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士:30岁,人生在这里转弯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原副主任 中共广东省委原副书记 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会长 蔡东士:30岁,人生在这里转弯 １米６９的个头，体重９２斤——３０年后的蔡东士依然清楚记得自己参加完１９７７年高考时的样子。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年蔡东士３０岁，已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湛江农垦当了８年知青，前几年在兵团师部报道组当报道员，中央报刊、南方日报等时常刊登的署名为“高建兵”的通讯稿，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爱人也是知青。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农场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犹豫抉择 成分阴影 “右派”之子不敢报名 “我没有动一点报考的心思。”这是蔡东士当年的反应。个中缘由，要追溯到１９５７年。 蔡东士的父亲那时是公社卫生医院的老中医，曾因议论天上刚飞过的流星是不是苏联的人造卫星而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后来很快知道搞错，一年就“摘帽”了，但“摘帽的右派”还是右派。年少的蔡东士很快就领教了成分问题对自己的影响。当年，就读潮阳井都中学的他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却因校长政审里的一句“该同学父亲是右派”而落榜，复读一年后才上了高中。 这个阴影从此长留在他心底。很长一段时间里，师、团和农垦局领导反复动员，他都不敢写入党申请书，推荐工农兵学员时从来不敢报名，更没想到上大学的好事能排到自己。 看到周围的人热情高涨地准备高考报名，蔡东士一直犹豫着，真可谓心淡如水，甚至把别人送的参考书送给了在茂名工厂工作的弟弟。 他在兄弟姐妹当中成绩一直最好，家人认为他最有希望上大学。 二哥二嫂三番四次来信劝解，甚至提出要每个月拿出２到５块钱来补贴他。这两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以前都是讲出身、讲成分、讲空头政治，今后要讲知识、讲学历、讲实际本领，你不要目光短浅，一定要念大学”。 这句富有预见性的话说服了蔡东士。 等到他去报名时，报名处连报名纸都找不齐了。正好宣传队有人填表时头个字填错了空了一栏，他就把它涂了改成自己的，总算是报上了名。 他和全中国５７０万满怀惊喜与渴求的有志青年一样，摩拳擦掌准备参加高考。 奋力考试 苦熬十晚 煤油灯下出“状元” 考前，国家向各单位发文强调要支持本单位高考生复习，给予放假等照顾，很多报名的学生都休假全心备考。 可直到考前最后十天，蔡东士所在的兵团还不停地给他“压担子”。白天，要写学习大寨的材料；晚上，要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天天煮米糊，深夜才能匀出时间来复习。电力供应紧张，晚上十点即停止供电，他只能在小煤油灯下读书。 当时很多应届的高三学生慕名向他讨教。应届生们是从课本中这样一句话来学习圆面积的：广大工农兵在伟大的劳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规律，知道圆的面积是１／２×周长×半径。但老三届的学生则是在老师的逐步引导下，从一个圆切割成无数个等腰三角形推导出这个公式的。考试制度不同，教材不同，效果大不一样。蔡东士从老大学、教育局里弄来几份以前的高考试卷。苦熬了十个夜晚后，他瘦骨嶙峋地赴考。 那一年的考试，在他所在的考室，他几乎每场都是第一个交卷。 一答完，骑上单车就走。负责监考的湛江一中一位历史教师，很为这位大龄青年着想，屡次上前说：“你交卷这么早，是不是不懂？你多想一会，还有时间。” 监考老师肯定没有想到，这个骑单车的年轻人竟成了当年湛江的高考状元。 上大学似乎水到渠成了。 谁知，录取还有段插曲。 当时包括中大在内的名校，很多专业都不录取３０岁以上的考生，能录取的也占相当小的比例。 中大中文系负责录取工作有四人：中文系教授、党委书记、系主任和辅导员，录取要四个人都通过，一票否决。 中文系的苏教授首先发言，“这个学生语文成绩高。他所在兵团曾组织编过散文集，出版了《丽日南天》等三本集子，收录了他的文章，我带大学生到出版社实习时看过他的稿子，文学功底不错，一定要录取。” 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他最终被中大中文系录取。 个中曲折，蔡东士当时并不知晓。 大学之风 师道复兴 康乐园里读兴浓 阔别了校园十年后，“知青”蔡东士终于成为了中大中文系的学生。 那一年，他３１岁。穿着蓝色的裤子和军装来报到的那天，学校派来接车的７６级女同学小袁核对了半天，才敢把这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新生”接回学校。当时班上最小同学只有１６岁。 “我们这一届的学生，个个挑灯夜战，誓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蔡东士说。他在散文《写在孙中山塑像前——献给母校五十五周年校庆》中描述当时的心情：“无奈诀别校园我第一次来到先生塑像前，是在文化革命风暴初兴的日子。路经广州，我特意赶来康乐园，看看我梦想投考的中南第一学府究竟是怎样一番风貌。呵，校园到处是热烈的气氛，激昂的人群。大字报琳琅满目，老教授挂着黑牌…… 我第一次放弃了求学的念头，也许就在那一时……整整十个年头过去。当我作为中山大学的新生来到先生塑像前时，已是三十而立之年了。仰望先生塑像，还是那样伸出右手，告诫我们珍惜求学的时光……” 每天一大早，蔡东士就赶到学校门口的珠江边上（现中大北门广场）捧书苦读。进校没多久，他就当上学生会主席，省学联主席，对学习仍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买早餐的时候要排长队，插队又容易引发起哄，特别是他头上戴着多个学生干部的“光环”。于是他索性不吃早餐了。 校园里，“文革”时期被彻底遗弃的“尊师重道”风气也在那时开始复兴。而这些一门心思专注学习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令老师们重新点燃了教书育人的热情。 有一堂现代文学课，大家讨论一部当时被一致认为是“反动”的电影，他的论文与老师的观点完全相反，在文章中，他为电影翻案，认为电影内容提倡新学，对它的批评不正确。当时授课的老师在他的论文上写下批语：“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你的论证很有力。”这篇论文拿到９６的高分。 康乐园里学术风气之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虽说是带薪学习，但蔡东士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３４元钱，还要养育女儿，日子过得清苦。从广州到湛江的车费１１块钱，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一到期末考试时，不舍得花路费回家的学生们就到处打听有没有顺路车可坐。经常等到大货车到了，一帮男女同学就跳上去，铺点稻草躺在上面：“回家咯！”咣当咣当地回到湛江后，一下车，发现谁也不认识谁了——每个人都满脸灰尘，黑乎乎的。 从文—从政 连跳两级 走向决策中枢 毕业那年，蔡东士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热门”单位：领导机关、团省委……连副厅级待遇也没有打动他。 在中断了高考１０年后，国家对人才渴求到了何等地步，从他身上就能看出。 “我说我就是要干我的业务（新闻）。”后来，他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两年半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副处级采编副主任，再两年，省委的一纸调令破格将他提拔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如今，在广东的政坛上，蔡东士成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名字。他连续担任四届省委办公厅的主任、秘书长，先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广东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他在省领导的位置上不忘艰苦岁月，珍惜新的生活，殚精竭虑，勤政为民。 如果当时没有恢复高考，没有上大学的话，人生会怎么走？他说，或许在农垦过一辈子，也有可能调到湛江的新闻单位工作。 蔡东士曾经跟女儿有过一段对话。当他和别人说起在农场时吃的都是没有油的青菜和地瓜时，当年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在旁边听到了，说“哇！爸爸，你们真幸福啊，有地瓜吃，你还老说你们苦”。 直到前年，他带女儿去看当知青时工作的农场，长大了的女儿看到了父辈当年劳动生活的艰苦环境，茅屋残破、道路泥泞，留下的知青垂垂老矣，她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没想到爸爸以前这么苦”。 高考制度的恢复，把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在田间劳作的知青们召回了大学校园，接续起在中国中断了十年之久的人才培养的桥梁。 “７７级、７８级出了那么多精英，是因为入大学前他们已经有了实践积累，是从艰苦生活磨炼出来的。我们当时虽然被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增强了生活积累，陶冶了品行，反过来也获益匪浅，苦尽甘来，比较知足，知乐，知珍重，为百姓办点实事”。蔡东士说。 当记者请蔡东士对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和恢复高考招生作个对比时，他感慨地说：“７７、７８级的学生中，后来不少人成为了社会精英。拿他们跟工农兵学员比，整体的水平要高。不过就个体而言，工农兵学员里也不乏精英人才。一种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对前种制度的否定。否定之否定是社会的又一进步。但不能由此否认在前种制度下照样有精英出现，工农兵学员中也不乏有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专家、企业家。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信今时无古贤。这是铁的规律。” (完)
06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