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一代人的怕和爱
街舞、说唱，都是年轻人表达个性的途径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网上流传的“80后通史” 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我们都有了个不曾遥想的以后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 Lei 身边的女孩 名叫Han Meimei ……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 有点遗憾 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徐誉滕《李雷与韩梅梅之歌》 李雷与韩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间的一代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他们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语教材，一个顶着小平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伴着插图画和英式口语灌制的磁带走进“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结之后瞬即销匿。 谁也不曾料想，十几年后，他们又重回“80后”的视线，并被创作成歌曲，在网络上疯狂流传。感伤的旋律，隐喻的填词，残酷的现实与无奈的结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 当“60后”、“70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诟病“80后”幼稚、娇惯、叛逆的时候，当“80后”自身仍未放弃对时尚与新潮不懈追随的时候，“怀旧”过早地被降临，“回归”过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怀旧行为：它就是那个已然失落的精神乌托邦。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 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生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总人数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过父辈“28式”单车上学的最后一代；是将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当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齐“小浣熊”贴画儿的最后一代；是看着“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长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恋随身听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带，墙上贴满“四大天王”、“小虎队”海报的最后一代；是拉过蛔虫，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的最后一代。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告别浪漫 我那时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些所谓从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倾听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基本上是与孩子的生活脱节的。 …… 我很难概括自己的个性。我对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欢的做而已。我不愿随大流，我是写不出那种“啊，我们光荣的大桥”一类的东西的。 ——韩寒于2000年 有人会指责我，你这么牛逼，为什么不去写一些实质性内容？那些人所谓实质性内容就是很多社会黑幕吗？但我觉得他很笨，因为连他都知道不能碰，我还会傻到去碰吗？……有一些东西不能写，你就不要去写它，因为你写它没有意义，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 我想要一个和谐的人生。 ——韩寒于2010年 “80后”这一名词首先诞生在文学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岁进监狱，2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22岁在台湾出版繁体单行本小说《我曾深深爱过谁》。就是他将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定义为“80后”文人。当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被广泛采用。 民间、媒体和学术界，一度给“80后”狭义地贴上“家境殷实”、“独生子女”、“自私叛逆”、“娇生惯养”等标签。事实上，根据南京大学的一项统计，“80后”一代城市独生子女不足1/3，农村不到10%，综合起来，全国近2亿“80后”，独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绝大多数人的家境尚不富裕，农村更有相当的贫困现象；1985后出生的，则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发达地区涌现出一批“富二代”。因此，“80后”普遍对舆论臆想的“标签”表现出不屑，因为“那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他们自身又总结、细分出“85前”和“85后”两代人，前者承袭1970年代，属过渡族群；后者紧接1990年代，较多地体现了媒介认为的众多“特征”。 由于长期不能掌控话语权，加之成长年代的变幻万端，“80后”长期遭受怀疑、指责甚至批判。他们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没有责任心的一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映芳教授慨叹道：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普遍视为问题，受到非难。 一个转机出现在一场作文比赛。1999年，一场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活动从上海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大批“80后”学生参与。这项完全冲破传统教育藩篱、无异于离经叛道的活动，第一次让“80后”找到发表言论、构建话语体系的契机，也让前辈们开始真正见识到，他们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索。 韩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从“新概念”走出来。他们的伯乐、“新概念”创始人、《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总结：韩寒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被相当一部分同龄人视作“领袖”，根结还是在于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与纠结。赵长天说，自己曾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问“80后”的代表：“你们这么喜欢韩寒，是希望自己成为韩寒吗？”彼时，韩寒的言论被主流视作异类，而其“退学”行为亦被中学老师和家长所唾弃。孩子们这样回答：“我们赞成韩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赵长天一直觉得，“80后”并没有那么叛逆，否则，韩寒就不会如此扎眼。在现实面前，他们更容易妥协，妥协于升学，妥协于就业，妥协于房价，甚至妥协于社会。即便是韩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须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赞美过他们的赵长天，着实喜欢这群孩子。10年来，借文学这面镜子，他走近过无数“80后”的内心，并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他甚至拿“80后”与自己这群“50后”比较：“谁没有叛逆过？谁没有狂热过？当年，我们说不考大学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户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车，我们想着要去建设边疆了！这对父母来说，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热。” 赵长天觉得，“80后”是有带着时代烙印的种种个性，“这再正常不过”，但更多的，他们还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这一代人体现出的理性与稳健，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祖辈。“50后是红卫兵的主力，60后普遍经历过上山下乡，70后大玩地下摇滚、行为艺术，后来是出国热、下海潮；80后轰轰烈烈的竟然那样稀少！” 从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经历最具爆炸性变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时期和当下”。前者是出来个“德先生”、“赛先生”，后者则透过互联网，到达了全世界。“正因为身处变革漩涡，才会有更大的压力，才会更加趋向现实，屈服现实，无法浪漫。” 这位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作家，最后发出一声叹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在变老之前远去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网上流传的“80后通史” 生于1984年的范继辉终于下定决心，等到今年的年终奖发完，就逃离北京。2007年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往高楼林立、资源聚集的大都会。他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先后在两大著名网站做编辑，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过大多数同龄人。闲暇时光，会去看场话剧，逛逛独立书店，或者到各色展馆和创意市集遛弯儿。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已经过了25岁，买房、结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价，已经迈入“三万元时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亚洲城市前三”。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事实。他感到恐惧。在他眼里，“每月工资若能负担一平米房价”，这种恐惧才有可能销匿。至于婚恋，他悲观而又客观地感觉：“现在的女孩太现实，没房没车，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无望，发展遭遇瓶颈”是范继辉最终选择“逃离”的直接动机。他找好了位于老家河北邢台的一份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1000多块。让他动心的一点在于，凭借其公务员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积蓄，能立即在当地购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独，亲情会让我更有幸福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个漫漫长夜，都只能与网络、书本“单向度作伴”。 不过，直到现在，他仍然相当纠结。家乡离北京不过4个小时车程，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物质、精神的贫瘠，资源的稀缺，观念的滞后，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县城生态，与北京无法比拟。“那天，我舅舅开车到北京，拖走了我两年来淘到的书刊。书走了，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很黯然。”他留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还会再回来。” 范继辉绝不是孤例。伴随着“蜗居”、“蚁族”等新名词的出现，“逃离北上广”的概念又横亘在“80后”面前。搜狐网2009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6万受访者中，有82%支持从北京、上海、广州撤退。而激动网的抽样调查显示，1013个样本中，1/4的人已如范继辉一样，开始萌发“逃离北上广”的念头，或者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广州24.9%。压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访者感到“压力巨大”，北京37%，广州51.2%。不过，“早已习惯这座城市”的人数，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广”存在更多发展机会的，占到60.9%。逃离，只是无奈之举。 就在两个月前，范继辉看过一部叫《在变老之前远去》的话剧，主人公马骅是个白领，选择在30岁那年离开北京。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部话剧的名字，“这7个字充满着一种别样的理想主义美感，而且也为沉沦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种方向。” 他有些文艺，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现实。“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有着蓬勃的心态的时候所向往的那样，那时我们对生活很笃定，以为凭借实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协了，于是过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还没妥协，在各个角落挣扎。” 与范的观点不同，半年前刚刚离开广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后”江佳伟则将此归结为这一代人对物质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得出如下结论：“80后”被裹挟到物质大潮后，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状态。他们不会触碰敏感，只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物欲所带来的虚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质快感得不到满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来维系和继续这种满足和所谓幸福。“他们对思想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们对自身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驾驭现实的能力。” 逃离“北上广”，范继辉们认为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已然破灭；江佳伟们则认为，那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才真正开始。 三十难立 到了我就业的时候，我想我会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里将是年轻人的乐土，没有等级，不会论资排辈，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认，我轻蔑诸如机关干部这样的工作，毫无激情，旱涝保收，清闲安逸，不思进取。 ——赵雷 2005年接受校报采访 千军万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弃，也许再过几十天，我就会成为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从此，我的生活将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漂泊，更不会动荡。我也该到成家的时候了。 <P st
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