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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发布 深圳位居综合竞争力第三

  第二期“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今日在深圳发布，金融综合竞争力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 　　该指数是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布，当中涉及八十余项指标，并涵盖中国29个金融城市，对我国各主要城市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比较评价。 　　该指数将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划分为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并根据我国经济和金融资源布局特征，将26个区域金融中心划分到东北、中部、西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六大区域。其中，沈阳、武汉、重庆、天津、杭州和广州六个区域金融中心在本区域内综合竞争力最强，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领跑者。 　　与第一期“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相比，在本期指数中，合肥、苏州、温州、无锡和南昌5个城市首次上榜。两次上榜的2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仅有5个城市的得分下降，19个城市的得分上升。 　　该指数的结果显示，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三个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得分上升速度远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相对于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更加突出。  

  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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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新贵族要1.1亿元

  近日，一个“2010胡润富豪消费价格指数”在上海发布。制作该指数的胡润百富表示，这个“富豪CPI”今年为11.3%，是去年同期的近2.5倍。 据了解，今年是胡润百富连续第四年发布该指数。据4月份“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有87.5万个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6.1%；已有5.5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7.8%。这些特殊的消费群体，构成了“富豪CPI”榜单。 奢华房产价格涨幅45% 据介绍，这种指数(富豪CPI)基于分析了八大类、58种号称“与高品质生活方式相关”的商品，有劳斯莱斯幻影加长版，也有知名品牌的皮包、护肤品、配饰、珠宝，还有少不了的高档家居、名酒，对比了它们在2010年6月1日与2009年6月1日的市场价格，从而得出今年指数为11.3%，去年同期为4.6%。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3.1%。 这个“富豪CPI”把房产也列入其中，而且在房产市场面临调控的当下，根据胡润百富的分析，奢华房产因有强劲的市场需求，价格平均涨幅高达45%，是该指数高涨的主要因素。“比如，一套750平方米的上海奢华别墅在过去一年中价格上涨了90%，现在价值7100万，比四年前高出2800万”。其次，奢华旅游类、汽车和游艇类等商品价格和教育类费用持续上涨，例如清华大学EMBA的费用继续呈现较高的涨幅，从四年前的25万元，今年达到45万元。 新贵族门槛高达1.1亿 让人瞠目的是，胡润团队还称，在中国追求“新贵族”的生活方式现在需要1.1亿元，比去年提高了22%。 “以一个上海新贵为例，家庭消费中应包括三套房产，其中一幢400平方米的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三亚的度假房，不但收藏着古董，还喜欢收藏古代字画和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平均拥有4款车和5块手表”。据称，旅游、高尔夫和游泳是中国富豪最青睐的休闲方式。今年富豪们出国以旅游为目的的达到了2/3，比去年多了将近1/3。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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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服从怎样的权威？

  管理80后真的成为横亘在公司组织内的一道难题了吗？ “80后常常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公司与市场，造成了许多管理上的矛盾点。”前程无忧资深专家冯丽娟指出。“比如，工厂对大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在80后员工看来无异于浪费时间，多此一举。此外，2009年很多公司采取的成本节约策略，同样在80后员工那儿遭到了抵触情绪，因为他们认为那和自己不相干。” 显然，要解决组织内部的冲突，管理者必须将公司意图通过有效的沟通传递出去。面对个性化的“Y一代”，这种对话其实并不复杂，也并不需要高超技巧，只需换换方法。 在冯丽娟看来，公司首先要做到高频率的沟通，形成比较固定的体系。“对企业而言，不能有事的时候召集大家沟通，过了一段时间便偃旗息鼓了，更重要的是形成制度、习惯。”事实上，80后多变，昨天认定的东西到了今天便可能推翻，这都需要管理者在不同环境中进行非常细致的沟通。 在此基础上，沟通应该是多层面的。“尽管与同事和直属领导沟通是最有效的，员工还要有与企业高层面对面的机会。”冯丽娟建议，“关键是，这种沟通应该是双向的，除了自上而下的宣导，管理者还要反过来想，员工的申诉和倾吐渠道在哪里？” 易才集团总裁李浩甚至认为，“公司组织架构的金字塔应该倒过来，越是坐在上面的人，思考的不是发号施令，而应该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和支持一线员工。”在他眼里，只有接触客户的一线员工有了良好发挥，公司的价值观才能得到体现，因此，“组织要变得扁平”。 换句话说，企业不仅要开拓外部客户的市场，也要关注内部员工的市场。组织不仅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开发针对外部市场的服务项目，也要有足够资源服务内部市场。只有为员工创造出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才能更好地为外部客户服务，提升组织绩效。 在具体的沟通技巧上，管理者也需要仔细斟酌。80后是脆弱而又敏感的一代，渴望赢得尊重，“命令式、指责式的谈话很难起到作用。”北大纵横合伙人范兴东指出。在他看来，“现下有不少公司会找专家辅导员工，但与其辅导员工，不如辅导主管人员，尤其是直接面对一线员工的主管的沟通技巧。” 在这个注重交流的时代，开放民主的企业文化对80后而言是最有力量的。与刻板、教条的沟通模式相对的，是建立在丰富新知（新知识、新信息、各类见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说服性的权威——换言之，80后更喜欢共同参与、共同决策。 “80后渴望的是平等透明的管理机制，他们需要了解过程，而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接受一个结果。”合益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颜蓉认为，“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该设定更多的互动环节，让他们参与其中。” 在此基础上，管理者应试着从80后思考的角度“循循善诱”，逐步将其引向组织的目标。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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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80后

  在富士康事件之前，以“人海战术”取胜的工厂们鲜有改进的动力。 上海一家PVC厂的技术工人吴翔称，他的不少同学一毕业便进入了富士康管理层，“尽管工资很高，但一周要上6天半的班，工作时有摄像头全程监控，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都有可能被扣薪水，进出工厂时的检查也非常严格。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跳槽了。” 吴翔与同事平时谈论最多的还是薪酬。生于1983年的他入厂4年多来，工资从2000元/月增加到了4000元/月，“可我觉得自己应该拿的薪水比现在要多得多。” “大部分的工厂已经养成了既定的管理规划，它认为原来的模式都很成功，现在为什么要去调整？”范兴东称，“在工厂的印象中，应该由80后的员工来适应我，而不是我去适应他们。你不干，我还可以招到更多人，工厂对人的尊重是没有基础的。” “就实际情况来看，别说几十万人的工厂，哪怕是几百人，管理者都无法做到倾听员工的需求。”前程无忧资深专家冯丽娟抱着同样的看法。在工厂中，最忙的就是管理者。“原材料上涨了他要解决，订单没了，对方违约了他都要过问，所以根本抽不出时间关心员工。对他们而言，员工拿了公司的薪水，劳动是天经地义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80后员工的诉求与工厂管理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在员工构成不断变化的今天，过去的模式已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在易才集团总裁李浩眼里，“尽管中国制造业目前需要非常标准化的工人，但期望80后和第一批农民工一样埋头苦干，是不现实的。” 个性鲜明的80后的崛起已经在“倒逼”企业的管理，决策者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建立更为开放、更有弹性、更强调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对企业来说，应该更多地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布置任务，而不仅仅考虑把工人的工作时间拉长”，范兴东建议，“高强度的加班剥夺了80后各种沟通、交友的机会，应该把他们从机器设备上解放出来。” “把人当做机器管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每一个80后个体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需要被尊重，被认同。”李浩称，“与此同时，企业在管理周期上必须达到更及时有效的反馈和跟进。” 除了反感军事化的管理外，80后的另一心理特征是“一夜暴富”，不少员工为了小幅度加薪便会跳槽走人。某种程度上，80后急功近利，然而，换个角度看，他们对成功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也希望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特别是基层的80后员工，他们首先要温饱，其次要有发展。在赚钱的基础上，他们会想我在这儿能不能学到东西？学不到我还待在这儿干嘛？这就要求企业规划好80后的职业通道，提供相应的培训，耐心等待他们的成长。”李浩表示。糟糕的是，大多数公司的职业生涯规划仅关注了20%的核心骨干，对80后的基层员工却视而不见。 管理者需要转变思维模式，将更多精力放在基层的安抚与发展上。具体说来，企业可以建立一套“发展－配置－链接”的人才管理策略。 为了达到人才发展，公司首先需要为80后员工提供日常工作中所必须的实际指导。接下来，企业要做的就是“人才配置”，识别关键员工的技能、兴趣和知识，发现组织内最适合他们的职位，并配以最佳的岗位设计和条件安排。最后一步是“人才链接”，各级主管向80后员工提供一定的方法和资源，以便打造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的“链接网络”。 打个比方，销售人员的职业通道一般是业务员—主管—经理—总监，管理者要做的就是帮助和督促员工完成每月、每季和每年的目标，提高员工的销售技能，从而一步步地达到个人与团队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它缓解了80后员工“好高骛远”的心态，也达到了无为而治的目的。 总体来说，“现在的管理者不但要管理企业和员工的业绩，还要管理职场的幸福指数。”颜蓉指出。职场幸福指数可以细分为12个纬度，概括为三方面：成就，财富与和谐的人际关系。 “国有企业有个‘铁三角理论’：事业留人，金钱留人，感情留人。但在绩效导向、结果导向的市场环境下，大多数外资与民营企业确实把人性化的元素降得过低了。而我们寻找的就是这样一个平衡点，不仅要创造好的业绩结果，而且要让实现业绩的过程更加温暖。”颜蓉表示。 事实上，“80后”员工更像是一个象征符号，标志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已进入了“80后”时代。如何让“80后”员工发挥自己热情和才干，让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是每一位管理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开放、民主的企业文化对80后而言是最有力量的。与刻板、教条的沟通模式相对的，80后更喜欢说服性的权威，更乐意共同参与、共同决策。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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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岁的深圳 未来在哪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30年弹指一挥间，那个当年被画圈的地方早已从一个小渔村演变成一座新型大城市。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在她短暂的成长史上，充满了传奇。“深圳速度”一度成为激荡人心的一个符号。 　　对一个人来说，三十而立。对一座年轻的、曾经靠着特区优惠政策与资源输入崛起的城市来说，30年过后，政策逐渐断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阵痛与迷失。 　　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曾燃起多少热血人士对深圳发展前景和未来命运的焦虑与担忧。2002年以来，深交所新股停发，创业板遥遥无期之际，深圳就已开始在困惑与迷失中不断找路。 　　当特区不特，深圳回归到一座城市发展最核心的本质，深圳靠什么来给一个城市持续长远发展的健康体魄？ 　　30岁的深圳遇到了诸多问题，其中为首的：一是伴随着特区建立以来就开始形成的土地症结问题，土地不足成为深圳长远发展的最大桎梏。二是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与其他城市共同的特点是，房价在某种程度上捆绑了当地经济。 　　站在历史的潮头，深圳再次审视自己，到底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首先需要重拾自信。一座城市的自信来源于内外兼修，软、硬环境良好的底气，管理者运营城市的智慧。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在于高楼鳞次栉比、处处花团锦簇的光鲜外表，更多的在于如何让更多的群体留下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30年前的深圳以闯荡、赚钱效应引来了滚滚淘金人流，那时候他们不属于深圳，现在深圳有1200万人口，而真正的户籍人口不过200万，深圳户籍制度的高高门槛，是一座让太多人感觉没有根的城市，这恰恰成为对这个城市信心不足的最大隐患。 　　富士康12连跳血案背后，折射的是长期以来靠着人口红利增长的整个珠三角代工模式的深层次问题症结。在民生问题上，深圳政府有着太多的课程要补，户籍制度之外，政府如何从服务者角度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稳定的工资增长、稳定的幸福指数，这是一项考量智慧的长远大事。 　　“杀出一条血路”，深圳需要多维、清醒、理性地审视和认识自己。从城市长远发展角度来定位和发展，不妄自尊大，好大喜功，撇开珠三角龙头，区域中心等无谓之争的内耗与战略摇摆，利用毗邻香港的近水楼台优势，实实在在走出自己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深圳需要以前瞻性眼光抓住机遇。中小板和创业板在深交所的推出，不仅盘活了深圳沉寂多年的资本市场，更意味着在政治上深圳重回中央舞台。这是深圳多年来一直坚持主打发展高科技支柱产业的结果，亦是深圳在特区不特的困惑与徘徊里依然不断探索深圳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机会需要争取，而机会亦只会垂青和厚爱有准备的头脑。以此番深圳一体化为例，为破除二线关隔阂，关内外发展一体化的尝试与努力早在2004年深圳就开始投入准备。中央政策的正式准行，当成为深圳快马加鞭、大区域发展的东风。 　　未来深圳特区的使命与活力，更多的在于承载中央行政创新的厚望。作为目前惟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不仅有为国家探索解决共性问题的责任，更有着为自身长远发展打造良好的上层建筑的责任。近年来，深圳不乏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尝试，但遗憾的是往往浅尝辄止，这固然与目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与困难要甚过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更需要主要推动者具有政治家的智慧与视野。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圳需要具有民族视野的大政治家，而刚刚落听的王许配正在为深圳开辟后特区时代做准备。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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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80后大学毕业生的蚁族聚居生活剪影

  6月中旬到7月初，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 　　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他在广州的第一个“家”在江南西，两个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关，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河南等老城区租屋。 　　“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这将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傍晚，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越往深处走，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那是新开发的楼盘，均价两万元以上。 　　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楼道狭窄，梯级高陡。敲开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 　　听到有客人来访，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进洗手间。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 　　客厅一端的左边，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算是厨房；右边是同样大小、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 　　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个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电费，每人分摊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费。 　　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八块五，定价”。盒饭实在吃腻了，三个人会轮流做东，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严格控制，每个月只能两三次。” 　　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除去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上网费等，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最近，晓军恋爱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来拍拖的钱，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晓军偶尔也会想想，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白云区有楼梯房，36平方米，27万元。”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但房价会等我吗？”他笑着摇摇头。 　　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每个月有5000元”。 　　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他睡在晓军的下铺，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 　　在晓军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课余，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晓军不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学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刚来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工作时间长了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 　　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戏，上上网，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有钱”。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 　　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响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为来选择，你有能力，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这是种客观的变化。”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也是趋势。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够，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广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关、清远？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 　　“总之，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去工资稍低的岗位，向下流动。”他说。 　　“交给市场去决定，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是正路。事实上，如果把眼光放开，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点是，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那就是一种歧视。” 　　“比如一个城市就不能排斥农民工群体，而是用种种手段让他们有通过努力而进入的条件。”郑梓桢认为，推动社会流动的最好手段就是教育，这是在给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基础。 　　“对于大学生而言，必须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如果过去没有，就现在开始培养。国外也没有大学生一毕业就能买房子的，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调整。调整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生活会变得不如意，但不能指望马上被解决，我们只能说朝着改革的方向努力。”郑梓桢认为，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这是必须经历的阵痛。 　　“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有许多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主要聚居地是国内各大城市。 　　他们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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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演变的文化根源

  商帮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我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的“商业革命”中就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古代的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但到了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衰落，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谢惠如等一批世界级巨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潮商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并谱写新的辉煌？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正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晋商是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商帮，其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明代晋商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晋商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延伸到东北、蒙古、新疆乃至西藏，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晋商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道光年间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晋商崛起的原因，有地理因素，比如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西进，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也有人文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才去参加科举考试。据统计，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两银子，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小伙计大体相当。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就是当时晋商蓬勃的写照。明清时期，晋商繁盛，优秀人才都入了商界，不读书、不参加科举，以至于当时经济领先的山西竟没有出一个状元。     晋商自明代崛起之后，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后来者取而代之。其衰败的原因既有社会背景，也有自身的因素：晋商曾作为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利润的封建化。因而，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再加上观念的保守，没有进行经营方式的转型，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潮商与晋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不同的是：晋商是“陆（地）贩（运）”，潮商是“海（洋）贩（运）”。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朝以后。大概在明正德(1506~1521)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上商业冒险活动。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州商船因此得名“红头船”。自此，“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潮商便被称为“红头船商人”。潮商“海贩”的特征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晋商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文化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开放的心态和拼搏冒险的精神     潮商文化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濒临大海的潮人，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学会了贩鱼、贩盐等最基本的谋生技能，也在生产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流动的，具备反抗意识，信奉拼搏冒险精神，崇尚抓住机遇的能力，潮商把这种文化形态融入到自己的性格中。     潮州地处边陲，远离朝廷，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不密切。最初的贸易活动并没取得朝廷赋予的特许权，而是被朝廷锁定为非法的走私贸易，并制定“海禁”政策给予严厉打击。     潮商的诞生与发展，基本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坚持“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使其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从这一点来说，与晋商的依附朝廷经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造就潮商自立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潮商在秉承本土文化的同时，兼容并蓄外来文化，因而商源绵长。《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这是潮商艰辛创业历程的写照。     持续创新的精神和变中求胜的理念     海洋赋于潮商顽强的生存能力，也赋予潮商创新的精神品格。潮商信奉诚信为本，商者无域，善用资源，变中求胜的经营理念。潮商善于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哪里可发展，便奔向哪里；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国外发展，在国外接触到了好的项目又带回国内；跨地域、跨国界经营，足迹遍及全球。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其业务至今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约有20万以上员工。许多潮商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建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提升竞争能力。     当今，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商，欧洲、澳洲的华人首富均是潮商。潮商，已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     团结互助的传统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海洋文化的内涵还包含与风浪搏斗所需的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潮商一直固守这一传统：在家乡，同族的人一起祭祖拜神，互相接济提携；在外地，又有“天下潮人一家亲”之说。当一个潮人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时，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最信得过的亲戚，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就是非亲非故，只要是说潮州话的，也自然而然会得到援助。上世纪初起，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潮人以共同的地域单位和共同的方言为纽带联结起来，实行团结互助和自我治理，帮助新来的同乡解决食宿，推荐就业，助贫治病，为其在新环境中提供平安落脚点。正是共同的血缘、地缘联系着海内外潮人，使他们合作求存而不曾失去自己的根。团结互助是潮商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重教重宗，深受儒学、佛教滋养，做人要忠厚，要有仁义，要行善积德，才能有好报等理念深入人心，因而潮汕善堂遍布各个角落，乐善好施蔚然成风。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潮商大多热衷各项慈善事业，捐资修桥造路，兴学育才，救灾恤难，不断地回报祖国回报家乡。“文化是土壤，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植物。”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应的经济人格——商人的不同理念和行为，并形成独有的商业气质。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     文化既可能是商帮崛起之利，也可能是商帮衰落之弊。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有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潮文化孕育了潮商开放、拼搏、创新的精神，支撑着潮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独领风骚。但潮文化也有局限性，例如：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重视不够。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潮商精神上的羁绊。历史上，晋商的观念保守，不思改革；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用亲不用乡”；龙游浙商的重农抑商、重仕轻商等等，都注定其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也注定其衰落。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哪个商帮，要寻求发展，都必须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不论是哪个区域，要寻求发展，都必须注重文化的潜能，加快实现文化自身转型与升级的步伐，发挥本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剔除本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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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化腾：一个技术实用主义者的成长史

  沉重宏大的政治更迭与社会思潮与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相隔甚远。青少年的他曾沉迷于观测天象，但深圳火热的市场经济氛围最终将他拉回地面成为一个商人。 　　在拜访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之前，我们准备了两组提纲。第一组问题形而上，贯穿着对建国60年的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宏观梳理，另一组则是形而下，由各种琐细，乃至八卦的小问题混合而成。采访之前，我们把前一组提纲抛给了马化腾。 　　果然，我们的采访提纲“难住”了马化腾，“你的问题很难答，我真没想那么多。虚的东西我不会讲。”这是马化腾式的答案，于是，我们拿出了第二套采访提纲。 　　不过“小马哥”与过去接受采访时惜言如金的风格已稍有不同。我们面前的马化腾虽然比两年前要胖了一些，人却更加精神和开朗，聊到兴头上，旁人甚至难以打断他的话头。2009年8月后，腾讯股价一路冲破110港元大关，腾讯公司以超过2000亿港元的市值成为香港联交所的科技股龙头。更多的人开始感兴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马化腾和他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自己也解答不了，不过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 　　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在海南出生、深圳长大。那些沉重宏大的政治更迭与社会思潮与他相隔甚远，他甚至是一个有些自闭的人，“我自己认为我是书呆子”，他的朋友们一度认为他会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后来的女朋友也是他现在的老婆，正是通过QQ聊天认识的)，至于商业，他说，“做生意，什么倒买倒卖，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对挣钱并不排斥的实用主义者，“这个技术有人看上了，那我就顺理成章去做。”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编出一套程序，结果以5万元的高价卖给了黎明网络公司。 　　在风光旖旎的海南，童年与少年时期的马化腾最大的兴趣就是与漫天的星星交流。初三高一期间，在哀求父母为自己购买第一个天文望远镜未果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如果不给我买的话，可能扼杀了一个天文学家。”结果后来偷看了他日记的父母让他如愿以偿，尽管那一部望远镜相当于他父母两个月的工资。 　　是深圳，真正赋予了马化腾日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基因，初中二年级迁徙到深圳的马化腾很快就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海南的天地，当他开始对蛇口的那块写着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横幅变得习以为常，对国贸大厦三天一层的速度、深交所门前拖着麻袋认购股票的人群见怪不怪时，他成为了一个实用主义者。马化腾的天文理想并未实现，在得知学习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师后，他在大学的申请表上改填了计算机专业，并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快乐，“做一件事情能够用自己的编程技术，能够做出一个产品去卖，或者是能够帮到别人，能够提高效率等等，这些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深圳或许扼杀了一位天文科学家马化腾，却培育出后来创造了市值2000亿港元的企业家马化腾。 　　天文仍然是马化腾的爱好，多年以后，腾讯公司董事会决定送给他一件礼物，思来想去，他们送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模型，很具深圳特色的是，这是一架山寨版的模型。 　　他并不认同外界将他的商业基因归于潮汕人的血统，他说“这有些牵强”，他并没有出生在潮州，马化腾的父亲马陈术曾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母亲也是会计出身，马化腾承认父母给了他很多创业的帮助，不过“他们并不是商人”。如果一定要论他作为商人的血统与基因，马化腾觉得倒不如归因于广东人的 “务实”。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要你写一本关于你自己和腾讯的回忆录，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作为开头?”这个问题让他思考了一阵。 　　在马化腾费心搜索“回忆录”开场白的时候，我们还是先看看马化腾是如何回顾他和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吧。 　　2002年，刚毕业不久的马化腾，脸上还带着稚气从“书呆子”到团队“催化剂” 　　我父母从来没想到我会做生意，搞商业，一直以为我是书呆子，我自己也这么想。通常意义上那种生意我肯定是很怕，而且不喜欢，除非是说我喜欢这个技术，又有人看上了，那我就顺理成章去做，需要有外界的推动，否则的话要我去不顾一切地往这个方向去追求，我不是(那种人)，做生意，什么倒买倒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经常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研究什么特异功能。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块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考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天文系毕业后的职业，当时只有南京大学有天文系，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时候去天文台的少，很多都是去当地理老师。当时就觉得，别搞不好变成去当地理老师，后来又刚好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就觉得这个也挺有兴趣，那时候就考到深圳大学计算机系。 　　我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中学，是苹果。真正喜欢电脑是从大一、大二开始。因为当时机房紧张，如果我要在硬盘存一些数据，或者不让别人用那台好机器，我就会写一些分区让机器锁定，别人就打不开这个机器(笑)。 　　在大学里面我也不是核心，我们班当时有几个人技术都挺强，所以我们几个互相切磋学习，互相激励，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我对课余活动也不是很积极，我只是研究技术。我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很多想法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头脑风暴，越谈越兴奋。我看问题比较中立，可能不会说在某一方面特别强，因为总有在某个方面比我强的人，所以我也尊重他的意见，但我可能在产品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这个方面想法会多一点，我会很快想到而且会跟他讲我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可以迅速地发散到有用处的地方，一下子把别人的兴趣也挑起来了，我经常会起到这样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nbsp;“深圳 技术”基因 　　我是初二才到深圳中学。那时候刚好是国贸大厦在建，所谓的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就在我们家附近，我们看着它(建)起来。深圳确实是改革开放先驱。华为、中兴这两个全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企业都出现在深圳，这是跟深圳这边地理因素有关系，因为它靠近香港，国外的元器件进口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是在深圳从做贸易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深圳在通信方面的人才储备比较多，腾讯后来起来的时候也是以通信为主，包括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做寻呼。 　　我父亲在深圳的盐田港工作，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有，但我很难讲出来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们创业那么多年，他最开始的帮助很大，做账之类的事基本上是他帮着去做，最开始风险投资进来，IDG VC管财务的跑到我家里跟我父母来直接去对账，做尽职调查都跑到我家里去，因为我爸会计出身，我妈也是会计，当时账是他们帮忙管的。我们都是很老实，很诚恳做事，不会做欺诈这样一些事。甚至到后来遇到比较好的发展机遇的时候，父亲也是不断提醒，说要注意风险，要避免发展过快带来资金或者对外合作中会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即使发展比较快，一直还是抱着一种比较谨慎的心态——往往出事都是在你最顺的时候去发生的，这个是经常铭记在心的。 　　那个时候大学里还比较少见到商业明星，反而是请什么严星(<SPA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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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将军的长子叶正大：军用飞机设计专家

  叶正大：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　　叶正大是北伐名将叶挺将军的长子，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回国后历任沈阳飞机公司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601所副所长、副院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顾问。叶正大将军曾参与我国五种机型的设计研制及领导工作，是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由于他在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199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　　一　　从小就经受过磨炼的叶正大将军，有着父辈的雄风。在他懂事的时候，叶挺将军就想尽办法培养儿子不怕困难的作风。 那还是叶正大将军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初中部的学生自带行李、炊具到重庆郊外进行一次野营，并要住上3天。叶挺将军听说此事后，特意跑到学校去和校长一商量，决定让还在读小学，年仅9岁的正大也参加初中生的野营。在野营中，小正大和同学们一起动手架帐篷，洗衣做饭。到第三天，野营结束时还遇到了一场大雨，小正大虽然被大雨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但仍然像一名威武的小战士一样胜利地回到了家中，见此情景，爸爸妈妈都高兴地伸出大拇指，称赞小正大。在父母亲的鼓舞下，小正大得以茁壮成长。　　少年时代的叶正大从小就酷爱航模，喜欢玩玩具飞机。叶正大读初中时，他经常自己动手用白木薄片自制飞机模型。他还经常对父母亲说，长大了要当一个飞机制造师，让大家都有飞机坐。他的母亲李秀文见儿子热衷于制造飞机，为了培养孩子的这一兴趣，母亲特意托人去香港先施公司买了一些制造飞机模型的图和薄木片。在叶家的玻璃窗里，摆满了儿子叶正大制造的木片飞机。 一天，小正大带着自己制造的模型，并邀请妈妈和客人到屋外的草地上一起去看他放飞。妈妈、客人及弟妹们一起来到草地上，只见小正大轻轻地拨动滑车，那一尺多长的白木小飞机便腾空而起，还在天空打了几个回转。见此情景，妈妈、客人和弟妹们一起拍手叫好。　　当飞机落到地上时，小妹妹叶剑眉立即跑上去，一把将飞机抢到手里就跑。而正大则高声说：“剑眉，你别弄坏了，快给我，这飞机飞得不够高呢！等我回去还改装一下，让它飞得更高更远。我们就可以坐上它去见爸爸了。”剑眉听说要见爸爸，才停下脚步，把飞机交给了哥哥。 1948年，叶正大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从东北解放区踏上了赴莫斯科留学的征途。与他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烈士的遗孤。叶正大来到莫斯科后，先补习了一段时间的俄语，然后正式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　　叶正大学习航空并非单纯是凭兴趣，而是出于祖国的需要。早在延安时期，叶正大目睹了当时的延安几乎没有工厂，更谈不上制造飞机了，那时延安最高级的工厂就是火柴厂，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机都是美国空降飞机。有着远大抱负的叶正大早已想到新中国建立后需要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航空业。而今叶正大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深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身上肩负的重任。因此，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叶正大，一天没有忘记刻苦学习。　　1950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访问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接见了叶正大等22位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毛泽东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了他们所学的专业，他们中有学物理的、电学的、还有学经济的。叶正大当时只有23岁，当毛主席问到叶正大时，叶正大告诉毛主席说：“我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此时，叶正大又对毛主席说：“主席，你能给我题个词吗？”毛主席随即拿出了笔在叶正大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那天毛主席还给其他留苏学生也题了词，给李鹏同志题的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总理也给每位留学生也题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大字。 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之中，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开始了新中国自己造飞机的研制工作。他曾参加了我国第一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设计工作，其后一直负责领导着中国的航空事业。作为一名具有精深专业知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叶正大与他父亲叶挺将军一样，一直受到同事和下级的敬重。 延伸阅读： 叶挺的儿子 1、叶正大 叶挺长子，广东惠阳人,出生于1927年,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 2、叶正明（1931—200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父亲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我军创始人之一的叶挺将军。原名叶福麟，别名李明，祖籍广东惠阳。1931年4月13日出生在澳门。生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3、叶华明，叶挺第三子,新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研制专家，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于叶正明先生来说，父母及弟妹扬眉和阿九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往事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的他认为，正是由于父亲们乘坐的美国军用飞机的质量不高，因而导致这次空难。从此小华明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为自己的祖国制造出高质量的性能可靠的飞机来。只是他没有料到，日后的他留学苏联莫斯科时，所学的专业是专门研究制造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 4、叶正光，叶挺将军四子。戴副眼镜，沉静随和，很难把他和将门之后联系起来，现任海南六合公司总经理 5、叶启光，叶挺将军八子，叶氏环星集团董事长叶挺幼子。 &nbsp;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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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

  朱和平简介： 朱德嫡孙。1952年10月生，1970年12月入伍，现为空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空军大校军衔、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著有《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及军事学术专著多部。 &nbsp;　　他曾取得了17项科研成果，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5项；他曾完成了7部著作，发表多篇军事论文，内容涉及军事历史、武器装备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完成这么多科研项目和著作的人叫朱和平。在200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他主持的“空防空管一体化监视识别系统工程”，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8年，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为他记二等功一次。&nbsp;　　“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说起自己的获奖感受，朱和平这样说。&nbsp;　　朱和平是朱德元帅之孙。自幼受先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对军事历史、军事科技和军事思想方面很早就产生了兴趣。18岁参军入伍之后，朱和平更是广泛涉猎我军的军史、战史，深刻研究我军发展的历史脉络，不停地思考我军未来建设发展的方向……在不停地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他也确定了自己军事生涯的目标：用科技创新推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科技工作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件件具体的事，对我军建设来说就是一项项具体的贡献。”朱和平在提及自己的选择的时候，这样说道。&nbsp;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9年，组织上任命他担任空军某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电子信息装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上任之初，在和研究所的新老同志进行广泛交流、研讨的过程中，朱和平深刻感受到，在军事科研领域，一方面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标准化、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创新科研管理，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基于这两点认识，他组织全所经过研究，提出了建立一种以项目管理、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三位一体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系。同时，他还以战略的思维和眼光，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ISO9000质量认证系统，组织人员编写质量管理文件100余份，培训和说明材料上千份，约50余万字。2002年，研究所顺利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现场认证审核，为研究所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nbsp;　　在创新科研管理的同时，他也在紧盯世界局部战争的变化。他联系我军建设发展的历史，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军事理论和技术创新必须以战场需求为牵引。”于是，抓研究所的战略规划又成了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他组织研究所的专家，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着重对世界近几次局部战争中信息作战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考察，深入了解了这一领域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还对我军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现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研究确定了研究所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并对未来50年的研究进行了展望。&nbsp;　　两项具有战略眼光的措施，使军内科研工作与“战场”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很快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自1999年以来，研究所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6项、二等奖29项，在空军同类科研机构中名列前茅。&nbsp;　　然而，对于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来说，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不会让他满足。朱和平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在不停地思考、总结，不停地研究着更广阔的领域、拓展着更广泛的视野，同时，他又在不停地做着一些具体的、却是很有创见性的工作。&nbsp;　　2006年，朱和平被任命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到什么岗位都一样，都要努力工作，都要创新思维。”&nbsp;　　教育创新和军事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一样，是我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上，明显落后于军事理论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使培养和造就大批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成为目前我军最为紧迫的任务。朱和平一到院校工作，就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现在，他正以自己开阔的视野、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强烈的创新思维意识，全力投入空军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和空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工作之中。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nbsp;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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