然回家,张澜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已是中共旅德书记。原来张崿是1926年的老党员,从北大就到德国,在旅德的支部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做宣传部长,当时他回来也是有任务,第一是保护一些同志,第二是恢复川北的地下党组织。张崿在张澜身边工作两年,也让父亲享受了两年的天伦之乐,在儿子身上,张澜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崿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短短两年的相聚,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胸中也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产党的理解。  

    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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