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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热土风情舞岭南”——2013年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汇演决赛在东莞市清溪镇举行，全省1000多名民间表演艺术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齐聚清溪。汕头市选送的澄海西门蜈蚣舞表演队获得成人组金奖、潮阳后溪青少年英歌队获得少儿组银奖，国家级传承人杨卫、省级传承人林忠城获得传承奖。市文广新局被省文化厅授予“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组织奖”。 据介绍，这是广东首次举办全省性的非遗传统舞蹈汇演活动，共有62个节目近50种舞蹈参赛。评出成人组金奖9个、银奖12个，少儿组金奖7个、银奖10个、传承奖7个。我市组织澄海蜈蚣舞表演队、潮阳后溪青少年英歌队共115人参赛。大气磅礴的澄海蜈蚣舞、刚劲豪迈的潮阳英歌舞同台亮相，成为当地群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展示了近年来我市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07月22日
1998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著名电影作家萧穆回到家乡潮阳，参加潮阳建市5周年庆典，笔者参与接待工作，多次和萧穆将军坐谈，萧将军一生矢志奋斗的精神，至今仍令人感动和深受教益。 萧穆祖籍潮阳铜盂镇宅尾村，原名萧宏志，1929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他自幼聪慧，6岁时其父亲带他到电影院看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回家后便把故事情节详细讲给客人听，令听者叹服不已。当他知道蔡楚生先生是潮阳铜盂老乡时，便对其父亲说，我长大后也要编导电影。说来有趣，几十年后萧穆真的也成了继蔡楚生之后的一位全国知名电影作家。一个当年只有几千人的乡里，先后出了两位全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令世人赞叹不已。 1948年，萧穆以嘉兴高中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免试保送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1949年4月，南京各校学生掀起反蒋热潮，萧穆积极组织校内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引起当局注意，被列入黑名单，萧穆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于当年6月参加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被编入军政大学新闻文艺大队，并随军进军西南，在此期间，萧穆编写了一批小话剧、话报剧，供部队文工团和地方演出，受到好评。他的才华也引起刘邓首长的重视。1952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解放军电影制片厂，经刘邓首长推荐，萧穆被调到电影制片厂筹备处工作，后电影制片厂更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萧穆即参加厂领导班子工作，负责故事和文学部的创作工作期间。 萧穆在八一厂工作期间，为了获取第一手题材，深入连队和乡村，调查研究，听取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意见，他与厂里创作室集体创作的电影《雷雨之前》，《怒吼吧，黄河》放映后好评如潮，与周克芹合作，改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杨星火、伍近先合著长篇小说《巴山将军》，后又由他改编为电影《巴山儿女》，放映后也受到好评，是军旅电影中的佳作。 1985年3月，萧穆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徐怀中和萧穆两人，负责编写和拍摄大型革命军事题材故事片《巍巍昆仑》和《大决战》电影（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共4部8集），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萧穆和徐怀中不辞辛劳，走遍大江南北，采访当年参战而尚健在的老首长、老战士，翻阅了大批史料，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4部影片获广电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奖、百花奖，解放军总政治部也颁发给“解放军文艺大奖”。 萧穆文韬武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白天上前线拍摄战斗现场，碰到特殊情况时还要投入战斗，晚上不是随部队进军，就是在灯下写新闻，写演唱作品。他告诉笔者，这些都是一位革命军人、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做的事情。解放大西南时，他被授予“荣誉勋章”，荣立三等功，在八一厂工作时，被总政治部授予“特别贡献奖”。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萧穆将军于1992年离休。离休后这位老将军，还在发挥余热，经常接待登门求教的部队电影电视工作者，并时时刻刻关心家乡的发展。 2013年4月12日，这位潮汕籍的电影艺术家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07月22日
走进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沿中轴墓道而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雄伟的七十二烈士墓及峙立其后的纪功坊。从纪功坊向右走不远，就进入了“辛亥革命烈士墓区”，这里长眠着除七十二烈士之外的多位为国捐躯的烈士，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特许安葬于此的。这些历史人物，或是生前拥护孙中山，为反对南北军阀而战死沙场，或是为刺杀祸国殃民的国贼而牺牲，没有一个死得不壮烈、不慷慨的。其中有一位，是曾经在潮汕驻守、奋战过的英雄——金国治。他的墓茔坐落于一片苍翠的绿竹丛中，墓碑上书“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公国治之墓”，底座的墓志铭为邹鲁所撰，立石人为陈炯明。 金国治（1883－1917），字济涛，湖南沅陵县七甲坪人，祖上原为江苏吴江望族，后来金家迁居湖南，渐式微。国治生于光绪九年，父亲早逝，母亲吴氏守寡抚孤。国治少有大志，早年毕业于江南武备学校，曾随赵声谋将军炮团举义于江南。辛亥年间赴粤投身革命。1912年任粤军第五独立旅军官，随革命党人、旅长黎萼驻守潮汕地区，翌年投入反袁讨龙运动。“二次革命”及次年广东之讨龙起义失败后，黎萼出走，国治率余众联合潮汕各地民军，继续坚持反抗袁世凯爪牙的斗争。 1915年冬，流亡海外的原广东都督陈炯明潜回广东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再次发动对袁党龙济光之征讨。国治在惠州以所部响应，屡立战功。飞鹅岭之役，敌军以重兵凭险据守，国治亲率20余人夺之，众讶为神勇，被擢任为广东共和军营长，此后建树尤多。 1916年3月26日， 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在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少年再造党（倒袁革命党）潮汕党人的策动下，首先命其军需科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调饶平、澄海部队，大败潮梅镇守使马存发军于潮安。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汕头警卫军也在30日响应，是日莫擎宇正式宣布独立，设司令部于汕头。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易手，为“护国军广东潮梅总司令”莫擎宇所有。是年6月，袁世凯去世，不久陆荣廷的桂系部队击败龙济光进入广东。 1917年7月8日，孙中山乘军舰离上海赴广州主持护法，途经汕头时，莫擎宇尚热情迎送。讵料莫不久又暗通北洋政府，解除了拥护孙中山的金国治的军职（时国治以营长隶莫擎宇部，驻军潮梅一带）。10月23日，莫擎宇（时任潮梅镇守使）宣告与孙中山主持的广东军政府脱离关系，潮梅军政直属北京政府。是日即派兵攻惠州。 潮梅之变构成了对广东护法军政府的严重威胁，粤东成为废法之北洋军阀进军广东之飞地。为迎击叛军，孙中山任命邹鲁（广东大埔人，后来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潮梅军总司令，申罪讨逆，并令桂军沈鸿英部在惠州相机协助。邹鲁夙知国治忠勇善战，即任其为潮梅军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国治以其旧属黄钟声为参谋，王兴平、张铁梅为团长，慷慨出师。11月16日，前锋逼近五华，得国治旧部一营反戈响应，合力血战两昼夜，连克铁场、蓝关。是役逆军精锐尽失，望风披靡，国治乘胜挥军，收复五华县城，潮梅震动，指日可定。其时国治被誉为神将，遂为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所忌，暗使沈鸿英加害。当国治酣战于铁场、蓝关时，沈鸿英部前锋李观佑违约按兵于龙川老隆不动，及国治收复五华之次日，始统军至。李不以国治为功，反诬他先攻逆军而破坏作战计划。沈鸿英旋即独自率部抢攻兴宁，至五里亭被敌军截击，危急中驰电国治求援，国治率兵星夜奔救，敌军乃退守兴宁。金、沈二部合围兴宁，强攻数昼夜，敌军溃败，大部分向金国治部投降，沈因而益发妒忌。为避免内讧，国治率部转攻揭阳，行至泥坡圩，沈忽派人来告“当会师攻揭阳”，国治心直无疑，按兵以待。沈即命邹武率一营驻扎圩尾，李时芳、李观佑各带一营驻圩头，派邹武以商谈攻揭事诱骗国治往晤，遂将其拘禁，所部亦被围缴械。时邹鲁在老隆督师，闻变急电请孙中山向粤督陈炳焜交涉，但随即迭接黄钟声等报告，知国治11月29日被沈鸿英杀害。据邹鲁言：“孙大元帅回以海军军舰炮击莫氏（荣新），卒得莫氏谢罪”。此指1918年1月3日孙中山下令炮击莫荣新督军署，以示对桂系军阀跋扈专横之膺惩，应与桂军诱杀金国治一案有部分关系。 国治遇害时，年仅34岁，民情舆论为之悲愤，乡民感其忠义，遂以礼葬之于兴宁城外。1920年，陈炯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次年由邹鲁提请，经孙中山先生特许，收国治遗骸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仲春葬成，邹鲁为之铭曰：“公死而护法为之中阻，公不可死；公死而护法卒之再振，公其永生”！
07月22日
风光秀美的潮汕平原，一惯以侨乡著称。这里，不仅是红头船文化的源头，更是海外千万潮人心中的精神家园。2002年10月，一座象征着红头船文化精神的国内最大规模船形石雕，耸立在澄海外砂河畔。正如设计者唐大禧先生所说的，艺术上的红头船雕塑不是船的复制品，它更是史诗，象征着潮汕人民对海洋的认同和期盼。它不但在于向人们展示潮人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红头船精神，还时刻不忘提醒你去回望历史，一段记载着苦难和光荣的历史，一段红头船文化诞生与发展的悠长历史。 红头船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华侨文化，它几乎是伴随着潮人的海外移居生活、及商业贸易活动同时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著名的潮籍作家秦牧曾在他的散文《故里的红头船》中写道： 熙熙攘攘的新加坡河上，除了这些热闹的劳动场面以外，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吸引了我这个异邦少年的注意。那就是有一种船，船头漆成红色，并且书上两颗圆圆的大眼睛。木船本来就有点像浮出水面的鱼，书上这么一对眼睛，鱼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听长辈们说，这叫做“红头船”…… 这是一个文化人笔下的红头船，而现实生活中红头船的出现则始于清代。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商帮。最初，红头船只是为着从暹罗运入大米而申请营运的，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为药材、香料、工艺品等多种贸易。当时，许多潮州人乘大米贸易之机，出国移民拓殖，拉开了海外移民的序幕。 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为了开发这些地区，他们开始在我国沿海以“契约华工”的形式组织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印尼一带垦殖。这些被称做“猪仔客”的“契约华工”没有人身自由，他们流血流汗，为开发东南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至解放前夕，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大量潮人移居海外，再次兴起了移民热潮。迄今，潮籍海外侨胞已超过1000万人，与本土潮人的总数相当，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俗称南洋)地区，正所谓的“本土一潮汕，海外一潮汕”。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潮人华侨史，写满了艰辛与屈辱、光荣与梦想。与此同时，和它一起诞生、成长起来的红头船文化，也同样记载着斑斑血泪、腥风苦雨。 由于所从事的海上商业活动具有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大商人拥有巨资，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腰缠水布、赤手空拳在异国他乡创业的潮汕人，面临的重重困难和激烈竞争，是可想而知的。1914年，泰国(1936年前称暹罗)的报刊上曾发表一篇题为《东方犹太人》的文章，该文将以潮州人为主体的泰国华人与犹太人作了比较，对华人充满了敌意。随后，暹罗以及历史上东南亚的排华活动，都给潮商的生活和经商带来诸多困难。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潮商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根筷易折、一把筷子难断”的道理，从而促成他们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一起，以应付共同的挑战和风险。正是这种超强的适应力、竞争力和团结力，使得他们在海外贸易中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并使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也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互助模式，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红头船文化，进而塑造了潮商抱团的合作精神！而会馆文化与善堂文化，就成了这种精神最基本的依托。 如果把潮人称做优秀的乡土文化固守者和传播者，一点都不为过。善堂文化本属潮汕传统文化，它起源于宋代潮阳的释大峰祖师时期，至今已有近千年的绵绵历史。19世纪中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潮人移居海外的足迹，善堂文化在世界各地，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泰国是潮汕善堂最多的国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崇祀大峰祖师的善堂也为数甚众，在香港、台湾地区，在美国的南加州等地也有一批潮人慈善机构。他们在居住国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精神，不但促进了海外乡亲和居住国民众的和谐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潮商的抱团精神，并使其接近于制度化。 世界上，几乎有潮商的地方就有慈善社团组织。而这种组织，又几乎都是和会馆及商会捆绑在一起的。早在公元1708年（清康熙47年），苏州就已创立潮州会馆。香港潮州商会成立于1921年，是香港100多万潮籍乡亲中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社团组织。1980年8月，在马来西亚云顶召开的“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上，与会香港、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代表达成了一个历史性决议：今后每两年分别在各地区(或国家)召开“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1年11月，首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香港召开，宣告了这个世界性潮人社团的诞生。传统的“红头船”文化，从此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此后，两年一届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为促进各地潮人交流、传承弘扬潮汕文化、加强各地潮商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抱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近年来，在商会、行业协会的引领下，更出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新趋势。抱团投资就是商会团体运作下的企业合作新模式，尤其是扎堆式重大投资。比如广东省潮商会拟集体投资增城工业园，深圳潮商会准备筹建珠海工业园，四川省广东商会投资广安工业园，桂林潮商会筹建桂林工业园等等，都是很好的合作方式。以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提携为宗旨的潮州社团组织，已经成为海外潮人永久的温暖之家和团结、力量的象征。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当初纵横天下的三大商帮，徽商和晋商都被人逐渐遗忘，唯有潮商的名字依然被人唱响。究其原因，这和潮商的抱团精神、以及由此在商界产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密不可分。然而，新的形势，也给潮商带来新的挑战与考验。人们在褒扬潮商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潮商由于过分保守，过分精细，因而也就未免有失大气。特别是潮汕本土的商业，更是未能突破中小民营经济和传统商贸的格局。而且，潮汕本土的文化，显然有所缺失。这些不同的声音，无疑值得潮商们听取和反思。
07月22日
南山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南青抗”）是在中共潮汕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进步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南山地处潮普惠边缘地区，是东江革命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共干将张瑞贵等“进剿”苏区后建立南山管理局。1933年始设于现潮南区红场镇林招乡，1935年搬往现两英镇的两英圩，其时管辖范围东至华林桥仔头，西至云落，南至华湖，北至高堂，东西110华里，南北60华里。由于管理局肆意摧残，林招乡寨后山十多丈高的大樟树被烧成灰烬，遍山赤黑，民不聊生。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潮汕地下党的领导下，是年9月中旬在两英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南山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大会，与会的有“南山青年进德会”会员、师生、商店店员、古溪、深溪乡织布厂男女工人等一千多人，应邀出席的还有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前辈郭老师。会议推选1933年被“英帝”驱逐出境、返国回乡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党员钟萍洲为总干事，方维新、钟廷明、钟震、陈数苗、章萍影、钟国雄为常务干事。该会在抗日救亡中发展壮大，1938年春，“青救会”改为“青抗会”，工作队发展至20多支，会员增至2500多人，活动区域除南山管理局所辖范围外，还有深溪、陈禾陂乡。深溪乡还建立儿童抗日救亡先锋队。“南青抗”在农村开展扫盲及学习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各乡村普遍开设男女识字班，人数6000多人，扩大抗日阵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烽火锤炼了会员。 “南青抗”在潮普惠中心县委曾鸣、杜克洋、袁琼、黄剑鸣（女）等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利用其时钟萍洲任南山管理局教育馆馆长、南山后援会副常委之便，争取南山管理局的头面人物，取得南山当地开明士绅黄鼎铭、李君石、刘鼎铭及华侨钟圆秀等的同情拥护，主动赞助活动经费。“南青抗”根据“岭东青抗会”筹委会会议精神，出版《南山青年》刊物，制作“南青抗”徽章，发给会员。会员同仇敌忾，做好宣传募捐，在两英圩搭台演出话剧《保卫南山歼敌记》、《捉汉奸》、《父与子》等，观众看到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声喊打，使群众受到了生动的救国保家乡的教育。此举，发动募集2300多元、6500多件慰问品、3万多封慰问信，及时汇交汕头市“岭青”转送前方抗日战士。“南青抗”在潮汕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从潮安、澄海、普宁、揭阳、饶平、潮阳等地派来50多位骨干深入各乡，很多以教师为公开职业，占领学校阵地，发动抗日救亡，和汕青、普青、潮青及兴文、南侨等中学连结起来。此时，两英、古厝、古溪、茶园等乡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其时，“南青抗”在两英圩召开潮、普、惠、南“青抗会”联席会议，发出通电，支持惠来县“青抗会”进行反迫害斗争。还在两英公园进行军事训练，刘鼎铭等医师协助培训“南青抗”战时医疗队，以适应抗日战时需要。 1939年9月下旬，“南青抗”为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6周年，发动会员和各校师生近3000人，举行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抗日火炬大游行，当天下午6时，从平原到山区，一支浩荡的游行队伍到两英公园集合后，高擎大横匾，敲锣、打鼓、吹号，宏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当游行队伍经过玉麟桥、新英路、中山路，绕南北沿河穿进巷道时，群情激昂，有不少观看游行的男女青年纷纷自觉加入队伍，共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肃清汉奸卖国贼”、“保家卫国”、“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雄壮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火炬照亮夜空，震动大南山。尤其是山区的圆山、林招乡的火炬队伍，游行在山地起伏之道，火炬蜿蜒如龙，情景动人心弦，抗日烽火燃遍大南山，通红的火炬经久不灭，烧得更旺，燃得更红，大南山成为“不夜天”。 1940年春，根据潮汕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南青抗”面对逆境，从公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逐步转移到各乡村，化整为零，隐蔽待机，坚持地下斗争。到1945年春，才又恢复了“南青抗”城乡组织活动，迎来新的斗争。
07月22日
青屿汛城位于揭阳地都镇青屿村，始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是揭阳市目前存留的最大型古代军事设施。汛城遗址所在地狮山，前临榕江，位置险要，该地孤峰突起，山势陡峭，状如卧狮，与南岸象山并峙，把守榕江出入门户，素有“狮象把海口”之称。 明末清初因海寇和福建沿海抗清的郑成功部队相继袭扰榕江两岸乡村，窥袭县城，清地方政府为加强防御，遂在青屿狮山建了青屿汛城，扼守揭阳水路要塞。据刘本《揭阳县志》卷二第3页载：“青屿汛在地美都，与潮阳石井炮台相峙，出口即系大洋，进口二十里系南北炮台，潮阳门辟司在其西，为南北炮台之门户。”另据刘本《揭阳县志》卷三第54页载：“青屿汛在县东六十里，顺治十三年五月建，设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防守兵四十四名、巡船一只。城垣周围一百二十丈，高一丈七尺，城楼三间，敌楼二间，官署三进，并大小营房共十七间。河墩营房三间。”由此可见，青屿汛城在清初就是揭阳的一处重要海防哨所。 汛城全部用贝灰三合土夯筑城墙，周长约400米、高5米、厚1.2米。设有大小相等东西南北4门，门高2.1米、宽1.6米。东门建于山上，有更楼一座，居高临下，能眺望东南海面。西门在青屿村前。南门与对岸石井炮台的北门相望。北门通向青屿村的张厝后围，是民夫出入门户。汛内墙根筑有高6米、宽1.5米的跑道。城西南建三进官署一座，是把总、外委公干及家属居住区。官署两厢有18间营房。城西南外墙建有哨房3间，城南门外20米处筑有约百米长的跑道，每10米处有长3米、高1米、宽1.5米的平埕，是昔时炮座及旋转大炮的车道。据《潮州府志》载：“青屿炮台一座，营房一间，设炮八位。兵四十四名，巡船一只，配兵十六名……。”另据刘本《揭阳县志》卷三第55页载：“青屿炮台炮八位，内一位一千斤，一位八百斤，一位六百二斤，五位四百斤，俱有炮车。”官署、营房俱于民国初年拆毁。8门铁炮埋于山坡，直至1957年村民建房时才被挖出，后被政府收购。现存城墙长约350米，厚近1米，保存还算比较完整，昔年“狮象把海口”之雄风犹存。 清代前期的经制兵（正规军）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汛”是清代绿营兵的基层组织单位。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有马兵（亦称骑兵）、步兵、守兵之分。马兵、步兵亦称战兵。沿江、海设有水师。绿营兵籍，皆注于册，由兵部管理。“骑兵拔于步战兵，步战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无余丁乃募于民”（《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十七）。绿营的驻军组织有标、协、营、汛4级。清初以来，绿营由标（归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指挥）、协（归副将指挥）、营（绿营的基本单位，归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指挥）、汛（归千总、把总指挥）四级组成，其中汛是绿营的基层单位。尽管每个汛仅有兵员数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却设置林立，直接涉及广大乡村。汛的功能主要有四，即缉捕、防守驿道、护卫行人、稽查匪类。 青屿汛城地势险要，是古时榕江之滨的战略要地，是揭阳市目前存留的最大型古代军事设施，具有重要的军事史研究价值，1990年被原揭阳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7月22日
复旦大学，是一座世界名高校，培养了很多英才。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潮人却与这座世界名高校很有些因缘。它原名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由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发起，并向上海的爱国资本家募捐。在沪的潮人富商郭子彬先生毅然响应，捐资十万银元，协助创办该校。 复旦大学创立后，校址曾几经变迁。1922年，在江湾现址建成复旦大学新校舍。1923年，复旦学生郭任远留美获博士学位归国。他本打算去北京大学，在母校师生盛情邀请之下，决定回母校执教。1924年郭任远任副校长他向其堂叔父郭子彬等人募捐三千银元，用以购置了仪器、动物和书籍，创办了心理学系。郭任远先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追随者，回国以后颇有一番抱负。他想把心理学系扩充为心理学院，但是苦于没有房舍。1925年，他代理校长时向郭子彬先生募捐五万银元，亲自督工建造，造成了一座四层的楼房，供教学、科研之用，命名为子彬院。此楼至今尚存，在校园西部的绿树浓荫中，这座淡灰色的四层楼宇，雍容典雅，仪态万端，复旦人戏称为“小白宫”，意即其造型风格可与美国白宫相媲美。后来数理系和化学系亦迁入。这里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心理、生理学人才，如童第周、冯德培、胡寄南、徐丰彦、沈雾春、朱鹤年等。从那庄严的门廊下走出来的还有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洪家兴等数学大师。子彬院不仅“孵化”人才，还孵化出了许多新的专业。毫不夸张地说，子彬院是复旦理工科专业的摇篮。 子彬院建成以后，立即成为“全校发号施令的首脑，校长办公处，各系主任办公处，以及注册、庶务、会计等处，俱集结于该院楼下，一切重要文告，皆张贴在那儿，庞大的第101教室，更无疑是变相的大礼堂。”心理学院随子彬院建成而成立，占据二、三、四层楼，设有动植矿物标本陈列室、实验室、饲养室、照相室等，并且聘请著名学者唐钺、蔡翘、蔡堡、李汝祺、孔宪武等来校执教，形成了坚强的教授阵容，也吸收了众多的学子。 郭子彬1860年出生于铜钵盂乡，19世纪70年代奔赴上海谋生，其弟浚之在家继承父业行医并侍奉老母。经过数十年的辗转经营，崛起成为在沪潮州帮的首富。郭氏在上海经营棉纺织业近20年，成效显著，对当时上海民族纺织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业绩一直受到后人的赞扬。 郭子彬致富后，报效桑梓，造福社会，热心在上海和家乡办教育亊业，远近闻名。充分发挥金钱的作用，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除协助创办复旦大学外，还捐助家乡韩山师范学校及省立金山中学。1921年。这两所办于潮州的有名学府，因一时经费不足，曾向子彬先生及其次子郭铺庭求助。先生慨然许诺，购大量图书给韩山师范学校，成立郭辅庭图书馆。1922年8月2日，一次强台风风暴潮袭击了潮汕地区，造成特大风暴潮灾。风灾给当时的省第二师范学校（即韩山师范学校）造成毁灭性的后果。风灾后，二师校舍倒塌，校具损坏，学生星散，当时的社会各界贤达及海外侨胞对重建校园给予大力支持。郭子彬先生为二师捐建了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郭子彬教室”。 现在信步在韩师西区古朴的校园，你会发现一处树影婆娑的纳凉好去处，这就是位于校史馆一旁的校史碑廊。一块块的题匾和碑刻铭文背后都有一段为人称道的故事。镶嵌在大理石的碑刻记载的大都是教室，如“翁辉腾教室”、“郭子彬教室”、“陈澄初教室”、“陈星帆教室” 等。郭子彬又捐助金山中学大量标本及仪器，扩大该校实验室。在汕头石金山中学“七一”楼立有记载郭子彬捐助的石碑。 1920年，上海潮惠会馆决定在上海胶州路创办上海贫儿教养院，主要招收旅沪潮汕籍贫寒人家子弟入学，学生一律住读，全部免费，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用品全由校方发给。学生穿用的衣服鞋袜，则由鸿裕、鸿章两厂负责按时发放。学校分设小学部和中学部，小学五年，中学三年，学生升入中学部学习时，必须选学一种工科（铁工科、木工科、农科和化学科），实行半工半读，毕业时相当于现在的职业中专毕业程度，以达到能自食其力过活为目的。院长由留学剑桥大学归来的郭守纯博士担任。郭子彬担任这所学校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不仅带头捐献建校资金，而且长期捐助该校办学经费。贫儿教养院从1920年建校到1955年结束，前后历时35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我国著名化学制药专家和情报专家郭丰文就于1930年进入上海贫儿教养院学习。1931年，教养院改为正规小学附设初中，郭丰文也就成为首届初中学生。因为年年成绩第一，毕业后经教养院资助进入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学习。1937年，因为在高中全年级中三年考试成绩均名列第一，按照规定，免缴学费进入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于1941年大学毕业。子彬先生对潮阳东山中学、六都中学、潮光学校等，也分别捐建教室、图书馆、师生宿舍及图书、实验仪器等教学设施。 子彬先生与次子郭辅庭先生父子对桑梓教育，尤为重视。他们决定在汕头创立一所高级中学，在铜盂家乡创办一所初级中学。派留英爱登堡大学教育硕士郭应清来汕头创办高级中学。郭应清来汕头后即购地建校（即现在汕头第四中学），定名为“汕头高级中学”。谁知这个中学招牌才挂起，招生广告才贴出，汕头其他中学纷纷创办高中部，迫得另换招牌为 “大中中学”。大中中学创办20多年，除办好各学科之外，特别注重体育之发展。 1920年，郭子彬在上海成立铜盂中学校董会，先派四名校董回家乡主持建校及开办等事宜。这四人是郭豫育（震旦大学毕业，后来当中学校长）、郭亨大（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当教务主任）、郭企青及郭豫明。子彬先生父子首先捐款二十万银元，这义举带动其他旅沪铜盂商人，如鼎源派、承信派及仁记派都慷慨捐款。铜盂中学筹备二年，开办时已具几个特点：一是当时校舎的建筑是最新式最宽敞的，可说是美仑美奂；二是拥有一个占地二十亩的运动场；三是藏书最丰富；四是标本仪器设备多而完备。难怪未招生而声名远播，潮普惠揭四县学生多来报考。教师阵容更严整。有由上海聘来，有由汕头来兼课的。铜盂中学的维持费，按月由上海校董会寄来。学校开办五年后，1927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袭击上海，导致资本家破产及工厂倒闭。郭氏集团的企业，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学校经费，便没来源，只好停办中学，将明德小学及附近一些初级小学合办为铜盂公学。郭亨大先生当校长。 作为潮商的郭子彬，为富有义，敢于担当，尤其不忘教育，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值得钦佩，更是今天潮商的楷模。
07月22日
曾经声名远播的汕头彩瓷，由于原来的名师或已作古，或已年迈，沉寂了很多年，难见有新人新作问世。然卢瑞芝“原汁原味”的潮汕传统彩瓷佳构，给艺苑添上一笔浓彩。五十出头的他随潮彩著名艺术家叶竹青学艺，1988年毕业于广东陶瓷学校，同年落户汕头，现虽在一家私营企业负责设计及管理工作，但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陶瓷工笔花鸟画，数十载笔耕不辍，其作多次参展获奖。今读卢瑞芝工艺美术师的潮彩瓷板花鸟画《瑞祥永昶》，十分感动。因其家居环境及陶瓷创作条件所制约，为创作这幅作品，他连续一个多月每天下午五点多乘车到潮州市叶竹青陶瓷文化研究院执笔彩绘，其中不少个晚上还是通宵达旦，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汕头上班。像卢瑞芝这样对陶瓷艺术如此执着追求，辛勤劳作的，显得难能可贵。 《瑞祥永昶》作品长171厘米，宽61厘米，选用产自景德镇的上釉瓷板，四周装饰宽19厘米的木雕花纹框，画面运用中国画的构图和花鸟工笔技法彩绘而成。作品讲究诗情画意，注重情景交融，画面上所有物象遵循合理取舍、宾主分明、虚实相间、疏密有致、藏露得体、呼应有趣等构图法则。讲究布局，气韵生动，表现意境，突出主题。这幅作品强调主观的加工取舍，概括集中，对重点突出的形象刻画入微，删繁就简，对不需要的旁枝末节，大胆简化，注意留白，避免平均，实处有虚，虚间有实，使其更富有想象力，达到形神兼备的要求，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栖息山坡上两只羽翅丰盈的孔雀于中心位置，有平衡之感，雄的居上方，雄姿美发，回首顾盼；雌的居下方，温柔地依偎在旁边，梳翅弄姿，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左侧的三朵牡丹花、右侧的五朵牡丹花，枝干苍劲沉稳，花头娇艳挺拔且呈向上动势，有高有低，或掩或露，错落有致，怒放吐芳，互为呼应，艳丽多姿；叶片翻转舒展，阴阳正背，纹理细致，红花绿叶，互相辉映，既有变化又有相对协调统一，显得生机蓬勃，情趣盎然。并与上面伸展交错，枝繁花茂的玉兰花、梅花形成对应，妙趣横生。尤其是用一山坡自然而然地将画面拉沉，既起了对比、化解了飘与俗的作用，又使画面显得丰盈，不单薄。画中表现的物象均互有关联，一花一鸟、一木一石皆为有灵气、有感情的生命体，形态上顾盼有姿，神态互动有情，动静交融，生机顿添，让观者心畅神悦，为之叹服。 工笔花鸟画是最讲究色彩的，花卉力求鲜艳，灵禽力求夺目。这幅作品在陶瓷技法运用上有其独特之处，巧妙地将新彩与堆金等技法融为一体，使画面更加丰富。牡丹花用没骨法和新彩绘画，金红、西红、黄红、大红、紫等瓷色料洗染，鲜艳夺目，层次感极强；牡丹花叶用黑色洗染大绿，蓝洗染二绿、金红，使之深浅变化；玉兰花、梅花分别用淡黄和大红洗染，而花的枝干、孔雀却用刚柔、粗细、长短等匀整流畅的墨线勾勒，笔笔皆精描细画，孔雀用墨色洗染二绿、代赭、大绿、蓝等色，极富立体感。山坡却用大笔畅意皴擦，工而细、写而畅，表现出了不同的质感。在第一次入窑烧成后，作者又再在花蕊、叶脉上堆金，玉兰花、梅花的轮廓上描金，烧烤之后的画面上凸现了不同层次，营造出立体的艺术效果，一幅寓示富贵祥瑞长存的画作便展现在眼前，有着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07月22日
上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结束，恢复古装戏演出，文艺事业重新迎来了“春天”。潮剧艺术出现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局面，潮汕地区的戏院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始大演古装戏，为传播文化艺术焕发着青春活动。那时候，剧团在一个戏院一演就是十天半月，是常有的事。 在众多的戏院中，揭阳地都镇的戏院最受广东潮剧院青睐。广东潮剧院一团、二团，经常在地都戏院安营扎寨，一住下就是一月半月，不少剧目都在这里排练和“杀青”，比如风靡一时的古装潮剧《张春郎削发》（下称《张》剧），便是于1982年12月8日在地都首演的；到了1987年，《张》剧被选中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艺术节，广东一团继续在地都戏院进行淬磨加工，接受领导与观众检阅。其时主演剧中双娇公主的孙小华刚生完小孩，亦不辞劳苦随剧团“大军”驻留在地都戏院排练了近一个月。1988年初，由潮剧院一团方展荣、詹少君、林少珊主演的剧目《八宝与狄青》亦是在地都戏院首演，后来该剧还参加了广东省艺术节，获得多个奖项……整个80年代，广东潮剧院一二团多次出访东南亚一带，每次出发前几乎都是在地都戏院彩排，那个剧目就更加之多不胜举。 不仅排演和彩排如此，剧目的录像亦喜欢选在地都戏院进行，其中就包括中央电视台1983年录像的《柴房会》（方展荣、吴楚珊版）、《井边会》（吴丽君、陈瑜版）、《飞龙女》（吴玲儿、方展荣版）、《王熙凤》（孙小华、吴玲儿版）、《金花女》（郑小霞、陈学希、林舜卿、李有存版）以及《梅亭雪》（姚璇秋、陈瑜版）、《刺梁骥》（李有存、林舜卿版）等一批潮剧剧目。 进入90年代，由于文艺日渐多元化等各种因素，地都戏院潮剧演出日渐减少，那段辉煌的日子逐渐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成为潮剧艺人与观众共同封存的珍贵记忆。
07月22日
潮商的海上贸易经营活动，总体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或者说体现出一定的文化精神，这些明显的特点或文化精神也许正是清代潮商海上贸易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一是敢于冒险。商船航行于海上，或则载有重货，或则携有重赀，时时处处都有两个方面的风险：人为的风险和与自然的风险。前者为海上寇盗之行劫，后者为海上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各不同海域地理风貌隐藏之风险。尽管清代海盗较之明代已是大为减少，但终未完全灭绝；地理与自然气候之风险更是无时无之。即使是在海上贸易已经合法化的清代，清廷已经实施了包括台湾的完全控制，海盗的活动仍是官府之海防所难以完全控制，或者说仍有些鞭长莫及，海上贸易仍有很大的被劫风险。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南澳外的海面上，就有三个小岛，常为海盗出没之地，“称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岗、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这些海盗，规模不大，潜伏于汪洋，三五成群，或潜至港口附近，窥伺小艇，露刃行劫。在康熙年间，潮地海域海盗仍然猖獗，每年当“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而入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来岁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则仍驾驶北上……。”对此，敢于冒险的潮汕商人，或于航行中携带器械，与海盗相从事，或与海盗相联络，给以好处，求得相安无事。面对自然，更是惊心动魄，一艘商船，连同货物，所值是上万两至数万两白银，加上数十人至数百人的生命，航行于波涛险恶的茫茫大海之中，时刻都要面对狂风巨浪与海域不确定因素之风险，“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随时都有葬身鱼腹之危险。其冒险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潮汕商人，却能视之如常，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之如陆”，而且从业人数不断增加。可见其勇于冒险的精神品质。当然，其前提是利润丰厚，有利可图。 二是神祇崇拜。潮人的神祇崇拜历来是相当重视也比较广泛的，也不分什么儒释道，几乎是逢神便拜，各地区也还都有各自崇拜的神。潮汕商人的神祇崇拜，除了同其他行业潮人一样崇拜之外，这个群体尤以崇拜妈祖与关帝为甚。妈祖是传说中的海上保护神，水上操舟的人，多得其庇佑，在潮汕、闽南及台湾等地，都有非常明显的妈祖崇拜风俗。实际上，这与上面所说的经商海上，各种风涛险恶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海的不确定因素和行舟海上的各种风险，促使人们须要寻求一定的心理安慰，同时乞求神祇庇佑的心理也尤为强烈，那么，妈祖崇拜也就成为必然之首选。在潮汕各地，尤其是濒海地区，妈祖(天后)庙几乎无处不有，从地方志记载的一些建庙修庙碑记，可看出潮人崇拜妈祖是出于乞求庇护的心理，如乾隆《揭阳县志》所载的《天后庙重建碑记》云：“揭地濒海，其土沮洳，近达漳泉，远通吴越，商舻贩舶，出入于巨浸中，每遇铁飓银涛，……则有颠覆之患。榜人睹帆樯欹仄，魂惊魄悸，辄呼号求于天，神必示灵，夜则火光烛天，冉冉而至，昼则江鸥先集，异香徐来，即安澜有庆，舟保无恙……。”嘉庆《澄海县志》所载的《建南门外天后庙记》云：“粤于职方为南，澄又居粤之南……地滨大海，烟涛浩淼，水天弥茫。生斯土者，群以海为命，自富贾大商，以暨龙户渔人，咸于是托业焉。当风利潮高，扬帆飞渡，瞬息千里。操奇赢者，贸易数省，上溯津门，下通琼趾，布帛菽粟，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所恃以无恐，则天后实默佑之，故我乡之虔事天后也。”潮汕商人正是从对妈祖崇拜中吸取其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于虔祀妈祖，在能够获得庇佑的心理暗示之下，从中获得战胜海上狂涛，化险为夷的自信与自慰，从而勇于冒险海上，以海商为业。 另一是对关帝崇拜，潮商对关帝的崇拜仅次于妈祖崇拜，关帝在潮州商人心目中不仅为财神，也是忠义、信义的化身。唐宋以降，潮人受儒家文化浸淫日深，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体现在潮商的道德价值观中，就是以忠义和信义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也不仅仅是商人，潮人普遍都敬祀关帝，“潮汕地区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关帝庙随处可见，数量甚多，前往关帝庙进香求平安赐福的海内外潮人，人数之多与崇拜妈祖不相上下。”商业发达与商人聚居的地方更是如此，甚至各地的潮商集中活动的潮州会馆，也多供有关帝神位，上香祭拜，甚是虔敬。这与潮商重信义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潮州商人所从事的海贩业，规模大，距离远，风险大，往往采取借贷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信用关系在潮州商人商业活动中具有关键地位，对于支持商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以‘信义’道德价值观强化商业信用关系。”这样看来，潮商普遍对关帝崇拜就是其来有自，深具基础，势所必然的了。 三是善于经营。潮商的善于经营，表现在多个方面。善于驾舟，具有海上贸易的经验，这是基础；能够抓住异地贸易的差价，尽量利用各地往来的互补性进行兴贩贸易，这是海上贸易的特点所决定；能够灵活多变地抓住贸易的各种机遇，与很好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其能够较大程度成功的条件。比如，海上贸易须借助季风，一旦错过季风时节，那就意味着须较长时间在异地逗留，这样不但增加成本，消耗时间，也许就错过另一次顺风行驶的方便和可能带来的利润。因而潮汕商人在贸易过程中时间观念极强，货到目的地，商人们便会抓紧时间，各自寻找买主，尽快出货，以利快速返航，赶上季风。有时为了迅速销售，往往需要灵活地运用低价批发甚至廉价抛售等手法，以快速销售来避免货物压冬所增加的成本利息，这样便形成“货如轮转”的经营效果。再如潮商所赖以海上贸易的红头船，在本地建造购买价钱太高，便有造船商人转移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造，因其地盛产造船木材，成本相对低得多。而购船也会利用诸如泰国进口大米之类的优惠政策，在该地购船并备办货物(其中连带购运大米)，满载货物以合法途径运回，以减少成本。 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潮汕商人多取合伙经营的模式，风险均担，经营的成功程度与船上每个人都有关联，不像西方国家的大公司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富商巨贾与中小商人广泛合作，构成了功能互补的商人群体，“富商巨贾，卒操奇赢”能够“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他们资本雄厚，既挟有巨资，又拥有大量巨舶，因而拥有出海贸易之主动权。但海上贸易带有巨大的风险，这类巨商往往不愿亲身历险，“危身以博阿堵之物”，便多取与中小商人合作，提供船只与放贷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而坐收巨额海商贸易利润；而中小商人，则会亲身历险，从事长途兴贩贸易，“其资本多仰给于富室，而为之四出经营，以分其息”。在具体的各条商船中，船主、中小商人与水手形成利益相关的伙伴关系，船主从商业利润中按相应比例抽取商贩利润，水手的报酬则根据抽取利润的多寡进行分配，而且商船上的船长、司事、伙计和水手，都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本地特产或其他货物沿途销售，如商船载货7～8万担，“船长得200担，总管事100担，伙计2名各50担，其他人员每人7担”。这就使整条商船的贸易与船上每个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关系。这样，如果货物办得适销对路，中小商人甚至包括伙计、水手随船赚取丰厚利润，乃至发家致富，也都完全有可能，而且这种例子甚多。这也就成为潮汕社会平民追求发家致富的梦想，由此也就激励着一代代的潮人加入海商贸易乃至水手之类海上生涯的行列。于是潮州的商人群体也就不断发展壮大。有学者曾作这样的描述：称中国商人“没有正式的组织，完全是零细的个人照顾自己的小买卖。他们在中国各自向船东租借货轮，亲自押货到海外贸易。每一艘帆船就这样常运载了数以百计的小商人，仿佛是个百货公司一样，各人照顾自己的柜台。帆船一抵达港埠，这些商人就各自散开去寻找自己的主顾，化整为零。回船时商人们又各自找人办货，定期聚合搭船，化零为整。当时人们形容中国海商的贸易是‘萍聚雾散’，莫可踪迹。” 四是各地会馆纷立。潮商的经营特点虽是分散的，但潮商整体上是颇有凝聚力的，这从潮商遍布南北乃至东南亚各地林立的会馆就可看出来。会馆为中国传统商人旅外的组织，多以地缘文化相连结，其功能除了同一地域商人互相聚会联络乡谊及接待、服务、救济等之外，主要是维护商人利益，争取商人权益。清代潮州的同乡会馆文化相当发达，大港口如天津、上海、苏州，及省内各地，还有东南亚各地的潮州会馆，或者称闽粤会馆均颇为发达成熟，在当地都是名声显赫的行会组织。“同乡会馆的建立纯粹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贸易。在外地的同乡商人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会员关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外地商人的竞争和官府的勒索。”这是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对同乡会馆组织性质的描述，潮州会馆文化还远不止这些，潮州会馆还包括对内的仲裁、解决纠纷、救济等等的功能。有些会馆还购有墓地，以备会员万一遭遇意外客死他乡者之安息处所。总之，清代潮商的会馆文化已经相当成熟，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文化意识和团体精神。 清代的潮汕，由于有了如上述的海上贸易，港口口岸经济迅速崛起，形成了“商贾辐辏”的局面。商业兴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海内外贸易的兴盛并不仅限于商业，同时能够带动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像渔盐业、各类手工业、农业乃至服务行业等。各行业能够依赖发达的海内外商贸，使其产品销路畅通，销量不断增大，其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手工业的带动发展就更直接，当时较多出口或外销商品：黄糖、白糖、瓷器、铁锅、烟叶、葛布、潮绣及各种手工艺品等等，每一个品类都是农业产品或手工业品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也都能够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这种种行业的发展所需的大量从业人员，包括一些技艺人员，本身就能较大程度的缓解潮汕地区人口太过稠密，人多地少的逼仄的生存环境。因而能够较大程度地扩展潮人的生存空间和提升潮人的生活质量。(吴二持)
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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