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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汕头濠江:游古城看山水相遇乘帆船观最美日落

    这里,拥有全国独一无二、长达16公里的河道型海峡;这里,罕有地汇集了“山、海、石、洞”四大特色自然景观;这里,既有汕头港远航船只最先的见陆点,也有全国最小的袖珍古城——达濠古城……这里是与金平区隔海对望的濠江区。 濠江区位于汕头市南部,属低丘陵地貌,总面积168.88平方公里,其中达濠岛面积约80平方公里。由于东南濒临南海,濠江蜿蜒贯穿全境,濠江区的海岸线长达92.8公里,是传统的滨海旅游胜地。再加上区内拥有礐石风景区、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2个4A旅游景区、国内面积最小的达濠古城、“中国古村落”凤岗村等旅游景点,多元而富集的旅游资源密度在全国范围内相当罕见。 本期《区县一日游》,我们踏上这一依山傍海的中心城区,感受濠江“全域旅游”的独特魅力。 ●文/图:南方日报记者 杨立轩 ▶▷线路一 “山海结合”观最美日落 连绵的山、奇特的石、迂回的洞,是濠江区见证大自然妙笔生花的一大杰作。想亲眼观赏这些“山、石、洞”,首选当属知名度最高的4A级礐石风景名胜区。 礐石风景名胜区坐落汕头湾南畔,是汕头新八景之一。由43座大小峰峦形成的延绵山脉,蜿蜒不断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每座山上古木众多,绿阴蔽日,犹如汕头内海湾上一颗璀璨夺目的“绿宝石”。景区内著名的“海角石林”、“海狗石”等属典型的花岗岩地貌之海蚀岩类型,是千万年海水雕琢的杰作,见证着一个城市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此外,景区内岩石嵯峨重叠,涓涓山泉细流,林木郁郁葱葱,石洞星罗棋布,地质特殊的垂虹洞更被称为“天下第一花岗岩奇洞”。据检测,景区的氧气负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11200个,对人体的各种疾病具有辅助疗效。 礐石的魅力,除了独特的地质地貌奇观,还在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早在汕头开埠时,礐石就因风景优美成为旅游胜地,得到洋人的青睐。英、美、德等8个国家曾在这里设领事馆、建洋行,礐石也因此成了“外商”的聚居地。现景区内存有大小百年建筑十几处,大多是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精华的洋楼。 游览完濠江区的山,可沿着海岸线领略濠江另一特色——海。据统计,濠江区沿岸深水港湾和浅水海滩多达20多处,其中以北山湾、中信龙虎滩和南山湾名气最大。这三大海滩各具特色:北山湾离市区最近,为免费泳场;中信龙虎滩水清沙软,开发较早,旅游配套设施齐全;南山湾海岸线绵长,遍布礁石山崖,在绿道上边骑行边观海,休闲自在。 由于濠江区濒临南海,到了傍晚,“日照海面”就成了濠江最美的自然景色。近年来,位于濠江区下尾洋的海逸游艇俱乐部推出了市区较为少见的海上娱乐项目——帆船,游客可从这里乘坐帆船出海,沿着河道型海峡一边感受海上风浪,一边欣赏夕阳美景。据了解,乘坐帆船的费用以人计算,价格大众化,每艘帆船可容纳6至8人。此外,海逸游艇俱乐部还开设有单人艇、双人艇、游艇等租用项目,游客欣赏完日落后,可在俱乐部内享用濠江特色海鲜。 游玩路线:礐石风景名胜区—北山湾—中信龙虎滩—南山湾—海逸游艇俱乐部 ▶▷线路二 “生态之旅”看候鸟迁徙 汕头是中国三大国际候鸟迁徙路径之一,湿地资源丰富。濠江区不仅拥有红树林湿地,近年来巨峰寺、丹樱生态园、金寿生态园等生态园区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到这里一日游,不妨来一趟“生态之旅”。 位于汕头南滨核心地带的苏埃湾红树林湿地,是一片天然次生红树林,面积约200亩,曾被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南中国海项目”汕头海岸湿地国际示范区。红树林湿地的树种以桐花树为主,间有秋茄、木榄、黄槿、老鼠勒、假茉莉等,是广东省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分布最北、保存较为完整的天然次生桐花树林,聚集了大量鱼、虾、螃蟹、贝壳,每年都吸引数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觅食,是候鸟及其它鸟类最理想的栖息地。 如果运气好,在红树林邂逅成群候鸟并非难事,但如果无缘候鸟,也可到丹樱生态园观赏花的世界。丹樱生态园位于濠江区河浦大道中段,规划面积4000亩,景区内开发了七色花海、季节性主题花海、苗家竹楼观景区、玫瑰园、桃花谷、荷花池等景观。在这里,绚丽的花海是摄影爱好者创作的天堂,也是一家大小赏花踏青、体验农家乐的不二之选。 距离丹樱生态园不远处,巨峰旅游区也是濠江一日游的好去处。这个位于达濠岛中部的旅游区,以山上多奇峰怪石而得名。景区内的巨峰寺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原称仙石岩,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1983年曾进行扩建。 在巨峰旅游区,南可远眺南山湾、北可看汕头北区市景,东西两边山峦叠嶂,风景秀丽。春天,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杜鹃花争相绽放,近年来已成为巨峰旅游区一张对外宣传名片;夏天,这里的古榕树盘根错节,蝉鸣翠影,清幽怡人;秋天,凉爽的气温适合登山,漫步山间观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冬天,怪石嶙峋、巨石叠嶂,形成了罗汉洞、三重天等天然石洞,叫人叹为观止。 游玩路线:苏埃湾红树林湿地—丹樱生态园—巨峰旅游区 ▶▷线路三 “领略宗教”游古迹古城 宗教文化丰富是濠江区的另一大特色。矗立在汕头中信度假村龙虎滩边的妈祖石雕像,是目前中国最高的一座妈祖神像,其像高16.93米,基座高7米。另外,还有青云禅寺、巨峰寺、关帝庙、大峰祖师庙、天主教堂等30多处颇具规模的宗教建筑,展现了当地民众多元的信仰文化。 在濠江区河浦街道北面叠石山,山上巨石层叠,是冰山移动的遗迹。该景区遗存的石刻有100多处,为潮汕地区著名的摩崖石刻。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潭虎穴里景区,藏着一座国内最小的、仅60厘米见方的微型孔庙,是旧时学子求学的拜师之所。而位于濠江区西面的宝峰岩观音文化旅游区集佛教文化、古迹、石雕、自然风光、休闲旅游于一体,其中宝峰禅寺是汕头地区知名的佛教寺院之一。 除了宗教古迹,濠江区的古城古村旅游资源同样丰富。在濠江区达濠街道,有一座“国内最袖珍古城”的古城——达濠古城值得一看。这座古城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面积只有14000平方米,仅约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2010年被列入第六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古时的达濠古城,是招收都(达濠古称)的政治、军事、经济管理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古城墙一度受破坏。之后,濠江区投入资金1500万元,对重点建筑遗产达濠古城墙、工人文化宫等进行原貌复原、修缮提升。 在距离达濠古城约5公里处,还有汕头首个国家级古村落凤岗村。凤岗村历史悠久,古建筑遗存丰富,古民居保存完整,是粤东地区一个独具魅力的滨海古渔村。凤岗村按照潮汕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布局,依凤岗山而建,错落有致,古朴简约,体现着深厚的宗族观念,素有崇文重教传统,民俗文化底蕴深厚,其中凤岗珍珠娘娘庙会和龙舟比赛享誉潮汕。 游玩路线:中信龙虎滩—叠石山—宝峰岩观音文化旅游区—达濠古城—凤岗村

    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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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学习要优先考虑 但衡量这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乃是一大挑战

    FT | IE Corporate Learning Alliance推出“Corporate Learning Pulse”调查,阐明欧洲企业对人力投资的态度 一项对全欧600多位企业领导者进行的调查表明,在推动变革、激发创新和改善公司财务前景上面,公司认为投资于企业管理人员的发展比聘请新的人才更为重要。 (图标:http://photos.prnewswire.com/prnh/20160520/370364LOGO)  (图片:http://photos.prnewswire.com/prnh/20160520/370367-INFO)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不到一半的受访领导者表示,深入了解他们对企业学习的投资如何能以可测量的方式创造附加价值并能与企业盈余进行对比,乃是一大挑战。 这些调查发现出自于由Financial Times | IE Business School Corporate Learning Alliance(英国《金融时报》 | 西班牙IE商学院企业学习联盟,又名为FT | IE Corporate Learning Alliance,网址:http://www.ftiecla.com)委托进行的独立调查“Corporate Learning Pulse”。 “Corporate Learning Pulse”调查以后将每年进行一次,而首次调查的受访者来自于法国、德国、荷兰、北欧国家、西班牙和英国。他们包括中小企业与大公司内拥有“首席”头衔的高管、人力资源(HR)和学习与发展领导者及高级管理人员,这些受访者都在过去五年中领导/参加了高管发展计划。 企业学习被看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投资 “Corporate Learning Pulse”研究表明,企业学习被受访者看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投资,他们所在的组织能够利用它来改善业务成效(57%的受访者如此表示)。比例更大(59%)的多数受访者还表示,投资员工发展可以在他们的企业中“推动变革和创新”,要是将带有“首席”头衔的受访者单独列为一个群体,那么持此观点的受访者在这个群体中的比例将升至65%。 企业学习需求被受访者认为对以下事务最具价值: 客户接触(58%的受访者突出强调这一点) 战略和规划(58%的受访者持此观点) 成功创新(55%) 领导能力(55%) 战略执行(54%) 企业学习的影响 组织最有可能利用两大相关领域——员工满意度和员工敬业度来衡量他们进行企业学习投资的影响。 大部分受访者所在的组织都寻求利用以下指标来衡量企业学习的影响: 员工满意度和员工留任程度(74%) 员工敬业度(73%) 客户满意度(69%) 企业营收和利润(64%) 然而,不到一半(47%)的受访者对其所在组织如今投资的企业学习表示满意,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学习计划能够为他们带来有用的技能,支持他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FT | IE Corporate Learning Alliance首席执行官范戴克-西尔维拉(VanDyck Silveira)表示:“我们很吃惊地看到这项大型研究所揭露的问题,即人们认识到了企业学习的价值,也明白衡量进行企业学习这样的投资能够带来怎样的商业影响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今在深入了解这两个问题上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在接受我们调查的商务人士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明白高管发展能够给他们的企业带来重要的价值,但是对其学习计划完全满意的受访者还不到一半。” 当谈到企业学习的时候,期望和行动并不一致 调查表明,当谈到企业学习的时候,期望和现实状况往往并不一致。在公司选择一位提供高管发展计划的企业学习合作伙伴时,测量最终成绩的能力往往并不是要予以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只有四分之一的高级专业人员表示,他们所在的组织选择企业学习合作伙伴乃是基于他们衡量影响的能力。现在选择合作伙伴的主要标准乃是组织是否与特定学习提供商在过去进行过合作。 大部分高级专业人员(拥有“首席”头衔的高管和总裁/董事总经理)认为,市场上的声誉和排名驱使他们去选择学习合作伙伴。 范戴克-西尔维拉说:“这些调查发现向学习与发展专业人员发出了明确的行动号召。他们需要通过在他们的组织中改进衡量学习影响对比与企业业绩及盈余的方式,来缩小期望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 组织规模、资历和地域的差异使得态度有所不同 在将企业学习看作是企业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并相信企业学习很可能创造积极效果这方面,德国和西班牙的专业人员居于领先地位。大型组织尤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许多学习与发展专业人员却认为,他们的高层领导者没有认识到企业学习所蕴藏的潜力。 各种规模的组织都赞成员工乃是推进改革和创新的“催化剂”(59%),但是大型组织(员工人数超过500名)的学习和发展专业人员不太可能指出,他们的高层领导者了解企业学习对于公司的价值。 大型组织对企业学习于员工敬业度和组织变化的影响有着极高的期待。 首席学习官及其他学习与发展专业人员希望员工敬业度方面的表现能在完成企业学习计划之后有所改善,而那些拥有“首席”头衔的高管则希望企业学习能够在客户接触和满意度方面产生影响。 德国企业的专业人员最有可能将企业学习评估看作是优先考虑的问题(34% VS整体水平24%),并看作是未来三年需要应对的挑战(31% VS 整体水平23%)。 西班牙专业人员对企业学习可以推动所在组织取得相关成就有着最为强烈的感触(70%),而法国与英国专业人员对这方面的感触比较弱,分别为49%和50%,低于平均水平(57%)。 FT | IE Corporate Learning Alliance联合Research Now就“Corporate Learning Pulse”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对象为法国、德国、荷兰、北欧国家、西班牙和英国的603位高层领导者。这项调查的采访工作于2016年2月19日至3月7日进行。这份研究的误差幅度为+/- 5.00%。

    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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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汕文化】有缘千里来相会:潮州文化一线牵

    潮州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怀。自隋朝开始,潮州就成为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一环,海外交流、贸易运输,吸引了众多海外侨民,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上丝绸之路重镇”。   中华网“世界观”文化沙龙第12期现场(潮州韩山师范学院) 5月24日下午,主题为“海丝之韵·潮商茶语 -- 丝路重镇与千年商帮文化”的中华网“世界观”文化沙龙在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举行。此次沙龙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潮州市委宣传部、中华网和韩山师范学院主办,旅行家、十年徒步中国“牛人”雷殿生、不二禅茶院创办人于久博、中国茶文化研究专家陈香白、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黄晓坚,以及在潮州拜师学习潮州手拉壶工艺的美国人玛丽作为嘉宾参与了此次沙龙,围绕潮州茶文化、儒商文化、建筑文化来探讨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以及潮州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作用、影响以及历史地位。 “我是第二次到潮州,我来自当年让韩愈非常惆怅的秦岭的三百里开外的地方。我对潮州的印象是山美、水美、人美、吃得更美,非常留念。”主持人弥亚牛主持人弥亚牛阐述自己与潮州缘分的一段开场白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嘉宾们纷纷回忆起自己与潮州这座历史悠久的人文古城的不解之缘。   “我1998年从哈尔滨出发,计划10年徒步走完中国,99年我来到潮州。潮州哪里吸引我?我想去韩江、韩文公祠,我想把中国的寺院都走完。”徒步旅行达人雷殿生自然不可能错过这座美丽的古城,早在17年前就到了来到潮州,于韩江西岸的树下,和当地的老者喝了三个小时的工夫茶。   中华网“世界观”文化沙龙第12期现场嘉宾 同时,于久博则表示,虽然自己是第二次来潮州,但却对第一次为何而来毫无印象,“但这一次是为茶而来,为一种使命而来。”于久博出乎人意料的是,陈香白大师主动披露的自己与韩山师范学院的香火之情,他甚至还称在座的学生为学姐学兄:“我1958年在韩山师范学院毕业,是中专,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大家这么幸运,走进大学学堂,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我很羡慕在座的学生。” 已经在韩山师范学院任职五年、可以说算是半个潮州人的黄晓坚老师谈起了潮州的饮食文化,“全中国走到任何一个城市,一说到潮汕,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潮州茶好吃,很贵。我第一次喝功夫茶,感觉这哪里是茶,像喝中药,后来反而慢慢喜欢上了,也许是水土的缘故。” 来自美国的美女玛丽和潮州却是因“壶”结缘:“我来潮州第一是为了学这里的手拉壶,在美国我也学了很多年陶艺,三年前我开始学中国的茶,觉得很好,做了很多茶壶泡中国的茶叶,但很快发现自己的功夫不好,需要老师,但在美国没有老师。我在美国有个卖茶叶的朋友给我看中国的茶壶,我最喜欢潮州手拉壶,还告诉我手拉胚的做法,我在美国也这样做壶。”潮商遍天下,何以立千年?潮商强悍、敏锐、才干超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是继晋商、徽商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潮州帮以海洋为通道,以海上贩运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明清时期中国重要的商帮之一。黄晓坚潮商到底有多强悍?黄晓坚列举出了多个惊心动魄的数字,“现在潮汕地区喜欢说两个潮汕,一个是海内的潮汕,一个是海外的潮汕。海内1000多万潮汕人,海外也有1000多万。”目前海外潮州华侨最多是聚集在泰国,有九成以上;第二多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部分在印尼;香港的四分之一人口也是潮商的后人。   现场学生激情高昂,与嘉宾积极互动 潮商如何崛起,又是为什么经历千年风雨依然保持千年屹立不倒?据黄晓坚介绍,这主要来自于潮州的地理位置。潮州自古就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丝绸之路”顾名思义,自然以丝绸贸易为主,而在这之外的第二大宗商品交易就是做工精致的中国陶瓷。陶瓷在唐宋时期出现,而潮州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烧制陶瓷,及至宋朝,更是到达鼎盛,远销海外,从东南亚到非洲大陆,都有潮州陶瓷的踪影,而且延绵不绝,而这正是奠定潮商走遍全球的根基所在。 明代以后,中央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一直到清朝,都在闭关锁国。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潮州还有许多民船悄悄出海,亦商亦贼,和官府时而合作时而敌对,虽然波折不断,却也保证了潮商的延续。到了清朝乾隆时期,潮州人口爆炸,政府不得不允许潮商到泰国运大米回中国贩卖,而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 -- 潮州人成了泰国的皇帝。陈香白“我在好望角上街一看,都讲潮州话,有人知道会讲潮州话的中国人来了,都围了上来,我也当了一回明星。”陈香白老师表示,源自民俗深处的凝聚力也是潮商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俗,民俗是一种凝聚力,比如我们这里的木雕泥塑,这些东西都是当地的宝贝,而我们当地人说句潮州话熟视无睹,我希望在座年轻人重视我们潮州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最有吸引力的就像那位老华侨说的,是凝聚力,不要看熟了就熟视无睹,这些东西是宝藏。”

    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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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荆淮:《潮汕华侨史》“潮学”研究续写新篇章

    《潮汕华侨史》作者李宏新   《潮汕华侨史》“潮学”研究续新篇 首部介绍海外潮人的起源、发展、变革以及延续进程的《潮汕华侨史》即将面世,这是青年学者李宏新闭关三载主编《潮汕史稿》的同时修撰而成的。 潮汕作为全国著名侨乡,首部本土潮汕史千呼万唤始成书,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堪称潮汕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笔者有幸获赠样书,先睹为快,读后感受颇多,对其创新性、专业性、综合性以及客观性尤有感触,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其一是创新性。作为第一部有关潮汕及海外潮人的华侨通史,《潮汕华侨史》本身便填补了“潮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该书所述上至公元前5000—6000年潮汕地区有人类活动痕迹(同时也是潮汕“海事初开”之始),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有关海外潮人的史事作了连贯而系统的综合总结。作者在采用较少争议的历史叙述以构建潮汕华侨史的整体结构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勇于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指正了一些流传广泛又积重难返的前人谬误。 《潮汕华侨史》的创新性也体现在全书的框架体例上。该书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写历代潮人的出洋历史,下篇介绍海外潮人社会的古今状况,作者围绕着潮人的“输出”与“融入”这两个方面,分别对应通行的说法:本土“一个潮汕”和海外的“一个潮汕”,进行针对性论述,大约相当于两部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通史。相信这种架构是针对海外潮人遍布全球的特定情况而设置的,特别是在前后变化较为曲折、时空转移较为跳跃的历史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介绍上,有了这样的纵横论述和前后呼应,更方便读者对主题深入理解。这种以“输出”与“融入”各为主题的史书体例,不失为是一种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有益尝试。 其二是专业性。作为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导的《潮汕文库·研究系列》丛书的一种,《潮汕华侨史》遵循学术著作的普遍规范,全书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该书卷首“绪言”,将中国华侨和中国华侨史的学术研究作了历史回顾,其中的重点,是追溯海外潮人的研究成果,并对与主题有强相关关系的“潮汕”“华侨”“海外”“海外潮人”“潮人”“潮侨”“华侨史”等的含义进行辨析与界定,将上述比较“虚”而且时有歧义的概念进行规范,这些,无疑给今后的潮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潮汕华侨史》参考的文献素材众多,史料来源出自33种古潮州府县志和所有的6种古广东通志,以及多种涉及主题的正史稗记、内府材料、类书舆书、诗文杂论,主要取材对象则是现当代的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相关文章以及新修的广东省志、潮汕三市的市、区、县志等,其他的文字依据,是作者田野调查、调查采访所得到的材料。从全书看,在素材的取舍上,作者大抵都有经过考察,那些非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如杂文诗词等,仅仅是作为辅助性文献补充而已。而全书涉及征引的文论,作者都作有十分详细、专业、完备的注释。这既可以让读者、研究者轻松溯源,明白论点、论据或论证方法的出处,同时也增强了该书论述的可信度和学术说服力。 《潮汕华侨史》专业性还体现在作者的严谨行文中,这从一些学术问题的处理上,便可略见一斑。如有不同观点但至今未有确凿定论的,该书采取两说并存的处理形式。又如一些与主题存在强相关关系的问题,作者也并不回避,仅举截止1949年海外潮人的人口规模为例。众所周知,由于有关数据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文件、书信、海关关册和档案中,且大多数只有某一年或某一时期的估计数字,因此整个中国学界都对外迁人数难以把握(从1840至1949年的这个中国海外移民高峰期中到底有多少人口外迁,侨史大家陈翰笙和朱杰勤各自估算的数字便相差近7倍),相比之下,针对潮侨的研究范围较小、且有若干原始资料可资参考,由此,作者综合梳理了相关的潮海关内部资料、当时刊物、国内外华侨研究材料等多种材料,进行估算,再以新版《广东省志》进行验证,得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生活在海外的潮人人数在400万左右”的结论。 其三是综合性。《潮汕华侨史》对文献的搜集,堪称迄今有关潮汕华侨研究著作中最为完备的,这当然是得益于若干前人罕见的古文献屡有面世、得益于时至今日可以阅读到更多的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然而,这也是作者去伪存真、整合梳理的结果。书中列出的诸多有关潮人出洋、海上交通、海外潮人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历史节点,都是语出有据,大抵能够自圆其说,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可以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作者一些明确定论为“第一次”的观点,如“目前所见的潮汕最早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清晰物证”“现存各方志最初提及本区海上贸易时间”“正史中首则明确外商至潮汕的记载”“正史首见有大规模潮汕船队的记载”“迄今首条可以明确潮人移民海外的文献记录”等,大抵上都是作者博览群书并多方比较、论证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让今后研究者少走一些弯路。 《潮汕华侨史》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对一些事关主题的历史材料进行整理,举《民国前各国驻汕头领事馆简况表》为例,作者整合今人研究成果及新版《广东省志》认可的说法而梳理成表,将各国驻汕头领事机构的“首任领事或代理领事”以及“授任时间”等列表记录,阅之可一目了然,庶几能弥补原始材料分散的遗憾。又如该书下篇对海外潮人社会的介绍,作者选取了海外潮人较为集中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中国香港、台湾共计8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叙述当地潮人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这自然涉及到当地何时始有潮人、历代潮人如何融入、潮人社会怎么形成,以及至该书时间下限1949年为止当地海外潮人人口规模等,也涉及到当地潮人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状况,作者将之分章列节,条缕清晰进行阐述,素材取自海内外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遂令海外潮人的历史材料得以系统、完整地保留及呈现,也让海内外普通读者对各地潮人社会有一个连贯的了解和总体的认识。 其四是客观性。作者自称其修史的原则和态度是“尊重历史、客观执笔、敬畏文字”,个人觉得,全书未见有明显倾向性的主观臆测和随意判断,其对客观性的把握做得颇为到位。仅以针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为例,《潮汕华侨史》出现的人物众多,对于被历代地方志书和官方文献称为“盗”“匪”“贼”“寇”如明中后期活跃于沿海、东南亚的诸多武装集团首领,作者既未因袭旧文献记载的“盗寇”等称号,也不随某些流行政治观点视之为“英雄”,而是以客观的角度,阐述与主题相关的事件,若不得不提及,则转引陈春声、黄挺等学术论文的称谓,定之谓“亦商亦盗”的“海上商贸武装集团”等,至于陈述这些集团的社会行为时,也未见直接应用非主观的形容词加以修饰。 李宏新这部《潮汕华侨史》可圈可点处尚多,本短文只是撷取其中若干内容略谈个人的读后想法而已。作为“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史书,对于这部《潮汕华侨史》的评价应该是“后世”的事,但是就个人的感觉而言,仅仅看其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客观性,便足以让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以及普通读者“藏之于室”了。

    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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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安人郑镜鸿:新加坡皮革大王、爱国慈善家

    “一个人若没有立下志愿,又一定要达到某些成绩才罢休,那他就不能坚持到底,势必半途而废。”这是新加坡“皮革大王”郑镜鸿从他数十年的奋斗中得出的极普通而又具有很深哲理的肺腑之言。这位皮革大王就是靠“刻苦、勤俭、忍耐、勇敢、守信用”的十一字经营要诀,勇敢创业,深入东洋,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日本皮革市场里闯荡,事业由小变大,从曲折到顺利,反客为主,打破了日本人对皮革市场的垄断局面,雄霸日本皮革市场。 郑镜鸿,潮安县人,生于1914年。由于家乡人多地少,加上连年的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不少人远渡南洋到他乡谋生。1927年,13岁的郑镜鸿也拜别了双亲,越洋到马来西亚麻坡一个叫巴冬的小渔村投靠在这里经营家禽养殖场的舅父。在巴冬,这是郑镜鸿人生的起点,他以刻苦、勤俭、忍耐、勇敢、守信用的为人开始了艰苦创业。 舅父的家境不错,然而舅母看不起这个穷小亲戚。小郑镜鸿每天起早摸黑,劳累不堪,只换得个半饱。幸亏舅母的伯父是个厚道人,常在晚间教他识字、打算盘、记帐以及讲解为人处事的道理,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在舅父家干了3年后,郑镜鸿靠亲友的少许资助,去做贩卖鱼虾的生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郑镜鸿为了多挣点钱,每天早出晚归,既要起早到海边渔民那里收购海货,又要赶到渔市上叫卖,有时还必须沿街走家串户地叫卖。有时去晚了买不到 鱼,一天就要失业,有时赶上鱼多过剩,又要眼巴巴地看着烂掉。但是由于郑镜鸿为人厚道,做生意信诚 实在,渔民很愿意将鱼卖给他,而他的主顾们也乐意买他的鱼,因为他不但送货到家,有时还可以赊帐,或得到额外的照顾。这样,他很快就积蓄了一点资本。有了本钱,他便开设了间小杂货店,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他后来关了小杂货店的门跑到新加坡去了。 在新加坡郑镜鸿与皮革结下不解之缘。初始,他在一家荷兰人开办的皮革公司打工。白天,他勤奋劳作,留心于皮革生产,从制造工艺到加工设备的使用维修技术等几乎所有生产环节。业余时间,他买了一架缝纫机,学习皮革设计、裁剪、加工、制作的全套技术。于是他自己独资开了一间叫再升的裤带庄,这是他经营皮革业的起点。 然而,正当郑镜鸿的再升庄裤带业务开始向上发展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新加坡。他不得不停业和停止皮革制作生产。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恢复再升庄 的经营生产。他是一个勇敢创业的人,战后虽然新加坡尚未从英联邦中独立出来,但他看到新加坡的民族工业发展很快,于是他将全部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了皮革的制造与经营。由于他的苦心经营,他的再升庄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成为新加坡屈指可数的皮革厂商。 1953年,郑镜鸿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决心将业务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和日本。经过市场调查,他了解 到日本人很喜欢爬行动物的皮革。他便断然前往日 本接洽生意,并制造了很多日本人喜欢的鳄鱼皮、蛇皮等皮革制品销往日本,很快打开了当地市场。但他 遇到了意外的麻烦,一些不讲信用的日本皮革商,销路好时一天几次电话催货,当皮革滞销时,就不遵守合约,甚至找借口一拖再拖或干脆毁约。这使郑镜鸿遭受很大的损失。 日本的皮革制品市场容量很大,而通过当地的中间商又难于发展自己的经营业务,以勇敢创业著称的郑镜鸿,终于产生了去日本就地创业的念头。从此也开始了他在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与日本商人的斗智斗勇的历程。 1958年10月,郑镜鸿带着资本、技术、一批原材料及几名管理人员来到日本,他开设的皮革厂“星东 商会株式会社”正式投入生产。12月时,日本的气温已在零下5—6度,郑镜鸿和他的马来籍厂长却仍然按新加坡的经验和技术进行皮革染色。岂料第二天 被染色的皮革面上结了一层冰,必须用温水才能把 冰融化,才可以将皮革展宽。这样一来,不但使皮革变了质,也使颜色走了样。这一失败,无疑对郑镜鸿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没有气馁,靠一股忍耐、刻苦 的精神,他带领部属终于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制革的技术问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然而,郑镜鸿面临的最大困难并非技术问题,而是日本同行的刁难和排挤。就因为他到日本办厂,一个曾受过他帮助的日本同行竟然反目成仇,不理会郑镜鸿的委婉解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指日本皮 革商)联合起来,6个月内就打跨你,一定要你回新加坡去!”果然,在生意场上,日本同行常取了货又退回来,利用合同不完善之处,在材料、制造、质量、设备 等所有环节上找麻烦,不履行合同或小题大作,总之极力想将郑镜鸿挤跨、逼走。 郑镜鸿面对日本同行的激烈竞争,他以信为本, 以守为攻。他思路敏锐,头脑冷静、沉着对应,加强自己工厂的经营管理,采取韧的战术,以柔克刚,取信于消费者。他加强对市场的调查和信息管理,调整并增加了皮革制品的品种和规格,同时设法降低生产成本争取主顾,稳扎稳打,在险恶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郑镜鸿在等待时机,他要成为竞争的佼佼者。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日本国内皮革非常短缺,而惯于等上门的日本同行一时找不到货源,皮革制品产量锐减,市价迅速暴涨。郑镜鸿抓住这个时机大拳出击,他对东南亚一带的皮革原料市场了如指掌,便悄悄地跑到皮革质量好、价格低廉的所罗门群岛去,通过那里有多年交情的老货主们,廉价大量收购皮革 原料,投放市场。这样,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 ,赚了大钱。而这时的日本同行们都长期找不到原 料,措手不及,无从招架,眼睁睁地看着郑镜鸿独占市场、财源滚滚,经营实力大大增强,一跃而成为日本皮革产量最高的巨头。这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更加史无前例地要请郑镜鸿出任日本皮革工会的会长, 郑自有自知之明,会长不愿要只当了常务董事。 郑镜鸿的皮革厂虽然已在日本站稳了脚跟,打破了日本人垄断的局面,但他忘不了他的“根”在新 加坡。于是,1967年,他将“星东商会株式会社”交给 子郑天亮经营,自己带着长女和女婿回新加坡,并开始向马来西亚寻求发展。几年后,他在马来西亚买 几块地产,种植橡胶树,也经营锡矿和房地产业 务。特别他在柔佛州的几处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两 座商业大厦和7000多个单元的住宅。1985年,他的大马发展公司在柔佛的再也兴建一个有1.6万多单 元的各类型和等级的房屋,将再也建成柔佛的卫星城。郑镜鸿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然而当人问及他的成功要诀时,他却很谦虚,说自己不敢接受“成功”二字,然而我们透过他走过的路,他的刻苦、勤俭、忍耐、勇敢、守信用的为人准则,不正是他的成功诀窍吗?

    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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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儒、释、道之间的融合是举世罕见的奇迹

    许嘉璐(图片来源:资料图) “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第一关键词是“融合”,显然这是对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统治着整个地球的思想——文明必然冲突,只有冲突才能解决问题这一思路的回应。第二关键词是“因缘”。在对儒释道的研究中,大家有一个共识:儒释道在两千多年中相融相济,携手并进;“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辩论中学习了对方,丰富了自己,于是把中国的儒学、佛学、道学都推进到了世界思想和哲学的顶峰。 当西方还沉浸在,或者说迷惑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时候,宋代的学者已经为中国构建了完善的哲学体系,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哲学就是世界哲学的顶峰。后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一些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于是人们一直流传着这种误解,而我们也曾经自卑过。今天,中国的哲学已经得到了世界哲学界的承认,大家已经看到媒体上的报道,2018年,从未在中国举行过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举行,而且从这次会议开始,汉语将作为世界哲学大会的会议用语。这是一个标志,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哲学正式地跨入世界领域、世界论坛的一个标志。 儒释道的融合是当今充满冲突的世界所需要的 在这个总的缘起下,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 儒释道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化的宗教和学说。这三种宗教和学说,它们自身的理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相融的经验,是当今充满冲突的世界所需要的。而要想让儒释道的学说真正成为显学,还需要我们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二是普及,应该让精深和通俗结合。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由英国的清教徒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要想让一种学说成为显学,从而在广大民众当中普及,似乎不能够从基层做起,而应该拿自己的精义去说服、感染不同阶层的精英与执政者。基督教初期的失败、佛教传入中国时曾经有过的不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到了南北朝,佛教之所以在中国迅速铺开,就是走了我刚才所说的路线。因而,普及是必须的,而提高、深化也是不可少的,必须二者有机地结合。今天,在两岸四地的儒释道中,似乎普及占了主要的精力,而提高、培养一批大师反而被忽略。我们开展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的研讨,就是希望能够激励和引导更多的学人对儒释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第二,在中国儒释道之间的融合是世界的奇迹。反观世界史,特别是号称“世界中心”的欧洲,自古以来,不同信仰之间,一种信仰的不同宗派之间往往都是兵戎相见、血光滔天,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仍旧没有得到完全的遏制。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儒释道为什么能够相融共进,这种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也是今天的世界所急需的。过去所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论著都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如果论述只停留到此,其实我们和相融之因与缘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应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第三,儒释道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挑战。两千多年来在应对现实的挑战中,儒释道不断提升、不断突破自身。在应对中相融,这是极其重要的启示。只有在应对挑战中进行创新,儒释道才能够传承,而只有在不断的传承中,才能给创新提供机遇,传承与创新从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儒释道融合的研究应当如何推进 下面我冒昧地就儒释道相融因缘的问题,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点浅见。 第一,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思考。首先,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说就是宇宙论的问题、本体论的问题。儒释道有一个共同点,也是相融因缘之,这就是一元化的思考,一统的观念。正因为这样,所以对所谓的“终极关怀”我们都不是先验的,不是“预设”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提升的。例如孔夫子把人生中最高的境界定义为圣人,要做到圣必须高而又高,他则“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直到死还在努力地践行着,追求着。道教最高的境界是真人,如果我们读道教经典会知道,道家对真人的要求也和儒家对圣人的要求相近。而佛教,人们所共知,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佛。佛教讲应该“十行”、“十住”,攀登“十地”,只有到“十地”才可以和佛陀接近。 人的道德、思想的提高是有阶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永远达不到终点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真理、对最高境界的追求,这就引导着人们永不停顿。同时在走向终极关怀的路上,儒释道都主张内求,儒家的反求诸已,佛教的见性成佛,道家的修真身、抱朴守一,都是这个道理。 另外在思想方法上,或者叫方法论上,我们是辩证的,讲周流变化、无始无终,讲中庸、讲中观、讲守中。我们在伦理上讲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慈悲等都是如此。因而我们应该从世俗面、伦理面、方法面以及形上面,多方面采用多种工具、多种视角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就是三家一体携手研究真理,而这个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它是随着人类意识、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断前进的。同时它不是先验的,它不是超越者,它是现实中来、还要回到现实中去的。 第二,我们应该从历史过程中寻觅相融之因缘。这就是要从三家两千多年来不断的丰富完善中去研究,要从相互的争辩中去研究,从宋代以来三家相融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从当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向中进行研究。实际上这两千多年来,相生相克的过程就是和而不同的丰富过程,就是相融之因缘充分展现的过程。 第三,从国际的思想和宗教的演变中借鉴。例如,从19世纪开始,犹太教就在探索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因此在犹太教内部先后出现了几个改革的派别,提出了多种改革的学说,促进了犹太教对当代社会的适应。再如婆罗门教,有不少大师已经在设想与佛教之间的沟通。又如100年前产生的巴哈伊教,它的教义就是世界所有宗教的融合。巴哈伊教历史只有一百多年,但是教徒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且不断增加,什么原因?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之所以要在历史的过程中寻觅,要从国际的形势中去借鉴,就是因为我们三家都秉承着从现实出发的思路,讲主观体验、认真思考和扎实践履。我相信,沿着这条路走,积以时日,我们在相融之因缘的课题上一定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促进三家共同发展,给世界以重要的参考。

    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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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国前总理秘书向南华禅寺赠送皇家珍品“菩提树”

    中国禅宗网2016年4月15日讯  上午,泰国前总理秘书塔那蓬·汶哇律向南华禅寺赠送皇家珍品“菩提树”,南华禅寺首座、南华禅寺监院法祇法师接收捐赠,并代表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及僧众对塔那蓬·汶哇律秘书一行表示感谢。赠送仪式于禅海岸举行。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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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议禅与生态环保:明生大和尚对话百名潮籍博士

    2016年5月15日,广东省佛教协会、广州潮籍博士团在光孝寺联合举办“菩提树下的对话:禅与生态环保”讲座活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光孝寺方丈明生大和尚等法师,与广州潮籍博士团百名博士,就禅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特别是潮汕地区三大河流之一的练江的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对话交流。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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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最后站着往生: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悟道因缘

    三祖僧璨禅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三祖僧璨禅师,姓氏及籍贯均不详。史料只记载,他最初以白衣的身份拜谒了北方前来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岳西县西南店前镇)避难的二祖慧可祖师,并得到祖师的点拨、印可和传法,成为禅宗的三祖。 关于三祖悟道的因缘,灯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初祖达磨传法给二祖之后,自于少林托化西归,二祖慧可于是一边随宜传法,度化众生,一边寻求法嗣,以付祖衣。北周武毁佛期间,二祖与林法师为伴,护持经像,隐藏民间,并一度南下到舒州司空山隐居(后人在此处建有二祖师,元时被毁,现存有二祖石窟的遗迹)。在隐居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天平二年(535),二祖遇见了僧璨。僧璨当时是个居士。关于他的身世,《楞伽师资记》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罔知姓位,不测所生”。当时僧璨已经四十多岁了,并且得了很厉害的风疾。 僧璨前来礼拜二祖,可能跟他身染重病有关。病苦的折磨使他感觉到自己罪障深重,必须彻底忏悔。于是他问二祖:“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二祖回答道:“将罪来,与汝忏。” 僧璨沉吟了很久,回答道:“觅罪不可得。” 二祖道:“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既然如此,我已经把你的罪障忏悔净尽了。从今以后,你当归依三宝,过出家人的生活)。” 僧璨又问:“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你让我依三宝而住,关于僧,我今天见到了和尚,已经明白了它的含义,不用问了,但是,我还不明白佛和法的含义)?” 二祖道:“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是心即佛,是心即法,佛与法一体不二,心外无法,心外无佛,僧宝亦复如此,佛、法、僧三宝,皆依一心而立,同体而异名,非内非外)。” 僧璨听了祖师的开示,言下心意豁然,欣喜道:“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今天我才明白罪性并不是一个实有,它既不在心内,又不在心外,又不在心的中间,它当体即是心的幻用,其性本空,觅之了不可得。就象吾人的心性本空能生万法一样,佛法原来是不二的,并非在心之外另有一个佛与法)。” 二祖听了僧璨的回答,非常器重他,并当即为他剃发,收他为弟子,说道:“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三祖的法号僧璨就是这么来的。 僧璨禅师悟道的当年三月十八日,即前往光福寺受了具足戒,从此以后,他的风疾也渐渐地好了,并侍奉祖师两年多的时间。 有一天,二祖告诉僧璨禅师道:“菩提达磨远自竺乾(印度的别名),以正法眼藏并信衣(指金襴袈裟,释迦佛传下的用以表示正法法脉之所在的证信之物)密付于吾,吾今授汝。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 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 说完把祖衣交给了僧璨禅师,并叮嘱:“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 僧璨禅师道:“师既预知,愿垂示诲。” 二祖道:“非吾知也。斯乃达磨传般若多罗悬记云‘心中虽吉外头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当谛思前言,勿罹世难。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时传付(不是我预知有法难,而是达磨祖师传下来的般若多罗尊者所说之悬记--‘心中虽吉外头凶’--中所预言。我根据年代推算,当发生在你所处的时代,你要好好思维我前面所讲的,不要陷入这场法难。我前世负有宿债,现在是该前往偿还的时候了。你要好生保重,以待机缘成熟,好把祖师的禅法和信衣传下去)。” 二祖付法完毕,即离开司空山,前往邺都酬债。僧璨禅师于是谨遵师旨,没有急于出来大肆弘扬祖师禅法,而是韬光养晦,往来于司空山和皖公山(今安徽潜县西部)之间,过着一种隐修的生活,长达十余年。在这期间,僧璨禅师只有道信禅师一个弟子。据《楞伽师资记》记载,“璨僧师隐思(司)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 三祖僧璨大师寂于隋大业二年(606)。入寂前,僧璨禅师曾告诉大众云:“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别人都把坐着入灭看得很重,认为这样的走法希有难得,我则不然,我今天要站着走,以示生死自由)”,说完,便用手攀着树枝,奄然而化。后谥“鉴智禅师”。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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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洲金融集团陈有庆:书写中国华人金融界传奇

    如果用A4大小的纸张,以四号字罗列陈有庆曾经和现在拥有的头衔与职务,一行一个,可以印出整整四页。 现在这个精神奕奕的老人的主要职务,是亚洲金融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当我们在房间中见到他时,他正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住在北京饭店参加全国两会,宴会厅外无数中外记者正守候着香港代表团的出现。 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大道上,一座特别的建筑十分吸引眼球,这座颇具东南亚风情的银行大楼,便是泰国盘古银行所在地。盘古银行曾位居全球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陈有庆,便是这个金融家族的第二代传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 陈有庆是第三代泰国华侨,他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追随着主要的家族基业行至今仍然定居于泰国,而他作为这一代的长子,却注定要一生与故土中国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 1932年,尚在娘胎中的陈有庆让母亲带上了返乡的漫漫旅程。陈有庆的父亲陈弼臣当时久在泰国,在广东家乡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陈有庆的母亲却执意要把他生在广东潮阳,她只身一人乘船漂泊了十数天,终于踏上故土,刚到汕头,陈有庆便出生了。 母亲说,他是老大,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陈有庆在故土上顺利诞生了,但是苦难这时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我和母亲不能回到泰国,父亲在泰国赚的钱也没法寄回来。”年幼的陈有庆一边上学,一边和母亲在田里干活,艰难养活着自己。 1946年,日本投降后,一家人终于能够团圆,此时陈弼臣已经于1944年和朋友一起在泰国曼谷创办了盘古银行,父亲派人到家乡接陈有庆到香港读书,1950年又把他接到了曼谷。 “父亲当时不让我进大学,要我在他的银行里学习做金融生意。”后来陈有庆白天在银行学习,晚上去学校学习,慢慢开始读银行保险的课程。1953年,一心栽培大儿子的陈弼臣又将他送去纽约,陈有庆依然白天在银行,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有关银行的课程。 即使身为公司的领导人,也要让儿子从基层做起,因为陈弼臣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在陈有庆心目中,父亲对自己的培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如今陈有庆依然用这种方式,培养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缘系香港 从1950年初次接触银行业务算起,这位老人已经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 1955年,陈有庆第一次离开父亲只身进入商海打拼,他的目的地是香港。“父亲那时候只是跟我说,你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去香港开拓自己的事业吧。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我在香港一住就是五十年,一路住到现在。” 当年23岁英气勃发的青年学子,如今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银行家。 “其实是父亲的眼光好,”陈有庆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觉得作为家族基业的创建者,父亲陈弼臣当时的眼界已经非常开阔。“他当时虽然主要生意在曼谷,但他认为应该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则是最好的中转站。在这里我们可以辐射到世界各地,香港是一个有发展的好地方,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可以发展业务,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想法不断寻求海外的发展机会。” 这其实才是陈有庆银行家生涯的正式开端。 通讯和交通的不畅逼着初出茅庐的陈有庆慢慢不再依赖父亲,自己独立处理各种问题,做投资及经营从泰国进口的大米生意。而他的海外扩展计划,也很快通过香港这个出口,延伸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 当儿子在海外地区拓展生意时,父亲陈弼臣在泰国本土的生意也开始迅速发展。 金融航母启航 1946年,香港商业银行在香港开业,1959年,陈弼臣创办了亚洲保险公司,亚洲金融集团的雏形就此初步形成。陈弼臣仍然做着东南亚的生意,而香港部分的生意则由陈有庆全权负责。这种各自掌管自己所长地域生意,相互配合的家族经营方式,陈有庆如今也正在他两个儿子的身上实践,一个金融家族,正在进入有章可循的传承轨迹。 1990年10月,香港商业银行和亚洲保险成立了亚洲金融集团,同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股东有盘古银行、UFJ银行、AIOI保险、UOB银行、新加坡亚洲保险、CAN集团。1995年,身为亚洲金融集团主席的陈有庆将所辖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通通以“亚洲”这个名字开头,开始强调集团的整体性和全球化,特别显示出一个家族产业的整体性。 盘古银行在金融风暴前曾跻身世界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现在仍为泰国最大的银行,股票价格比金融风暴时上涨了三倍,北京分行设立箭在弦上。亚洲金融集团,目前开始在国内开辟业务,亚洲商业银行在上海、沈阳、深圳分别设立办事处及分行,亚洲保险集团正在筹划进入内地市场。 “我们在内地的生意虽然慢一点,但我相信前景还是不错的,无论是经济前途还是生活前景。1975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时跟现在相比,根本无从比起,我看着时代发展过来,我对这个地方有信心。”陈有庆说。 信不信由你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泰币一度贬值40%,当时的贷款客户大部分都涉及到外币业务,盘古银行的坏账和不良资产大大增加,整个家族的生意陷入了困境。“那时候很多人卖了房子,带着钱跑到国外去,想要避过这场风波。”回想当年,陈有庆大赞自己掌管盘古银行业务的侄子陈智深做得不容易。 就在别人纷纷卖房套现时,陈有庆却做了件似乎很没有金融家头脑的事情——他把自己位于香港跑马地的旧宅重新翻建成了一幢8层住宅,还把两个儿子叫来,每人分了两层,全家搬到了一起。“我要给儿女们奠定心理基础。”陈有庆说。他始终对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走势有信心,而历史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传承信用 讲到在银行业上的成功,陈有庆家族代代相传的信条就是诚信和信誉,一个“信”字,撑起了他的家族事业。 直到今天,泰国人还认为陈氏家族曾对泰国的金融和经济有推动作用,这一切都始于陈弼臣当年的一个大胆举措。 1953年,陈弼臣担任盘古银行董事、总裁。当时泰国的银行业基本都被外资银行垄断,这些外资银行占据了泰国金融界的主要市场之后,开始对贷款客户做出一些十分苛刻的要求:他们要求客户开银行保证函,还要收取100%的保证金,但是对于生意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泰国的生意人陷入了困境。此时陈弼臣提出,不能只看重资产的损益,而要将对方的“信誉”纳入主要的考量方式。在别人收取100%保证金的时代,他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要求自己的银行在做这项业务时只收取1成保证金,甚至等货到时再给银行付款都可以。“这样一来,一块钱做的就不只是一块钱的生意,而是五块十块的生意。”可想而知,大批的华人客户立刻投奔到盘古银行,很多泰国国营机构的生意也挪到了这边,其他银行在压力之下,只好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做法,这种改变,对于整个泰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没有抵押的,那时靠的就是一个信字,我们那个时代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重情守信,我的父亲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陈有庆说。“银行业是为公众服务的行业,银行的资金说穿了就是市民的钱,所以做银行最重要的就是以诚待客,这样才能够赢得发展的机会。” “现在国际化了,生意做大了,客人比原来多了很多,这种情况下银行不可能对每个客户都了解,所以就一定要进行科学管理。”陈有庆是个很谨慎的人,虽然说信字当头,但他的行事风格是十分稳健的,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去做,所以业务上升得很平稳。“现在我们有信贷委员会、资信调查委员会和稽核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我们对每一家公司的年报、管理都十分重视,尽量避开贷款的风险,这些先进的现代做法虽然跟传统不同,但诚信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原则。” “这几十年的积累不容易。”陈有庆感慨地说。 行事稳健的陈有庆也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商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生意状况不好,陈有庆是第一个在香港和东京开始与日本人合作买卖日本股票的。 亚洲商业银行以前主要是对外部交流起桥梁作用,与内地的往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而台湾开出的信用票大都是经过他们转到大陆的银行,所以他们跟两岸的金融机构都有业务上的往来,战时美国甚至以为他们是内地银行,一度把他们在美国所有的美元户头都封了。从那时积累起的良好资源对亚洲商业银行现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目前进入内地市场的外资银行越来越多,但陈有庆却说自己没有什么压力,他说:“业务紧张一点是好事。大家各有各的客户,那些欧美的大银行一般都喜欢做大生意,不愿意做小生意,但是内地的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都是非常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发展,他们需要资金,需要多方面的融资,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很大的市场。” 隐于幕后 一间银行所做的事情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在80年代生意起步不久时,盘古银行便贷给他一亿美金。而著名的香格里拉集团,也由盘古银行的父子两代支持多年。 陈有庆现在最发愁的,是资金来源问题。 “亚洲商业银行现在也可以做人民币业务,在上海广东等地都能做,但目前只能做三资企业的业务,本地人的存款我们不能收,所以我们有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贷款的时候没有资金,基本上只能用自己的钱,新资金注入也需要批准。我们现在主要做买卖贸易方面的生意,客户存给我们不多,基本都是我们贷给他们,主要资金都是从香港我们自己手里来。”陈有庆为钱发愁的样子,也是很多外资银行老板的写照。 而作为香港第六大保险公司的亚洲保险公司,目前也在艰难筹备进入内地市场,陈有庆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年过古稀的他,已经把大部分的权力移交给下一代,除了连任四届人大代表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工作中。成立这个联会的念头,几年前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诞生:全球侨界的网络覆盖面十分广阔,香港是他们的主要枢纽。“我们就是桥头堡。” 香港侨界人士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年代,但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他们与海外和内地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网络才将生意做大。“香港的侨胞大概有一百多万,他们为了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香港正面临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同时适逢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此时成立联会,是极好的时机。”陈有庆说。 至于家族生意,陈有庆也打算得很完美:他主内,孩子们主外。借助自己对于内地市场多年以来的了解和孩子们从小在海外读书的经验与眼界,一个更加多元化发展的金融集团,已经慢慢完备起来。 一个老人的家庭梦想 陈有庆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似乎不太喜欢谈论自己,而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人。儿子,侄子,弟弟,太太,说着说着,他就沉浸在讲述自己家人故事的情绪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人,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把自己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与梦想,用心地移交给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把自己的爱与心情,与家人的喜怒哀乐紧紧相连。 三代同居 陈有庆有一个不太一般的家庭——也许应该是太不一般。 他的弟弟陈有汉,在1988年他们的父亲陈弼臣去世后,出任盘古银行董事长,而陈有汉的儿子陈智深,则在1994年12月接替了自己的父亲。 陈有庆的两个儿子中,大儿子陈智文现任亚洲商业银行总经理,小儿子陈智思则主理亚洲保险公司。小儿子智思,让陈有庆时时念在嘴边,挂在心上,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商的同时叱咤政坛,任香港立法、行政两会议员,更主要的,是一个老父亲对这个从小多灾多难却一路努力走下来的孩子的牵挂。 陈智思是一个全香港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他投保的名人,因为他18岁时,就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型心脏手术。这段生死之间的经历,让他决定将生命的大部分“奉献社会”,他也是整个陈氏家族中在政坛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而对于侄子陈智深,陈有庆也赞誉有加,“他特别勤劳,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金融风暴后盘古银行的迅速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陈智深的勤奋。 虽然陈家一家都是“精英”人士,但他们却没有淡忘亲人。每年春节,整个家族都要回到泰国团聚,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这个习惯,是陈有庆坚持的,他对自己后辈们说:“我离开泰国很多年了,你们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有的都不认识,以后下一代会连家里谁是谁都不知道,每年趁着过年的机会大家在一起见见面交流一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就都可以沟通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 金融风暴时,陈有庆的两个儿子回到国内与父亲同住,小儿子陈智思更是放弃了美国绿卡,恢复香港人的身份,不过他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只有周末时才一起吃饭。他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家里的健身房。陈有庆在北京饭店的房间角落里就摆着一双阿迪达斯的球鞋,“我一定要健身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健身馆,给我和我的孩子们用,身体健康最重要。”老人笑得很开心。 1952年结婚,陈有庆早已经度过了他的金婚纪念日,和太太沈时芬在香港相识,在泰国结婚,两个儿子各自事业有成,两个女儿远嫁国外,陈有庆夫妇的日子过得幸福满足。陈太太醉心绘画,小有所成,一家人住在8层大宅中,不远不近,各自过着各自不平淡的生活。陈有庆的家,论职位,几乎就是一整间公司,但抛掉各自的俗务,谁能说不是一个模范的香港家庭呢? 让后人走自己的路 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童年的苦难,但陈有庆子女们的经历却和自己的父亲非常相似——去国外念大学,进国外的大公司打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公司来工作。 “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啦!”他笑。现在整个家族中的生意,陈有庆都已经慢慢交给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多年的海外经验,为家族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而陈有庆本人参与内地各种事务多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专心为儿子们攻打内地市场。 接班问题一直是家族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根据《美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的描述,那些已选定了接班人的家族企业中,84.5%选择的是40岁左右受过大学教育的家族成员。制定了接班资格认定政策的企业中,38%的企业要求接班人具有在家族企业以外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29%的企业计划将所有权平分给子女,22.3%倾向于给对企业贡献大的家族成员更多股份,10.1%计划给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子女较少股份,6%的不给其任何股份。 目前中国大批家族企业正处于权力交接的转型期,如何成功传承财富成为其面临的主要课题。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 为了平息子女之间的争夺,瑞典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资产拆成了三份,确保子女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经营高级男装的杰尼亚家族则干脆把整个生意变成了两代人的合资公司,共同承担经营上的风险。但瑞士洛桑商学院的施瓦斯教授则认为,老一代创业者总以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每经过一次权力交接就需要做战略上的调整,他们只想让子女照着自己的方针行事,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 “不要逼子女按照自己路走下去”,这样一个简单的要诀,正一代一代在这个金融家族身上实践,他们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已经逐渐介入家族事业,但是陈智思说,不会逼后代走自己的路。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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