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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卞厝巷 百米旧巷 名流辈出

  巷内一座3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生活在民居中的老人下棋消磨时光。 80多岁的曾迎春是梅益的侄媳。 宁静的小卞厝巷。 古老民宅中的春色。 斑驳残破的地砖。 清代祖孙两代名医及现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翻译者都曾住在这里 小卞厝巷位于老城区的打银街中段，属西湖街道曾厝巷居委管辖，整条巷道长百米左右，巷内两侧又有多条小横巷通往外界。由于巷道狭小，除摩托车外，一切的机动车辆根本无法进入。走在巷中，很多古老的民居均被翻新和改建过，巷内一座保存较为完好且气派堂皇的院宅叫“李宝合”，但居住在里面的人只知道它传承了三百多年，却不知道这座旧时豪宅的主人有何来历。记者在探访的过程中得知，这条小巷中不仅有唐厝旧居，而且曾经居住过清代的潮州府城名医曾贯之以及现代知名翻译家梅益。 梅益故居： 知名翻译家 曾在此居住 初到小卞厝巷，记者便向街坊打听知名翻译家梅益的故居，但很多街坊都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过这个人，巷内也没有姓梅的人家。后来，在曾厝巷居委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才弄清楚，梅益故居就坐落在小卞厝巷4号，而且这户人家姓陈，并非姓梅。 敲开了小卞厝巷4号老宅的大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们。在说明了来意之后，老妇人满脸笑容把我们请进了客厅。在交谈中，我们才知道她就是翻译家梅益先生的侄媳，名叫曾迎春，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 曾迎春老人带着记者参观了梅益先生少年时读书的书斋，这是一间在老宅右侧的房间，现在已经改建成一间小会客厅，里面摆有电视、茶几、木椅，就是不见有书柜。曾迎春老人说：“他(梅益先生)参加革命后在北京生活，后来老母亲也被接去北京居住，之后一直没有回来过。” 一同探访的潮州民俗文化爱好者陈贤武告诉记者，梅益原名陈少卿，1913年1月2日生于潮州，父亲陈彦生在韩江划船度生。梅益上学晚，13岁才在城南小学毕业，同年考上了潮州省立四中，也就是金山中学。1929年，梅益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1931年到北平从事报刊的编译工作，1935年在北平(今北京)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后任书记。创办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译报》、《每日译报》，并主编《华美周刊》、《求知文丛》、《上海一日》等。 陈贤武称，梅益曾任全国政协第一、五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梅益论广播电视》、《梅益论百科全书》，译有《西行漫记》等。而且，我们小学阶段的著名课外读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梅益先生翻译的。在潮州，很多人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很少人知道，这本书与这位潮州人有关，而且他曾住在小卞厝巷。 曾家旧宅: 祖孙两代名医 悬壶济世 在探访小卞厝巷之前，我们就听说过清代潮州城内曾经出现过祖孙两代名医曾贯之和曾贯孙，只是不知名医的家宅位于何处。 在巷内走访时，民俗文化爱好者陈贤武问起居委工作人员，巷内可有姓曾人家?居委工作人员指着小巷中的6号大门说：“这家人就姓曾。”陈贤武想了想说：“这应该就是清代潮州名医曾贯之的家宅。”为了探个究竟，我们敲响了那扇紧闭的大门。 

  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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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蓝色文化的先行者

  时下学界人士多把潮商称为“东方犹太人”，“百载商帮”。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给出的定义则是“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从晚近些年和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也没错。的确，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潮商已颇可与海外潮商交相辉映。但应该说，潮商之为人们所瞩目，远非近一二十年之事，也远非“百载”所能界限。作为闻知于世的“商帮”，其所指首先应是抹上了海洋文化的蓝色色彩，蜚声已数百年的海外拓殖家与近现代海外（含港澳台）潮汕籍工商业家，故论潮商精神，一定要从海洋和海洋文化着眼。 众所周知，潮汕濒临大海，曲折绵延的海岸线长达数百公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海上交通条件，故自有人类以来，潮人便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先民依赖海洋繁衍生息，也依赖海洋走向世界。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大海赋予潮人勇于走险，善于开拓的精神，也赋予潮人强烈的商品意识。潮人的海外商贸活动，隋唐已有所载。宋元年间，海港相望，海上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至明代，潮商船队更可谓叱咤汪洋。明初，朝廷一直将民间海外贸易悬为厉禁。向来依赖海上商贸为生的潮人，坚决冲破海禁，海上私家贸易悄然兴起，以至发展为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武装商船集团，不惜与官府兵戎相向。最知名的是澄海人林道乾、饶平人林凤，还有吴平（寓居南澳，原籍诏安）、张琏（饶平人）等等。他们以潮汕沿海，特别是南澳和澄饶一带海岛为贸易基地，私造双桅大船，私带武器，收购大宗货物，以数以百计的大型船队远航于南洋，乃至印度洋沿岸，与“番船夷商”相贸易。同时，也开启了大规模的南洋移民拓殖活动。仅以二林为例： 林凤，在菲律宾史上被译为Limahong，即Lim-a-hong（林阿凤），因为拼读的误会，常被人拼成Li-ma-hong（李马奔）。这使不少留意过菲国史料的学者，茫然无绪。据菲国史料记载：1574年（明朝万历二年），Limahong率战舰62艘，男丁3000人，妇女1500人，自澎湖岛入菲岛，欲在此另树一国。在益洛柯斯海滨，其舰队攻捕西班牙人小艇，岸上西人急营救之，由此与西人发生第一次争夺之战，并占据菲岛之玛尼拉市。当年11月，Limahong舰队进泊玛尼维勒之际，玛尼拉市为日本人萧柯乘虚而入所占。Limahong往救不得，只好航向北方，至彭加锡南登陆，作久居计，筑守台二座，执菲人酋长为人质。西班牙人为巩固在菲殖民统治，组织大军，以撒尔赛多为统帅，大举进攻Limahong据地，围之四月未得。Limahong乘机建造新舰，载其人他去。林凤最后“远走吕宋”。 与林凤同时的林道乾，在西班牙人所传菲律宾史料上，虽不能找到其相关资料，但《明史·吕宋传》，却仅有林道乾而缺林凤。史家普遍认为，其二人应是有所合作，只是中西史所传各有取舍。林道乾经营南洋各地，较之林凤尤多，但是他却更为留意于潮汕本土，特别是在攻占鮀浦、溪东二寨，尤见惨烈，终因杀掳太多，不能长居大陆，乃远走东南亚，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后居东京正南30里之大昆仑山，不久病亡。又有一说，林道乾最后率部2000余众定居北大年港（今泰国南部），任掌管该港客长。当地人称北大年港为“道乾港”。 分析家对林凤、林道乾海上拓殖有如斯评价：这是东西两种人最初争殖菲律宾之一段斗争，而林凤后于西班牙人之至菲律宾仅三年。林凤、林道乾所处的万历初年，国内颇为安宁，黎民视海外为畏途。而中国历朝不知利用海滨壮士拓土海外，至明代海禁殊严，下海者即视为奸民盗贼，这是林凤、林道乾之辈未能取得更多成功，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不管如何，从他们的经历，已足可见大规模的潮商贸易活动是早在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在大海上进行的。可以说，明代潮人的武装海商集团就是早期的海外潮籍商帮，其所进行的海外商贸和移民拓殖活动，已凸显潮商从一开始就具有敢于蹈险履艰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必须指出的是，潮商的这一精神，明显地具有海洋文化的色彩。海洋文化的特点就是海岛人为了生存、发展，极富进取性与开拓性，体制上是外向型的，观念上常表现为探索与冒险，文化交流、传播都借助海洋。上述潮商精神与海洋文化的特点几可说毫无二致。 如果说，明代潮商的海外拓殖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功，与同时代远来的西方殖民者，的确不能不说是相形见拙，留下了太多的遗憾，那么，进入清代以后，潮商的海外拓殖，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的成就，则可谓业绩辉煌。 清初，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之后，海禁基本解除，沿海建置展复，作为“粤东通洋总汇”的樟林港随之形成，这就为潮人的海上商贸和迁徙活动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成千上万的潮人乘坐着红头船，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达异国之后，荜路蓝缕，披荆斩棘，与毒蛇猛兽、山雨岚瘴作斗争，开发南洋的蛮荒之地，创业之艰，又十倍于本土。尽管如此，向海外移民的潮人仍源源不断。据载，仅1782-1868年，乘红头船抵达暹罗的即达150万人。他们皆抱着谋求独立发展之雄心，勇敢地开拓另一片生存空间，也渐渐成就了许许多多的海外潮人工商业家。“潮商”一词随之问世，并逐渐响彻海内外。 与明代潮商船队的行迹绝然不同，清代潮人多是以个体或三三两两的小组合闯荡海外。他们移居东南亚各地之后，繁衍生息，不断创造出各种奇迹。其中，最能代表海洋文化的成功事例，当首推泰国第二代潮人郑信在泰国建立新王朝的事迹。 郑信（1734—1782）又名郑国英，泰名乃信，帝号颂绿拍昭德信皇帝，泰史称为达信大帝，吞武里大帝，是泰国最大地域王朝吞武里王朝的创建者，祖籍澄海，出生于泰国华裔家庭。其父郑达，是典型的海外第一代潮商。郑达于康雍年间，过番泰国，以零工营生，后购地建屋，又承包大城赌场的税收，受封“坤博”的爵号。郑信出世不久，郑达就去世，遂由当时大城王朝的财政大臣昭披耶节基收养，接受良好教育，后充当御前侍卫，升为达府的太守。1767年，缅甸军队攻占泰国首都，郑信率部勤王，及后退至尖竹汶府为基地，以“收复山河、匡复暹罗”的旗帜，短短数月间，组成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挥师北上，驱除缅甸侵略者，建立吞武里王朝，并统一了泰国。郑信登基之后，注重发展生产，趁其国力正盛，奠定泰国国家的版图，为现代泰国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泰国最为杰出的四大帝之一。 清末民国初是潮商海外拓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清中晚期，随着东南亚各国的开发，勇于冒险的潮商人，手握先机，创造出一个个商业奇迹。如陈旭年、郑智勇，就是在马来西亚、泰国的早期开发中，创造出奇迹的两位潮商。 陈旭年（1827－1902），海阳县人，家贫丧父，备受欺凌。清道光二十四年，陈旭年只身到马来谋生，做过矿工，及后贩布。在贩布中，结识马来贵族“天猛公”阿武巴卡，与之结为拜把兄弟，并娶阿武巴卡之表妹为妻。阿武巴卡之父亲伊不拉欣看到华人开垦新加坡取得很大成效，便决心开发原始森林集中的柔佛州，并取得柔佛苏丹后创立了港主制度。获得港主地位的人，拥有铸钱印钞票、开采矿藏、开设赌场、审押居民等特权。陈旭年是在1853年通过阿武巴卡取得柔佛河支流武吉伯兰卡的港主地位。十年间，他成为拥有七条港的大港主。取得柔佛河左岸港湾地带的控制权，同时还被委任为依斯干达德利税收负责人，并负责柔佛甘蜜、胡椒的出口和鸦片的进口管理。年仅而立的陈旭年在马来半岛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以其雄厚的实力，在柔佛王国的经济起着支柱作用。他在新山市中心的纱玉河西岸开辟市场，并在新山直律建有一座堂皇的住宅，现为宽柔学校的永久校址。1870年，陈旭年被委为“甲必丹”（华侨侨长），并授“资政”，领丞相勋衔。他是担任华侨侨长职位的唯一华人，第一个拥有“拿督”衔的华人领袖。 郑智勇(1851—1935)乳名义丰，书名礼裕。他是洪门天地会的二哥，所以民间一直称他“二哥丰”。其父郑诗生在泰国北部做苦力。年轻的郑智勇加入当地暹华社会洪门天地会。由于他机警灵活，识大体，讲义气，处事公正，不久便成为这个帮会组织的首领，取得实际掌握帮会的权力。其时，泰国经济不景气，国家面对难以解脱的困难，执政的五世皇，决定开放赌博征税，以解决经济危机。在一个非常时期，实行非常政策，郑智勇这个非常人物成为执行这个国策的执行者。不几年，郑智勇便富甲一方。但是他十分清楚认识到，政府开放赌博也只是权宜之计，故而他也拓展其它方面的事业，如航海、银庄、当押、出入口商行、报纸、印务局等等，分支机构遍布日本及南洋诸国，以至国内的上海、青岛、厦门、香港、汕头等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被誉为当时南洋潮侨的首富。 进入近代之后的潮商在海外的商业活动，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拓殖已经不是主题。更多的是承载着艰难刻苦的创业史。考诸海外潮商发展史，不难发见，所有发迹潮商，多是从当苦力、当雇工、做小贩干起，在艰难困顿之中，不忘开拓进取，至略有积蓄，便开始营商。在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陈弼臣初期当过厨工、小贩、司账员；正大集团的创始人谢易初从当工人做起；谢慧如从店员做起。在新加坡，华联银行创办人连瀛洲先当杂工，进而经营杂货。在越南，胡志明市富商郭琰曾在堤岸当过小贩。在香港，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当过学徒、店员、推销员；丽新集团的创始人林百欣从推销员做起；牛仔裤大王马介璋当过裁缝店学徒；皮革大王林世铿在塑胶厂打过工；抽纱大王翁锦通怀揣5块港元只身闯香港。在欧美澳，则大多数潮商都是来自印支三国的难民。非洲的潮商更是从困境中迈开步伐。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同的经商之路，实践着共同的传统精神，彰显着海洋文化的特色，那就是勇于蹈险履艰，善于开拓进取。从而带动了潮人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终至形成潮人半在本土，半在海外的分布格局。 潮商的海洋文化特色，直可谓潮商之“大本”！可贵的是，海外潮商的这一传统精神，或者说，潮商的海洋文化特色，被一路传承下来，从中世纪、近代，直至现当代。 当然，潮商还有凝聚力强、善于感恩、精明能干、诚实守信等特点，都应是潮商精神不可或缺的内涵。但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伴随着潮商事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上，不同程度地展示出来的特征。比如凝聚力强，主要是由商会等社团的形成来展示的，当是潮商业有所成之后的事。再如善于感恩，主要应体现在回馈于社会，一般来说，非有一定财力断不能为。至于精明能干，诚实守信，则应是从商者的共有特质和品格，并非潮商所独具。总之，勇于蹈险履艰，善于开拓进取，才是潮商成功的最具深刻的精神内涵。这一精神内涵，既是数百载潮商传统精神的传承，也是海洋文化波光霞彩的映现。（文/黄赞发） 

  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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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茶园里绽放“创业梦”

  这些年来，尽管在创业的道路上走得磕磕碰碰，但潮安县凤凰镇凤西村的80后小伙子林传喜却始终不肯认输，坚信自己可以闯出一片天地。 林传喜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茶农家庭，7岁时就跟随父亲上山摘茶。那时候，由于凤凰山坡陡路长，村道崎岖，加上茶叶品种不多，产量不高，很少有茶商愿意进山买茶，茶叶价格提不上去，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对美好生活满怀憧憬的林传喜一直渴望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谋求发展。初中毕业后，他来到揭阳市一所技校学习维修电器。后来，他又和朋友合伙，在湖北省武汉市开了一家五金店，但又因为资金不足，货物种类少，在当地市场缺乏竞争力，只能以亏本告终。 从武汉回到潮州后，林传喜不断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不肯放弃创业的他选择在市区租下店面销售茶叶。到了2007年，凤凰镇修建了“村村通”公路，交通的便利为凤凰茶打开了销路，茶叶身价倍涨，潜力无限的茶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也让林传喜终于找准了人生的方向，坚定地回归到茶农的角色。 “现在凤凰茶供不应求，如果纯粹销售茶叶，一来得求茶农卖茶，二来得靠顾客买茶，要赚钱并不容易，倒不如自己拥有茶园，生意才做得稳。”有了这样的想法，林传喜在几位企业家朋友的支持下，在乌岽山海拔1100多米的一处山地上开辟了100多亩茶园，并注册了自己茶叶产品的商标。 从一开始，林传喜便希望茶园能够出产高端茶叶，为此，他不惜代价，在周边地区四处搜寻长势最好的优质茶苗，一棵棵移栽到茶园里，光是购买茶苗就花了140多万元。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林传喜不给茶树喷洒农药施用化肥，或做任何修剪，让茶树在最好的生态环境中，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这些茶树一年才采摘一次，虽然产量少，却是质量安全的放心茶叶，档次会更高。” 前进的道路总不会一帆风顺。就在2010年，两次霜冻冻死了茶园里5000多棵茶树，让林传喜遭遇了不小的打击。幸好经过补种，茶园渐有起色，产量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林传喜还到处拜访口碑好的制茶师傅，讨教如何制作加工茶叶，虽然辛苦，但他始终坚持学习。“这些年，单单为了掌握焙茶这一道工序，我就烤焦了不少茶叶，但我从不觉得惋惜。”他说。经过努力，林传喜的制茶技艺日渐长进，他制作的各种香型的单丛茶还在潮安县茶叶评比会上屡获佳绩，受到专家赞赏。 更让林传喜高兴的是，今年乌岽山上的茶园收获了600斤茶叶，平均价格达到了每斤500元，都被茶商们抢购一空。创业的梦想，如今就像扎根家乡的茶树一样长出了片片新绿。林传喜相信，明年的茶叶一定会长得更好，卖出更高的价钱，未来的发展道路，也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宽阔。

  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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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书读一肚 唔知猫娘亚猫牯

  陈业建 陈静云  从前人们都喜养猫来捉老鼠。那时人们除看重猫儿捉老鼠的本领外，还重视猫儿的外貌长相，走路姿态，毛纹色泽，叫声等等；认为这些会影响到猫主人的运程。如果喂养到一只好的猫就会“旺主”，如果喂养一只生“败格”的猫则会给其主人带来晦气。这其中大多是无稽之谈，可解放前人们基本相信它。那时候社会流传许多有关如何鉴赏猫儿的书藉，如《猫谱》、《选猫谣》、《百猫图》、《辨猫秘笈》等等，潮语将它们统称为“猫书”。又潮汕口语多把雄猫称为“猫牯”，把雌猫称为“猫娘”。标题中的“唔知”意为不知道，在这里则作为“不懂得识别”解；标题中的“亚”在这里作为“还是”解。 传说在粤东的某个偏僻小山村，这里没有真正懂得辨识“猫格”的人；却有一个读过许多“猫书”的青年人。他有时也替人看看猫。有一天，一个妇人带着人家送给她的一只小猫来到他这里。但她是那种养猫防鼠的普通农妇，不是那种来请教“猫格”的人。因为没有太多的食物养得起母猫，所以她前来请青年人判定小猫的性别，如果是雄猫，她就留下喂养，如果是雌猫，她就不养啦。 这可难倒了这位仁兄。大家知道，怎样识别动物的性别这一类问题属于生活常识，尤其是在以前的封建社会环境中，哪有什么书会教人识别动物的雄雌呢？于是这个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人糊糊涂涂之中把小猫的性别给搞错了，等到小猫长大了才被发觉。这个笑话就被更多人知道并被传到周围乡村。最终广为人知并流传至今。用以揄揶、提醒那些读死书、死读书的后生仔（年轻人），切须重视积累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以免误事。

  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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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二十八年蓬州市亭建立记

  桑浦山麓之蓬州城,现属金平区鮀江街道管辖，有一条贯穿南北的街路,名叫市街,市街边有座“关爷宫”，大革命时期,汕头市郊农民协会曾设于此。“关爷宫”不远处，有一棵古榕树，人称“革命树”。1926年，时任广东省农民运动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的彭湃同志，曾到蓬州了解农民情况，在古榕树下宣传演讲,并与农民兄弟促膝谈心，了解人民疾苦；还召开过市郊农民大会，发动农民抗租抗息，开展革命活动。 蓬州之市街，旧时曾建有“蓬州市亭”，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市场。蓬州市亭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笔者最近在翻阅《岭东日报》时，发现该报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二日刊登《蓬州创建市亭碑记》一文。细心研读，深感旧时蓬州商务之盛。 该文开章明义，“澄属蓬州一城，人烟繁盛，商贾辐辏。”由于该处处于水网地带，“湫溢弥甚，不惟无以安商旅。”且为“无赖子弟串交匪徒，设赌滋事”，“蓬州官绅慨然伤之。”经蓬州汛官林文达把戎、花翎分省补用知府陈步銮孝廉提议，详禀上峰，鸠工庀材，以建市亭。“岁贡生陈龙庆并撰碑文，勒石于亭。”其碑文云： 光绪纪元之二十八年春月，蓬州官绅禀详上宪，盖建市亭盛举也。昔者竹篱茅舍，风云飘摇。空旷地方，常有匪流设赌滋事，贻害闾阎。自有斯亭，可以安商旅，可以通有无，无弃地，无游民。易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自司市之官不设廛肆之地，或开烟馆，以窝藏匪类，或设赌场，以引诱愚民。苟不严定约章，未免负上宪示谕之责。呜呼，今天下商战烈矣。海禁大开，万国互市，中国漏巵日甚一日。工与商相表里。为商者不讲新法，不制新器，不考物产，不通化学，不谋抵制，不集公司，大不能为一国保利权，小且不能为一已保利权。只此贩贱货贵，仅逐什一于绳头。抑末已倘，并此不务，而惟窝匪聚赌之，是图蚩蚩者氓几何其不穷且盗也。故特志其缘起，而以章程数则，泐入丰碑。斯役也，经始于五月十五日，竣工于七月十五日，两阅月而告厥成。其有功于斯亭者，五品衔蓬州汛官林把戎文达、花翎分省补用知府陈孝廉步銮，监生陈君偕桂、林君玉堂，五品衔候补州判陈君步南，庄茂才联奎、谢茂才椿，监生翁君茂萼、翁君裕德、翁君铨。而经始持终，厥功尤伟者，则四品衔陈司马龙章也，合并书之。 当今，蓬州市亭已不见其踪影，碑刻也未被发现。余见报上之文，特抄录以记之，以资后鉴。

  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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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阳学宫：俯仰千年的慨叹

  大成殿后左角。 揭阳学宫大成殿外观。 历史悠久的大成殿木雕盘龙。 揭阳学宫效果图。 市区韩祠路口东侧，一座古建筑群和流传街巷的故事，向世人昭示着它不凡的经历和非同寻常的辉煌。这里，浓缩了千年儒家文化精髓，凝固了数百年的科举之路。它既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配套建筑最完善、保存最完整的同类历史建筑族群，也是省内唯一一处以“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命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座始建于公元1140年的古建筑被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就是揭阳学宫—— 保护文物古迹让历史文化名城魅力永存 历史的文化奔流不息，在时光的穿梭和人世的流转中不断丰富着。从荒凉到繁华，从蒙昧到睿智，在寰宇苍穹中创造着千百年的辉煌，也在华夏文明的积淀中书写着自己的不朽。 城市记忆是城市的灵魂，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和利用好文物，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悠悠千年，海滨邹鲁。在漫长的岁月里，揭阳境内遗留下数量众多的文物古迹，有鲜为人知的古朴建筑和远近闻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其形式之多、内涵之丰富、恰似玉树生花，使古邑文明分外璀璨绚烂。近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炉，我市揭阳学宫、古榕武庙和丁氏光禄公祠跻身新“国保”行列，使岭南古邑不可移动文物“国保”单位实现了零的突破。这不仅是对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潮汕历史、特色文化、建筑技艺的挖掘和保护，对于提升我市城市品位，促进文化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经埋藏、永远展出、万人观睹。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古庙、旧居，一切有文化意味的事物的保存与展出，博物然后致知。它们成就了耀眼的辉煌，作为一个历史的再现，面对远来的人们，讲述着它们的过去，也展示着它们的现在与未来。为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三个文物古迹单位，从本期起，《文化》版特推出系列报道《揭阳“国保”展示》，一方面给散落的文物保护单位以集中展示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它们。 为“国保”“提灯”，让更多的人关注并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基因”，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利用促保护，以保护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文化精神是有生活基础的，没有了生气勃勃的生活之流的滋润和传承，保护难免流于形式。我们需要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传播、文化的创造。促进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本身不正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吗？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是他不止不歇的人生追求； “君子之任也，行其义也。”是他一如既往的处世准则；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他坚定无比的人生态度。 这就是孔子。在中国，读书人都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些，都是《论语》里孔子所倡导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他从一个没落贵族，到三千弟子之师。从“大成至圣先师”直至“大成至圣宣王”；谥号一加再加，孔门盛极一时，他更是被誉为“万世师表”。历代史官礼赞鹊起，千古民众口碑不衰，历朝皇帝顶礼膜拜。 揭阳学宫也称为孔庙、文庙，是专门供奉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庙堂。历经870多年的历史沉淀和岁月洗礼，它静静地矗立在老城中心韩祠路口东侧，伴随着孔子的思想和灵魂，及那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永恒而不朽。它像一部厚重的历史，神圣而古老，令人自然而然生出一种敬畏。虽历经沧桑年华，多少风流人物、墨客骚人都随时光飘逝，但唯留先民之所遗的文脉，默默叙述着兴衰的历程和古老文明的故事。 在揭阳学宫，你会感受到闹市中难以体会的魅力。在这里，静谧中透着庄严，古朴中交织着博大，灿烂文化在这里传承，悠久的历史在这里浓缩，它的一砖一瓦记载着揭阳近千年来的社会发展信息，也是最能体现揭阳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 据资料记载，揭阳学宫建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距今已有870多年的历史，除了祭祀孔夫子以外，这里还是古代培养莘莘学子的最高学府，因此也称为“学宫”。自创建至今，虽多次遭受自然灾害或兵燹的破坏，也多次得到重修和扩建。据志书记载统计，自宋代淳祐六年（1246）首次重修至今。揭阳学宫历经37次规模大小不同的重修，每次重修都是地址不变。最后一次大规模重修和扩建是在清光绪二年（1876），由当时知县夏献铭主持，历时5年，耗资白银19700多两。这次重修奠定了现在揭阳孔庙的格局。建筑手法是在原有宋明建筑风格上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庙、学相结合的建筑风格。2007年12月28日，揭阳学宫进行全面修缮，重建被拆除、毁坏的建筑，恢复到清光绪二年重修时的建筑规模和格局，现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目前，修缮的二期工程训导署、尊经阁、奎光阁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进入学宫，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正面照壁上镶嵌瓷雕的“鲤跃禹门图”，后面有被揭阳人位列五贤之一的明代兵备道楚人杨芷所书的“太和正气”。据史料记载，传说此四字是比喻孔子思想如太空天体循环往复，永恒长存。入“棂星门”，从“泮池”上的拱桥横跨而过，拾级而上，过了“大成门”，穿过柏桧参天、恢宏静穆的天井，便是孔庙的主建筑——“大成殿”了，它以其雄伟端庄，飞桷凌空的夺人气势巍然屹立于孔庙中心。殿内金柱上的木雕五爪浮龙，盘旋飞舞，栩栩如生，那蒸蒸日上的矫健生命力的象征意义昭然若揭。揭阳学宫不仅是祭孔的场所，也是一座儒家文化历史的博物馆。大殿前天井两侧的东西庑上，“大哉孔子展览馆”、“仁之本孝德展览馆”还在演绎着古老的不朽文化。展厅里，面对着大门的孔子恭身而立，双手前伸上举，作“天揖之势”，生动地再现了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彬彬有礼，尊师重教而平易近人的圣洁风姿。 大成殿周围的门、庑、殿、阁设计讲究，高低、大小、简繁、华朴、阴暗都表现有主次和秩序，都在竭力突出大成殿的高大地位。整座孔庙布局对称、规则、方正、直线，从而形成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布局形制。各座单体建筑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既有变化，又相协调。各部分又互相衬托，渐变多于突变，联系多于对立，这种布局手法，正是孔子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中庸、和谐、温和理念在建筑布局上的体现。 作为古代孔孟之道的圣殿、思想传播的地方，学宫在揭阳现代史中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揭阳早期活动的重要根据地：1925年1月和11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入住于揭阳学宫崇圣祠。在这里，周恩来召开会议、接见工农商学代表，指示他们要组织起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率起义部队主力南下再次进入揭阳城，在这里成立揭阳县第一个红色政权——揭阳工农革命委员会，并部署了“汾水战役”进军计划。今天的学宫，也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先后被命名为“揭阳市廉政教育基地”、“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公安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广东省国防教育基地”、“96201部队红色教育基地”。 中国社会的两千多年里，孔子一直为天下读书人所景仰，他以自己的才学、思想、人品赢得了万世尊崇。徜徉在院里，看着斑驳的壁水回廊和朱红色的殿墙，我感慨良多。 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孔子和孔子精神是这种传统的内在支撑。过去人们拜祭孔子，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传统的认可和皈依。庙中孔子塑像和相关建筑与陈设，无一不有物化、表达和传承孔子儒家精神思想的作用，进殿祭拜和瞻仰便不知不觉由外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个人的内心世界。一进殿里，便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尊师重教，传承文化的人文关怀。如今先师的笑容依然含蓄隽永，但读书人的传统却少了许多。 所幸的是，现今的学宫在吸取和继承优秀文化精髓的同时，也被时代赋予了新时期思想教育的形式和文化内涵：每年8月下旬，学宫都会举办“开笔礼”活动，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少儿进行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对每个读书人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参加活动的孩子们正衣冠、朱砂开智、拜谒圣像、诵读《弟子规》、击鼓明智、启蒙描红、接受孝德教育……这些都是突出了尊孔祭孔、传承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而每年春、秋、冬三季举行的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祭孔活动，经过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已经成为学宫的标志性活动，也成为集体缅怀先圣、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中华美德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这片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像一张口口相传的城市名片，坚守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沧桑。古老的揭阳学宫勃动着文化的力量，让人在沧桑之中感叹造化，深沉中品味变迁。地以人彰，文以景著，揭阳学宫如灯塔似火炬，展现一种提示和指向一个高度，漫漫历史中走马灯似的兴亡盛衰，仿佛尽在它的审视之中。 跨越了数百年风雨，见证着无数传奇的它，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地矗立着，等待着后人在它面前停下脚步，体味历史，思索现实…… 揭阳学宫价值 1.揭阳学宫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至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揭阳学宫作为我国，尤其是岭南地区罕见的官学建筑群，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该学宫虽历经元、明、清及民国的屡次维修、增建和扩建，依然保持了其传统的官学建筑的格局和清代建筑风格。揭阳学宫对研究我国古代官学制度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2.揭阳学宫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我国较大的一座孔子庙堂及官学建筑。其中，以大成殿等主体建筑为核心的学宫建筑群，建筑庄重，布局严谨，延续了我国古代庙学一体建筑功能和格局。该学宫是研究我国古代祭祀、教学、建筑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3.揭阳学宫现存的建筑群体，基本依照“清式营造则例”设计和施工的，是同期南方官学建筑的代表作。各类建筑的梁架结构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连拱、穿斗等清代以前的建筑结构特点。建筑结构还糅合了抬梁等潮汕地方特色，使之呈现原真、拓展、和谐的统一，为研究我国建筑技术史提供了形象的物证。 4.周恩来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三次在揭阳学宫崇圣祠居住和办公，成立了本地第一个红色政权“揭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并在此参与指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次东征”，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撤工作，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重要革命史迹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揭阳学宫（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岭南地区不多的革命史迹，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据2009年12月《揭阳学宫。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文本》 揭阳学宫简介 揭阳学宫（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位于揭阳市榕城区韩祠路口东侧，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清光绪二年（1876）大规模重修。现存建筑组群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由21座单体建筑构成，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配套建筑最完善、保存最完整的同类历史建筑组群。采用高台基宫殿式的三路五进、左右对称建筑布局，具有明清古建筑的风格和鲜明的潮汕古建筑特色。1957年3月20日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古建筑）保护单位。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三次在揭阳学宫居住和办公。1925年3月、11月，国民政府东征军第一、二次东征进入揭阳，周恩来同志居住和办公的场所均在揭阳学宫崇圣祠，并在此主持过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部会议，通过《军队经过地方政治工作案》、《组织行营医院案》两项决议。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入揭阳时，周恩来、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领导人进驻崇圣祠，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主持下，本地第一个红色政权“揭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 在学宫大成殿成立。1978年，揭阳学宫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重新核定公布为广东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并命名为“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是省内唯一一处以“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命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揭阳学宫也是广东省第一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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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丰源：让中国陶瓷焕发青春

  文博会期间，作为分会场之一的国瓷永丰源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今，永丰源的名气已经很大，可很少有人知道，永丰源进军深圳才10年时间。在短短的10年时间之内，企业发展迅速，员工超过3000人，销售额也翻了5倍，公司在北京、上海、成都、唐山、纽约都有分支机构，并在鄂尔多斯设立了生产基地。 每一年的文博会，永丰源都有自己的亮点和特色。本届文博会国瓷永丰源分会场改变以往固有的“文博周”活动模式，将其扩展至“文博营销月”。永丰源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邀请国内外陶瓷行业知名企业、供应商、采购商及经销加盟商代表共聚一堂，提供“成功案例共分享、经销疑难共解析”的交流平台，促进行业之间的沟通与业务合作，拓展交易渠道，规范行业标准，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陶瓷行业健康、快速、持续性发展。 永丰源董事长刘权辉告诉记者，从1980年的一个小陶瓷手工作坊开始，发展成为今天国内陶瓷界的领军企业，永丰源用了30多年的时间。今后，永丰源要站在世界高端，打造“国瓷梦”，让陶瓷品牌享誉全世界。 刘权辉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93年，他第一次出国前往沙特，发现国外的高档瓷器都是产自韩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竟然看不到一件中国产品，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也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从那时起，刘权辉就有一个梦想，要挽救中国陶瓷在世界高端市场的尊严，让中国陶瓷焕发青春。 刘权辉16岁就开始进入陶瓷行业，开始在祖辈经营的小作坊里当学徒。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刘氏家族陶瓷业也逐步走出作坊、走出饶平、走向世界，成为市场上响当当的品牌。 2003年，永丰源迎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公司出资3亿元人民币，在观澜打造一个集高档陶瓷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环保性陶瓷企业。永丰源在深圳的建成投产，不仅改写了深圳没有陶瓷生产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完全颠覆了传统陶瓷制作工艺：以清洁能源代替煤炭为燃烧原料，做到零污染、零排放，产品无铅无锡无镉无毒，大大改变了陶瓷行业高能耗高污染的旧路子，这样的绿色制造在中国陶瓷界开创了先例，所产生的价值赢得了一片喝彩。 记者了解到，永丰源公司成立之初，就树立了创品牌战略的方针，视品牌为市场、重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争创世界第一”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永丰源的品牌战略是一种多品牌战略，现在已经拥有“AURATIC”、“BAMBOO”、“CIP”和“GLANCE”等4个核心品牌，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注册商标。 记者获悉，如今，永丰源的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不仅是国宾钓鱼台指定用瓷，而且还成为马来西亚皇室指定用瓷。如今，永丰源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西欧的大型广场、中东的宫廷王室，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时尚购物中心无处不展示了永丰源的风采。 刘权辉告诉记者，从1998年以来，他就注重打造自己的品牌，要把永丰源变成一个百年文化企业，不仅要做好的产品，还要做好文化，挽回陶瓷大国在世界的尊严和地位。

  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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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军的中国梦:打造世界级卫浴品牌

  他是浙江台州人，家在上海，却在广东潮州创办企业。他从卫浴产品的零售商，到批发商，再到生产厂家，18年专注卫浴行业。他给员工配iPhone，给经销商送iPad，花百万重金打造企业VI，还聘请专业网络营销策划机构实施电子商务战略……他的系列举措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意识超前、敢想敢做的人。他就是露意莎卫浴总经理李建军! (图:露意莎卫浴总经理李建军) 东闯：从浙江到上海，借“东风”成为上海卫浴零售业的领军少帅 李建军很早就涉足商场，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凭借天赋和努力，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商场上的成功。1995年，19岁的李建军离开浙江老家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独具眼光，选择了洁具零售和批发这个行业，并从此和陶瓷洁具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8年!”回想18年来的创业经历，李建军难免有些感慨! 1995年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如火如荼，到处生机勃勃!房地产和建筑装修行业尤其火热，李建军的陶瓷卫浴生意也因此十分红火!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李建军说：“那种感觉，让你每天激情澎湃!忙到中午1点多，午饭还没吃，外面仍很多客人在排队!”就这样，借着浦东建设的“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及高涨的创业激情，一年过去，李建军依靠一间不过48平方米的卫浴店，赚到了人生沉甸甸的第一桶金! 由于看到了卫浴行业的商机和前景，第二年，李建军说服了整个家族都参与进来，店面扩张，生意越做越大，成为附近卫浴零售批发市场最大的企业之一。到了第三年，也就是1997年，李建军家族在上海卫浴零售行业已经举足轻重。当时，在上海浦东很多新开的建材市场里，最大的卫浴店往往就是李家开的，而李建军本人的店面已经扩张到五百多平方米，除了销售本土品牌外，又成功代理了TOTO等国外品牌，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李建军的生意规模已经相当不错，但李建军却并不满足于此，他萌发了更大的想法! 南下：从上海到潮州，执著寻找高端卫浴产品 在做终端销售的过程中，目光敏锐的李建军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南下，到陶瓷卫浴的大型生产基地去，寻找自己内心最高标准的卫浴产品! 2002年，他南下到中国陶瓷之都——潮州考察，遍访陶瓷企业，寻找更高质量的产品。然而，多方寻觅，几经介绍，李建军都没有遇到心仪的企业——直到遇到了德国品牌“露意莎”在潮州的生产厂家。一接触这家企业，凭借多年来对卫浴市场和卫浴产品的敏感和准备把握，李建军马上断定，这就是他内心要寻找的优秀卫浴厂家! 然而，双方的合作经历了一个小小的波澜，潮州“露意莎”方面原先不大信任眼前这个26岁的小伙子，直到多方打听到了上海，那边的朋友回话说：如果你能够和李建军合作，就等于你在上海市场畅通无阻!就这样，两人达成了第一次合作，李建军带走了两个集装箱的货物，到上海后马上销售一空!市场反应再次印证了李建军的商业眼光! 此次南下潮州，是李建军的注意力从终端销售转向生产源头的开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到潮州，这一次选择露意莎，竟使他和潮州、和露意莎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之后，对着当年介绍他来潮州的朋友，李建军开玩笑说：“就是这家伙，把我引到这里来，这一来就是十年，真不知道该恨你还是该谢你!” 转型：从“露意莎的客户”到“露意莎的老板” 与潮州供应商的成功合作，使双方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建军成了潮州这家供应商的最大客户，这家厂家80%的产品都靠李建军销售。就这样，李建军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收购这家供应商。 这是一个思维跳跃性很强，又敢想敢做的年青人，正如他的下属所说：李总的跳跃性思维，让我们总是跟不上! 2005年，经过友好协商，李建军斥资收购了潮州的这家供应商，也就是现在“露意莎”企业的前身，正式直接涉足陶瓷卫浴的设计和生产。此时，未满30岁的李建军已经在陶瓷卫浴行业积累了8年的终端销售经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对消费者需求和卫浴产品各项技术指标了如指掌，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最需要什么! 在商界，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做销售出身。因为是销售出身，所以对市场和客户需求都了如指掌，而这恰恰正是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所必备的因素。李建军的成功也得益于此。凭借多年终端销售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他对露意莎卫浴从设计到生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短短三年时间里，“露意莎”卫浴从德国品牌出身、潮州生产到上海销售，迅速打开了国内市场，随即在全国各地发展了150多家经销商。从零售、批发领域到生产开发，李建军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转型! 突围：从务实到务虚，倾资百万提升“露意莎”品牌 ，打造驰名商标 就在“露意莎”企业生意如日中天、供不应求的快速发展时期，2009年，李建军再次采取大胆举措，投资100万元做企业VI设计! 尽管这一大胆的决策，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冒进甚至是资源浪费，有业内人士背后说，这人是不是疯了，拿一百万做宣传资料!但李建军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露意莎在产品质量上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要继续让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让更多的消费者关注我们，就必须敢于在品牌营销上加大投入!” 然而，李建军在品牌建设上，最大的投入不是这100万元，而是大量的精力!从拍照、修图、排版、设计到制作印刷，李建军都参与其中，和广告公司日夜加班，花了整整6个月才整合完成，成功打造了露意莎的整套VI系统：黑色的皮箱上印着露意莎的logo和名字，显得高端、大气，打开箱子，可以看到厚厚的制作精美的产品图册、工程投标推荐书、光碟等一系列资料，充分显示了露意莎的专业性和高品质。不仅如此，箱内还配备了笔、量尺和便签等物品，方便讲解时使用，充分考虑到实用性和便利性。这样一整箱东西，需花费3000多元，李建军一口气做了3000箱! 事实证明，这一百万花得很值得。经销商提着这个高端、大气的箱子去谈工程，果然给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度重视品牌，以至于重金打造VI，使客户充分了解并信任、喜欢这个品牌，这是李建军的目的，最终也达到了理想的效果。2012年，露意莎被评选为中国驰名商标! 腾飞：推动信息化，借力互联网，打造世界级卫浴品牌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精力特别充沛，敢想敢做，敢为天下先。” 露意莎的部门经理丁伟杰如此评价李建军。 在整洁明亮的露意莎办公楼里，到处可以感受到现代企业的气息。早在两年前，露意莎就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在内部沟通上，率先使用微信等沟通工具，公司的管理层，更是人手配备一台iphone5。“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要让信息工具为我所用。”李建军解释道。 李建军对互联网和信息化的重视，不只是停留在这些“小打小闹”的内部管理的改进上，更体现在他对电子商务和互联网营销的深刻理解上。2013年，露意莎实施电子商务战略，聘请了专业的网络营销策划机构做网络品牌营销策划。他想把露意莎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卫浴品牌!“凡是有互联网的地方，都要有露意莎的信息;凡是互联网能到达的地方，都要有露意莎的产品!”他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图:雅安地震后，李建军带领露意莎快速行动，驰援灾区) 当然，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只有辉煌的过去，更离不开坎坷的经历。2013年，是李建军创业的第18个年头;18年创业，从浙江到上海，从上海到潮州，从零售到批发，从批发到生产，从品牌到网络，在追寻人生理想和带领企业发展的道路上，李建军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他一笑置之：“经历，是一个男人的成长!更是一个创业者的财富!” 18年创业拼搏，战绩卓著，造就了一个成功的商业典范、一家成功的卫浴企业和一个经典的卫浴品牌。在李建军的带领下，露意莎品牌始终保持着高品质，而上海伯朗卫浴设备有限公司，规模也不断扩大，已成为国内卫浴企业中的佼佼者，拥有近20万平方米的工业园，有陶瓷、玻璃、家具、休闲卫浴四个厂区，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2家分公司、6个办事处、13个联络点，拥有400多个加盟店以及业内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国内100多个大中城市，产品远销美国、澳洲、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图:抗震救灾，李建军亲自带队把赈灾物资送到雅安市天全县民政局) 我们知道，一个有志于干大事的人，决不会轻易满足，固步自封，在充分了解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之后，给自己定的目标越高，就越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在李建军身上，我们看到了十足的底气和远大的抱负，我们相信，在李建军的带领下，露意莎“打造世界级卫浴品牌”的蓝图，一定会成为又一个逐步实现的伟大的“中国梦”!

  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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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珥谈晚清 改革最终为何失败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顾问、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等。主要研究中国改革史、海权史。著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帝国政改》、《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民生与民声》等。 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晚清的50年，我总结为“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则是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晚清的50年改革，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洋务运动”，从1861年到1894年。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开始了改革，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实现了同光中兴这样的政治奇迹。 对于这个33年的改革，我们最大的批判是说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个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连最为基本的经济改革，每一步都十分艰难，遑论政治改革。 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十年动乱，从1894年到1905年。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和大跃进心态，急切地寻找救亡捷径，并因此导致了戊戌变法的极右盲动，其遭遇反弹的结果，就是极左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极右、极左、外敌来回折腾后的废墟上，恢复了洋务运动，直到1905年计划开始政治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晚清新政，从1905年到1911年，这是“乱改革找死”的阶段。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晚清改革失败的第一大绊脚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缠斗。 晚清时有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 草根阶层被他们当做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淘空政权，下淘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 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某某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亚洲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窑洞对”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规律”。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晚清时“党争”遍布朝野，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仍旧骨感。正如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 越上纲上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的大量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这就如同企业一样，无论国有、民营还是合资哪种所有制，企业管理都有其规律、有其共性、有其科学；如果非要将所有制改造当做公司治理的预置前提，要么是掩饰无能，要么是别有企图。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喜欢拿着“主义”来处理“问题”的朝野各方，看似矛盾对立，其实都是根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高举的都是同样的“政治挂帅”的旗帜。(南都评论记者隽永整理文章经作者修订过)

  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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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书画大系】亮相深圳文博会

  为期4天的第九届深圳文博会今天在内地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潮籍国学大师饶宗颐所着的「书画大系」也在本届文博会上作为重点项目推介给全球文化产品采购商。据介绍，此次推出「饶宗颐书画大系」项目是国有出版集团与民营资本深度合作的有益尝试。 潮商卫视5月17日《潮闻30分》节目播出「饶宗颐书画大系」亮相深圳文博会，以下为文字实录： 第九届深圳文博会吸引了各地参展机构和团体2118个，比上一届增加190个，本届文博会重点突出具备文化内涵的项目交易。作为本届文博会的重点文化项目「饶宗颐书画大系」正式启动全球宣传活动，并将于6月份面向全球首发。首发仪式选定在深圳举行，同期还将举办「腕底万象—饶宗颐书画大系」特展。 (记者出镜) 在这一次第九届深圳文博会上，著名潮籍国学大师饶宗颐的「书画大系」的全球首发仪式也成为这一次文博会的重要项目，来自国家新闻广电总局的领导，对这次潮籍国学大师作品的首发和发行给予高度肯定。 (出镜完) 同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阎晓宏) 饶老的「书画大系」在这里作为一个重点项目推出，来鼓励出版单位要出精品，要出文化的精品。另外也表明了我们鼓励民营的机构发挥他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国有出版机构合作，来共同地做强做大，出好作品，也说明我们的政策在进一步放开。 (同期完) 「饶宗颐书画大系」收集潮籍国学大师饶宗颐作品近4000幅，分21个专题，书画各半，是近年来饶宗颐相关出版物中规模最大、最精华、最权威的一次集结出版。

  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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