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生活纪实：三个80后走出唐家岭的奋斗史
走出“大唐”
三个公司人，三段奋斗史。他们以被称为蚁族聚居地的唐家岭为起点，凭借自身勤奋和努力，终于成功跻身城市主流。如今唐家岭正在拆迁，但他们那段苦中作乐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这里为他们初入北京提供了落脚点，也为这个城市提供着向上的动力。
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2009年的那个春天也不例外。4月的一天，陆凌青和妈妈走在唐家岭坑洼的街道上，废弃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着，公共厕所的臭味夹杂着路边垃圾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走进陆凌青那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时，妈妈的眼泪掉了下来—除了床、衣柜和笔记本电脑，屋里再无其他家具；墙上贴满了用来装饰的便宜海报；在靠近床头的架子上，贴着儿子每个月的工资条。
陆凌青就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住了两年。让妈妈感到安慰的是，他刚刚买了房，就要离开这里了。陆凌青没有告诉妈妈，他在这间小屋里曾经一个月只吃挂面，甚至曾经三天不吃不喝就只是睡觉。直到他找到一份工作。
现在因为唐家岭的拆迁，这个小平房已成为一堆瓦砾。但是陆凌青对唐家岭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他感谢唐家岭，这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和所有踌躇满志来到北京寻找机会的年轻人一样，起初，陆凌青还融不进繁华的北京城，他需要一个便宜，哪怕是糟糕的落脚地，他找到了唐家岭。
唐家岭属于城乡结合部，有着村民们自建的简陋但是便宜的出租房。只不过，唐家岭更靠近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之地—联想、百度等大公司的总部。在这里能看到他们的办公大楼，坐上公交车，十几分钟即到。不远处的中关村，更是人潮汹涌，那里聚集着IBM、谷歌、某网……
如果不是11公里之外的中关村，唐家岭这个荒僻的村子恐怕还只能通过种植冬枣致富。中关村孵化了中国的IT产业，也让唐家岭的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们不用再辛苦种地或外出打工赚钱了，只需把自家的房子出租出去，就能坐享其成。
唐家岭村民生活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那年一所名为中国软件管理学院的民办学校在唐家岭村西落脚，该校学生成了这里最早一批租户。2003年SARS之后，来唐家岭求租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与之一街之隔的上地软件园逐渐成熟，也使越来越多求职的大学生来到唐家岭。
到了2009年，他们因为被冠以“蚁族”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蚁族》一书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说，2003年中国首批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与下岗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使得蚁族队伍越发庞大。
聂巍就是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那一年从南昌来到了北京唐家岭。他们的到来让唐家岭的出租房开始变得抢手。没有什么生意比赚租金更轻松自在了，村民们不顾一切地把平房越盖越高。2005年，西北大学毕业的林水洋也搬进了唐家岭，他看着这里的平房迅速长高，很多房屋都加盖了三四层，最高的已达七层。2005年前后，加盖楼房的村民收到村委会的停工通知，几番博弈后，楼房却仍在肆无忌惮地变高。等到2007年陆凌青住进唐家岭时，这里的违规建筑已是合法建筑的5倍。
去年的一次入户调查显示，唐家岭的户籍人口为2800人，外来人口有3.7万。这其中刚毕业的大学生占了一半。这群年轻人白天出入于中关村甚至是金融街、国贸这些城市核心区域的高档写字楼里，晚上却蜗居在租金低廉、环境糟糕的城中村。他们每天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不断转换角色。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全国蚁族人数在百万人以上，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
居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把它称作大唐，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朝代同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并力图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走出唐家岭，过上更好的生活。某网微博上一名叫rockyLuYan的蚁族说，如果一年后我还离不开唐家岭，我就离开……聂巍、林水洋和陆凌青，就是通过奋斗走出了唐家岭的三个80后。聂巍还记得初次在唐家岭创业，和朋友赚到7万块钱时，兴奋地大叫；林水洋也忘不了唐家岭的兄弟们拍着肩膀相互鼓励说，哥们儿要越混越好；陆凌青会时常回想起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的情形，那个下午他一口气吃了好几家唐家岭的饭馆。
“现在工作上的努力跟唐家岭分不开。越是住在唐家岭这样的地方，对家的渴望会越强烈。”陆凌青说。
现在，他们的生活看上去不错。一心想创业的聂巍拿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立了卖花果茶的B2C网站；林水洋和陆凌青都实现了做软件工程师的梦想，两人分别是某网和完美时空的中层管理者，但他们却觉得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在唐家岭时那么单纯快乐—那时候的他们都目标明确、心无旁骛。
买了房的陆凌青拿着房产证走出房屋交易所时，曾经在找工作时出现过的那种绝望情绪又来了。房产证上盖着已抵押的章，他想着要还完贷款才能把那个章去掉。陆凌青回头看着那个走出来的地方，心想下次进去时，该是二十五年后了，那时他已年近五十，这套房子才真正属于他。
走出唐家岭后，他们要面对的是区别于唐家岭的艰苦环境的另外一种考验。他们三人和所有的80后公司人一样，开始经历中国房价的高速上涨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大裁员。他们已经不再属于那个边缘地带，而是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流—结婚、买房，成为中产。国贸、中关村的写字楼，以及周边的住宅公寓，构成了他们的新生活。
他们还会经常回忆起在唐家岭度过的那段时光。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唐家岭要拆除了，他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那个唐家岭。一份敦促蚁族搬家的村委会公开信，也让现在居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不得不离开这里：“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按计划，整体腾退将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2012年将完成安置房及多功能产业用地建设。那时，唐家岭的村民们将得到回迁房，而那些使唐家岭成名、符合条件的蚁族们，也可以住进干净的政府廉租房。
这个夏天，那家当年林水洋经常光顾、走上3分钟就能到的菜市场，只剩下一片废墟。一群蹬着废品收购板车、操着四川口音的男人冲向废墟，他们从板车上拉下大锤，照着几块残缺的水泥板抡了起来，三五下后，从砸碎的水泥板中抽出来一堆钢筋。一个老头乐呵呵地举着手里的两根钢筋问同伴，这能换瓶啤酒喝吗？
“能有多少蚁族付得起廉租房的租金呢。”林水洋觉得，曾经的唐家岭消失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正在变高。
因为拆迁，这里的一切变得更加糟糕—随处可见的废墟，拆得只剩下框架的房子；京客隆超市的牌子已经被砸了下来，但它仍在照常营业；挖掘机轰隆地驶过三岔口，它的身后，一片尘土飞扬。只有村口一栋5层楼的红墙上，挂着的巨幅别克汽车广告完好无损，它出现在这里，刺激着这些糟糕环境下的年轻人。
唐家岭出租房屋的广告多了起来，它们无孔不入地散布在墙壁、电线杆、公交车站牌甚至是垃圾桶上，这其中很多是附近村子的出租信息。一些面包车、小卡、板车趴满了路的两侧，等待拎着大包小包的蚁族们。一个男生走到三岔路口，问金杯面包车司机：“到龙泽（离唐家岭7.5公里）多少钱？”在听到80元的回复后，他转身走向了一辆东风小康—他们开始寻找下一个唐家岭。
rockyLuYan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未来也可以像陆凌青他们一样，但是现在他们最需要的还是一个便宜，哪怕是糟糕的落脚的地方。
附近的史各庄、小牛坊等村子，成了唐家岭蚁族们搬家的首选，这些村子的房租每月普遍在四五百元，它们正在参照唐家岭的模样，建造一片新的蚁族聚集地，提供着这座城市新的向上的动力。 找工作的日子
“现在工作上的努力跟唐家岭有很大关系，它会时刻鞭策你，越是住在唐家岭，对家的渴望会越强烈。”
大唐电信的面试结束了。等其他应聘者都离开后，陆凌青见到那个自称也是贵州人的面试官走了出来，就赶紧走上去拦住她，“我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看在老乡的份上帮忙给我一个机会，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对方未置可否，说：“三天后等通知吧，我会尽力。”
这还是让他抱了很大期望。在此之前他已经过了四轮面试，这是最后的复试，四个人竞争两个职位。在唐家岭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里，陆凌青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三天。但期待中的录用通知并没有到来。
怎么可能呢？他执意去找了那个老乡，让她当面确认，她只能表示爱莫能助，这让陆凌青陷入巨大的绝望中。这是2007年7月，他找工作已经找了一个多月。此前他瞒着父母放弃了学校推荐的、在一家小网站做网站编辑的工作。
软件开发与应用专业出身的陆凌青想做软件工程师。他想他可以做一个项目，独立开发一套能覆盖中国20%到30%的用户软件，于是疯狂投简历，曾经一天面试了四家公司，早上朝阳、中午海淀、下午大兴。
交通费倒不用担心，他手上还有专门给学生用的交通卡，坐公交车一次两毛，他充了50块钱，足够抵挡一阵了。刚出校门时他有当月的500元生活费，但是他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没有比学校附近的唐家岭更合适的地方了，他找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除去简易厕所和厨房，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月租380元暂时可以交得起。
可还得交两百块钱押金呢。“要不我把毕业证抵押给你。”陆凌青说服房东说。
这样他身上只剩下70多块钱了。烈日下奔波找工作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等晚上回到小屋，他就用电饭锅烧开水，从一元一把的挂面里分出1/3下到锅里，放点盐和最简单的调料。这样每天最多只花两块钱。中间女朋友来过一次，他带她去吃饭，给她点了6元的回锅肉盖饭。女朋友跟那儿吃，自己坐对面看着。女朋友问起来，没办法就点了最便宜的3块钱的酸辣粉，还心疼不已。
陆凌青就这样吃了一个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熬下去了。他开始降低工作预期，管它什么工作呢，能找到一份就行。如果是大公司，即使开始阶段不给工资也愿意。大唐电信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还是飞了。他关上所有的门窗，拉起窗帘，不吃不喝，不在乎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只想把自己关起来，除了在电脑上记录自己的心情，就只有睡觉。
三天后的一个电话拯救了他。又有一家公司打来约面试时间。他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外面有鸟在叫，阳光投射在他的白色T恤上。好像刚刚雨过天晴。虽然这次面试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他却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重新打起精神上路找工作。
他又挤上了365路公交车。这是连接唐家岭和中关村的一路公交车，他曾亲眼看到车门被挤掉过两三次。挤上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没有人愿意被落下。
这时候需要跟大学同宿舍的5个同学再聚一聚。他们都在唐家岭租了房，空闲时几个人就会围坐在一间公厕对面的烧烤摊前，吃着5毛一串的烤串聊天。“08年会更好、09年会更好”，他们每次都得喊喊这个口号。
2007年7月23日，这是个被陆凌青铭记在心的日子。马上又该交房租，身上却只剩下了三四块钱，他不知道怎样朝一直希望自己回老家的父母开口要钱。但是好运终于降临了。
“下周一早上九点半你来公司上班吧，带上你的报到材料。”陆凌青这天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女声，来自千橡互动集团下面的一个网站。他有一个同学在这家网站工作，是同学给他介绍了这份工作。
他从来没有感觉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如此美妙。一通电话下来，他说了十多个谢谢。他被这家网站聘为网站编辑。上班头天晚上，他没睡着觉，早上5点就起来准备。
他也能在上班时间挤公交车了。 他被分配做网络语言编辑，跟他一批进去的有6个人，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陆凌青受不了这个，做完了分内的，他就找主管要活干。一个月试用期结束，他第一次拿到了1500元薪水。发工资那天回到屋里，他把钱揣在裤兜里，然后坐在床上，体验那种充实感。不行，还得更充实，就把钱对折了再塞进裤袋，然后躺在床上滚来滚去。
陆凌青还成了这家公司唯一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到了第二个月，有一次要做一个促销活动，常规的做法之外，他又自己想了一个方案拿给主管看：“自己乱想了一个，帮我看下，指导一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也没关系。”
“挺好，可以用。”主管看了之后说。陆凌青的这个方案让那次促销活动的销售额比之前翻了七八倍。主管因为这件事被提成了经理，他也把陆凌青提成了主管。又两个月后，经理升任总经理，陆凌青的Title就成了市场经理。这个时候，他的工资是6600元。
他还是习惯把每月开销控制在1000元以内，他把每个月的工资条都贴在床头，用上面日渐增多的数字激励自己，同时计算着存款。他梦想能在2008年或者2009年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当时听到他想法的朋友包括他自己都笑了。
6600元的工资只拿了两个月，他决定去同属于千橡集团的猫扑游戏事业部做文案策划。这等于降职降薪，但做游戏运营更能体现自己的创意。5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在新岗位上自己带项目。
这期间，他一直住在唐家岭。没有再踢过足球，也没去过KTV和酒吧。第一次拿到7000元工资时，他把工资条标红，贴在床头最明显的地方。这实在有必要庆祝一下，他本想要买只烤鸡，但是竟然要15块钱。最终，他以一个三块五的鸡排和一罐啤酒的组合结束了这次庆贺。
新的想法又来了。猫扑只做网页游戏，受众群体比较小，陆凌青想做大型游戏，也曾想等到猫扑做大型游戏。但后来发生的裁员事件让他改变了想法。他还没有想过裁员这回事，以为进了一家公司就可以一直做到老，除非自己想离开。但是那天他见同事一个个被叫走，又一个个红着眼眶拿着离职单回来。
他坐在座位上，心跳得很快，什么也干不了，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会叫他。他没有被裁，但心里有了阴影。“说不定哪一天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那天回到住的地方，陆凌青跟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
陆凌青开始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主动接触外面的公司，为自己做大型游戏做准备。他已经到了可以选公司的阶段。某网、完美时空、金山在收到他的简历后，都敞开了大门。他最终选择了完美时空，这是北京最大的游戏公司。
因为种种原因，他先在另外一家公司干了几个月。这中间的2009年4月，陆凌青从唐家岭搬到了自己买的一个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二手房，六十多平方米。他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又找朋友借了些钱，付了15万元的首付款。这房子一年以后已经涨到160万了。
搬家那天，所有的朋友都过来帮忙，在他们眼里，这简直是个奇迹。所有东西他都舍不得丢下，尤其是墙头的工资条。头天晚上临睡前他把摘下的工资条收到档案袋里，然后放进了一个塑料盒。此后这个塑料盒一直放在他的床底下。
2009年10月，陆凌青正式入职完美时空。从执行者到中层管理者，现在可以享受弹性工作时间的陆凌青不必再去挤高峰期的公交。但现在责任大了，躺在床上还要想明天的事情，怕记不住，就记在手机或者电脑里。“整个心是悬着的。”陆凌青说。
住唐家岭的时候，他就想等唐家岭什么时候盖商品房了就在唐家岭买房。直到现在，他还是把自己视为唐家岭的一分子。他还有个梦想是30岁后回唐家岭开个饭馆，到时候要自己做一套店面管理的软件，把现在用在游戏里的事件营销、热点炒作、广告投放、宣传都放到这家店里面，打造一个有特点的店。他想让所有有梦想的人在这家店里吃饭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梦想的可贵。 搬家
“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景致在公交车穿越一片树林后，突然转变。
刚才眼前还是错落交织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但现在，林水洋只看见一座下过雨后坑洼的村庄，这里荒僻又脏乱。那些繁华，仿佛留在了另一个世界，只剩下满眼的狼藉和他本要安放理想的心对峙。
“欢迎来到北京，开始折腾吧！”同学姜南洋热情洋溢，他给刚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林水洋介绍了唐家岭这个安身之处，这可不是林想象中的北京，但这个穷学生只能接受。
林水洋走进一家小院，他大喊一声：“有人在家吗？”就这样，他住进了这间没有厕所、也没有窗户，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里。他的邻居有每月收入1000元在中关村海龙大厦卖电脑配件的销售，也有每日踩着收废品的板车在唐家岭走街串巷的拾荒人，但更多的是像他这样刚毕业或毕业后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这里的生活成本确实够低，于是大把的快乐时光都发生在了吃这件事上。那家每人18元的自助火锅店林水洋经常光顾，可没过多久火锅店就关门了，他和同学开玩笑说：“哥们儿，你看咱们把它吃垮了。”
林水洋逐渐适应了唐家岭的生活，并为自己找了些乐子。村民原以冬枣为业，没事时他就跑去打冬枣；一些摇滚乐队也聚集在这里，他下班后总是跑去看他们排练。姜南洋后来成了专做摇滚和民谣的十三月唱片的艺人总监。
那些快乐，就这样呼之即来，林水洋说自己是个心态够好的人。而在唐家岭的时光也成了他在北京记忆最深刻的日子。没多久他就进了某门户网站工作，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现在的理想，应该是成为很牛的工程师吧。”那是2005年，刚到北京的第一年，林水洋这样想。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林水洋就搬家了，他想要个能看得见阳光的房间。于是，一间月租300元的有窗户的房间成了他在北京的第二处居所。只不过，他还是没有搬出唐家岭。两个月后，他又搬了一次家，夏天太热，他需要个每天能洗澡的地方，当时唐家岭有卫浴的房间每月租金400元，这已算是那里的豪华公寓了。
在唐家岭他最起码从来不用为找房子这件事发愁。来到这里随时就能住下，不需要繁琐的预约看房，更不需要找那些会从中赚上一笔的中介，只需在外面吼上一嗓子“租房”，就有房东出来迎接。房东们也都允许房客短租，哪怕是住上短短的几天。
林水洋把唐家岭的出租房分为四等：月租150至250元的是一个档次，4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有共享的宽带，上村里的公用厕所；300多元的房间，小院里就有共用的厕所了；再往上400至500元又是一个档次，有空调、卫浴和电视；还有更奢侈的千元套间，有客厅和卧室，独立的厨卫，是这里的顶级公寓。
在唐家岭住了半年后，林水洋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女友也来了北京，他要让她过得更好些。他搬到了回龙观，这里离唐家岭10公里，成片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关村和上地软件园区公司人的聚集地。林租了其中的一个两居室，月租1400元，还要另付水电、燃气等各种费用。林水洋感到生活成本突然翻了4倍，一块钱再也买不到5个馒头了。400块在唐家岭能租到一间房，但是在回龙观却只能租到一张床了。
“我去他回龙观的家看过，那房子和唐家岭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姜南洋说。姜在林来北京前就搬出了唐家岭，他是最早一批住在唐家岭的外地人，从2001年开始就住在那里，直到2004年。姜南洋还在唐家岭认识了一位姑娘，他觉得这姑娘工作真拼命，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到王府井去上班，晚上常常12点回来。后来，他就喜欢上了人家。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离开后，林水洋经常会怀念起唐家岭，他带女友回去过，领她去看自己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村口那家牛肉面馆还开着，花上5块钱就吃饱了。现在林水洋早已实现了成为很牛工程师的理想，他已是某网微博的产品总监，薪水和刚工作时相比翻了10倍。
后来，林水洋听到了关于唐家岭要拆迁的消息。今年3月，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做了关于唐家岭的节目，电视里一个叫冯林的唐家岭蚁族说：“我是个鸟人，但鸟人总有一天会飞起来的！”林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他在微博里写道：“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林水洋决定马上回唐家岭看看，他怕再也看不到5年前的那些熟悉景致了—曾经住过的狭小房间、物价便宜的菜市场、甚至密布小广告的电线杆……它们都将沉重地砸向地面、然后消失，被即将到来的繁华取代。
创业
“那么苦的生活，你就会想着，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样儿来。”
聂巍那辆风尘仆仆的菲亚特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跑了17个小时穿越1566公里后停在了江西老家的院子里。这辆小巧的车上载满了被褥、衣物，一开车门它们就要掉下来。
那是2007年7月，聂巍带着妻子离开生活了4年的北京去往广州，中途在老家停歇。但他觉得自己还会回北京，这个想法很强烈，就像当年执意北上北京一样—这里有中关村，在聂巍看来，它是个孵化IT公司的天堂。而创办一家IT公司是聂巍大学时的梦想，虽然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2003年6月，华东交通大学毕业的聂巍被分到了铁道部下的铁19局，他没有去报到，他要去中关村。这个对北京完全陌生、专业又不对口的年轻人很快尝到了冒险的苦头—聂巍和两个同学租住在了唐家岭。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是房东私自在屋顶搭起来的，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仅能放下一台电脑的方桌外，什么也没有，而那张床也仅能容下两个人，另外一人必须睡在地上，它的租金是每月200元。
没有地方做饭，3个人平时吃得最多的是村口两块钱一张的烙饼，再合着买一份5元的酱菜，这并不算糟糕，真正让聂巍感到沮丧的是上厕所这件事。他需要步行6分钟才能到达村里的一处公共厕所，冬天，寒冷总是让这6分钟显得漫长；而夏天那里面臭气熏天，聂巍每次上完回来都要冲凉，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散去身上的臭味，他甚至不敢在厕所里抽烟，怕那里过重的沼气一点就着。
而那些投向互联网公司的简历，也如石沉大海—没有一家公司给这个学土木工程的毕业生打电话。为了维持生活，他进了一家叫新兴保信的建筑施工公司，负责指挥农民工们挖地基，每月工资1500元。
聂巍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西南三环的万年花城，工作总是夜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个月，有两道菜聂巍再也不吃了—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因为那时他每晚宵夜都是这两道菜。接着他又被派到东四环外去挖百子湾1号，在挖了一个坑后，那晚聂巍坐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发呆，他想起当初信誓旦旦来北京的目标，而现在做的这些离目标那么远。第二天他辞了工作在唐家岭待业，靠找家里要钱维持生活。
“跟我干MBA网络远程教育培训吧。”有一天同屋的彭云对聂巍说。彭云之前就是在一家同类性质的公司工作，现在他和另一位同事打算自己做。聂巍听了很兴奋，他想自己要进入互联网行业了，而且是和别人一起创业！
前3个月，聂巍和彭云都在做网络平台的技术搭建工作，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忙碌到两点多，彭云更是辛苦，因为他第二天早上7点还要赶去上班。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第四个月他们就赚到了7万块。有了钱，聂巍和彭云搬进了唐家岭一栋每月租金2000元的房子里，这里面住了10个人，有厨房和厕所，生活环境已比之前的住处好了许多。
但平台搭建完、赚了钱后，彭云那个负责招生的同事很快就把他们踢出了局。就这样，聂巍的第一次创业仅维持了四个月。
聂巍又开始了待业的生活，这次他投向互联网公司的海量简历终于有了声响—2004年6月，聂巍进入了一家叫领克特的韩国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做网站联盟，他成了国内第一批做站长联盟的人。工作步入正轨的聂巍很快搬了家，他离开住了一年的唐家岭，搬到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富人区的万柳，和朋友租了一间100多平的两居，每月租金2400元。
10个月后，领克特高层动荡，聂巍带着他在这家公司积累的经验加入了百度，这家公司当时正需要做站长联盟的人才，他很快做到了业务经理的职位，年薪超过10万。
此时，一些互联网行业的论坛开始邀请聂巍当嘉宾，他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华南投资了很多项目都做得不好，想邀请聂巍去投资项目做市场总监。
聂巍喜欢这个机会，他想，自己最终还是要创业的，这份工作能让自己离目标更近一些。离开工作了两年的百度，聂巍开着他的菲亚特一路向南，中关村渐行渐远，消失在身后，而梦想却重新启程。
然而聂巍只在广州待了10个月。2008年5月，他被猎头挖去阿里巴巴的线上广告买卖平台—“阿里妈妈”任市场副总监。上任前，聂巍又开着他的菲亚特回了趟江西老家。这次他是要去杭州。但这个类似百度联盟式的开放平台运作得并不成功，聂巍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要求业务量快速提升，聂巍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欠着3000万的广告流量。2008年9月，马云将这个失败的项目整合进了淘宝网，推出淘宝客。
聂巍离开了阿里妈妈，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进入了奇虎360做市场副总监。但创业这件事，聂巍不想再等了，他开始寻找机会。
今年3月，一家名叫“爱这茶语”的B2C网站上线，上面卖的是主打女性下午茶的花果茶产品，除了自身网站销售，淘宝和一些团购网站也是它的主要销路，6月份，这家网站的销售额做到了10万，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聂巍。他的这个项目已经融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这个一心想在北京中关村创业的年轻人始终没有把公司开在中关村，他和同学的第一家公司开在了距离中关村11公里的唐家岭；第二家公司则是在离中关村24公里、朝阳区高碑店的一栋别墅里，因为这里离他买的房子更近。
而那辆载着聂巍来来去去的菲亚特，也换成了一辆更商务的别克君越。他还是在北京安定了下来。 奋斗的起点
唐家岭并不孤单，类似还有地下室、多人合租的公寓等。80后公司人用其就业之初的经历表明，奋斗精神在他们身上并不稀缺。
参与调查记者
王超 谢灵宁 杨樱 龚鸿燕 肖可 陈锐 陈伟 陈旭 崔鹏 顾燕萍 杭晓琳 兰红 刘翔 宁华 邱珈 杨轩 王林 昝慧昉 赵慧 赵蓉 王娜 刘长江 刘荻
2003年，王蒙从北京城市学院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她花300元租住在了海淀区知春路的一处地下室里。这里脏乱阴暗，但最让她痛苦的是地下室里手机没有信号。对于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手机信号更重要了。于是，她每天早晨8点起床走向地面，一直在外面呆到下午6点。她期盼着手机能快点响起，好就此摆脱暗无天日的生活。
相比住在城市高楼底下的这群黑客，唐家岭的蚁族要幸运一些，起码他们的房间偶尔能有阳光照进来，但有时候进来的可能是小偷。在公司人住平房的经历中，遭遇小偷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
当然，有些人甚至租不起房子。一位现在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住的是30元一天的地下室，找到工作后，他想让自己住得好点。但找到房子后他发现，交完中介费，自己只付得起两个月的房租了，但房东要求押一付三，他只能先欠着一个月的租金。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随机抽取北京、上海、深圳的100位80后公司人进行问卷调查时了解到的故事。这次调查旨在了解毕业于国内普通高校的80后公司人们工作之初的生存境况。统计结果显示，其中住过地下室的公司人有10人，当初住在类似唐家岭这类平房中的公司人有25人，更多的公司人选择了过群居生活—有56人。他们宁愿和同学、同事或是陌生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而这样的群居通常都在4人以上，有的一间1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8个人。找间公寓合租，上班更近，距离城市的繁华也更近一些。但大多数公司人也受够了群居的日子—邋遢的室友、没有隐私的生活、排队上厕所的尴尬……
与这样的居住环境相对应的是便宜的房租。有29人每月租房金额在100至300元之间，每月租金超过1000元的仅有8人。刚参加工作薪水微薄，让他们只能租得起低价位房子。100位公司人中，有59人就业之初的工资在3000元以下。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租房子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但房子可不是这么好找的，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们被迫频频搬家。调查结果中，搬家5次以上的公司人，有38人，而搬家超过3次的，达67人。有的人曾在一年内搬过4次。
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刘向林毕业后来到北京先后搬过6次家。有一次她抱着行李坐在出租车上，却不知道让司机开去哪里—她要搬家，但还没找到下一个住处。她想起也许可以先在同事那暂住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到达同事的住处后，她开始把行李一件件拿下车，但出租车司机却不耐烦地把她还没来得及搬开的行李扔到地上，车门嘭地关上疾驰而去，剩下她和行李呆在雨中。
因为囊中羞涩，除了租房要节省，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要省吃俭用。在公司人的回答中，有35人就业之初的开销每月在1000元以下。
一位郑州工业大学毕业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和老乡两人在浦东大道和桃林路交界附近以月租150元租了一处平房，那阵子两人连方便面都舍不得吃，只吃不加菜的水煮干面条。
几年的奋斗之后，他们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全部被调查样本中，现在工资每月在3000元以下的，仅有8人，现在，每月6000元至1万元这一档人数最多，有28人。
大多数公司人在收入增加后选择租住更好的房子，有的甚至已经买房，有31人。但是，已经在北京买了房的宋晶说，比起之前那段群租的生活来，现在的生活压力更大。她现在每月赚5000元，新房还未入住，月供需要2000元，正在租着的房子每月需要支付1700元，加上生活费，最惨的时候口袋里加上银行卡上，只剩下49块钱。
不过，还是会有人羡慕买了房的她。一位月收入近2万元、工作了4年的公司人因为买房这件事心理落差巨大。去年年初，他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买得起房子，可一年间房价飞涨，他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租房的日子。一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了6年的公司人说，曾经以为只是买不起房，现在发现也快租不起房了，房租涨了，城里随便一个两居室都要3000元。
尽管想法和生活方式不同，但这些公司人在回忆起工作之初的那段岁月来，感受却是一致的—没有那个时候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一位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女性公司人对那时的自己说：你坚持住了，你真棒！
08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