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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泽荣:打造侨鑫商业王国的澳洲华人首富

    周泽荣 周泽荣(企业家),广东潮阳人,1955年生.侨鑫集团董事长.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第14,财富达6.17亿美元.现为广东侨商商会会长,广东国际华商会会长.清华大学顾问教授,美国库克大学荣誉博士。 70年代前往香港,80年代侨居澳大利亚从事贸易,于1998年回大陆发展房地产,并向酒店,电信,教育,民办医院,农业,国际贸易等领域拓展,已逐步成为一个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多元化.国际化.跨领域的”商业王国”.他的成功经验就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内反周期运作,抓住了人们不敢抓的机遇,取得突破。 周泽荣,广东人,著名澳籍爱国人士。周泽荣1988年从澳大利亚回国开始房地产投资,因成功开发“广州国际贸易中心”等项目一举成名。“汇景新城”项目从2002年开发到现在已经成为侨鑫集团在广州的标志型项目。同时周泽荣还涉及高档餐饮和媒体行业。“潮皇餐厅”一家一年的销售额就可以达到1亿元。2001年周泽荣投资广东新快报。2004年又在澳洲发行《澳洲新快报》。   周泽荣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视线是在2003年。那一年,在胡润制造的“中国大陆百富榜”当中,他以20亿元的身家位居第24位。时隔4年后,他的排名虽然跌到了第50位,但身家却翻了6倍,达到了120亿元。   在华南这个藏龙卧虎之地,周泽荣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一手创办的侨鑫集团经过十多年的开疆拓土后,已逐渐形成一个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多元化跨领域发展的“商业王国”。而在社会荣誉方面,周泽荣也是声名显赫,他不仅是广州侨商会理事会会长,还是联合国友好理事会荣誉主席。   1952年到1989年家居香港,后任香港侨鑫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并返穗投资,现任侨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年3月,周泽荣2005年创办的《澳洲新快报》与《羊城晚报》、《新快报》联手拓展海外市场。周泽荣1988年从澳大利亚回国开始房地产投资,并成功开发广州国际贸易中心。目前集团投资还涉及教育、文化、饮食、酒店、电信、医药保健、智能系统集成、观光农业等领域。   在中国直销史上,试图或者曾经染指过直销行业的高端人群,有上市公司董事长,有归国华侨,但却从未有过福布斯富豪。不过,这个历史,在2007年被一个叫周泽荣的人改写。   周泽荣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视线是在2003年。那一年,在胡润制造的“中国大陆百富榜”当中,他以20亿元的身家位居第24位。时隔4年后,他的排名虽然跌到了第50位,但身家却翻了6倍,达到了120亿元。   在华南这个藏龙卧虎之地,周泽荣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一手创办的侨鑫集团经过十多年的开疆拓土后,已逐渐形成一个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多元化跨领域发展的“商业王国”。而在社会荣誉方面,周泽荣也是声名显赫,他不仅是广州侨商会理事会会长,还是联合国友好理事会荣誉主席。   不缺名,更不缺钱,这使得周泽荣的进军直销之举显得扑朔迷离。不过,通过采访一系列相关人士,这一切其实都得从侨鑫集团服务业板块第13家法人企业--东方药林的成立说起。   2006年10月,已经涉入房地产、教育、文化、传媒、酒店业等多个领域的侨鑫集团,决定进军医药保健领域。其与中国南方医科大学合作,共同创办了东方药林药业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中药药品、中药保健品和化妆品等,并计划在10年内成为中国国药企业中的翘楚。但,由于以往并没有涉足医疗保健业的经验,东方药林项目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换了一批领导班子。这时,掌管药林帅印的总经理曲富江先生向集团提出:要改变目前的格局,可以引入直销模式。得到了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周泽荣先生的首肯--虽然他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直销行业。有必要对周泽荣先生创业过程中,几次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冒险”之举进行盘点,这有助于加深对这位特立独行的企业家的了解。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前后,当海外有人对中国市场产生动摇之时,周泽荣却投入重金建造了当时广东最豪华的“外商活动中心”。另一次震动业界的冒险举动,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实行宏观调控,房地产业处于市场低潮时,周泽荣逆水行舟,掷出10亿元巨资建造广州国际贸易中心。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让周身价百倍--随着后来广州天河城的崛起,加上与之毗邻的中信广场和市长大厦,这三大高级写字楼已经成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群。   第三次是在1995年,当中国房地产业又一次陷入低潮时,周泽荣投资16亿元,建成了总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汇侨新城,创下了广州市1996年、1997年、1998年连续3年销量第一、入户人数第一等多项纪录。   第四次是在2004年,周泽荣开始尝试投资媒体行业。2004年6月,侨鑫集团与《羊城晚报》合办的海外华文报纸《澳洲新快报》正式在悉尼发行,开了中国报业跨国经营的先河;2005年4月,侨鑫集团又与香港大公报合作发行《大公报澳洲版》。虽然这两份报纸目前的经营情况不详,但却体现出周泽荣处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冒险精神  2006年10月,已经涉入房地产、教育、文化、传媒、酒店业等多个领域的侨鑫集团,决定进军医药保健领域。其与中国南方医科大学合作,共同创办了东方药林药业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中药药品、中药保健品和化妆品等,并计划在10年内成为中国国药企业中的翘楚。但由于以往并没有涉足医疗保健业的经验,东方药林项目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换了一批领导班子。这时,掌管药林帅印的总经理曲富江先生向集团提出:要改变目前的格局,可以引入直销模式。得到了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周泽荣先生的首肯--虽然他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直销行业。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前后,当海外有人对中国市场产生动摇之时,周泽荣却投入重金建造了当时广东最豪华的“外商活动中心”。另一次震动业界的冒险举动,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实行宏观调控,房地产业处于市场低潮时,周泽荣逆水行舟,掷出10亿元巨资建造广州国际贸易中心。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让周身价百倍--随着后来广州天河城的崛起,加上与之毗邻的中信广场和市长大厦,这三大高级写字楼已经成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群。   第三次是在1995年,当中国房地产业又一次陷入低潮时,周泽荣投资16亿元,建成了总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汇侨新城,创下了广州市1996年、1997年、1998年连续3年销量第一、入户人数第一等多项纪录。   第四次是在2004年,周泽荣开始尝试投资媒体行业。2004年6月,侨鑫集团与《羊城晚报》合办的海外华文报纸《澳洲新快报》正式在悉尼发行,开了中国报业跨国经营的先河;2005年4月,侨鑫集团又与香港大公报合作发行《大公报澳洲版》。虽然这两份报纸目前的经营情况不详,但却体现出周泽荣处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成功商人  周泽荣,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事业成功、胆识过人。1988年,初回广东投资的周泽荣,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市场尚不明朗的时候,果断出击,投重金建造了当时广东省最豪华的“广东外商活动中心”,这在当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魄力。周泽荣投资的广州外商活动中心和广州国际贸易中心已然成为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周泽荣的胆识和眼光再一次得到证实是在1995年。当时广州房地产市场正由旺转淡,很多房地产商人纷纷持币观望。而他再次逆市而动,投资16亿元建起的总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汇桥新城创下了广州连续三年销量第一、入户人数第一等纪录。时隔5年之后,当大多数人认为广州房地产市场正值疲软之时,周泽荣再次震撼出击:投资80多亿元,筹建占地1300多亩的三星级智能化小区——汇景新城项目,同样获得了成功。   商业的成功为周泽荣带来很多名誉和头衔。而在他看来,这些成功与侨乡人民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关爱是分不开的。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据统计资料显示,侨鑫集团向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基金会、治安基金会、颐老院以及贫困地区的教育、交通事业和扶贫赈灾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资,累计超过一亿元人民币。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周泽荣当即决定向灾区捐助500万元。5月19日,侨鑫集团第一批由数百员工通宵包装、打包的5000份救灾物资起运灾区。次日,侨鑫集团联合业主举办“爱心的温暖,生命的祈福”为主题的烛光悼念晚会,并再次筹集了5000份爱心物资运往灾区。   周泽荣曾说,他的每一份成就,都凝聚着社会的支持和关爱。他要求员工时刻不忘“感恩社会、回报社会”。侨鑫集团还乐于资助各类文体活动,先后承办和主办过维也纳斯特劳斯交响乐团、喜多朗、雅尼新年音乐会等多家音乐团体演出,以及第八届世界花样游泳锦标赛等体育活动。2005年,侨鑫集团获得了广东省政府授予的“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以及“广东最具影响力企业”的称号。 精品意识  除了本行房地产业,周泽荣还将商业触角伸到各个他所感兴趣的行业,尤其是文化行业。2001年,周泽荣开始尝试投资媒体行业。由他投资经营的《新快报》如今已经成长为广州最有影响的主流报纸之一。2004年6月,侨鑫集团与羊城晚报合办的海外华文报纸《澳洲新快报》正式在悉尼发行,这也是中国报业跨国经营的首例。作为一家中文报纸,《澳洲新快报》在创刊时获得了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在内的众多政要的祝贺和关注,这在澳大利亚的报业史上还是第一次。   教育也是周泽荣感兴趣的文化领域之一。2008年4月,侨鑫再次重拳出击,与上海交通大学结盟,合办了“上海交大广东教育基地”,共同开设了MBA、EMBA、高级经理人培训等十几种课程,开启了“民企+高校”深度合作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作为一个商人,周泽荣清晰地看到多元化的投资有利于侨鑫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人文气息和外部形象。如今,“侨鑫”的身影在广州随处可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侨鑫已成长为一家资产过百亿元,以房地产为龙头,投资涉及教育、文化传媒、服务、饮食以及医药直销等多个领域的“商业王国”。   纵观周泽荣的投资经历不难发现,这位目光如炬、见解独特的地产大亨基本不在广东以外的省市投资,很少向银行贷款,很少与别人合作也基本不参与资本市场的交易。在如今轰轰烈烈急速膨胀的地产界,周泽荣的做法显然与很多地产商人南上北下跑马圈地,利用银行资金迅速扩张规模的做法大相径庭。而这种不同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对故土的热爱,另一个则是他注重“精品”的意识。   在华商风云盛典上,周泽荣感慨地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又是全国最大的侨乡。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广东祖籍的海外华人企业家必然会以南粤大地为舞台,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智慧、辛勤和汗水,上演一出出经济建设大剧,展示一颗颗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而他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作为侨乡的广东拥有无限的商机。   “精品”意识是周泽荣经营理念最突出的特点。一般来说,地产商为规避销售风险,会同时开发不同档次的产品,而侨鑫却对高端市场情有独钟。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投资的汇桥新城还是新世纪以后投建的汇景新城,定位都是高端市场。“我不准备做多大的项目,专心做几个精品就已经足够”周泽荣说。   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占地1300多亩的汇景新城是周泽荣最得意的作品。这个三星级智能化小区将传统的东方文化与先进的国际现代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中国式园林和西方雕塑相映成趣。谈到汇景新城,周泽荣忍不住兴奋起来:“如果你看到(汇景新城),你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正是这个项目,为广州赢得了亚太最佳人居奖,也改变了全国地产界对广州地产缺精品的看法。2002年,汇景新城开盘当天即受到广州市民热情追捧,并以3.2亿元的成交额表明:只有疲软的产品,没有疲软的市场。 传播文化  “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东西方文化间的沟通和了解,搭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平台”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要使命。其实,20年来,周泽荣一直在为此不懈地努力着。凭借在澳洲的身份和影响力,周泽荣极力促进中澳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副总理吉拉德以及外交部长唐纳都曾多次会见过他,并且鼓励他继续为中澳两国的友好交流献计献策。在胡锦涛主席赴澳进行国事访问和APEC峰会期间,周泽荣也多次受邀参加欢迎胡主席访澳的活动。   除此之外,《澳洲新快报》的出版发行,也为中澳之间文化交流、促进多元文化及民族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周泽荣认为很有意义:“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中澳两国的经贸发展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和非常大的潜力,《澳洲新快报》的出版在两个国家之间架起一道互通经贸的桥梁”。2005年4月,侨鑫集团又与香港大公报合作发行了《大公报澳洲版》,为中澳交流拓展了更大的平台。   2007年,澳大利亚新州政府授予周泽荣“驻粤荣誉友好大使”头衔。这个头衔首次颁发给实业家,无疑是对周泽荣20年来促进新粤之间友好交流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同年6月,在维也纳举办的多国元首、政府首脑及高级官员出席的全球论坛上,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莎•罗斯•米基罗宣布任命周泽荣为联合国友好理事会荣誉主席,并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证书,以此寄予他更好地宣传联合国,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希望和使命。   对于和谐,周泽荣有着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这在侨鑫集团的企业LOGO设计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太极图的背景中显现出一座金字塔型屋宇。太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象征,而金字塔型屋宇又是物资财富的象征,正如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主席布朗所说:侨鑫集团的标志,表达了“和谐共生的理念”。   这种“和谐共生理念”在周泽荣的“汇景新城”有着直观的体现。东方传统人居精华与西方经典建筑模式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卓越的人居环境,在亲临考察的联合国官员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誉。随后在联合国第七届全球论坛上,侨鑫集团被授予“2007建设和谐生态社区全球杰出贡献奖”,成为60多年来,联合国历史上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周泽荣融会在房地产上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和谐观获得了世界的赞誉。   新快报堪培拉消息 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博士昨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分别拜访了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副总理姬拉德及反对党领袖尼尔森。  周博士向陆克文和姬拉德当选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相信陆克文有能力领导新一届联邦政府将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到一个新台阶。   会见中,双方高度评价澳中关系,强调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是澳大利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三位领导人对周博士多年来为澳中经贸合作及友好关系所起的桥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希望周博士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澳中双边交流,为澳中友谊与合作做出更多的贡献。周博士希望陆克文4月上旬访问中国时,应大胆发挥对中国国情了解的优势,大力促进对两国人民有利的发展。陆克文总理对此表示赞同。   此行,周博士还拜会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长史旺、外交部长史密斯、农业部长伯克以及工党总书记珈特尔、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伊玛等政要,并就如何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尤其是与新州的经贸合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双方在谈到能源问题时指出,澳大利亚是能源蕴藏大国,中国发展需要大量能源,两国可互补双赢,加快合作。   据悉,新州伊玛州长将于5月访华,计划与周博士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悉尼获得“全球最佳城市”称号。周博士表示,作为新州大使,他将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动两地的友谊与合作。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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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泽钜:华人首富接班人

    作为长子,李泽钜从小就听从父亲的安排,并一直追随父亲 李嘉诚分配家产,惊动了香港和华人商界。 多年来,这一直是李家被追问最多的话题之一。“总市值近万亿港元的长和系王国,最终将托付给谁?”每次,和黄集团和长江实业股东发布会后,记者们都要对此发问。 没有丝毫前兆,5月26日,李嘉诚笑眯眯地,突然主动对媒体和盘托出:“因为这迟早都不是秘密。” 根据李嘉诚的安排,未来长和系旗下所有资产将会交予长子李泽钜管理,包括逾40%的长江股份及和记黄埔的股权,还有逾35%的赫斯基能源权益。这三块业务也是李嘉诚旗下最值钱、权重最大的资产。 对于次子李泽楷,李嘉诚说:“我会全力帮助他收购心仪的公司、拓展新业务,资助金额会是他所拥有的资产的数倍。”这一金额,目前看起来并无上限。但“也不大会等同长和系,因为他爸爸没有那么有钱。”他笑言。 如此一来李泽钜得股票,李泽楷得现金的财产分配方案,正式浮出水面。现场的记者在吃惊之余,马上抛出问题:“那李泽钜会否觉得,父亲偏心弟弟?” 84岁的李嘉诚反应迅速,他仍旧笑笑:“那就叫两兄弟互换财产吧。”接着,他颇为冷静地分析道,两兄弟所涉猎的业务范围不同,在事业和财产上都将没有冲突。 一旁的大儿子李泽钜,如同往常一样低调。记者问他的感受,他答:“爸爸的安排,我们永远都OK。” 而慈父李嘉诚居然第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坦承:“我是一个不太现代的爸爸,子女稍稍有错误就会骂。”和李泽楷不是关系不好, “是我恶。” 当日,性格桀骜不驯的李泽楷,并没有作出回应。但,仅仅四天之后,香港资本市场就传出“小超人”李泽楷的新动向——他正有意洽购荷兰国际集团(简称ING)旗下的亚洲人寿保险业务。 此时,香港最大的地产开发商新鸿基地产,正上演着最惨烈的家族财产之争。大哥郭炳湘卷土重来,为了夺回家族信托基金的控制权,不惜在廉政公署举报胞弟郭炳联、郭炳江,并最终对簿公堂。家族之争不能不算是香港富豪普遍的“隐忧”。 在亚洲企业界,家族势力地位显赫,该地区10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企业。香港也不例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伟聪表示,富豪家族在香港四分之三的企业中拥有控股权。 而现在,交班的警钟一再响起。根据《福布斯》计算,香港最富有的10个家族掌门人,有一半都超过了70岁,而他们拥有的总净值超过1200亿美元。 此时,李嘉诚的财产分配方案,在香港现四大家族(编注:另三家为郭炳湘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中尤为醒目。 李泽钜:李嘉诚的接班人 李嘉诚对儿子的“商教”开始得很早。当李泽钜和李泽楷八九岁时,每当董事局开会,他们兄弟俩就会坐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小椅子上,进行独特的商业熏陶。 李嘉诚还十分注重两个儿子的气质培养,绝不允许他们像其他的“公子阶层”那样目空一切,他要求儿子知书达礼、谦虚做人,培养起自己的独立个性。 李嘉诚的儿子曾经问他:“爸爸,我们赚这么多钱到底有什么意义?”李嘉诚的回答很简单:“赚钱多,可以回报社会。” 长大后,李泽钜和李泽楷各有所长,一攻一守,继续开拓着“李氏王朝的疆土”。 1940年,李嘉诚来到香港;此后白手起家,创下庞大的长江实业集团,成为香港首富。集团旗下资产包括长和系的长实、和黄、电能实业和长江基建,此外长江集团还拥有和电香港、长江生命科技和TOM集团,业务遍及房地产、酒店、电讯、基建、港口、零售、能源和科技等。 截至5月底,总市值近9000亿港元。根据2012年香港富豪排行榜,李嘉诚身家为220亿美元( 约1708亿港元),李泽钜并未上榜,拥有电讯盈科的次子李泽楷,则以12亿美元( 约93亿港元) 身家排名第33。 如果按照此次李嘉诚交付给李泽钜的股份比例,以长和系近期市值约4956亿港元、加拿大上市赫斯基能源1722亿港元的市值来计算,李泽钜身家可达2671亿港元,一位华人新首富即将诞生。 长久以来,低调的李泽钜将继承李嘉诚的衣钵,在业内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早在2005年9月,李嘉诚在北京接受《香港商报》访问时就曾透露,会将香港的上市公司交给长子李泽钜打理,他个人在海外的投资则归次子李泽楷所有。 “泽钜在他22岁时,就加入了长江实业,是从基层开始干起的。泽楷有他自己的公司,不大可能会重新回到长江实业或者和记黄埔。”去年,李嘉诚对《英国金融时报》再次详细提及了两个儿子的走向。 事实上,作为家里的长子,李泽钜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牢牢地维系在一起。李氏兄弟在香港被称为“龙兄虎弟”,但和媒体对李泽楷铺天盖地、长篇累牍的报道相比,有关李泽钜的报道却少得可怜。即使有,也多是作为父亲或弟弟的陪衬。事实上,一个独立的李泽钜几乎是意义缺失的,如果说,长实系为他提供了一个坐标,那弟弟李泽楷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 兄弟俩尽管只相差两岁,但性格的差异自小便显现,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交流显得不那么容易。15岁,李铎钜在香港还没读完中学,便前往美国读大学预科,李嘉诚于是把李泽楷一并送去,原意是让他们互相有个照应。可两兄弟在美国反而甚少来往。李泽楷后来形容,“在美国头一年的生活,可说是一生中感到最寂寞的岁月。”因为他英文不太好,不能与人沟通,只能打电话向母亲诉苦。 17岁时,李泽钜听从父亲的安排,进入斯坦福大学念土木工程系。自幼受父亲培养,他具有强烈的家族使命观。此后,他又攻读了结构工程硕士学位。 毕业后,李泽钜顺理成章地加入长江实业家族生意,后再次顺从父意,入了加拿大籍。而他的这一身份,是李嘉诚当年得以由李泽钜出面收购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权的关键,也是李氏家族收购加航的前提条件。因为根据加拿大法律,非加拿大籍人士不可持有加航超过25%的股份。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是李嘉诚高瞻远瞩,另一方面,李泽钜的服从与照程序办事,更是他家族观念的体现。 2003年,李泽钜崭露头角,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全球商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这位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大儿子向来行事低调,为何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事件源于加拿大航空公司2003年11月9日在总部蒙特利尔发表的一份声明:李泽钜通过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取得加航31%的股权,成为加航最大单一股东。这是李泽钜首次以私人名义投资,也是李氏家族首次大规模涉足航空业。 事实上,李泽钜成功上位,登上权势榜,最早可追溯到1996年他分拆长江基建上市时,获得过25倍认购额的功绩。长江基建上市后,李嘉诚曾表示,李泽钜的表现可得90多分,“如果李泽钜不是我的孩子,更会给他100分。” 如今,长江中心大楼顶层是李嘉诚办公室,而李泽钜则留守九楼长江实业大本营。这位由李嘉诚一手培养和造就的商界才俊,正一步一个脚印地谨慎前行。 “小超人”李泽楷 “小超人”李泽楷,和长兄性格迥异。如果按照家族安排,李泽楷在大学需要攻读法律等综合科目,以备和哥哥形成互补。 可李泽楷喜欢电脑工程系,李嘉诚尊重了他的选择。 没有想到的是,1987年,李泽楷中断了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业,成为一家投资银行最年轻的合伙人,那一年他只有21岁。李泽楷从小就性格叛逆,特立独行,一系列举动甚至被大家戏称为“气死爸爸”工程。 李泽楷在美国读书时,故意不用父亲在银行为他存放的生活费用,而是靠自己打工。他在快餐店卖过汉堡,在高尔夫球场做过球童,由于要背高尔夫球棒,还弄伤了肩膀,直到现在伤患还会时常发作。 李泽楷结束学业开始工作后,一声不响地把当年父亲为他在银行账户里存的所有钱,连同利息还给了父亲。1993年,李泽楷在完全没有跟父亲商量的情况下,转手卖掉了卫星电视,并在同年用赚来的30亿港元创建了盈科集团。就此,他完全脱离了父亲和大哥,开始自立门户。 卫星电视,是1991年李泽楷向父亲借了5亿港币投资创办的。当时,香港政府刚刚开始发放卫星电视牌照。此后,仅两年时间,卫视就覆盖到50多个国家,家庭用户也以几何级数倍增。1993年,李泽楷突然出手,将卫星电视以9.5亿美元的高价出售给传媒大亨默多克,比最初的总投资高出7倍多。这次漂亮的交易,让李泽楷一战成名。 1998年,互联网经济浪潮开始席卷全球。这一年年初,李泽楷提出了著名的“数码港”计划。借此,他从香港政府手中免费取得了一片64英亩的土地,这也成为后来业界以科技包装地产的著名实例。1999年,“数码港”借壳上市。 2000年8月,李泽楷创办的盈科集团,以2300亿港元“鲸吞”了香港电讯,合称电讯盈科公司,成为当年亚洲最大的并购案,李泽楷也因此被视为新一代的互联网英雄。 此时,李泽楷已与家族事业分道扬镳多年。后来他接受采访时承认,当年他选择自立门户时,父亲曾以和黄行政总裁的职位挽留他,但被他拒绝。 虽然李泽楷一直都在努力摆脱父亲的影子,但每次有难,都是父亲李嘉诚及时出手相救。 1997年,李泽楷以80亿港币投资东京地铁站,不料遭遇金融风暴。就在最为难之际,李嘉诚的和黄集团决定以29亿港币买下地皮45%的权益,并再给盈科1.7亿港币管理费,令李泽楷幸免于难。2001年,盈科股价由半年前18港元一直下滑至3.9港元,在市场上引起极大怨言时,李嘉诚再次出手救儿子。 据一名当年参与报道的香港记者讲述,2001年1月的一天中午,大批记者正在港岛香格里拉酒店等候,准备采访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此时,李嘉诚及李泽楷父子突然出现,父子共赴饭局的场面令记者们骚动起来。果然,这场半年来不见的父子共进午餐没过几个小时,下午就传来盈科股价止泻回升的消息。 如今,李泽楷正在谋求变身金融大亨,竞购ING亚洲业务就是一例。李泽楷昔日部下也透露,李泽楷一直有意建立金融王国。 虽然李泽楷并没有出席5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不过李嘉诚透露,小儿子李泽楷对于财产的分配也很满意。 对此,资深媒体人石述思撰文指出,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财产分配方案。长子李泽钜成为企业接班人符合中国传统的传长不传幼继承原则,加上其平日追随李嘉诚,获得精心栽培。次子李泽楷个性张扬,富有开拓精神,李嘉诚将其推向自主创业舞台也算慧眼独具。 李嘉诚为什么早早就为两个儿子分清了财产?在发布会上,他解释是因为“长和系业务遍布53个国家,旗下有27万名员工,希望让同事安心。”并表示李泽楷旗下公司的年报,将会写明未来李泽楷将不会再持有家族信托基金,所以索性提早公布相关事项。 此前,李嘉诚原本设有最少4只信托基金,持有其在和黄的部分股权,由李泽钜及其家人和李泽楷作为受益人。信托基金的最终控制人是李嘉诚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由李嘉诚、李泽钜和李泽楷各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本。 这一变化也颇引人瞩目,这表明李泽楷将不会再持有家族信托基金。 设立家族信托,也一直是香港家族企业的惯例。为争夺财产控股权而斗争激烈的新鸿基地产,就是因为家族信托基金锁定了所有家族成员,无法变更。而现在,李嘉诚改变了这一做法——只把自己一部分资产通过信托管理,从而可以自由转移股权。 另一方面,他还恪守自己的承诺——将财产的三分之一捐给社会,“李嘉诚慈善基金”被其称为“第三个儿子”。日后,基金将会由两个儿子共同管理,他希望两个儿子都开心。 “我觉得一家子的幸福最重要,生意上起起落落是小事。” 多年前,李嘉诚就如此表示。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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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振达:联泰力量,低调富豪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潮汕商会名誉会长,潮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 【推荐理由】:  他由基建施工员起步,成长为地产界举足轻重的联泰集团董事长。集团旗下企业的汕头市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进入深圳特区参加建设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发展为涵盖房地产开发、高速公路投资(营运)、城市污水处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的多元化大型投资控股企业集团。联泰在深圳开发了多个经典项目如香域中央花园、梅沙湾、红树林等;联泰大厦荣获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颁发的“中国城市标志名盘”称号,“ 联泰地产 ” 品牌深受市场欢迎。他同时热心公益,2007年,联泰集团捐资1700万元,支持汕头市濠江区公益事业建设。 【主要成就】: 上世纪80年代,黄振达在濠江区创建了达濠市政建设总公司,历经20多年的市场洗礼,公司越做越强、越做越大,如今已成为业界翘楚。以达濠市政建设总公司为龙头,黄振达先生创建的广东省联泰集团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以高速公路投资(营运)、房地产开发、城市污水处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为核心产业的多元化大型投资控股企业集团,2005 年 3 月,“联泰”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著名商标,成为广东省首家获得建筑行业著名商标的企业。 自98年投资房地产行业以来,联泰在深圳开发了多个经典项目,如香域中央花园、联泰大厦等,目前更向全国扩张,已形成以深圳、汕头、江西等几大基地为主,辐射广州、惠州、青岛、海南等地的全国性战略布局,单汕头市就开发了中泰花园、锦泰花园、嘉泰花园、万泰春天等多个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共 84 万平方米。集团同时建立了强大的物业管理,并负责管理邵永高速公路、永蓝高速公路和桂三高速公路三个BOT项目。 黄振达先生在2009年度胡润富豪排行榜名列第61,2009财富90亿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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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有庆:走遍天下 根在潮汕

    作为泰国华商巨富陈弼臣的第二代传人和亚洲金融集团的掌舵者,已年逾古稀的陈有庆、陈有汉兄弟与他们的金融家族,是潮汕华侨创业史的一个缩影,书写了潮商一大传奇。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其特有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彻底颠覆了“富不过三代”的老话,为家族企业的传承树立了经典榜样。他们走遍天下,对家乡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深深思念和眷恋,根永在潮汕家乡。 访故居 忆往事 2009年12月28日上午,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陈有庆先生,泰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陈有汉先生,泰国潮州会馆名誉主席李光隆先生等带领儿孙辈一行共30多人又一次回乡寻根访祖。 汽车在熟悉的乡间道路上疾驰,窗外青山如黛,峡山祥符塔遥遥在望,一幕幕魂牵梦萦的景物映入眼帘……近乡情更切,回头环视车上的儿孙们,77岁高龄的陈有庆先生不禁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位于汕头市潮南峡山街道区山后陈厝围下大厅,是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的陈弼臣先生故居。在这里,陈有庆先生为孩子们讲起旧时往事: 上世纪30年代,陈有庆的父亲陈弼臣在泰国为事业打拼。虽然回乡路途遥远,但父母还是希望长子“落厝”降生在自己的故乡——广东汕头潮南峡山。1932年10月,陈弼臣的妻子从泰国登船返乡,在大海上漂泊了三个星期,终于回到故乡。同年11月,陈有庆在汕头出生。“当年母亲在汕头港下船后还来不及回到这里,就在汕头的一家客栈生下了我,之后才回到潮阳,我在这里一直住到十三、四岁才去了泰国。” “这件事今天听来是一个故事,但在当时对于我父母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我 想这就是‘根’的情怀,对我后来做人做事影响很大。”陈有庆说,“这一次的‘寻根’之行非常有意义,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以前的艰苦,希望他们永远念着家乡。” 陈有庆的童年在广东汕头潮南峡山度过,日子并不轻松。时值日本侵华,二战爆发,远在泰国谋生的父亲寄给母亲的钱无法收到。母亲带着陈有庆和弟弟,三个人耕种一亩地维持生计。在日寇入侵潮汕地区期间,陈有庆甚至一度被抓去当壮丁,幸而最终逃脱。日子过得胆战心惊且清贫困苦,不过,母亲仍然坚持让两个儿子读书,直到1946年,陈有庆才被父亲陈弼臣接往香港。 1950年,在香港读了四年中学的陈有庆被父亲接到泰国念书。父亲陈弼臣是泰国盘古银行创办人。与我们所想像的富家公子的生活大相径庭的是,少年时代的陈有庆已经在接受磨砺。念书只能晚上念,而白天,他去父亲属下的机构学习银行业务,从点钞、发存票、入账等基本功做起,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实习,因为父亲陈弼臣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两年后,为了让陈有庆对银行业务有更广泛和深刻的认识,陈弼臣将大儿子送往美国纽约的一个银行工作。在那里,陈有庆沿袭了在泰国的做法,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有关银行的课程。回忆当年的生活,陈有庆唏嘘:“那一段时间非常辛苦。” 但陈有庆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为了让下一代成才,“父亲特意安排我们到外国读书,在国外公司打工,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知识,增长见识。”他很于实现了!”陈有汉说。 六都中学、峡山清楚,父亲对他的培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如今,他依然用这套模式来培养自己的子女。陈有庆子女们的经历和自己的父亲非常相似——去国外念大学,进国外的大公司打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公司来工作。 1955年,年仅23岁的陈有庆回到泰国,但他马上要只身远行了。父亲决定派他到故地香港开拓海外业务。“我父亲眼光好,他那时就认为应该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是一个最好的中转站,可以辐射到世界各地。”陈有庆至今仍然佩服父亲当年的战略眼光。 那是他第一次独自闯荡商海。父亲一两周,有时甚至一个月才来香港一次,再加上那时通讯和交通不发达,陈有庆遇到急事不能马上请示父亲,只好自己拿主意。慢慢地,他养成了独立、遇事果断的作风。 这是陈有庆银行家生涯的正式开端。不久,他就按照父亲的想法,以香港为中心,把生意做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虽然长期远离故土,但陈有庆对家乡的那一份深厚感情仍然溢于言表。他说,虽然家里人大部分离开家乡,在海外生活,但自己偶尔仍“回家看看”。家乡的旧居仍在,还挂着父母的照片。 热心公益 兴学重教 12月28日上午,汕头市潮南区的六都中学、峡山学校锣鼓喧天,到处洋溢着喜庆欢乐的气氛。再次走在祖辈、父辈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陈有庆先生与弟弟陈有汉先生感慨万千:从祖父陈子贵、父亲陈弼臣算起,他们已是陈家在海外的第三代;而今日再次回归故乡,他们的身边已是儿孙满堂,陈家的第四代、第五代正如冉冉升起的红日,为这个有着百年传承的潮商大家族注入了新的灿烂与光辉。 在人群之中,一位身着桃红色衣服、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尤为引人注目——“我叫陈妙姗,我的爷爷是陈有汉。”小女孩用十分流利的普通话告诉我们。面对众多媒体的闪光灯和摄像头,这位年仅19岁的小女孩却丝毫不怯场,显得落落大方。而当记者们惊叹这位生长在泰国的小女孩为何能说一口这么流利的中文时,陈妙珊自豪地介绍:“小时候在泰国,我每个周六都会去学习汉语课,现在我在美国读大学,但还是继续学习中文。”在父辈的影响下,学中文、学习中国文化、学说潮汕话成为陈氏家族后代的“必修课”。一路上,陈妙珊的手总是被爷爷陈有汉紧紧地牵着。看着眼前这个懂事乖巧的孙女,陈有汉的眼里满是欣慰。 “带第四代、第五代来亲眼看一看祖辈父辈们成长、生活、学习的地方,是我多年以来的心愿,今天这个愿望终学校是陈弼臣先生的母校,陈氏家族为学校捐建了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体育馆等设施,其中峡山学校更是由陈氏家族独资捐建。 1985年1月21日,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峡山镇的峡山学校里面,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一派欢乐的节日气象。这一天,75岁高龄的陈弼臣先生兴致勃勃地率领眷属及东南亚、港澳知名人士200多人,前来参加峡山学校的落成揭幕庆典。峡山学校正是陈弼臣先生独立捐资680万元港币建成的。该校占地3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536平方米,有教学楼二栋、图仪楼一栋、宿舍楼一栋、礼堂办公楼一栋。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设备,在当时当地都堪称一流。在典礼上,他深情地说:“我出身贫苦,读书不多,在创业上深知没有文化之苦。我希望家乡的青少年能学好文化,将来为祖国争光。”接着,他欣然为这所小学时期的母校题写了“峡山学校”校名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赠言。在陈弼臣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潮籍的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这些事,在东南亚的华侨中成为美谈。      耳闻目睹父亲对家乡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有庆、有汉兄弟也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对家乡的教育事业牵挂在心。 1999年10月22日,陈有庆莅潮参加旅外乡亲金秋联谊会,拨冗回母校观光。当他获悉母校急需体育馆、图书楼和办公楼时,欣然表示捐资予以兴建。 陈有汉怀着满腔爱国爱乡的情怀,祖国改革开放之后,便偕全家到汕头访问。1987年他为母校聿怀中学捐建综合教学楼“有汉楼”一座;1990年又捐赠聿怀中学教育基金会200万株,并担任聿怀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和旅泰聿怀中学校友会荣誉理事长。此外,他还捐资100万元,助建汕头潮汕体育馆。2000年,陈氏家族又再次捐资,在潮阳峡山镇的六都中学兴建了一座体育馆和两座多功能大楼。为弘扬陈氏家族捐资助教的义举,学校特为这三幢建筑物取名为“陈弼臣体育馆”、“陈有庆楼”、“陈有汉楼”。如今,六都中学已成为潮南最好的高中之一,峡山学校也培育出众多的人才。 金融世家 后继有人 在泰国,盘谷银行第三任总裁陈有汉被誉为泰国的“金融巨擘”。在陈有汉就任盘谷银行总裁的12年间,该银行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盘谷银行这一时期的发展速度,所取得的业绩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陈有汉时代”。 1944年,陈弼臣与其他10位泰国商人集资创办了盘谷银行,在陈弼臣苦心经营下,盘谷银行飞速发展,在60至70年代的20年中,其资产额一直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为此,世界上有5家金融杂志曾把盘谷银行列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银行。 而当年陈有汉接任盘谷银行总裁一职,并非世袭,而是从最基层的职位做起,一步一步历练直至最高行政职务的。 于1934年2月出生于泰国曼谷的陈有汉,是陈弼臣的第二个儿子。由于担心下一代失去中国文化,陈弼臣安排陈有汉6岁时随母亲回国上学。1953年,陈有汉毕业于香港广大高级会计学院,获得高级会计毕业证书后返回泰国。 在盘谷银行实习数月之后,陈有汉又到英国伦敦雷伦专科学院攻读银行学,1957年毕业后在英格兰皇家银行实习。在这期间,他对欧美经济制度深有研究,并逐步掌握了国际金融知识。回到泰国后,陈弼臣没有立即安排儿子进入盘谷银行,而是先让他到曼谷亚洲信托有限公司实习了6个月。陈有汉很快在工作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干,被提升为副经理。 1959年10月,陈有汉进入盘谷银行工作,先由会计部副经理做起。由于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加上父亲悉心传授银行业务,教他洽谈生意、观察分析金融形势等知识和技巧,陈有汉成长很快,三年后升任会计部经理,不久获得授权代表银行签字的资格。在会计部任职的十几年间,陈有汉兢兢业业整天从早到晚地工作,直至最后一份支票核准、现金入库后才回家。1980年,当陈有汉成为新一任总裁时,他已在银行扎扎实实地工作了21年,并且成绩斐然。 陈有汉在金融界和社会上的良好形象,以及他所具有的卓越才干和丰富经验,使他成为泰国上议院议员(1987年至1992年),并担任多个委员会的成员和顾问,例如上议院财政、金融和银行机构委员会委员、常驻国会经济、政治和学术顾问等。1986年至1988年,他曾三次蝉联泰国银行工会主席。1987年至1989年,被推选为东盟银行理事会主席。1993年至1994年,获选为亚太银行家俱乐部主席。同时,他还担任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外,陈有汉还受聘担任泰国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各种学术研究组织的顾问或委员。在泰国新闻界中,陈有汉亦享有盛誉,1992年泰文《商业竞争报》进行民意调查,选出十位“有杰出成就,知名度高的企业家”,陈有汉仅次于原总理阿南,排名第二。 在陈有汉主持盘谷银行期间,对泰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崇高的荣誉:1987年荣获御赐三等白象勋章,1980年荣获御赐二等白象勋章,1983年荣获御赐一等泰皇冠勋章,1983年荣获御赐一等白象勋章,1989年荣获御赐玛哈哇栖拉蒙骨勋章,1990年荣获御赐三等尊宗诰威色勋章,1992年荣获御赐玛希仑哇拉努颂奖盾。 如今,陈有汉仍担任盘谷银行董事会主席,而盘谷银行总裁一职由陈有汉的长子陈智琛出任,也非世袭。对盘谷银行熟悉的人都知道,陈氏家族人出任盘谷银行最高行政职位,均经由董事会批准。这反映出盘谷银行创始人陈弼臣的一贯原则:即有能力者才可执掌门户大权。目前,陈氏家族企业已经摆脱了一般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解决了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如今的盘谷银行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正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 2009年12月27日傍晚,汕头市委迎宾厅灯火辉煌,汕头市市长蔡宗泽在此会见了陈有庆一行。会见时,蔡宗泽代表市委市政府和汕头人民对陈有庆、陈有汉和李光隆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汕头形成了政通人和的良好发展态势,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海内外广大潮籍乡亲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前不久在广州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盛况空前,家乡人民为广大侨胞在侨居地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骄傲。希望第四代、第五代的海外潮人能像自己的祖辈、父辈一样,继续传承和弘扬“侠义忠心、团结互助、刻苦耐劳、崇文重教”的潮人精神,支持家乡发展。 乡情融融,乡音袅袅。会见中,陈氏家族的第三、第四、第五代齐聚一堂。当话筒传到第四代的发言代表手中时,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停顿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陈有庆先生的次子,陈智思。 陈有庆先生的两个儿子中,大儿子陈智文现任亚洲商业银行总经理,小儿子陈智思则主理亚洲保险公司。小儿子智思,让陈有庆时时念在嘴边,挂在心上,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商的同时叱咤政坛,任香港立法、行政两会议员,更主要的,是一个老父亲对这个从小多灾多难却一路努力走下来的孩子的牵挂。 陈智思是一个全香港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他投保的名人,因为他18岁时,就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型心脏手术。这段生死之间的经历,让他决定将生命的大部分奉献社会,他也是整个陈氏家族中在政坛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作为泰国著名侨领陈弼臣先生的孙子、香港商界硕彦陈有庆先生的次子,陈智思不仅家世显赫,他本人也是一位香港商界、政界和社会福利界等多个领域均备受称誉的青年才俊之一,在陈氏家族中,他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最佳典范。 在金融界,陈智思不仅将祖父和父亲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成为香港保险界的强人,而且在政界亦崭露头角,可谓是“雏凤清于老凤声”——他是香港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被誉为香港政界冉冉升起的一颗闪亮之星,更有不少人称他将是“第N届香港特首的黑马人选”。与此同时,他在社会服务方面也是声誉卓著,由其倡导并推行的“商界展关怀”计划成为香港商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象征,更因其彰显关怀互爱的“香港精神”而在内地和国际社会受到广泛关注。 2006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为陈智思颁授金紫荆星章,可看作是社会各界对他给予高度评价的一个缩影。 陈智思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代表,并同时担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香港泰国商会主席、岭南大学主席、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主席等多个职务。 我是汕头青联副主席,但从来没有出席相关会议,以后得补补课。”这次的“寻根”之行是他自1985年之后首次回到故乡潮阳。在采访中,陈智思谈到他从小就能听懂潮汕话,对潮汕文化也非常感兴趣,“虽然我们一家人长期客居国外,但其实在我们家族中,潮籍人士占了绝大多数,我的妻子就是新加坡籍的潮人”。 这一趟的故乡行,陈智思随身背着相机,每到一处,他都会仔细地拍下各处细节作为留念。“汕头这些年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对汕头的发展前景很有信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旧是中国心”。陈弼臣的后代大都出生在泰国,受的是西方的高等教育,但他们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炎黄子孙的血,他们身上跳动着也依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走遍天下,根在潮汕,他们都为自己是潮汕人而倍感骄傲和自豪,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真切地感觉到有一条根将自己紧紧牵系——那就是可爱的潮汕故乡。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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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国民:投资中国内地的外商第一人

      谢国民 1978年底,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大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30年过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然使中国成为世界5大经济发动机之一。“中国概念”吸引了全球经济的目光,世界各大跨国企业和商界精英趋之若骛。而在这一大浪淘沙的商潮当中,散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侨商更扮演了一个先行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亲身参与,积极开拓,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财富,回报祖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拳拳的赤字之心。 2008年1月6日,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正式成立,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南洋最著名的侨领之一,谢国民先生当选为首届会长。回顾近年来,中国各地侨商组织的相继成立,《中国经贸聚焦》杂志的发行人作为其中一员,深感欣慰。 特别届此《中国经贸聚焦》杂志创刊15周年之际,本刊专门策划“侨商风采”栏目,以回报广大侨商读者一直以来对杂志的真诚支持与厚爱。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噩耗传来,海内外侨商一如既往的与中国人民一起,心连心,手挽手,共赴灾难,血脉情深。本期栏目的聚焦人物——正大集团董事长,中国侨商投资协会会长张国民先生捐款1000万。 2008年初,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荣登“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榜单上写到“他是华侨中的商业巨子,他也是商业巨子中的爱国华侨,掌舵着正大集团,心系着祖国故乡,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国内的成功企业家”;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大集团已经成为了外资在中国飞速发展,并融入社会的一个成功符号。 “正大中国”的故土情结 1921年,华人谢易初、谢少飞兄弟来到泰国创办了一家叫“正大庄”的菜籽行,随着生意越做越兴隆,公司由原来单一销售菜籽变成了以培植、改良、经销蔬菜良种的经济联合体,这就是今天正大集团(国外称“卜蜂集团”)的前身。 今天,正大集团已经是一家以农牧、水产、种子、电信、商业零售为核心业务,范围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属400多家公司,员工人数近20万人的庞大的跨国军团,总部设在曼谷。 现任董事长谢国民,1968年继承家族产业,在其掌印的30年里,正大集团不但成就了“世界500强”企业的地位,其本人也被《亚洲金融》杂志誉为“亚洲最杰出的企业家”。 由于泰国人每日三餐都少不了正大集团生产的食品,因此,谢国民又被称为“农牧巨子”。 由正大集团创立的“一条龙”养鸡模式——农户从正大集团购买鸡种、饲料,进行养殖,再由公司直接上门收购,不但减少了中间商的盘剥,降低了农户的养殖成本,使泰国人能够吃上了价格低廉的鸡肉——此前泰国的鸡肉比牛肉和猪肉还贵——而且创造了15年里泰国鸡肉没有涨价的神话。 1990年4月7日,谢国民得到邓小平的接见。“你们弟兄几个的名字起得很好,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谢国民兄弟四人,大哥谢正民、二哥谢大民、三哥谢中民),这说明你们很爱国啊”,邓小平的一番话,的确道出了谢氏家族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 谢国民是“正、大、中、国”四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一个。从小他就随父亲回广州汕头读书,能说一口流利的潮州话;在香港念的大学,毕业后才回泰国。回到泰国后,谢国民先在泰国一家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1963年进入正大集团。此后的5年里,他苦心经营家业,敢于开拓,很快使正大集团走上了繁荣道路。在得到父亲谢易初的赏识后,1968年被擢升为正大集团总裁至今。 而令谢国民终生难忘的,是父亲临终时对他和3个哥哥的遗训,“不要忘记故土,要为故乡多做贡献,要为中国多办好事。” 在公开场合谢国民就从不掩饰:“我出生在泰国,祖籍是广东澄海,饮水思源,对中国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如今中国已成为正大集团非常重要的投资地,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谢国民还信心十足地告诫他的下属:“中国的开放政策一定会长久,会使中国越来越富,我在中国的投资也会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投资第一人 1989年,正大集团与中国国家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电视综艺节目《正大综艺》在陆热播,伴随着主题曲“爱是love……,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传遍大街小巷,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说了泰国的正大集团。 而实际上,这时的正大集团已经在大陆投资发展了十年。 1979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幕刚掀开一角的时候,谢国民就在深圳取得了“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下称正大康地),这也是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1982年,正大集团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这不仅体现了谢国民作为一名杰出企业家的胆识、气魄和眼光,更开启了正大集团一个全新的时代。 随后,正大康地在中国第一个引进了工业饲料(配合饲料)的概念,开始了中国养殖业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在中国培育起了一个新兴行业——饲料业,并成为了中国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2007年,中国饲料企业已达15500多家,从业人员逾50多万人,总产量突破1.07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饲料生产国。 目前,正大集团在华业务已经占到其全球业务的三分之一,将来这一比重还可能会提高到一半左右。业务范围主要分为三块:一是本业的农业养殖、畜牧业、家禽业(中国新农村建设将使得这块业务迎来大发展的新机遇);第二块业务是零售业务;第三块是工业,这里包括摩托车、重型机械、药品、生物化工等。 1995年以前,正大集团在中国的100多家农牧业公司是按照地域不同划成11个区来进行管理的,企业之间横向合作不够,甚至出现企业之间跨区域相互竞争、相互打击的情形,致使集团优势难以发挥。 2003年6月起,谢国民开始实施“铁腕式”调整:大力“削藩”,将原来各个企业以及“诸侯式”的区域管理机构权限上收,加强总部权力,按照采购、财务、销售、质量、配方、生产、种禽、人事等组建了职能条线式垂直管理体系。 在对管理架构、人员进行大力调整后,正大集团农牧业收效明显:2004年财报明显好转;2005年经历禽流感疫情后,正大集团仍然实现了业绩的扭亏为盈。 在中国新的市场形势下,占正大集团在华企业近半数的农业企业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仍未结束。2008年3月,谢国民宣布,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斥资100亿元人民币,以独资和合资方式,在上海建成年出栏100万头猪、每周出栏200万只肉鸡以及同时饲养300万只蛋鸡的三座大型现代化养殖基地。这一契合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投资计划将是正大集团自1985年进入上海以来,投资最大的项目,将超过前面所有项目的总和。 随后,正大集团将在中国农民当中推广在泰国试点取得成功的新农村模式,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由公司对农村进行整体规划,然后由公司担保,由农民去银行申请贷款投资农业生产实体,实行“公司+农户”,把饲料、养殖、到加工成品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一条龙化,再由公司负责经营,营收所得一部分用来偿还贷款,一部分支付给农民作为生活费用。农民在这样的模式中,同时扮演着股东和劳动者两个角色,收入的构成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部分就是投资收入。 零售业方面,进入中国十几年后,正大集团在上海以“正大广场”和“易初莲花”(现已改名“卜蜂莲花”)超市为人熟知。目前,通过内部重组,卜蜂莲花在中国市场的分布由原来的华北、华南、上海三个大区拓展为五个,调整为华北、华东、上海、华南以及以青岛、山东为主的环渤海区域,并逐步扩大展集地产、商业城、大卖场、住宅、停车场为一体的大型项目。经历了“风暴”的考验 1997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开始,正大集团的母国——泰国,变成了风暴的核心。顿时间,泰国的金融公司关掉了50多家,银行也倒闭了好几家。作为泰国最大的企业,正大集团也未能幸免。“一艘大船要经过风浪的时候一定要减轻重负”,谢国民果断决定卖掉泰国境内“莲花超市”的80%股份,通过出售一部分资产来清偿债务,使得集团总部的资产得以保全。 同时,积极进行企业的改革重组,收缩经营战线:一方面大幅紧缩投资战线,抛售部分资产以保持和巩固其核心业务;一方面关闭或退出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如亚太石化等,防止企业继续失血,并紧急裁员,削减高级职员的薪金,以减少公司的开支。 对企业内部采取量化管理,将办公室的租金、电费、通讯费、员工工资等各项支出都列得清清楚楚,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费用,从而定下自己的效益目标。 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谢国民依然没有放弃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首先,他把正大集团所持的联华股份以10块钱每股的价格卖掉了75%,目的是保住发展机会更大的中国的便利店市场。紧接着,正大集团第一家中国“卜蜂莲花”店在上海开张,开始了占领中国零售市场“1000天100家便利店”的扩张大战略。 谢国民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停,停就是灭亡,我们还要大发展,所以我们要保住有竞争能力的行业,保住我们竞争的机会和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保中国市场的决定是正确的。” 2002年10月8日,上海东方明珠对面,一座投资5亿美元,号称“中国第一Mall(购物中心)”的正大广场正式开业,而该广场也是正大集团1997年开始投资兴建的在中国的最大投资项目之一。 一座家族企业的丰碑 据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显示,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3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4代及以后还在经营。研究显示,家族企业落败原因有二:一是领导人视野有限;二是家族管理团队不和谐。 而作为传统的华人家族企业,正大集团创立至今85年有余,谢氏家族现有两代领导集体数十人,但凝聚力丝毫未减,这对于家族企业研究者而言,显然是个神话。笔者归纳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点: 一、机会远比金钱重要得多,因为抓住了机会才会有钱挣——谢国民“未来主义”思维。 谢国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内容有95%是为了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20年作计划,换句话说,是为未来而工作。至于那些已经试办成功并有成绩的业务则很少插手,最多只占我工作内容的5%,其余都归常任人员负责。” 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外企,建立起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养鸡场和饲料厂,第一家投资赞助综艺类节目的企业,众多的“第一”正是谢国民的“未来主义思维”的体现。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分工协作,责权明晰,这样能有效的分清权力和义务。谢国民所建立的“家族管理制度”显然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各成员之间因为管辖的行业各不相同,由于行业之间交叉甚少,这样就不易产生矛盾,家族的稳定性也就相对更强。 二、正大集团不成文的“接班”规矩:先在别的企业积累经验,然后再进入家族企业,最后根据表现委以重任。 谢国民本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家族的子女、亲戚,不能到已经成功的公司去。如果你的孩子真有本事,就让他去创建新公司,另创一个天下,让他自己去获得社会的承认。”新的领域的开辟更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能锻炼人的能力和意志,这对于以后的成长显然是有益处的。在正大集团里,谢国民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在集团的核心产业中服务。 同时,“应当把孩子放在师傅的脚边,而不是立刻让他们做老板”,为此,谢国民聘请了沃尔玛的前任副董事长阿尔文?约翰逊(Alvyn Johnson)担任卜蜂莲花中国区的董事长,儿子谢汉文则担任该公司的总裁。 三、寻求更大的市场,这是正大集团多年来的一贯路线。 谢国民是一个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企业家,他往往能从对政治大势的准确判断中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发展空间:20世纪60年代,正大集团将目光放在东南亚和中国香港;70年代,正大集团的资本扩展到中国台湾、中东和美国;1975年到1978年,正大集团打开面向全球的美国市场;1979年进军中国市场,他认为,“中国市场拥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条件,13亿人口的市场,单单市场容量就相当于20多个国家”。 作为首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谢国民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也已经不是秘密。在短短几年内,正大集团的产业群迅速扩展到了农牧、水产、石化、房地产、医药、零售、摩托车、电信等9个领域,甚至在一些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领域,比如零售、金融等,正大集团也得到政府的特许而率先进入。 中国加入WTO后,各行业限制在逐步放宽,全球500强在中国的角逐更趋激烈,零售业竞争更趋于白热化,包括家乐福、沃尔玛在内的外国零售业巨擘正在迅速扩张。 当被问及正大集团有哪些优势与这些业界巨头较量时,谢国民笑得非常自信,“优势我们有很多啊!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比他们更了解中国市场,我们比他们更懂中国人。”“我们一向与中国农民打交道,向他们出售从种子到家畜在内的各种产品。这正是与他们建立零售业务的好机会。我们可以采购他们生产的各种产品,可以利用现有经营渠道,而非中间人来进行运作。” 正大集团30年来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形成的强大网络,不但将成为卜蜂莲花稳固而物美价廉的农产品供应后方和高效及时的物流供应链,更可以建立起拥有数千代理商的全国性分销网络和服务中心,直接向中国消费者(奔小康的中国新农村农民)出售从摩托车到电冰箱在内的各种产品。 正大集团在中国30年的投资无疑是成功的,作为海外华人企业,正大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却又远非单纯的商业行为所能概括。正大的成功,并非神话,也不是传说,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泰国商界巨子谢国民 被誉为“东方的犹太人”的广东潮汕人,其精明、坚韧、耐劳的精神,富于开拓、创造和冒险的性格,团结并深恋故土的情怀,以及无论是在农业上,还是在手工业及其他商业领域所展现的卓越的商业才华,都闻名于海内外。大名鼎鼎的李嘉诚、黄光裕、李石成、郑午楼等等都在世界商业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谢国民,这位祖籍潮汕的华裔泰国商业巨子,自1968年从父亲谢易初手里接下正大集团总裁的担子后,他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深谋善断的企业家气魄,使得正大集团如今其资产已达数百亿美元,子公司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员工近20万,被誉为泰国乃至亚洲地区最成功的家族企业之一,他也更被称为“农牧巨子”和“饲料大王”。 勤奋是成功的基石。虽然,谢国民不是白手起家,但对于他来说,守业和如何使正大往前继续前行是更富于挑战的事情。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14个小时,正大能够走到今天,其成功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卖菜籽 养鸡 养猪 卖饲料 谢易初,正大的创始人,谢国民的父亲。1896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蓬中乡。1922年8月,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风灾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潮汕地区。人称“草菇佬”的谢易初万幸地躲过灾难,他将自己几年来培育种苗的一些资料记录连同仅剩的种籽打进行李包中,决定去泰国谋求生路。只带着八块银元的谢易初来到曼谷,在同宗的帮助下,租了一间小屋,挂上从家乡带来的牌匾:“正大庄”。从此开始售卖家乡的种籽,也从此踏上了创业的坎坷征途。 二战期间,“正大庄”被迫关门停业。战后,49岁的谢易初才回到曼谷,回到了“正大庄”。二十年的血汗付诸流水,谢易初来不及伤心,又立即重整旗鼓。此时,泰国经济面临复苏和起飞,谢易初抓住商机,做鸭毛出口,仅两年时间,“正大庄”又重获新生。1948年,谢易初将商务理顺的“正大庄”交给弟弟谢少飞管理,自己返回故乡去完成计划多年的事业——创办选种农场。 1953年,谢易初之子谢正民、谢大民回到曼谷,协助叔叔打理“正大庄”的事务。为了大规模全面发展,谢家两代三人经过商议决定建立一个集团公司,取名为“乍仓卜卡攀”,简称“卜蜂”,注册资金为500万株。 谢国民,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小时候,谢易初为了让他学习中文,送他回汕头念书。后来又到香港学习经济管理和商务。大学毕业后回到泰国。但父亲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正大集团,而是吩咐他在其他公司谋职,以积累从商经验。谢国民先是在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之久,1963年才到父亲创办的正大集团任职,由于吃苦勤奋,在他身上不仅没有富家子弟常带有的骄气,却显露出了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和气魄。父亲几番思考,最终将正大交给他掌管。那年谢国民刚29岁。 也就是从谢国民担任总裁之后,卜蜂真正的发展开始了。1971年与美国“爱白益加”公司合作。“爱白益加”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养鸡公司,拥有最先进的养鸡技术和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卜蜂出场地、人员,并且负责销售,爱白益加投入资金和最新养鸡技术,双方共享利润。 除了养鸡,谢国民还发展养猪,在距首都100多公里处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一片3000多亩的土地。这里原先很贫困,土地荒芜,女孩子大多送至曼谷做按摩女,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正大在这里依靠当地政府进行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有条件地选择养猪专业户。正大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必须穷 ”,正大为养猪户做担保,向银行贷款,并按规划蓝图为每户建一幢住宅,一幢猪舍,同时向他们提供猪仔和专业指导。10年后,在正大指导下,这片土地种上了果树和蔬菜,每户养猪户净资产达到泰市300万株。当时的泰国,每年平均需要屠宰五六百万头肉猪,其中有120—150万头是卜蜂属下种猪公司提供的种猪。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卜蜂也赚得了滚滚利润。 靠着“坚持以农为本”的经营要诀和良好的信誉,在谢国民的领导下,正大在泰国迅速发展,70年代还在香港创办两家公司、在美国创办3家、在台湾开设5家,在新加坡、中东等地也开设了若干家分支机构。至1980年,该集国已拥有41家分公司。 投资中国令世界震撼 如果说今天,对于大财团们来说,到古老的中国去投资,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面对刚刚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的确需要勇气,需要高瞻远瞩的眼光。谢国民就在此时作出了在中国投资这一令世界经济人士震撼的举动。 正大成为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贸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他与中国合资及独资经营的企业超过70家,范围从初期的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发展到房地产、金融及通讯领域。 1979年,正大集团来华投资。第一步从饲料开始,正大集团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在深圳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第一个在中国引入了工业饲料的概念,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的饲料配方,教中国农民科学养殖。 令中国的农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正大的专家来到农民家里,主动把农民家的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把带来的饲料倒在清洁的食槽里,给农民讲解如何喂料。农民很奇怪,怎么这些从外国来的客人一到家里就先抢着干活、刷猪圈啊。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开始知道、认识正大的。谢国民说,正大不是高高在上的,正大尊重农民,我们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中国的农民们不仅从正大得到先进的饲料配方,而且还不断得到技术上的指导。农民是正大饲料的第一批受益者。正大的投资开创了中国饲料业的新纪元,带动了国内养殖业的迅猛发展,一大批中国本土的饲料企业也成长起来。 第二步,正大是在中国建立农业产业化模式,以“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改变农村传统的“散户经营”状态。农民们只管从正大集团买鸡种、买饲料,然后专心养殖,不用担心销售,到时候正大集团直接派人上门收购,减去了中间商的盘剥和农民的后顾之忧,最重要的是保证了农民的利润。对于“公司+农户”模式。谢国民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农民是大地,公司是草,大地不肥沃,枝叶也不会繁茂。” 1985年,正大在上海合资的大江公司成立,实行饲料生产、肉鸡饲养、屠宰加工和内外销售“一条龙”作业。这是中国第一个农牧业“一条龙”企业,年产饲料130万吨,肉鸡5300万只,成为著名出口创汇基地。 1992年,正大在中国最成功的农牧企业之一—吉林德大有限公司运营投产。正大在陕西杨凌建设先进的示范养殖场,每位员工可以养10万只鸡或2000头猪,这些数字是正大来中国前农民们想也不敢想的。 应该说,正大对于中国的农牧业是功不可没的。谢国民面对已经在故土中国取得的成就,并没有满足。他说:“正大走出来的路,是帮助农民摆脱贫穷奔小康的路。正大帮农民赚钱致富,是因为正大相信,只有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自身才能得到切实的利益。” 事实证明,正大的投资理念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正大合作的一大批农户富裕起来,同时正大在中国的事业也不断发展壮大。  面临逆境仍能游刃有余 万事开头难。一个企业在创业之初,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一个企业在发展之时,面对危机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则更加让人钦佩。谢国民自任正大总裁以来,已近四十年,其间各种困难,甚至危机,他深有感触。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于正大来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对于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其影响也同样是很严重的,不知有多少企业在这场危机中倒下去。而当时的泰国又正处于风暴的发源地,那么,谢国民是如何度过的呢? 当时,泰国的金融公司已经关掉了50多家,银行也倒闭了好几家。正大的很多贷款本来在2003年到期,但银行为了紧缩信贷,仍然照追不误。长期资金却变成了短期借贷,企业的流动资金大大减少,即使没有负债也不一定能借到钱。在伦敦汇丰银行的办公室,他遇到一群银行的人,要收回给正大集团的4亿美元贷款。此时,他不得不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卖掉一些非核心的业务。一向重情谊的他,这样对管理层说:“一条大船要经过大风浪,必须要减轻负重。” 与此同时,企业的内部组织改造也加快了步伐,“正大”在管理中广泛采用了财务管理软件、人事管理软件和销售管理软件。谢国民解释说:“我们采取量化管理,办公室的租金、电费、通讯费、个人工资每一项支出都清清楚楚,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费用,也都有自己的效益目标。一个月下来,我们都能明明白白地看到,每个员工是在为公司赚钱,还是在烧公司的‘银纸’。” 食品生意在这场风雨之中起到了稳定大局的关键作用。谢国民欣慰地说:“风暴来了,食品行业反倒赚钱。因为不少竞争伙伴倒下来,需求没有减少,我们的市场份额相应扩大,利润率也从以前的5%提升到15%。”更重要的是,“正大”早在九十年代初已经开始转型。一向认为农业比原子弹更为重要的谢国民并没有单纯只是重视农业方面的投入,同时还将正大带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目前,正大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包括农产品种植、畜牧养殖、食品加工和物流配送等诸多领域。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各行业限制的逐步放宽,全球500强在中国的角逐更趋激烈。正大面临的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那么正大是否会退却呢?这位对中国充满了感情的华裔商界巨人这样说道:“正大集团的根在中国。正大的民生事业,如农牧业科研开发、生产加工、产品销售,快餐店,便利店,连锁超市等,还要进一步加强或拓展;正大不但不会淡出中国,而且要更深地扎根中国。”  时至今日,经过80多年的发展,正大形成了以农牧、水产、种子、电信、商业零售为核心,石化、机车、房地产、国际贸易、金融等共同发展的业务格局。尽管亚洲商界舞台上财富新贵蹁跹接踵,现年67岁的谢国民无疑仍然是当之无愧的亚洲超级商界大亨。★ 关于谢国民 1939年,生于泰国,祖籍中国广东。 1968年,任泰国正大集团总裁。 1989年,任集团董事长。 1994年以来,在由世界著名财经杂志《远东经济评论》评选的“亚洲200领先企业”中,正大集团6次位居泰国企业之榜首,3次位居第二。 2003年9月,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之一。 2005年10月,美国《财富》杂志评出亚洲商界领袖25强,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位于其中。 2006年,被《福布斯》列为泰国前40名富豪排行榜第三。 所任职务及荣誉 曾任泰王国政府与国会农业委员会顾问、国务院院长顾问、国家立法议会议员、上议院议员、国家经济法律调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荣获泰皇陛下御赐尊拉宗诺勋章、大绶勋章、王冠勋章、特级白象勋章和泰国多个著名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了泰中友好协会副主席、香港回归祖国筹备委员会委员,荣获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荣誉博士(荣誉教授、研究员)等名誉学位。沈阳市、福州市、宁波市、汕头市、澄海市先后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上海市、武汉市、山西省特邀为政府顾问。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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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团队规模变大后 容易滋生大企业毛病

    马化腾 5月18日早上,我收到主编吴伯凡转来的三封来自腾讯公司的邮件,详述腾讯公司组织架构变革的相关信息。这些邮件的发出略早于腾讯正式的官方信息发布,其中一封是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致内部员工的信。 邮件的主要信息如今已被广泛报道,即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宣布进行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新架构中,腾讯将所有业务划归到六大事业群,用事业群制取代已经沿用7年的事业部制组织架构。腾讯此番变阵,目的有二:其一,据此重点布局社交、游戏、网媒、无线、电商和搜索六大业务,强化平台战略;其二,可大可小,通过事业群制形成闭环高效的决策机制,以期各事业群能够建立小公司般的 “聚焦、快速、灵活”的优势,来诊治快速扩张所诱发的大企业病。同时,各事业群共享核心用户和基础服务平台,以便同时利用大公司的资源优势。 过去7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翻了24番,从2004年的11.44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284.96亿元;令人侧目的是高速增长之下的稳定高利润率,2011年腾讯净利润率约为35.7%;资本市场若鹜以趋之,腾讯市值从2004年IPO时的62亿港元攀升到2012年的近4000亿港元,增加61倍,成就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企鹅最终长成帝企鹅。就在腾讯逐步成为无所不能的帝企鹅时,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方面,如马化腾所言:“当团队规模变大后,很容易会滋生出一些大企业毛病。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克服大企业病,打造一个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为此,马化腾特意问道《连线》创始主编、 《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K),如何理解失控的智慧。马化腾谈及他对控制与失控的困惑。他对腾讯内部问题表示出极大的担忧,“比如员工人数增加非常快,去年增加60%,现在突破两万多人,文化的稀释,包括管理方面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家公司因其“先抄后超”的竞争手法而备受诟病和抵制。一位两年前 3Q大战的亲历者曾与我谈及 3Q对垒时的一幕:在马化腾得知奇虎360用浏览器弹窗推荐那则“马化腾领取深圳经济适用房住房补贴”的新闻后,正在会议中的他脸色铁青,撇下众人,一言不发走进办公室,良久未出。 没有人知道躲进办公室的马化腾的所思所想。不过此后的故事告诉我们,3Q大战确实刺激马化腾思危。 马化腾花了两年时间,给出他的解决方案:强化平台战略,建立有机的互联网生态;同时,让公司从“大”变“小”,创建一种可大可小的组织架构,以寻求控制与失控之间的平衡点。 说实在,很难从上述的字里行间领略到失控的智慧。用一种近乎宜家收纳法的方案将相关、相近的业务规整到同一个事业群来调整组织架构,更像一条从失控走向控制的路径。新的架构有着更为清晰的边界概念;而一般而言,分权的、流动的、灵活的、无边界的组织架构,更有助于激发创造力。 在组织边界更清晰后,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又会如何践行创新?是守株待兔式的先抄后超,还是设计出一条伟大的、不作恶的、价值创新而非价值掠夺的创新路径?正如KK在回应马化腾其对创造的看法所说的:“更加重要或者更加强大的应该是推出产品的过程,这是一种艺术。真正要关注的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创新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后给我们带来新的产品。” 最后,我必须说,如果再多一些对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的深入采访,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会完美些。不过,持续关注和解读腾讯的发展,可以理解中国互联网生态演变和公司进化论, 为此增加些报道频率,多费些笔墨和时间,是值得的。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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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嘉诚的香港财富地理

      李嘉诚 长江中心,李氏王国 要领略香港的繁华,每晚20点上演的“幻彩咏香江”无疑是最佳窗口。这个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微博)开发的镭射灯光音乐汇演,由维多利亚港两岸的45栋摩天大楼组成。站在尖沙咀码头望向对岸的中环,标志性的中银大厦右侧,一座高70层的玻璃幕墙大厦方方正正,这里就是李嘉诚商业王国的总部所在——长江集团中心。与周围造型夸张、个性十足的摩天大楼比起来,香港媒体习惯用这座大厦的造型来形容李嘉诚的性格——谨慎而刚正。 长江集团中心所在的皇后大道中2号,以前是和记黄埔公司于1960年兴建的希尔顿酒店,后来和记被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收购,希尔顿酒店自然归于李家。1994年,李嘉诚决定拆掉希尔顿酒店,在原址重建一座大厦。他向希尔顿酒店集团支付了1.25亿港元,换取其提前删除管理合约,第二年即开始动工。1999年7月,高283米、总面积达12.6万平方米的长江集团中心落成,成为中环地区最豪华的智能型大厦,月租金最高的时候曾涨到每平方英尺200港元(1平方英尺折合大约0.1平方米),跻身为数不多的A1级写字楼行列。从大厦出来,不必穿过繁忙的车道,就能通过四通八达的天桥直达中环各处。更令人称奇的是,长江大厦后面,竟然有一座长江公园,绿树荫荫,小桥流水,虽然不大,但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心脏地带,更显稀有。 李嘉诚的办公室就位于长江大厦顶层,除非有特定的保安人员陪同刷密码卡,否则电梯根本无法抵达。虽然已经是84岁高龄,每天早晨9点之前,李嘉诚就会来到这里,遥控指挥家族遍布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亿财富。每年的3月和8月,长和系年终和中期业绩会之后,李嘉诚都会在这座大厦的底层召开记者会,但是,多年来却极少有记者能够进入顶层一窥究竟。2007年,经过与李嘉诚部下150封邮件往来后,一家台湾财经媒体获准在李嘉诚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后来,记者用大篇幅详尽描写了这座世界上最神秘的办公室之一:简单的陈设,没有奖杯、没有照片、没有文件,除了同事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座小小的李嘉诚公仔外,甚至看不出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谁。李嘉诚解释说:“我每周来这里上班五天半啊!我一向桌上不会留纸,今日事,今日毕。” 当然,还是有线索显示这座办公室的不同寻常。桌上的电脑,屏幕显示着和记黄埔的股价,下方的小纸片上,用小字列出了几十个李嘉诚常看的股票名称。围绕办公桌安装有六部电话:第一台,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才能接入;第二台,直通和记黄埔总裁;第三台和第四台,供集团开会使用;第五台,直通秘书室;第六台,则可以拨打长江大厦所有分机。 按照惯例,香港媒体每年有三次机会可以采访到李嘉诚。除了两次业绩会,还有一次便是每年5月举行的股东大会。往年的举办地,都是在李嘉诚地产事业起家的红墈,那里的海逸酒店也是他名下的资产。可是,今年5月25日的股东大会却换了地方,选在了港岛北角的海逸君绰酒店,当然,这也是他名下的酒店之一。这间酒店刚刚在今年4月21日登上媒体头版,原因是深夜发生三级火灾,入住的100多位明星仓皇脱险。有记者问李嘉诚是否为此特意帮衬这家酒店,他轻描淡写回答道:“只是为了股东和记者们方便罢了。”这倒是符合李嘉诚的一贯风格,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就在这次记者会上,李嘉诚用15分钟的时间,首次阐述了未来的家产分配方案——长子李泽钜全面接管长和系和赫斯基能源股份,小儿子李泽楷则获得“数倍身价”的现金支持。香港媒体这几天都在不厌其烦地分析两个儿子的得失,一位当地资深财经记者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按照现有市值估算,李泽钜将接手的长和系股份大约价值1500亿港元,福布斯最新公布的李嘉诚身价约2000亿港元,那么分给小儿子的资产则在五六百亿港元左右,这也符合李嘉诚所说的“数倍身价”,因为李泽楷现在的身价大约是200亿港元。 财经分析人士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猜测李泽楷有意收购的公司到底是哪家,他正在洽谈的荷兰ING集团亚洲保险业务是其中的大热门,因为这笔收购的投标价恰好在500亿港元左右。不过,多位当地商界人士也提醒本刊记者,表面上看小儿子吃了亏,可是,除了上市公司公布的资产之外,李嘉诚多年来的私人投资却一直没有披露,他近年在西方频繁投资高科技公司,受益匪浅,市场普遍认为李嘉诚的个人身价要超过福布斯所公布的2000亿港元。“水面上的钱看得见,笼子里的钱却是看不见的,相信小儿子也不会吃亏多少。” 其实,在香港财经界看来,李嘉诚宣布家产分配计划,并不突然。早在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李嘉诚计划将长和系资产分给大儿子,海外资产(包括加拿大的赫斯基能源股份)则分给小儿子。可是,按照李嘉诚最后公布的方案,赫斯基的股份也悉数给了大儿子。表面上看,小儿子李泽楷所得进一步缩水,但香港一位与李嘉诚几乎同龄的华人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这正是他的聪明所在,要分就分得干干净净,让他们兄弟没有竞争,将来想打仗也打不起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郭家争产案。新鸿基集团创始人郭得胜1990年去世后,将这家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交给太太和三个儿子共同管理,结果,因为意见不和,二子、三子和老太太联手要把大儿子郭炳湘逐出家门,甚至牵连出了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官商勾结丑闻。“这种事,自家人不说出来,世人永远不会知道。”上述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可是,把庞大家产系于一个老太太的公平,如果老太太稍有偏心,就会酿成巨大风险。” 据此,长期研究香港家族企业传承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郑宏泰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李嘉诚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承认二代家族成员的差异,这也正是一代亚洲富豪的最难之处,他们白手起家创下庞大家业,往往希望后代也要拧成一股绳继续经营。” 美轮美奂的“幻彩咏香江”表演中,除了略显低调的长江中心外,位于中环最西一侧的中环中心也是李嘉诚旗下资产。这座80层的大厦由长江实业开发,1999年落成时是香港第五高楼,除了拥有香港最快的电梯外,还是当时全球首个设有可变色霓虹灯的摩天大厦,分布在玻璃幕墙里的霓虹灯管可以在电脑控制下变幻出上百万种图案。与长江大厦一样,中环中心门前的广场上,也建起1500多平方米的前庭花园,不知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方式,是否是李嘉诚的最爱。 在香港寻找李嘉诚的财富足迹,传奇的起点,位于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 起点,筲箕湾的工厂岁月 筲箕湾是港岛东侧的一个小海湾,因为水域呈圆形,像一个大筲箕,因此得名。早年在香港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明朝时一队商船因台风受困筲箕湾,登陆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食物,因此,这里又被人称作“饿人湾”。这个故事略显夸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初香港开埠后,偏僻的筲箕湾交通一直不便,当时流行一句俗语:“英雄被困筲箕湾,问君何日到中环。”不过,现在去筲箕湾已经方便得很,地铁港岛线在这里就设有一站。 1940年冬天,12岁的李嘉诚跟随父母,离开已经被日军占领的老家潮州,投奔在香港的舅舅庄静庵。庄静庵1935年的时候来香港闯荡,在上环开了一家专门生产手表带的小工厂,逐渐站稳脚跟,后来创办香港钟表业老字号中南钟表公司。1943年,父亲李云经去世,李嘉诚辍学去打工,他在茶楼做过堂仔,在舅舅的钟表公司做过学徒和店员,后来又去一家日用五金店做推销员。可是,没过多久,李嘉诚就决定再次跳槽,去了一家生产塑胶裤带的山寨工厂。因为他在推销铁皮桶的过程中,受到了塑料桶经销商的强力竞争,他敏锐地意识到,新兴的塑胶行业存在巨大潜力。 塑胶逐渐成为生活日用品的新宠,勤奋的李嘉诚也很快做到了这家工厂的业务经理。1950年夏天,22岁的他决定自立门户,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的厂房和几台欧美厂商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挂上一个“长江塑胶厂”的木牌子,李氏帝国自此诞生。 郑宏泰研究成功的亚洲家族企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发家都是顺应了历史大势,“看清时代方向之后即放胆一搏”。李嘉诚更是如此。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关闭对外贸易进出口通道,香港经济开始由转口贸易转向加工贸易,李嘉诚乘势搭上了香港第一波工业化浪潮。 长江塑胶厂初期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只是当时遍布港岛沿线无数工厂中并不起眼的一家,一位当时就结识李嘉诚的华人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设备还很落后,压膜机需要人工操作,李嘉诚勤奋,甚至经常自己去踩机器干活。1957年,李嘉诚迎来第一次事业转机。当时,他从杂志上看到一则意大利厂商开发出塑胶假花的消息,想到欧美家庭每逢节日都喜欢在家中布置鲜花,便决定只身前往意大利去考察。回来后,他便决定以此作为工厂的主打产品。1957年,长江塑胶厂改名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总部由筲箕湾搬到北角。 在塑胶花这个新兴行业里,李嘉诚很快做到了“老大”。上述华人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李嘉诚打动了一位美国来的华人老板,此人在塑胶花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拥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即便后来塑胶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个大客户还是保证了长江公司的平稳发展。 1958年,在当时工厂最集中的北角地区,李嘉诚买下第一块地皮,建起了12层高的长江工业大厦,除了自用外,还可以向其他工厂出租厂房。当时香港小工厂遍地开花,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小老板来说,并没有能力自己建厂房,通常都是租下一层或者一条生产线。从中尝到甜头后,1960年,李嘉诚又在不远的柴湾,以同样的模式建起一座工业大厦。 一般来讲,这两座工业大厦被看做是李嘉诚涉足房地产行业的起点。现在的北角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的商业区,只有在筲箕湾和柴湾,还能看到一些零星的工业大厦,方方正正的大楼上贴着厂房和仓库的出租信息,只是,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李嘉诚那两座大厦的下落。 筲箕湾的工厂岁月,不仅让李嘉诚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还让他收获了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人——庄月明。 庄月明是庄静庵的长女,自从李嘉诚举家迁港后,庄月明就与这位比自己大4岁的表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李嘉诚辍学谋生,庄月明则考入香港大学,后来又留学日本。看上去两人的道路皆然不同,可是,面对不断出现的追求者,庄月明却独爱李嘉诚。1963年,不顾父亲庄静庵的反对,庄月明嫁给李嘉诚。接近庄家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庄月明出嫁后,一度与父亲关系冷淡,甚至很少回娘家。上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强调,后人写史,往往对庄月明在李嘉诚商业帝国中的角色重视不够。精通英语、日语的庄月明,不仅帮助李嘉诚结交了对其至为关键的商业伙伴,还在创业初期给了李嘉诚实实在在的资本支持。他描述庄家当时在香港的显赫身家,让老一辈华人企业家记忆深刻的是,早在1956年,庄静庵就在天后庙旁边盖了一栋楼,取名“摩天大厦”,甚至一度成为当时港岛的最高楼。 当然,李嘉诚对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也非常看重。1963年结婚时,他就斥资63万港元在深水湾道79号建起一座三层白楼,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巨款。此后,李嘉诚和大儿子一家一直住在这里,直到2008年才搬去旁边寿臣山上的另一座豪宅。1990年元旦,庄月明突然去世,李家发布消息说是心脏病发不治,可香港媒体多年来一直流传另一种说法,晚年的庄月明郁郁寡欢,最后服药过量。这种豪门八卦,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本地媒体的极大兴趣,不过,与其他一代富豪动辄就三妻四妾相比,李嘉诚倒是一直未再娶,其家族成员关系也是香港几大豪门中最简单的。 接近李嘉诚家族的上述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中南钟表公司仍然还在,由庄静庵的儿子打理,不过,与李嘉诚的商业王国并没有什么交叉。李嘉诚的妹妹也在香港独自经营着一家工厂,与哥哥也没有什么生意往来。大家族中,只有庄月明的妹夫甘庆林后来进入长江实业集团,现在担任长实的董事副总经理。 崛起,打入中环 李嘉诚顺应大势的另一关键转折则是,赶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工业萧条之前,果断退出了塑胶生产,转向地产开发。严格意义上说,早期的工业大厦仍是其工厂岁月的附属品。1971年,李嘉诚把长江工业公司改名长江地产公司,次年又改为长江实业,并在香港一片牛市的大好形势下成功上市,成为当时活跃在香港股市上的“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整个70年代,李嘉诚在香港地产领域左冲右突,尤其是凭借1977年在中环地铁站与金钟地铁站上盖物业的招标中,击败老牌的英资地产公司置地集团,一飞冲天。 在此之前,1967年香港爆发“五月风潮”,人心惶惶,很多人抛售物业移民,楼市一片惨淡。可是,李嘉诚看好香港的前景,他果断出手,在价格低谷时大量购入土地。在此后的几年中,凭借土地储备和几次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长实先后在半山赛西湖、太古山谷第一号、湾仔海滨等地开发楼盘。经过多年的摸索,李嘉诚在地产销售上找到一条高效途径——价低的时候以出租为主,稳定现金流;价高的时候以出售为主,快速回笼资金。到1977年,长实拥有的物业和土地达到1020万平方英尺,已经逼近置地集团拥有的1300万平方英尺,可是,李嘉诚明白,面积不是最重要的,土地的价值更关键,他需要一个提升质量的机会。 置地集团创办于1889年,当时注册资本500万港元,是香港最大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成为香港除政府之外的第二大地主,尤其在繁华的核心地带中环,置地集团牢牢坐稳头把交椅。反观李嘉诚所拿的那些土地,大多位于偏远的港岛两侧,跟中环的价值根本无法相比。1977年,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这一年初,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对中环站和金钟站的上盖物业开发进行公开招标。地铁工程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基建工程,首期计划从观塘经尖沙咀过海底隧道通至中环,耗资56亿港元,但港府不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地铁公司除了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外,主要依靠与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地铁站上盖物业筹资。 中环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相邻的金钟站也会随着地铁开通进入香港的核心地带。当时,几乎所有市场人士都认为置地集团稳操胜券,毕竟,当年公司的创办人保罗·遮打亲自参与了中环的填海工程,获得港府大片土地,当时中环十几座摩天大厦几乎都属于置地集团,甚至传媒和公众干脆把即将启用的中环站直接叫做“遮打站”。 可是,1977年4月4日,出乎所有人意料,与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签订开发协议的竟然是李嘉诚。事后,媒体逐步披露了李嘉诚获胜的法宝,原来,他给出了让地铁公司几乎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正是瞅准了地铁公司急需资金的短板,李嘉诚决定与地铁公司联合,快速开发并且分层发售,其中地铁公司占大份,签约时就支付一笔现金给地铁公司,此后陆续支付若干次现金。在当时普遍流行的“只租不卖”模式中,李嘉诚提出的方案,虽然不是最赚钱的,但却是最吸引地铁公司的。 后来的市场反应,证明了这一步棋是多么正确。仅仅过了一年,1978年5月,中环站上建设的环球大厦分层发售,在广告见报后的8个小时内就全部售完,交易总额高达5.92亿港元;几个月后,建在金钟站上的海富中心开盘,总值9.8亿港元的物业也被抢购一空。有媒体测算,李嘉诚从这两座物业上获得的纯利不足1亿港元,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两个项目,李嘉诚和他的长实集团顺利打入了英资大佬的地盘,不仅赢得了名声,一举成为华资地产商的领头羊,更赢得了港府和银行的信任,为将来的财富帝国埋下了最宝贵的种子。 果然,很快李嘉诚就迎来了回报的时刻——与汇丰银行合作开发华人行大厦。 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于1864年创办于香港,一直是全港最大的注册银行,也是港币的三家发钞行之一。华人行原是一座商业办公楼,相传当年中环是洋人的天下,号称一等公民,因为不愿与华人同楼办公,这座大楼逐渐成为华资公司的天下,在香港的华人商界无人不知。1974年,汇丰银行买下华人行的产权,准备拆掉重建,几乎所有华资地产商都蠢蠢欲动。可是,地铁招标过后十几天,这个项目就变得没了悬念,李嘉诚轻易得手。1978年,高22层的新华人行建成,长江集团也把总部搬到这里,真正进入了中环。 中环站上的环球大厦和金钟站上的海富中心,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据说写字楼的租金仍处于中环地区的中游水平。虽然这两座物业早已不属于李嘉诚,但它们却记录了李嘉诚商业王国崛起中最精彩的一章。现在的华人行已经改名为“AON怡安华人行”,主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保险公司之一怡安集团。淹没在周围四五十层高的新摩天大楼中,已然成了中环的“小矮人”,只有墨茶色的玻璃幕墙还保留了一份古典感和神秘感,可能没有多少人注意,李嘉诚曾经在这里上班长达20年。 直到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座普通写字楼的建设,对于李嘉诚来说,早已超过了一城一池之价值。因为,通过这次合作,他收获了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商业合作伙伴——时任汇丰银行执行主席的沈弼(Sandberg)。 做大,汇丰、和黄与资本游戏 回溯李嘉诚的财富传奇,沈弼是另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关键人物。1927年生于苏格兰的沈弼,只比李嘉诚大一岁,曾经在印度、中亚和利比亚等地服过兵役,1948年退役后加入汇丰银行,先后在日本、新加坡的分行任职。1977年,他成为香港汇丰银行的董事局主席,直到1986年退休,在这10年间,沈弼带领汇丰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他本人也成为香港历史上最有名的银行大班之一。 在香港,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控制香港的不是政府,而是马会和汇丰银行。”大家都明白,谁攀上了汇丰银行,就意味着谁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因为它拥有香港超过50%的存款。《中国热》一书的作者史塔威尔直接把汇丰银行称为“香港资金分配的最高仲裁者”。在香港的商界,人们甚至不用称呼它的全名,只要一提到“银行”两个字,无疑就是指汇丰。 前述接近李嘉诚的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其实,早在经营工厂的时候,李嘉诚就结识了沈弼,只是,当时他的生意还不大,两人的合作属于小打小闹。不过,从私人感情上,李嘉诚却与沈弼建立了可靠而紧密的关系。 李嘉诚的太太庄月明对他最大的支持之一,就是帮助他结交了关键的商业伙伴,这个关键“伙伴”就是沈弼。接近李家的知情人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李嘉诚的英语水平不好,庄月明就当起了他和沈弼的翻译,而且,庄月明大家闺秀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交往方式,为李嘉诚在沈弼面前赢得了好印象。 “更关键的是,李嘉诚和庄月明非常懂得怎么跟沈弼交朋友。”这位老资格的企业家不愿意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不过他还是进一步解释了沈弼这个人独特的性格:“他是苏格兰人,小气、贪财、固执、寡言,朋友不多,与他交往很难,话说重了容易得罪他,说轻了他又觉得你在拍马屁没诚意,只能实事求是,再加一点小幽默。”采访中,这位知情人士再三强调,李嘉诚的成功,除了勤奋和讲诚信外,这才是最关键的。“多年来,他有一帮忠心耿耿的商业伙伴,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建立一段长期而稳固的友谊,太难,但他做到了。” 合作开发华人行大厦,只是小试牛刀。把地产业务成功打入中环后,李嘉诚意识到,如果仅仅在这个弹丸之地与老牌的置地集团短兵相接,并没有胜利的把握,他开始把目光瞄向资本市场上那些老态龙钟的英资巨头,因为他们拥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庞大土地资源。 最先成为目标的是怡和洋行控股的九龙仓。其实,它是置地集团的姊妹公司,都由保罗·遮打一手创办,后来与置地集团共同成为怡和系的两只拳头。九龙仓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码头仓库,而是当时香港最大的货运港,包括深水码头、露天货场和货运仓库,拥有尖沙咀、新界和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现在尖沙咀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也是大陆游客最青睐的海港城,还有让无数女人流连忘返的连卡佛,都是九龙仓旗下产业。 李嘉诚瞄准九龙仓,并不是为了它的码头业务,而是他发现,如果说置地是中环的大地主,那么九龙仓就是与之隔海相望的尖沙咀地区的大地主。随着香港火车总站东迁,九龙仓把它的港口货运业务转移到了葵涌,腾出来的大片地皮用于开发商业大厦。可是,由于它奉行“只租不售”的模式,导致资金链频频告急。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在资本市场驾轻就熟的李嘉诚,悄无声息地不断增持九龙仓股票,一度拥有了20%的股份,甚至已经成为九龙仓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 李嘉诚的财富传奇开始进入最精彩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这段历史在香港商界被传得神乎其神,大致的情节如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识到被收购风险的九龙仓找到汇丰银行的沈弼求助。怡和毕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洋行,沈弼答应帮忙,亲自出面斡旋,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出人意料的,李嘉诚答应了,人们推测他是为了给沈弼一个面子,当然,他更清楚,沈弼迟早会给他更大的回报。李嘉诚找到“船王”包玉刚,很简单,他把十几块钱购进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0元的价格卖给包玉刚,正准备收缩海上运输业务而登陆的包玉刚如获至宝,加上他原来已经持有的九龙仓股票,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其本人及家族已经购入九龙仓20%左右的股票,九龙仓董事局不得不吸纳他及其女婿吴光正进入董事局。 李嘉诚一举三得,不仅从中赚了几千万差价,更给足了沈弼面子,也帮助了包玉刚。只是,后来有香港媒体就此采访李嘉诚,他并没有承认当初想吃掉九龙仓的野心,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买进九龙仓股票只是想做长线投资,没想到后来股价涨得厉害,超出了原有预期,只好放弃。 沈弼的回报很快就来了,这次“中枪”的则是和记黄埔——仅次于怡和的香港第二大英资财团。 和记黄埔集团包括两大板块,一是和记洋行,早年从事棉花和茶叶贸易,后来涉足香港的零售业,拥有香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百佳超市和遍布全球的美容保健品牌屈臣氏;另一个是黄埔船坞公司,当时亚洲最大的船坞之一,基地就位于现在的红墈一带,它垄断了华南和香港地区的修造船业,“二战”时还曾经为诸多大型军舰提供修理服务。与九龙仓一样,和黄也看到了地产开发的前景,它关闭了红墈的码头船坞,把修船业务转往青衣岛,并将仓库码头转往葵涌,腾出的地皮用于开发住宅项目。可是,在1973年香港股灾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石油危机双重打击下,和黄陷入财务危机,1975年,汇丰银行向其注资1.5亿港元,条件是和黄转让近1/3的股权,由此,汇丰成为和黄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前述接近李嘉诚的华人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回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汇丰控股和黄后,聘请了一位澳大利亚人任总经理来打理公司业务,这位总经理很能干,只用了短短两三年就让负债累累的和黄扭亏为盈,并且开始有能力偿还汇丰的利息。可是,这位总经理生性高傲,在一次股东大会上,他甚至放出大话,说是自己带领的和黄帮助汇丰发了财。“想象一下,几年前汇丰注资可是雪中送炭的角色,大股东怎么能受得了打工者这样的语气,更何况还是小气爱记仇的沈弼。” 很快,沈弼就炒了那位澳大利亚人的鱿鱼,并且决定卖掉和黄,“毕竟,他是办银行的,收利息才是关键,一个猎物培养完就要转向下一个猎物”。上述华人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沈弼主动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李嘉诚,明确告诉他:“我最信任你,给你吧。” 就这样,1979年9月25日夜,九龙仓一战过去刚刚一年,在华人行21楼的长实总部会议室,李嘉诚正式宣布——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的22.4%的和黄股权,共计9000万普通股。而且,沈弼答应,李嘉诚只需要先支付20%的现金,不过1亿多港元,余下的可以分期支付。此后一年多,李嘉诚陆续增持和黄股票,直到1981年1月1日,他个人和长江实业共拥有和黄39.6%的股权,李嘉诚上任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 1985年,红磡的黄埔船坞彻底关闭后,李嘉诚在船坞腾出来的土地上,开发了当时香港最大的一个私人屋苑——黄埔花园。这个庞大的住宅区,由88座高16层的住宅组成,共有10287个住宅单位,其中的2000多个单位,可以直接观赏到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直到今天,二手房的平均售价还高达每平方尺8万港元左右。就在今年3月,黄埔花园一间面积935平方英尺(折合103平方米)的高层海景房,还卖出了1035万港元。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收购和记黄埔,都算得上是李嘉诚财富故事中最成功、最关键的一步。相比单一业务的九龙仓,和记黄埔是一家独立的英资财团,旗下业务更加多元。直到今天,和黄旗下的业务都要比长江实业更复杂、更庞大,涵盖了地产、港口、零售、能源、电讯等李氏王国中最核心的财富,成为香港交易所主板中最大的上市公司。熟悉香港资本市场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收购和黄后,李嘉诚的资本游戏便可以更游刃有余,他让赖以发家的长江实业专注地产业务,而用和记黄埔主攻多元化经营,在世界各地开疆辟土。 沈弼最大的爱好是收藏手表,史塔威尔在他的新书《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中,直言沈弼是汇丰历史上最浮夸、最具争议的主席。“按照汇丰银行的标准,他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而且许多人说,他是一个贪婪无比的家伙。”除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手表藏品外,后人评价沈弼好大喜功,因为他在任期间,花了52亿港元建设汇丰银行总部大厦,使其成为当时全球最昂贵的大楼。 这座造型繁复犹如钢铁侠的大楼,就位于长江集团中心的西侧,也是“幻彩咏香江”的“演员”之一。一般人会误以为摆放石狮子的入口是正门,实际上,面向长江集团中心的入口才是。大厦从1981年动工,断断续续到1986年才正式启用,耗费了3万吨钢和4500吨铝。而在建设期间,沈弼干脆把汇丰的办公室搬到了当时长江集团总部所在的华人行,与李嘉诚楼上楼下。 将和记黄埔以如此低廉而随意的方式卖给李嘉诚,也成为沈弼离职后被人议论最多的一点。李嘉诚回报他的直接方式,是多年来把公司的银行业务全部交给汇丰打理。1986年,沈弼卸任,获封爵士,回到英国过起贵族生活。史塔威尔记述,临行前的告别晚宴在当时还属于李嘉诚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当着众多贵客的面,李嘉诚送给沈弼告别大礼——一座新汇丰银行总部大厦的纯金复制品,高约1米。 地产霸权,从天水围到深水湾 多年来,香港一直流传着一组数字,说李嘉诚旗下公司拥有香港1/7的住宅单位。其实,在香港最大的地产经纪公司中原地产创始人施永青看来,这个比例并不夸张:“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活跃在香港地产市场的不过十几家公司,其中的四家就占了超过一半市场。” 在施永青看来,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资地产商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崛起,除了利用自由的资本市场外,不可忽视的背景是他们精准把握了时代脉搏。“英国人占领香港后,并没有带钱过来,而且还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低税率的自由港,所以多年来,港英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来保证财政。”施永青向本刊记者分析道。上世纪70年代后,得益于第一波工业化浪潮,香港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这部分人成为住宅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所需要的,正是李嘉诚等地产商开发的中小面积的住宅单位。反而是老牌的外资地产商,仍然固守着写字楼和商业大厦的领域,错过了快速扩张的机会。 在香港观察李嘉诚的财富崛起,地产仍然是最直观的线索。拿下和黄集团,完成黄埔花园的开发之后,这种通过收购老牌大企业而获取地皮的模式屡试不爽,长和系名下在香港的几大楼盘几乎都有这一模式的影子。比如,紧邻黄埔花园北面的海逸豪园,由25座高19~35层的住宅楼组成,其原址就是中华电力公司旗下的一个发电厂,1996年电厂搬迁后,由长江实业与中电集团共同开发。1985年,李嘉诚又通过和黄,收购了负责港岛供电的港灯公司,后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迁址换地后,李嘉诚在原先鸭梨洲油库和发电厂原址上开发了海逸半岛项目,楼面面积高达787万平方英尺,甚至超过了黄埔花园,总投资65亿港元;在茶果岭开发了高级住宅项目丽港城,楼面面积620万平方英尺,投资45亿港元。 前几年,曾经担任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8年私人助理的潘慧娴,出版了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在这本书里,她描述了地产商无限壮大的路径——因为看中大型公共服务型企业拥有丰厚的土地资源,地产商利用资本市场上的收购,也间接控制了香港的民生服务业。这套手法并非为李嘉诚独创,比如,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拥有香港最大的公交车公司——九龙巴士,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家族控股了中华煤气公司,新世界地产的郑裕彤家族则买下了香港另外两家巴士运营公司——新巴和城巴,包玉刚家族拥有的九龙仓则买下了天星小轮和港岛的电车专营权。这些公共事业公司不仅为地产商提供了大量可供盘活的土地,还提供了源源不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只需要向港府提出申请并交纳一笔低廉的补偿费,就可以把这些地皮更改成供开发用的建设用地。 抛弃带有感情色彩的评判,地产大佬的确已经把触角伸向了香港的各个角落。2010年,一个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决心要对抗一下这种局面,他租住破旧的老房子,骑自行车出门,买东西尽量去街角的士多店,吃饭不去连锁餐饮店,可是,最后他发现,总不能不用电灯和电话,甚至连常喝的屈臣氏矿泉水也是李嘉诚家族财产。 现在,与解放前的老四大家族相呼应,香港人一般认为有新四大家族,即长和系的李嘉诚家族、新鸿基的郭氏家族、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以及新世界的郑裕彤家族,有人也把九龙仓的包氏和吴氏家族(现任主席为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和中电集团的嘉道理家族算在内,合成香港六大家族。 其实,单纯从地产领域看,在香港人眼里,李嘉诚并不是当地最显赫的。历数一下维多利亚港两岸那些耳熟能详的建筑就知道:大鹏展翅般的会展中心是新世界的郑氏家族所建,曾经的香港最高楼、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由恒基兆业集团的李兆基牵头,现在的香港最高楼、尖沙咀的环球贸易广场则是新鸿基郭氏家族的标志,巨无霸购物中心海港城则属于九龙仓的吴光正家族。但是,李嘉诚家族却当仁不让地拥有最庞大的财富版图,因为,除了这些地标外,无论是在世界上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一葵涌港中,还是在遍布街头的百家超市和屈臣氏连锁店,以及游荡在空气中的电话波段和宽带信号,都有李嘉诚的影子。 6月2日,在香港采访的最后一天,本刊记者走访了两个地方。上午,搭地铁来到位于新界北部的天水围。这里距离香港市区25公里,以前是香港底层百姓的聚居地,上世纪80年代政府在此兴建大型公共屋村,也吸引了大批内地来的新移民。现在,虽然房价涨到了每平方英尺3000多元,但天水围仍然是香港最大的贫民区。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实业开发的嘉湖花园,是这里最大的住宅项目。 从地铁站出来后,可以搭乘环线轻轨,花20分钟绕天水围一圈。只有两节车厢的小火车,缓慢地碾过被杂草包围的铁轨,两边就是四五十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炙热的骄阳下,蝉鸣刺耳。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就改编自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被生活压抑的香港男人亲手杀死了大陆嫁过来的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女儿,报警后自己用刀捅腹,企图制造假象,可用力过猛也送了命。虽然,她后来又导演了一部《天水围的日与夜》,想通过展现平凡人的温暖生活来挽回天水围的声誉,可是,这里的悲情色彩一直没有退去。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了一起杀妻案,原来,就在我到访的当天下午,天水围一位患有抑郁症的中年男子在喝下一瓶酒后,杀死了当保洁员的妻子,后企图自杀未遂,而在隔壁房间戴着耳机打游戏的女儿却对此浑然不知。 当天下午,我来到港岛南部的深水湾地区,想一睹神秘的李嘉诚豪宅。这里是香港乃至全球富豪最集中的居住地,碧蓝的海湾近在咫尺,幽静的山间公路只有两车道,几乎看不到公共巴士和出租车,很多路口竖着“私家道路,非请勿入”的牌子。李嘉诚当年结婚时修建的三层白楼位于深水湾道尽头的79号,站在房间里就能看到脚下的高尔夫球场和不远处的海景,这里是香港高尔夫球会所在地,据说李嘉诚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先去打一会儿球,然后再去上班。 几百米之外,就是郭氏家族的豪宅,门前的警卫警惕地看着来往的车辆,“赌王”何鸿燊,以及他的长房和三太太的豪宅也都分布在周围。带我去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住在政府公屋里的中年男人,他一边抱怨着这些地产富豪如何垄断了他的生活所需,一边对镶嵌在大门上的那些铜制门牌如数家珍。 (感谢李安女士对本文的倾力相助,参考资料包括《亚洲教父》,史塔威尔著;《李嘉诚全传》,陈美华、辛磊著;《地产霸权》,潘慧娴著;《香港地产百年》,冯邦彦著)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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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天酒地的文化难撑一个民族的强盛

      文/孙见喜 经常有文学青年问我:都说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生活在哪里啊?写作课老师的答复是:到处有生活。这答复也不错,且不说工农兵的繁忙与劳作、官员公务员的责任与压力,就是家庭妇女也锅盆碗盏柴米油盐子女教育不得清闲,即便隐居林泉的修士,也每日功课修身炼性不得消停;更有芸芸众生的各种生活,学生要上课,和尚要念经,环卫要打扫,行者要赶路,你说谁不在生活中?林林总总这一切,只要真诚体验努力发掘,都可能成为勾兑文学之酒的原浆和材料。 但我要告诫那些以文学创作为志向的青年,你固然不在三界外,但仅仅耕作你自己脚下那一亩三分地是不够的。特别在打基础的阶段,涉猎要广泛,打桩要深入。还拿贾平凹来说事吧,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创作起步阶段,当时陕西有90多个县市,他深入乡镇亲自考察过的有70多个县,写过文章的有40多个县,他深入生活的方式不是后来时兴的采风,也不是行政式的下乡调查,更不是柳青那样挂职蹲点,他完全把自己融入百姓,喜其喜哀其哀愁其愁,是情感的化入而不是观察记录。这还真如毛泽东所言:要的是立场的转变。贾平凹的例子,足以启发文学青年,要长成文学大树,要获得不竭的创作动力,真正的源泉在生活的深处,支撑时代最本质的地桩在社会底层。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的富人享受高端生活,但如果同时存在着更多的不公平和丑恶现象,那么这个社会难说繁荣,也难以稳定。文学家固然难以主导政治,但他的作品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抬高了,与高端富裕者的距离缩小了,这个国家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优越位置,反之,“朱门酒肉臭”式的花天酒地难以支撑一个民族的强盛和发达。 那么,生活到底在哪里?对于终身志向于文学创作的青年而言,拥有生活的“底火”和挖到浮土之下的岩层,才是他们当下最要紧的。唯此,才可能写出反映时代和生活本质的作品,才可能成长为文学大树,才可能如刘梦溪先生评说贾平凹那样,成为一条“文学的大鲸鱼”。当然,成为文学大家要同时具备多种条件,但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寻找什么样的源泉,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些年,我们对于文学青年的培养和引导,产生了许多误区,如强调读书重于强调生活,强调读外国名着又重于强调读中国经典,强调经济繁华重于强调精神修护,强调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重于强调老少边穷地区的现状改善,强调西方文明重于强调中华传统,强调个性张扬重于强调集体精神,强调发家致富重于强调大公无私,等等,这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对作家根基的培固,对于作家胸怀的扩大和境界的高扬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 古代的士子,尚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志,而据说早就超越了古人的时代青年,却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盖大厦,只在自家阳台上的小花盆里培植万年松,只在自家客厅的玻璃缸里喂养大鲸鱼,那么,功名一旦落空,又反回来把怨气撒向时代和社会,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文学青年是这样,数学青年是这样,农艺青年是这样,未来中国是什么样? 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未来希望的一代,高的、远的、豪华的目标暂且不说,当务之急一是认祖归宗,二是正本清源,暂且回到古人的境界上去吧!学习圣人立德,为国建立功业,为苍生着书立言。值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这就是我——一个老作者,对文学青年的忠告。  

    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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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宣传部部长:文化是流动的

    世界充满了流动。自然界中的江河在流动,以它不竭的能源、伟大的动力起于高山之巅,冲击原野,最后进入大海。而大海也不平静,它时而荡起滔天巨浪,时而形成摧毁一切的巨风,而与天上的日月相呼应。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物的流动、人的流动和媒体的辐射等,使我们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在今天,这种流动的步伐是明显地加快了。 但是,在这些流动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的流动。比如现在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化理论论述都漠视了文化的流动性,甚至将文化的停滞当做自己阐发学术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曾经是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有文化的。反之,某地就是没有文化的,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的积淀。这种忽略文化流动性的观点,全部把价值的指针停留于过去,否定了文化自身的创造性和更新性。而在笔者看来,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的发展,它孕育的东西数目繁多而又千姿百态。17世纪初叶,北美大陆只有几处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对于当地印第安人和辗转到此的文化修养较高的欧洲人来说,出现一个统一的北美新民族并形成独特的北美文化是超出想象力的事。然而,尽管殖民时期辽阔的北美大地存在着种族、阶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开拓新大陆的生活现实逐步把三大人种的居民联系起来,并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接触、冲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让位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这样,以北美大地为“熔炉”,以不同种族、国度的文化间的碰撞为燃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动力,终于锻造出刚毅的美利坚民族,融合出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二百年的美国民族文化与中国五千年文化相比,从时间上自然是不能相比的,但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发展过程中,因其文化的流动性所日益显现出来的巨大活力。这是美国文化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文化需保持流动性的证据。联系具体实践,对此问题我们应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流动性的文化有着自身的定律,它体现在纵的流动与横的流动两个方面。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 在人类文明史当中,我们能发现许多既未流产也未继续发展、而是在出生之后便停滞不前的例子。斯巴达为了对付人口压力,在对希腊世界的征服中,消耗了他们的创造能力。而爱斯基摩人尽管发展出一种极具特色和高度适应性的北极文化,但同时这也使他们成了艰苦环境的囚徒,因为生存的首要任务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回到文化是河流的譬喻中,除了一些因不流动而干涸外,当然也有一些最终形成了强大的水系,冲击出广阔的平原,最后汇流成永不回头的江河注入大海。那么,文化到底是如何流动,文明又是如何发展的?显然,它与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明的发展在于重点的不断变化、能量的不断转移,活动场所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领域——以不断内省的形式出现。 在此意义上,文化就像自然界,其蓬勃的生命力来源于流动。越是健全发达的人类、越是高尚的文明,受到文化洗礼和浸润就越加重要,但前提是,这种浸润、洗礼应该是流动的文化而不是僵死的。易言之,我们不可能沉浸在一种固有的不流动的文化之中而希望自身得到发展,固有的不流动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未必都是积极的。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多少城市曾经辉煌一时,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和一种文化的代表,但大部分都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原因很复杂,如战争夷平了建筑,灾害造成大面积的人口减少,经济像腐朽的梁柱一样轰然倒塌,都可能造成一座城市的最终衰败。实际上,也许在这些具体的事实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停滞和没落。 与此相反,那些曾经是文明边缘的地方,因了流动文化的浸润慢慢地活跃起来,从蛮荒之地渐渐地演变成为绿洲,甚至成为新兴的文化中心和世界的山巅之城。就像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它是地壳运动的结果,但它是最年轻和最强大的。这样的城市越进入文化后发展时期,其涌现可以说是灿若繁星。 但是,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原来发端于两河流域的基督教后来却兴盛于欧美地区,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却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气象,中华文明也曾远走他乡,辐射到周边地区,带动了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文化附着商品的进出和滚滚的人流而迅速地兴旺起来,广州、厦门、泉州和上海,一系列的城市迅速地崛起。以泉州而论,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曾经被洋人形容为千帆之港,世界各种各样的船只,都在这里留下它们的倩影,但同时,它又是世界的宗教博物馆。我们走在古朴的泉州城区和郊野,都能感觉到各种宗教在这里留下的气息,甚至一些在其发祥地已根本无所寻觅的宗教也能在这里找到其踪迹。可以说正是经济和文化的动因造就了当时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还要说到上海,上海的文化在相当一个时期之内,是和中国的固有的文化有鲜明的差别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是太平洋盛风所带来的欧风美雨。它曾经被称为万国之都。因此,当上海的经济被严重削弱,当大量的经营者不再光顾,当很多的资金被转移到我国台湾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后,上海在经济上出现僵化甚至倒退,但其固有的活跃文化传统还在。因此,一旦国门打开,它便重新活跃起来,迅速地再一次上升为新的意义上的中国经济中心。只有20多年历史的深圳更是这样。它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开放的新的观念文化却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和生长的机会,又由于它没有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固有抵抗性,使得它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等,从而迅速地崛起,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也许有人会以古城北京为例质疑流动文化,但北京本身就是流动文化的产物,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大熔炉。它融铸着中国北方契丹、辽金,特别是蒙古、满清之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它们和强大的汉族文化相结合。这种融铸过程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它使北京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通容性。所以,应该把北京看成是最无地域概念的名副其实的大都市。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我们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即真正的大市民们,并不是固有文化的承袭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欣赏着和接纳着流动的文化,学习崭新的观念,学习崭新的文化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而带动起城市的活跃和发展。这便是越来越多城市日益焕发着青春的原因。这种原因和现象,就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之中。 文化的流动性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流动是活跃的同义词;绝不能信赖于所谓历史文化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活跃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 那么,这种纵横交错流动的文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或者说它有哪些定律呢?概述上文包括如下几点: (一)任何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一定是流动文化最活跃最激烈碰撞的地区,而没有流动文化或流动文化很少光顾的地区,一定是落后的地区。公元14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西欧相继出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欧洲文化的冬去春来,与其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有关。十字军东征后东西文化的联系不断扩大、深入。他们从穆斯林文化中获得自己古典时代的一些文化遗产,而令他们惊异的是,这些文化遗产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迥异。这吸引了大批人文学者如饥似渴地去搜集、翻译、整理古典文化遗产,文艺复兴由此开始。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全球海上航道的沟通,使欧洲人的视野又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另外,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陆续传到西方,对14至17世纪的欧洲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火药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指南针为航海提供便利。后两者对西欧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技术的改进,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四大发明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一直未得到改进,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西欧学习了各种文化逐步发展强大起来时,中国仍固守在封闭的传统文化之内,对外面世界持排斥态度。这就阻碍了文化的流动,使近代的中国吃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亏。 (二)历史文化的积淀有它有利的方面,它可以增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感,并且从更深远意义上来讲,保持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能够薪火相传,它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极为珍视的无价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并不能兑换成等价的现实利益。它的宝藏是巨大的,但它的收益也许是非常微薄的。英国的博物馆藏品有600万件,一年的观众是六七百万,他们采取自愿投币制度,你愿意投币多少就投多少,他们不在乎门票收入,光是这一点就看出他们有长远的目光。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傲,大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产业化运作。从另一方面说,它却也能够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变成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社会迟缓的发展历史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相当广大的农村的生产方式和晚清时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甚至可以在汉唐时期找到它们的影子。这正是因为文化的不流动。而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里面,一切都要在过去历史和祖宗的牌座上寻找根据,这就是我们步履沉重和历史上的改革屡屡失败的基本原因,因此,绝不能信赖于所谓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 (三)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而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器物文化,只是文化的化石。有相当长的那么一个时期,某些学究曾经将深圳看成文化沙漠。他们认为深圳是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古老的建筑,没有几个读古书之人,没有流行的家乡小调和地方戏,没有二人转和河北梆子,因此便没有了文化。这种看法多么肤浅!他们就没有看到那么多移民带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梦想,源源不绝地流入这个城市,他们没有看到各种各样的传媒在这里交互激荡,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文化理论在这里频繁试验,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这里争取一席之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你可以说由于这里的人口素质低,它所孕育的文化是灌木丛而不是大森林,但是你不可以说这些人不是文化的承载者,除非他们退化成野兽。浩浩荡荡的旅游人群,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去看古老的山寨,去看远在边陲的母系生活状态,泸沽湖的阿注婚姻,那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形态吗?不是去看一种文化形态又看什么呢?抛开这些历史上的奇谈怪论不去理会吧。人的流动正如物的流动一样,越频繁,规模越大,一个地区就越有活力。 (四)文化生态或者说生态文化,乃是一个城市最要紧的事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它的营造就是要确认流动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为文化的流动创造日益广泛的空间,使流动的文化能够在这里得到充足的养分,生根壮大,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制度保障文化流动的渠道,过滤流动文化中带来的杂质,唤醒沉睡中富有生机活力的东西。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文化的价值观,而它生存的基本条件则是包容的胸怀,永远不要只主张一种东西存在,而排斥其他东西。某种时候,我们会看到,不明智的管理者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甚至是摧毁性的方式只允许一种文化行为存在,而将其他的都置于扼杀之列,这等同于政治上的专制暴君和战争中格杀勿论的鲁莽武夫,是非常愚蠢的。 文化的流动性本质要求城市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 流动的文化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露其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文化的流动性决定了它只有在创新、交流中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易言之,考察一种文化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性,关键就是看它流动的能力、空间和程度,如果它不再与它种文化相碰撞相流通,不再有大面积的流动,那么它就可能停滞甚至死亡。 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步迈入以文化为主题的竞争阶段,以文化比后劲,以文化论输赢,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如何拟定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不仅决定着城市文化的未来,也将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命运。 那么,如何选择文化战略呢?诚然,每个城市因为其经济社会状况不同,因为文化的传统与资源各异,必然影响到文化战略的选择。有的城市可能以传统文化的丰厚为其特色,有的城市可能以现代文化的生产为其个性,有的城市文化发展更多地依托政治资源,而有的城市文化发展更多地依托经济资源。但世界上著名的城市,都是以独特的城市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体现其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在选择城市文化战略时,必须尊重“文化是流动的”这一基本定律,并且相信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准乎此,对文化战略的选择,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这一点,在一个文化变革和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前文对文化流动的动因的考察,那么相应的文化战略也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树立崭新的文化资源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文化资源观认为,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历史既有,即我们所已有的文化遗产、文化古迹、文化大师、文化精品等,似乎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的资源,才是未来文化发展的依托。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是流动的”的定律去理解,我们的文化资源观又必须要予以改写。首先,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开发而言,文化资源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我们要在更大空间中去理解资源及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的跨地域的流动将决定了文化资源的世界性流通,而绝不仅仅为一个地区所垄断。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跨地域的文化流动使文化生产也变得全球化了,文化人才、文化遗产、文化符号等等,都将在更大的文化空间中予以配置。 其次,就文化资源而言,历史既存固然重要,并且可以直接进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开发,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从“文化是流动的”这一特殊性来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总量并不是固定的,其中一个巨大的变量因素在于,一个地区对文化增量的获得程度。城市的文化竞争,是文化存量之间的竞争,但更是文化增量之间的竞争。就说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吧,如果从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它是无法与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相类比的,但之所以会出现“京派”“海派”之争,出现上海与北京的文化竞争与较量,这与上海当年的现代文化生产能力有极大关系。当时,上海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速度是北京难以望其项背的。工业化的生产,世界性的流通,使上海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性的文化流通和现代性的文化扩张。文化增量的急剧上升,使其摆脱了原有的文化存量不足的尴尬,并形成了与北京之间的强大的对话能力。还有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从文化的历史既存而言,它远远比不上内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它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创造,尽管没有多少传统的文化资源,但并不妨碍深圳成为国内领先的文化旅游城市。俗话说,看上千年的文化到西安,看上百年的文化到上海,而看几十年的文化到深圳。深圳的文化影响并不依赖于原有的文化资源,相反,它在20多年间的新鲜的文化创造使之大放异彩,并也由此改变了被讥为文化沙漠的旧有局面。 (二)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文化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的定律。探讨其中的动力机制,对改变文化流动的方向,影响文化流动的程度,将有重要意义。当然,这种动力机制有许多,其中有文化自身的和非文化的因素。特别是到了现代商业社会,非文化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容忽略。经济动因往往成为现代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记得在和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的对话中,我们曾经产生过一个共识,那就是,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邦。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无数例证的。像当年的扬州,商贸兴旺,经济繁荣,也是文人雅士荟萃之所;像本世纪初的上海,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极大丰富的物质、商品,使上海率先进入消费社会,而文化生产也繁荣一时。因此,在中国城市发展迈入第三阶段即文化竞争阶段时,还必须凭藉第一阶段的经济实力的积累,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要想推动文化的大规模流动和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文化对经济的这种依赖作用,依然不容忽视。 但是,仅仅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不够,还要在经济推动文化流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富的推动作用,使各种文化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更为有效。 增强文化的经济推力,还有一个重要领域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现代城市的文化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产业的竞争,谁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谁能使其文化影响更广大的群众,往往就看谁的文化产业更发达。在西欧国家,从事文化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者的15%至35%。在文化中心如伦敦,超过20万人在文化部门工作,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少数行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因此,在制定未来的城市文化战略时,必须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没有产业化的文化运作所带来的推动力量和影响力,文化的大规模流动与扩张是不可能的。 (三)培育文化的创新能力。文化的流动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因此,衡量一个城市文化的流动的能量,检验其发展的状态,关键是看这种文化能否有自我创新的机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同样是一种文化进步的灵魂。文化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城市文化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强则能领先一步,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创新能力弱,则容易自我停滞,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因此,必须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确立新一轮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创新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的价值创新能力。文化的流动,不仅仅是器物的流动,风尚的演变,更是观念的变迁,价值的流变。一种文化要想保持活泼的生命力,要保持观念的辐射力,就必须要有一种价值创新的能力,并通过价值创新,形成文化发展的领先优势。 2.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文化的中观层就是制度层面,制度包含了一种文化处理人和人、人和事、人和自然等等关系的基本能力。无论是观念变迁,还是行为变动,最终都要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制度文化最能反映一种文化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而制度创新也是观念创新、行为创新的根本所在。因此,判断一种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判断一种文化成熟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 3.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能力。文化发展与经济之间常常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经济社会变化较快,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相对迟缓。因此,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要在文化对时代的适应和表现能力方面有所创新。不与时代合拍的文化必然会被遗忘和淘汰,会成为死的文化,而与时俱进的文化则会找到更大的生长空间,会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4.文化科技的创新能力。现代文化生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开发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因此,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化生产的质量与水平。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影响全球,特别是美国影视产品之所以能占领世界各地的市场,这与高新技术的运用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化生产和制作相对滞后,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手段与方式的落后,要使文化生产上水平的话,必须首先要通过文化科技的创新,形成优势,特别是在视听技术、数码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上领先一步。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大规模流动的时代。那种僵死的文化观念,过时的文化想象,落后的文化制度,对今天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其引导作用。我们说文化是流动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文化以其创新的能力、超常规的发展而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人文的光辉。全球化已经使文化流动走向极致,我们不希望文化停留在一个地方性、局部性的梦想上,而是希望在大规模的流动中使各民族、各地区、各城市的文化发生更大的碰撞和融合,并且以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个性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

    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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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铁生:当年“白卷英雄”身家或超3亿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17日披露的招股书显示,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东为张铁生。这位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在入狱15年后,下海经商成为禾丰牧业7名发起人之一。目前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3200多万股,公司若顺利上市,张铁生身家或超3亿元。 张铁生现身禾丰牧业六股东 据禾丰牧业招股书,公司主营业务是饲料生产销售,本次拟在上交所发行不超过6500万股。在禾丰牧业股东名单中,第六大股东(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张铁生”尤其显眼。数据显示,张铁生生于1950年,是禾丰牧业最主要的7名发起人之一,现持有禾丰牧业3224万股股票,占发行前总股本的6.8%。 “张铁生”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1973年因高考而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但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公司若上市身家超3亿 张铁生是如何走上财富之路的?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释放。而禾丰牧业招股书显示,1993年2月,张铁生和金卫东(禾丰牧业实际控制人)等4人合伙出资20万元成立沈阳市天地饲料厂。1998年初,天地饲料厂被并入金卫东旗下的沈阳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禾丰牧业前身),张铁生拿到了沈阳禾丰10%的股权。 2002年10月,知音集团所属的《打工》杂志曾报道《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曝出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的股份。但2003年末,张铁生却将《打工》杂志和作者告上了法庭,否认“千万富豪”之说。 不过,张铁生现在的身价已今非昔比。据禾丰牧业招股书,到去年年底,禾丰牧业净资产已将近13.6亿元。张铁生6.8%的持股比例对应净资产达9000万元。如果禾丰牧业成功上市,张铁生的身家将更加惊人。2011年,禾丰牧业每股收益0.57元,按主板平均20倍发行市盈率预测,禾丰牧业的发行价在10元左右,张铁生所持股票将为他带来3.2亿市值的财富。 按照最初5万元的原始资金粗略计算,张铁生20年的投资回报超过了3亿元,这其中还不算现金分红的收益。 成名了可能更容易成功 昔日“白卷英雄”或有数亿身家,张铁生这个名人是否是公司营销的一张王牌? 禾丰牧业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知道张铁生是公司原始股东,但是否为公司产品营销带来了正面影响,这个她本人并不清楚。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白卷英雄”张铁生毕竟曾是一个名人,如果禾丰牧业早期让他负责产品销售业务,肯定能取得比一般人更好的业绩。成名了就更容易成功几是铁律! 针对昔日“白卷英雄”今成亿万富豪,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英雄不问出处。”刘备当年还是贩草席的呢!张铁生是文革时期的典型人物,是一个另类的“反潮流”的“英雄”。他出狱后下海经商,现在看来生意做得还可以! 人物背景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 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张铁生的语文得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张铁生一下成了反潮流英雄,并被破格录取。

    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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