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洛川讲话：不允许红军成为日本人牺牲品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 洛川会议旧址 资料图 本文摘自《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作者：杨炳章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治现象往往涉及多种互动关系，不总是服从于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说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立招致日本侵略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推动了国共之间的合作。抗日战争(1937—1945年)，出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条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仅赋予幸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的一种偶然机遇而已。尽管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和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无论从深远的背景上看，还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68］ 日本大规模的入侵打破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僵局。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当被告知日本军队侵占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召见并指示他的副官康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共产党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组了，不要等待我们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员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宣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70］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敦促国民党宣布抗日战争开始，并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部队东进和日本人作战。这一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从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承认的愿望，而较少地是出于同日本战斗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既然最终得到他所要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东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对同日本战斗的现实问题。有一阵子毛泽东是有所犹豫的，共产党人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目标是应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八路军建立后的新形势，参加这次会议有全部政治局委员和一些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共22或23人。［71］ 对共产党来说，并不难做到发布新的政治宣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这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扩大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进行抗战，何时把八路军开赴前线，开向何方何处，留下多少部队保护后方根据地，在同日本战斗时运用什么战略战术等等，这一切对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而避免在民族战争中过大的牺牲，而这是他们一直公开和长期呼吁的。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 会议上也存在一些对毛泽东建议的温和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来自军队干部和外交干部的意见。既然全国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红军已经变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为了共产党利益而不去实现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那样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拖延或取消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给。仅仅进行游击活动而不同日本军队进行任何大的交战，也会损害党和军队在中国人民眼中的形象。［72］经过几天的讨论，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得以强调，但是与此同时，也确定了一系列得体适中的实际措施。8月25日，洛川会议后不久，八路军正式宣布成立(参见表9？郾1)。 三师人马在8月末从陕西开赴山西。115师开往山西东北部，120师开赴山西西北部，129师开赴山西东南部。的确，中共的军队在战斗中显示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和风格。在9、10月间，他们共进行了大约100次战斗，打败了10000多日本人，缴获了1000支枪。其中最著名的胜利包括山西平型关战役。在那里，115师歼灭了一个日本旅，歼灭日军1000多人。另一个是山西阳明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29师袭击了敌人的机场，毁坏了24架敌机。［74］这些胜利被中国人民普遍欢呼。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家收到这些消息后，心情颇为复杂，他愿意赞扬在他的总领导下取得的这些胜利，却试图降低对共产党的宣传。无论如何，现在他不得不根据他的承诺提供军需品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毛泽东接到胜利的消息也带着高兴和担忧的双重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以这些胜利作为中共忠于民族战争的证据而骄傲自豪。但在内部，他又提醒他的军事指挥官不要拿自己的部队冒险与日本人搏斗。 侵华日军采取“闪电战略”，企图在3个月内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话)，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很快被打败。到1937年底，日本人向南追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几乎所有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深入中国腹地，虽然如此，他们仅仅能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留下县级以下的城镇和乡村的空白，实际上等待着被共产党人所填补。［75］聂荣臻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孟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正如以前国民党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一样，只是规模更大和延续时间更长。共产党人的革命性质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充分体现。他们严格的纪律和崇高的士气、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们以民族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以及以阶级斗争反对汉奸恶霸土豪地主的切实行动———所有这些使共产党人上演一场活泼发展的“话剧”成为可能，而这场话剧是以国民党人与日本人交战所造成的局面为“舞台”的。 不是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要求的集中所有共产党部队于一个战场那样，毛泽东建议八路军应该分散在不同的山区乡村据点。在一两个月军事行动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强调在战略上要从正规的运动战转向基本上的游击战。1937年9月后，毛泽东向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个又一个电报，有时直接给各个师的师长发电，提醒他们运用游击策略，警告他们要反对任何不顾后果的集中作战行为。 9月21日，他电告前线司令部：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77］ 这里很明显，毛泽东是担心他的将领们会真指挥部队同日本拼死战斗，牺牲红军部队。当然，他的游击战略的目的不仅是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和保存他的部队，而主要在于为了深入到广阔的农村去发展。在9月25日，当115师正在进行平型关战斗时，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朱、彭和刘伯承，敦促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在电报中，毛泽东发出了更严厉的命令，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78］ 毛泽东为了国民宣传的目的，公开地赞扬平型关大捷。但这次战役以后，毛泽东迅速命令115师分兵，把这个师的主力转移到山西南部太行山区，留下2000人在五台山。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其他的红军部队从铁路沿线转移到偏僻的农村地区，120师转移到晋东北的关清山区，129师转移到晋东南的吕梁山区。所有共产党部队都被指示隐蔽在山区里，执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同时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壮大中共军事力量。这些构成了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的战略代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普遍地接受了。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某些策略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坚定地赞成红军要迅速独立地发展自己。事实上，作为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也只能这么做。日本军占领太原后不久，周恩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建议做如下一些事情： 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即刘少奇———作者注)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79］ 王明和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7个成员于1937年11月末飞回延安。有一段时间里，王明构成对毛泽东权威和政策的挑战。1937年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王明强调一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来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和平、民主和抗战”［80］。确实，早在两年前，王明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反抗日本的思想。所以他坚持这个原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王明的立场常常反映的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和苏联的利益，而较少反映中共的决定和中国的利益。与毛泽东形成对比，王明明显地缺乏中共独立的意识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特使的威望和他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雄辩引证在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及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关注面前黯然失色了。王明对毛泽东的挑战也许不像有些中外历史学家理解的那么严峻。［81］事实上，王明的右倾态度和活动，如某些军事人员的“左”倾态度和活动一样，构成了1937到1938年中共政治大方向的组成部分。在政治总方向上，毛泽东是核心代表人物。换句话说，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在实践过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二者可以帮助促成总路线，也可以说是“中间路线”。某些人可以采取左翼或激进的立场，另一些人可以采取右翼或保守的立场，但只要“总经理”毛泽东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维持左右的平衡，坏事有时也可以变成好事。对外界来说，“左”倾或右倾则变成一种伪装，用以掩盖中国共产党蓬勃向前发展的谋略。左和右在整个前进过程中，像道路的转弯一样，它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来源于向着大方向前进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令人惊异的增长，恰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灾难性崩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当国民党的正规军从华北向西南方向退却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地从西北到华北冒出来。到1938年底，四支八路军部队中每一支都开辟了一个敌后根据地。他们的队伍总数从1937年初的40000人发展到1937年末的90000人，再到1938年底进而达到180000人。［82］ 由于这样令人鼓舞的成功———更不要提毛泽东的政治技巧了———毛泽东和他的理所应当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被王明及其新回来的几个人所动摇。在1938年9月28日到11月6日召开的中央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被党中央正式采用，王明被撇在一边。六中全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着毛泽东的战略和权威在共产党内最终确立了。［83］ 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通过国际因素取得的。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对中国人来说，起码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和恢复所有国土。从有关军事能力和以往作战结果上看，取胜于日本华北军似乎是困难的，驱逐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更远远超出国共两党各自或加起来的军事力量。* 1945年的时候，仍有100万日军在中国内地，50万日军在东北三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打的胜仗并不多，平型关之战共产党人称之为“大捷”，只消灭日军不足2000人，台儿庄大战国民党人大加渲染，但也只歼灭日军2万余人。从1939年起进行的战役，中国方面损失10万余人有几次，而日军损失超过几千人的无一次。如此说来，若没有国际上的干预，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或者二者相加)要驱逐日军出中国，起码需要更长的时间。
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