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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族品牌被黑五宗最:王老吉最无奈霸王最要命

        品牌不仅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惊喜地看到,有不少优秀民族品牌的崛起,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民族品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回顾民族品牌不平稳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品牌的发展道路充满了艰辛,虽然每一次传言或中伤都能得到最终的澄清,但是,对品牌价值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民族品牌屡屡“被黑”的情形之下,如何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   最要命的“二恶烷”——霸王   沸沸扬扬的霸王洗发液“二恶烷”致癌事件终于渐渐平息。虽然国家食品药监局、香港化妆品技术资源中心一致表明霸王产品二噁烷含量并未超过国际标准,但对于秉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精神的消费者来说,霸王洗发水“致癌”的阴影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   7月14日香港《壹周刊》刊发一则报道。该报导宣称,经有一位陈姓消费者投诉,霸王旗下洗发水含有致癌物二噁烷,《壹周刊》更指出,陈某认定所检测的到的二噁烷含量是“27PPM”,而壹周刊所公开自行去检验的数据是“10ppm”。 在公众对“二噁烷”还未有任何概念的时候,“致癌”这个触目惊心的名字,足以抢占了消费者的心智。   近年来,食品安全、日用品安全问题频遭曝光,不断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霸王洗发水含“致癌物”二噁烷消息一出,新闻铺天盖地,迅速覆盖了所有的网络主流媒体,进而延伸到平面、电视、手机等媒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次发表声明,为此事件澄清,在舆论没有及时转向之下,未能完全消除消费者的恐慌。   霸王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4日在其官方网站刊载《霸王致消费者的一封信》,文中提到:霸王产品中所发现的二噁烷也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残留,其量是一般食品、水和空气的微含量,这种残留是目前技术上无法避免的。   专家指出,在化妆品中,含聚乙二醇结构的原料使用比较广泛,所应用的产品涉及香波、浴液、洗手液、洁面乳等清洁类产品以及部分膏霜、乳液等护理类产品。不过,由于添加量与使用原料品种上的差异,一般来说,香波、浴液、洗手液、洁面乳等清洁类产品中残留二噁烷的几率与数量,要高于其他品类。   8月5日,香港化妆品技术资源中心公布了对市场上33款知名洗发水及护理产品二恶烷含量的检测数据。检测结果表明: 所有被检测的产品均含二恶烷,但均未超过二恶烷最高含量国际标准。专家更是指出:二恶烷微量存在于饮用水、空气、水果及部分食品中,合格洗发水“致癌”说纯属无稽之谈。这个检测结果似乎终于为饱受“二恶烷”困扰的霸王洗刷了清白。   在这场风波上霸王很冤,二噁烷已经由国家权威机构、行内专业表态、各种国外标准资料可以佐证为是:广泛存在,几乎很难避免,微量含量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原本是一件可以简单澄清的事件,却被越描越黑。全行业共有的情况,在媒体选择性忽略的共同努力之下,外资大鳄却鲜有遭质疑,而霸王却被反复被追问,或许,这就是俗话说的“枪打出头鸟”。   霸王,作为近几年来崛起较快的民族品牌,因为这场无妄之灾,品牌形象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对于整个本土日化行业来说,也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件。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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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注定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悲惨一代?

        80后注定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悲惨一代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    现在中国六七十岁的夫妇通常有三个以上的孩子,三四个孩子赡养一两个老人相对容易。而经历计划生育的80后这代人则是一两个孩子要赡养两个老人,养老负担空前沉重。    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给老人送了终,是时候退休享享清福了吧?对不起,我们的“九九八十一难”还没结束!    我们安享晚年需要多少钱?1987年城镇居民认为维持自己晚年的消费有有3万元完全足够了。由于通货膨胀, 2007年退休的人认为自己需要30万养老金,完全可以想象,2027年退休的人很可能需要300万才能度过余生。 那80后等到2047年退休需要多少钱呢?有人测算,由于物价上涨,80后夫妻两人退休后光吃饭就得花200多万。    攒够这些养老钱看来我们靠自己是不行了,那我们能靠下一代吗?先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1979年,中国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而到了2009 年,比例竟然不足五分之一 。这意味着几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太少,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够,中国没有能力养活这么多老年80后。    为了减轻下一代的负担,很多80后将被迫工作到70多岁。    中产梦对“80后”来说,几乎永远不能实现    绝大部分80后都有一个中产梦,培育中产阶级需要一个优良的教育体系,需要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工作岗位,需要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一无所有!    成为“房奴”或者“孩奴”,至少是进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大部分80后要么没工作,要么低工资,连当“房奴”或 “孩奴”的资格都没有,整整一代人“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在沦为高房价“看客”的同时,还要承担中国空前的养老压力,我们不得不感概80后真是新中国最悲惨的一代。    80后的幸福是个传说?    如今80后大多收入较低,但在欲望上,我们又被极大地刺激。    学者刘仰曾听到两个20多岁的女孩讨论这辈子挣多少钱足够花。她们先是说300万,有房子有车了,所以,中一个彩票大奖应该够了。后来又算了算说,100万才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啊!8年淘汰一辆车,40年淘汰5辆车,一辆像样一点的车40万,再加上维护费、汽油费等等,这一辈子光化在车上至少就得 300万。宽松点算算,加上孩子的养育费用和自己的购物欲望,这一辈子2000万勉强够了!    欲望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因此商品社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为我们的欲望推波助澜。在今天的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教育我们金钱是成功人生的坐标;铺天盖地的楼盘广告、无孔不入的汽车广告和光鲜亮丽的服装广告涤荡着我们的视觉;鲜美可口的食物挑逗着我们的味蕾;富二代炫富的行为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在媒体的影响下,美国人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一个标准样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像美国人一样住大房子、开好车、环球旅游……收入的低水准和欲望上的极大扩张,让我们的幸福感变得如此的渺小和渺茫!将来80后的收入肯定会增加,但当收入增加十倍的时候,欲望很可能已经增加了上百倍,那时的我们能有幸福可言吗?    成功的人都必须是优质的螺丝钉?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架大机器,个人就是这架机器上一颗螺丝钉。”小时候看这句话觉得假大空,长大了方知以前混不好是因为没有读懂这句话。    劳动分工不断细化是生产力提高的第一途径,是时代的大势所趋,这就意味着我们一辈子只能选择一种产业的一个环节来干,也就是成为机器上的一刻螺丝钉,比如刘翔擅长短跑,姚明专门打中锋,他们都是体育界的优质螺丝钉。    有人说林志玲和李嘉欣没啥大本事,只是长得漂亮,充其量当个花瓶而已。这种歧视毫无道理,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让人赏心悦目的花瓶,一辈子能够当好花瓶,这就完全足够了。这就像做企业,多元化发展往往吃力不讨好。中国和世界500强企业中,80%以上都是以一业为主。     80后的下半辈子靠4亿农民尽快进城?    80后不可能人人都当老板、当高官或成为大企业高管,因此成功学最多拯救20%的80后90后,还有80%的人需要高瞻远瞩的经济大战略来拯救。    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3倍 ,如果新增4亿多农民转化为市民,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他们的收入是原先的3.3倍,中国创造的财富(GDP)就可以增长将近80%。按照中国2009年 33.5万亿GDP来算,一年就可以多创造26.8万亿财富,就能积累很多钱来赡养老人。因此农民成为市民是解决贫富差距和减轻80后养老负担的首要方法。    农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工业化主要是为城市人生产商品,目前中国的国情是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所以内需严重不足,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拉动内需的最好出路。    城市化有利于中国80后、有利于中国农民,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因此,80后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益,80后的奋斗就是中国的奋斗。    什么都尝一点,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康德说:“一切人对自身幸福的爱好都是最大最深的。”    追求幸福的一生,这是最彻底的功利主义的目标。用经济学可以证明,幸福就好比吃火锅或东北乱炖,什么都尝一点是它的精髓。    人饿的时候吃一个包子感觉很不错,吃第二个包子感觉很幸福,吃第三个包子饱了,吃第四个包子撑了,吃第五个包子想吐了。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边际效用(可以把边际效用理解为新增的幸福感)先递增后递减。    金钱也是边际效用递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之后,消费的继续增加不会明显提高人们的快乐 ,例如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还是维持在59%。    一样好东西太多之后带来的效用就减少,那么,幸福的游戏规则就是:什么都想要,不为某样东西而牺牲掉其他的一切,比如为了钱而牺牲闲暇、健康与爱情。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恰恰是一个严重缺乏功利主义精神的社会。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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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润百富:成都新贵族人群 先生消费比太太多

        2010年8月23日,胡润百富在中国会所“源·私人歌剧院发布《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胡润研究院调查了全国多个城市的新贵族群体,以财富人士当前固定资产总值和消费总额来确定新贵族消费门槛。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为1.1亿元,比去年提高了22%,并首次突破1亿元。目前全国有5.5万财富人士具备这样的消费能力,比去年增加了7.8%。   一年新增消费2,400万元,先生年消费最多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1.1亿元用于家庭消费、先生消费、太太消费和孩子消费,其中新增年消费2,4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新房、新车、收藏和慈善捐款。过去一年中国古代书画的价格提升很快,很多新贵族开始尝试收藏古代书画。今年我国各地灾害频发,新贵族也慷慨解囊,新增100万元慈善捐款。此外,今年新贵族在二代教育、旅游和健康上的花费也比往年更多。2,400万元新增消费中,先生新增消费最多,高达840万元,是太太新增消费的近8倍。 住宅和室内装饰的消费比例占门槛的60%   以一个新贵族为例,家庭消费中包括三套房产:一幢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度假房。在他的豪宅中收藏着古董、古代书画和当代艺术品。他会邀请熟悉或欣赏的设计师为自己的豪宅设计,选择彰显其品位的家具家饰精心装饰,女主人则会购置一些出类拔萃的意大利家具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今年房屋和室内装饰的消费比例占新贵族消费门槛的60%,这一比例比去年又提高了10%。     先生消费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中的“他”年龄大约45岁(亿万富豪平均年龄43岁)。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穿着高级定制西服,佩戴名表和配饰;他会购买一些高级烟酒来宴请朋友或是满足自己的喜好,同时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开始喜欢品茶。此外,他会精心挑选礼物送给太太、父母和朋友来表达心意。新贵族家庭平均拥有4辆车,其中先生就占有2辆。   太太消费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中的“她”年龄大约40岁。她尊贵高雅,懂得宠爱自己和享受生活。她不仅拥有顶级SPA会所的年卡,还雇佣了私人瑜伽教练。香港是她最青睐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日本是她最青睐的亚洲旅游目的地。她会定期参加一些慈善晚宴,积极主动的捐款以表示自己的爱心。   新贵族的格调与责任   胡润研究院认为:新贵族“贵”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具有生活格调和品质。他们做好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依法纳税、对员工负责、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同时他们也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崇尚“圈子”,从车友会、高尔夫俱乐部,到摄影圈、读书圈、登山圈、品酒圈、雪茄圈,再到马球圈、艺术收藏圈,现在,新贵族有了更新的选择:高雅的歌剧艺术欣赏圈。     都新贵族人群   目前全国已有87.5万个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6.1%,其中还包括5.5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7.8%。四川的千万富豪有22,100人,比去年增加4%;亿万富豪有1,520人,比去年增加13%;成都的千万富豪有13,500人,比去年增加10%;亿万富豪有730人,比去年增加12%。(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2010.4)   四川富豪普遍比较务实和低调,生活惬意,他们也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今年四川和重庆共有10位慈善家登上《2010胡润慈善榜》的地区子榜——《2010胡润川渝慈善榜》,其中四川6人,重庆4人。前5名入选“2010胡润慈善榜”。2005年至今,10位川渝慈善家共捐赠10.94亿元,人均捐赠额1.09亿元。上榜的10位川渝慈善家捐赠总额近两年来都以3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加,今年的捐赠总额较去年增长了35%。救灾和教育是川渝慈善家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   今年4月,四川籍企业家王健林向西南受灾地区捐款4,000万元,成为此次西南地区救灾捐款最多的民营企业家。重庆企业家尹明善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由他捐资建设的希望小学数量已经达到100家。   川渝慈善家捐赠额约占个人财富2%。“2009胡润百富榜”共有45位川渝企业家上榜,他们平均财富为57亿元。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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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抢险救灾中成长:舟曲灾区的“90后”士兵

     在舟曲灾区,雨淋日晒没有减慢他们矫捷的步伐,水险房危没有阻止他们果敢的行动,年轻稚嫩的他们,很多都是第一次这么接近灾区,第一次看见遇难者遗体。他们没有被困难、艰辛、恐惧击倒,而是勇敢地迎接任务,直面挑战,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挺直最年轻一代的脊梁,在与灾难的顽强斗争中默默成长。他们,就是“90后”士兵。 8月23日,在舟曲沙川坝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刚满20岁的兰州军区某部战士徐佳东(前)和比他还小的战友刘航,抬着帐篷支架走向搭建地点。最重的帐篷篷体达59公斤,沙川坝安置点总共要搭建1533个帐篷。 “90后”士兵、武警张掖市森林支队甘州大队二中队的闫永平,在白龙江岸边搬运巨石(8月20日拍摄)。 8月23日,在舟曲沙川坝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1992年出生的兰州军区某部湖北籍战士李康军(前),低着头用力挖掘排水沟渠。 8月23日,在舟曲沙川坝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1990年出生的周凯和战友们一起挖排水沟渠。作为甘肃白银陆军预备役防化团战士的周凯,之前每天要走12公里的山路,肩背20斤重的喷壶,进行杀毒作业。 武警甘南支队二中队90后战士王少飞在三眼峪参加救援(8月9日摄)。 武警甘南支队第四大队十一中队90后战士在罗家峪村救援(8月9日摄)。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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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带“二奶”去办“包养公证”,公证处说没这项业务!

       8月19日下午刚上班,一辆豪华轿车停在新郑市公证处门前,车上下来一对男女,男人40多岁,而女的20多岁。看上去,女孩清秀漂亮。两人直接进了公证处办公室,但并没直接立即办理业务。见室内都有人在办理公证,两人就在一个人少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并开始耐心等待,看上去似乎有难言之隐。一直等到5点多钟,前来办事的人都走完了,两人才凑上去说明来意。   原来,男子周某是个建筑公司老板,45岁;女孩王雨(化名),22岁,自称是周某公司的一名下属,两人要签订一份“雇用协议”,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保障协议的效力和履行。   协议中要求:周老板应当助王雨的弟弟读完大学,还要以王雨的名义,在新郑市某繁华地段购买一套价值超30万元的房子,但王雨得为周老板“工作五年”。   而让公证员意外的是,周老板在协议中,没有为王雨规定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奖惩方式、纪律约束等权利义务。很明显,这是一份很不对等的协议。   “为钱所困”,女孩当了老板二奶   如此公证,且两人年龄悬殊,公证员感觉蹊跷。原来,这是一份经过包装的“爱情协议”。公证员以需要单独做询问笔录和核实男方身份证明为由,把周某支开,和王雨单独聊了起来。经公证员耐心开导,王雨最终道出她和周某之间的扭曲爱情。   原来,王雨刚大学毕业,家住农村,家里为供她上大学花光了积蓄。目前,弟弟也考上了大学,家里急需要她挣钱周济。而她求职却处处碰壁。半年前,她无意中认识了周某。已婚的周某正经历婚姻“七年之痒”。遇到刚毕业的王雨后,周当即对王雨产生了好感。在周某“糖衣炮弹”和甜言蜜语的诱惑下,自小家庭贫困、找工作又四处碰壁的王雨坠入“情网”。两人交往不久就同居了,周某答应帮助王雨的弟弟上大学,除给王雨丰厚的生活费外,还答应给王雨买套大房子。   “聪明”的周某在感慨王雨温柔可人的同时,又怕因突然失去她而“蛋打鸡飞”。而王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迷失了自我,她担心周某说话不算话。两人经过商议后,欲签这份5年包养协议。   公证处拒绝办理   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告诉王雨,她的这份协议违背了社会道德,对别人家庭、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和不负责任,也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公证部门不能为其办理公证。随后,公证员又积极开导王雨,希望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迷失了自我。当周某回到办公室时,公证员义正词严地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周某当场被批评得无语。   新郑市公证处主任赵红杰介绍,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法律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公证越来越多地为市民所接受,如果是真正的婚姻范围内的“爱情公证”,公证处可依法为其办理;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反法律的“另类公证”,则一概予以拒绝。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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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式“贫民富翁”为何难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底层公众创富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且更为狂热,但可以摆脱他们的底层身份的途径却越来越少。中国社会还能不能产出大量贫民富翁?从“贫民”到“富翁”的距离还有多远?   由于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法国的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一个从“金字塔”到“马拉松”的演变过程。这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构成相比于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地位虽然高低不同,但是都处在同一结构之中,而在马拉松赛中那些掉队而被甩出去的人,则已经不再是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成分,而根本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第二,在传统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还有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马拉松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人则基本上无望东山再起。   为什么80年代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   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变化情形的描绘,在今天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我们曾经见证了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社会阶层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变的过程,曾经见证了许多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传奇开始越来越少见到,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重新凝固。   这表现在:第一,新的阶层边界开始形成,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住区的分化;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特别是上等阶层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以及与此响应的,阶层的自我再生产现象,即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是“龙生龙,凤生风”,一方面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在这种情形下,歌手声情并茂地唱给“下岗”工人的“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在失业者们听来就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那些一无资本、二无学历、三无权力、四无“关系”的底层成员来说,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在社会竞技场上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中上层阶层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这种现象,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也曾将其称为“断裂”。   为什么社会结构会出现这种“断裂”?为什么当年那些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有两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们进入市场、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门槛已变得越来越高。这种门槛的提高既表现在资本上,也表现在知识文化上。当年的鲁冠球们可以凭4000元钱的资金起家,甚至完全白手起家,这在今天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谈;当年的无知者可以凭无畏的精神打出一片天下,并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边干边学,从而变无知为有知,而今天那些无知者的无畏举动恐怕只能赢得头破血流,如若一开始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文凭学历,社会根本就不给你所谓边干边学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国各类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趋势有关。正如笔者在一篇短论中引证孙立平的观点所指出的,在我们这里,由于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由于这种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底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分享,由此造成了“赢家通吃”、“贫者通贫”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方面是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各种资本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则是社会底层分享获得各类资本的机会越来越小,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你落入了社会底层,你就成为很难翻身的“咸鱼”。   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种种现象表明,今天,在这个几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上升希望的底层社会中,已积蓄起了能量巨大的负面情感。这种负面情感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已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关键还在于强化公民权利。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作为与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即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平衡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弥合阶层裂隙、化解群际怨恨、维护个体尊严的基本手段。   就我们面前的论题而言,第一,通过强化超越阶层分化的公民身份意识,可以提升包括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那种底层与中上层之间的“断裂”,当然,这种超阶层的认同,需要通过包括底层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来加以培育。   第二,尽管由于门槛提升等原因,今天肯定会比以前难以出现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难以看到贫民窟中走出百万富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佳话,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主要责任不是要造就百万富翁,而是要减少贫困,不是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幸福,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其每一个公民都免于不幸,就此而言,落实、保护和强化各项公民权利,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参与权利以及各项具体的社会权利(如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健康服务、义务教育等),可以通过保障社会底层成员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获得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从而化解他们各种可能的负面情感,进而遏止社会上层将自身在财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社会基本生活领域中的特权,这是缓解阶层矛盾、化解群际怨恨、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   最后,就文化资本的匮乏是当今许多人堕入社会底层的重要原因而言,强化作为基本的公民社会权利之一的义务教育,也是防止那些出生于底层的子弟在未来的“马拉松”中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次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基本手段。(作者: 王小章;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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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大学生:带领外来青工寻梦音乐之路

    核心提示:三个学音乐和舞蹈的80后大学生,同在一个街道的业余艺术团工作,而且还干出了一番成就,这多少令人有些意想不到 李亮亮 李亮亮:   “在这里,有能力就有展示的机会”   从一个部队话剧团演员,到一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与特区同龄的李亮亮坦言自己并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他说自己现在每天都很忙,一方面要担任青工艺术团的语言表演类指导老师,另一方面还在20集电视连续剧《台商》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男一号江翰仁在高雄工专的学弟蓝小君。   对于做电视演员,李亮亮并不陌生。他19岁毕业于山东艺校,然后特招入伍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从事演员工作,后又推荐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先后参与拍摄《辉煌的背后》、《生死托付》、《羊城暗哨》、《外地媳妇本地郎》等数十部影视剧。   2006年从部队转业时,经战友介绍,他来到了深圳,先在一家企业工作,尽管待遇不错,但他觉得离自己的专业相差太远。2007年3月,大浪街道组建羊台山艺术团,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很快应聘到街道文体中心,担任了语言表演指导老师。从专业团体到街道文体中心,不仅要演好各个节目中的角色,还要负责组织街道、企业和社区等基层的各项文体活动,如老年人健身操、客家山歌、劳务工青工汇演等等。李亮亮说,专业的舞台变小了,但社会生活的舞台却扩大了。   三年下来,李亮亮不仅个人在全国、省、市各级文艺展演中获得了不少荣誉。面对累累硕果,李亮亮自信地告诉记者:“在深圳,只要有能力,肯付出,迟早就有展示的机会。” 唐琼花   唐琼花:“音乐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拿着每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却花费4万多元、请假一个多月到中国音乐学院自费请名师指导自己。当记者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时,唐琼花淡淡一笑道:“因为音乐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有多难,我相信自己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今年不到27岁的唐琼花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表演系,大学毕业后,她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老家湖南,在父母的关照下,从事一份平淡而稳定的工作,要么来深圳自己闯荡,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再三考虑后,她选择了后者。   “没想到这一决定的背后,是自己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回首自己来深圳工作的这几年,唐琼花淡淡一笑。2006年下半年,她先是应聘到宝安区一所私立小学当音乐老师。恰在这时,大浪街道举办“才艺之星比赛”,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参加了,没想到被街道文体中心的两个老师相中,通过他们的推荐成为羊台山青工艺术团的一员,代表大浪街道参加了深圳市外来青工歌手大奖赛,取得了宝安区民族唱法第一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后,街道文体中心正式录用她为音乐指导老师。   在文体中心,唐琼花主要负责音乐基础知识的培训,带领演员下工厂、进社区开展文艺活动。此外,自己还要代表街道去参加市、区举办的各类比赛。后来,街道商会成立,她又选调到了商会工作。在这里,她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   2009年6月,唐琼花自费到中国音乐学院拜马淑明教授为师,在北京,租不起房子就住地下室,天气热得受不了,唐琼花就把衣服用凉水浸湿了再穿。虽然条件艰苦,但每次上完课回来她都是美滋滋的,因为知道自己的专业又有进步了。   “我的专业还是民族声乐,很想将来条件成熟后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唐琼花告诉记者。 陈金龙 陈金龙: “深圳给了我展示自我的平台”   陈金龙生于1980年6月,是深圳特区的同龄人。面对记者采访,陈金龙侃侃而谈:“我从小就会唱《春天的故事》,总觉得这个与我同样年轻的城市应该与我有缘。在深大学习期间,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勤工俭学。当时的确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我的妻子就是那时认识的,她是我同学,在学校我们并不熟,在外打工倒成了好朋友。所以我的勤工俭学还收获了爱情。”   2005年大学毕业,本来要分配到深圳一所重点中学担任音乐教师的陈金龙,把这一机会让给了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做了一段兼职工作后,陈金龙应聘到大浪街道文体中心,同时兼任深圳中学学生艺术团舞蹈教师。   羊台山艺术团的演员大多是外来青工,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抽时间来排练。“演出的节目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创作的,服装、道具等也是自己动手做的,有的外来工已经有了小孩,但他们不怕辛苦,有时还带着孩子来排练,这些都令我很感动。”   家里的获奖证书已有一大摞。今年玉树地震,他和妻子、好友共同创作了一首《雄起!我的兄弟》的歌曲,上传到网络,引起了很大反响。   人物档案:   陈金龙 生于1980年6月,毕业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舞蹈编导专业,大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现被借调到大运会开闭幕式部任文艺指导。   李亮亮 生于1980年1月,曾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大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   唐琼花 生于1983年8月,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表演系,曾任羊台山艺术团指导老师,现在大浪街道商会工作。   作为一个基层街道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艺团体,大浪街道羊台山青工艺术团拥有团员60余人,大多为外来青工。艺术团成立后,不仅承担街道重大文艺演出,还经常深入社区、工厂奉献精彩的文化大餐,并多次在全市文艺比赛和文艺汇演中获得大奖。三个80后青年陈金龙、李亮亮和唐琼花是艺术团的指导老师。

    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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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洲中产阶级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消费群体

    亚洲开发银行在1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亚洲中产阶级人数迅速“膨胀”,有望超越欧美,成为全球第一消费群体。   人数增   亚洲开发银行当天发布报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其中一个章节名为“亚洲中产阶级崛起”。   按照这份报告的定义,中产阶级是指每日消费2美元至20美元的人。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亚洲中产阶级人数达19亿,占亚洲人口总数的56%。这一比例在1990年仅为21%。   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人数总和。   印度中产阶级人数2008年达2.74亿,约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   按照法新社说法,亚洲中产阶级普遍接受过教育,居住在城市,孩子少,是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的“生力军”,但他们通常摄入食物过量,缺乏锻炼。   消费涨   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亚洲消费者2008年消费达4.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同年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西方消费者在经历过去十余年的“借贷消费”热潮后,眼下力求削减个人债务,增加储蓄。这意味着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缩水。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李钟和认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从世界经济萧条中复苏的势头更猛,“将在全球经济结构和复苏中扮演更大角色”。   “亚洲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购买力正迅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调整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李钟和说,“尽管亚洲中产阶级同西方中产阶级在收入和消费上仍存在很大差距,但其消费总额增长非同寻常,消费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报告说,预计到2030年,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本国人口一半以上。届时,亚洲年消费总额将增至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43%。     存隐忧   法新社评论,在亚洲中产阶级崛起过程中,购买力“大爆发”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影响相应放大。这一人群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导致环境恶化、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公众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亚洲开发银行在报告中说,亚洲中产阶级在饮食习惯上已向欧美靠拢,摄入更多高热量、高脂肪含量的食品。“今后20至30年,亚洲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   报告提醒,亚洲许多新兴中产阶级刚刚跨过贫困线,“立足未稳”。如果遭受战争、重大自然灾害或又一场金融危机侵袭,他们可能会重新跌入贫困人群。   李钟和说:“很明显,需要一些政策……鼓励创造更多薪水丰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机会以及医疗措施,进而防止他们重回贫困。”   报告说,如果各国适当施行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亚洲经济模式今后可从以出口为主导转变成以内需为主导。这意味着亚洲经济对外依存度降低,在面临外界负面因素时抗压能力更强。  

    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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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海归很困惑:留学生得罪谁了吗?

     网上一度流行一个描述年轻人生存状态的段子——《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上小学时大学不要钱,上大学时小学不要钱……     澳洲求学归来的杭州人赵楠(化名),辞掉了干了几个月的银行卡推销员工作,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的“宅男”后,痛定思痛地编写了一段《我们是怎样的一代海归》:     当我们没留学的时候,留学生回国是人才;     当我们去留学的时候,国外“教育产业化”了;     当我们从国外大学毕业,国外闹金融危机了;     当我们成为“海归”的时候,国人说,还真以为从国外回来,就是人才啦……     是海归含金量在急速下滑,还是现今“海归”应该被重新定义了?     海归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掀起新一轮回国浪潮。那时的海归是个令人仰视的名词,标签上都打着“高级”的烙印。     面对记者的采访,赵楠直言不讳地说,他从来不对人说自己是“海归”,也从来不提自己是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在杭州某个银行做了几个月的信用卡推销员之后,他辞职了。     [故事一]     “英语差生”走上留洋路     回国后托遍关系,暂时解决饭碗危机     赵楠当初到澳洲去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他英语很差。     1983年生的赵楠,原来在杭州某大学念传媒专业,大多数课程都能及格,唯独英语,拼了4年竟连三级都过不了,结果毕业没有学位证书。     2005年,父亲就命令他到澳洲去留学。     出国前,他还特意去留学机构参加英语突击班,但效果并不理想。“也只能说澳大利亚那边学校确实比较容易申请,我考得很差,居然也申请到学校了。”赵楠说,那所学校大概只能算“三流”。     有一次,他在餐馆吃饭想喝牛奶,竟想不起“MILK(牛奶)”一词。     在澳洲学了一年的传媒后,他抽空回了次国,发现他学习的知识和国内现状根本不接轨,就业单位也对他的理论不感兴趣。一年半后,他赶紧转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前后3年时间,花了四五十万元,赵楠最大的收获就是游遍澳洲。     去年,赵楠毕业回国了,看看大学同学,3年前已经工作的人,居然有人都已经是单位中层了。     而他不得已当起了某银行的信用卡推销员。没过多久,他自己就觉得落差太大了。     他还是靠着父母的老情面,要去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落脚。     他并不乐意被人当作海归,甚至把此作为一种奚落,女朋友也不想找,“事业爱情都是低谷。”他说。    故事二     月薪一万,我很知足很知足了     本科生放弃4份offer去美国,回来遭遇求职难     “当时觉得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刚好美国又来了全奖通知,所以义无反顾去了美国,没想到硕士毕业后,工作反而比本科毕业时更难找了。”9月初,刚回国的Kevin有些心灰意冷,在美国找工作时刚好赶上了金融危机,“面试一家、倒闭一家”的求职境遇,让他不禁开始想念本科毕业时那4份还算不错的offer。     1982年出生的Kevin 4年前还是浙江大学国贸专业的一名毕业生,跟班上很多同学一样,他一边找工作,一边等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国贸专业,国贸的毕业生每年都是一抓一大把。”Kevin的很多同学都发现工作并不好找,相比之下,Kevin就要幸运得多,就在同班同学还在为“饭碗”焦头烂额时,Kevin手上已经捏了4个offer:“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国银行、五矿集团和中大集团。“到底选哪一个呢?”正当Kevin左右为难时,一封来自美国一所大学的全奖通知书,将他的为难一扫而空。     “找工作好像也不是太难,等在美国念完硕士后,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2005年秋天,Kevin扔下让同学羡慕的4个offer,意气风发地去了美国。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美好。     摆在Kevin面前的只剩一条路:回国。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实习签证到期前,Kevin终于拿到了CFA三级证书,国际金融分析师的最高等级。     回国后,Kevin一直待在家里,上上网,投投简历。那段时间,Kevin的MSN头像一直都是暗的,不是他没有上线,而是怕被同学看到后,询问工作的事。“原来本科那些同学,很多在单位已经混得不错了,还有几个已经挤进了中层队伍,难道让我去给他们打下手吗?”回国后,Kevin投简历的一个原则是,不投本科毕业时投过的那些单位,他说,拉不下面子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不甘心,“如果现在再去那些本科毕业时就能去的单位,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岂不是白混了?”     “感觉合适的工作不多,很多岗位还只招应届毕业生,有时候灰心起来,想干脆随便找份工作将就一下算了。”最后,Kevin被老爸老妈“赶”出了家门。 “我爸帮我买好了火车票,让我去上海投简历。”就这样,Kevin捧着简历,到上海的一些期货公司和基金公司,挨家挨户地拜访,“这样没头没脑地送上门去,真怕被人家赶出来,但没办法,总比待在家里等工作强,好在那些HR都还比较客气,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家有回音。”     “海归的简历,招聘方难道不会稍微重视一点的吗,更何况你还有CFA三级证书?”记者很好奇。     “很多HR的桌上都堆着一大叠简历,估计有几百份,他根本不管里面有没有海归,很多都是看也不看就扔掉了……”说到这里,Kevin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10月底,上海的一家私募基金要Kevin去面试。但Kevin却不记得自己向这家公司投过简历。原来,这家私募基金是美国总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而Kevin曾去美国的总公司面试过,老板对他印象很不错,虽然总公司暂时不需要人,但还是向上海分公司的老总推荐了Kevin。     现在,Kevin已经在上海上班了,虽然每月一万的薪酬并不算高,但Kevin还是很知足。

    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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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留过洋的杰出人物

    一国之母--宋庆龄   宋庆龄留学经历:   1907年 由宋庆龄的姨父(清末第一批赴美留学归国的学童之一)带领宋氏三姐妹赴美国留学。   1908年 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 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冬,任孙中山秘书。 一代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留学经历:   1917年9月,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飞世界”,赴日本求学。1919年4月回国。1920年12月,前往欧州,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1924年7月离开法国回国。 一代伟人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经历:   1920年:10月,进入法国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1921年:4月,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轧钢工。月底,辞去工作赴巴黎,进香布朗工厂做工。   1922年:2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   1924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地区特派员。6月至9月,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多次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11月,进雷诺汽车厂做钳工。   1926年:1月,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春,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民主革命家廖仲恺   廖仲恺留学经历:   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十大元帅之首--朱德   朱德留学经历:   1922年,到德国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学习。在德国三年。1925年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留学经历:   1913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回国,在北京任《晨钟》总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   陈独秀留学经历:   1901年10月,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 1907年春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留学经历:   1874年11月,作为清政府第三批幼童官费留学美国,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回国,一度从事翻译和税务工作。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詹天佑留学经历:   1872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先入康州威士哈芬的海滨男生学校、丘芳高级中学学习,后入耶鲁大学雪菲理学院主修土木工程。1881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交通大学。十月成为20名留美公费生之一。   193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同年秋,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

    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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