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产阶级观察：很可怜，处境尴尬不被羡慕
中产阶级大规模形成需具备两大土壤：一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二是公正清廉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向上流动成为可能。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位于香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是较为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漫步其间会发现，区内密度会相对较低，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社区内多西式餐饮店、咖啡馆和休闲娱乐场所等。由此起步，《瞭望》新闻周刊走近了香港的中产阶级。
香港的中产阶级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依据较宽的标准，目前中产家庭数超过香港全部228万户家庭的50%。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分析认为，1970年代香港中产者的大量产生得益于两点：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遇；二是当时推行的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使这种向上流动的机遇成为现实可能。
也就是说，1970年代的香港，使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依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成为可能，门第裙带等不再是底层向上流动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中产阶级的大量形成，无论对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还是促进消费、形成奋发向上的主流价值观，都具有相当正面的价值。
也正因此，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于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宽标准：香港中产占比超过50%
对于何谓中产阶级，香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标准有所不同。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认为，应以收入为主要标准，同时辅之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住房(香港的住房是最贵的资产)。依据这一较为宽泛的标准，雷鼎鸣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50%以上。
而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看来，收入并非确定中产的主要标准。“在香港，月收入在2万到5万港币(现1港元约等于0.87元人民币)完全可以列入中等收入之列。但属不属于中产阶级，还要看你的职业、学历，生活消费方式及价值观。”
所以，吕大乐界定中产的最重要标准是其职业分类，即是否属于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士，是否具有中产共同的成长历程。依此标准，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20%～3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高楼价，香港中产人均住房面积相对较小。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曾撰文称，香港统计中的中产，只要有500平方英尺(不到50平方米)的住房就算达标，这与人们心目中“住洋楼养番狗”的生活有相当的差距。
至于香港中产家庭的收入，有两个来自香港统计处的资料可供参考：2009年第二季度香港雇员收入中位数为1.15万港元；2008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1.75万港元(当年香港家庭平均人口为3人)。
如果按雷鼎鸣50%家庭为中产的标准，现家庭月收入在1.75万以上、受过高等教育、有自住房的香港家庭，都可归入中产之列，但当属香港中产金字塔的底部。
雷鼎鸣告诉记者，香港中产阶级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根据美国的中产标准，家庭年收入在3万～20万美元即可归入，依此，美国80%以上的家庭属中产阶级。
描述：两种典型的中产家庭
采访吕大乐先生时，吕先生特意将我们安排在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即位于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
社区主要楼盘在1977-1987年间建成，区内建筑较高，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楼盘底座多为西式餐饮店、咖啡馆等。从小区步行到太古城地铁需7～10分钟，地铁上盖为大型综合商区，内里集成日资JUSCO超市、大型商场、电影院及各类健身、娱乐休闲场所。
记者到中原地产查了下太古城售价，今年5月每平方米均价在7万至8万港元，所售住房面积为6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典型的香港中产阶级成长轨迹——1950年代出生于从大陆移民来港的草根之家，在公共屋村(廉租房，一般约40平方米)长大，小时曾被父亲带到中环的陆羽茶室(香港中产及富豪出没的茶楼)励志，青年时期赶上香港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期间读港大、到英国念博士，回港后在大学教书。吕大乐的家庭结构也非常中产，夫妻两人育有两子，现一子在英读书，一子在港上中学。
属香港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雷鼎鸣，与吕大乐的中产轨迹类似。据他介绍，现在香港大部分中产人士小时候都有“住公屋、串塑料花(家庭手工作业，类似内地80年代的糊纸盒)”的经历。吕大乐、雷鼎鸣都属通过受教育改变草根命运的中产。而1970年代的香港，为他们提供了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
记者采访的另一中产人士，是在港岛湾仔经营一家二楼理发店的苏女士。
苏女士全家6口——公公婆婆、丈夫和两个儿子。理发店从公公开始即在湾仔经营，现已40余年。目前主要由苏女士和丈夫理发，一个尼泊尔雇员帮着洗发；人多忙不过来时，苏女士的公公会再执剪帮忙；苏女士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新西兰读大学，一个在港上高中。
苏女士成为中产，与父辈早在1960年代买下两套湾仔住房有很大关系(一套自住，一套经营理发店)。据记者目测，理发店面积约50平方米，当时只花了5万港币，而现在，湾仔已寸土寸金，平均楼价每平方米超过10万港元。
苏女士说，如果儿子不在新西兰读书，“日子就非常好过了”。据她介绍，儿子一年的留学和生活费用加起来要25万港币。
家道殷实的苏女士没有上过大学，但据记者观察，她重教育、有见识、懂经营，是香港中产的另一类典型——她曾送儿子去上海读预科，觉得下一代必须普通话过关；再送到新西兰读大学，是因为如果不能在香港上最好的大学就不如去有英语环境的国外留学；她到过许多国家但最爱香港，因为香港有很好的公共服务；而在她看来，香港之所以成为“好香港”，是因为“有了廉政公署和9年义务教育制度”。公平：中产形成的关键“土壤”
大量形成中产的1970年代，对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二是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三是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上述三点，在社会学家吕大乐看来，恰是一个社会大规模形成中产阶级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则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在向上流动的机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奋努力和发挥潜力，而非依靠门第裙带、投机取巧，更不可能是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
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土壤，中产人士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路径便具有可复制性，他们会成为社会纷纷效仿的榜样，由此形成全社会努力向上、奋发有为的良性情绪和氛围。
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据雷鼎鸣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地学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长大，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草根阶层改变命运至为关键。
可复制：中产的价值所在
香港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的价值，记者采访后归纳有三：
其一，香港中产“平和理性”的气质使其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
吕大乐告诉记者，以理性、平和、专业为主要气质的中产阶级“很难被讨好”，更不容易被街头运动所煽动，这也是其在政治上缺少利益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以记者年初在香港的观察为例。当时香港的“80后”们正掀起轰轰烈烈的所谓“反高铁”运动，“苦行反高铁、反高铁嘉年华”等活动在立法会外如火如荼，媒体亦因吸引眼球的天性，每天以大版面对市民进行“视听轰炸”。
令记者极为慨叹的是，在“反高铁”最激烈的一周后，香港《明报》做的前后两个同题民调显示，社会上支持兴建高铁的人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58%；“不支持”建高铁的人反而下降近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占比超过50%的中产阶级，对高铁的支持率始终没变，甚至可能因反感“反高铁运动”而有所上升。理性的他们懂得，高铁关乎香港的长远发展，没有理由为感性和冲动的理由去做傻事。
雷鼎鸣告诉记者，中产遇到问题时，一般倾向于靠自身能力和资源去解决，而非“上街”或在报纸上“激动”，因为他们的时间成本比较高，不会去做“无用功”。
这也意味着，香港中产是最不易被“街头运动”和“报纸版面”所影响的群体，他们能理性建设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势，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
其二，香港中产的“专业性和高收入”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和“助推器”。
香港中产以其专业性，成为这座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势资源；同时其优裕的收入状况，也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雷鼎鸣告诉记者，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其GDP中48%来自资本投入；12%来自不含任何人力资本的纯体力投入；剩下40%则来自人力资本投入，而拥有最丰富人力资本的，当然是中产阶级。
此外，中产优裕的收入状况，也使其成为助推消费的中坚力量，因为在发达经济体，消费一般要占到GDP的60%。
香港2010年3月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收入最高的职业分布在“教育及公共行政机构”，时薪中位数为129港元；“经理、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士及辅助专业人员(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为107港元，公司文员的时薪为54港元，收入最低的保安、清洁职业每小时则不到28港元。
上述数据，可以大致反映出香港中产阶级收入之优裕。
三是，成功路径“可复制”，是中产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助于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社会步入良性轨道。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人生轨迹，具有可效仿性和榜样价值，对于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具正面意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在英读博期间，曾回港访问过接受综援(相当于内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女工。后来那位女工还特意带自己的小孩子再来，说“你要向这个哥哥学习，他以前也住公屋，现在都在英国读博士了”。
这种情况，和草根出身的吕大乐小时被父亲带到“陆羽茶室”体会优裕阶层生活状态的做法非常相似。
想过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正常心态，当一个社会能够为聪明、努力的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时，这种心态就会最大化，构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的氛围，进而推动社会步入良性，无疑，这将极大地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不被羡慕：香港中产处境尴尬
尽管香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收入和价值观优势，但吊诡的是，当下在香港社会问及对中产阶级的态度时，得到的反馈往往是“不被羡慕”，甚至有中低层收入者觉得“香港中产很可怜”。采访后，记者将原因归纳为两点：
首先是经济上，香港中产是典型的“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阶层。
雷鼎鸣告诉记者，在香港超过360万的工作人口中，需要交薪俸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人数约占37%，其他超过60%的人都无需交税，而37%的交税人口中，相当大部分为中产阶级。
“付出多”之外，中产还从社会得到的回馈最少。
香港约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可享受综援(低保)、30%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的廉价公屋福利(廉租房)，偏低收入者可申请居屋(经济适用房)、夹心层可申请“夹屋”(类似于两限房)。但上述或多或少的援助及住房补贴，都需对申请者的收入进行限制，超过标限人士难以获得政府资助。
也因此，香港中产的住房问题，多需靠自己在市场打拼解决。
住房之外，中产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以及财政“派糖”方面，也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很少受到相应关照。如在即将出台的医疗方案中，雷鼎鸣便预期，可能中产在交了不菲的强制医保费用后，却很难使用到香港的公共医疗资源。
“不认为自己是中产”的港人苏先生告诉记者，在香港，富豪及地产商虽交税较多，但因其特殊地位会在产业政策等方面受到关照；草根阶层则因收入较低，能够进入与民生有关的诸多社保扶助体系；只有中产阶级，处在“大把交税看不到回报”的境地。
其次是政治上，香港中产因缺乏媒体和政团代言人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如吕大乐所言，由于中产相对理性独立，“很难被讨好”，又因为为其争取利益并不占据“道德高地”，故在香港政治中少有政团着意于为中产争取权益，致使中产在社会福利方面，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同样，基于“吸引眼球”的天性，媒体对“过激”、“起义”有天生的亲近，即便是香港以理性自居的两份报纸也日益“民粹化”，“反高铁”报道连篇累牍，远远超过其在社会真实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左也叫，右也跳”，占据着不同报纸最重要的版面，而真正占人数“半壁江山”的中产阶级，则或无声无息，或躲在日渐式微的副刊里，等着被激进派冷嘲热讽。
也因之，吕大乐和雷鼎鸣都表示，香港媒体并不能真正反映香港社会状况，因为有很大一个人群并未发出相应的声音，雷鼎鸣说，如果只根据报纸来判断香港社会，那么“香港应该早已经崩溃了”。
香港中产，就在这种不喜欢被代言，也不喜欢被报纸“激动”的状态下，成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而在社会政策往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今天，他们的利益也在沉默中被忽略和轻视，处于“不被羡慕”的尴尬境地。
建言：不要让中产“在沉默中爆发”
虽然沉默，但“大多数们”毕竟是有力量的。香港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中产出动。
吕大乐告诉记者，虽然中产倾向于动用自身资源解决问题，着眼于“经济”，但这个群体同时也是“非常在意长远发展和价值观”的群体。
这意味着，一旦多数中产意识到，现有政策、价值观和发展路径已偏离了其认同的底线，到了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时候，也就到了中产爆发的“临界点”，而中产的爆发，以其人数之巨，很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震荡。
为免于此，分析人士告诫四点：
一是建立政府与中产代表相对稳定的沟通机制，倾听中产阶级心声，避免累积矛盾至积重难返；
二是政府避免出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式政策，要在日常行政、立法及财政预算中统筹兼顾，财政收支方面要尽可能专业、理性，避免民粹化倾向；
三是注意“拆弹”，及时化解关键环节的重点矛盾。雷鼎鸣表示，房地产政策与中产阶层息息相关，必须妥善处理相关政策，否则将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因为“一次房地产泡沫破裂”，便可能将许多人的房产变成“负资产”，从优裕的中产沦为“负翁”；
四是关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诉求”。吕大乐告诉记者，在不损害基本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香港中产一般对签署CEPA、特区政府财政“派糖”等持积极态度，因为这是在“做加法”。但这些利益优惠，绝不能以换取中产既有的价值观为前提。
在香港的政制发展上亦如是，中产不希望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希望未来之路清晰可预见，因为这才与他们既有的人生经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吻合。
06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