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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艰难的一代

    两周前去北京,和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吃饭聊天。说起蜗居海藻,我就问她:你能接受么?我这个老同学很严肃地告诉我:不理解不接受。道理是她觉得靠自己奋斗,一样可以得到想要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这位同学也是个平常老百姓,无权无势,一刀一枪地拼了十多年,今儿个也是某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有房有车,算是个成功人士。早年在国外端过盘子,在国内也以娇小玲珑之躯扛过家具布过展,故而她的话语我倒是相当理解的。 不过,既然是我大学同学,那就也是70后。而海藻大致描写的是80后一代。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特别能理解海藻的行为,说到底,80后是相当艰难的一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有那么整整一代是被迫垮掉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一代中只有一小批人去当了重任,还有很大一批人算是“老头子复出” 了。故而,对于70一代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天花板。我对我的老同学说,你端两年盘子是有盼头的,因为上面坐着的人快退休了。 但80后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当他们进入工作领域后,发现大大小小的所谓领导都是年富力壮的70后,等他们退休?呵呵,自己也差不多了。这就是一个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对于整体一代人来说,不是单靠努力就可以逾越的。 第二个原因是几次发横财的机会都和80后关系不大,特别是85后,故而原始积累不足。一次机会是中国股市。中国股市有两次发横财的机会,一次大致在 90年代初期,我至今记得当年延中实业收盘40多块第二天开盘300多块的事。第二次就是05年中到06年中的1000点到6000点。对于一个80后人来说,这一波虽可参与,但考虑到刚刚毕业不久,本钱不大,要赚从绝对数而言也赚得有限。 另外一次发财机会就是房市,或者说,即使不炒房子至少能完成个基础建设。在我记忆中,中国房市在97年是个极低的低谷,当时买房子又是蓝印户口奉送又是可以退还个人所得税,有的楼盘还送车牌送车位,售楼小姐服务态度好得不得了。97年什么概念?即使是1980年出身的,都还在高三或者大一。这不现在轮到他们要买房结婚的时候,房子已经是一辈子的负担了。 第三个问题是竞争问题。总体来说,人和人之间的竞争与教育有很大关联,普遍意义上高教育就是高收入的代名词。我记得我这个70后考大学(91年),文科生是4.5取1个,故而杀到社会上之后,发现本科生还是相对吃香的。而到了80后,大学生有啥子稀奇,彼此之间竞争力都差不多,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80后来说,踏入社会时的竞争力对于同辈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父辈们缺少教育的机会而沉沦,但同代人当中也的确有人越过高考门槛而成就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愿意也努力督促80后接受教育。偏偏社会现实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才有了本文上方的配图:知识,真得改变命运么?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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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工作重要还是房子重要?

    梦想重要还是现实重要?工作要紧还是房子要紧?对于众多在上海、北京及深圳等大城市打工的人,尤其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80后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两个问题。   如何在两者间作出抉择?坚持还是放弃?在这些大城市年轻人作出痛苦抉择的同时,现实中却仍有更多的人想冲出二三线城市“狭小的枷锁”,挤进本已拥挤不堪、看似奢华的大城市追求他们的梦想……   撤退者:转移到二线城市   尽管白岩松说“房价太高,涨不涨已与普通百姓无关”,但对于广大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来说,房价与他们紧密相连。   “当时没抓住机会,现在还是有点后悔。”电话那头,现租住在天津的王先生颇有些懊恼,他指的就是2008年末及2009年初,在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相对短暂沉寂时,没抓住机会买房。“当时其实还是有资金至少可用于首付的,但报道都说房价会下跌,所以就决定再等一阵,可惜事与愿违。”王先生说,“北京五环以内的房价随后就嗖嗖地涨上去了,到去年9月时,眼瞅着我手里首付的钱就这么不够了。”   正像王先生所说,北京五环以内的房价在整个2009年直线飙升,均价“突破多少”的字眼频频见诸媒体。“与其这样跟房价耗着,还不如先回老家过压力小的生活。”王先生说。于是,去年10月,在种种压力下,王先生回到了江苏老家,过年后又辗转来到天津发展。   “这就是我现在的选择。一方面这里也有区位优势,离北京也相对比较近。更重要的是,这里房价相较北京而言比较低,我们家暂时还能承受。”王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我已经将购房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王先生在天津购房还有个好处——可以获得天津的蓝印户口。据悉,目前天津市已将申办蓝印户口的购房款由原来的100万元不同程度地调低,比如在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及大港等区就将标准降至了60万元。“这是我来天津工作的另一个原因,至少在社会保障上不会吃亏。”他说。   其实,王先生的例子并不是个案。在上海,记者在小范围调查发现,随着去年上海房价的不断上涨,在父母压力或家庭压力下,逃离上海的人,尤其是年轻一族相较前几年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我周边就有七八个人离开上海了,前三年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家住上海法华镇路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或回到了老家,或到苏州、无锡等城市寻找工作和发展机会。”   此外,还有媒体调查显示,相比于2009年中的24%和2009年末的31%,2010年3月,已经有50%的白领计划选择去非一线城市工作了。   追梦者:坚持到首付那天   尽管不少人离开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留守在上海等大城市,继续与他们口中那“该死的”高房价博弈。目前在一家上海外企工作的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她不会轻易离开上海回到老家。“我会等到自己有钱买房的那一天,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她期待道。   但日前,一个颇为有趣的测算显示,一个白领如果不吃不喝101年才能购得北京西四环附近的一套房子,不吃不喝78年可以购得上海一套房子,广州则为39年。不知如果张女士看到后,她又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二三线城市更加年轻的人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却期待着去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城市去工作。“知道现在上海房价高。但那又怎么样呢?”老家在江苏靖江但即将在南京读完本科的章力告诉记者。尽管目前有父母的劝导及前车之鉴,但他还是决定闯入“围城”去上海试一试。他说,他已经与上海一家外企达成了初步意向。“对于高房价,只能这么说,先跟它耗上再说。”章力说:“总之,还是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光我的孩子,现在有这样想法的孩子并不少见。”章力的母亲无奈地告诉记者,“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在生活条件上确实比不上大城市;另一方面,相对的高收入也是他们进入大城市的另一个原因。但殊不知,本地与上海房价实在是不在一个基数之上。”   专家:建廉租房缓压力   “相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作确实会有相对高成本的压力,尤其是在房价哪怕是租房价格方面的压力。”日前,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称,“因此,出现白领一族逃离大城市的现象并不奇怪。”   “现在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及时作出相关规划。”具体而言,徐长乐表示,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等帮助相关人群解决物价、房价上涨后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尤其是廉租房建设。   不过,至少对在上海工作的白领来说,好消息是,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刘海生近日表示,“在高房价的背景下,上海提出分层次、多管道、成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还包括公共租赁房。”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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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志强:别浪费了青春 80后们

       别浪费了青春——说给年轻的八零后们     一次论坛之后主持人秦朔跟我说:“许多人想了解你的成长之路,你能不能写些这样的博客或者书,仍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随后他又发了短信想更多的了解。我给他寄了一本联办编写的四十人述史。其实过去的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只是更多的人并不关注这些内容,他们只知道我是开发商、只关注于房价,几乎所有的媒体了解的都只有一个核心——房价。   秦朔也希望我写些对年轻人励志的博客或文章,刊登在第一财经上,让企业家的经历能对下一代有个促进的作用。但励志首先要立志,没有了志又何来的励年轻人要先立志,才不会浪费了青春。   当我们已年近花甲时,尤为珍贵的恰恰是青春,恰恰是那些从身边悄悄溜走并永远无法追回的时光,我们永远也无法再回到80后的年龄,重塑自己的经历了。   一、 我们都是很穷很穷的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是很穷很穷的人,并且平均到几乎都处于一个起跑线上的贫穷。是邓小平让中国从一潭死水中走了出来,有了生命、时候的改革与重新分工,让不同的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在如今80后的年龄之前时,我们这一代人也都没有生活的定位,但却从来都未丧失过“救国”的立志,也许是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红色”教育让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未有过个人致富的幻想,而只有为国牺牲的精神,也因此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无惧冲动。也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立志和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才有了此后各自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不同现状的差别。   当我们进入而立之年时,恰逢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却还没有解决城市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原有的国有体制和集体体制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就业需求,城市“五难”的社会服务也无法满足城市基本生活的需求,鼓励创业和用优惠政策扶持自我创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潮流。机会遍地都是,但能抓住机会的、敢于去抓住机会的、努力去抓住机会的人却仍然是少数。   我曾经从事过大约数十个跨行业的作坊式的小企业创业过程,期间的酸甜苦辣则回味多多,从兔皮的加工出口、魔方的生产、集装箱的运输、图书的邮寄、小商店的经营到农村小时工的派遣、手敲打打字机和印刷、装订、裁缝店、家电维修、动物模型、汽车维修、挂毯编织到开饭馆、卖水果、卖白菜、办建筑施工队,几乎无所不及,但从来都是信心百倍且努力万分。   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生火炸油饼,每个油饼三五分钱,一个早餐下来两袋面的用量,收入仅有几十元,晚上数钢镚时常常眼皮子打架,一个迷糊会把刚摞好的十个一叠的分币碰撒了一地,还要满地乱找、重新去摞好。一个月下来,三百多平方米的餐厅,几十个劳动力也就只有不到三千元的利润,三十几时我们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奖金一个月只有六元钱。而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我们创业立业的信心,穷可以让我们艰苦,但穷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斗志,“穷而不志短”早就从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溶入了我们的血液。   二、创出自己的路。   我们从不憎恨穷人,但我们憎恨贫穷。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全世界所有的穷人,让那个所有人成为富人。我们时常救助穷人,但绝不救助因懒惰和不努力而变穷的人。因为我们也是从贫穷中走过,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从卖苹果、卖白菜到倒录像机是一个飞跃,大多数人都从流通领域中分享了改革开放之后物流转移而产生的差价。和传统的丝绸之路一样,利用南北之间的地域差和南方改革初期的试点城市开放开始了最初的交易与经商,也从小额现金交易变成了银行信贷与转账。我们包租了军用飞机运货,从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再换成了汽车。     从学步到跑,几乎没有人会不摔跟头、没有人会一帆风顺,那些大多数开始太顺利扩张的企业则大多今天都不见了。   华远、四通、联想几乎都是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代,而更多当时知名的企业则在大浪淘沙中一去而不返了,差别正在于走自己的路还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赶。齐白石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意在学的精神与灵魂,而绝不是形似的临摹。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曾经只留下了大量计划经济残余的一代人,要彻底的改变过去的一切就更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了。但我们闹过学生运动、打到权威的领导(也许是错的),在毛主席的一挥手中上了山、下了乡、耕过田、种过粮,在全国学习解放军中当过兵、扛过枪,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学、留了洋,也有些在改革中入了狱、撞了墙,但仍在跌倒中爬起来重新摸索。这些经历与磨难恰恰造就了他们铁一样的筋骨、钢一般的意志,走出了一条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之路。   中国的改革是从没有路中选择了被动的摸石头,是在未知过河的方式中探索,无数的先烈是用鲜血与生命换取了新中国的成立。同样也有无数的后来人为寻找改革的成功之路而成为了先驱,许多人也因此受益而成为了当代知名的企业家,并为后来人留下了失败与成功的经验。   如果改革的初期,一代人为寻找幸福敢于去按血手印,那么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是否还有人愿意用生命去为更多人的成功而当垫脚石呢?正是这种改革的倒逼机制与改革创造的上升环境让两代人有了不同的选择,也让更多的现代青年不愿再用“立志”的前提作为生活的基础了。   现代的80后们也认为自己在走自己的路,但大多不再是如何成就一番“事业”和“救国”,而是如何建立美满生活的小家庭,靠父母支援的出国留学也让他们不再用课余时间去刷盘子了。更多的人不是从“安逸”的公务员岗位上因无味而下海,反而成群结队的涌入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   毕业后集中于大、中城市,力争进入不到10%的人口居住的城市,而不在关注生养自己的父母相亲和那片热土。他们热衷于在网络上寻找生活中的乐趣,也热衷于在虚拟世界中热议房价和社会问题,他们开着小型的私家车浪漫于山间田野,一面自豪的看不起那些乘大车去采摘的同事与同学,一面又高声的叫骂着市中心豪宅的高房价,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但社会却会将什么是“走自己的路”给以重新的定义。华远则是在“傍大款”进入资本市场后又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而退出和二次创业,用再次进入资本市场显示竞争的实力,用努力和被社会认可的实力与业绩证明什么是“闯出自己的路”。   三、榜样的力量。   李彦宏、马云、冯军都是年轻一代的榜样,尽管他们不是被称为是80后的一代,却是最接近于这一年龄层的一代佼佼者,可以无愧于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但也许由于他们的形象太高大也让许多人认为是高不可及,反而放弃了对榜样的追求,让许多人对榜样失去了关注。   其实榜样就是立志中拟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恰恰是一个要不断提高且让自己轻易摸不着而促使自己不得不努力争取的台阶。   当我们盈利了几百万时,树立了几千万的盈利目标,当这个目标要实现时,就树立了几个亿的盈利目标,当公司有了上亿的资本时,就希望上十亿的等级、再上百亿的等级。那些比我们跑得快的企业就都是我们的榜样,并转化为动力。   当我们只有十万开复工的能力时,但我们许下了为职工分房的承诺,要让盖房子的人能住上自己建设的房子。多年的努力中,这个目标在不断的提高标准,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并最终搭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如今的房价让许多年轻人觉得高不可及,我倒觉得这恰恰是一种动力。年轻人应该以高标准的住房为生活的追求,但现实则要从低标准的、远距离的住房或租房开始,就像学跑要先从走一步一步开始一样。绝不是用埋怨和抱怨削弱自己的斗志,永远都差一步的目标才不会松懈努力的精神。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想法无益于年轻人的成长。  我当兵幸运的撞入了中国最优秀的万岁军的团队,优秀的传统让所有的士兵都无一例外的打上了永远要争第一的烙印。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时代留存下来的部队中,同样将拿破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的名言作为立志和励志的讯条,当然还伴随着军史、师史、团史和连史的战力战史和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正是这种环境的渲染,让生活在这个带有无限刺激的竞争中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向前向前向前。从不知道什么是退却,所有的抱怨都集中在不能成为主攻连队,拥有第一个将红旗插上阵地的荣誉机会,哪怕这个荣誉是要用牺牲为代价的。   也许这种精神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今天已经被遗忘了。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仍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的。正是这种特定的生存环境让我在连头带尾的这十三年军旅生涯中先后荣立了七次包括集体和个人的二、三等军功。没当过兵的人也许理解不了立功的难度和其价值。而在一个荣誉感强的战斗团队中,其竞争的残酷性则不仅体现在流血、流汗的苦练与摸爬滚打中,还体现在技术、知识、能力、意志力的拼搏上。王中军的“士兵突击”成为老少皆宜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毫无疑问与其在三十八军的军旅生活的亲身体会是密切相关的。   无疑正是榜样的作用与力量成为支撑这一代人如今在不同战线上成为佼佼者的基础,这些沉淀于他们血液之中的精华,也是让这一代人成为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原因之一。   也是榜样的力量让这一代人无私的担起了“为人民服务”的重任,默默的为国家的发展忍受着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成本与负担。   我们的父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负过伤,但他们至今的收入尚不及他们的孙子、孙女,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为人民服务”产生过怀疑和动摇,他们从来未对个人的消费提出过奢侈型的要求。至今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九十多岁的高龄仍坚持要乘公共交通,他们的怪异已让后几代人无法理解与无可奈何了。他们会“偷偷”的抚养非亲非故的孩子读书上学,会将生活的结余“悄悄”的捐献给那些不知名、不知姓并终身未见过面的“困难者”,他们早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比这个家庭中的所有人都更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央视与地方新闻仍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坚持阅读各级的党报,而几乎不看非党报的刊物和“花边新闻”,他们最注重的是参加各级为老干部安排的活动和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活动,每次都穿上当年样式的列宁装并挂上历史中曾获取各种勋章、奖章,以显示早被社会忘记了的辉煌,他们一如既往的追求着曾经的理想。   然而他们的榜样作用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限制着那些生活于他们周边的几代人的行为,让这种对目标追求的执着成为教育后代人不断努力的力量,也让后代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严格的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让后代人为了维护老一代曾有的荣誉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1996年在香港上市公告中就披露了我的年薪超过700万人民币,党的纪委书记尉健行就为此专门的批示。1999年我辞去上市公司总经理时,媒体再次热炒年薪700万的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又为此做过批示。一系列的审查与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年薪有问题,而是因为干部的管理与影响,打破了现行体制的沉静。依领导的指示,正常年薪之外的部分就只能以我个人名义存在账上。华远在境内二次上市之后,按照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条件,我的年薪再次公告为700多万元,不计算股东激励的部分,成为了上市地产公司中工薪收入最高的,也多次被媒体当成新闻来热炒,甚至是上了央视的新闻,做了不花钱的广告。上市公司依法的发放工资与奖励是对我工作成绩的一种认可,本不应引起争议,但却成了一种新闻。而上市公司关于我按国资委的规定只领取了不到10%的实际工资的公告却没有任何媒体愿意提及,央视也是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炒了。 我已多次在博客中说明了我的实际工资是按国资委的规定领取的,上市公司公告的未领取工资中也有明确的表示。但社会的舆论似乎并不买账,于是我不得不忍受无数不公平的辱骂,即使我全部领取了些工资(如果没有国资委的规定)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又何况我实际的工资并非如此呢。 大量的个人持股和私企管理者也许并不需要领取高额的工资,因为他们可以公款消费、可以从股权中收益(华远也有少量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持股),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管理者却不能这样去做,要严格的遵守国资委的管理规定。当我的下属们都能拿到比我更多(或多几倍)的年薪时,(部门经理的工资都比我多)我会为此而感到骄傲。虽心有不甘但绝不会为此而放弃努力,更不会将抱怨转化成不满。个人的利益牺牲换取更多人的幸福,正是我们的追求,正是老一辈用榜样给我们立下的规矩。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小日子生活,我虽不够富裕和奢侈,却早可以辞职不干了,比不上那些富豪大款却比一般人收入要高些。重要的却是我所领导和管理的国企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包括承担国企特定的社会公共职能的贡献。如毫无企业投资收益的公共事业投入等。我虽然只是一个领取规定工资的打工者,虽然因国资委体制的管理受到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同的限制,但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党的忠诚,也绝不会为少交每年几十万的党费而退党,更不会拒绝为救灾而交纳高额的特殊党费,也因此每年被各级评为优秀党员。 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很多,我并不需要用博客来夸耀自己,但秦朔认为将我的想法和成长经历告诉社会是一种资源的共享,尤其对那些尚不了解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更多的知道一些“知名”人物的细节,也会成为一种榜样式的教材,会从正面或反面给在成长中的一代有所启发和帮助。或许会唤醒他们立志于励志的沉睡,让他们把更多的不满和怨言转换成对社会的认同和对未来的希望。 缺少了理想会让人失去方向,缺少了榜样则会失去希望,人们不可能一步跨越历史的进程实现远大的理想,但却可以用榜样的激励逐步提高观念和层次、端正生活的态度、建立扎扎实实的生活基础。 也许是因为我从事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只是华远集团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而房价又让许多年轻人望而生畏,因此一些年轻人将我列入了“人民公敌”的行列。但面对现实时,会发现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年轻人的不满而放慢前行的速度,更不会停下来等那些尚未睡醒的迟到者。而我则用一生的体会深知“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勇敢的面对和不懈的努力、认真的学习和积极的参与、在竞争中拼搏,才能享受生活的快乐、体会人生的价值。 重要的不是酒瓶上写着的是五粮液还是二锅头,而是瓶子里的就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做的只是将真实(或我认为真实)的认识告诉社会,而不是用好看的标签来掩盖真相。 我的人生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解决就业、提供税收、办好一个企业、创建几个上市公司,不在于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而在于我的意见影响到一个行业的政策倾向与业发展,以及我的言论与观点能影响一大批人和企业的成长,至少不是碌碌无为的一生。 但愿更多的年轻人别浪费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这个社会而珍惜最具光辉色彩的每一天。

    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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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

    萧灼基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通读马恩全集、精熟《资本论》的学者之一,他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以之来审视应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萧灼基很多关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思考和建议,已经融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践。   萧灼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萧灼基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他的这一成果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全国改革与发展金三角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针对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萧灼基旗帜鲜明地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   萧灼基是股份制经济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为中国股份制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萧灼基在民间有“萧股市”之称,多次对股市和利率走势的预测颇为应验。   萧灼基虽然身在北京,但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事情,多次到家乡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2005年6月首届潮商大会在汕头举行,特邀他作为嘉宾莅会演讲。   尽管不是商人,但萧灼基却是潮人商界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   尽管由于身体原因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已经一年多,但在2008年评出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上,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的名字还是赫然在列。   此外,在李克强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后,人们从相关介绍材料上得知,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7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其中就包括萧灼基教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就是萧灼基。   萧灼基,生于1933年,广东潮阳人。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三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攻读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世界潮商》编委会主任。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诸多奖项。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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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得浓:“方家有神技,大匠无弃材”

          以刀做笔,以木为纸,作品经历千雕万镂方始成形。     在古城潮州,李得浓这个名字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潮州木雕工艺的代名词。30多年来,他学无止境,博采众长,在发扬、继承传统木雕工艺的基础上,注重现代人居环境和审美意识的新走向,古为今用,巧于结合,使潮州木雕这一工艺之花永开不败,古老的艺术始终散发着浓厚的时代气息。李得浓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潮州木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李得浓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喜爱美术,他的父亲原为潮州老一辈彩瓷艺人。1973年,他进入潮州二轻金漆木雕厂从事木雕设计和创作至今已34个年头。期间曾先后于广东人民艺术学院雕塑系和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雕塑班进修。家学渊源,加上自己艺术悟性与刻苦追求,使他成为潮州青年艺人的佼佼者之一。1980年起,李德浓参加潮州开元寺、韩文公祠雕塑和潮阳灵山寺等潮汕地区30多处重点寺庙俢复雕塑工作,为广东省政府大厅、广东省四大名园之一的顺德清晖园的木雕装饰品以及广州白天宾馆嘉宾厅、东方宾馆、广州酒家等多家高级宾馆的木雕设计和制作,深受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好评。著名园林古建大师、中科院院士莫伯治先生称:李得浓的木雕作品代表了潮州美术工艺的精华。       综观李得浓的作品,我们不禁为他对潮州木雕的深刻认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而叫好。李得浓说,雕刀在木头上游弋,远不如画笔在纸上运行那样潇洒,也不如雕塑刀在泥团上那样随心所欲。创作和制作木雕,诚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必须长期积累,才能一朝贯通。在雕刻的技法上,则根据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装饰,把浮雕、通雕、线刻或单独或综合地灵活运用,以表现不同的形式美。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穿透镂空、多层次通雕,能把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一个画面上,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对人物和环境的处理亦虚亦实,就像歌剧中的布景,艺术效果美轮美奂。李得浓的作品《锦上添花》是潮州木雕多层次镂通的挂屏,规格105×66×8cm。在构图上摆脱了“s”或“之”字形的构图方式,不设路径,以聚丛式的满构图法,保留潮州木雕多层次镂空的优秀特点,利用芭蕉叶片的大面积性与翠竹的小叶片形成大与小的对比,多层积聚的翠竹和芭蕉叶相互掩映,再以牡丹的枝、叶、花蕾多层次和相对啼叫的锦鸡及一群上下争鸣的小鸟形成和谐的呼应,动静鲜明,错落有致,流光溢彩,层次分明。再如,立体镂空的《游目聘怀》规格96×68×88cm又是另一种形式,作品取天然的瘤衫根部为材,状似一只抽象的遨游动物,将一个写实的虾蟹篓置于其中,似为头部,又好像在浪花中冲激,篓内篓外7只生猛活泼、游态多姿的龙虾和14只大螯高扬的螃蟹在浪花和水草中,仿佛又回到海中自由游弋。作品既有玲珑剔透,又保存自然根瘤,既稳重,又体现天然品味,其斑点仿佛像浪花溅起的晶点。这在潮州木雕工艺史上得到变化和创新,该作品被马来西亚创价艺术馆收藏。     “方家有神技,大匠无弃材”。这是国际著名汉学大师饶宗頣先生在观赏了李得浓作品后欣然写下的褒扬赞语。近10多年来,李得浓的木雕作品还被选作礼品赠送李嘉诚、董建华、陈伟南等知名人士。其作品在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举办的博览会上多次荣获金奖,如今,李得浓在潮州成为木雕工艺的“领军人物”。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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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牌教练——蔡炎书

    现任八一举重队总教练的蔡炎书1964年出生于汕头市区。1978年在汕头市业余体校举重班参加训练。1979年底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举重队。1985年在全国举重冠军赛中获75公斤级第一名,并打破全国纪录。1986年获国际举重邀请赛75公斤级亚军、抓举冠军,成为我国第一位重量级举重世界冠军。被中国举重界称为“临界线上的曙光”。同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冠军并打破亚洲纪录、第十届亚运会金牌和亚洲举重锦标赛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1987年再次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并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上获亚军。1988年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上获第四名。1989年在第五十九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中,获冠军。时间流逝,昔日的世界冠军如今成了“奥运金牌教练”。执教举重队的蔡炎书先后培养出陈燮霞等5名世界冠军和多名全国冠军。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蔡炎书的高徒张国政夺得举重69公斤级金牌。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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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2年杨贤足:联通CDMA奠基人

    1939年出生于揭阳县凤湖乡后角村(今揭西县的凤江镇凤南西村)。1961年毕业于棉湖揭阳二中。1965年毕业于武汉邮电学院。1965~1982年在湖北省宜昌地区邮电局先后任技术员、载波室副主任、主任、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长。1975年3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83~1986年任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86~1990年任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高级工程师。1990年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副部长、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前任任中国联通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已退休。中共十四大列席代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十四届委员。     他所统领的企业,真正成为中国电信市场一家独大的终结者。     他在2002年完成了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CDMA用户从零起步,当年突破了700万户。     他还推动公司登陆A股市场,发行50亿A股,募集资金115亿,创下股票发行规模之最。     他就是2002年度不仅仅在通信界,而且在金融界都引起“聚光灯”效应的,入选当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时任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贤足。     1999年杨贤足从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位置入主中国联通,弱小的中国联通才开始步入大发展时期。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联通发展的一道天然的分水岭,中国联通的移动电话市场占有率就是例证,1998年年底时市场份额仅为7%,一年后的1999年底迅速增至14%,到2002年时将近20%。     借重组与融资 增强联通实力     从杨贤足作为联通第五任董事长主政,这家被寄予太多期望的基础通信运营商才开始真正起步走。杨贤足借电信重组的东风,通过增加国家资本金、原有股东增资等,调整股东结构,使联通实现了成为邮电系统“嫡系部队”的夙愿,公司资本金增加到158.8亿元,国家股占79.2%,从此成为国家有效控股的大型股份制电信运营企业。     在杨贤足的带领下,2002年中国联通取得了许多骄人的业绩:由成立之初的13.4亿元资本金起步,发展到已拥有807亿元净资产、1989亿元总资产,拥有世界第三大移动通信用户群、世界最大的无线寻呼网。1999年~2002年,公司移动通信用户年均增长163%,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47%,利润年均增长49%,并实现了在香港和纽约的成功上市。在2001年度全国企业集团排名中,资产规模列第7位,实现利润列第8位,成为我国电信行业的主要运营企业之一。2002年底,中国联通业务收入迈过500亿元关口。     这一年10月,作为国内A股市场上第一家基础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发行50亿A股,募集资金115亿,创下流通市值最大的个股等一系列新的纪录。由此,中国联通成为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的企业,其领军人杨贤足董事长继叱咤通信业之后,也成为国内资本市场上的年度风云人物。     CDMA用户发展 创造神话 联通CDMA开通运营,入网用户只有几十万,而杨贤足给出的年度目标是发展700万用户。开通后CDMA打出高端品牌,但运营一段时间后,市场局面并不乐观。     当用户只有50万时,很多记者都问到了“CDMA网络发展700万用户,其中上市公司发展400多万户”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杨贤足简单却思路清晰地说:“50万户不要紧,CDMA1X部署以后网络水平就高了,手机量上来了,价格也就降下来了,网络优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覆盖水平也会提高,加上联通发展CDMA发展工作被定义为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会下很多力气来实现定下的目标。”     在杨贤足的带领下,联通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对CDMA进行了宣传和促销,以让消费者使用CDMA,让市场接受CDMA。比如,有些省市在顾客承诺最低使用量后就会得到诸如免费通话时间等优惠;在上海,联通则推出了100元的CDMA月通话费回赠等促销举措;在哈尔滨,联通在火车站和机场开通了CDMA绿色通道,使CDMA用户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同时联通重点发展CDMA的数据业务,基于CDMA1X技术积极升级网络,同时,鉴于CDMA1X的速率比较高,容量比较大,传输速率在当时可以达到153.6kbit/s,能够加强联通的增值业务在未来2.5代乃至3代领域的应用,联通专门成立了增值业务部大力发展数据业务。     经过努力,杨贤足的700万用户目标实现。     事实证明,杨贤足的战略眼光足够准确,实施足够有力。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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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汉龙:时代精神砥砺新一代潮商 潮青访谈

    张汉龙:时代精神砥砺新一代潮商

    张汉龙,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潮星集团董事长,祖籍汕头市潮阳区。39岁的他已连续担任第九、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在潮星集团旗下的北京潮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潮人商会合作,协办2008国际潮商论坛、第三届潮商大会之际,笔者有幸结识了张汉龙先生。气质儒雅、举止谦和的平静外表下,张汉龙有着异于常人的人生历程与艰辛磨砺。这一代青年企业家的身上,有着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的鲜明时代烙印。可以说,张汉龙缩影了开放的中国走上复兴之路背景下新一代潮汕才俊积极进取、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     失败是受用一生的财富     “龙驭九天,起于毫末”。20年前,十几岁的张汉龙从家乡出发,口袋中揣着几百元钱前往江西和安徽推销小商品,一年后转行推销药品。怀着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浙江嘉兴南湖那条红船的向往,张汉龙决定前往南湖亲身感受一睹风采,便从安庆乘车前往杭州,第二天一早赶往嘉兴,在离开南湖后他又与西湖畔的“天堂”杭州结下八年之缘。在这里,他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也经受了失败的打击和痛苦。张汉龙说,少年时的经历将成为他受用一生的财富。 1988年开始在杭州为老家的一家药品经营企业做业务员推销药品,张汉龙凭着潮汕人的勤勉与果敢,在当时医药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形成的浙江,一步步打开了市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于是在1990年开始自立门户,张汉龙一路顺风顺水,到1995年,张汉龙已经自己拥有了一家集团型企业,下属有一座三星级宾馆和一家控股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凭借天资的聪慧和幼年商业磨练的经验,年轻的张汉龙品尝到了少年得志的辉煌和事业成功的志得意满。     企业规模的超常规快速扩张和管理资源的透支令年轻的张汉龙未能驾驭公司高速运转的这部快车……1996年6月他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离开杭州时,他只带了3万元。     时代精神重塑自我     1996年7月,经过一个月的自我调整与反思,张汉龙选择了到天津市发展。在河西区李七庄他租住了一套简单公寓,从零开始创业。出于他的人格魅力和对他的信任,昔日的一些旧部又重新开始汇聚到落魄的张汉龙门下,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艰苦创业,虽然失去了曾经所拥有的企业和实力,但此时的张汉龙却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失败的教训和患难之中见真情的朋友。天津的第二次创业,张汉龙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从时代精神中汲取力量,综合能力更为成熟,在锐意进取的同时,用时代精神重塑自我。     在天津,经过不懈的努力,张汉龙逐渐打开了局面并取得了事业上的重新发展。作为较早发现环渤海经济圈潜力并成功创业的潮籍企业家,张汉龙于1998年被增补为天津市青年联合会九届委员至今己连任三届,同时还担任了和平区青联的副主席、天津市浙江经济促进会第一届创会副会长。在浙江奋斗多年累积的商业经验使得浙商精神和潮汕文化在张汉龙的身上有了碰撞、交融,这让他在商业运营和战略思维上受益匪浅。凭着潮汕商人团结互助的信念,在天津团市委、青联的扶助下,张汉龙再一次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更多朋友的认可。原天津市青年联合会主席现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评价说,“汉龙这个人在企业家圈子里很难得,踏实、低调而古道热肠,很有社会责任感。在他的身上,我认识了潮汕人的风格。”     判断大势的前瞻眼光帮助张汉龙形成了理性的远见和宏观的战略观。而立之年的张汉龙又把发展的视野定焦到了首都北京,创建潮星集团,其杰出业绩得到社会各界赞誉,并光荣当选为第九届和连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此时的他更是多了几分社会责任,凡是团组织号召、青联组织的社会活动,张汉龙都积极参与。近年来,张汉龙有幸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过越南、俄罗斯、朝鲜、日本和欧美等众多国家,深切感受到了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在国际大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在青联,张汉龙与祖国各界青年精英为伍,在成功人士身上学习优秀品质并博采众家之长。在参加了中央党校民营经济管理班学习后,张汉龙感到自己更充实了,每一天总有做不完的事。他奔走于全国各地,为事业,为朋友,为社会不懈地工作着……     用心地播种,不经意地收获     作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白金卡会员的张汉龙,每年总有近半时间在各地奔走,有时从北京乘早班机飞往杭州,在公司开完会后,晚上又去了深圳……他总是不停地在奔波,无论是自己企业的经营还是对社会公益的奉献,无论是对待商业伙伴还是各界朋友,无论是生意应酬还是亲情联络,张汉龙都在用心地播种,却总在不经意中收获。     在主业医药销售业绩逐年上升并健康发展之后,张汉龙又开始了其它行业的投资并担任合肥工大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公司专业从事矿业安全关键技术装备的研发生产,铁路信息化建设,是国家级重点高科技企业。此事缘于与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越南时结识的好友、当时任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的魏臻教授,双方决定优势互补,进行合作.目前,该公司正在进行着国内A股证券市场上市的前期准备。     在杭州,张汉龙发现,老字号百年老店杭州天禄堂药店正面临生存困难,而该企业创办于1849年,比誉称江南药王的胡庆余堂尚早数年,天禄堂以经营中药材闻名,胡庆余堂、方回春堂等早年杭州城里著名的药铺均从“天禄堂”购进中药材,而杭嘉湖一带的人也常坐船来往于杭州运河拱宸桥畔的天禄堂买药,声名远播,生意兴隆。张汉龙随即与所合作的公司在杭州一起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共同保护杭州运河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协议。     最近,集团旗下北京潮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功策划、协助实施了第三届潮商大会、参与汕头首届粤东侨博会部分活动的策划和设计、北京福建企业商会第二届换届大会等重要活动,赢得良好口碑。潮星文化公司拥有一批国内一流策划、广告设计精英及先进的制作设备,已成为北京一家综合实力较强的文化传播企业。     在自己的家乡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目前国内最大的内衣生产基地,张汉龙发现,90%以上的工厂以加工为主,虽然产值高达人民币300亿左右,但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品牌,更鲜有知名的大牌企业。他决定整合当地内衣业资源,推动内衣产业升级,于是创办了黛琦服饰有限公司,打造互联网交易平台。自主开发的品牌内衣服饰也将于明年在国内上市。     在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新疆,张汉龙创办了潮星新疆公司,将目标对准商业地产和矿产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开发的准备工作。     为国家复兴而骄傲     能随胡锦涛主席出访的潮汕青年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张汉龙是其中一个。从2003年至今,他多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及参加中外文化交流活动。2004年10月14日这一天,他作为中国50多名优秀青年代表之一陪同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来华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100名俄罗斯青年;2006年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中的一员随胡主席出访印度,与印度青年进行了愉快的文化学术交流;2008年9月29日还应邀出席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建国五十九周年国庆招待会,与国家领导人和1000多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最令张汉龙感到骄傲的是国家的崛起和复兴。他为自己能有幸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国事活动和中外青年交流而倍感荣耀,也为自己能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力而感到自豪。     潮商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聚变     中国正在进入大国崛起的新时代,在祖国复兴的历史机遇背景下,青年企业家、新一代潮商最需要注入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这是张汉龙最关注的问题。和政界、学界、企业界朋友聚会时,张汉龙与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潮商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多年来,他不论工作多忙,每月总坚持不忘回家乡看望年迈的外婆和父母。他说自己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参与家里的生意,是家乡和父母养育了他,不论事业成功与失败,人都不能忘本。今年5•12汶川地震,张汉龙在第一时间响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的号召积极捐资人民币50多万元。大地震的余波还末平息,张汉龙就随同全国青联主席杨岳与众多青联委员共赴震区,与灾区孩子结对子,帮扶困难学子,援建灾区学校。央视新闻联播于第一时间做了报道。多年来,张汉龙率潮星机构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捐钱、捐物达200万元以上。     熟悉张汉龙的人都说他身上似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想就是潮汕人身上所共有的崇商敬业、勤勉刻苦、迁移变革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吧。这种血脉相传的精神是亘古不变的,然而,张汉龙代表的新一代潮商又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和积极变革的新思维。     张汉龙说,潮汕商人是最善于创造财富的一个族群,潮籍商贾是企业界、资本市场上影响力非凡的群体,但这不等于潮商文化的最高境界。只在商业领域发挥影响力,只沉浸于商业成就的辉煌而忽视了对社会的奉献和积极变革,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隐患,也是潮商的通病。对此,张汉龙毫不讳言。他说,期待着潮商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碰撞与聚变,期待着潮商走在时代潮头,发挥财富之外的影响力,更多地为社会奉献,改变这个道德伦理与经济增长略显失衡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才是时代赋予新一代潮商的历史责任。     永不言败、开拓进取、崇商敬业、善于学习、勤勉刻苦、团结互助、回报社会。我想,这应该就是时代精神造就的新一代潮商精神吧。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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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诺”掌门人:刘志雄 潮青访谈

    “三诺”掌门人:刘志雄

    10多年前,一个来自潮州的辍学少年,一脸茫然地出现在当时也不怎么繁华的深圳街头时,谁也不会在意他,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从怀里揣着借来的100多元路资盘费,到有了自己的企业和事业,他用了不足5年时间;从一个单一的模具加工厂到拥有自己品牌的企业集团,他用了9年时间;他没有完整地读完高中,却攻 读并获得了MBA学位;他从蛇口的一家外资工厂的学徒做起,到2003年,他被评选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   那个曾经是懵懂少年,现在是“三诺”的掌门人;那个曾经不起眼的小厂,现在已经成长为三诺(集团)有限公司。   从1996年到2004年,从单纯的模具加工到数字音响及电脑周边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三诺”一路开山劈水,追逐着“巨人”的脚步,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波澜不惊、扬帆远航的路径。   一向低调的“三诺”的创始人和掌门人刘志雄,真正为媒体关注也许还是2004年8月25日“三诺高科技园开业典礼暨九周年庆典”之后。因为,在此次典礼上,人们不仅看到了三诺非凡的实力和潜力,还看到“三诺”以此为标志,正向全球最大的多媒体音响制造商的目标进发。   携“三诺”成就霸业,不只是刘志雄心底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更是一个基于现实的光荣和梦想。   青春与激情:成长的快乐   2004年9月19日午后,我们的采访从兴业大厦其办公室改在位于深圳香梅路口的一个咖啡厅。   刘志雄先生显得那么的年轻、干练,他的语速飞快、表达流畅,让我们的采访进展得非常顺利。他的爽朗、坦率、真诚与反应的敏捷,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三诺(集团)有限公司的先发企业是成立于1996年7月的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 主营模具加工,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做模具。这一年,刘志雄还是一个20多岁的毛小伙。   初创时期的刘志雄专注于同行业的竞争,为扩大业务,他总是不停地飞来飞去。也许是企业家特有的敏锐,或者是内心深处总想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与激情,让刘志雄在走动中看到了另一个商机。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武汉、北京等城市的多媒体音响都是国外品牌,而中国自己的品牌音响普遍比较粗糙,外观僵硬。联想到自己的专长正是制作精美音箱的模具,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出外行优美的音响呢?刘志雄动起了心思。   刘志雄是一个想到就要做到的人。1997年,他进军音响行业成功了,他的产品卖得很火。1998年,“三诺”在国内推出了“中国声”数字合成影院,当年就红遍了中国。随后,他加大投资力度,独立完成了“数字控制虚拟环绕声系统”的开发。由于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优势,该项目获得“2002 年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2003 年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相关技术的应用产品还获得了“2002年广东名牌产品”、“2002 年深圳市科技进步奖”,而利用此项技术并结合航天音响技术开发的三诺平面艺术音响产品,后来又获得了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项目。2003年,“3NOD 三诺”再度被评为“广东名牌产品”。   刘志雄在组织研发新产品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市场,他总能凭借他敏锐的嗅觉避重就轻,开发一个适合他的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市场环境。多年来,他总是力求把产品做到让客户满意,因为他一直坚信一点,“客户满意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功”。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时,他追求效率,尽量缩短生产周期,即使在目前,他仍然保持着创业之初的领先优势,别人要 40—45 天才完成的生产流程,在“三诺”只需要 20—25 天。   如果说质量给“三诺”带来了良好的市场声誉,那么效率则让“三诺”赢得了包括创新、TCL、方正、清华同方、联想、实达、海尔、三星、LG等国内外著名企业在内的客户的广泛的信任。与此同时,三诺的产品出口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业绩连年翻番。   这无疑是一个无人企及的速度和高度。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短短的9年时间里,“三诺”就完成了在相关产业领域的布局、扩展和延伸。   点数一下三诺旗下的企业和一些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你就能深切的感受到刘志雄的魄力了。1998年三诺(香港)实业有限公司,三诺视听技术研究所成立;1999年,企业获得进出口自主经营权,推出平面艺术音响系列并成立三诺(美国)电子有限公司,深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2000年,三诺数字控制虚拟环绕声系统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三诺发起了与两年前的 “中国声”相对应的“新装饰运动——三诺音乐装饰工程”;2001年,获得深圳市贸易局首批颁发的“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标志着三诺拥有了外贸经营代理权;2002 年,三诺进入机箱、鼠标领域,三诺顺源机箱厂成为中国最大的机箱开发生产基地之一;2003 年,深圳劳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与多媒体音响巨人新加坡创新科技合作研发和制造多媒体音响;同年,深圳三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独资成立了键盘制造工厂;推出了独立设计的整体电脑套装机,标志着三诺拥有了提供整体方案服务的能力;珠海三诺公司也宣告成立。   2004年8月25日,坐落于深圳宝安区松岗镇的投资近亿元的三诺高科技工业园区正式投入使用,同时举行了盛大的“三诺”成立九周年庆典,深圳市政府领导和众多的国内外著名企业代表到贺出席,标志着“三诺”一个发展新时期的到来。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比一年精彩。青春与激情,当它得以充分释放的时候,其魅力是无可比拟的。   这就是刘志雄,这就是“三诺”,关于成长的快乐。   借势与自助:成功的秘诀   “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的多媒体音响和电脑周边设备提供商之一”,是刘志雄先生反复提及的一个目标。刚听到这一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资本,比如人才,比如市场,还比如品牌,等等,一系列关于把企业推向更广阔领域尤其领袖地位所必须的要素,“三诺”有吗?   也许,刘志雄也是意识到了我们的疑问,他在随后的交谈中对此做了比我们想知道的更细致的分析。当然,先从他的品牌“三诺”说起。   “卓越品质、完美服务、超凡价值”,是“三诺”的三大承诺,也是刘志雄所秉承的行事风格,因为,酷爱高尔夫的刘志雄说,即便是打球他也要求自己打好每一杆。平时做事,他更喜欢做有价值的事,决不浪费时间和生命。   对做企业而言,尤其和客户的合作方面,“三诺”的宗旨是“你的期待,我的承诺”,始终为客户着想,把最好的产品和服务给客户,甚至力争走在客户需求的前面,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这是“三诺”超常发展、一路上风光无限的关键。在为自己的发展定位的时候,“三诺”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谁是巨人呢?就是多年来与“三诺”形成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内外著名企业。   刘志雄说,我们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积极解决在合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与许多客户风雨相伴,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可以自豪地说,这些客户的成功,也有我们的一份汗水和努力。   说到客户和市场,刘志雄也谈到了他曾经有过的无奈,是那次经历让他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短板”:他不适合做太麻烦的人事,也就不适合做零售市场。早在1998年,“三诺”的“中国声”获得空前成功的时候,他试图在商场上货,直接面对消费者,结果却是好放难收。用刘总自己的说法,进了市场,你就不知道你要付出多少成本,尤其是2000年前后,市场秩序相对混乱,一个小小的县城的任何一个小小的部门就可以把你搞得晕头转向。   这以后,刘志雄就一直思考“怎么样回避可能有的风险”。他想到了“富士康”,他要做中国最好的配件供应商。他必须紧紧把握市场机会,加强和知名企业的更紧密的合作。因为他发现,与著名企业合作不仅能从它们那里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稳定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还能学到它们经营管理的经验。这几年过来,他感受最深的是客户的严谨的经营管理态度、效率意识和风险意识。   如果说巩固和发展客户关系实际上是“三诺”在成功借势的话,那么注重研发和创新就是自助,就是“三诺”赢得客户尊重和信任,在激烈的竞争中总能把握主动、脱颖而出的强大的内功。   “三诺”总能够以自己的经营智慧,成功地绕过那些激流险滩。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中国声”数字合成影院在国内市场声名远播、独步天下,到后来不断成功的产业扩张,你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企业在发展中不断成熟和明晰的自我定位。   刘志雄说,在我看来,每个产品都可以大有作为,关键看你怎么做,怎样定位。“三诺”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寻求突破:一是继续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即精密模具发展;把多媒体这类有优势的市场做得更透,摆脱一个行业内的同质化竞争,突出自己的设计特色和创新能力;同时发展电脑周边设备部分,不单做OEM、ODM,而且要做自己的品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其次,还是从自身的优势出发,将音响音频产品延伸到AV、家庭影院产品和平面艺术音响产品上。刘志雄说,按我的理解,商业模式有三种:一是最早期的愿买愿卖;二是单纯地满足客户要求;三是客户没想到的,帮客户想到,为客户做一整套的解决方案。现在“三诺”在做的就是第三种,我们总能够为客户带来意外的惊喜,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不仅积累了资本,也积累了技术和经验,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我们的产品实际上超越了客户的期望。   技术、资本、人才和客户关系的有效整合,使“三诺”从最初的单纯的模具加工工厂成为现在的电脑周边产品设备和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一个以多媒体与家庭影院产品制造为基础,以电脑与网络应用产品服务为方向的投资经营企业集团,在南中国大地上迅速崛起。在总面积达5万多平米的“三诺高新科技园”,模具制造、注塑成型、喇叭生产、木箱制作、五金冲压、电子装配等规模化生产基地,共同构成了“三诺”的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其主要产品有数码音响、电脑机箱、键盘、鼠标、机顶盒、MP3、MODEM等等。与之相匹配的是遍布国内外的完善的销售网络。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既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更是一个质的锤炼过程。内外兼修,方显强者本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诺”的领袖潜质已经初见端倪。   光荣与梦想:飞翔的翅膀   用一只眼睛盯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用另一只眼睛盯着自己的生长环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两只眼睛的焦距出现偏差的时候,你就要及时调整。这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必须遵循的规则。   刘志雄是一个善于思考和发现的人。不仅得益于他对每一个商业机会的发现和把握,更与他相对比较特殊的经历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早年的生活磨难给了他异乎寻常的判断力和创造力。   上世纪80年代,出身书香门第的刘志雄本来有一个不错的家庭,做厂长的父亲和贤惠善良的母亲,把一个有5个子女的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但1989年,父亲突遭车祸,随后母亲病故。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走向没落。   如果说亲人的不幸还可以承受的话,随之而来的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则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梦想与追求。当时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刘志雄因为无力支付每月20元的学习费用,受到了同学和老师歧视,那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时代,“你没有钱,就没有人看得起你”。虽然激愤中的刘志雄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可他毕竟不能证明自己就是鸿鹄啊。只有17岁的刘志雄作出了一个在当时几乎是无奈在现在看来也许是非常明智且及时的选择:休学,给自己挣到学费再回去上学。   这一年,他带着东借西凑的100多元,背着一个空空的行囊来到了深圳。在为找工作晃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在蛇口一家香港和日本合资的模具厂拥有了一个岗位,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他被安排做文字工作,类似于现在的文秘。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来,现在的刘志雄就是一家企业的高管,同样会有不错的生活和前程。但一心要做“鸿鹄”的他还是想改变自己,有一天,他发现厂里做的模具要用到中学所学的数学和化学,他一下子来了兴致,就要求改做学徒。可老板不答应,刘志雄左求右求还是不行,他又提出只要让他学,可以不拿工资。可能是他的诚心感动了老板,他终于如愿以尝。   接下来的故事说起来刘志雄自己都觉得有趣。他一方面不分白天黑夜地学,另一方面还要看师傅们的脸色行事,好几个师傅一个都不能得罪。应付这些,对天资不错的他好像也没那么难。在半年多一点的时候,那个模具厂搬迁了,于是他决定换个厂子试试。   他来到另一个模具厂,要求做师傅。面对眼前的不足20岁的人,谁会相信你可以做师傅啊?当老板再一次拒绝他的时候,深知人性弱点又好像有点谈判天赋的刘志雄就和人家讲条件,给3个月的试验期,不支付工资,如果成功就用他,不成就自动走人。为了证明自己真的行,刘说他还撒了平生第一次谎,“做了一回商业骗子”,说自己是模具世家出身。他再一次如愿以偿。3个月后,他精湛的技艺,让老板和同事眼前一亮,“模具还能做得如此精美”!他不仅留了下来,还受到重用,成了小组长,后来又做主管。   初战告捷,刘志雄早把回去读书的事放到了一边。1994年以后,他先承包了一个停业的加工厂。在赚到第一笔可以称之为资本的钱之后的1995年,刘志雄收购了一个香港人倒闭的一个模具厂,1996年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这是一段很少向别人谈起的经历,如今回头看看,连刘志雄本人都觉得“好玩”。只是他玩大了。玩出了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三诺”。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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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丽华:澳大利亚女市长

    基本简介:祖籍汕头市澄海区隆都,出生于越南,上世纪70年代,辗转移居加拿大,1988年定居澳大利亚。她1991年当选奥本市议员,其后连选连任。1999年当选奥本市市长,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女市长。奥本市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大都市的西区,距悉尼市中心仅20公里,交通很发达,著名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主赛场、主要比赛场馆均坐落在奥本市内,所以林丽华为成功举办悉尼奥运会付出了大量心血。去年她再次当选大奥本市市长。 林丽华当选后强调,奥本市人口虽然不多,但居民来自世界10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人所占比例超过15%。恰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缩影,所以奥本市将继续积极推广多元文化政策,坚持为民服务,甘苦与共的宗旨,尽心尽力服务社区,回报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在海外,华人从政的甚少,女人从政的更始少而又少,而悉尼奥本市副市长林丽华女士,便是这少而又少中的一个,实属难能可贵。     林丽华的父亲是潮安人,母亲为潮阳人。父母亲解放前到越南谋生,林丽华在越南出生。由于印支战乱,20年前举家移居到加拿大,1988年又由加拿大移居澳洲。   林丽华是奥本市地产权威,近年来开始参政。1995年起,她连续两届获选奥本市议员,去年9月12日,经议会选举,身为独立议员的林丽华获选为奥本市副市长。这是奥本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副市长、也是第一位奥本市华人议员。     澳洲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不同,当议员、当副市长是没工资,即义务的,每月只有少量交通费、茶水费补贴。她笑着说:"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多过收入。由于当了副市长,工作忙,两个小孩不得不送幼儿园,一年一万多元托儿费,政府的补贴还不够托儿费的三分之一!她对当官没有利看法是:"人生并不是全部为了金钱,我在加拿大过移民生活,在澳洲也生活了近10年。我亲眼看到、也体会到新移民的艰辛。他们语言不通,对新到国家的各种政策不大了解;环境不同,生活也有困难。我比较年轻、跑得动,语言基本过关,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出来帮助华侨做些工作,为人民服务。"这段话道出了丽华从政的目的,令人可钦可敬!   林丽华兼任奥本市"亚洲人福利中心"会长,为居住在奥本的亚洲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筹划举办各种免费讲座,帮助亚洲人了解澳洲;开办移民学校帮助非英语背景的新移民免费学英语;组织新移民外出旅游观光,增加他们对澳洲的感性认识;对经济困难的,通过福利中心给予适当的帮助。这些对新移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令人感激不尽。奥本是2000年奥运会的所在地。丽华积极与区内华裔及其他族裔联络,尽力让市民了解奥本已成2000年奥运之乡。如何搞好环境设施、完善后勤工作,她希望广大市民、特别是华人能给她提意见,给予支持,以便及时向纽省反映,做好东道主的工作。去年,她还自费访问中国,宣扬奥运村奥本市,并促成奥本市与广东增城市结为姐妹城市。近年来,中澳商贸往来不断增多。

    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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