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当选中央委员的薄一波
与阎锡山斗智斗勇 掀起山西抗日热潮
薄一波1908年2月17日出生于山西定襄县蒋村一个贫穷的纸坊小老板的家庭，原名薄书存，曾化名张永朴。在太原上学期间，薄一波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山西日报》发表后当时不发稿费，只寄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假期就寄到薄一波的老家。村里从来没人订报，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议论就多了。有人说，一定是书存入了共产党，不看报不行。薄一波的表兄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薄一波的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如今也过得不错了，书存怎么还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共了产以后吃什么？”薄一波的父亲听了苦笑着说：“穷人不找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对于父亲的开明，晚年薄一波这样感慨道：“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1925年，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和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参与领导太原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从此，薄一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后，薄一波被反动当局通缉，于是转入晋北农村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8年底到天津，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进行秘密的士兵运动，在天津、唐山和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地区指导兵运工作，发动士兵暴动，期间曾三次被捕。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河北省委被破坏，薄一波在北平第四次被捕，9月转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任中共支部书记，同刘澜涛、杨献珍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1936年8月，薄一波经组织营救出狱后，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山西的抗日。
根据薄一波回忆，1936年10月下旬他之所以能够回山西进行抗日活动，确实有当时的特殊性。当时，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同时他也深知蒋介石其人，于是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而且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之所以最后选中了薄一波，据薄一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革命时期薄一波在山西从事学生运动比较有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是被阎锡山通缉的33人之一。二是阎锡山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戴文、赵丕廉都是薄一波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另一个亲信梁化之则是薄一波的同学，是他们向阎锡山推荐了薄一波。
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薄一波等人在山西与阎锡山斗智斗勇，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阎锡山这个人封建性很强，又善于权术和心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很不容易。但薄一波等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把山西的抗日局面搞得轰轰烈烈。
到山西后，薄一波很快就意识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能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他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有了明确的方针，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全称牺牲救国同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薄一波到山西后，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便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2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来培养。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等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这批学员一旦完全为阎锡山所用，那对中国革命将是很大的隐患。因此，如何巧妙地招收到这些学员而又不为阎锡山所用至关重要。
由于阎锡山曾明确要求，不允许薄一波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党组织。为此，薄一波一方面积极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方面在考试的内容上做文章，在录取过程中巧妙安排。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必不可少的题目，要拿出来应付阎锡山。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将这两类题目混杂在一起。在录取过程中，薄一波等人内部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通过这种方式，招收上来的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优秀的军事干部。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阎锡山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
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薄一波对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山西形势得到有利于我的解决。
据薄一波回忆，抗战末期，阎锡山曾在他的部下面前慨叹自己“失算”时说：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创建了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山西期间，薄一波利用阎锡山给予自己的“政策”和信任，组建了一支实际上由我党所掌握的抗日军队。
有一次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假如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薄一波说，仅依靠旧军抗战不行了，建议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把组建新军的任务交给薄一波，并要他先试组一个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团）。薄一波当即把这件事报告给北方局，刘少奇立即答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得到上级党组织的肯定和鼓励，薄一波于是马上全身心投入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
正式组建新军的消息传出后，原来在薄一波等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等各种训练班里的学员，纷纷响应，积极报名参加。关于新军的名字，起初薄一波取名为“抗日青年先锋队”，但阎锡山把它改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薄一波担任总队政治委员，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两千多人，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这是决死队的精华。其中在当时没有自己军事干部的情况下，各级军事干部由旧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则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这支队伍经过50天的训练后，于9月21日在薄一波的亲自率领下，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雁北失守，11月，太原失守。阎锡山在连吃败仗以后，一时不知所措。山西旧军节节失利，使阎锡山处于不打一仗不能向山西民众交代，而打一仗又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这时，阎锡山更加倚重薄一波和共产党。阎锡山有个形象的说法是：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处于困境中的阎锡山，十分倚赖薄一波等，据薄一波回忆说，“因而这也是阎锡山最听我们话的一个时期”。
看到阎锡山这时确想抗日，又无能为力，于是，薄一波抓住时机又向阎锡山建议，以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为基础，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接受薄一波建议，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只一年多时间，决死队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人自卫旅，由于这支武装是在“戴阎的帽子”、“讲山西话”的形式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仅得到阎锡山的认可，而且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正式番号。但部队从建立之初，就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使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成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在薄一波等的大力推动和有力领导发动下，我党在山西的抗日工作迅猛发展。根据薄一波回忆：到1939年夏，牺盟会会员总数达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省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中，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员或新军干部担任。因为坚决抗日，这些县长深受群众拥护。山西新军这时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39年夏，已有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卫旅、一个暂编师、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主力部队7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旧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将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诬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叛徒领导的杂牌军”。1978年12月，薄一波向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尽快澄清，予以平反。邓小平看了报告，亲笔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1979年12月7日，经党中央同意，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明文规定：“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并据此解决了“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问题”，即“凡于决死队正式成立后，而参加决死队者，其军龄从参加决死队之日算起”。 37岁当选中央委员
1943年8月1日，时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的薄一波收到了太行分局转来的党中央的电报，其内容为：“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薄一波交代工作后，于是年10月下旬动身，11月初到达延安。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薄一波一直在基层，经历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军队工作、狱中斗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具体做过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到中央参加党内的高层活动这还是第一次。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的只是听到过名字，心仪已久，却没有机会见面。所以这次到延安，薄一波心情激动，感慨万端。
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薄一波住在杨家岭。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接薄一波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据薄一波回忆：谈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哩。
一见面，毛泽东就握着薄一波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然后，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毛泽东为了记住对方的名字，并加深记忆而表现亲切的一种方式。接着，毛泽东就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据薄一波回忆：谈话自始至终都是漫谈式的，像是聊天，使薄一波很快就摆脱了初次见面的拘束。
切入正题后，毛泽东对薄一波详细地讲了党内整风的情况，他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4年之久，使党受到极大的损失，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同时还讲了“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两者的关系。在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毛泽东又谈了白区工作、监狱斗争，以及在山西跟阎锡山搞上层统一战线等问题。给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每一个问题，都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做结论。
谈话中，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后来，毛泽东又问到薄一波的经历。薄一波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入党时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薄一波接着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读什么书信仰什么书，《三民主义》读过，《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陈独秀先生讲演录》读过，有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些，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泽东乐呵呵地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同毛泽东见面，谈了整整8个小时。薄一波对此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5年4-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据薄一波回忆说，他的当选有一个“插曲”。当时在酝酿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时，本来薄一波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有的同志认为薄一波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当一名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这个问题反映到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那里。作为薄一波的直接上级、对其十分了解的刘少奇表示，可以陪同这个同志当面去向毛泽东汇报。但这个同志不去，让刘少奇代为转达。后来刘少奇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选为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在各代表团中进行了传达。因而在选举中，薄一波顺利地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回忆道：“当时，我37岁，是资历比较浅的一个。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用人之道。”
0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