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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服从怎样的权威？

  管理80后真的成为横亘在公司组织内的一道难题了吗？ “80后常常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公司与市场，造成了许多管理上的矛盾点。”前程无忧资深专家冯丽娟指出。“比如，工厂对大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在80后员工看来无异于浪费时间，多此一举。此外，2009年很多公司采取的成本节约策略，同样在80后员工那儿遭到了抵触情绪，因为他们认为那和自己不相干。” 显然，要解决组织内部的冲突，管理者必须将公司意图通过有效的沟通传递出去。面对个性化的“Y一代”，这种对话其实并不复杂，也并不需要高超技巧，只需换换方法。 在冯丽娟看来，公司首先要做到高频率的沟通，形成比较固定的体系。“对企业而言，不能有事的时候召集大家沟通，过了一段时间便偃旗息鼓了，更重要的是形成制度、习惯。”事实上，80后多变，昨天认定的东西到了今天便可能推翻，这都需要管理者在不同环境中进行非常细致的沟通。 在此基础上，沟通应该是多层面的。“尽管与同事和直属领导沟通是最有效的，员工还要有与企业高层面对面的机会。”冯丽娟建议，“关键是，这种沟通应该是双向的，除了自上而下的宣导，管理者还要反过来想，员工的申诉和倾吐渠道在哪里？” 易才集团总裁李浩甚至认为，“公司组织架构的金字塔应该倒过来，越是坐在上面的人，思考的不是发号施令，而应该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和支持一线员工。”在他眼里，只有接触客户的一线员工有了良好发挥，公司的价值观才能得到体现，因此，“组织要变得扁平”。 换句话说，企业不仅要开拓外部客户的市场，也要关注内部员工的市场。组织不仅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开发针对外部市场的服务项目，也要有足够资源服务内部市场。只有为员工创造出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才能更好地为外部客户服务，提升组织绩效。 在具体的沟通技巧上，管理者也需要仔细斟酌。80后是脆弱而又敏感的一代，渴望赢得尊重，“命令式、指责式的谈话很难起到作用。”北大纵横合伙人范兴东指出。在他看来，“现下有不少公司会找专家辅导员工，但与其辅导员工，不如辅导主管人员，尤其是直接面对一线员工的主管的沟通技巧。” 在这个注重交流的时代，开放民主的企业文化对80后而言是最有力量的。与刻板、教条的沟通模式相对的，是建立在丰富新知（新知识、新信息、各类见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说服性的权威——换言之，80后更喜欢共同参与、共同决策。 “80后渴望的是平等透明的管理机制，他们需要了解过程，而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接受一个结果。”合益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颜蓉认为，“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该设定更多的互动环节，让他们参与其中。” 在此基础上，管理者应试着从80后思考的角度“循循善诱”，逐步将其引向组织的目标。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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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80后

  在富士康事件之前，以“人海战术”取胜的工厂们鲜有改进的动力。 上海一家PVC厂的技术工人吴翔称，他的不少同学一毕业便进入了富士康管理层，“尽管工资很高，但一周要上6天半的班，工作时有摄像头全程监控，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都有可能被扣薪水，进出工厂时的检查也非常严格。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跳槽了。” 吴翔与同事平时谈论最多的还是薪酬。生于1983年的他入厂4年多来，工资从2000元/月增加到了4000元/月，“可我觉得自己应该拿的薪水比现在要多得多。” “大部分的工厂已经养成了既定的管理规划，它认为原来的模式都很成功，现在为什么要去调整？”范兴东称，“在工厂的印象中，应该由80后的员工来适应我，而不是我去适应他们。你不干，我还可以招到更多人，工厂对人的尊重是没有基础的。” “就实际情况来看，别说几十万人的工厂，哪怕是几百人，管理者都无法做到倾听员工的需求。”前程无忧资深专家冯丽娟抱着同样的看法。在工厂中，最忙的就是管理者。“原材料上涨了他要解决，订单没了，对方违约了他都要过问，所以根本抽不出时间关心员工。对他们而言，员工拿了公司的薪水，劳动是天经地义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80后员工的诉求与工厂管理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在员工构成不断变化的今天，过去的模式已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在易才集团总裁李浩眼里，“尽管中国制造业目前需要非常标准化的工人，但期望80后和第一批农民工一样埋头苦干，是不现实的。” 个性鲜明的80后的崛起已经在“倒逼”企业的管理，决策者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建立更为开放、更有弹性、更强调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对企业来说，应该更多地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布置任务，而不仅仅考虑把工人的工作时间拉长”，范兴东建议，“高强度的加班剥夺了80后各种沟通、交友的机会，应该把他们从机器设备上解放出来。” “把人当做机器管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每一个80后个体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需要被尊重，被认同。”李浩称，“与此同时，企业在管理周期上必须达到更及时有效的反馈和跟进。” 除了反感军事化的管理外，80后的另一心理特征是“一夜暴富”，不少员工为了小幅度加薪便会跳槽走人。某种程度上，80后急功近利，然而，换个角度看，他们对成功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也希望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特别是基层的80后员工，他们首先要温饱，其次要有发展。在赚钱的基础上，他们会想我在这儿能不能学到东西？学不到我还待在这儿干嘛？这就要求企业规划好80后的职业通道，提供相应的培训，耐心等待他们的成长。”李浩表示。糟糕的是，大多数公司的职业生涯规划仅关注了20%的核心骨干，对80后的基层员工却视而不见。 管理者需要转变思维模式，将更多精力放在基层的安抚与发展上。具体说来，企业可以建立一套“发展－配置－链接”的人才管理策略。 为了达到人才发展，公司首先需要为80后员工提供日常工作中所必须的实际指导。接下来，企业要做的就是“人才配置”，识别关键员工的技能、兴趣和知识，发现组织内最适合他们的职位，并配以最佳的岗位设计和条件安排。最后一步是“人才链接”，各级主管向80后员工提供一定的方法和资源，以便打造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的“链接网络”。 打个比方，销售人员的职业通道一般是业务员—主管—经理—总监，管理者要做的就是帮助和督促员工完成每月、每季和每年的目标，提高员工的销售技能，从而一步步地达到个人与团队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它缓解了80后员工“好高骛远”的心态，也达到了无为而治的目的。 总体来说，“现在的管理者不但要管理企业和员工的业绩，还要管理职场的幸福指数。”颜蓉指出。职场幸福指数可以细分为12个纬度，概括为三方面：成就，财富与和谐的人际关系。 “国有企业有个‘铁三角理论’：事业留人，金钱留人，感情留人。但在绩效导向、结果导向的市场环境下，大多数外资与民营企业确实把人性化的元素降得过低了。而我们寻找的就是这样一个平衡点，不仅要创造好的业绩结果，而且要让实现业绩的过程更加温暖。”颜蓉表示。 事实上，“80后”员工更像是一个象征符号，标志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已进入了“80后”时代。如何让“80后”员工发挥自己热情和才干，让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是每一位管理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开放、民主的企业文化对80后而言是最有力量的。与刻板、教条的沟通模式相对的，80后更喜欢说服性的权威，更乐意共同参与、共同决策。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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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岁的深圳 未来在哪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30年弹指一挥间，那个当年被画圈的地方早已从一个小渔村演变成一座新型大城市。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在她短暂的成长史上，充满了传奇。“深圳速度”一度成为激荡人心的一个符号。 　　对一个人来说，三十而立。对一座年轻的、曾经靠着特区优惠政策与资源输入崛起的城市来说，30年过后，政策逐渐断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阵痛与迷失。 　　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曾燃起多少热血人士对深圳发展前景和未来命运的焦虑与担忧。2002年以来，深交所新股停发，创业板遥遥无期之际，深圳就已开始在困惑与迷失中不断找路。 　　当特区不特，深圳回归到一座城市发展最核心的本质，深圳靠什么来给一个城市持续长远发展的健康体魄？ 　　30岁的深圳遇到了诸多问题，其中为首的：一是伴随着特区建立以来就开始形成的土地症结问题，土地不足成为深圳长远发展的最大桎梏。二是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与其他城市共同的特点是，房价在某种程度上捆绑了当地经济。 　　站在历史的潮头，深圳再次审视自己，到底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首先需要重拾自信。一座城市的自信来源于内外兼修，软、硬环境良好的底气，管理者运营城市的智慧。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在于高楼鳞次栉比、处处花团锦簇的光鲜外表，更多的在于如何让更多的群体留下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30年前的深圳以闯荡、赚钱效应引来了滚滚淘金人流，那时候他们不属于深圳，现在深圳有1200万人口，而真正的户籍人口不过200万，深圳户籍制度的高高门槛，是一座让太多人感觉没有根的城市，这恰恰成为对这个城市信心不足的最大隐患。 　　富士康12连跳血案背后，折射的是长期以来靠着人口红利增长的整个珠三角代工模式的深层次问题症结。在民生问题上，深圳政府有着太多的课程要补，户籍制度之外，政府如何从服务者角度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稳定的工资增长、稳定的幸福指数，这是一项考量智慧的长远大事。 　　“杀出一条血路”，深圳需要多维、清醒、理性地审视和认识自己。从城市长远发展角度来定位和发展，不妄自尊大，好大喜功，撇开珠三角龙头，区域中心等无谓之争的内耗与战略摇摆，利用毗邻香港的近水楼台优势，实实在在走出自己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深圳需要以前瞻性眼光抓住机遇。中小板和创业板在深交所的推出，不仅盘活了深圳沉寂多年的资本市场，更意味着在政治上深圳重回中央舞台。这是深圳多年来一直坚持主打发展高科技支柱产业的结果，亦是深圳在特区不特的困惑与徘徊里依然不断探索深圳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机会需要争取，而机会亦只会垂青和厚爱有准备的头脑。以此番深圳一体化为例，为破除二线关隔阂，关内外发展一体化的尝试与努力早在2004年深圳就开始投入准备。中央政策的正式准行，当成为深圳快马加鞭、大区域发展的东风。 　　未来深圳特区的使命与活力，更多的在于承载中央行政创新的厚望。作为目前惟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不仅有为国家探索解决共性问题的责任，更有着为自身长远发展打造良好的上层建筑的责任。近年来，深圳不乏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尝试，但遗憾的是往往浅尝辄止，这固然与目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与困难要甚过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更需要主要推动者具有政治家的智慧与视野。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圳需要具有民族视野的大政治家，而刚刚落听的王许配正在为深圳开辟后特区时代做准备。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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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80后大学毕业生的蚁族聚居生活剪影

  6月中旬到7月初，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 　　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他在广州的第一个“家”在江南西，两个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关，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河南等老城区租屋。 　　“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这将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傍晚，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越往深处走，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那是新开发的楼盘，均价两万元以上。 　　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楼道狭窄，梯级高陡。敲开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 　　听到有客人来访，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进洗手间。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 　　客厅一端的左边，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算是厨房；右边是同样大小、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 　　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个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电费，每人分摊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费。 　　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八块五，定价”。盒饭实在吃腻了，三个人会轮流做东，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严格控制，每个月只能两三次。” 　　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除去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上网费等，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最近，晓军恋爱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来拍拖的钱，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晓军偶尔也会想想，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白云区有楼梯房，36平方米，27万元。”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但房价会等我吗？”他笑着摇摇头。 　　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每个月有5000元”。 　　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他睡在晓军的下铺，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 　　在晓军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课余，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晓军不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学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刚来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工作时间长了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 　　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戏，上上网，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有钱”。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 　　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响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为来选择，你有能力，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这是种客观的变化。”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也是趋势。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够，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广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关、清远？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 　　“总之，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去工资稍低的岗位，向下流动。”他说。 　　“交给市场去决定，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是正路。事实上，如果把眼光放开，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点是，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那就是一种歧视。” 　　“比如一个城市就不能排斥农民工群体，而是用种种手段让他们有通过努力而进入的条件。”郑梓桢认为，推动社会流动的最好手段就是教育，这是在给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基础。 　　“对于大学生而言，必须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如果过去没有，就现在开始培养。国外也没有大学生一毕业就能买房子的，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调整。调整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生活会变得不如意，但不能指望马上被解决，我们只能说朝着改革的方向努力。”郑梓桢认为，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这是必须经历的阵痛。 　　“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有许多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主要聚居地是国内各大城市。 　　他们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  

  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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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演变的文化根源

  商帮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我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的“商业革命”中就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古代的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但到了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衰落，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谢惠如等一批世界级巨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潮商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并谱写新的辉煌？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正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晋商是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商帮，其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明代晋商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晋商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延伸到东北、蒙古、新疆乃至西藏，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晋商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道光年间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晋商崛起的原因，有地理因素，比如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西进，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也有人文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才去参加科举考试。据统计，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两银子，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小伙计大体相当。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就是当时晋商蓬勃的写照。明清时期，晋商繁盛，优秀人才都入了商界，不读书、不参加科举，以至于当时经济领先的山西竟没有出一个状元。     晋商自明代崛起之后，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后来者取而代之。其衰败的原因既有社会背景，也有自身的因素：晋商曾作为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利润的封建化。因而，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再加上观念的保守，没有进行经营方式的转型，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潮商与晋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不同的是：晋商是“陆（地）贩（运）”，潮商是“海（洋）贩（运）”。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朝以后。大概在明正德(1506~1521)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上商业冒险活动。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州商船因此得名“红头船”。自此，“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潮商便被称为“红头船商人”。潮商“海贩”的特征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晋商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文化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开放的心态和拼搏冒险的精神     潮商文化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濒临大海的潮人，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学会了贩鱼、贩盐等最基本的谋生技能，也在生产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流动的，具备反抗意识，信奉拼搏冒险精神，崇尚抓住机遇的能力，潮商把这种文化形态融入到自己的性格中。     潮州地处边陲，远离朝廷，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不密切。最初的贸易活动并没取得朝廷赋予的特许权，而是被朝廷锁定为非法的走私贸易，并制定“海禁”政策给予严厉打击。     潮商的诞生与发展，基本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坚持“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使其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从这一点来说，与晋商的依附朝廷经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造就潮商自立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潮商在秉承本土文化的同时，兼容并蓄外来文化，因而商源绵长。《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这是潮商艰辛创业历程的写照。     持续创新的精神和变中求胜的理念     海洋赋于潮商顽强的生存能力，也赋予潮商创新的精神品格。潮商信奉诚信为本，商者无域，善用资源，变中求胜的经营理念。潮商善于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哪里可发展，便奔向哪里；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国外发展，在国外接触到了好的项目又带回国内；跨地域、跨国界经营，足迹遍及全球。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其业务至今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约有20万以上员工。许多潮商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建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提升竞争能力。     当今，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商，欧洲、澳洲的华人首富均是潮商。潮商，已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     团结互助的传统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海洋文化的内涵还包含与风浪搏斗所需的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潮商一直固守这一传统：在家乡，同族的人一起祭祖拜神，互相接济提携；在外地，又有“天下潮人一家亲”之说。当一个潮人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时，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最信得过的亲戚，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就是非亲非故，只要是说潮州话的，也自然而然会得到援助。上世纪初起，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潮人以共同的地域单位和共同的方言为纽带联结起来，实行团结互助和自我治理，帮助新来的同乡解决食宿，推荐就业，助贫治病，为其在新环境中提供平安落脚点。正是共同的血缘、地缘联系着海内外潮人，使他们合作求存而不曾失去自己的根。团结互助是潮商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重教重宗，深受儒学、佛教滋养，做人要忠厚，要有仁义，要行善积德，才能有好报等理念深入人心，因而潮汕善堂遍布各个角落，乐善好施蔚然成风。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潮商大多热衷各项慈善事业，捐资修桥造路，兴学育才，救灾恤难，不断地回报祖国回报家乡。“文化是土壤，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植物。”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应的经济人格——商人的不同理念和行为，并形成独有的商业气质。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     文化既可能是商帮崛起之利，也可能是商帮衰落之弊。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有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潮文化孕育了潮商开放、拼搏、创新的精神，支撑着潮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独领风骚。但潮文化也有局限性，例如：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重视不够。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潮商精神上的羁绊。历史上，晋商的观念保守，不思改革；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用亲不用乡”；龙游浙商的重农抑商、重仕轻商等等，都注定其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也注定其衰落。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哪个商帮，要寻求发展，都必须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不论是哪个区域，要寻求发展，都必须注重文化的潜能，加快实现文化自身转型与升级的步伐，发挥本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剔除本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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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化腾：一个技术实用主义者的成长史

  沉重宏大的政治更迭与社会思潮与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相隔甚远。青少年的他曾沉迷于观测天象，但深圳火热的市场经济氛围最终将他拉回地面成为一个商人。 　　在拜访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之前，我们准备了两组提纲。第一组问题形而上，贯穿着对建国60年的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宏观梳理，另一组则是形而下，由各种琐细，乃至八卦的小问题混合而成。采访之前，我们把前一组提纲抛给了马化腾。 　　果然，我们的采访提纲“难住”了马化腾，“你的问题很难答，我真没想那么多。虚的东西我不会讲。”这是马化腾式的答案，于是，我们拿出了第二套采访提纲。 　　不过“小马哥”与过去接受采访时惜言如金的风格已稍有不同。我们面前的马化腾虽然比两年前要胖了一些，人却更加精神和开朗，聊到兴头上，旁人甚至难以打断他的话头。2009年8月后，腾讯股价一路冲破110港元大关，腾讯公司以超过2000亿港元的市值成为香港联交所的科技股龙头。更多的人开始感兴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马化腾和他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自己也解答不了，不过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 　　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在海南出生、深圳长大。那些沉重宏大的政治更迭与社会思潮与他相隔甚远，他甚至是一个有些自闭的人，“我自己认为我是书呆子”，他的朋友们一度认为他会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后来的女朋友也是他现在的老婆，正是通过QQ聊天认识的)，至于商业，他说，“做生意，什么倒买倒卖，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对挣钱并不排斥的实用主义者，“这个技术有人看上了，那我就顺理成章去做。”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编出一套程序，结果以5万元的高价卖给了黎明网络公司。 　　在风光旖旎的海南，童年与少年时期的马化腾最大的兴趣就是与漫天的星星交流。初三高一期间，在哀求父母为自己购买第一个天文望远镜未果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如果不给我买的话，可能扼杀了一个天文学家。”结果后来偷看了他日记的父母让他如愿以偿，尽管那一部望远镜相当于他父母两个月的工资。 　　是深圳，真正赋予了马化腾日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基因，初中二年级迁徙到深圳的马化腾很快就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海南的天地，当他开始对蛇口的那块写着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横幅变得习以为常，对国贸大厦三天一层的速度、深交所门前拖着麻袋认购股票的人群见怪不怪时，他成为了一个实用主义者。马化腾的天文理想并未实现，在得知学习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师后，他在大学的申请表上改填了计算机专业，并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快乐，“做一件事情能够用自己的编程技术，能够做出一个产品去卖，或者是能够帮到别人，能够提高效率等等，这些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深圳或许扼杀了一位天文科学家马化腾，却培育出后来创造了市值2000亿港元的企业家马化腾。 　　天文仍然是马化腾的爱好，多年以后，腾讯公司董事会决定送给他一件礼物，思来想去，他们送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模型，很具深圳特色的是，这是一架山寨版的模型。 　　他并不认同外界将他的商业基因归于潮汕人的血统，他说“这有些牵强”，他并没有出生在潮州，马化腾的父亲马陈术曾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母亲也是会计出身，马化腾承认父母给了他很多创业的帮助，不过“他们并不是商人”。如果一定要论他作为商人的血统与基因，马化腾觉得倒不如归因于广东人的 “务实”。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要你写一本关于你自己和腾讯的回忆录，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作为开头?”这个问题让他思考了一阵。 　　在马化腾费心搜索“回忆录”开场白的时候，我们还是先看看马化腾是如何回顾他和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吧。 　　2002年，刚毕业不久的马化腾，脸上还带着稚气从“书呆子”到团队“催化剂” 　　我父母从来没想到我会做生意，搞商业，一直以为我是书呆子，我自己也这么想。通常意义上那种生意我肯定是很怕，而且不喜欢，除非是说我喜欢这个技术，又有人看上了，那我就顺理成章去做，需要有外界的推动，否则的话要我去不顾一切地往这个方向去追求，我不是(那种人)，做生意，什么倒买倒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经常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研究什么特异功能。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块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考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天文系毕业后的职业，当时只有南京大学有天文系，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时候去天文台的少，很多都是去当地理老师。当时就觉得，别搞不好变成去当地理老师，后来又刚好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就觉得这个也挺有兴趣，那时候就考到深圳大学计算机系。 　　我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中学，是苹果。真正喜欢电脑是从大一、大二开始。因为当时机房紧张，如果我要在硬盘存一些数据，或者不让别人用那台好机器，我就会写一些分区让机器锁定，别人就打不开这个机器(笑)。 　　在大学里面我也不是核心，我们班当时有几个人技术都挺强，所以我们几个互相切磋学习，互相激励，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我对课余活动也不是很积极，我只是研究技术。我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很多想法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头脑风暴，越谈越兴奋。我看问题比较中立，可能不会说在某一方面特别强，因为总有在某个方面比我强的人，所以我也尊重他的意见，但我可能在产品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这个方面想法会多一点，我会很快想到而且会跟他讲我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可以迅速地发散到有用处的地方，一下子把别人的兴趣也挑起来了，我经常会起到这样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nbsp;“深圳 技术”基因 　　我是初二才到深圳中学。那时候刚好是国贸大厦在建，所谓的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就在我们家附近，我们看着它(建)起来。深圳确实是改革开放先驱。华为、中兴这两个全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企业都出现在深圳，这是跟深圳这边地理因素有关系，因为它靠近香港，国外的元器件进口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是在深圳从做贸易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深圳在通信方面的人才储备比较多，腾讯后来起来的时候也是以通信为主，包括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做寻呼。 　　我父亲在深圳的盐田港工作，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有，但我很难讲出来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们创业那么多年，他最开始的帮助很大，做账之类的事基本上是他帮着去做，最开始风险投资进来，IDG VC管财务的跑到我家里跟我父母来直接去对账，做尽职调查都跑到我家里去，因为我爸会计出身，我妈也是会计，当时账是他们帮忙管的。我们都是很老实，很诚恳做事，不会做欺诈这样一些事。甚至到后来遇到比较好的发展机遇的时候，父亲也是不断提醒，说要注意风险，要避免发展过快带来资金或者对外合作中会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即使发展比较快，一直还是抱着一种比较谨慎的心态——往往出事都是在你最顺的时候去发生的，这个是经常铭记在心的。 　　那个时候大学里还比较少见到商业明星，反而是请什么严星(<SPA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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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将军的长子叶正大：军用飞机设计专家

  叶正大：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　　叶正大是北伐名将叶挺将军的长子，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回国后历任沈阳飞机公司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601所副所长、副院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顾问。叶正大将军曾参与我国五种机型的设计研制及领导工作，是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由于他在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199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　　一　　从小就经受过磨炼的叶正大将军，有着父辈的雄风。在他懂事的时候，叶挺将军就想尽办法培养儿子不怕困难的作风。 那还是叶正大将军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初中部的学生自带行李、炊具到重庆郊外进行一次野营，并要住上3天。叶挺将军听说此事后，特意跑到学校去和校长一商量，决定让还在读小学，年仅9岁的正大也参加初中生的野营。在野营中，小正大和同学们一起动手架帐篷，洗衣做饭。到第三天，野营结束时还遇到了一场大雨，小正大虽然被大雨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但仍然像一名威武的小战士一样胜利地回到了家中，见此情景，爸爸妈妈都高兴地伸出大拇指，称赞小正大。在父母亲的鼓舞下，小正大得以茁壮成长。　　少年时代的叶正大从小就酷爱航模，喜欢玩玩具飞机。叶正大读初中时，他经常自己动手用白木薄片自制飞机模型。他还经常对父母亲说，长大了要当一个飞机制造师，让大家都有飞机坐。他的母亲李秀文见儿子热衷于制造飞机，为了培养孩子的这一兴趣，母亲特意托人去香港先施公司买了一些制造飞机模型的图和薄木片。在叶家的玻璃窗里，摆满了儿子叶正大制造的木片飞机。 一天，小正大带着自己制造的模型，并邀请妈妈和客人到屋外的草地上一起去看他放飞。妈妈、客人及弟妹们一起来到草地上，只见小正大轻轻地拨动滑车，那一尺多长的白木小飞机便腾空而起，还在天空打了几个回转。见此情景，妈妈、客人和弟妹们一起拍手叫好。　　当飞机落到地上时，小妹妹叶剑眉立即跑上去，一把将飞机抢到手里就跑。而正大则高声说：“剑眉，你别弄坏了，快给我，这飞机飞得不够高呢！等我回去还改装一下，让它飞得更高更远。我们就可以坐上它去见爸爸了。”剑眉听说要见爸爸，才停下脚步，把飞机交给了哥哥。 1948年，叶正大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从东北解放区踏上了赴莫斯科留学的征途。与他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烈士的遗孤。叶正大来到莫斯科后，先补习了一段时间的俄语，然后正式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　　叶正大学习航空并非单纯是凭兴趣，而是出于祖国的需要。早在延安时期，叶正大目睹了当时的延安几乎没有工厂，更谈不上制造飞机了，那时延安最高级的工厂就是火柴厂，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机都是美国空降飞机。有着远大抱负的叶正大早已想到新中国建立后需要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航空业。而今叶正大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深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身上肩负的重任。因此，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叶正大，一天没有忘记刻苦学习。　　1950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访问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接见了叶正大等22位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毛泽东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了他们所学的专业，他们中有学物理的、电学的、还有学经济的。叶正大当时只有23岁，当毛主席问到叶正大时，叶正大告诉毛主席说：“我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此时，叶正大又对毛主席说：“主席，你能给我题个词吗？”毛主席随即拿出了笔在叶正大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那天毛主席还给其他留苏学生也题了词，给李鹏同志题的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总理也给每位留学生也题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大字。 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之中，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开始了新中国自己造飞机的研制工作。他曾参加了我国第一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设计工作，其后一直负责领导着中国的航空事业。作为一名具有精深专业知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叶正大与他父亲叶挺将军一样，一直受到同事和下级的敬重。 延伸阅读： 叶挺的儿子 1、叶正大 叶挺长子，广东惠阳人,出生于1927年,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 2、叶正明（1931—200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父亲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我军创始人之一的叶挺将军。原名叶福麟，别名李明，祖籍广东惠阳。1931年4月13日出生在澳门。生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3、叶华明，叶挺第三子,新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研制专家，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于叶正明先生来说，父母及弟妹扬眉和阿九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往事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的他认为，正是由于父亲们乘坐的美国军用飞机的质量不高，因而导致这次空难。从此小华明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为自己的祖国制造出高质量的性能可靠的飞机来。只是他没有料到，日后的他留学苏联莫斯科时，所学的专业是专门研究制造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 4、叶正光，叶挺将军四子。戴副眼镜，沉静随和，很难把他和将门之后联系起来，现任海南六合公司总经理 5、叶启光，叶挺将军八子，叶氏环星集团董事长叶挺幼子。 &nbsp;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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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

  朱和平简介： 朱德嫡孙。1952年10月生，1970年12月入伍，现为空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空军大校军衔、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著有《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及军事学术专著多部。 &nbsp;　　他曾取得了17项科研成果，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5项；他曾完成了7部著作，发表多篇军事论文，内容涉及军事历史、武器装备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完成这么多科研项目和著作的人叫朱和平。在200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他主持的“空防空管一体化监视识别系统工程”，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8年，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为他记二等功一次。&nbsp;　　“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说起自己的获奖感受，朱和平这样说。&nbsp;　　朱和平是朱德元帅之孙。自幼受先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对军事历史、军事科技和军事思想方面很早就产生了兴趣。18岁参军入伍之后，朱和平更是广泛涉猎我军的军史、战史，深刻研究我军发展的历史脉络，不停地思考我军未来建设发展的方向……在不停地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他也确定了自己军事生涯的目标：用科技创新推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科技工作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件件具体的事，对我军建设来说就是一项项具体的贡献。”朱和平在提及自己的选择的时候，这样说道。&nbsp;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9年，组织上任命他担任空军某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电子信息装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上任之初，在和研究所的新老同志进行广泛交流、研讨的过程中，朱和平深刻感受到，在军事科研领域，一方面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标准化、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创新科研管理，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基于这两点认识，他组织全所经过研究，提出了建立一种以项目管理、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三位一体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系。同时，他还以战略的思维和眼光，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ISO9000质量认证系统，组织人员编写质量管理文件100余份，培训和说明材料上千份，约50余万字。2002年，研究所顺利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现场认证审核，为研究所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nbsp;　　在创新科研管理的同时，他也在紧盯世界局部战争的变化。他联系我军建设发展的历史，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军事理论和技术创新必须以战场需求为牵引。”于是，抓研究所的战略规划又成了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他组织研究所的专家，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着重对世界近几次局部战争中信息作战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考察，深入了解了这一领域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还对我军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现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研究确定了研究所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并对未来50年的研究进行了展望。&nbsp;　　两项具有战略眼光的措施，使军内科研工作与“战场”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很快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自1999年以来，研究所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6项、二等奖29项，在空军同类科研机构中名列前茅。&nbsp;　　然而，对于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来说，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不会让他满足。朱和平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在不停地思考、总结，不停地研究着更广阔的领域、拓展着更广泛的视野，同时，他又在不停地做着一些具体的、却是很有创见性的工作。&nbsp;　　2006年，朱和平被任命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到什么岗位都一样，都要努力工作，都要创新思维。”&nbsp;　　教育创新和军事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一样，是我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上，明显落后于军事理论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使培养和造就大批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成为目前我军最为紧迫的任务。朱和平一到院校工作，就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现在，他正以自己开阔的视野、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强烈的创新思维意识，全力投入空军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和空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工作之中。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nbsp;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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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在中南海的似水年华

  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却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靠鸿雁传书。 &nbsp;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结果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稍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留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整整30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们，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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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英之女项苏云：第一次见父亲，就成永别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给她起名“苏云”，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她两岁与母亲分离，此生再未见面；一生中只和父亲生活过12天。她经历的悲欢离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从江苏连云港驶出的一辆货运火车上，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坐在车厢的货物中间。女孩儿有一双水灵清澈的大眼睛，看上去很懂事，很乖巧。为了赶往西北，他们临时选择搭乘货车。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姑娘就是中共高级干部、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那名男子是负责护送她的老师。 　　“我的童年，就是在四处‘转送’中度过的……” 　　时隔整整70载，坐在记者对面的项苏云已头发斑白。当年那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如今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 　　项苏云的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一栋古朴的两层小楼里。家中挂满了历史相片，每次有客人来访，项苏云都会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照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谈起过往，项苏云感慨万千。战争使她两岁便与母亲分离，此生再未见面。她一生只和父亲生活过12天，10岁就成了孤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其取名“苏云”，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而这个名字，恰恰折射了她的一生： 　　“从上海飘到江苏，从江苏飘到延安，从延安飘到苏联，又从苏联飘回北京……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是很多人无法体会的，但同时它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被来回“转送”的孩子 　　项苏云1931年出生在上海。当时，父亲项英远在苏区。 　　对于父亲早年的经历，项苏云也是长大后，才逐渐了解的。父亲项英，原名叫项德隆，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项德隆的祖父以种植花卉为业，当地人曾称他家是“项家花园”，他的父亲是当地县里管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项德隆12岁那年，父亲不幸早亡，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他开始当工人。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二大”代表，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女儿诞生时，他正在苏区紧张地工作着。 　　项苏云两岁时，母亲张亮看到女儿可以离身了，便将她交托给周围的同志，也匆匆赶往苏区。项苏云从记事起，对于父母和家，几乎没有概念。 　　“有一位叫徐文清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她曾带着我在浙江一带生活过。他们都是地下工作者，经常被跟踪、追捕，我也跟着他们四处转移。”几经周折，有人将项苏云托付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项苏云这才安定下来，留在上海英租界陶先生创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 　　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国民党就发现陶行知的孤儿院总是收留共产党人的孩子，将其强行关闭。陶行知又将项苏云由上海转送至江苏，寄养在他创办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陶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教师郭青时，没敢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谈起这段经历，项苏云至今难忘。“郭老师对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心里没底，问万一有意外怎么办。陶先生只说，‘你尽心就行了，没人会找你麻烦。’”也就在那个时候，陶行知给她起了“苏云”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姓“项”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为了不暴露身份，直到皖南事变前，项苏云一直叫“张苏云”。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郭青只得将项苏云带往西安。“我们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又坐上去西安的火车。我记得火车经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了，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项苏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不停的“转送”中度过的。在她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夜的恐惧和路途的颠簸。 　　到达西安后，郭老师从辗转寄来的信中，得知了项苏云的真实身份。他按照信中的嘱托，将项苏云带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到这里，项苏云拿出一张她珍藏的照片，相片中，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正在给她梳头。 　　组织经过查实，决定将项苏云继续转送到延安。“那年我7岁，我们乘着一辆卡车从西安到延安，走了整整五天五夜。卡车上还有刘志丹的女儿、肖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另外还有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是准备去苏联的，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没有去成，也乘车返回了延安。” 　　到延安后，项苏云被送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nbsp;父亲问我“你叫什么？” 　1938年秋天，项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经7岁多的项苏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父亲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我正在学校吃饭，忽然老师告诉我，有人接我去见我爸爸。后来，朱德老总带我来到大礼堂，那里正在举行迎接我父亲的欢迎会。” 走进礼堂，小苏云却不知道哪个人是她的父亲。情急之下，她走上了主席台，转身面对整个会场，看着所有的人。“陈云过来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我记得父亲一把抱起我坐在他腿上，第一句话竟是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这个问题，实在不像是在问自己的女儿。” 　项苏云告诉记者，在见到父亲之前，她不知道什么是父亲，脑子里没有“父亲”这个词的概念，因此“见到了也没什么激动的”。父亲问什么，她就答什么，项苏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和父亲表示亲昵。 　　“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晚父亲要我一起回去，我却不肯，觉得爸爸很陌生，迫切地想回到学校。”项苏云客气地对父亲说：“宿舍的同学还在等我，我要先回学校去。”那一晚，窑洞里的大通铺上，一排女同学都点起了油灯，围着项苏云问东问西。 　　在延安保育院，项苏云还见到了小自己4岁的弟弟，“第一次由爸爸给我们洗手、洗脚、穿衣服。和爸爸相处的那些天，他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他可能是在尽力弥补他的歉疚，我想这也是父亲难得一次体会到天伦之乐。” &nbsp; 　　项苏云的家中，珍藏着一张照片，是项英带着女儿去保育院看儿子时，马海德医生为他们拍摄的，也是父亲与他们姐弟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还是上世纪50年代，我去周总理家玩，邓妈妈送给我的。看到它，我愣住了，默默地流泪，无法言语。” 　　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有一天，延安保小的师生躲进山洞里去上课。晚上，老师告诉项苏云，她的父亲白天来过学校，想再看看她。但是学生们都进山了，项英让老师转告女儿，他接到任务，要离开延安。 　　“我和爸爸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就这样永远分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永别。”半个月后，西安来人给项苏云捎来了几样东西，是父亲带给她的一封信、一筒饼干和一副手套，这竟然成了项英留给女儿最后的遗物。 　　“长大后，我总是拼命地回忆和父亲在延安的接触。我告诉自己，父亲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给了我。” 　　父母像是一个“符号”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地下党的带领下，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 　　蜜蜂洞洞内狭小，只能睡4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睡在里面，其余人在外面搭帐棚住。他们始终没有被国民党的部队发现，然而，项英和周子昆却倒在了叛徒的枪下。 　　事发前一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等人还点着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边观看。不料，到了后半夜，刘厚总突然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中的项英、周子昆枪杀，黄诚受重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刘厚总已经逃跑。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就近掩埋。项英遇难时，年仅43岁。 “皖南事变”后，项苏云开始只是得到消息，说组织和父亲失去了联系，项苏云没有哭，10岁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儿。4年后，陈毅来延安筹备“七大”会议时，项苏云才知道父亲已被叛徒杀害。这时她已经14岁了。 　　谈起母亲张亮，项苏云的记忆更加模糊，她拿出一张母亲的照片，说：“多年来，我就是依靠这张模糊的照片，抚摸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的脸，感受着遥远的母爱。”照片是在解放后，项苏云偶然得到的。“我去上海参观，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一天，他家里来了位客人，突然说有一张张亮的照片，是从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来的。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看见母亲的模样。” 　　1935年2月下旬，怀孕五六个月的张亮，与瞿秋白和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妇女部长周月林由赣南突围到闽西后，同时被俘。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项苏云的弟弟，就是在狱中出生的。被俘时，他们都用假名，没有露出破绽。3年后，就在张亮和周月林已被保释，瞿秋白也即将获得自由时，国民党突然查出了瞿秋白的身份。瞿秋白被杀害了，张亮和周月林侥幸得以脱生。但是有人却怀疑张亮和周月林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1938年春，张亮抱着儿子找到了南昌新四军军部，项英曾同妻子、儿子见过面。项苏云说：“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是不是叛徒，母亲还被父亲举枪打死了。这是十足的谣言。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她是在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失踪，下落不明的。” 　　就在项苏云到达延安的3个月前，母亲张亮带着3岁的弟弟来到延安。“仅仅相差了3个月，我却错过了最后一次与母亲相见的机会。”长大后，项苏云才“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到别人议论母亲。” 　　和张亮同时返回的周月林，受此事牵连，解放后还被关了整整12年。直到1979年，人们在当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某“投诚”人员的自供，才找到了真正的叛徒。张亮和周月林终获清白。“4821”每年的聚会 　　自1939年以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对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干部子弟及一些烈士子女，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和管理。每到周末和假期，项苏云和弟弟就会被陈云、李富春、张浩等领导干部，轮换接回家里，他们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照顾着这些孩子。 　　“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哪都是家，都有饭吃。”项苏云回忆，所有带过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她特别懂事，特别乖。“蔡畅妈妈对我特别好，还认我做了干女儿。” 　　项苏云和弟弟，就是在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他们自力更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但他们在感情上也更内向，更拘谨。因为“无法享受到在亲生父母面前的无拘无束。”项苏云回忆，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弟弟来她家里做客，只喝白开水，不吃饭。“弟弟说‘姐姐，你很困难，我不能吃你的。’你说我们之间的感情亲不亲，亲，但没有多少温柔的东西在里面。”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领导人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共21人，项苏云也在其中。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祖国的角度挑选的。叶挺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回来后到沈阳航空工厂工作；邹家华学机械，进了沈阳机械厂；李鹏学水电，去了吉林小丰满电站。‘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1948年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这反而成了以后我们同学聚会的班级代号。” 　　谈起一帮同学，项苏云的神情活泼了许多。“现在，每年国庆、春节，我们‘4821’都要聚会。无论多么繁忙，只要约定好时间，大家都来参加。” 　　项苏云在苏联学的是纺织，回国后，她从最基层做起，在北京第二棉纺厂做车间主任，随后在纺织部研究所、情报所工作，后来由于视力下降，1984年调到中国科协，1991年离休。项苏云说，科协是自己另一项事业的开始。她把科协青少年部保存了下来，带领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项苏云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林汉雄，当年与她一起留苏。1987年至1991年任建设部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浩）之子，他们有两儿两女。遗憾的是，项苏云的弟弟项学诚于1974年因病去世了。 　　近些年，项苏云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一只眼近乎失明，另一只眼也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不能看书、读报，甚至那些珍藏的照片，她也只能靠刻在脑子里的画面来讲述。但她仍不死心，“只要我还能走，就要继续为青少年，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益的事。”项苏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词汇里只有‘我们’这个词，很少有‘我’，这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nbsp;

  0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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