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所有文章

新闻中心 > 所有文章

  • 富豪为何爱戴博士帽

    十大“博士”富豪   富豪为何爱戴博士帽   在十多年前英国人胡润的第一届“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只有张朝阳一个博士。十年后的今天,富豪榜上的前100名富豪中已经有接近半数的人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头衔。对于急于获得博士头衔的富豪来说,似乎财富仍不能证明其价值,而博士帽才足以彰显其成功。   抄近道的镀金者   陈启源和万玉华,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广州夫妻近日忙得焦头烂额。原因是香港媒体《壹周刊》7月14日一篇题为《霸王致癌》的报道称霸王系列洗发水含致癌物“二恶烷”,引发了轩然大波。霸王“中医世家”的金字招牌一夜之间大打折扣,股价在3天内跌去了25%,陈万二人身家随之缩水28亿元。   这家位于广州郊区的制造业企业,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的。一直到去年赴港上市之后一个多月,其董事长陈启源和总裁万玉华才一起告别了那间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挂着一幅“马到成功”字画的办公室。彼时万玉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内,一口水也没有喝,甚至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始终如一,她很拘谨。不过,当谈到有不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被她招至麾下时,她两眼放光。   陈启源和万玉华现在都是加拿大国籍,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不过,霸王的上市招股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两顶博士帽,而只提及陈启源“从2007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和万玉华“于1998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取得植物遗传学学士学位”。   有趣的是,“加州美国大学”招生简章称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答辩委员会主席团学术主席为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教授,而去年一份“加州美国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深圳班招生启事”显示,交8.8万元人民币,并在职于深圳学完一到一年半学制的相关课程后,论文通过答辩即可获得加州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且“优秀博士生可特聘为北京大学研究员”。   “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且双方之间险些打起官司,彼时看到这一机构所雇律师的一份要控告自己诽谤的信函后,方舟子坚称这所大学是“做不实招生广告的‘克莱登大学’(钱锺书先生小说 《围城》里虚构的野鸡学校)”。   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开始为自己“镀金”的企业家并不仅仅是陈万两人,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也是如此。   今年52岁的朱共山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去年以97亿元的个人资产成为“2009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他于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24年后,他又获得了菲律宾国立比利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一份“菲律宾国立比立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课程班”的启事显示,交9.8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修完指定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且这一学位“与校本部修读学员获得的证书完全一样”,“菲律宾外交部可提供相关证明”。   中年企业家爱戴博士帽,有人说这是他们求知欲的表现,也有人批评他们虚荣心作祟。事实上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不过还有第三个原因——节约成本。中国一所高校的EMBA项目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相比于国内知名大学EMBA学位费用动辄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情形,一些企业家或经理人以不及其半价的成本,拿到的是博士学位,且获得的服务非常“人性化”,他们自然趋之若鹜了。真博士凤毛麟角   1999年,英国小伙儿胡润制作的第一届榜单“1999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排在第50名的是35岁的张朝阳,他是这张榜单上唯一的“博士富豪”(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从国际上的知名度来讲,他要压过排在富豪榜前10位当中、后来同样为我们所熟知的刘永好、吴炳新、黄宏生等人。   基于当时中国特有的国情,这一榜单上的“草根富豪”占了绝大多数——高中以下毕业的有35人,占比70%,本科和大专毕业的有14人,占比28%,张朝阳显然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中惟一一个,占比2%。   4年之后,也就是民营经济地位首次受到肯定,许多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胡润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个人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其学历构成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观——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23人,占比23%,本科及大专毕业的有57人,占比57%,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有20人,占比20%。   2009年的胡润百富榜其实变成了“千富榜”,10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88万亿元,是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12%,胡润此后更是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87.5万人。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1000位富豪中的前100位的学历构成发现,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陈发树等寥寥10人,占比10%,本科及大专毕业者38人,占比38%,而硕士及博士则有42人(包括在职完成的EMBA或获得的 “荣誉博士”),占比42%。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尚德太阳能的掌门人施正荣便是其中之一。   施正荣两年前曾被通用电气高管罗琳·波尔森称为是“10年后超过比尔·盖茨的全球巨富热门人物”,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到赴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念硕士,再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才开始参加工作,在澳大利亚奋战了8年,然后于2000年回国创业,成立无锡尚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学者创业型的富豪和企业家,对习惯了“野蛮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这种路径显然是不可复制的。   不同于张朝阳和施正荣这种海归博士,张文中等民营企业家则是在国内高校拿到的博士学位。张文中是物美控股集团前董事长,1962年生于山东,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开大学读的,25岁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五年后,他在担任世界银行和国家“863”科技基金支持的一研究课题组长中表现突出,受到部委领导好评,不久后他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在北京创建物美商城。   张文中2006年身陷囹圄,两年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8年。引人关注的是,接替张文中任物美董事长的他的创业伙伴吴坚忠,亦有中科院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更有趣的是,张文中的简历中称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而吴坚忠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且与张文中时间段相同,真可谓“黄金搭档”。   企业家在国内高校读博,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该校原本就是其母校或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近两年饱受争议的中国最大民营担保公司中科智集团董事长张锴雍属第一种情形,他是深圳市政协委员,1982年从中南矿冶学院(后并入中南大学)金属材料系本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中南大学校友会的网站上称张锴雍后来“先后攻读了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两门博士学位的全套课程”,而中科智的官方网站上直接称其获得的是“金融工程学博士”。   国内最大民营钢企之一的河北建龙集团董事长、曾被称为“钢铁首富”的张志祥属后一种情形。他1989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94年开始创业,2000年时已声名鹊起,之后除其母校外,他还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合作频繁,奖学金是一种合作基本形式。他同时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特殊钢技术联合联发中心”,并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常务董事——搞校企联合,推进建龙在东北的钢铁版图。   2006年张志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东北大学读冶金专业的博士,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拿到了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们   还有一类企业家,他们头上的博士帽是“荣誉博士”。譬如今年65岁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却将一间乡镇企业,逐步打造成了营业收入(2009年)超过500亿元的民企集团;他在去年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10亿元。   2001年11月21日,鲁冠球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彼时与他同获殊荣的还有香港永亨银行董事长冯钰斌、香港长江制衣公司董事长陈瑞球等人。年过半百的鲁冠球非常兴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由于历史原因错过高等教育,而后收获高学历时内心的一处写照。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鲁冠球的名片都印有“博士”的头衔。   李宁公司董事长、曾被称为“体操王子”的李宁于2008年10月23日也获得了由香港理工大学颁发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二顶“博士帽”了——早在2005年,李宁就被英国拉夫堡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李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鸟巢点燃火炬后,这一以体育科学著名的大学亦不失时机通过BBC等传媒向全球推介自己。   与鲁冠球同城的浙江广厦集团董事长楼忠福,是于2008年1月23日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一天,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协会”的组织在香港向37人颁发了“世界杰出华人奖”,37人中的绝大多数同时获得了“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除楼忠福之外,其中的企业界人士还包括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等。   获得荣誉博士的富豪企业家,还有富华集团董事局主席陈丽华、雅居乐地产董事局主席陈卓林、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等,他们三人在2009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分别为230亿元、210亿元、280亿元,他们获得的也都是美国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于2006年11月获得了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上述企业家有所不同,曾受到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头上的“荣誉博士”是另外一种情形。   邱继宝曾被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戏称为“国宝”,两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受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肯定,邱继宝又一次在央视新闻联播露脸——尽管彼时飞跃集团资金链紧绷,四面楚歌。当然,飞跃集团最终平安无事,因为从浙江省到台州市,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太多了。   邱继宝于2006年3月11日这一天取得了“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博士帽是“送货上门”的——台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和美国内申大学合作的“大中华区第五期美国内申大学DBA、MBA班开学”典礼在台州举行,邱继宝现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呼吁台州企业家们都来参与学习并领取博士学位。这个场景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后来成为了“美国内申大学”的营销和宣传工具,在一个名为“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的网站里,“校友邱继宝”的风采尽现,他和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悉数收录在内。南方周末记者尚不清楚这一荣誉博士学位是邱继宝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一份“2008年北京大学房地产博士总裁研修班暨美国内申大学DBA(博士)学位招生启事”显示,交11.8万元,随报随学,每两月参加一次学习(地点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万寿庄宾馆”),每次3-4天,修满学分、完成论文答辩可拿到“四大高权威证书”,分别是“北京大学房地产总裁博士研修班结业证书”、“美国内申大学房地产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和“高级房地产管理师证”。 博士辈出的创业板和富二代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企业家和富豪群体中,头戴博士帽者层出不穷,完全不拘一格。至少还有两种类型的博士富豪可圈可点。   第一种是亦学亦商的“富豪教授”。代表人物是史正富和钟耳顺。   史正富是复旦大学教授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同华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玩起私募股权投资,迄今为止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他同时担任了奇瑞汽车等多家受资企业的董事,早在2007年就以15亿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上人物。他最近一次成为话题人物是去年6月其旗下公司豪掷4.65亿元拿下古井集团40%的国有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5个月后,史正富成为古井集团总裁。   资料显示,史正富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其任教的复旦大学取得的,而经济学博士学位则是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获得的,他同时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钟耳顺是去年底挂牌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图软件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超图软件是中国领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软件企业。钟耳顺的其它身份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GIS协会副会长等。和史正富一样,钟耳顺也是博士出身,他是1991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以2010年7月20日收盘价计,其所持股份价值4.6亿元。   第二种类型是博士富二代们,代表人物是赵超。   赵超是步长医药集团董事长,生于1967年,是企业创始人赵步长(今年68岁)之子。这对父子皆是全国人大代表,均曾参加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不过老爸是在山东代表团,而儿子在陕西代表团;“步长系”也是资本市场上非常诡秘的一支力量,多次财务投资都选择有国有背景的企业。   赵超于1988年在西北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念了MBA,最后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陕西是民办教育大省,步长集团十几年投资创办了一所名为“陕西商贸职业学院”的民办学校,后来改名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现在的院长正是赵超。   无论如何,“赵超们”毕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一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的子女们就算有意读博士(按部就班那种),但他们的年龄也不过刚好到就读年龄或还不及;二来,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他们的父辈完全退出家族企业之前,他们并不能像赵超一样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博士企业家”。   有人说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一个“急”字,无论是“急”还是“被急”,时刻都需思量安身立命之策和突出重围之道,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  

    07月22日 
    阅读全文
  • 丰田依然值得学习

    海 外“召回门”事件给丰田汽车蒙上的阴影尽管日渐淡去,但其头顶上昔日的光环在众人的心目中已有些许褪色。丰田背后的管理创新、生产方式,甚至于其组织中的企业文化难道真的已经过时了吗? 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丰田汽车就是中国乃至全球制造行业,特别是汽车行业学习的典范之一。丰田生产方式所提倡的零缺陷、零故障、全员改善、自动化和准时化等内容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中国和全球的企业管理者们。在丰田汽车经历了系列的磨炼、变故之后,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丰田是否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在笔者看来,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丰田汽车的海外“召回门”虽然影响巨大,但是,这无法掩盖丰田管理及其生产方式对西方企业管理体系的突破。就中国目前产业界而言,企业管理及组织文化亟须一个自我升华的突破,而这方面,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曾经走过的路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的样本。 当前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但包括收入分配、员工关怀、产业转型等各种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也日益显现。 “中国制造”需要再次升华。 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道路上,“中国制造”正处于一个升华的关键时刻,对于致力于突破瓶颈的“中国制造”而言,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和品牌的创新,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背后的管理体系的创新,要形成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体系,这其中不仅有效率和金钱,更有企业和员工的共同成长与分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管理方式上,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精英管理体系,表现特征为强调结果而相对忽视过程,注重绩效考核而相对忽视绩效评估,强调个人而相对忽视团队整体,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过分崇尚个人成功、最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思潮。但这一切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个人的成功真正会必然带来整个企业乃至社会的成功吗? 丰田生产方式,名义上是一种生产体系,但实际上是丰田汽车贯穿企业经营始终的一套管理的哲学。其“带人字旁的自动化”和“及时生产”最为人们所熟知,在我国也被很多的人士反复解读,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也被很多的汽车企业所学习,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当做经营的哲学去看待、领悟。 单从“带人字旁的自动化”来说,丰田生产方式是一个对员工充分授权的管理体系,而不是西方的精英管理体系。这种体系强调,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应当是每一个员工,而不是去等待管理人员或技术专家来解决问题。 在这种充分授权的管理体系下,丰田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在丰田汽车的日本总部还是遍及全球的事业体,都将员工的“改善提案”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丰田来说,任何可能的改善首先是来自于对问题的肯定,要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成一种团队凝聚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成为一种对个人自我实现的肯定。将员工与团队视为企业的真正财富,是企业改善的根本。 另外,丰田管理体系采用的是绩效评估体系,而不是一个绩效考核体系。在丰田管理体系之下,对员工业绩管理的重点是放到评估上,而不是单纯对结果的诉求,重点是看员工是否真正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机制,即帮助员工成长。 或许从根本上来讲,丰田生产方式这套管理体系,是西方的管理研究与日本的文化传统的精巧融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目前同样遇到如何借鉴西方的经营管理体系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文化传统相融合的难题,而此时,出现了问题的丰田更值得静心学习、研究。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美国有线:中国精通科技的90后将会影响未来

    在中国,被称为“90后”的一代被贴上了懒惰、困惑、自私、脑残、绝望等多个标签。而不管90后到底是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与父辈是不同的:他们对中国过去的动荡历史毫不知晓,相反,他们所经历的却只是全球化在加速蔓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一时期。   北京一家网络分析人士说,“他们所了解的生活只是中国的影响力在日益扩大。他们胸怀壮志、外向发展并且非常自信,因为他们没从未经历过困难”。此外,他们还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并且正是在网络上,他们过着与传统的文化标准截然不同的生活。   凯文·李是北京的一家研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说,“当他们离开网络看到显示世界后,他们在意识中会产生很大落差。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去哪里逃避呢?还是回到网络中去”。这家公司另一名工作人员说道,“网络是一个能让这些年轻人感到独立的全新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抨击任何人,没有人会批评他做错了,他们还可以在网络上毫无限制地选择以任意方式展现自己”。   中国的年轻人在网上表现自己的方式各异,他们会挂在各种社交网站上,例如开心网、人人网等,会在微博上留言,还会使用腾讯QQ或空间与别人交流。在这类平台上,他们还会组成“部落”或“氏族”,有的“部落”甚至会吸纳数千名成员,相互之间用“火星语”进行交流。年轻的女孩还会经常上传一些类似卡通形象的照片,比如戴着厚实的眼镜,穿着一些日韩式样的布娃娃风格、动漫风格或颓废风格的衣服等。   也不是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行为那么反对。《正在爆发的互联网革命》一文的作者韩银波(音译)就说,“在现实世界里,他们也学习怎么成为领导,怎么解决人际间矛盾。这些网络活动使他们更加成熟,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扩大了他们的视野。”   18岁的林立(音译)是上海复旦大学一名学生,他说,“我们对社会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敌意的。我们不想那么传统,因为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很旧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需要有一些大的改变。或许我们想承担这个责任,尽管目前对未来可能还并没有一个真正明确的目标”。   许多人并没有问及的一个问题是,当这些90后长大成人并进入职场后,他们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其实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加入劳动力大军了。   《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改变世界》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认为,90后的一代比上一代更加有企业家精神。 “是的,他们会影响将来的变化,并且他们认同的是一种跟上辈人完全不同的文化”。他说道,“网络上发生的事情是会变成现实的,因为它的确会促使在现实中的行为发生变化”。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文汇报:别让中国中产阶层继续“脆弱”

    中新网7月20日电 一份外国评估报告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可能达到7亿人。香港《文汇报》20日刊文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中产阶层表面风光、实则脆弱。“撑不死、饿不着”的他们目前还是社会关怀的“准盲区”。面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应创造更好发展前景、给予更好社会保障。没有稳定及不断壮大的中产,中国现代化就依然遥远。 文章摘编如下: 2020年中国7亿人中产 全球著名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可能达到7亿人。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预示着未来中国的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50%,超过4亿人将在近10年内步入中产阶层行列。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之前,中国已出现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已达总人口的15%左右。综合多个机构在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已达23%左右。中国中产收入标准为11800-17700美元/年(约合人民币79945-119918元/年)。 在不到10年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增幅达8%,远远超过2000年之前中产阶层的发展速度。来自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则显示,未来10年中国中产阶层将以更快速度发展,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约占总人口数的48%。这也意味着中产阶层规模可能增加总人口数的25%左右。 未来中产阶层规模将迅速扩张,这已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媒体引述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表示称,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少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一比例将会持续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甚至落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它三国。 至于未来中国中产阶层进一步发展,有日本学者建议,中国经济发展应更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未来首先应通过税制改革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其次还要完善教育和社会保障,第三则要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纵论神州:别让中产继续“脆弱” 国内外学界认为,中产阶层对现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在各项以收入为标准的调查中,的确显示出中国中产阶层正在日益扩大。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中国,这些年收入在10万人民币左右的中产阶层却是表面风光、实则脆弱的一群。 动辄数百万的房子,数万元的医疗费用,甚至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数千近万元的学费。中产阶层的收入在这些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如果说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其关键并不是那些或高或低的收入数字,而是拥有一种具有前景、稳定且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 不能否认的是,“撑不死、饿不着”的中产阶层,目前还是社会关怀的“准盲区”。面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应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给予更好的社会保障。毕竟,没有稳定及不断壮大的中产,中国的现代化就依然遥远。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任志强:80后幸福指数的实现路径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帮”的战役,是一场在党内已失去正常制度约束下的武装革命。解决了名义上代表毛继承人概念的代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价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们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必须承诺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 是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进步去比奴隶社会,但却可以对比改革前后,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八零后的父母们的经历,是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是在变化和进步的;至少他们还应知道不能仅停留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而应靠他们的牺牲于奋斗精神创造未来,而绝不能在原地踏步还痛恨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与条件。 而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时间与机会,才能正确的认识到灵魂深处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轻装前进,才会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幸福指标。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正是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熟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也造成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如今红绿灯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会称为是“强势”的司机,而行人、自行车、三轮车等被自认为是“弱势”的群体虽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将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践踏。许多人用城管的野蛮来抱不平时,却不是道当年的“三自一包”中的养鸡养羊都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根苗而被强制性的没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为什么还要非法的掠夺社会的资源并不缴纳税费呢?思想观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从对过去错误的比较中看到今天的进步吗? 中国从错误的泥沼中爬出来仅仅只有三十年,无法与坚持了上百年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制度上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人反而幸福指数高,而改革之后经济发展了反而幸福指数低呢? 因为那个错误的时代中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制度约束但有一种精神的约束,知道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吗,生活与幸福的标准与要求很低(也许是无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宽容错误。当文革打破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维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才给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后来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但从泥沼中爬出来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努力中,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从一群群探索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被无情的淹没开始,经历了的少风风雨雨,无数次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才让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让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继续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用自己的生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成功的,而过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让天堂中的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恰恰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政府过度的承诺也无疑是给了八零后一代过多的幻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实现的事,都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个人均GDP还排在全球100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又怎么会一步登天的成为世界的前列呢? 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树底下好乘凉,则这棵大树一定会在你摘一片叶子遮阴他折一枝挡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维护与培育之中。 抱怨并不能让社会财富增加,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进步之中让自己更落后。正如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蚁族”是一群“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和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八零后一代应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虽然中国的社会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与创造。而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7亿中产:“画饼”虽大 何以“充饥”

    社会学家陆学艺近期说我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23%时,“被中产”的惊呼之声不绝于耳,俨然放了一颗“卫星”。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日前又奉上一个大“画饼”——其研究报告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再过十年,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年收入可达8万元。(《法制晚报》7月19日)   且不说年收入8万元算不算“中产”,即便按这个标准,达到中产近半的程度仍要“再过十年”。单说目前的中产阶层已经举步维艰——收入分配向资本权力倾斜、畸高房价透支了很多白领半生的财富、“短腿”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强度工作和低微薪酬……仅仅“房奴”、“车奴”、“卡奴”、“孩奴”这些词就将白领中产们疲于奔命、捉襟见肘的生存窘境展露无疑。7亿中产,“画饼”虽大,何以“充饥”?   在收入少、负担多、税负重、房价高的重压下,如何才能使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实在迫在眉睫。通过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的调整为税负减压,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后顾之忧等,这些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除了“减负”,还要“扩容”,更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机会以壮大中产阶层。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孵化器”至少要有两个:一是中小企业——通常认为,强大的中小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正如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越多。反之,中等收入的人口就较少。另一个是大学——社会学家陆学艺曾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其实,高校扩招的十年,也是中国中产阶层扩大最明显的十年,每年几百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也就直接成为以高学历为主要特征的中产阶层的后备军。因此,也有人说大学毕业生是“预备中产”或“准中产”。   但一来,中小企业目前举步维艰——2009年前两个月,国内14家银行授信额度总规模达到4.52万亿元,可对中小企业授信的规模还不到4%。仅在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调研甚至显示,广州中小企业平均存活期不到3年。二来,“毕业即失业”、“蚁族”、“房租攀升”、“毕业生薪酬创新低”等现实尴尬给正做着中产梦的大学生们当头一棒。   中小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们“四面楚歌”,中产阶层自然也就“萎靡不振”。要让7亿中产的“画饼”由虚变实,至少需要创造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先把中小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从“四面楚歌”中解放出来。中产梦虽美,总得先让他们睡着吧,否则,不就是“白日梦”了?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岭南写真:“80后”热捧网络虚拟礼物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称号,为朋友或亲人送上节日礼物,既是祝福也是礼貌。然而,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送礼的经济压力,给亲朋好友挑选礼物成了一种不小的负担。在广东梅州,不少“80后”、“90后”习惯在网络上轻点鼠标,为亲朋好友送上各式各样的虚拟礼物。   据了解,虚拟礼物一般分为可以无偿使用的免费礼物以及需要使用货币或者“虚拟货币”购买的礼物两种。热衷于送虚拟礼物的多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透过在网络中的“虚礼”,传达了朋友的祝福之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3岁的张小姐是梅州一家食品经营店的员工,平日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上网,在网络的世界获取新知、与朋友谈天论地。上个月过生日时,收到了朋友们透过网络赠送的50余份礼物,包括宝马跑车、蛋糕、香水等。   “在网络上赠送礼物对我们而言并不是新鲜事,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送虚拟礼物给过生日的朋友,因为它不需要纸张包装,不仅符合经济效益,更符合了时下流行的低碳的环保主题。而且,互赠虚拟礼物成了目前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张小姐说。   在梅州某机关单位工作的小熊,节日也会收到朋友的虚拟礼物,并且也会用虚拟礼物来传达朋友之间的情谊。她表示自己收到朋友的虚拟礼物都会感到舒心,“虽说作为一份虚拟的礼物,只是一句问候、一张卡片,但这是一份朋友的心意,心里觉得很温暖、很感动,这是一种被朋友祝福的情意。”   据了解,不少交友网站或者社交网站会提早三四天通知用户重要节日或者朋友的生日,轻点鼠标,就可赠送任意礼物给朋友,成为不少网络用户提供了经济、方便、快捷的祝福之道。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80后90后调查显示 幸福感与学历成反比

    在众人眼中,现在的“80后、90后”是蜜罐里泡大的,从小到大一般都较顺利,未经坎坷,“啃老族”、富二代、房奴、蚁族,这些词也如一顶顶帽子先后扣在他们头上。面对生存、家庭、工作等多方面的压力,职场中的80后(Y一代)、90后(Z一代),你们幸福吗?这个问题成为大学生暑期关注的课题。近日,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数理学院实践小分队,面向30岁以下常州外来员工发放400份问卷,并对个别员工进行深入访谈。调查发现目前50%以上的80后、90后外来员工虽然认为工作压力较大,但对工作环境和收入还是持满意态度的;而对现状不够满意的多为学历较高的大学生。   低学历外来工   能找到归属感更易知足   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充满竞争压力的社会,外来工来到城市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小李来自河南农村,在常州市一家连锁美发店当学徒,对工资还比较满意,虽然辛苦但过得充实,他说:“我现在在常州打工,想过几年后,回家开办自己的连锁美发店,想到这个目标我就感到很幸福,所以现在我会勤勤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   在本次调查中大学生们发现,学历不是太高的80后、90后在异乡还是能找到归属感的,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大都不想扎根在常州,所以没有买房等压力。   但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大都对目前的工资和生活现状不满。他们目前大多几个人合租在一起,生活较为拮据,他们想在这座城市里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压力也很大。小胡刚从大学毕业,现从事销售工作,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5年内在常州买房买车,所以他每天都加班加点,基本没有周末。在小胡周围还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很有拼劲,小胡也时时刻刻感受到压力;但同时在这种压力“逼迫”下自身能力提高很快,所以小胡也感谢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 新一代外来工   看重开心胜过收入   在80后、90后年轻外来工中,普遍呈现的问题是“抗挫能力”较差,更注重自身的感受,他们对工资看得不如上一代人那么重。调查中一位企业管理人员告诉参与调查的大学生:“现在80后、90后宁可少赚工资,也不喜欢加班;他们喜欢在短时间内把手头该做的工作做完,一下班就走人。工厂提供免费宿舍,但他们宁可自掏腰包在外面租房子住。”年轻外来工更在意自己开心与否,所以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线员工,在枯燥的工作面前存在较大的心理问题。而大学生在实践调查中也发现,90%的公司没有对员工进行过心理方面的关怀,公司更是没有心理顾问。70%以上的公司基本上没有集体活动,60%以上的公司没有运动娱乐设施。   专家建议   员工有空多出去走走   调查发现68%的外来工时常感到孤单,80%的外来工业余时间几乎只用于睡觉和聊天,即使偶尔有些娱乐活动,也以打麻将、打牌为主,单调乏味。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心理咨询师赵晓川老师认为这是心理问题引发的生理反应,她建议年轻外来工“有空多去商业区走走,多运动,多找朋友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企业应重新审视内部的管理制度,比如:添置完善厂区内部的娱乐设施,组织晚会、球赛,开展素质拓展训练等等,这样才能让员工保持愉悦的心情,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李宏平:来自跳水之乡的中国男子首个跳水世界冠军

    作为美国跳水队的领队兼教练,中国跳水的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得主李宏平,今次带领六名队员,来到了大运会的赛场,参加全部跳水项目的比赛。   与十六年前赴美留学时的他相比,三十八岁的李宏平依旧英俊干练,只不过多了几分成熟和儒雅。在与记者攀谈时,李宏平透露,他将于大运会结束后返回家乡---跳水之乡汕头看看,看看新建的跳水馆和四年未曾谋面的老母。   归侨老师照本调教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李宏平,是家里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一九七零年,在汕头金沙小学读书时,被新加坡归侨、体操老师沈茂豪看中,开始练习体操。沈老师是一位非常热衷体育的人,他迷上跳水后,决定教学生跳水。虽然对此一窍不通,但他却可以照着书本,逐一教学生动作。   在沈老师的调教之下,李宏平等人都非常有出息,在金沙小学就读过的学生中,李德亮获一九八八年奥运会跳水铜牌、李宋芳获一九七五年全运会冠军、李巧贤获一九八四年奥运会第五名,李宏平更获一九八一年世界杯跳水比赛第一名,成为中国首个获得男子跳水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跳水生涯成绩显赫   李宏平介绍说,一九七七年,他年仅十四岁时被选入国家跳水队,次年便在曼谷第八届亚运会上获跳台跳水银牌。   一九八一年,在第二届世界杯跳水赛和布加勒斯特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李宏平均获跳台跳水冠军,创造了他的第一个,也是中国男子跳水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被国际泳联的《游泳世界》杂志评为世界最佳跳水运动员。   一九八八年,已赴美就读四年的李宏平又代表中国队参加中美跳水对抗赛,获得第一。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比赛竟成了他的告别赛。他原打算参加完当年的奥运会后再退役,可最终未能如愿。   退役赴美改执教鞭   一九八九年,李宏平在美国南加洲大学毕业,获体育教育学士学位,并到学校附近有名的“米森威杰”俱乐部当教练,这里是美国跳水名将洛加尼斯的训练基地,李宏平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两年前又重返南加洲大学,担任该校游泳和跳水队的总教练。   头顶世界冠军头衔的李宏平,当教练也有一手:他任教的俱乐部选手参加世界少年跳水锦标赛,曾获十四至十五岁年龄组的冠军,并在美国国内拿过几次全国冠军。此次他带来参加北京大运会的队员,有一名曾获全美公开赛和全美大运会的第三名。   大运结束举家还乡   李宏平说,此次带队参加世界大运会,他发现中国跳水目前的整体实力依然非常雄厚,但在个别项目上有些弱,如女子跳板项目,而跳台项目却很强。   李宏平说,中国为培养运动员花费了很大气力,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出成绩、拿金牌是应该的,如果有这么好训练条件,但运动员拿不到金牌,那就不应该了。李宏平最后表示,大运会结束后,他将带妻子和女儿回家乡看望年迈的母亲。妻子金玲曾是铁路文工团的一名民族舞蹈演员,七岁的女儿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因子,钢琴、绘画、舞蹈、音乐,样样出色。   李宏平说,他已经四年没有回汕头了,相信汕头的变化也很快、很多。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 80后成剩女主力军

    [导读]现在再提起“剩女”,并不是专指爬上30岁台阶的老女生了。许多83年、84年生的人都开始有了“剩女忧患意识”,希望早点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在80后的祖辈父辈那个年代都是有剩男没剩女,再丑的姑娘也能找到婆家。现如今的趋势却仿佛不是如此,大街上餐馆里,经常看到一帮女人扎堆喝酒聊天,商场里经常有三四个女孩一起手挽手悠闲地溜达,我们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周围二十几岁的单身女性越来越多,丝毫都没有要嫁人的迹象,剩女潮流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必然。 对于周围越来越多的剩女,有人戏谑地把她们分为了几个等级:25 27岁为初级剩客,这些人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故称“剩斗士”;28 30岁为中级剩客,此时属于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又因为事业而无暇寻觅,别号“必剩客”; 31 35岁为高级剩客,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依然单身,被尊称为“斗战剩佛”;到了35岁往上,那就是特级剩客,当尊为“齐天大剩”。在如今的社会状态下,剩女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宅女型剩女 这类80后女孩一般都宅在家里,大多是是自由职业者,因为可以在家里办公而免去了大多数外出项目。她们虽然有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容貌,却往往因为宅在家里使得交际面过窄,失去了认识异性的诸多机会。 梅西今年28岁,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因为每天在家写稿,梅西常常是不洗脸,能张嘴吃东西喝水就成,头发乱七八糟也不管,穿着睡衣在房间里逛荡一天,忙完了就看看电视、上上网,吃饭一般都是叫外卖,买东西也最多是到楼下超市转一圈或者干脆叫超市的人送上来。对于自己为什么成为剩女,梅西无奈地说,自己每天在家里写东西,见到的人很少,即使偶尔见到一两个,也总是很难有机会继续发展。 爱情至上型剩女 这部分女孩之所以被剩下,主要是因为想要一份期待的爱情,而完美的爱情却往往可遇不可求。 朵朵今年28岁,供职于一家外资企业,漂亮温柔,喜欢追求有情调的生活,是个标准的“小资”。朵朵从大学时代就憧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但看着就要奔三十了,却还是单身状态。朵朵身边的追求者众多,却还是“找不到最适合的另一半”。她的说法是:“对物质条件要求不是很高,但要有感觉。”但现实往往是,有钱的没品位,有品位的没钱;自身条件好的,工作不怎么样;工作好的,自身条件欠佳;整体符合要求的,个子又太矮;一切都符合了,但又找不到共同话题当朵朵结束了一段恋爱之后,对男士更为挑剔了,相亲的时候听完介绍人的简单描述,只要感觉其中某一条与自己的爱情理念冲突,立马就回绝了。 远离故土型剩女 这些女孩从小在农村长大,通过求学就业,终于融入了家乡之外的大城市,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另一半,却又不愿意回到家乡过平凡安稳的生活,所以只能寂寞地耍单。 小惠是安徽人,今年28岁,已经在北京打了8年工,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现在仍是孤身一人。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小惠也开始被家里的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叫回去相对象,但在几次未果的相亲之后,她还是跑回了北京。每当有别人问起小惠的婚姻大事,小惠坦言回自己家都已经“过不惯”,更别说嫁在家乡了。 才女型剩女 有句话这样说:“女人读书不宜多,因为在男人心目中:大专生是小龙女,本科生是黄蓉,研究生是赵敏,博士生是李莫愁,博士后是灭绝师太,硕博连读更可怕是传说中的东方不败。”对于学历高的剩女,如果不是能够背诵辞海辞源,肚子里没有足够的墨水,是没几个男人敢娶他们回家的。 霏霏大学时候是文学社的社长,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书法更是练得出神入化,一直被同学们冠以“才女”的美称。然而直到大学毕业,霏霏也没有交到男朋友,用她的话说就是光芒太大了,以至于让男生们都退避三舍了。毕业之后霏霏到一家外企工作,现在已经工作了五个年头。霏霏说,自己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找个男朋友过平稳的生活,然而很多男性朋友都是在夸赞她一番之后就躲的远远的了,她很明白,是“才女”的美称让好男人都对自己敬而远之了。 很多过了25岁的80后女孩,还没觉得自己真正成熟,却发现自己已经迅速加入了“剩女”的行列。到底是像父母一样赶紧嫁掉、结婚生子、过稳定平淡的日子,还是继续理想中的后现代自由生活?剩女们似乎自己也找不到结果,只能顺其自然了。 强势型剩女 这一类80后剩女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显得很精明强干,身上散发着强势的气势。这些剩女常常因为在公司拥有较高的职位,在工作上都是高高在上地命令别人,等到恋爱的时候,也就习惯乐用这样的口气命令男人。而男人大多都承受不了如此强势的女人,因此这类女孩被剩下也就不奇怪了。 小欧的年龄只有29岁,身材长相都很出色,半年前因为出色的能力荣升为了公司的总经理,工作中的小欧很干练,对员工的要求也很严格,时间长了,在生活中也就养成了颐指气使的习惯。前一段时间小欧交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朋友,可是两个人仅仅相处了两个月男方就提出了分手,在小欧的追问下,对方才无奈地说,因为小欧太强势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感觉自己在被领导教训,因此只好分手。小欧这才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要想很快改变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还是要有很长时间的路要走。 绝色美女型剩女 太漂亮的女人男人都喜欢,谈恋爱人人争先,可说到结婚,就很少有男人有这样的勇气了。另外,绝色美人对于婚姻的期待值一般都比较高,很难看中普通男人。如果这样的美貌剩女运气不好,总碰不上有财有貌无老婆的帅哥,婚姻大事就只能一拖再拖了。 沫沫从小就是有名的美女,在一片赞扬中长大,周围的追求者更是数不胜数。沫沫大学毕业之后凭着魔鬼的身材和让人着迷的脸庞做了专职模特,每天在T台上走来走去,艳光四射,吸引了很多异性的目光。然而直到今年,沫沫已经29岁了,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对于为什么没结婚,沫沫坦言自己不缺钱,所以不要求男方车子房子等物质条件。虽然也谈了几场恋爱,却总是找不到感觉,认为交往的对象没内涵,不是自己想要的另一半。沫沫还说,其中有的人并不是想娶她,只是为了图个乐子或者养个二奶,这样的人更是不能相伴一生的,必须PASS掉。

    07月21日 
    阅读全文
共5454记录 首页 «上一页 ... 494 495 496 497 498 ... 下一页 » 尾页

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