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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武帝首创车船税

    汉武帝首创车、船税和税收举报制度,在当时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和消除社会财产分配不公,缓和了阶级矛盾,充裕了国家财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而被后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沿用或仿效。 我国秦汉时期陆地和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 据历史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车有安车、立车、轺车、牛车、驼车、马车、斧车、戏车、戎车等等。当时劳动人民发明了木质齿轮传动技术,并将此技术运用到车辆上,发明了记道车和指南车。记道车是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把车行里程记录下来,行驶一里自动击鼓,显示里程。指南车发明于东汉,张衡在车上立一木人,不论车辆走向何方位,木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车作为秦帝国第一代君主的陪葬物,代表了当时制车技术的最高水平。战国时期发明的双辕车,到了西汉时期已成为陆路交通的主体车型,双辕车可驾一马或一牛,既节省了运输动力,提高了运输效率,也促进了畜力运输车辆在民间的普及。秦汉时期不仅发明了行驶平稳、运载量较大的四轮车,而且发明了既经济实用,又适宜于民间羊肠小道的独轮车。到东汉时,独轮车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运输车辆,此种车辆制作简便,对道路要求不高,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在我国一直延续使用到民国末年和解放初期。秦汉时代锱重运输,主要靠车辆。如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降,西汉“发车三万辆迎之”。东汉窦宪率大军北征匈奴时,军车多达“万有三千余乘”。 秦汉时期造船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发明了舵,舵能使水中的行船沿着正确的方向航行。西汉时,人们又发明了用橹来形成推力使船前进,这是中国造船史上一项杰出的成就。船的停泊工具“石碇”也在此时被发明和使用,它相当于后代船的“锚”。船帆已普遍使用,传说秦代徐福入东海求仙药,船帆从此传到了日本。当时船只形制多样,客船由官府控制,官府掌握着庞大的船队,皇家客船主要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莲舟、越女舟等。货船不仅官府拥有,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舫船比单体船容积大一倍,行驶平稳,负载量大,当时相当普遍,因而有“千斛之舟”的称谓。此外,水战中的船只有楼船、戈船、三翼、蒙冲、斗舰和走舸等种类。长安、洛阳、黎阳、东莱、会稽、江陵、柴桑和番禺等地都是秦汉时期著名的造船基地。从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来看,两千多年前的广州造船工场颇具规模,当时已经能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广州东汉墓出土不少船模,有货艇、渡艇,还有人货并载的航船。船分前、中、后三舱,前舱低矮宽阔,篷顶为拱形;中舱略高,成方形;后舱稍狭而高,是舵楼,船尾还有一间矮小的尾楼。这种船吃水深,负载量大,适合深水航行。这反映出两千多年前秦汉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史记》和《汉书》分别留下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登上长江浩荡的船队至九疑山祭祀虞舜的历史记载。 秦汉时期人们使用车和船已经相当普遍,因而对车、船征税被朝廷提到议事日程。现行历史文献资料还没有秦代对车、船征税的记载,然而关于汉代对车、船征收财产税均有明确的记载。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初算商车”,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实行“算商车”制度,就是对商人的车、船按“算”来征税。“算”是税目征收单位,一算在当时为一千钱,征税一百二十钱,年税率相当于现代社会的12%。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以令的形式颁布了“算缗令”:一是扩大车、船税征税范围,原来“算商车”仅针对商人,此时扩大到商人、手工业者、放贷者、从事买卖的经纪人、囤积货物者及其他进行商业活动的人,还包括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拥有车、船者。二是增加课税对象,不仅对商人的车、船和缗钱(将货物的成本折算成现钱)征税,而且对所有的财产,包括车、船、田宅、畜产、奴婢等,一律折合成缗钱征税。其中对商人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加倍征税,征二算,即车价值每一千钱需征税二百四十钱,年税率相当现代社会的24%。船的起征点为五丈,即长度达到五丈长的船开始征税,船税率与车税率相同。从事商业买卖、高利贷活动者的各项财产每二千钱征一算,手工业者的各项财产每四千钱征一算。三是征税方式采取“各以其物自占”方式,即自行申报方式,对隐匿财产和不如实申报者予以戍边一年和罚没缗钱及财产的处罚。 算缗令颁布后,大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和车船主大多隐瞒车、船、田宅等财产,汉武帝于是决定奖励告发,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7年)派官吏杨可主持告缗事宜,并公布“告缗令”,号召百姓对偷逃财产税者进行告发和举报,“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即国家对举报者以查出财产的一半给予奖励。结果“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奴婢、田宅无数。西汉王朝因算车、算船、算缗和告缗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沉重地打击了富豪、不法商人和高利贷者,对车、船及缗钱征收财产税一直实行至汉末。 汉武帝首创车、船税和税收举报制度,在当时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和消除社会财产分配不公,缓和了阶级矛盾,充裕了国家财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而被后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沿用或仿效。汉代开征车、船税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如今依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辉,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税收法律,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缩小贫富悬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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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调查:是否生育二胎困扰“双独子女”

    家住西安市三桥的武眷眷近来很纠结,由于她与丈夫都是独生子女,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可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否生育二胎,他们举棋不定。 12月2日发布的第二届《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显示,高达38%的“80后”妈妈希望生育第二胎,其核心的原因是让孩子有个玩伴。1980年出生的小何夫妻俩算是比较早的独生子女三口之家,他最近也常和老婆盘算,等女儿过了4岁,再要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太孤独,还容易养成自私、娇惯的性格。退一万步说,一旦孩子出了意外,家长后半生岂不无依无靠?”而在外企供职的林紫漪生二胎则是被双方父母所逼迫,因为只有一个孙子,老人不仅抢着带,连在跟谁姓这个问题上也互不让步。干脆生两个孩子,一边养一个,皆大欢喜。 有专家预计,未来5年,中国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将进入快速递增期,也成为许多“80后”父母必须面临的新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生活和工作压力太大,许多“80后”父母只管生,带孩子的任务只能交给双方父母。多数“80后”对生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有着较为理性的思考,还不包括难以估算的精力成本。据不完全统计,西安的“80后”父母从孩子出生后到上幼儿园期间,每月给孩子购买食物、奶粉、衣服玩具,请保姆,入托等基本花费,大多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2009年西安城镇居民收入为18963元, 记者从西安市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80后”双独子女夫妇到计生部门申领二胎生育指标的很少,如碑林区、未央区每月平均仅两三例。 此间有专家指出,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逐渐降低,尤其是在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因此在人口总数压力和老龄化问题加重方面,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仍需深入研究。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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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国他乡 在海外成长的90后

    身边的一些朋友陆续有出国的,有带着孩子去的,也有在国外生了孩子的,这一批孩子基本都是90后,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相比国内有些教育环境,他们大概不会知道什么奥数、剑桥、公英、考级等这些让国内家长和孩子整天焦头烂额的名词,他们能在一个相对优越宽松的环境里成长,想来应该是极幸福的。   但朋友们回来探亲,谈论起他们的孩子,言语里却总有些焦虑不安。   阿珊和老公早年跑去日本闯,结局总算不错:阿珊在一日本化工公司做检验师,老公做对外贸易,都拿了绿卡,并在日本生下了女儿月月,如今月月已经9岁了。阿珊从月月五岁开始,每到学校放假他们就把她扔回江西的老家。阿珊和老公在日本呆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中国,虽然孩子小无法理解他们俩人的用心,但阿珊希望这样的短暂回归不仅能让月月学学中文,也能让月月知道自己始终是中国人。   月月第一次回江西,完全不适应,最困难的是上厕所,总是憋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去,问为什么,月月说嫌脏。阿珊没想到月月的反应如此强烈,但他们想着孩子过一段就会适应,所以三年来坚持这样,而月月始终都很不情愿地接受这种回归方式。回老家,月月总算能简单地说一些中文,但只要回到日本,她坚决一句中文都不说。阿珊后悔啊,当初生月月想中文怎么也是母语,就没怎么教过月月,就想着让她把日语学会再说,现在再教回去却又难了。   最痛苦的是无论阿珊他们怎么跟月月讲她是中国人,月月始终不明白。一旦说到这个问题,月月就用那种逆反的腔调来一句:“我就是日本人!”阿珊的心每每听到这句话都被刺得七零八落,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改变月月的观念,阿珊明白,月月再大点,估计连回老家都会拒绝了。看着月月流着炎黄的血脉,而说话行事却全然跟一个日本孩子并无二致,阿珊很是无奈。   而蓉一家三口是三年前去的美国,当时儿子巍巍上小学一年级,巍巍在那边适应得很快,蓉每每听到老师对巍巍的不停夸赞,觉得特别自豪。今年蓉带着巍巍回家探亲,巍巍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大家都羡慕不已。但很快蓉就发现,同岁的小表妹,在其它方面比巍巍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巍巍的英语是会说不会写,而小表妹在单词拼写上远胜于巍巍。小表妹做的那些数学题,巍巍看起来就是天书!还有小表妹的那些什么舞蹈、声乐、钢琴的才艺,巍巍更是一窍不通。蓉忽然发现,巍巍在国外的学习生活除了快乐之外,她都不知道还学会了什么有用的知识,就只会傻吃傻喝傻玩。   受了刺激回到美国,蓉拿着小表妹的学习资料,要给巍巍恶补一下,却遭到巍巍的强烈抵触。可不,非要把人从学习的天堂拉到地狱,搁谁也乐意不了。蓉让巍巍背乘法口诀表,巍巍说,背可以,给钱,50美金!蓉气得一点脾气没有,就求助巍巍的老师,希望老师利用课余来给巍巍补补课,老师很吃惊,拿出巍巍的作业本,每到画着红勾的地方,老师就大声赞一句,到画着叉的地方,老师装作没看见,迅速翻过,最后给蓉总结:巍巍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已经学的足够好,完全不用再去补习,还是让他去玩吧!蓉面对老师,简直哭笑不得。   阿珊和蓉在国外的生活,让我想起了现在的一个流行词儿:拧巴。一方面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和孩子在国外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舍不下自己的中国情结,又惦记着往孩子身上灌输。于是冲突随之而来,毕竟这些90后们已经习惯了海外的生活方式,再让他们融合中国特色,父母的这片苦心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于是,阿珊和蓉他们,作为海外成长的90后们的父母,就只能在这样的左右为难中拧巴着。(摘自:西班牙欧华网)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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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考人数七年增加16倍 年轻人过度追求权力稳定

    《新闻1+1》2010年12月6日完成台本 ——公务员考试,热! 主持人(李小萌): 新的一周,欢迎来到《新闻1+1》。 昨天一场考生人数过百万的考试,引爆了社会的话题,这就是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声当中,也不乏一些担心的声音,而这样的担心究竟是不是必要的?今天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播放短片) 考生1: 我报的是山东省银监局。 考生2: 我报考的是保监局。 解说: 行测题做完了没有,题型怎么变了?申论的大作文怎么又考了文化?怎么没有考经济发展?怎么没考幸福与尊严?怎么没考体面?怎么没考包容性增长?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显得那么地焦虑与不安。透过这些不安又带有焦虑的面孔,我们知道,2010年的国考又上演了。 广州陪考家长 张先生1: 他从小就想(做公务员),读小学、中学,尤其是初中就开始想。 上海陪考家长 高先生2: 全家人的想法,有这个机会,总要去搏一下,去努力一下。 解说: 广东的张先生在陪考,上海的高先生夫妇也在陪考,甚至不惜专程从安徽赶来。今年很多考场的外面出现的陪考族,他们时不时往考场里张望,带着一脸的焦急和期盼和等待。这曾经只在高考时出现的画面,如今也已经习惯性地出现在国考中。有些家长,哪怕孩子已经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也还是会支持孩子继续报考公务员。 2010年应届毕业生 李同学: 在外企或者其它地方,可能比较辛苦,国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社会在职人员 夏小姐: 想多一个机会试一试,因为可能试一试的成份可能比一定要考中要大很多。 解说: 考生中,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面对要找一份工作的急切,有在职人员面对着要给自己一个更稳定的选择,还有今年首次出现的农民和工人,希望以此改变命运和境遇,甚至还有人已经考了7次,因为每次差几分不甘心放弃,所以坚持考下来。不管是谁,他们都希望能捧上传说中的“金饭豌”,为此不惜挤上独木桥,加入竞争。据统计,今年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突破了140万,最后参加考试的是103万,考试总体的录取比例为62:1,尽管有人弃考,但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比7年前的8.7万人高出了16倍。 考生3: 现在就业压力还是很大的,现在报考公务员,也是一种形式,要不然你找工作,压力也是挺大的,都是一样的。 解说: 与往年一样,热门职位依然是几千比一的录取比例,国家能源局的一个主任科员的职位,计划仅招收一人,但是竟然有4961人报名,创下了历届考试中最热职位的记录。此外,竞争比例最高的前6个职位,也都达到了三千比例一样。再看报考的领域,报考国税的有40万人,报考海关是30多万人。与此同时,像铁路、公安、气象等领域,报名的人却非常少。 考生4: 这可能是大势所趋。 考生5: 毕竟现在各种形势都比较紧张,公务员的话,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 解说: 依然是人山人海,依然是数量庞大,依然是几千人挤一个职位,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今天尽管考试已经落幕,但讨论却还在持续,有网站推出一项国家公务员考试未来热的调查,有51.9%的人依然会选择越来越热。主持人: 看到人头攒动的场面,听到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们被告知考公务员很热,究竟热不热,听一听王教授的观点。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 如果我们从绝对的增幅来看,短片讲得也很清楚,从2003年报考公务员,当时报名的人数是8.7万人,7年之后我们看到人数已经飙升到了140万人,如果从7年绝对的报名数量增加了16倍这样一个增幅来看,当然它是热,而且将来也许还会更热。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热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要是分清两个方面。第一个,当一些个体基于各种各样的现行的条件和制度的安排,去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个体选择本身是理性的,因此这里有热,但不一定有乱。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一定要挤到这里的时候,这种热的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一些制度方面、体制方面、环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追问和反思。 主持人: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图片,一些场面,我特别容易联想到,在高校里面举行的招聘会,似乎同样也是一种热的场面,这也没有可比性? 王锡锌: 我觉得完全有可比性。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质上反映的是今天高校,在校的人数,规模越来越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大的趋势下,高校的毕业生,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存在一个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前几天去一所大学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当时我去的时候,看到学术报告厅旁边,所有的学生都从报告厅一直挤到外面,排成了一条长龙,我当时非常高兴,以为这个同学都是来参加学术报告会的。后来一进去才发现,其实是某些企业进行人才招聘的,所以这个热不一定就仅仅是在公务员报考这个方面,所有的,只要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有人才招聘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热。 主持人: 所以是就业压力带来的一种人头攒动的场面,另外,我想您的学生当中,也有报考公务员的,您了解他们的心态,比如说他们真的是志向如此,或是迫于就业压力? 王锡锌: 首先,从我接触到的这些毕业生来看,报考公务员的,说实话是少数。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绝大部分我接触的学生,他都要去试试。这里面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学专业上的,还有政府管理,他们的确想到自己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说,进入政府系统从事公务员,可能是有一种专业,我们通常讲的专业对口的考虑。更多的我相信,公务员的报考对他们来说,是要面对这样一种就业压力,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他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一定要注意,公务员考试从目前的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的提供来说,它是比较公开,比较透明的,它的竞争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因此有的学生到别的地方,可能有暗箱操作的时候,我想我不如去报考公务员,毕竟在我初试的过程中,我可以公平竞争。 主持人: 很可能他在报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可能在向其它的企业,投递的无数的简历,同时在进行中。 王锡锌: 这绝对是广种薄收,因为就业的形势如此严峻,压力如此大,个人的兴趣选择,理想,各种各样的兴趣,这个当然会考虑,但我的感觉,这可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还是,我首先毕业以后,我得避免那种肄业及待业的行为,所以我感觉这种就业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都要找,而且报考研究生,其实也直射出了我们现在这种就业形势压力非常大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今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刷新了纪录。报考人数是140万,我们同年,报考考研的人数其实也接近150万,很多人都来考研,我们不能说考研的人都是要立志于学问,其实相当一部分也是为了暂时推迟就业的压力。 主持人: 当您一开始就用就业压力来解读这个现象的时候,肯定有人不同意,我们听到有一种声音说,这是社会对于一种权力的屈从的表现。有人也分析了,向权力寻租空间比较大的部门,恰恰是报考公务员这个比例拉得最大的,更多的人想去这样的部门。您觉得这是真正存在的一种现象,还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心理,把它解读成的这个样子。 王锡锌: 我觉得也许在我们这个社会,传统上有一种官本位的影响,所以应该说,这种对政府部门误以为公务员就等同于权力,甚至将公共权力就等同于可能让自己受益的权力,的确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对权力的一种崇拜,可以说我们过往有一些时候,若干年前我们在担心,许多人都下海,当时我们提出一个拜金。 主持人: 不要都向“钱”看。 王锡锌: 都向“钱”看,跳下去了。今天大家都来报考公务员,很多人自然就会想,是不是变成一个拜权了。我觉得也许对于某些考生来说,他的确可能考虑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来想,加入到公务员的队伍,其实各种各样的岗位更多的还是在将他们所学和他们的这种职位能够联系起来,能够做一些事。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职位,其实主持人: 能不能从公务员热就能推论出社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王教授。 王锡锌: 今年很多媒体都在担忧,我觉得这种担忧当然是我们媒体现在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责任感的表现,但是将这种一百多人来报考公务员很可能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这两者联系起来,我多少感觉到它还是有一种过度的解读。 主持人: 您觉得还不必担心。 王锡锌: 因为我想这里面,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今年有超过150万人来报考研究生,就可能推论出,我们会成为一个研究型的国家一样。我们实实在在这两端很难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但是我想这些背后,我们担心许多人都去报考公务员,而报考公务员的动机就是求稳,如果说,我们年轻人真的是都来求稳了,也许我们的确发展的动力是值得我们去担忧的。但求稳,真的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本质吗?其实从我接触的很多公务员来说,他们报考公务员第一位的考虑是我一定要就业,就业里面,如果说有的是稳定的,有的是不稳定的,但不论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总比没有工作要好,所以我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观察,即便是我们今天在公务员队伍中,其实仍然有很多创新,包括我们在地方,仍然有很多的公务员是在这种创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许多人报考公务员,就推断他们只是求稳的,因此我想担心到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理解可能是一种过度的解读。 主持人: 我们也会分析,现在创业的环境不如以前了,或者说社会保障还不够理想,但是我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打破了铁饭碗下海的时候,都是说太稳定了,太一成不变了,我要寻求改变,看看命运能带给我什么。那个时候创业环境比现在好吗?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比现在好吗?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年轻人真的变了吗? 王锡锌: 我觉得主要两个,一个是机会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不断进去的创业精神。我们首先来看机会,在过去的机构改革,特别是公务员原来的录取基本上是比较封闭的,在那种情况下,要知道我们的大学生,原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包分配的,分到这个地方去。因此很多人一旦机会来了以后,他愿意跳出来,这也是所谓的“围城效应”。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那些,所以我跳出来,更多的人不仅仅跳出来去寻找机会,而且也把它当作一种进取的精神来了解。今天我们看到,我刚才说了,公务员热,我们不必过分担忧,过分解读,但是同时,这种热折射出来的背后的问题,的确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如说为什么在一个可能有更多机会,但是不太稳定这样一个环境中和公务员的稳定,其实是循规蹈矩的,在更多制度约束的职位中,我们更多选择后者。如果这种选择真的是普遍性的话,当然我们有必要去反思。比如第一,是不是我们创业的机会已经不太多了,我们鼓励创业的环境是不是只是喊一些口号,没有知道落到实处,如果说,我们讲到公务员之所以报考这么热,首先是就业的形势严峻带来的。如果就业不够,也可以鼓励这些人去创业,这些年轻人可以创业,但是创业不是说说就那么容易的,创业需要一些基础,比如说需要资金,需要一些起步阶段的扶持,我们各级政府,还有全社会有没有去提供这样的创业,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 另外,包括考生,包括考生家庭的心态问题,是不是面对风险和承受风险的心理比以前要弱一些? 王锡锌: 我觉得应该看到有这样的因素,包括我们短片里面都涉及到,这不是我的决定,是全家的决定……  

    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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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赖海民:69亿登顶地产新富榜

    鸿荣源是一家典型的区域性地产公司,它在所在地深圳算得上家喻户晓,但是出了深圳地产圈,还能了解这家公司的人就屈指可数。作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赖海民也只能算是在当地小有名气。不过,随着胡润2010年地产富豪榜出炉,鸿荣源的掌门人赖海民第一次上榜,便以69亿元的身家排名37位,成为了今年胡润地产富豪榜的最大黑马。   盘踞宝安获得积累   《2010胡润房地产富豪榜》上,房地产行业仍然是造就财富最多的行业,但是地产富豪财富缩水的情况则非常普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几位新人的上榜,吸引了业内最大的关注。而几位榜上“新人”之中,鸿荣源实业的老板赖海民成为当之无愧的地产黑马。   “其实,在深圳本地鸿荣源名气不小。”一位深圳的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鸿荣源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宝安,在宝安地产圈里面拥有较强的实力。   尽管鸿荣源的迅速崛起是在近几年,但赖海民却很早便涉足地产业了。   1991年,赖海民开始涉足建筑业,直到1996年才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赖海民进入地产业的第一步,就迈在深圳市宝安区,这在当时算是大胆的举措,因为当时宝安几乎是一个不毛之地,没有多少地产企业愿意去那里发展。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正是赖海民的这一举动让他获得了原始积累,在随后的几年中宝安区获得迅速发展,大量的企业进驻带来了很多的住房需求,而赖海民起初的冒险之举就顺势变成了先发优势。   在其后的几年之中,赖海民一直在宝安区“闭关修炼”,先后开发了弘雅花园、雅豪轩、御景台、丽景城等,打造了几个外界反响不错的项目。其中,雅豪轩更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创下了5000元/平方米的成交价。   在宝安区经营稳固之后,鸿荣源突然杀入深圳的香蜜片区,开发熙园。“熙园在圈内非常有名。”深圳地产圈一位业内人士谈到鸿荣源便提到了熙园,一定程度上,正是该楼盘的成功,奠定了鸿荣源在深圳地产界的江湖地位。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该楼盘的资料发现,该楼盘是鸿荣源倾力打造的一个高档豪宅项目,位处福田香蜜湖路与莲花西路交汇处,项目位置极好,旁边有安托山、塘朗山,周边有植物园、香蜜湖。而赖海民当初也有意将此项目做成鸿荣源的一个重要项目,花了不少的心血。随着熙园大获好评,鸿荣源成为深圳地产界以善于打造豪宅著称的地产公司。2006年,赖海民还谋划布局商业地产,以18.8亿元拍下深圳面积最大的商业单体项目,这个位于深圳西海岸线的项目,成为宝安的中心区。   与企业的快速扩张不同,赖海民本人却行事非常低调,极少在媒体上面露面,更多的是他请来的鸿荣源总裁杨江发言。   正处于转型期   与很多大型地产开发商一样,在具备了一定实力过后,赖海民开始筹划如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扩张。据媒体报道,从2007年开始,鸿荣源集团内部提出战略转型口号,并开始布局珠三角和全国潜力城市。   2007年5月31日,在佛山南海,鸿荣源在与中海、万科、金地、保利、龙光等共14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开发商竞争中,以13.95亿元、390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拍得佛南2007-011地块。2007年8月18日,鸿荣源通过公司收购形式在惠州拿下逾70万平方米的土地,成立惠州分公司。该地块面积逾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鸿荣源还不断在其他地区拿地,而抢占广州金沙洲地王一役,则让该公司一战成名。2007年9月11日的广州土地拍卖会上,鸿荣源和保利几经争夺,最终以21亿元的成交价拿下了广州白云区金沙洲B3702A06地块,楼面地价高达7935/平方米,这块面积超过12个足球场的土地创造了金沙洲的地王纪录。   当时保利对于金沙洲土地可谓势在必得,甚至已经制定了发展规划。而为了从保利口中夺食,鸿荣源下了血本。可是时运不佳,在拿下该地后,国家宏观调控开始显现成效,至今没有上市的鸿荣源面对天价土地款,只得采取拖延战术。很快便有消息传言,鸿荣源遇到了一些资金上的难题,而因为金沙洲土地价格太高,鸿荣源已经准备放弃订金以及该地块。2009年,该地块被广州房管局列入待处理的五幅问题地王行列。放弃地块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印证,2010年4月,广州市国土局终于正式收回该地块,并没收土地出让金4亿元。   鸿荣源的扩张在调控政策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2008年,坊间便有传闻称,鸿荣源多个项目工程进度放缓,鸿荣源也通过积极降价来获取现金流,而赖海民本来在湖南长沙拿下的很多土地,也因此退掉了一些。   在布局全国的道路上,很少有地产企业不依靠上市来解决资金问题,赖海民此前也希望能够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来免除后顾之忧。2008年,当年的S*ST兰光正处于濒临退市的危险境地,而鸿荣源找到了S*ST兰光,而在此之前,兰光科技重组多次失败。   2008年6月23日,S*ST兰光宣布找到新的重组方—深圳鸿荣源置业集团。当时据S*ST兰光公告,甘肃省国资委与鸿荣源置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签署了包括接收兰光集团、兰光经发以及S*ST兰光债权债务、S*ST兰光股权分置改革的一揽子重组协议。鸿荣源置业预付了3000万的履约保证金。   而据此前时代周报记者了解,鸿荣源不到一个星期便派人进驻兰光清算财务,动作非常迅速,但鸿荣源进去后发现账目不对。2008年7月,鸿荣源置业集团方面提出,由于拟注入资产的权属不完整以及同业竞争问题,鸿荣源置业决定终止原先的“一揽子”重组方案。但鸿荣源方称,收购继续进行,拟在本次收购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过户至名下之日,立即启动S*ST兰光“清欠”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且力争在年底完成。   S*ST兰光在这期间仍对鸿荣源置业集团抱有幻想,直至12月19日收到甘肃国资委来函,被告知,鸿荣源置业集团已经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退出重组。据知情人士透露,重组失败的原因很多,鸿荣源的资金有一定影响,而更主要的却是兰光科技问题太复杂,鸿荣源只得终止其借壳计划。   至今,鸿荣源仍然没有上市。然而,也正是由于没有上市,赖海民的个人财富也并没有受到资本市场地产行业股价缩水的影响。这是赖海民此次能够成功上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对于鸿荣源而言,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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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薄熙来岳父谷景生采访记

        谷景生老将军虽已年届耄耋,但回忆起风云往事仍然思路清晰,吐字有力。     冬日的长安街别有一番动人的景色。匆匆的行人可曾会想起,68年前的今天,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这条长街,振臂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成立华北汉奸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吹响了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角。     当年参加发起这次运动的谷景生,是今日惟一健在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市委领导人。此刻坐在记者面前的谷老,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金丝眼镜,灰色毛衣,洁白的衬衣领口一尘不染。谷老的夫人范承秀告诉记者,谷老戎马倥偬几十年,不管岁月如何艰苦,始终保持干净整洁的仪表。     “我十分想念他们!”提起“一二九”运动,谷老动情地反复表示非常想念当年的战友,一起参与策划组织运动的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已去世的老同志。“这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讲策略地进行的,而运动的影响以及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预料。”     随着谷老的回忆,一幅幅当年“一二九”运动背景的画面呈现在记者面前:1935年的北平、华北甚至全中国,都面临着危险的形势。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日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争论。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临时市委成立。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谷老谦虚地说:“那时我才22岁,北平地下党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年龄都不大,所以能组织这样大的学生运动,并不是个人能力有多强,关键是当时国难当头、大势所趋,我们只是点燃了这把火。”     “一二九”运动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在谷老的人生坐标上,树立着“高风亮节”四个大字,这是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时时刻刻以此来要求自己的一生最好的注解。谷老1935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长期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谷老一生坎坷,但他将个人荣辱看得很淡,认为职务高低都不重要,只有共产党员的党性、做人的品德最重要。他说:“我已90岁了,只要后人觉得我们这些老党员无愧于人民就行了……”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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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来天地青 传承须奋进

        关于潮汕文化与潮人精神的对话   山海之间,韩江流域,孕育了独特的潮汕文化,这种将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精妙糅合的地域文化,赋予潮汕人“和雅”与“智勇”的气质,使之在海内外不同的地理及人文环境中,坚韧地生存、发展,其精神内涵以血脉延续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潮汕子弟,其特色文化更是随着潮人走遍天下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在这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潮汕文化与潮人精神,如何传承与发展,如何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精神领域中最精彩的部分,持续振奋今世,激励后人,是所有潮汕青年人必须面对、且义不容辞承担的责任。在此,《潮商》杂志编辑部特邀请共青团汕头市委书记周崇凝,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李闻海,韩山师范学院院长、地方方言与文化研究著名专家林伦伦,对潮汕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对话与评述,让年青一代潮汕人,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护传统文化之“根”与促进地域文化进步、发展的紧迫感与使命感。   《潮商》:现在的潮汕“新一代”,尤其是“80、90后”,其文化层次、思想观念等,都与前辈年轻时大不相同,如何发挥“潮青”中优秀人物的榜样作用,对年轻一辈加以引导,青年团组织有怎样的举措?   周崇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潮汕传统文化不仅是万侨归心的根系,也是“潮青”存在的意义。生在海外、长在海外的新一代“潮青”,特别是80、90后,他们接受的是居住国的教育,其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已融入当地社会,虽然存在华人血缘,但对祖籍国、对家乡缺乏感性认识,乡土意识不够浓烈,只有让他们了解潮汕的传统文化,才能让潮汕文化成为联结海内外“潮青”的纽带,才能发挥潮汕文化在凝聚“潮青”、引导“潮青”中的重要作用。   弘扬和传承潮汕传统文化。这不仅是共青团组织、青联组织在凝聚和引导“潮青”中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以“传承、创新、奉献、和谐”为宗旨的第六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首要意义。潮汕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自强不息、信义相尚、崇文重教、兼济乡国”。这些传统理念和道德标准已经深入老一辈潮人的骨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潮青”一代的价值取向。新一代“潮青”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责任感强,在源远流长的潮汕文化熏陶下,如果“潮青”们能够继续保持着与老一辈潮人同样的道德信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那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新一代“潮青”必将以他们的成就继续演绎着属于潮人的智慧传奇,诠释着潮汕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本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中,我们将充分利用国际潮青联谊年会首次在潮汕祖居地汕头举办这一难得的契机,通过举办“潮青文化论坛”、“国际潮青文化展”、“潮汕文化游”等活动,让“潮青”们近距离地感受潮汕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此来增强“潮青”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引导新一代“潮青”传承父辈爱国爱乡、艰苦奋斗、团结奉献、敢拼敢博的潮人精神,继续谱写潮人世界的传奇和辉煌。   《潮商》:在凝聚“潮青”社团力量,为潮人社会谋未来发展方面,青年团组织的规划如何?   周崇凝:随着2004年5月国际潮青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和前五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成功召开,“潮青”二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作为新生进步力量的“潮青”团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新一代“潮青”英才辈出,实力雄厚,在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他们用实际行动为居住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守护和巩固父辈基业的同时,力图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续写更灿烂辉煌的篇章。新一代“潮青”中的许多人比较熟悉国际情况,具备一定的专长和实力,能为我们带来先进观念和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能够将“潮青”社团力量凝聚起来,共同为汕头乃至潮人社会的发展出谋献策,这一定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作为广泛联系青年群体的共青团、青联组织,我们将坚持以乡情为基础,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科技、信息合作为平台,积极创新工作载体,广泛开展交流合作,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真正将杰出“潮青”代表及优秀“潮青”团体“引入”汕头、将潮汕传统文化和汕头发展新貌“带向”潮人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广泛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加强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国内各地团体,特别是潮籍华人团体和青年团体的交流合作,学习他们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先进成果和经验,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为“潮青”综合素质的再提高和潮人事业的再辉煌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选派青年代表参加海内外“潮青”活动,与各地“潮青”进行交流和联谊。争取更多的海外、港澳台和国内各地“潮青”多回家乡,了解家乡良好的发展势头,多到家乡办实业和公益事业,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我们将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各地“潮青”开展“潮汕文化游”等主题活动,深度挖掘并充分展示潮汕文化,从而增进“潮青”对祖籍地的认识和了解;围绕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合作内容,在深入推广“汕台学生潮汕文化体验营”、“粤商大讲堂”等品牌活动的基础上,为“潮青”社团开展交流合作搭建新的平台。   《潮商》:潮汕方言是潮汕人相互认同的重要“介体”,也是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的年轻人,能用标准潮汕话完整表述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许多人似乎习惯用“潮汕话+普通话+英语”的“杂交”方式来交流,这对潮汕方言来说,是没落的“先兆”吗?在不久的将来,潮汕话会不会成为“语言文物”?潮汕话需要拯救吗?   林伦伦:潮汕方言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但暂时还不应该看作“没落”先兆。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而人的生活特征之一就是他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因而语言也具有社会性的特点,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潮汕方言发生变化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一些词语今天不说了,现在的潮汕话里又增加了普通话词语或者英语单词就认为它要“没落”了。事实上,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汕头话里面就有了不少英语单词和马来语词,例如“啰哩”(lorry,汽车,原指卡车)、“羽”(wool,毛料布料,俗语说“真羽不缀塗”)、“士巴拿”(spanner,扳手)、“术球”(shoot,投篮)、“肉”(net,触网,打球的土规则:“二肉当一”)等都是英语,而“五脚砌”(骑楼下)、“躲隆”(饶恕)、“动角”(拐杖)、“咕啤”(咖啡)、“沙茶”(一种作料)、“罗的”(一种上带彩色砂糖的小饼干)等等都是马来语。大约流行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词语才慢慢“淡出”语言的江湖。今天的潮汕话里加进一些英语单词或者是粤语单词,只不过是新一波的外来语的借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变化:方言的书面交际功能的退化。我们这代人,可以用方言来朗读课文、报纸、古典诗词,语文老师教读古诗文的时候多数是用方言做教学语言的。所以民歌民谣、潮州歌册曾经大行其道。但今天不行了,潮州歌册能看懂的人很少,能唱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今天的青少年也很少有能用方言朗诵古典诗词的了。孩子们跟家长用潮汕话交流,说着说着,书面化一点的单词方言说不上来,就改用普通话了。这说明,潮汕方言的书面交际功能确实是退化了,值得我们注意。   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积极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幼儿园可以教读一些方言童谣,生活语言也不必强求统一为普通话。小学生可以教读方言歌谣,阅读一些民间故事。中学里要鼓励普及潮汕方言知识,鼓励教师要方言教读古诗文、用方言知识来讲平仄和押韵的知识。家庭环境中,如果学校里的普通话环境已经很强势,可以让家长跟孩子讲方言,以保持普通话和方言的平衡发展。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诸如潮剧、民谣、方言曲艺等等,没有了方言,也就会消亡。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末了,我还要告诉大家,不必为方言发生了变化而恐慌,潮汕方言作为潮汕人的语言表征,在潮汕本土,一百年后还会是这样。我们要做的是,重视方言的作用,努力做一些保护它的工作。《潮商》:时下,潮汕人年轻的一代,对“洋节日”、“洋文化”兴趣浓厚,对潮汕传统文化的认知却日趋淡薄,要传承与发扬潮汕传统文化,学术界、文化节该从什么方面着力、着手?   林伦伦:现在年轻人喜欢“洋节日”是一种追逐时尚的表现。青年人的特点就是追求个性,追求时尚,在“世界是平的”的今天,我们生活着的地球都变成“地球村”了,或者说文雅一点,叫做“全球一体化”了,年轻人趁着“洋节日”乐一乐,没什么值得可怕的。   我们要反思的是:传统文化的节日有没有人过?过的怎么样?   如果大家对“土节日”都不感兴趣,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改革“土节日”的形式和内容了。现在不是把七夕和元宵都变成了中国的“情人节”了吗?不管如何,有人过,能热闹,能拉动经济就行。至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慢慢再讲。不然的话,节日都不过了,还讲什么传统文化。   窃以为,主管文化宣传的部门,有责任对传统文化进行“旧瓶装新酒”的改革(或曰策划包装),国家已经把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作为国家的法定节日而放假。各地的文化宣传部门可以利用这些节日来做文章,搞传统节日经济,此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潮州市将在明年的元宵节搞“元宵灯节”。元宵灯节是传统的,不然就没有“陈三五娘”的动人爱情故事。我相信,潮州市“元宵灯节”的内容将是全新的,可以带动潮州市旅游等产业经济。汕头市澄海区,每年都利用中秋节开展金秋海外联谊活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华人、华侨回来探亲、交流、投资,收到很好的效益。   总的来说,政府要重视,文化主管部门要搭台,文化工作者要积极出谋献策,从过传统节日入手,想办法让老百姓感兴趣,乐于参与,保护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没有问题。   《潮商》:当下,大批潮商企业正处于升级、转型的时期,而潮汕社会、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潮汕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尤其是年轻的潮汕人,对自己族群的自信心如何?提“潮人精神”是否还有意义?   李闻海: 年轻的潮汕人都具有高度的族群自信心和荣誉感,它来源于许许多多成功的潮商人士对潮汕本土意识的强调和宣传,使得潮汕人这个并不庞大的族群拥有了“东方犹太人”的美誉,这也使得大批向往成功的青年人士为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再看看近现代的潮商,更是不仅生意做得好,感恩为善之举动更是不落人后,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之外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祖籍潮州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对中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捐款累计达80多个亿,之前他更宣布将他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捐给基金会,总共约600多亿。李先生经常说道,他对祖国的奉献是不限于他的生命的。如此为善之举也让潮人获得了诸多赞赏。潮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精神,比如开拓进取、吃苦耐劳、凝聚力强、团结互助、重实践轻玄想等等。但是,要论起潮人精神的内核,非感恩莫属!   “感恩”是个舶来词,“感恩”二字,牛津字典给的定义是:“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且回馈他人”。“感恩”之心,就是对世间所有人所有事物给予自己的帮助表示感激,铭记在心;感恩的关键在于回报意识。回报,就是对哺育、培养、教导、指引、帮助、支持乃至救护自己的人心存感激,并通过自己十倍、百倍的付出,用实际行动予以报答。   为什么说潮人精神就是“感恩”呢?唐代有一位被贬到潮州的大官,就是韩愈,他只来了八个月,但兴乡学,修水利,除鳄害,潮人觉得他为当地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了纪念他,报答恩人,800年后,潮人把这里的江山都改姓韩了。现在潮汕的江叫韩江、山叫韩山,还有韩文公祠,有“昌黎造化”的牌坊,把韩愈的故乡都搬来了,感谢他对潮汕所作出的贡献。由此看出,潮人自古以来就很懂得感恩、报答。   而感恩的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目前提“潮人精神”仍然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存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全世界第一个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泰国正大集团,也就是我目前任职的公司,其创始人同样是祖籍潮汕澄海的潮商。我们在中国深圳拿了0001号外商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在汕头也拿了0001号外商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为什么第一个敢于投资中国的外商会是潮商呢?这就是潮商精神感恩、爱国的具体表现。谢国民董事长曾被问及:为何敢于先天下之人投资中国?他回答道:身为一个潮人,一颗感恩故土的心是投资中国的全部源泉,当初就是单纯怀着回报桑梓的想法才回国投资的。   邓小平同志接见谢国民董事长时,对正大集团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说,正大集团到中国投资,而且投资额很大,主要集中在农牧业,难能可贵,希望能成为外商投资的典范。邓小平还高度赞扬了华人企业家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提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这番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海外华人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   《潮商》:有人认为,潮汕人,尤其是在外打拼的年轻潮汕人,其自我文化认同感正在减弱与消失,真的如此吗?我们该如何面对?   李闻海:首先,我不认为年轻的潮汕人自我文化的认同感在减弱与消失。据说,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因为大家的自我认同感极强,潮汕方言被誉为中国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如果见面能说家乡话,将给“自己人”的套近乎加上外人难以想象的亲热。   再以工夫茶为例,品工夫茶是潮汕地区很出名的风俗之一,在潮汕本地,家家户户都有工夫茶具,每天必定要喝上几轮。即使是侨居外地或移民海外的潮汕人,其家庭里也仍然保存着品工夫茶这个风俗。可以说,有潮汕人的地方,便有工夫茶的影子,那些闯荡四方的潮汕生意人更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潮汕情结”。“独在异乡为异客”,再年轻的潮人总会珍藏着工夫茶具和上好的茶叶,见是家乡来的客人,一定会以茶相待。   再比如刚刚名列中国25位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的马化腾,他也算是潮汕人年轻一辈的佼佼者。马化腾的老家是广东潮阳,潮汕人身上那种深入骨髓的商业细胞和进取心深深地体现在马化腾的创业理念中。身为深圳最早的一批移民者,深圳给了马化腾寄托理想与施展抱负的空间和土壤。天时、地利于一身,马化腾是幸运的。他作为新一代优秀潮商代表,传承着祖先的精神,同样流着感恩的血液。   作为潮汕人,每一个都有担负着给自己族群增光添彩的责任,多做善事,多做有利于社会民族发展的事,我们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祖辈的感恩美德。有一首著名的过番歌是这样唱的——“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与妻房。”我希望现在出外打拼的年轻潮人,也同样能记得家乡的亲人,记得养育自己的祖国,多多支持家人和家乡建设,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被潮汕文化所吸引,进而参与其中。   在第六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召开之际,我们以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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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高雄:百年老树“住”进房屋50年

      两棵百年老榕树在高雄许家“住”了五十年。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其中一棵从许家厨房贴壁而长,穿过墙壁延伸到隔壁浴室。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台湾高雄市鼓山区有两棵百年老榕树,它们除了有市府发的老树身分证,更特别的是,两棵老树还有门牌号码,因为它们“住”在许黄束家已经50年。   “我比它们年轻哟!”今年80岁的许黄束笑与老树比年龄。她说,老树和他们一家人一起生活50年,看着她由少妇变阿嬷,也看着两个儿子长大、结婚、生子。   许黄束说,这两棵榕树长在宿舍前的升旗台旁,她和先生搬进宿舍住,孩子陆续出生房子不够住,施工扩建榕树挡在前面,“舍不得把他们砍掉”,和工人商量,把当时已50年树龄的两棵榕树包在房子里。   50年来榕树不断长大,树干愈长愈粗,撑破墙壁,壁面龟裂,“为了老树,房子已整修过两次”。许黄束说,她已交代儿孙,日后不管老树怎么长,“只能动屋,不能动树”。     两棵老树在许家各自“发展”,一棵穿过厨房、经过浴室,延伸到阳台,倚着铁栏杆长到屋檐外;另一棵在一楼杂货铺穿地而立,再像大型抽烟机排烟管般穿墙而出,伸进隔壁庙里,往外生长。   两棵树在半空中神奇般相逢,合抱一起呈U字型,宛如夫妻树,茂密枝叶遮天,像超大遮阳伞。两棵榕树高12米,树胸围2.5米,冠幅达360平方米。   “刚嫁过来时,十分不适应”,许黄束的媳妇说,在厨房做菜一转身就会碰到老榕树树干,浴室和厨房一墙之隔,大大树干占掉不少空间,“有时洗澡还会不小心撞到头”。后来习惯了,老榕树就像自家人,已不会影响家人作息。   高雄市政府说,两棵老榕树初估距今107年,树干上挂着鼓山编号第42、43号珍贵老树身分证。高雄市列管珍贵老树有500多棵,不乏树与屋共生,但通常只是和围墙“融”在一起,这两棵老树在许家一“住”50年,很少见。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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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小年:青年向往公务员 欲用腐败实现人生目标

    12月5日2点左右,嘉宾们全体起立,把掌声献给了台上的演讲者许小年。在2010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主题午餐会上,许小年以企业家精神为题,以严厉的批判展示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让企业重回舞台当中,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脱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 以下为许小年发言内容: 我今天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以及重振”。可以看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这在各个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国企只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我指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然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是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这个意义来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 不仅国有企业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也对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进行干预。干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几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行政干预手段都已经在房地产上使用过了,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经营环境恶化导致实业转向投资 政府对经济活动、市场活动这样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企业家放弃了理想,转向了投资,在企业间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 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做投资,不做实业了,实业做得越来越困难。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儿变成了抱怨天下不均,近年来在收入分配不断分化,人们习惯性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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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启超祖孙三代知识分子的中国命运

    梁从诫      梁从诫很久没有动过他那辆英国蓝苓牌自行车了。这辆老爷车窄窄的车轮,碾压出他后半辈子的人生轨迹,无论是用9个月跑完大陆第一个环保NGO的组建手续,还是出席大大小小的政协会议,他都骑着黑色老爷车上路。如此轻车简从,以至于政协会议的门卫不相信眼前的老头就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大陆民间环保领袖,不让梁从诫进场。     4年前,年过古稀的老人坚持在北京路面上骑车出行,理由是环保。为躲让突然冒出的汽车,这位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启超的长孙,顷刻人车倒地,股骨头摔坏,车轮乱转。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能骑车,行路也困难。     10月28日,梁从诫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孤寂的老爷车也将不再前进。讣告甫出,海内外唁悼不断。     人们传谈梁从诫外出赴宴必自带筷子,名片用废纸制作等个人风格,褒赞其对于大陆环保NGO事业的启蒙,联想到当下环境问题的严峻,梁从诫的往生,又有令大陆环保界顿失一臂之感。 幼年梁从诫     百年之前,梁从诫的祖父梁启超,先变法后改良,未见于时代;后来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希望保全北京城古貌,又不能尽其意;现在梁从诫致力环保,这一局面也难称乐观。梁家三代知识分子,在当时都有名义上的政治地位,但他们的诉求从宏大到细碎,范畴越来越窄,都无力实现,其相似的命运走向发人深思。     与梁从诫有过恳谈的旅美学者曹长青,对《凤凰周刊》记者形容梁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其中既有曹长青的反语,也可看做是梁从诫的自嘲。不过,梁家三代知识分子的传奇,难容于时代,却超越于时代。他们在权力把握上的平淡表现,并不能遮盖这三代人所遗留的精神遗产价值。     梁启超身后百年,《少年中国说》不断为中共高官引用为讲话内容;梁思成去世近四十年,今日大陆各地举凡旧城保护规划,还言必称梁思成;梁从诫新逝,但其生前向大陆输入环保与NGO这两大新兴概念,也是领风气之先。抛去短视眼光,在大历史视野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梁家三代人,又离失败者这样的称谓非常遥远,无处说失败。 幼年梁思成 林徽因     国旗设计方案曾被候选     梁从诫1932年出生于北京,从诫这个名字,是梁思成所取,意在向宋代《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致敬,也是希望儿子能继承父母衣钵,进入建筑设计领域。     七七事变后,梁从诫跟随父母往西南逃难,他童年为数不多的回忆,就是在长沙暂居时,日机空袭结束,母亲林徽因在已成瓦砾的家中找炊具,他找积木。梁从诫生前回忆,老一辈谈起林徽因,总说那是1930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丽女诗人。“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     对于梁从诫来说,林徽因是一个面容削瘦的病人,一个在废墟里拣锅碗瓢盆,操持一家人饭食的母亲。也就是这样一位柔弱的母亲,日后敢于对主张拆北京城墙的北京市市长吴晗说,“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在梁从诫的记忆深处,他与母亲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他问林徽因,如果日军占领了重庆怎么办?重病中的林徽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条老传统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那一个人在重庆读书的我怎么办?”梁从诫问。“要真到了那种地步,也就顾不得你了”。幸而大陆光复后,梁思成一家在1946年回到北平。梁思成后游学美国,1947年又决意回国。很多朋友以国民党正在失势为由,劝他不要回去。     梁思成只说,“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梁思成夫妇     这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初被推翻时,知识分子的憧憬颇为类似。在那个连鲁迅都“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的年代,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归国,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从司法总长到财政总长,完全介入了政权机器的实际运作。但事后的经验之谈,是梁启超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     解放北平前的一个深夜,梁家走进两名解放军军官,他们恳求梁思成在地图上标明北平城的古建,以备不得已武力攻城时,可命令炮火避开这些区域。梁思成由此对党“一见倾心”。     随后的蜜月期,令梁思成这样的爱国者颇为受用,他被邀请观礼开国大典,又主持中南海怀仁堂的改建工作。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些代表新中国的符号,都出自梁思成夫妇之手。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梁从诫,17岁那年,背着父亲提交了一份国旗设计方案。他的父亲当时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之一。最终梁从诫的方案从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成为38套候选方案之一。     不过因为几分之差,梁从诫未能如愿进入父亲担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22岁大学毕业,1958年考上研究生,师从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梁从诫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正是大好韶华。     从“梁三子”到民间环保领袖     但文革来了。梁从诫的名字从此变成“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著: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没有父亲指导,也学会了一手好木工。     8年后,梁从诫被允许返回北京,但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无人问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中共情报专家阎宝航之子,文革时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80年代中后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统战部部长,于1989年后免职,后任民政部副部长)去外交部调他,梁从诫很奇怪,说阎明复是不是搞错了,阎明复肯定的对他说,“你明天就到我们那里上班”。当时的大百科出版社,聚集了一批像梁从诫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     出版社第一次接待国外代表团,阎明复从部队里借来一个翻译,主宾落座不久,一进入实质话题,翻译就不灵了。接待室鸦雀无声,自幼受家庭熏陶的梁从诫,此时已完全听懂外宾的英语,急忙救驾。整场翻译下来,阎明复对“有历史问题”的梁从诫发了火,“你这样的水平为什么不早说?”话锋一转,又说也没关系,让外宾看看我们在机场拎包的人也有如此高的水平。此后又有两次国外的百科全书访华团拜访邓小平,梁从诫也全程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随后梁从诫参与创办了《百科知识》月刊,透过读者来信所反映的乡镇企业污染状况,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梁晓燕是梁从诫在《百科知识》时期的老搭档,她说,1990年代初的社会生活沉寂,很多人关怀国家、社会,但感到无力和无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媒体报道说,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北京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两人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此时的梁从诫早已于1988年放弃公职,应聘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随后他力促以中国文化书院为挂靠单位,组建了大陆第一家民间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Friendsof Nature)。他曾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呼吁英国方面制止藏羚羊非法交易,得到布莱尔的会见支持;他也曾向正在访华的克林顿送上濒危滇金丝猴照片,令克林顿笑称滇金丝猴是他的表亲。     这一系列的民间环保外交,使得梁从诫在环保领域声望日隆,被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第一人”。但现实的无奈随之而来。当梁从诫站在像酱油汤一样的黑水面前,质问县长为什么不关闭污染工厂时,县长说,厂子养活着一万多人,关了谁养活他们?梁从诫哑口无言。     在宁夏西海的干旱地带,他看到一对姐弟挖发菜,明知挖发菜对脆弱的地表是伤害,但是他无法去要求他们放弃这个仅有的谋生方式。梁从诫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     这一幕似曾相识。 梁思成夫妇     三代都是爱国者     梁启超论战无数,但世人对于梁启超后来在民国中的政治表现,并无特别记忆之处。有评价称,梁启超当财长,任内未兴一利,革一弊。前清遗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善培曾说,梁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而在梁思成,当他与陈占祥就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共同提出保护北京旧城的梁陈方案时,与苏联专家的想法发生碰撞。梁思成与他的父亲一样,选择了论战。但论战毫无意义,社会主义中国要参照莫斯科经验,这在当时是时事所致。     专研于一隅,不解建筑与政治之间勾连的梁思成,又从纯粹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排斥领袖希望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烟囱的想法,而且当着北京市市长吴晗与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保护”。随后在一次扩大的国务院会议上,吴晗起身指责梁思成是老保守,梁思成当场痛哭。     到头来他还被红卫兵打倒在地。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能阻止美军轰炸日本奈良、京都这两座历史古城,倾尽全力,却保不住自己首都的一块城墙砖。这令人扼腕的结局,其实也与他的学识无关。     梁从诫这一辈,也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的论战传统,以及不畏当权者的姿态。2005年一场“自然是否需要敬畏”的大讨论,在梁从诫与何祚庥之间展开,随之波及整个科学界。在此前2001年的“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梁从诫也与北京市某位领导针锋相对,最后领导拂袖而去。     1990年年代初,梁从诫由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杜维明邀请,至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 West Center)新闻传播研究所参加研讨会,与旅居美国的学者曹长青有过一次恳谈。在这次边吃饺子边看苏联巨变电视转播的谈话中,梁从诫说,梁家三代人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梁启超与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都有过牵手与分手,但梁启超并不认为这是争权夺利,而是他的中心思想与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风起后,在儿子梁思成那里,父亲已是“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而自己从父亲那所受的爱国教育,“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仍说,“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     在与曹长青的对话中,梁从诫也无一例外的提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份子感到中国终于统一独立,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梁从诫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     梁从诫席间谈到,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曹长青后来将这一段对话撰文记录下来,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上。     曹长青问及梁家三代人的共同点与差异,梁从诫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8年(文革下放),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实际上,梁家三代对于社会的推动,并非尽如梁从诫所言。     梁启超在学问之外,对于新民主义的传播影响颇为深远,其中的一名崇拜者就是青年毛泽东。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总统,梁启超是外交部长。晚年时,毛泽东还曾回忆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     梁思成的成就来自建筑,但如今为大众所熟知却是他的“北京城墙保卫战”。也正是梁思成开启了这个抗争先例,才有后来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抢救出平遥古城的奇迹。而支持李有华的,正是梁思成的学生。     体量远小于北京城的平遥古城,于1997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北京复建永定门城楼。4年后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多处古建被修复,北京居民捐出家存的城砖,只为修复一段仿古城墙。林徽因一语成谶,历史仿佛又回到起点。 梁从诫     在梁从诫成立大陆第一个环保NGO的1990年代,环保与NGO这两个概念,对于大陆来说都极为陌生。而现在这样的NGO组织在大陆已近千个。身为新生事物的布道者,梁从诫在1995、1996年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2005年,首钢搬迁至曹妃甸,连搬迁地址都与梁从诫的建议一模一样。梁从诫说,如果能早几年确定,北京城的空气会好很多。     有评论指,身世、家教给予了梁从诫对于整个社会天然而坚定的责任感。而在公开场合作有关梁家三代的自我评价,梁从诫本人却有一段精彩的表达。陈之藩曾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披露,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言毕大家鼓掌大笑。  

    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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