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秉承“杀出一条血路”勇气 继续当好改革探
吴南生 １９２２年生于汕头市，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４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１９４９年随军南下，曾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１９６０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１９７９年，负责筹办广东省３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１９８５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在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年之际，想采访吴南生的记者实在太多了。因为，他是当年经济特区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也是经济特区的实践者和见证者。是他，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发出“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是他，在中央和省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深圳经济特区大胆突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勇闯一条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的发展道路。 吴老毕竟已年近九旬，他的秘书婉言谢绝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要求。非常幸运的是，本报记者获得了难得的采访机会。满头银发的吴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平缓的语调掩不住久经历练而成的犀利话锋，举手投足间仍可见当年运筹帷幄的闯将风采。 谈特区贡献 特区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率先冲破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框架，成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路先锋 记者：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周年。省委书记汪洋给深圳出了三道题。第一道是：过去３０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者和见证人，您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最成功、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最值得传承的精神是什么？ 吴老：转眼间３０年过去了，看到深圳今天的变化，我当然十分高兴。改革开放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全国人民的心愿。要改革，就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深圳就是大胆地从旧体制中冲破出来，才有今天的发展。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经济特区为什么能办成？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过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是经济特区对全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经济特区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经济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伟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上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探索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打破条条框框，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改革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需要冒风险，需要奉献精神，需要解放思想。 谈特区使命 如果深圳不去争第一、率先、示范，等人家做了才去做，那就没有很好地尽到经济特区的历史职责。特区的使命远没有终结，未来３０年，深圳依然任重道远 记者：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对特区事业发展仍然十分关注。未来３０年深圳如何改革发展，靠什么去实现？对此您有何期望和建议？有人说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使命已经终结，不应再“特”，您怎么看？ 吴老：特区之“特”，精髓在于探索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特区，把国外资本引进来，让人家赚取利润，这是否符合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一个焦点。 我看到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按照我的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不断规范、不断完善的问题。对它的研究，还要不断地细化、深化，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经济秩序到社会管理到廉政建设，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等，才能算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我们不能看到已经取得成绩，就以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搞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 所以我认为，要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的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还要我们去努力实践和思考，仍然要继续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去探索。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经济特区可以把特区建立以来的资料收集一下，作一些科学分析，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提供一点借鉴。在建立３０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做这些事情就更加有必要了。体制改革还要继续进行，特区还要继续扮演探路先锋的角色。特区的使命远没有终结。如果深圳不去争第一、率先、示范，等人家做了才去做，那就没有特区的意义了，就没有很好地尽到特区的历史责任。未来３０年，深圳依然任重道远。 谈民主政治建设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就，这决不能满足。党中央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我认为，在这方面也要积极探索 记者：“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这是人们对您当选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３０位风云人物的致敬辞，您能跟我们谈谈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思考吗？ 吴老：１９８０年８月改革开放起步初期，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 讲话的时间是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１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间是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启动的时间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内容很多，现在应该强调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法治待完善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民表达权的有序释放，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目标、程序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谈造就人才 大学校长是“厅级”，大学教授是“处级”，是永远也培养不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小平同志的三条要求中，第三条是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未来３０年，深圳要再领中国风骚，就要在人才集聚上再领中国风骚。深圳人才工作如何才能继续走在前列，您能讲点意见吗？ 吴老：刚办特区的时候，在深圳很难找到技术人才。来了外宾，要英语翻译，还要向海关借人。当年《深圳特区报》出版，也全靠香港《文汇报》支持印刷。前几年，我到深圳参观了几家企业，令人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的深圳竟然聚集了那么多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又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据我所知，在全国，尤其是各个大、中城市，也大多是如此。而全国的人才，又不少汇集到深圳。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距离小平所说的要达到“造就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个要求，还很远很远。在教育、培养、引进、造就人才领域中，还要做许多改革工作。我相信，大学校长是“厅级”，大学教授是“处级”，是永远也培养不出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 所以，汪洋同志说，未来３０年，深圳要再领中国的风骚，就必须在人才上领中国的风骚，必须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而不是靠人情、批条子。这些意见，说得好极了！我很赞成汪洋同志的讲话。
06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