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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点:十大元帅的不同葬礼(组图)

    罗荣桓:英年早逝的第一位元帅   罗荣桓,湖南衡东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因操劳过度,经常便血,有时出血量很大。1943年3月,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休养半年,没有获批准。他继续尿血,得不到确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新四军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术高明。经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批准,罗荣桓于4月出发,5月28日到达新四军总部。经罗生特全面检查,发现罗荣桓的两肾都有病变。因为没有X光机,不能确诊,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罗荣桓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5年春,罗荣桓有时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病情日益严重,连续尿血。毛泽东曾来电询问病情。1946年1月,已经到东北的罗荣桓病情恶化。在沈阳的军医院经X光机检查,诊断为肾癌。中央考虑罗荣桓病情严重,让他先到朝鲜平壤的苏军总医院诊疗。在那里再次确诊为肾癌,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动手术。2月下旬,罗荣桓到苏军管辖的大连休养,每天仍阅读文电,接待来访。   1946年8月,罗荣桓乘火车到莫斯科,切除右肾。术后伤口破裂,引起大出血,又再次缝合。1947年3月,复查发现他的左肾也有问题。加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医院建议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但这时国民党军已占领了延安,罗荣桓决定立即回国。出院证上写着建议疗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小时,但罗荣桓并没有休息。平津战役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与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毛泽东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他治疗,并让他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并兼部长。那段时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罗荣桓的工作很多很忙。   1954年6月19日,罗荣桓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随后同意。   1960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62年,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1963年9月28日,肾衰引起尿毒症,罗荣桓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几天后,毛泽东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是毛泽东唯一的悼念元帅诗。12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12月21日,首都各界6万多人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2月22日上午9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等吊唁,并轮流守灵。10时,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称罗荣桓是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祭结束,林彪与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 贺龙:“文革”中去世的第一位元帅   贺龙,湖南桑植人。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在元帅中最先受到冲击。1966年12月28日,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捣乱,周恩来建议贺龙到中央办公厅管理的新六所暂住。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要揪斗贺龙,贺龙的夫人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后,夫妇俩躲进中南海。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叫他们留在西花厅,暂不要回家。但很快,周恩来也保不住贺龙了,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被关进西山。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脑缺血失语,住院几天后出院。1969年6月9日早晨,贺龙再次被送进医院,六小时后去世。专案组6月11日的报告称:经多方全力抢救无效而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白床单。夫人薛明和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存放何处。专案组以王玉的名字将贺龙悄悄火化。   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九一三”事件后,这个结论不了了之。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4日,毛泽东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恢复名誉,但仍写有审查是必要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镌刻着贺龙的生平,编号81。灵堂正中挂着贺龙遗像,四周摆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送的花圈。军委办公厅和殡葬处轮流守灵。左臂戴着黑纱的周恩来一进大厅就大喊:薛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叶剑英把中央军委主持追悼会改成由邓小平主持,并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含泪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推翻对贺龙的一切不实之词,并为所有受贺龙案株连的人彻底平反。 林彪:死在异国的元帅   林彪,湖北黄冈人。在元帅中,林彪是最年轻的一位,恐怕再也没有比他更大起大落的元帅了。   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因为会打仗,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担任了红四军军长。长征中,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担任一一五师师长。平型关大捷,使林彪的名字享誉国内外。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率先发动辽沈战役,解放了全东北。接着,他率领百万大军,进军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四野先后消灭国民党军达180万。1955年授衔时,资历较浅的林彪因赫赫战功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准备让长期休养的林彪脱军装,主管与台湾的谈判。实际上,这时林彪在党内的位置已经超过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被戴上接班人的帽子,并写进党章。但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在山海关机场,林彪登上三叉戟飞机。三叉戟强行起飞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荒漠上。当时到坠机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并不知道九具尸体中有林彪。因为天热,蒙古方面就地掩埋。后来,苏联两次派人到坠机现场,挖出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带回苏联。   2001年,北京电视台拍《蒙古纪行》的电视片,专门到温都尔汗。他们的吉普车辛辛苦苦转了几十圈,就是找不到地方。天快黑了,有两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路过,这才把他们带到坠机现场。3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扫墓,本来不大的墓堆早被风雨荡平。大块的飞机残骸已经散失,唯一与别处不一样的就是地面有很多白色碎片,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飞机大火烧后的结晶。 陈毅:毛泽东亲临吊唁的元帅   陈毅,四川乐至人。1967年2月,陈毅对中央文革小组以及红卫兵的很多做法不满,他在大会上公开表态,遭到批斗。2月16日,作为“三老四帅”之一,陈毅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与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起对江青一伙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出强烈批评,同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之后,这场斗争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陈毅被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因毛泽东保他,他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根据中央关于战备的统一安排,1969年10月20日,陈毅和夫人张茜坐火车来到石家庄,被“软禁”了将近一年。1970年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厂医开了止痛片,但不见效。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后,陈毅提出到北京看病,没有被批准。他回到石家庄后,腹痛加重,血压升高,夫人张茜不得不给周恩来写信。在周恩来关照下,陈毅回北京住院,又匆匆出院。直到1971年1月,因剧烈腹痛,陈毅再次入院,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手术中发现是结肠癌,并有局部转移。经周恩来安排,陈毅转到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院长吴桓兴亲自治疗。到4月下旬,陈毅的病情有所好转,每天可以看书,翻阅《参考资料》,也能在院子里散步。   9月,由中央军委安排,陈毅从中南海搬到北新桥永康胡同7号。9月21日,听“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以后连续几天参加中央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陈毅拿着自己在医院写的几行提纲,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又讲了一上午。刚讲完,一股鲜血从鼻孔冲出来,从此再也没有下床。11月6日,陈毅的病情突然恶化,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11月下旬,陈毅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为解决进食问题,周恩来批准给陈毅做手术。术后病情略有好转,年底,陈毅又持续昏迷。   1972年1月2日下午,李先念来看陈毅。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你,老同志了……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神志非常清醒,似回光返照。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赶来与陈毅长谈。1月3日,陈毅陷入昏迷。1月4日下午,叶剑英刚离去,陈毅醒了,问叶帅来了没有,很快又昏迷过去。经医生抢救,恢复自主呼吸,认出守在床边的夫人和四个孩子。女儿姗姗握住爸爸的手,贴在爸爸嘴边,听他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家人的最后遗言。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闻讯赶来,泪流满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张茜叫姗姗赶快念,姗姗说,爸爸如果你听得到,就闭一闭眼睛。陈毅立即闭了闭眼睛。叶剑英和张茜几乎同时让念第二遍。而这时陈毅的眼睛虽然还睁着,却没有反应了。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陈毅逝世。   双目失明的刘伯承极为悲痛,被人搀到医院,人还没进门,哭声先冲进去了。刘伯承用手代眼,从陈毅的面部摸到胸部,不停地说,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   陈毅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而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或市内的嘉兴寺,在八宝山举行中央领导人的追悼会,还是第一次。本来安排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叶剑英致600字的悼词。人员定在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许多要求参加追悼会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等都被婉拒。   1月8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上画圈儿,将悼词中“有功有过”画掉。1月10日13时30分,毛泽东突然要调车,他连睡衣也没更换,穿上大衣就去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1972年1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和照片。《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和唁函。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饱受痛苦的元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9月,彭德怀被分配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主任。   1966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从成都揪回北京,被关在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轮番批斗,拳打脚踢。第二天,彭德怀不能起床,被送进267医院,发现两根肋骨骨折。就是这样,仍被批斗。1968年1月,因“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被连续提审十次,春节前后审讯更加频繁,有时连续11个小时,不让吃饭喝水,致使他多次晕倒。   1970年起,彭德怀经常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他没有当回事,抗战时在敌后就有过。以后又便秘,以为是痔疮。1972年,彭德怀的病情明显恶化,每天便血四五次,总觉得肚子不舒服,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1973年4月10日下午,便血近1000毫升,联系几所医院,都没住进去。4月17日,彭德怀被紧急送进301医院,内外科会诊发现是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了。   1974年元旦,彭德怀说这是最后一年了。此时他已经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这才允许亲属探视。彭德怀说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   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左侧肢体瘫痪,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他最后对专案组说,我一生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11月29日14时50分,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德怀突然脸露红晕,随之口鼻出血,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这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是: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病死。彭德怀批注过的62本书也一起被火化。申请火化表上写着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是父女关系。骨灰盒是用没上油漆的粗木板做的,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代号273。上面贴一张纸条:王川,男,32岁。   周恩来指示,要精心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的骨灰被专机接到北京。到首都机场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载有彭德怀骨灰的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彭德怀的遗像下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全面、公正的评价,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   经党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12月,彭德怀在监狱写的交代材料以《彭德怀自述》为名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发行近3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回忆录中的畅销书。    朱德:德高望重的元帅   朱德,四川仪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内心十分苦闷。很快,朱德也受到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红卫兵还要揪斗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朱毛红军,“朱毛”分不开,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难。1968年7月,康生抄录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朱德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朱德被疏散到广州从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看见朱德走过来,与他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因为朱德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晚上7时,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1月11日,在去周恩来灵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泪。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朱德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说,饭也吃得极少,许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来追悼会那天,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车经过十里长街。   此后,朱德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带病开会,会见外宾,找人谈话。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离开。孩子们劝他,您已经90高龄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一年半的时间,接受国书仪式就达40多次,还要代国家主席会见来访的各国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担了几十次外事活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医生劝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药,坚持要去。没想到会见因故推迟,朱德在冷气房间等了近一个小时,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医生会诊,建议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他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朱德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国驻华使馆递交国书。医生坚决阻止,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   朱德的病情发展很快,7月1日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还提出要听文件,秘书含泪躲开,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际,朱德嘱夫人康克清把2万余元存款交了党费。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严重,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   作为元帅之首,朱德从未拿过元帅工资。军队九大元帅(除林彪外)的传记,只有朱德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而别的元帅传记都由军队编写。 刘伯承: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1958年开始的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刘伯承想得很多,一夜未眠,左眼红红的。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更红了。就是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成为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后来,邓小平指出,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   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这时,他年近古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刘伯承常说自己是个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1964年7月4日,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长期住在医院。1973年他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与世长辞。10月14日,告别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流泪向刘伯承的遗像三鞠躬。聂荣臻臂戴黑纱,坐着轮椅来了,泪流满面。他多次看望病中的刘伯承,现在再也见不到了。徐向前挥笔写了一首诗: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按刘伯承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向他战斗过的地方。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儿雁翎、幼子太迟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从飞机上将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老家开县赵家场。 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元帅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前,微睁双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叶剑英,眼睛一亮,用手臂示意叶剑英。叶剑英只顾伤心,没注意到,低头走出病房。护士忙叫他回来,毛泽东双目微睁,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挺身站出来,争取华国锋。叶剑英多次与华国锋交谈,请他放心,只要他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叶剑英又找汪东兴谈话,在叶剑英的努力下,10月6日抓获“四人帮”。大家提议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说,我是军事干部,对地方不熟悉,推掉了。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此病常常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1981年春,叶剑英在武汉对何长工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离84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说,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我也不会主动去。两人哈哈大笑。   1982年,叶剑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认为应该输抗生素。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数十次肺部感染,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使用过几十种抗生素,静脉穿刺上千次,都没有产生副作用,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这在医学界是少见的。   1983年11月19日,叶剑英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好转。   由于病情反复,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二号院的家中卧床两年半。1984年4月19日,他得了脑血栓、肺炎、腹泻,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7月仍高烧不止,呼吸困难,出现黄疸和腹水。7月16日、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专家妙手回春,叶剑英的病情再次好转。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叶剑英的第三次病情通报。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    徐向前:一向很低调的元帅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文化大革命”初,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为稳定军队作出了贡献。1967年初,徐向前作为“二月逆流”的成员靠了边。家被抄,中央文件也被停发。1969年1月,徐向前到二七机车车辆厂“蹲点”,10月被战备疏散到开封。   1990年3月以来,徐向前心绞痛频发,有时一日数次。紧急治疗后,仍没有完全消除。6月5日,又患了感冒、低烧,换了几种抗生素,都无效。6月27日,徐向前住进301医院。因为高烧,他好几天没有入睡,报了病危。6月30日,高烧39.8℃。因为以前徐向前得过三次肋膜炎,肺功能不大好,平时特别注意防止肺部感染,没发过这样高的烧,都以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医生用冰毯加上抗结核药物治疗,使他的体温趋于正常,慢慢地可以聊天,也可以下地了。医生说,9月可以出院。8月5日,夫人黄杰和儿女全来了,徐向前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抗结核药物严重损害了徐向前的肝脏,造成亚急性肝坏死,多脏器衰竭。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无力回天。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徐向前的心脏停止跳动。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高度评价了徐向前的一生。唁电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七个大军区党委分别致电中央军委。海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等老区人民也纷纷发来唁电。10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亿万军民沉痛悼念徐帅》和《徐帅病重期间谆谆寄语全党》的新闻稿。10月18日,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在301医院小礼堂,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枪肃立。徐向前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中,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徐向前作最后的告别,并向守灵的亲属表示慰问。八名礼兵抬着灵柩缓缓送上灵车。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徐向前生平的电视片《光辉的业绩》。   遵照徐向前的遗嘱,中央军委指示,11月1日至10日,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徐向前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撒放骨灰。   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五台县烈士陵园。 聂荣臻:最后去世的长寿元帅   聂荣臻,重庆江津人。1991年9月,聂荣臻因心衰住院。经两个多月治疗,转危为安。出院回家后,他的生活不能自理,稍活动就气喘,心衰一天比一天严重。1992年2月14日下午,聂荣臻对两位秘书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还是革命时间来说,同党内尚健在的老同志比,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现在死了也无憾无悔。目前我的病情日见沉重,你们可要作好准备。3月,聂荣臻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由于聂荣臻坚持不住院,就在家中监护。   4月12日下午,聂荣臻自觉病情沉重,对秘书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熬过这一关。趁现在头脑还清醒,说几句话,就算临别遗言吧。我入党70年,从未离开过党交给我的岗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没作过多大的贡献,但党赋予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聂荣臻对女儿聂力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这次谈话,经秘书根据录音整理,给聂荣臻念了一遍,他表示可以。   这期间,聂荣臻依然听文件,医生只同意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1992年5月14日上午10时,聂荣臻听《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下午仍听文件。晚上,他看电视新闻,休息片刻,又看动物录像片。看到一半时,工作人员关了,他同意剩下部分明天看。大家围着聂荣臻聊天,说到菜价贵,聂荣臻说,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些暖棚嘛。大家说,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指示搞菜篮子工程。聂荣臻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请聂荣臻休息。已经是21时多了,护士给他洗脸洗脚。聂荣臻问他的军事文选怎么样了,秘书说解放军出版社讲,今年建军节一定出版,请您放心。聂荣臻说,那好。随后对家人说,你们也休息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平时聂荣臻入睡不久,大家可以听见鼾声,今天却没有。正好这天301医院副院长汪石坚和几位专家都在,十多分钟后发现聂荣臻的室性心律严重紊乱,极度心衰,赶快进行抢救。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心脏停止跳动,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   按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沙漠特有的胡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聂荣臻亲自选定的,现在已经发展成航天城了。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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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武帝首创车船税

    汉武帝首创车、船税和税收举报制度,在当时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和消除社会财产分配不公,缓和了阶级矛盾,充裕了国家财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而被后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沿用或仿效。 我国秦汉时期陆地和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 据历史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车有安车、立车、轺车、牛车、驼车、马车、斧车、戏车、戎车等等。当时劳动人民发明了木质齿轮传动技术,并将此技术运用到车辆上,发明了记道车和指南车。记道车是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把车行里程记录下来,行驶一里自动击鼓,显示里程。指南车发明于东汉,张衡在车上立一木人,不论车辆走向何方位,木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车作为秦帝国第一代君主的陪葬物,代表了当时制车技术的最高水平。战国时期发明的双辕车,到了西汉时期已成为陆路交通的主体车型,双辕车可驾一马或一牛,既节省了运输动力,提高了运输效率,也促进了畜力运输车辆在民间的普及。秦汉时期不仅发明了行驶平稳、运载量较大的四轮车,而且发明了既经济实用,又适宜于民间羊肠小道的独轮车。到东汉时,独轮车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运输车辆,此种车辆制作简便,对道路要求不高,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在我国一直延续使用到民国末年和解放初期。秦汉时代锱重运输,主要靠车辆。如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降,西汉“发车三万辆迎之”。东汉窦宪率大军北征匈奴时,军车多达“万有三千余乘”。 秦汉时期造船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发明了舵,舵能使水中的行船沿着正确的方向航行。西汉时,人们又发明了用橹来形成推力使船前进,这是中国造船史上一项杰出的成就。船的停泊工具“石碇”也在此时被发明和使用,它相当于后代船的“锚”。船帆已普遍使用,传说秦代徐福入东海求仙药,船帆从此传到了日本。当时船只形制多样,客船由官府控制,官府掌握着庞大的船队,皇家客船主要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莲舟、越女舟等。货船不仅官府拥有,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舫船比单体船容积大一倍,行驶平稳,负载量大,当时相当普遍,因而有“千斛之舟”的称谓。此外,水战中的船只有楼船、戈船、三翼、蒙冲、斗舰和走舸等种类。长安、洛阳、黎阳、东莱、会稽、江陵、柴桑和番禺等地都是秦汉时期著名的造船基地。从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来看,两千多年前的广州造船工场颇具规模,当时已经能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广州东汉墓出土不少船模,有货艇、渡艇,还有人货并载的航船。船分前、中、后三舱,前舱低矮宽阔,篷顶为拱形;中舱略高,成方形;后舱稍狭而高,是舵楼,船尾还有一间矮小的尾楼。这种船吃水深,负载量大,适合深水航行。这反映出两千多年前秦汉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史记》和《汉书》分别留下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登上长江浩荡的船队至九疑山祭祀虞舜的历史记载。 秦汉时期人们使用车和船已经相当普遍,因而对车、船征税被朝廷提到议事日程。现行历史文献资料还没有秦代对车、船征税的记载,然而关于汉代对车、船征收财产税均有明确的记载。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初算商车”,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实行“算商车”制度,就是对商人的车、船按“算”来征税。“算”是税目征收单位,一算在当时为一千钱,征税一百二十钱,年税率相当于现代社会的12%。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以令的形式颁布了“算缗令”:一是扩大车、船税征税范围,原来“算商车”仅针对商人,此时扩大到商人、手工业者、放贷者、从事买卖的经纪人、囤积货物者及其他进行商业活动的人,还包括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拥有车、船者。二是增加课税对象,不仅对商人的车、船和缗钱(将货物的成本折算成现钱)征税,而且对所有的财产,包括车、船、田宅、畜产、奴婢等,一律折合成缗钱征税。其中对商人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加倍征税,征二算,即车价值每一千钱需征税二百四十钱,年税率相当现代社会的24%。船的起征点为五丈,即长度达到五丈长的船开始征税,船税率与车税率相同。从事商业买卖、高利贷活动者的各项财产每二千钱征一算,手工业者的各项财产每四千钱征一算。三是征税方式采取“各以其物自占”方式,即自行申报方式,对隐匿财产和不如实申报者予以戍边一年和罚没缗钱及财产的处罚。 算缗令颁布后,大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和车船主大多隐瞒车、船、田宅等财产,汉武帝于是决定奖励告发,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7年)派官吏杨可主持告缗事宜,并公布“告缗令”,号召百姓对偷逃财产税者进行告发和举报,“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即国家对举报者以查出财产的一半给予奖励。结果“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奴婢、田宅无数。西汉王朝因算车、算船、算缗和告缗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沉重地打击了富豪、不法商人和高利贷者,对车、船及缗钱征收财产税一直实行至汉末。 汉武帝首创车、船税和税收举报制度,在当时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和消除社会财产分配不公,缓和了阶级矛盾,充裕了国家财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而被后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沿用或仿效。汉代开征车、船税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如今依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辉,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税收法律,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缩小贫富悬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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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调查:是否生育二胎困扰“双独子女”

    家住西安市三桥的武眷眷近来很纠结,由于她与丈夫都是独生子女,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可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否生育二胎,他们举棋不定。 12月2日发布的第二届《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显示,高达38%的“80后”妈妈希望生育第二胎,其核心的原因是让孩子有个玩伴。1980年出生的小何夫妻俩算是比较早的独生子女三口之家,他最近也常和老婆盘算,等女儿过了4岁,再要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太孤独,还容易养成自私、娇惯的性格。退一万步说,一旦孩子出了意外,家长后半生岂不无依无靠?”而在外企供职的林紫漪生二胎则是被双方父母所逼迫,因为只有一个孙子,老人不仅抢着带,连在跟谁姓这个问题上也互不让步。干脆生两个孩子,一边养一个,皆大欢喜。 有专家预计,未来5年,中国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将进入快速递增期,也成为许多“80后”父母必须面临的新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生活和工作压力太大,许多“80后”父母只管生,带孩子的任务只能交给双方父母。多数“80后”对生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有着较为理性的思考,还不包括难以估算的精力成本。据不完全统计,西安的“80后”父母从孩子出生后到上幼儿园期间,每月给孩子购买食物、奶粉、衣服玩具,请保姆,入托等基本花费,大多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2009年西安城镇居民收入为18963元, 记者从西安市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80后”双独子女夫妇到计生部门申领二胎生育指标的很少,如碑林区、未央区每月平均仅两三例。 此间有专家指出,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逐渐降低,尤其是在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因此在人口总数压力和老龄化问题加重方面,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仍需深入研究。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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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国他乡 在海外成长的90后

    身边的一些朋友陆续有出国的,有带着孩子去的,也有在国外生了孩子的,这一批孩子基本都是90后,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相比国内有些教育环境,他们大概不会知道什么奥数、剑桥、公英、考级等这些让国内家长和孩子整天焦头烂额的名词,他们能在一个相对优越宽松的环境里成长,想来应该是极幸福的。   但朋友们回来探亲,谈论起他们的孩子,言语里却总有些焦虑不安。   阿珊和老公早年跑去日本闯,结局总算不错:阿珊在一日本化工公司做检验师,老公做对外贸易,都拿了绿卡,并在日本生下了女儿月月,如今月月已经9岁了。阿珊从月月五岁开始,每到学校放假他们就把她扔回江西的老家。阿珊和老公在日本呆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中国,虽然孩子小无法理解他们俩人的用心,但阿珊希望这样的短暂回归不仅能让月月学学中文,也能让月月知道自己始终是中国人。   月月第一次回江西,完全不适应,最困难的是上厕所,总是憋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去,问为什么,月月说嫌脏。阿珊没想到月月的反应如此强烈,但他们想着孩子过一段就会适应,所以三年来坚持这样,而月月始终都很不情愿地接受这种回归方式。回老家,月月总算能简单地说一些中文,但只要回到日本,她坚决一句中文都不说。阿珊后悔啊,当初生月月想中文怎么也是母语,就没怎么教过月月,就想着让她把日语学会再说,现在再教回去却又难了。   最痛苦的是无论阿珊他们怎么跟月月讲她是中国人,月月始终不明白。一旦说到这个问题,月月就用那种逆反的腔调来一句:“我就是日本人!”阿珊的心每每听到这句话都被刺得七零八落,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改变月月的观念,阿珊明白,月月再大点,估计连回老家都会拒绝了。看着月月流着炎黄的血脉,而说话行事却全然跟一个日本孩子并无二致,阿珊很是无奈。   而蓉一家三口是三年前去的美国,当时儿子巍巍上小学一年级,巍巍在那边适应得很快,蓉每每听到老师对巍巍的不停夸赞,觉得特别自豪。今年蓉带着巍巍回家探亲,巍巍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大家都羡慕不已。但很快蓉就发现,同岁的小表妹,在其它方面比巍巍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巍巍的英语是会说不会写,而小表妹在单词拼写上远胜于巍巍。小表妹做的那些数学题,巍巍看起来就是天书!还有小表妹的那些什么舞蹈、声乐、钢琴的才艺,巍巍更是一窍不通。蓉忽然发现,巍巍在国外的学习生活除了快乐之外,她都不知道还学会了什么有用的知识,就只会傻吃傻喝傻玩。   受了刺激回到美国,蓉拿着小表妹的学习资料,要给巍巍恶补一下,却遭到巍巍的强烈抵触。可不,非要把人从学习的天堂拉到地狱,搁谁也乐意不了。蓉让巍巍背乘法口诀表,巍巍说,背可以,给钱,50美金!蓉气得一点脾气没有,就求助巍巍的老师,希望老师利用课余来给巍巍补补课,老师很吃惊,拿出巍巍的作业本,每到画着红勾的地方,老师就大声赞一句,到画着叉的地方,老师装作没看见,迅速翻过,最后给蓉总结:巍巍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已经学的足够好,完全不用再去补习,还是让他去玩吧!蓉面对老师,简直哭笑不得。   阿珊和蓉在国外的生活,让我想起了现在的一个流行词儿:拧巴。一方面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和孩子在国外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舍不下自己的中国情结,又惦记着往孩子身上灌输。于是冲突随之而来,毕竟这些90后们已经习惯了海外的生活方式,再让他们融合中国特色,父母的这片苦心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于是,阿珊和蓉他们,作为海外成长的90后们的父母,就只能在这样的左右为难中拧巴着。(摘自:西班牙欧华网)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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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考人数七年增加16倍 年轻人过度追求权力稳定

    《新闻1+1》2010年12月6日完成台本 ——公务员考试,热! 主持人(李小萌): 新的一周,欢迎来到《新闻1+1》。 昨天一场考生人数过百万的考试,引爆了社会的话题,这就是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声当中,也不乏一些担心的声音,而这样的担心究竟是不是必要的?今天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播放短片) 考生1: 我报的是山东省银监局。 考生2: 我报考的是保监局。 解说: 行测题做完了没有,题型怎么变了?申论的大作文怎么又考了文化?怎么没有考经济发展?怎么没考幸福与尊严?怎么没考体面?怎么没考包容性增长?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显得那么地焦虑与不安。透过这些不安又带有焦虑的面孔,我们知道,2010年的国考又上演了。 广州陪考家长 张先生1: 他从小就想(做公务员),读小学、中学,尤其是初中就开始想。 上海陪考家长 高先生2: 全家人的想法,有这个机会,总要去搏一下,去努力一下。 解说: 广东的张先生在陪考,上海的高先生夫妇也在陪考,甚至不惜专程从安徽赶来。今年很多考场的外面出现的陪考族,他们时不时往考场里张望,带着一脸的焦急和期盼和等待。这曾经只在高考时出现的画面,如今也已经习惯性地出现在国考中。有些家长,哪怕孩子已经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也还是会支持孩子继续报考公务员。 2010年应届毕业生 李同学: 在外企或者其它地方,可能比较辛苦,国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社会在职人员 夏小姐: 想多一个机会试一试,因为可能试一试的成份可能比一定要考中要大很多。 解说: 考生中,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面对要找一份工作的急切,有在职人员面对着要给自己一个更稳定的选择,还有今年首次出现的农民和工人,希望以此改变命运和境遇,甚至还有人已经考了7次,因为每次差几分不甘心放弃,所以坚持考下来。不管是谁,他们都希望能捧上传说中的“金饭豌”,为此不惜挤上独木桥,加入竞争。据统计,今年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突破了140万,最后参加考试的是103万,考试总体的录取比例为62:1,尽管有人弃考,但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比7年前的8.7万人高出了16倍。 考生3: 现在就业压力还是很大的,现在报考公务员,也是一种形式,要不然你找工作,压力也是挺大的,都是一样的。 解说: 与往年一样,热门职位依然是几千比一的录取比例,国家能源局的一个主任科员的职位,计划仅招收一人,但是竟然有4961人报名,创下了历届考试中最热职位的记录。此外,竞争比例最高的前6个职位,也都达到了三千比例一样。再看报考的领域,报考国税的有40万人,报考海关是30多万人。与此同时,像铁路、公安、气象等领域,报名的人却非常少。 考生4: 这可能是大势所趋。 考生5: 毕竟现在各种形势都比较紧张,公务员的话,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 解说: 依然是人山人海,依然是数量庞大,依然是几千人挤一个职位,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今天尽管考试已经落幕,但讨论却还在持续,有网站推出一项国家公务员考试未来热的调查,有51.9%的人依然会选择越来越热。主持人: 看到人头攒动的场面,听到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们被告知考公务员很热,究竟热不热,听一听王教授的观点。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 如果我们从绝对的增幅来看,短片讲得也很清楚,从2003年报考公务员,当时报名的人数是8.7万人,7年之后我们看到人数已经飙升到了140万人,如果从7年绝对的报名数量增加了16倍这样一个增幅来看,当然它是热,而且将来也许还会更热。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热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要是分清两个方面。第一个,当一些个体基于各种各样的现行的条件和制度的安排,去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个体选择本身是理性的,因此这里有热,但不一定有乱。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一定要挤到这里的时候,这种热的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一些制度方面、体制方面、环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追问和反思。 主持人: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图片,一些场面,我特别容易联想到,在高校里面举行的招聘会,似乎同样也是一种热的场面,这也没有可比性? 王锡锌: 我觉得完全有可比性。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质上反映的是今天高校,在校的人数,规模越来越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大的趋势下,高校的毕业生,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存在一个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前几天去一所大学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当时我去的时候,看到学术报告厅旁边,所有的学生都从报告厅一直挤到外面,排成了一条长龙,我当时非常高兴,以为这个同学都是来参加学术报告会的。后来一进去才发现,其实是某些企业进行人才招聘的,所以这个热不一定就仅仅是在公务员报考这个方面,所有的,只要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有人才招聘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热。 主持人: 所以是就业压力带来的一种人头攒动的场面,另外,我想您的学生当中,也有报考公务员的,您了解他们的心态,比如说他们真的是志向如此,或是迫于就业压力? 王锡锌: 首先,从我接触到的这些毕业生来看,报考公务员的,说实话是少数。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绝大部分我接触的学生,他都要去试试。这里面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学专业上的,还有政府管理,他们的确想到自己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说,进入政府系统从事公务员,可能是有一种专业,我们通常讲的专业对口的考虑。更多的我相信,公务员的报考对他们来说,是要面对这样一种就业压力,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他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一定要注意,公务员考试从目前的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的提供来说,它是比较公开,比较透明的,它的竞争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因此有的学生到别的地方,可能有暗箱操作的时候,我想我不如去报考公务员,毕竟在我初试的过程中,我可以公平竞争。 主持人: 很可能他在报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可能在向其它的企业,投递的无数的简历,同时在进行中。 王锡锌: 这绝对是广种薄收,因为就业的形势如此严峻,压力如此大,个人的兴趣选择,理想,各种各样的兴趣,这个当然会考虑,但我的感觉,这可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还是,我首先毕业以后,我得避免那种肄业及待业的行为,所以我感觉这种就业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都要找,而且报考研究生,其实也直射出了我们现在这种就业形势压力非常大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今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刷新了纪录。报考人数是140万,我们同年,报考考研的人数其实也接近150万,很多人都来考研,我们不能说考研的人都是要立志于学问,其实相当一部分也是为了暂时推迟就业的压力。 主持人: 当您一开始就用就业压力来解读这个现象的时候,肯定有人不同意,我们听到有一种声音说,这是社会对于一种权力的屈从的表现。有人也分析了,向权力寻租空间比较大的部门,恰恰是报考公务员这个比例拉得最大的,更多的人想去这样的部门。您觉得这是真正存在的一种现象,还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心理,把它解读成的这个样子。 王锡锌: 我觉得也许在我们这个社会,传统上有一种官本位的影响,所以应该说,这种对政府部门误以为公务员就等同于权力,甚至将公共权力就等同于可能让自己受益的权力,的确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对权力的一种崇拜,可以说我们过往有一些时候,若干年前我们在担心,许多人都下海,当时我们提出一个拜金。 主持人: 不要都向“钱”看。 王锡锌: 都向“钱”看,跳下去了。今天大家都来报考公务员,很多人自然就会想,是不是变成一个拜权了。我觉得也许对于某些考生来说,他的确可能考虑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来想,加入到公务员的队伍,其实各种各样的岗位更多的还是在将他们所学和他们的这种职位能够联系起来,能够做一些事。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职位,其实主持人: 能不能从公务员热就能推论出社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王教授。 王锡锌: 今年很多媒体都在担忧,我觉得这种担忧当然是我们媒体现在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责任感的表现,但是将这种一百多人来报考公务员很可能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这两者联系起来,我多少感觉到它还是有一种过度的解读。 主持人: 您觉得还不必担心。 王锡锌: 因为我想这里面,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今年有超过150万人来报考研究生,就可能推论出,我们会成为一个研究型的国家一样。我们实实在在这两端很难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但是我想这些背后,我们担心许多人都去报考公务员,而报考公务员的动机就是求稳,如果说,我们年轻人真的是都来求稳了,也许我们的确发展的动力是值得我们去担忧的。但求稳,真的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本质吗?其实从我接触的很多公务员来说,他们报考公务员第一位的考虑是我一定要就业,就业里面,如果说有的是稳定的,有的是不稳定的,但不论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总比没有工作要好,所以我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观察,即便是我们今天在公务员队伍中,其实仍然有很多创新,包括我们在地方,仍然有很多的公务员是在这种创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许多人报考公务员,就推断他们只是求稳的,因此我想担心到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理解可能是一种过度的解读。 主持人: 我们也会分析,现在创业的环境不如以前了,或者说社会保障还不够理想,但是我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打破了铁饭碗下海的时候,都是说太稳定了,太一成不变了,我要寻求改变,看看命运能带给我什么。那个时候创业环境比现在好吗?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比现在好吗?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年轻人真的变了吗? 王锡锌: 我觉得主要两个,一个是机会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不断进去的创业精神。我们首先来看机会,在过去的机构改革,特别是公务员原来的录取基本上是比较封闭的,在那种情况下,要知道我们的大学生,原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包分配的,分到这个地方去。因此很多人一旦机会来了以后,他愿意跳出来,这也是所谓的“围城效应”。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那些,所以我跳出来,更多的人不仅仅跳出来去寻找机会,而且也把它当作一种进取的精神来了解。今天我们看到,我刚才说了,公务员热,我们不必过分担忧,过分解读,但是同时,这种热折射出来的背后的问题,的确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如说为什么在一个可能有更多机会,但是不太稳定这样一个环境中和公务员的稳定,其实是循规蹈矩的,在更多制度约束的职位中,我们更多选择后者。如果这种选择真的是普遍性的话,当然我们有必要去反思。比如第一,是不是我们创业的机会已经不太多了,我们鼓励创业的环境是不是只是喊一些口号,没有知道落到实处,如果说,我们讲到公务员之所以报考这么热,首先是就业的形势严峻带来的。如果就业不够,也可以鼓励这些人去创业,这些年轻人可以创业,但是创业不是说说就那么容易的,创业需要一些基础,比如说需要资金,需要一些起步阶段的扶持,我们各级政府,还有全社会有没有去提供这样的创业,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 另外,包括考生,包括考生家庭的心态问题,是不是面对风险和承受风险的心理比以前要弱一些? 王锡锌: 我觉得应该看到有这样的因素,包括我们短片里面都涉及到,这不是我的决定,是全家的决定……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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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赖海民:69亿登顶地产新富榜

    鸿荣源是一家典型的区域性地产公司,它在所在地深圳算得上家喻户晓,但是出了深圳地产圈,还能了解这家公司的人就屈指可数。作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赖海民也只能算是在当地小有名气。不过,随着胡润2010年地产富豪榜出炉,鸿荣源的掌门人赖海民第一次上榜,便以69亿元的身家排名37位,成为了今年胡润地产富豪榜的最大黑马。   盘踞宝安获得积累   《2010胡润房地产富豪榜》上,房地产行业仍然是造就财富最多的行业,但是地产富豪财富缩水的情况则非常普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几位新人的上榜,吸引了业内最大的关注。而几位榜上“新人”之中,鸿荣源实业的老板赖海民成为当之无愧的地产黑马。   “其实,在深圳本地鸿荣源名气不小。”一位深圳的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鸿荣源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宝安,在宝安地产圈里面拥有较强的实力。   尽管鸿荣源的迅速崛起是在近几年,但赖海民却很早便涉足地产业了。   1991年,赖海民开始涉足建筑业,直到1996年才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赖海民进入地产业的第一步,就迈在深圳市宝安区,这在当时算是大胆的举措,因为当时宝安几乎是一个不毛之地,没有多少地产企业愿意去那里发展。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正是赖海民的这一举动让他获得了原始积累,在随后的几年中宝安区获得迅速发展,大量的企业进驻带来了很多的住房需求,而赖海民起初的冒险之举就顺势变成了先发优势。   在其后的几年之中,赖海民一直在宝安区“闭关修炼”,先后开发了弘雅花园、雅豪轩、御景台、丽景城等,打造了几个外界反响不错的项目。其中,雅豪轩更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创下了5000元/平方米的成交价。   在宝安区经营稳固之后,鸿荣源突然杀入深圳的香蜜片区,开发熙园。“熙园在圈内非常有名。”深圳地产圈一位业内人士谈到鸿荣源便提到了熙园,一定程度上,正是该楼盘的成功,奠定了鸿荣源在深圳地产界的江湖地位。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该楼盘的资料发现,该楼盘是鸿荣源倾力打造的一个高档豪宅项目,位处福田香蜜湖路与莲花西路交汇处,项目位置极好,旁边有安托山、塘朗山,周边有植物园、香蜜湖。而赖海民当初也有意将此项目做成鸿荣源的一个重要项目,花了不少的心血。随着熙园大获好评,鸿荣源成为深圳地产界以善于打造豪宅著称的地产公司。2006年,赖海民还谋划布局商业地产,以18.8亿元拍下深圳面积最大的商业单体项目,这个位于深圳西海岸线的项目,成为宝安的中心区。   与企业的快速扩张不同,赖海民本人却行事非常低调,极少在媒体上面露面,更多的是他请来的鸿荣源总裁杨江发言。   正处于转型期   与很多大型地产开发商一样,在具备了一定实力过后,赖海民开始筹划如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扩张。据媒体报道,从2007年开始,鸿荣源集团内部提出战略转型口号,并开始布局珠三角和全国潜力城市。   2007年5月31日,在佛山南海,鸿荣源在与中海、万科、金地、保利、龙光等共14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开发商竞争中,以13.95亿元、390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拍得佛南2007-011地块。2007年8月18日,鸿荣源通过公司收购形式在惠州拿下逾70万平方米的土地,成立惠州分公司。该地块面积逾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鸿荣源还不断在其他地区拿地,而抢占广州金沙洲地王一役,则让该公司一战成名。2007年9月11日的广州土地拍卖会上,鸿荣源和保利几经争夺,最终以21亿元的成交价拿下了广州白云区金沙洲B3702A06地块,楼面地价高达7935/平方米,这块面积超过12个足球场的土地创造了金沙洲的地王纪录。   当时保利对于金沙洲土地可谓势在必得,甚至已经制定了发展规划。而为了从保利口中夺食,鸿荣源下了血本。可是时运不佳,在拿下该地后,国家宏观调控开始显现成效,至今没有上市的鸿荣源面对天价土地款,只得采取拖延战术。很快便有消息传言,鸿荣源遇到了一些资金上的难题,而因为金沙洲土地价格太高,鸿荣源已经准备放弃订金以及该地块。2009年,该地块被广州房管局列入待处理的五幅问题地王行列。放弃地块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印证,2010年4月,广州市国土局终于正式收回该地块,并没收土地出让金4亿元。   鸿荣源的扩张在调控政策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2008年,坊间便有传闻称,鸿荣源多个项目工程进度放缓,鸿荣源也通过积极降价来获取现金流,而赖海民本来在湖南长沙拿下的很多土地,也因此退掉了一些。   在布局全国的道路上,很少有地产企业不依靠上市来解决资金问题,赖海民此前也希望能够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来免除后顾之忧。2008年,当年的S*ST兰光正处于濒临退市的危险境地,而鸿荣源找到了S*ST兰光,而在此之前,兰光科技重组多次失败。   2008年6月23日,S*ST兰光宣布找到新的重组方—深圳鸿荣源置业集团。当时据S*ST兰光公告,甘肃省国资委与鸿荣源置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签署了包括接收兰光集团、兰光经发以及S*ST兰光债权债务、S*ST兰光股权分置改革的一揽子重组协议。鸿荣源置业预付了3000万的履约保证金。   而据此前时代周报记者了解,鸿荣源不到一个星期便派人进驻兰光清算财务,动作非常迅速,但鸿荣源进去后发现账目不对。2008年7月,鸿荣源置业集团方面提出,由于拟注入资产的权属不完整以及同业竞争问题,鸿荣源置业决定终止原先的“一揽子”重组方案。但鸿荣源方称,收购继续进行,拟在本次收购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过户至名下之日,立即启动S*ST兰光“清欠”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且力争在年底完成。   S*ST兰光在这期间仍对鸿荣源置业集团抱有幻想,直至12月19日收到甘肃国资委来函,被告知,鸿荣源置业集团已经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退出重组。据知情人士透露,重组失败的原因很多,鸿荣源的资金有一定影响,而更主要的却是兰光科技问题太复杂,鸿荣源只得终止其借壳计划。   至今,鸿荣源仍然没有上市。然而,也正是由于没有上市,赖海民的个人财富也并没有受到资本市场地产行业股价缩水的影响。这是赖海民此次能够成功上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对于鸿荣源而言,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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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薄熙来岳父谷景生采访记

        谷景生老将军虽已年届耄耋,但回忆起风云往事仍然思路清晰,吐字有力。     冬日的长安街别有一番动人的景色。匆匆的行人可曾会想起,68年前的今天,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这条长街,振臂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成立华北汉奸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吹响了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角。     当年参加发起这次运动的谷景生,是今日惟一健在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市委领导人。此刻坐在记者面前的谷老,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金丝眼镜,灰色毛衣,洁白的衬衣领口一尘不染。谷老的夫人范承秀告诉记者,谷老戎马倥偬几十年,不管岁月如何艰苦,始终保持干净整洁的仪表。     “我十分想念他们!”提起“一二九”运动,谷老动情地反复表示非常想念当年的战友,一起参与策划组织运动的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已去世的老同志。“这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讲策略地进行的,而运动的影响以及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预料。”     随着谷老的回忆,一幅幅当年“一二九”运动背景的画面呈现在记者面前:1935年的北平、华北甚至全中国,都面临着危险的形势。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日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争论。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临时市委成立。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谷老谦虚地说:“那时我才22岁,北平地下党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年龄都不大,所以能组织这样大的学生运动,并不是个人能力有多强,关键是当时国难当头、大势所趋,我们只是点燃了这把火。”     “一二九”运动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在谷老的人生坐标上,树立着“高风亮节”四个大字,这是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时时刻刻以此来要求自己的一生最好的注解。谷老1935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长期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谷老一生坎坷,但他将个人荣辱看得很淡,认为职务高低都不重要,只有共产党员的党性、做人的品德最重要。他说:“我已90岁了,只要后人觉得我们这些老党员无愧于人民就行了……”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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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来天地青 传承须奋进

        关于潮汕文化与潮人精神的对话   山海之间,韩江流域,孕育了独特的潮汕文化,这种将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精妙糅合的地域文化,赋予潮汕人“和雅”与“智勇”的气质,使之在海内外不同的地理及人文环境中,坚韧地生存、发展,其精神内涵以血脉延续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潮汕子弟,其特色文化更是随着潮人走遍天下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在这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潮汕文化与潮人精神,如何传承与发展,如何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精神领域中最精彩的部分,持续振奋今世,激励后人,是所有潮汕青年人必须面对、且义不容辞承担的责任。在此,《潮商》杂志编辑部特邀请共青团汕头市委书记周崇凝,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李闻海,韩山师范学院院长、地方方言与文化研究著名专家林伦伦,对潮汕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对话与评述,让年青一代潮汕人,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护传统文化之“根”与促进地域文化进步、发展的紧迫感与使命感。   《潮商》:现在的潮汕“新一代”,尤其是“80、90后”,其文化层次、思想观念等,都与前辈年轻时大不相同,如何发挥“潮青”中优秀人物的榜样作用,对年轻一辈加以引导,青年团组织有怎样的举措?   周崇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潮汕传统文化不仅是万侨归心的根系,也是“潮青”存在的意义。生在海外、长在海外的新一代“潮青”,特别是80、90后,他们接受的是居住国的教育,其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已融入当地社会,虽然存在华人血缘,但对祖籍国、对家乡缺乏感性认识,乡土意识不够浓烈,只有让他们了解潮汕的传统文化,才能让潮汕文化成为联结海内外“潮青”的纽带,才能发挥潮汕文化在凝聚“潮青”、引导“潮青”中的重要作用。   弘扬和传承潮汕传统文化。这不仅是共青团组织、青联组织在凝聚和引导“潮青”中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以“传承、创新、奉献、和谐”为宗旨的第六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首要意义。潮汕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自强不息、信义相尚、崇文重教、兼济乡国”。这些传统理念和道德标准已经深入老一辈潮人的骨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潮青”一代的价值取向。新一代“潮青”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责任感强,在源远流长的潮汕文化熏陶下,如果“潮青”们能够继续保持着与老一辈潮人同样的道德信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那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新一代“潮青”必将以他们的成就继续演绎着属于潮人的智慧传奇,诠释着潮汕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本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中,我们将充分利用国际潮青联谊年会首次在潮汕祖居地汕头举办这一难得的契机,通过举办“潮青文化论坛”、“国际潮青文化展”、“潮汕文化游”等活动,让“潮青”们近距离地感受潮汕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此来增强“潮青”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引导新一代“潮青”传承父辈爱国爱乡、艰苦奋斗、团结奉献、敢拼敢博的潮人精神,继续谱写潮人世界的传奇和辉煌。   《潮商》:在凝聚“潮青”社团力量,为潮人社会谋未来发展方面,青年团组织的规划如何?   周崇凝:随着2004年5月国际潮青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和前五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成功召开,“潮青”二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作为新生进步力量的“潮青”团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新一代“潮青”英才辈出,实力雄厚,在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他们用实际行动为居住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守护和巩固父辈基业的同时,力图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续写更灿烂辉煌的篇章。新一代“潮青”中的许多人比较熟悉国际情况,具备一定的专长和实力,能为我们带来先进观念和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能够将“潮青”社团力量凝聚起来,共同为汕头乃至潮人社会的发展出谋献策,这一定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作为广泛联系青年群体的共青团、青联组织,我们将坚持以乡情为基础,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科技、信息合作为平台,积极创新工作载体,广泛开展交流合作,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真正将杰出“潮青”代表及优秀“潮青”团体“引入”汕头、将潮汕传统文化和汕头发展新貌“带向”潮人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广泛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加强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国内各地团体,特别是潮籍华人团体和青年团体的交流合作,学习他们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先进成果和经验,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为“潮青”综合素质的再提高和潮人事业的再辉煌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选派青年代表参加海内外“潮青”活动,与各地“潮青”进行交流和联谊。争取更多的海外、港澳台和国内各地“潮青”多回家乡,了解家乡良好的发展势头,多到家乡办实业和公益事业,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我们将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各地“潮青”开展“潮汕文化游”等主题活动,深度挖掘并充分展示潮汕文化,从而增进“潮青”对祖籍地的认识和了解;围绕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合作内容,在深入推广“汕台学生潮汕文化体验营”、“粤商大讲堂”等品牌活动的基础上,为“潮青”社团开展交流合作搭建新的平台。   《潮商》:潮汕方言是潮汕人相互认同的重要“介体”,也是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的年轻人,能用标准潮汕话完整表述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许多人似乎习惯用“潮汕话+普通话+英语”的“杂交”方式来交流,这对潮汕方言来说,是没落的“先兆”吗?在不久的将来,潮汕话会不会成为“语言文物”?潮汕话需要拯救吗?   林伦伦:潮汕方言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但暂时还不应该看作“没落”先兆。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而人的生活特征之一就是他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因而语言也具有社会性的特点,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潮汕方言发生变化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一些词语今天不说了,现在的潮汕话里又增加了普通话词语或者英语单词就认为它要“没落”了。事实上,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汕头话里面就有了不少英语单词和马来语词,例如“啰哩”(lorry,汽车,原指卡车)、“羽”(wool,毛料布料,俗语说“真羽不缀塗”)、“士巴拿”(spanner,扳手)、“术球”(shoot,投篮)、“肉”(net,触网,打球的土规则:“二肉当一”)等都是英语,而“五脚砌”(骑楼下)、“躲隆”(饶恕)、“动角”(拐杖)、“咕啤”(咖啡)、“沙茶”(一种作料)、“罗的”(一种上带彩色砂糖的小饼干)等等都是马来语。大约流行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词语才慢慢“淡出”语言的江湖。今天的潮汕话里加进一些英语单词或者是粤语单词,只不过是新一波的外来语的借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变化:方言的书面交际功能的退化。我们这代人,可以用方言来朗读课文、报纸、古典诗词,语文老师教读古诗文的时候多数是用方言做教学语言的。所以民歌民谣、潮州歌册曾经大行其道。但今天不行了,潮州歌册能看懂的人很少,能唱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今天的青少年也很少有能用方言朗诵古典诗词的了。孩子们跟家长用潮汕话交流,说着说着,书面化一点的单词方言说不上来,就改用普通话了。这说明,潮汕方言的书面交际功能确实是退化了,值得我们注意。   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积极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幼儿园可以教读一些方言童谣,生活语言也不必强求统一为普通话。小学生可以教读方言歌谣,阅读一些民间故事。中学里要鼓励普及潮汕方言知识,鼓励教师要方言教读古诗文、用方言知识来讲平仄和押韵的知识。家庭环境中,如果学校里的普通话环境已经很强势,可以让家长跟孩子讲方言,以保持普通话和方言的平衡发展。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诸如潮剧、民谣、方言曲艺等等,没有了方言,也就会消亡。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末了,我还要告诉大家,不必为方言发生了变化而恐慌,潮汕方言作为潮汕人的语言表征,在潮汕本土,一百年后还会是这样。我们要做的是,重视方言的作用,努力做一些保护它的工作。《潮商》:时下,潮汕人年轻的一代,对“洋节日”、“洋文化”兴趣浓厚,对潮汕传统文化的认知却日趋淡薄,要传承与发扬潮汕传统文化,学术界、文化节该从什么方面着力、着手?   林伦伦:现在年轻人喜欢“洋节日”是一种追逐时尚的表现。青年人的特点就是追求个性,追求时尚,在“世界是平的”的今天,我们生活着的地球都变成“地球村”了,或者说文雅一点,叫做“全球一体化”了,年轻人趁着“洋节日”乐一乐,没什么值得可怕的。   我们要反思的是:传统文化的节日有没有人过?过的怎么样?   如果大家对“土节日”都不感兴趣,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改革“土节日”的形式和内容了。现在不是把七夕和元宵都变成了中国的“情人节”了吗?不管如何,有人过,能热闹,能拉动经济就行。至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慢慢再讲。不然的话,节日都不过了,还讲什么传统文化。   窃以为,主管文化宣传的部门,有责任对传统文化进行“旧瓶装新酒”的改革(或曰策划包装),国家已经把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作为国家的法定节日而放假。各地的文化宣传部门可以利用这些节日来做文章,搞传统节日经济,此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潮州市将在明年的元宵节搞“元宵灯节”。元宵灯节是传统的,不然就没有“陈三五娘”的动人爱情故事。我相信,潮州市“元宵灯节”的内容将是全新的,可以带动潮州市旅游等产业经济。汕头市澄海区,每年都利用中秋节开展金秋海外联谊活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华人、华侨回来探亲、交流、投资,收到很好的效益。   总的来说,政府要重视,文化主管部门要搭台,文化工作者要积极出谋献策,从过传统节日入手,想办法让老百姓感兴趣,乐于参与,保护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没有问题。   《潮商》:当下,大批潮商企业正处于升级、转型的时期,而潮汕社会、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潮汕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尤其是年轻的潮汕人,对自己族群的自信心如何?提“潮人精神”是否还有意义?   李闻海: 年轻的潮汕人都具有高度的族群自信心和荣誉感,它来源于许许多多成功的潮商人士对潮汕本土意识的强调和宣传,使得潮汕人这个并不庞大的族群拥有了“东方犹太人”的美誉,这也使得大批向往成功的青年人士为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再看看近现代的潮商,更是不仅生意做得好,感恩为善之举动更是不落人后,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之外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祖籍潮州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对中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捐款累计达80多个亿,之前他更宣布将他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捐给基金会,总共约600多亿。李先生经常说道,他对祖国的奉献是不限于他的生命的。如此为善之举也让潮人获得了诸多赞赏。潮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精神,比如开拓进取、吃苦耐劳、凝聚力强、团结互助、重实践轻玄想等等。但是,要论起潮人精神的内核,非感恩莫属!   “感恩”是个舶来词,“感恩”二字,牛津字典给的定义是:“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且回馈他人”。“感恩”之心,就是对世间所有人所有事物给予自己的帮助表示感激,铭记在心;感恩的关键在于回报意识。回报,就是对哺育、培养、教导、指引、帮助、支持乃至救护自己的人心存感激,并通过自己十倍、百倍的付出,用实际行动予以报答。   为什么说潮人精神就是“感恩”呢?唐代有一位被贬到潮州的大官,就是韩愈,他只来了八个月,但兴乡学,修水利,除鳄害,潮人觉得他为当地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了纪念他,报答恩人,800年后,潮人把这里的江山都改姓韩了。现在潮汕的江叫韩江、山叫韩山,还有韩文公祠,有“昌黎造化”的牌坊,把韩愈的故乡都搬来了,感谢他对潮汕所作出的贡献。由此看出,潮人自古以来就很懂得感恩、报答。   而感恩的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目前提“潮人精神”仍然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存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全世界第一个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泰国正大集团,也就是我目前任职的公司,其创始人同样是祖籍潮汕澄海的潮商。我们在中国深圳拿了0001号外商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在汕头也拿了0001号外商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为什么第一个敢于投资中国的外商会是潮商呢?这就是潮商精神感恩、爱国的具体表现。谢国民董事长曾被问及:为何敢于先天下之人投资中国?他回答道:身为一个潮人,一颗感恩故土的心是投资中国的全部源泉,当初就是单纯怀着回报桑梓的想法才回国投资的。   邓小平同志接见谢国民董事长时,对正大集团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说,正大集团到中国投资,而且投资额很大,主要集中在农牧业,难能可贵,希望能成为外商投资的典范。邓小平还高度赞扬了华人企业家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提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这番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海外华人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   《潮商》:有人认为,潮汕人,尤其是在外打拼的年轻潮汕人,其自我文化认同感正在减弱与消失,真的如此吗?我们该如何面对?   李闻海:首先,我不认为年轻的潮汕人自我文化的认同感在减弱与消失。据说,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因为大家的自我认同感极强,潮汕方言被誉为中国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如果见面能说家乡话,将给“自己人”的套近乎加上外人难以想象的亲热。   再以工夫茶为例,品工夫茶是潮汕地区很出名的风俗之一,在潮汕本地,家家户户都有工夫茶具,每天必定要喝上几轮。即使是侨居外地或移民海外的潮汕人,其家庭里也仍然保存着品工夫茶这个风俗。可以说,有潮汕人的地方,便有工夫茶的影子,那些闯荡四方的潮汕生意人更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潮汕情结”。“独在异乡为异客”,再年轻的潮人总会珍藏着工夫茶具和上好的茶叶,见是家乡来的客人,一定会以茶相待。   再比如刚刚名列中国25位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的马化腾,他也算是潮汕人年轻一辈的佼佼者。马化腾的老家是广东潮阳,潮汕人身上那种深入骨髓的商业细胞和进取心深深地体现在马化腾的创业理念中。身为深圳最早的一批移民者,深圳给了马化腾寄托理想与施展抱负的空间和土壤。天时、地利于一身,马化腾是幸运的。他作为新一代优秀潮商代表,传承着祖先的精神,同样流着感恩的血液。   作为潮汕人,每一个都有担负着给自己族群增光添彩的责任,多做善事,多做有利于社会民族发展的事,我们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祖辈的感恩美德。有一首著名的过番歌是这样唱的——“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与妻房。”我希望现在出外打拼的年轻潮人,也同样能记得家乡的亲人,记得养育自己的祖国,多多支持家人和家乡建设,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被潮汕文化所吸引,进而参与其中。   在第六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召开之际,我们以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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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高雄:百年老树“住”进房屋50年

      两棵百年老榕树在高雄许家“住”了五十年。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其中一棵从许家厨房贴壁而长,穿过墙壁延伸到隔壁浴室。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台湾高雄市鼓山区有两棵百年老榕树,它们除了有市府发的老树身分证,更特别的是,两棵老树还有门牌号码,因为它们“住”在许黄束家已经50年。   “我比它们年轻哟!”今年80岁的许黄束笑与老树比年龄。她说,老树和他们一家人一起生活50年,看着她由少妇变阿嬷,也看着两个儿子长大、结婚、生子。   许黄束说,这两棵榕树长在宿舍前的升旗台旁,她和先生搬进宿舍住,孩子陆续出生房子不够住,施工扩建榕树挡在前面,“舍不得把他们砍掉”,和工人商量,把当时已50年树龄的两棵榕树包在房子里。   50年来榕树不断长大,树干愈长愈粗,撑破墙壁,壁面龟裂,“为了老树,房子已整修过两次”。许黄束说,她已交代儿孙,日后不管老树怎么长,“只能动屋,不能动树”。     两棵老树在许家各自“发展”,一棵穿过厨房、经过浴室,延伸到阳台,倚着铁栏杆长到屋檐外;另一棵在一楼杂货铺穿地而立,再像大型抽烟机排烟管般穿墙而出,伸进隔壁庙里,往外生长。   两棵树在半空中神奇般相逢,合抱一起呈U字型,宛如夫妻树,茂密枝叶遮天,像超大遮阳伞。两棵榕树高12米,树胸围2.5米,冠幅达360平方米。   “刚嫁过来时,十分不适应”,许黄束的媳妇说,在厨房做菜一转身就会碰到老榕树树干,浴室和厨房一墙之隔,大大树干占掉不少空间,“有时洗澡还会不小心撞到头”。后来习惯了,老榕树就像自家人,已不会影响家人作息。   高雄市政府说,两棵老榕树初估距今107年,树干上挂着鼓山编号第42、43号珍贵老树身分证。高雄市列管珍贵老树有500多棵,不乏树与屋共生,但通常只是和围墙“融”在一起,这两棵老树在许家一“住”50年,很少见。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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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小年:青年向往公务员 欲用腐败实现人生目标

    12月5日2点左右,嘉宾们全体起立,把掌声献给了台上的演讲者许小年。在2010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主题午餐会上,许小年以企业家精神为题,以严厉的批判展示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让企业重回舞台当中,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脱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 以下为许小年发言内容: 我今天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以及重振”。可以看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这在各个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国企只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我指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然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是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这个意义来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 不仅国有企业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也对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进行干预。干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几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行政干预手段都已经在房地产上使用过了,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经营环境恶化导致实业转向投资 政府对经济活动、市场活动这样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企业家放弃了理想,转向了投资,在企业间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 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做投资,不做实业了,实业做得越来越困难。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儿变成了抱怨天下不均,近年来在收入分配不断分化,人们习惯性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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