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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种文化形态复杂 “新轴心时代”儒学向何处去?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通讯员 吴丽娟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五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一楼南书房举行。本期继续讨论“儒学”,围绕主题“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发展”,邀请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和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方研究所所长阮炜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现场由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担任主持。当晚各位学者畅谈彼此的观点,梳理了新轴心时代下儒家文明的发展等问题。现场观众也仔细聆听,踊跃提问。 “新轴心时代”并非美好构想 什么是“轴心时代”?这个时代的“轴心文明”主要表现为怎样的倾向?代表性的成果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首先做了介绍。 “轴心时代”的概念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想把古代文明形态作一个哲学概括,发明了“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尽管各种文化形态非常复杂,但其思想的动力源泉和最早的观念形态,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 “轴心时代”已成为流行学说 景海峰指出,在中国,这个“特定时段”大概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五六百年间,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一批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先知、圣贤或伟大的思想家。“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在印度产生了佛教、耆那教,有释迦牟尼佛陀,也有像《奥义书》这样伟大的经典;在以色列有很多犹太先知,犹太教后来成了基督教的源头;在古希腊即雅典城邦辉煌的时代,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对后来西方文化有长久影响的大哲。”景海峰说:“2500年来,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在这些伟大哲人或先知的思想照耀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中间也历经变化,但根本观念或思想体系是受到这批人物的影响,所以雅斯贝尔斯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理论提出以后,很快得到了史学界、哲学界以及很多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和回应。景海峰表示,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哲学的突破”的说法,尽管用词与雅斯贝尔斯的不一样,但意思大致相同。希伯来大学有一个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上世纪80年代于全球范围内组织过很多讨论“轴心时代”、“轴心文明”的学术活动,丰富了对“轴心时代”的理解和认识,也出版了很多书。景海峰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轴心时代”的理论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各地有过大量讨论。近二十年来,“轴心时代”已经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学说,尤其是研究世界史的,对“轴心时代”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 “新轴心时代”有强烈的现实指向 在景海峰看来,所谓“新轴心时代”,就是强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可能又走到某个节点上。“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明的冲突、交融,使今天这个世界呈现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景海峰认为,如果再拿2500年前的东西来解释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我们今天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需要开始一种全新视野的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提出一些新的范式,来解释我们当代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把它叫做‘新的轴心时代’。” 景海峰还指出,“新轴心时代”具有一个现实背景,即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它实际上含有一种现代地缘政治的意味,尤其是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后,把所谓“新轴心时代”这个话题拉到我们面前,是很有现实感的思考。 景海峰强调,现在讲“新轴心时代”,并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构想,而是有一种现实指向,强调的是多元共存,这和“冲突论”的思路不一样。“我们要从世界新的格局来理解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里面,只关注西方已远远不够。‘新轴心时代’就是用一个新的战国时代的格局、地缘政治的眼界,来把文明的历史线索和当代状态糅在一起,进行一种现实的思考。之所以要把儒家的未来发展放在这样一个格局里来看,是因为它对未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中华文明形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认同方面,儒家可以作为其中一个代表,但不是唯一。” 推广儒家的温柔敦厚 “使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比较方便的,但是不能受它的束缚,不然思路就打不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方研究所所长阮炜在作个人观点阐述时,开门见山地指出。 不能受“轴心时代”概念的束缚 阮炜表示,“‘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确实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不同学科可以围绕这个概念做很多文章。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没有问题的。它很可能遮蔽或者淡化了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长期演化和发展。” 阮炜介绍说,埃及文明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也大约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中国文明也已经相当发达。不可能因为有人提出“轴心时代”,就以为那几百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至为关键的时代。“确实,那几百年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受它的束缚。同样的道理,所谓‘新轴心时代’概念也可能有其局限性。” 阮炜表示,“我注意到哲学界一些人士在近二十年来喜欢使用这个概念,但我认为,这其实是没必要的。‘新轴心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各主要文明又有更伟大的发展?问题在于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速度是非常快的,说不定再过几十年到一百年,电脑、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可以用芯片或者其他技术来事先决定你的文化身份。”阮炜说:“在目前全球化速度如此快速的情况下,如果再抱着‘轴心时代’的概念,可能有点自说自话。但我只能表达个人的意见,不可能阻止其他学者使用这些概念。” 把儒家人文理念带给其他人 “如果使用‘新轴心时代’概念,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大的期待,或者说中华文化、儒家文明在理念方面将会有更多的创发”,阮炜表示,对于景海峰把“地缘政治”引入“新轴心时代”概念中,结合起来使用,这很有意思。“虽然人们可以到处移民,但基本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后中国文明包括儒家文明应该有大的作为。”他强调,相比其他文明,中国文明的一个最大长处就是它是一种温柔敦厚的文明,不具有特别强的攻击性,特别讲究和合。为此,他还特别举例最近刚刚发生的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认为如果中国人那种温柔敦厚的素质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宁静和平一些。 “如果中国文明、儒家文明以后要对人类再有所贡献的话,除了技术,在人文理念方面也应该有所贡献,把我们的好东西带给其他文明的人,但不能用强制的方式,而是让他们慢慢观察学习。”阮炜强调,儒家是不传教的,而是让人自觉接受其生活方式。“经常在国内一些媒体或网上看到把中华文化骂得一文不值,一味批判其专制、封建,其实中国文明有非常民主的一面,只是他们不愿意看到。” 以现代语言传达儒家文化 在“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五期活动上,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条理清晰、风格幽默的主持,使得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和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方研究所所长阮炜两位学者都做了丰富精彩的观点阐述和绵密细致的讨论。当王立新提出一个最后问题:中国传统儒学在新的轴心时代若要大显身手,有没有具体方向可以发力?景海峰和阮炜又迅速表达了各自的想法。 “今天不同板块、不同区域之间,不可能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而是都处于一种频繁的、强烈的互动状态,在相互的联系中寻求一种共识,一起往前走。尤其是随着通讯、网络、交通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地球村’的状态,基本上不存在隔绝性,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联网了,都处于同一体当中。”景海峰强调,在这种同质化的状态之下,考虑怎样把原有文明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凸显儒家的价值,这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说新轴心时代的儒家文化发展不是处于一种很狭小的眼界,或者回到历史,或者只针对中国人的观念和意识,它应该是面对今天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进行思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大的文明传统,我们怎样去发掘资源,把这些宝贵的东西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贡献给整个世界,这是我们要去努力做的。” 阮炜则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首先要搞清楚自身文明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在他看来,近百年来社会发展速度实在太快,造成了社会失治、道德失范,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反对如今有部分人无端盲目地辱骂中国文化,“以后儒家文明要继续往前走,要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首先我们就得尊重自己的传统,好好反思自己的传统,不要开口闭口就骂自己的祖宗、骂自己的文化。把这个问题解决后,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创发,才有‘新轴心时代’的新发展。”阮炜说。 王立新表示,自己非常赞同景海峰和阮炜的观点。他表示,一方面,要发挥中国文化信善、近善和尽善的基本功能。“你可以不相信人性是善的,但是我们必须朝着善的路走。”另一方面,将来世界会走向多元化,人们可以表达不同的想法,但辱骂是不对的。“批评是可以的,但要有根据,否则就是无端的辱骂了。中国传统儒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经得起批评。” 颇有意思的是,在当晚的交流环节中,人称“诗经迷”的深圳诗乐会会长子张穿着一身汉服来到现场,并提出经典和形式(如服装)才是新轴心时代儒家发展方向的看法。王立新则立即接过问题,对于经典,他认为“不能丢弃经典,但是同时要使经典发挥现代的光芒”。对于服装,他巧妙地引用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博得现场阵阵掌声。

    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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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中华儒释道大讲堂开讲 佛商与财富管理等话题

    【深圳商报讯】(记者 刘良龙)记者昨日从深圳普世永华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悉,由世界佛陀教育总会和深圳普世永华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深圳中华儒释道大讲堂”公益慈善活动,1月10日至11日在福田区新梅园圆通素食馆开讲。 此次活动以践行中国梦,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在两天的讲座中,世界佛陀教育总会会长、辽宁凌云寺住持明一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理事、深圳市佛教协会顾问(原秘书长)、深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福田区人大代表李艾峻,重庆中华传统文化论坛发起人高玉焕,分别主讲了“佛教与养生”、“佛商与财富管理”和“幸福美满家庭”内容,来自社会各界的600多位听众享受了一次文化盛宴。

    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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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熙公祠:好心人巧施妙计 让它躲过“文革”浩劫

    潮州人习惯把“旅游”叫做“踢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踢跎”成了时尚,成了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属奢侈品,尤其是小孩会为一次“踢跎”而欢喜得几夜免睡。 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秋游,旅游点是与我们金石镇相临的彩塘镇金砂乡。据校长介绍,那里有一地方叫斜角头,斜角头有一祠堂叫从熙公祠,祠堂的门楼肚有四幅石雕,其中的一幅有一条神奇的石牛索,当年为打牛索,不知“经”死了几个打石师父。校长说得神乎其神,可我们当学生的,只图好踢跎。 那时候,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自行车,于是同学之间便“拼车”前往。二十八寸双筒自行车的座椅对于十几岁的我们来说实在太高了,不管如何,就是难以坐上座椅骑车,不怕,山人自有神仙计,我们或踏“三角壶”,个子再高点的同学或骑上筒(比座椅稍低),这样沿着涂路沙路,载着同学,一路颠颠簸簸、摇摇摆摆,时而你跌、时而我倒。无妨,跌落爬起,掸去身上的尘土,继续欢笑、高歌前行。十几公里的路,就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变得短了。 果如校长所说,在从熙公祠的门楼前,真的见到了那条神奇的石牛索。它仅仅是四幅镂空石雕图其中一幅的一个构成部分,大约五公分长,细小如普通的电线一般,却有绳索应有的纹理,更是厉害者,它不是静止的,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牧童与牛双方的角力在牛索上的动态体现,这才是它最为神奇之处和为人们所惊叹不已的缘故吧。大致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构件难以完成而得以完成,或者真如传说中所说的,“经”死了几个打石师父而远近闻名吧。站在这鬼斧神工的牛索面前,我们只有赞叹,啧啧连声,直至摇头晃脑。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词汇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了,甚至是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想来,那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工艺,非得神助而难以完成的艺术作品。 当然,最让我们开心的是,当天中午在该乡的另一祠堂、学校所在地前面的旷埕用餐。没有桌椅,因陋就简,汤菜摆放地上。一盘鹅肉叠上青翠的芫荽,红绿相间,色香俱全,让人垂涎。粘满油的芥蓝迎着阳光反射,不经意时会吓你一跳,惊呼被什么东西刺着眼睛。铁铸的转炉,里面火炭烧得正红,汤中的肉丸兴奋地、有节奏地跳动着,全然没有将要送入人类口中的顾虑。二菜一汤,除了芥蓝可以经常吃得到。鹅肉这东西,非得有时有节、抑或“闹热”才能够尝到。至于转炉,那可是大年廿九或者三十夜吃团圆饭时才派上用场。我们八人一桌,围成一团,享受着除了吃团圆饭才能享受到的“国宴级”待遇,开心的心情自然难以言说。 秋游距今将近三十年,每一想起,竟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今年春节,与妻子(金砂乡人)回娘家与三亲二戚拜年,特意要妻子带我旧地重游。 景物依旧,只是多了 “铁将军”保护而无法靠近,深感遗憾。遗憾之余,却为它经历风风雨雨而保持完好直感庆幸。“在那个疯狂岁月里,许多今天成了文物、甚至是‘熊猫级’的古迹几被破坏、毁掉,从熙公祠为何能够独善其身?”我问妻。“当年公祠将遭破坏是在所难免,四幅石雕更是首当其冲。但它又是幸运的,它遇上了保护神而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当红卫兵决定破坏四幅石雕的第二天早上,罩着石雕的玻璃内面贴着毛主席语录而使破坏者望而却步,四幅石雕才得保全。” 妻如数家珍的回答令我咋舌,相信这在当地是广为人知的善举。以矛盾解决矛盾,此计妙极,得为出此主意的人竖起大拇指,表示万分的敬意,他可谓是从熙公祠的再生父母,无形间,他延续了从熙公祠的生命,让这座旷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代古建筑能够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世人数念、游客叹为观止的旅游景点,也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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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后“后生仔”十年来醉心收集潮汕文献 传承潮汕文化

    李楷瀚将满满一箱旧时唱片和一箱歌册赠予韩山师院图书馆。 华夏收藏网讯  据《潮州日报》报道,随着时光的推移,一些曾经见证着一个年代故事的老物件,也逐渐被很多人所淡忘。然而,潮安区龙湖镇23岁的李楷瀚,从小受外公影响,对潮汕地区文献、古玩物品情有独钟,十年来走街串巷,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富有潮汕特色文化的资料,老照片、潮剧唱片、潮汕各地古文献、潮州歌册……近年来,更是将部分文献资料捐赠出去,让它们在更合适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价值。 受外公影响 爱好收藏地方文献资料 小时候,李楷瀚的外公常常到农村各个地方卖草药,回来的时候总带来各种各样的被别人视为“废品”的老物件,每一次都会跟李楷瀚讲述每一个物件背后的故事。有一回,他的外公给了他一张民国时期的关金券,并详细跟他讲述那个年代的百姓故事。慢慢地,李楷瀚对那些看似破旧的东西越发充满好奇,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一段历史。 从上初中开始,他一有空便到各个乡村去摆地摊收集,有时候跟一些收集旧物件的人联系,收藏的范围从一开始的枫溪陶瓷、古钱币,逐渐变为只要是具有潮汕地方文化特色的文献资料,他就收集。现在他的藏品中,地方文献资料就占据了大部分,其中包括歌册、曲册、潮剧本等上千套,还有各个年代奖状、结婚证、毕业证,清到民国时期的田契、厝契,以及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明信片、老照片、汕头埠广告纸品、潮汕侨批、潮汕钱庄票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老照片、画报、书籍。 出于对潮州文化的喜爱,近十年来,李楷瀚不仅通过各种文献资料了解潮州,还习惯性地把潮州日报上关于本土文化的报道,一一剪贴下来制成书籍,工作之余便细读研究。 “捐赠是一种传播和传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可是,李楷瀚的这个收藏爱好,许多人却并不认可:收集来的有些东西又破又旧,甚至还脏兮兮的,还花费了不少钱。他成了朋友和家人眼中的“怪胎”。他说,从小他就不买衣服,不玩游戏,不去网吧,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在购买这些古玩和文献资料上。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一套与侵华日军占领潮汕有关的明信片,特别喜欢,但觉得太贵,前前后后折腾了三次,最后还是拿出3000多块钱的生活费买下了它。后来,身边的人看到李楷瀚并不因为收藏而收集,而能从中汲取地方历史文化知识,做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慢慢对他的这项特别爱好改变看法。大学期间,他母亲还特意在他每个月的生活费中多加200-300元,以支持他的这项业余爱好。 随着收藏品的增加,李楷瀚梦想着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能够将藏品展示给更多的人看。可是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未能如愿。为了给这些藏品找到更能显示其价值的平台,他开始将部分藏品捐赠给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一些民俗文化艺术馆。1月17日,他把刚刚从金石镇西林村一位阿伯那里买来的潮剧资料,送到了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赠品包括200多张上世纪70、80年代的潮剧薄膜唱片、几十盒上世纪90年代的潮剧录音带,20多本潮汕文献,以及6本潮州歌册,还有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唱机。 “这些东西看似不上档次,但它是真真正正的民俗文化,记录着特定年代的生活和故事,希望对潮汕文化研究能起到一定作用。”李楷瀚说,把东西捐赠出来,他一点都不心疼,在他看来,捐赠也是对潮汕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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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文帝“妙用”贯彻道家“谦卑无为”智慧 富国强民

    西汉后期的刘向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道家思想问世后,便对政治、养生、思维等产生影响。汉文帝以力量薄弱的藩王身份继位,初登皇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而黄老学“卑弱以自恃”、“以弱胜强”的特点适合他“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的特点,被其奉为“南面君人之术”。 无欲无争,保全性命 汉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都采用了“黄老”道家学说。首先这与他们的家教有很大关系。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好《道德经》而深受其影响,在母亲们的教育理念下,道家思想成为文景二帝治国思想的主要来源。时代环境对于道家思想的青睐也影响了二位皇帝。在楚汉相争时期,张良、陈平、韩信等人灵活地运用道家思想,才使楚军大败、汉政权得以建立。而秦末酷法暴政则令人深恶痛绝,在反思其深层原因时,道家思想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并融入包括文帝在内很多人的思想深处。 汉高祖刘邦死后,政权落入其妻吕雉手中,她想将帝位转给自己娘家的人,于是,大开杀戒,将刘邦的儿子几乎赶尽杀绝,只有小儿子刘恒幸免于难。这不是吕雉心软才刀下留人,而是刘恒及其母亲“无欲无争”的姿态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刘恒母亲薄氏知道宫廷斗争的残酷现实,便苦读《道德经》,领略道家思想的精髓,走上清净无为的道路。在母亲潜心寡欲思想影响下,刘恒或无意与其他皇子争夺继承权,甘愿被分封到西北边疆、毗邻匈奴的荒漠贫瘠地带为代王。刘恒在没有其他皇子愿意来的偏僻地方为官,几乎被朝野遗忘,正因如此,才躲过了吕雉的迫害。 吕雉死后,大臣们在寻找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时发现,皇子只剩刘恒一人了。于是,这位远在边疆、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便被请到长安,是为汉文帝。 谦卑下位,获得皇位 刘邦曾谈过自己能够虚心听取能人的意见是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他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自己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且百战百胜,自己不如韩信。以“谦卑”之心知人善用,才是自己取胜的根本。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淡薄名利、潜心学道、在边塞为代王的刘恒。当他听说长安来人要迎接他回去当皇帝时,仍旧保持着谦卑下位的姿态。他请示母亲,是否可以去当皇帝。母亲帮助他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是中央政权最混乱的时期,且朝中大臣多是刘恒父辈,很难驾驭。如果冒然前去,可能遭到杀身大祸。于是刘恒派人前去长安打探消息,一了解实情,二为延缓时间来获取人心。之后,刘恒斟酌再三,才最终决定回长安继位。 此时中央政府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周勃手里,周勃对于刘恒的弱势了如指掌。对于刘恒来说,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对待这样的关键人物须非常慎重。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长安城外的渭桥,周勃率领百官跪下接驾,刘恒也立即下马跪下还礼。这种礼节的选择,正体现了《道德经》倡导的“谦德”精神。在渭桥过礼之后,周勃想单独与刘恒说话,刘恒觉得私自与周勃交谈,可能引起百官误解,于是,便拒绝了私人谈话,体现了《道德经》所谓“无私”的运用。在周勃将玉玺送上后,刘恒仍然谦逊地说:“玉玺我可以代管,但这个皇帝不一定非是我来当不可,可以为皇帝的人很多,此事过些时日再议。”刘恒运用了道家“不用之用”的智慧,避免了不必要的妒忌发生。 刘恒收下玉玺后,又等了九个月才登基,这一是考虑到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自己大的、办事能力比自己强的,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登基才能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争取获得那些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将军们的支持,自己的政权方能真正稳固。在一切条件完备时,刘恒才荣登皇位。 躬行节俭,增益利民 老子有所谓“三宝”的说法: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除了待人待物的“慈”和“不敢为天下先”之外,在待己方面需“俭”,只有躬行节俭,才能增益利民,而这一点尤为汉文帝所注重。《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文帝带头为天下人作敦朴的示范,并制定一些节俭的规章制度,推动自上而下实行。据说他的一件黄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之再补。他尽量减轻刑罚,减轻赋税,宽大包容,为人称颂。 时人贾山曾说,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所有这些举措,均体现了黄老道家“尚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其目的是体谅百姓,与民同乐同忧。西汉后期的刘向因此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此后直到景帝、武帝初期的五六十年间,因在政治上贯彻道家的“谦卑”、“无为”之智慧,而使得国强民富,为汉朝四百年政权打下了深厚根基。

    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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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州李镇锐书法艺术馆举行书画名家“乙未雅集”迎新

    2015年是农历乙未羊年。元旦刚过,羊岁脚歩渐近,金羊献瑞喜气洋洋。2月11日正是周末,潮州李镇锐书法艺术馆择吉举行书画名家“乙未雅集”笔会喜迎新年。下午2时许,名家们聚首艺术馆,情寄丹青拨墨挥毫,抒发对新春和羊岁美好愿景的衷心祝福!艺术馆雅风洋溢其乐融融,一派欢悦瑞祥。 潮州市人大常委、市美协主席吴维潮,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耿之出席笔会;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潮州诗社社长曾楚楠老师为乙未雅集作序并书。潮州市第一至三届美协主席吴荣文、邱思泽、吴维潮;韩山师院教授郭建军、邹晓、李家润老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刘海亮,书画名家徐启锐、王维元、陈展,刘汉群、吴荣闻、谢松青、李冰、林桢武等20多位老师欢聚一堂,书画为媒以文会友,开展艺术交流和探讨,联手绘就乙未雅集松柏长青梅兰竹图,寓意艺术之树常绿,友谊长春!本次雅集笔会活动得到潮州粤兴牛肉品牌店丁伟忠先生热心协助。席间,老师们频频举杯互致祝福,愿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并对丁伟忠先生热心文化活动谨表谢忱!

    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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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封斧7年之后,揭阳唯一“龙舟世家”传人再度“出山”

    年近古稀的王慰君一生造船无数,其造龙舟技艺在行业中有口皆碑。 王淡强、王淡怀兄弟俩现场制作船钉。 50余岁的王林君正在加工龙舟板材。 新制作的龙舟如新月一般挺立。 每年端午节前后,揭阳各河网锣鼓声渐次而起,龙舟赛如火如荼。在有着400多年赛龙舟历史的揭阳,传统龙舟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而龙舟制作也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神秘色彩。 据《潮汕百科全书》载:“潮汕地区的龙舟,以揭阳为代表。”然而,2014年端午节,记者采访获悉,揭阳龙舟制作技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详见本版2014年5月28日报道):揭东锡场潭王村“龙舟世家”传人王慰君一家于2008年后已经停止制造龙舟。近日,获悉已封斧7年之久的王师傅再度开斧,为潭王村再造新龙舟的消息后,记者专程赶往潭王村一探究竟。 记者 蔡烨华/文 涂英鹏/摄 再造新龙   因乡亲盛情难却 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潭王村,几经辗转终于在榕江北河河畔找到了王慰君的龙舟制作场所。这是一个用板皮和竹架搭建起来的简易工棚,里面分为两间,里间用于制作船钉,外间用于制作龙舟。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目前,新制作的龙舟已初见模型,状如新月。“接下来还得为龙舟安龙骨,安上龙骨后还要用竹篾将龙骨绞紧,船两边还要再嵌上两块木板,做划船人的‘坐凳’……总之,接下来还有很多工序。”王慰君介绍,这次新造的龙舟为51桡大龙舟,长约2.8米,宽约1.4米,可坐54人。“造龙舟选材、定墨、安龙骨、上油漆等都相当讲究,一点都马虎不得。”王慰君坦言,时隔7年再造龙舟,开始确实感觉有些生疏,有些累,而这次愿意再造新龙,完全是因为乡亲们的一片盛情难以推却。 记者观察发现,组成龙舟的木与木之间不采用任何粘合物质,靠人工把木边磨平,然后用钻子和“钉送”在木板上斜斜地凿出一个个钉孔,之后再打入一颗颗钉子。这些钉子由纯手工打造,王慰君请来了村里唯一的“船钉家族”——73岁的王淡强和65岁的王淡怀两兄弟上阵。记者在现场看到,只见在自砌的灶炉里,上好的焦煤烧得火旺,师傅将钢筋放入其中,待钢筋烧得通红后取出,再用大铁锤敲打成型。两位师傅的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不一会功夫,一颗头尖而带约15度弧形的船钉便锤打成型。 王慰君告诉记者,船钉有大、中、小三个类型,大的长约10厘米,小的也有8厘米。“市面上买不到这么合适的船钉,机器也打不来的。这些船钉大小必须和木板上的钉孔相吻合,十分考验打钉师傅的工夫。”王慰君告诉记者,一条龙舟大概要消耗150斤钉子,约要600多颗钉子,而每颗钉子都要经两位师傅数十下的锤打。 据了解,王淡强、王淡怀两兄弟已是“隐没”30、40年的老工匠了。“以前的船全是木做的,船钉就很畅销,后来,随着水泥船出现,船钉就渐渐没了市场了,这项手艺也就没什么用处了。”说起这话时,王淡强脸上有一丝失落。 预期目标   羊年端午将试水 在潮汕地区,王慰君一家制作的龙舟有着相当好的口碑,重量轻、吃水浅、舟速快。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前来“尝鲜”的村民纷纷告诉记者,王慰君一家的龙舟制作技艺高超,其制作的龙舟不仅外观美丽,更是相当好驶。老人坚守了一辈子的技艺,也成为了潭王村人的骄傲。 “以前,他们整个家族都在做龙舟,他家开有船厂,不仅他们自家兄弟,连他们家亲戚也都在厂里做。”一位前来参观的村民如是告诉记者。“龙舟是千年做一回,我们家以前主要做造船生意,龙舟一般是农历2至4月间才会有人来请去做。”王慰君告诉记者,制造龙舟受到季节性的限制,加上制造每一条龙舟都需要团队合作,这门技艺学起来也要比一般工艺辛苦,所以大多数年轻人既不愿意学,短时间也难以学会。而随着木船被时代淘汰,单纯靠制作龙舟根本难以维生,兄弟们大多另谋生计。目前,只剩下他和4弟王林君留在村里。年近古稀的王慰君自2008年之后完全“收山”,50余岁的王林君则偶尔参与龙舟维修工作。 “以前,80年代时,5兄弟合力造船,一般10天就可以造好一条新龙舟。如今,3位胞弟在外回不来,剩下我和4弟两人,造一条龙舟得花上1个多月的时间。”王慰君告诉记者,预计到羊年端午节前,他们就可完成两艘新龙舟的制作,届时新龙舟将于羊年端午节正式下水。同时,王慰君也表示,未来他并不考虑再继续制作新龙舟,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制作龙舟了。 相关链接 揭阳龙舟,不论规模和造型,在揭汕潮地区首屈一指。《潮汕百科全书》第450页载:“龙舟为龙形的船,大小因地而异。潮汕地区的龙舟,以揭阳为代表。”揭阳的龙舟,龙头高昂,龙尾高翘,龙身彩绘,形象逼真,雄伟美观。揭阳龙舟大多数为51桡大龙舟,少数27桡小龙舟,也有37桡中型龙舟,还有55桡特大龙舟。 潭王村所在的地理位置特殊,榕江北河有5公里长河段经过该村的西侧和南侧。这河段河面开阔,古时候有几处河水深不可测,漩涡打转,响声如雷,民间称为“潭”,因全村姓王,故旧时村名称“潭前王”,今称潭王。因是水乡的原因,曾经潭王的造船业十分发达。伴着赛龙舟民俗的兴盛,潭王人更自行造出了精美的龙舟。潭王龙舟的舟体和使用性能比其他地方的龙舟好,在行业内有口皆碑。蔡烨华 辑

    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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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儒家思想在“商道”上的阐述 更值得商人们借鉴

    作者:齐善鸿(南开大学教授、中华道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所论述的多是人间伦理道德,然而,儒家思想在“商道”上的阐述,其实更值得商人们借鉴。 儒家思想曾造就出了中国最早的一位自由派商人子贡。说来也真是有意思,孔夫子反复宣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学生的重点也是在于德行、政事、周礼和六艺方面。对于经商理财,孔子是不太感兴趣的,甚至有些鄙视动辄言利的人。可是,他的高足中偏偏有学稼为圃的樊迟,有理财能手冉求,还出了个善于经商的子贡。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读书非常用功,认为做学问应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人品正直,光明磊落,主张贫而毋谄,富而不骄。他善于辞令,长于外交。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善于经商,做生意“臆则屡中”,预见之精准也算是出神入化了。因此,子贡发了大财,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商”的大商人之一。 与子贡不同,他的师兄颜回却是学文拔尖,品德第一,以贫为荣。可颜回不善谋生,结果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32岁就在飢寒交迫中去世了。另一个师兄闵子骞,也很有才学,却以外出做事为耻,只在家中进修,穷得连糟糠都吃不上。他们学问有余,谋生乏术。结果那满腹经纶,于世无补,也于己无益,想来也真是令人惋惜!子贡则不然,他把求学与致用、行义与营利结合起来。从学,则如切如磋,好学不倦,学识渊博﹔从政,则高车驷马,与诸侯分庭抗礼,使鲁国转危为安﹔从商,则预见行情,经商货殖,成为著名富翁,而赚来的钱,又注意发挥社会效益。可以这么说,孔子之所以能办成当时最大的私立学校,能周游列国,子贡的经济接济与支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但在儒家思想中对于经商是有重大贡献的。“义利相生”应该是说儒家对经商思想的最了不起的贡献。 在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在义与利不能兼顾时,孔子主张舍私利而取公义,舍小我而全大我。孔子的这些主张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深有影响。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用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重“义”。 同时,我们也知道,商道就是人道,就是人心之道。儒家“仁”的思想,“恕”的智慧,“中庸”的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学习和践行的。试想,损人害人的商业行为会持久健康发展吗?唯我独尊而不懂得满足别人需求的经营行为和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发展吗?做事走极端,不能把握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尺度,生意能够做得长久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地凸显出来了。能否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也有助于启迪我们在面对义利的选择时做出符合人的道德的抉择。 尽人皆知,现代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对自我和社会有一点儿责任感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和践行“先义后利”的基本商业理性。

    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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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冈文化之旅 领略一番深厚的古村落丰硕文化盛宴

    张文汉 近日,我到揭阳渔湖京冈参观,领略一番深厚的古村落文化底蕴,享受一次丰硕的文化盛宴。京冈的文物古迹众多,让我大饱眼福,不禁为其丰厚文物和鼎盛人文而深深折服。 初来乍到,我们便感受到京冈的美丽富饶。京冈其西、南濒临烟波浩渺的榕江南河,村后、村左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川,绿色盈畴,生意盎然。境内溪港密布,是典型的水乡,鱼虾等水产非常丰富。田野渠沟纵横,灌溉非常便利,土地肥沃,屋舍棋布,人丰物阜,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当地干部一边带我们实地参观,一边详细介绍该村风情。京冈位于渔湖平原南部,原是一个乡,后分为京南、京北二个村,人口1.7万多人。京冈创寨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是著名的古村落和文化之乡。南宋绍兴初年,京官孙乙奉旨来潮州复置揭阳县时,在此立籍定居,其后裔便尊孙乙为始祖。其子孙繁衍不息,并逐渐散居潮汕各地。村里建有孙氏家庙,供奉始祖。每逢祭祖时节,潮汕各地的孙氏宗亲纷至沓来,聚集于家庙祭祖,缅怀先祖的功德,敦睦乡情。京冈孙氏源自仕宦之族,读书家风薪火相传,因而英才辈出,人文鼎盛。 穿街过巷,我们来到“登瀛五马坊”。它是一座功名坊。明正德十四年(1424)揭阳县知县徐知用兴建,旨在表彰京冈举人孙齐和岁贡生、澧州府同知孙瑀父子。该坊为二迭三重檐石结构建筑。牌坊正面中间刻孙齐的雅号“登瀛”二字;背面刻“五马”二字,最上面中间刻“恩荣”二字。它矗立于村里的墟集中,铺面辏集,熙熙攘攘,显得有点狭窄逼仄。 走过热闹的村墟,我们辗转到了隐相祠。隐相祠又称恩相祠,是为祭祀有恩于京冈孙氏先祖的宰相梁克家而建的祠堂。梁克家是晋江人,官至右丞相,中举前曾在京冈员外孙白家任教。后来孙家遇急难,梁克家为其排解,孙氏感其恩,遂建祠祀之。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撰有《隐相堂序》一文。祠后厅悬挂的“隐相堂”堂匾为翰林吴左禧所题。隐相祠内立有一块“梦龙涤爪”碑石。该碑为纪念梁克家初抵京冈时所立,原在京冈村道旁,后移入祠堂内。 接着,我们瞻仰了翰林府。它为清乾隆十六年(1751)翰林待诏孙琼斌所建,大门匾“兰台紫誥”为清翰林、百岁寿翁刘起振所题。祠分前、中、后三座,左右各有两条通巷。中厅前部分为拜亭,拜亭悬挂的“福”字为乾隆皇帝的御笔手迹;中厅大堂为阁楼式建筑,中间建一空心藻井,正中建有圣旨亭;后座是“楼台”式建筑,幽雅恬静,适合安居。整座建筑壮丽宏伟,屋顶飞檐迭盖,雕梁画栋,其古朴,其典雅,让人赞叹不已。 站在村里眺望,可见涵元塔巍然屹立。涵元塔也称龟山塔,俗称京冈塔,明天启七年(1627)知县冯元飙倡建,并以“涵蓄元气”之义取名“涵元塔”。塔分七层,高52.8米。涵元塔动工兴建的第二年,揭阳的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辜朝荐同榜考中进士,被誉为“戊辰四俊”。涵元塔建成之后,揭阳更是人文鼎盛,英才辈出,先后涌现了林德镛、郑大进、杨钟岳等一大批文才武将。涵元塔在揭阳人心目中,被视为揭阳的文笔和风水宝塔。 有点倦了,大家遂稍息闲谈。据介绍,京冈孙氏在文化教育方面星光灿烂。据《揭阳县志》,科考录取中凡籍贯渔湖孙姓者,有进士4人,举人5人,各类贡生20多人。在近代,有民主思想革命家孙丹崖。他游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任广东分会会长。回国后在潮汕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孙丹崖在潮响应,光复汕头后率兵攻克潮州府。艺术界有画家孙裴谷,他毕生从事国画教育,刘昌潮、王兰若、孙文斌等名画家,皆出其门。 让我惊奇的是,这里居然有几处文物古迹被列入揭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一个乡同时拥有几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非常罕见,令人羡慕。众多的文物古迹,是京冈作为古村落和文化之乡的历史佐证。此外,这里的自然人文景观没有遭到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保持较为原始的风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非常难得。我想,如果合理开发,将会发掘京冈的旅游资源,使之成为乡村文化游的胜地。

    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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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汕头中山公园内忠烈祠近日开辟为“潮汕抗战纪念馆”

    汕头市中山公园内的“忠烈祠”,经过重新修缮,最近市政府已批复同意将其开辟为“潮汕抗战纪念馆”,汕头为此多了一处纪念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认识“忠烈祠”是50年前的事了。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中山公园内的少年宫参加课外活动,我因此对整座建筑结构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围坐在少年宫前面的草坪上进行少先队日活动,老师指着眼前的建筑讲述了少年宫的由来,我方知少年宫的前身叫忠烈祠,似懂非懂记得它是为纪念潮汕抗战的牺牲者而建的。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社会的变革、人生的转折,将“忠烈祠”名字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五年前几个老友凑在一起边喝茶边聊汕头尚存的老建筑时,其中一人不经意说起“忠烈祠”的名字,在座者竟无人知道,我想了想说:“是不是在中山公园内原少年宫那座?小时候我去过多次,是老师对我们讲的。”于是,“忠烈祠”的名字又重新储存在我的脑海里。 前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潮籍企业家庄坤平先生捐资200万元,用于复修“忠烈祠”。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在市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对其复修的进展也加以更多的关注,我是其中之一。在复修忠烈祠期间,曾多次前往现场观看,目的是找回少年时代那点滴记忆。 端午节之日汕头沦陷 为何要建忠烈祠呢?这还得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说起。“民国廿七年,广州陷后,我国抗战全恃汕头为唯一吐纳海口,军需用品,汽油汽车,各种物资,举由南洋群岛及香港,输入汕头,再由汕头经潮安、揭阳,以入客属韶关,分属全国各省市。日敌为实施其封锁我沿海各口岸政策计,乃倾其海陆空力量,企图进犯潮汕益急。”(参见《汕头沦陷日》)正是汕头位于战略的要害之处,为实施其封锁我沿海各口岸,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陆军第21军一部和第5舰队一部协同,攻占汕头一带要地,陆海指挥官为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和第5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 6月21日,这一天刚好是传统节日端午节。日军对汕头进行突袭,凌晨1时,安藤利吉指挥由后藤十郎任支队长的粤东派遣支队(以步兵132旅团为主力),近藤信竹指挥40多艘舰艇、43架飞机、一架飞艇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进抵汕头港外,其总兵力共1万人左右。2时20分,部分敌军在达濠镇东湖登陆,上午10时左右占领与汕头市隔海相对的石;敌军主力则偷袭新津港、梅溪,并分出两支部队分别在汕头市东面的下蓬乡蛋家围和西面的蓬洲登陆,夹击庵埠镇,对汕头市形成包围态势。与此同时,日军共出动飞机44架次,对汕头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驻汕的第十二集团军直属独九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得悉日军登陆后,即下令各部队死守抵抗。此时,潮汕地区防军有独九旅的625、626团以及广东省保安团、地方武装警察、自卫队等约3000人,兵力处于劣势,但多数防军仍奋起抵抗。金砂乡是敌军主攻方向,驻地防军在营长李平带领下,冒死抵抗,奋勇杀敌,坚持到21日晚,除少数突围外,余皆殉难。而当日军从迴澜桥攻入市区时,在今民族路胡文虎大楼一带遭到防军和民众的英勇抵抗。在激烈的巷战中,由于双方兵力和武器的悬殊,我方军民伤亡很多。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1964年的儿童节前夕,学校举办了“忆苦思甜”主题活动,班级请来了在环管处工作的李叔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李叔13岁时从潮阳流浪来到汕头,因不识字就一直靠做粗重活过日子,汕头沦陷时他刚好20岁,在汕头一家教会打杂。李叔说,日本仔进入汕头那天,他就藏在临街的一堆木板后面,目睹了激战的场面。战斗过后,胡文虎大楼一带随处可见到阵亡的死尸,他主动加入自发的收殓死尸队伍。因当时天气炎热,尸体很快就发出臭味,为避开臭味,他们每人嘴上都咬着一束点燃的香,将尸体搬运到中山公园内,又搭了一个大篷棚,作为临时停尸房。这些尸体后由存心善堂收埋。李叔说,因为汕头沦陷,他就回到潮阳老家暂住一段时间。听说他走后,中山公园就被日本仔占领了,运动场变为日军的养马场,园内很多树木都被砍掉当柴烧。 解放后,汕头市人民政府将这一天(6月21日)定为“汕头沦陷日”,并从2002年开始,每年在这一天响起防空警报,时长15分钟,让汕头人民永远记住这一天是汕头历史上唯一遭外敌入侵而沦陷的“市耻日”。 忠烈祠纪念抗敌殉难军民 1945年,潮汕光复后,汕头市民自发在中山公园原停尸棚的地方设立道场,祭拜抗敌殉难的军民。其时,正值国民政府出台了“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于是各地纷纷仿效建造忠烈祠,奉祀对象以抗日牺牲官民为主。至此,汕头总商会带头上书,向地方政府呈请在原停尸棚之处盖一座忠烈祠,以祭祀“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很快便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市民获悉后,纷纷为筹建捐款捐物。 1946年,忠烈祠在中山公园内西北角动工建造。建成后的忠烈祠,占地面积约76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40平方米,为贝灰沙杉木混合结构。建筑风格融合了潮汕民间祠堂设计、“四点金”平面布局,庑廊接拜亭,又以西洋装饰风格点缀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匾上的“忠烈祠”三个大字以及两侧门柱的“垂名炳海表,柱国障天南”楹联,出自一位八旬老翁之手,落笔清新干净,气势磅礴独步天下。此系邀请国民党元老、号称“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吴稚晖书写,题款时间为“民国第一丁亥年三月”(注:丁亥年即1947年)。 然而,忠烈祠落成不久,汕头市民还没来得及将它当作“祠”使用,就被捷足先登的国民党海军部队占作司令部,国民党汕头市党部也步后尘而来。尽管遭到汕头市总商会及民众强烈反对,最终还是“民斗不过官”,当权者我行我素,直至1949年汕头解放。 1951年,忠烈祠被改为汕头市儿童文化宫,1952年再改名为汕头市少年宫。“文革”初期停办;1973年10月复办。后来,汕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建成,少年宫搬走,忠烈祠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未能妥善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整座建筑日见荒废,杂草丛生中的主体结构摇揺欲坠,残败不堪。原有的石雕、构件随意丢弃。管理方后来干脆用大幅广告牌来遮挡,大煞公园之风景。 修复后的忠烈祠是在潮汕“四点金”建筑构造的基础上,融入客家建筑的穿心廊、围屋以及西洋文化墙体、白色门饰线等多种建筑元素修缮而成。正门之上,烫金的“忠烈祠”三字与门柱的楹联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两扇深褐色木质大门,装有传统的门钹,门扇上红色梅花镂空木雕装饰图案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潮味”;几十根精美的花瓶式石柱环绕四周,是中西融合的体现;红色的墙体,分别嵌着长方型和圆型的老式窗户,红白相映格外引人注目;还有那成双成对的石栏杆、石台阶、石狮子,使整座建筑物更显得肃穆而庄严。至于“忠烈祠”的门匾及楹联何时被人用灰泥批荡遮盖起来?有人断言是在解放初期。在复修忠烈祠之时,意外发现的门匾及楹联得以“重见天日”,这的确可归纳成一个“缘”字,也就有了今日忠烈祠的更加完善完美。 在去年公布的第五批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忠烈祠旧址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榜上有名,最近汕头市政府又批复同意将其开辟为“潮汕抗战纪念馆”,使汕头多了一处纪念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忠烈祠尚处在内部布展阶段,但每天仍有不少市民慕名前往参观,期盼纪念馆早日对外开放。

    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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