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习惯平民生活出行坐公交车
习惯平民生活出行坐公交车 说周秉德是一位时髦的老太太一点都不为过，珍珠项链配祖母绿戒指，绿衣云鬓。她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态轻盈，谈笑风生。 她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自12岁生活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言，因为从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还坐公交车。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离职。在61岁高龄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如今，在北京复兴门一个普通红砖楼小区里，她和很多中国老人一样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她育有两子，大儿子下海搞文化，二儿子在温哥华做电脑高工。 初进中南海毛主席请吃苦瓜 周秉德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周恩来找到弟弟的领导，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一直到1964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今年距周秉德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刚好60年，那是1949年6月她12岁的时候。她还记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兴地拉着她的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把她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下来后，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边的小书屋，也与毛主席一家毗邻而居。 有时候在外边玩，就碰到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娇娇，她们几个“海”里的同龄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后来，江青和李纳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部小自行车，她们都用这两部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她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跳交谊舞。“我跟毛、刘、周、朱都跳过，我伯父跳得绝对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着队地去找他跳，我也参与排队，但每次都跳不了一个整曲，跳一两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换人。” 她们在“海”边玩时捉到小鱼小虾，李敏、李纳说拿回去给我爸做汤吧，一起去“进贡”，毛主席高兴地吩咐拿去做汤。“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至今她还珍藏着“毛伯伯”写给她“好好学习！毛泽东”几个大字。 从小坐公交车上学不搞特殊化 她称呼伯母邓颖超“七妈”，因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没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15年，邓颖超曾说：“秉德与我们的感情最深。”但他们姐弟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娇纵。周秉德平时住在学校，她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学校里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七块钱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难得有什么肉，经常是炖茄子、炖白菜，有一点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袄，夏天有时候发条裙子那就是很高兴的事了。” 有时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却得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得倒车。回去后小姑娘心情有点不平衡，就跟伯母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伯母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从小的这种“平民”教育，给他们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读书，平常给他们两毛钱，倒公交车上学。一旦嘴馋吃个冰棍把钱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学。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学生们要拆洗被子，他们看见别的孩子家里有车来接，就找老师要了个信纸、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信上写道：“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下午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找到他们后，把被子都驮起来，到校门口找了两辆三轮车拉回家。回去后七妈稍显自责说以后要惦记着去帮他们运回行李，但又教导他们说：“要车的口气还真不小！但车是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父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父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后来周秉德随夫到贵州，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曾经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相信，他们互相议论起来就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如果是什么亲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记忆里的伯父常通宵达旦工作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她们好好聊天。有时候伯母邓颖超会派“任务”给他们，让他们孩子们到二门去迎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他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时候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颐和园听鹂馆休养。“伯父一般是没有空去游园的，但因为伯母的缘故，他也去颐和园看她，有时我们会在傍晚时陪他去。”周秉德回忆说，“他进园前嘱咐卫士一定要去买票，进园也从来不清场，谁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长廊的时候，他还指着上面的画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长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周秉德说：“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把我六岁的妹妹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们一起去中山公园看花，和遛鸟的老头聊天。所以他经常上午睡几个小时，他的早饭就是我们的中午饭。” 谈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逃过的一劫时，周秉德说：“参加万隆会议，他其实抱着不一定回得来的思想准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本来是冲着他去的，刚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到仰光会面，所以他才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毛巾睡衣服拿过来，我一看衣服上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 伯父以自己恋爱故事谈婚恋教育 很多人好奇电影上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在他额头亲吻的镜头是否缘自真事。“他们俩好到什么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亲自到河内吊唁，当时还在打越美战争，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都等着他回来。伯母在客厅里等着他，伯父一进门，伯母就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紧接着又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跟那么多年轻的姑娘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你也要亲亲我，抱抱我。’伯父马上就跑过来搂着亲她了，当着护士、秘书的面。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样的镜头就不足为奇了。”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对她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伯父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七妈”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周秉德说。 忆伯父去世前后事情犹觉心酸 随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给她打电话，说伯父约她去中南海吃饭。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去跑过去，但那天她一见到伯父便觉得他跟往常不一样。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伯父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当时她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这一次，他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坤表，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终于在中南海西花厅再见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个衣服架子，但眼睛还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她一生受伯父伯母影响至深，也在不断回忆他们中缅怀他们。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大学、单位常找她去讲课，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六七十场了！
09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