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中产叫“被中产”
8月3日，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称中国城市合理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住建部专家表示，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是一个保守估计。(8月4日《京华时报》)
这个数字不但吓人，而且雷人。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周围的朋友听了都吓了一跳，不但没有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被“中产”了。
亲，今天你被“中产”了吗？
城市蓝皮书是本“好书”，它让我等增添信心、提升尊严：无论是从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来讲，还是从占有社会资源来说，我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中产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并且，“这不是奇迹。”总有人提起“书中自有黄金屋”，没成想，一未留意，自己就住进“黄金屋”，挂上“中产牌”，看来，这本城市蓝皮书可谓“价值连城”，值得收藏。老乡们，“买书”就是“买彩票”，我中产了，我高兴；我“中奖”了，我高兴。
“被时代”，多出“被脱贫”“被中产”不足为奇。一部分群体“被脱贫”，就会有另一部分群体“被中产”，这是一个渐进的必然。“被脱贫”或“被中产”都是被时代的权利贫困，或者说是权利差距。贫穷，有个人主观因素，更有政策客观因素。收入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是由民众的权利差异造成的。权利一旦“贫困”，收入必然“疲软”。一部分群体拥有着“超国民权利”，仍在不停地“加油”；另一部分群体已权利“贫困”，但仍在“被脱贫”。
中产“很丰满”，生活“很骨感”。有关人士分析当前大多数中国式中产的心理特征——“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还有人士这样比较：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应当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有金钱可以捐赠给自己所支持的慈善项目，有理想能够与家人周游世界。”
我到底是“跻身中产”，还是“瘦身中产”？我犯糊涂。有资料显示：美国中产年收入标准3—20万美元，占全国总人口总数的80%左右；巴西中产年收入标准为7032—3036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9.22%；俄罗斯中产收入标准为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即月薪超过332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为20—25%；印度中产年收入标准为4280—2140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是30%。如果对照这些标准，即便勤奋工作、努力写稿，也难以“跻身中产”，倒是“瘦身”到中国标准，一下子就“迈进”。（中青网/王旭东）
这个数字不但吓人，而且雷人。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周围的朋友听了都吓了一跳，不但没有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被“中产”了。
亲，今天你被“中产”了吗？
城市蓝皮书是本“好书”，它让我等增添信心、提升尊严：无论是从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来讲，还是从占有社会资源来说，我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中产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并且，“这不是奇迹。”总有人提起“书中自有黄金屋”，没成想，一未留意，自己就住进“黄金屋”，挂上“中产牌”，看来，这本城市蓝皮书可谓“价值连城”，值得收藏。老乡们，“买书”就是“买彩票”，我中产了，我高兴；我“中奖”了，我高兴。
“被时代”，多出“被脱贫”“被中产”不足为奇。一部分群体“被脱贫”，就会有另一部分群体“被中产”，这是一个渐进的必然。“被脱贫”或“被中产”都是被时代的权利贫困，或者说是权利差距。贫穷，有个人主观因素，更有政策客观因素。收入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是由民众的权利差异造成的。权利一旦“贫困”，收入必然“疲软”。一部分群体拥有着“超国民权利”，仍在不停地“加油”；另一部分群体已权利“贫困”，但仍在“被脱贫”。
中产“很丰满”，生活“很骨感”。有关人士分析当前大多数中国式中产的心理特征——“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还有人士这样比较：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应当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有金钱可以捐赠给自己所支持的慈善项目，有理想能够与家人周游世界。”
我到底是“跻身中产”，还是“瘦身中产”？我犯糊涂。有资料显示：美国中产年收入标准3—20万美元，占全国总人口总数的80%左右；巴西中产年收入标准为7032—3036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9.22%；俄罗斯中产收入标准为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即月薪超过332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为20—25%；印度中产年收入标准为4280—2140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是30%。如果对照这些标准，即便勤奋工作、努力写稿，也难以“跻身中产”，倒是“瘦身”到中国标准，一下子就“迈进”。（中青网/王旭东）
在发改委限价令结束两个月之后，食用油涨价潮扑面而来。有媒体获悉，益海嘉里集团近日正式下发通知，上调旗下金龙鱼食用调和油价格，幅度为5.86%，超过此前市场5%的传闻幅度。而中粮集团、九三集团、汇福集团等大品牌也将跟进。物价涨得快，即便是进入了中产，依然要为物价而烦，要为不断上涨的房价而愁。
中产有风险，但进入无须谨慎。这话很有哲理性，当越来越多的中产成为“贫下中产”。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有人说，伟大的鲁迅死了，可阿Q活着；无敌的众神死了，但中国式“贫下中产”们却幸福地活着。细细品味这话，多有娱乐精神。
中产就是个娱乐词，别当真。(西安晚报/王军荣）
“4成人跻身中产”，有点悬！
事实上，至今我们国家都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推出所谓的中产标准。但是，现在可好，专家们随便一说，就让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了。就好比一个人参加100米赛跑，用了200秒，就可以高兴地说，我是全球第一名。因为，没有标准，没有参照物，就可以信口开河。
纵观世界各国，对中产阶层都一个大致标准，比如在美国，一个3口之家，12万美元/年，人均4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才认为是一个中产的起步水平。而巴西中产收入标准是7032-30360美元/年；俄罗斯，2004年11月的标准，那就是工资收入是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的人。
有专家认为，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比较合理的中产阶级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事实上，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中国近30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虽然我国GDP总量居于世界第2位，但是，拿13亿人平均下来，名次就排在很后面。
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城镇居民总人数6.66亿，减掉高收入人群的3.84万亿元(2400万人，人均16万)，则剩下的6亿人口的实际收入合计8.88万亿，人均不到1.5万元，或者每个家庭大约4.5万元，如果家庭里两个人打工，每个人的年工资2.25万元，月平均1875元，确实不到2000元。也就是说，中国城镇里有超过9成的家庭是普通劳动者，作为打工一族，他们的月收入低于2000元。
9成普通劳动者，月收入低于2000元，请问，这也是中产？说实话，在物价步步攀升的大背景下，在大城市里，吃饭、交通、房租都有点力不从心，戴上中产的高帽子，岂不是自欺欺人。
中产跟荷包有关，更和尊严劳动、体面生活、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有关，和平和、理性、满足的心态有关。从这个层面看，所谓中产阶级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这时，有关部门与其一哄而上炒作中产阶级的概念，倒不如老老实实研究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为政策与决策提供翔实的依据，这样的研究也许才有意义，有价值。（红网/蔡正奋）
注水“中产”构不成“橄榄型”社会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按照报告的说法，北京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般指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0%左右，整个社会的收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稳定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呈现一个健康的格局，也意味着社会形成了一个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主体。
那么，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从而得出北京等城市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结论？
按照以前2000元的起征点，纳税人数为8400万人，当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尽管用这个数字本身来衡量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计算上肯定偏少，但社科院的2.3亿的数字，明显高于现实。
事实上，在中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中等收入，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社科院的报告似乎刻意回避了收入标准的门槛，只是笼统地以家庭恩格尔系数30%到37.3%作为划分标准，从而认定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经达到2.3亿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
但很显然，如果简单地以恩格尔系数来判断是否属于相对富裕，即中等收入阶层，事实上可能会掩盖很多现实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生活出行成本、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个年收入即使达到10万元的家庭，都很难买得起房。特别是在通胀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缩水最快，压力最大，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进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等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却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万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说只能维持温饱。
不可否认，“橄榄型”社会结构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新京报）
08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