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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安人郑镜鸿:新加坡皮革大王、爱国慈善家

    “一个人若没有立下志愿,又一定要达到某些成绩才罢休,那他就不能坚持到底,势必半途而废。”这是新加坡“皮革大王”郑镜鸿从他数十年的奋斗中得出的极普通而又具有很深哲理的肺腑之言。这位皮革大王就是靠“刻苦、勤俭、忍耐、勇敢、守信用”的十一字经营要诀,勇敢创业,深入东洋,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日本皮革市场里闯荡,事业由小变大,从曲折到顺利,反客为主,打破了日本人对皮革市场的垄断局面,雄霸日本皮革市场。 郑镜鸿,潮安县人,生于1914年。由于家乡人多地少,加上连年的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不少人远渡南洋到他乡谋生。1927年,13岁的郑镜鸿也拜别了双亲,越洋到马来西亚麻坡一个叫巴冬的小渔村投靠在这里经营家禽养殖场的舅父。在巴冬,这是郑镜鸿人生的起点,他以刻苦、勤俭、忍耐、勇敢、守信用的为人开始了艰苦创业。 舅父的家境不错,然而舅母看不起这个穷小亲戚。小郑镜鸿每天起早摸黑,劳累不堪,只换得个半饱。幸亏舅母的伯父是个厚道人,常在晚间教他识字、打算盘、记帐以及讲解为人处事的道理,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在舅父家干了3年后,郑镜鸿靠亲友的少许资助,去做贩卖鱼虾的生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郑镜鸿为了多挣点钱,每天早出晚归,既要起早到海边渔民那里收购海货,又要赶到渔市上叫卖,有时还必须沿街走家串户地叫卖。有时去晚了买不到 鱼,一天就要失业,有时赶上鱼多过剩,又要眼巴巴地看着烂掉。但是由于郑镜鸿为人厚道,做生意信诚 实在,渔民很愿意将鱼卖给他,而他的主顾们也乐意买他的鱼,因为他不但送货到家,有时还可以赊帐,或得到额外的照顾。这样,他很快就积蓄了一点资本。有了本钱,他便开设了间小杂货店,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他后来关了小杂货店的门跑到新加坡去了。 在新加坡郑镜鸿与皮革结下不解之缘。初始,他在一家荷兰人开办的皮革公司打工。白天,他勤奋劳作,留心于皮革生产,从制造工艺到加工设备的使用维修技术等几乎所有生产环节。业余时间,他买了一架缝纫机,学习皮革设计、裁剪、加工、制作的全套技术。于是他自己独资开了一间叫再升的裤带庄,这是他经营皮革业的起点。 然而,正当郑镜鸿的再升庄裤带业务开始向上发展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新加坡。他不得不停业和停止皮革制作生产。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恢复再升庄 的经营生产。他是一个勇敢创业的人,战后虽然新加坡尚未从英联邦中独立出来,但他看到新加坡的民族工业发展很快,于是他将全部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了皮革的制造与经营。由于他的苦心经营,他的再升庄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成为新加坡屈指可数的皮革厂商。 1953年,郑镜鸿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决心将业务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和日本。经过市场调查,他了解 到日本人很喜欢爬行动物的皮革。他便断然前往日 本接洽生意,并制造了很多日本人喜欢的鳄鱼皮、蛇皮等皮革制品销往日本,很快打开了当地市场。但他 遇到了意外的麻烦,一些不讲信用的日本皮革商,销路好时一天几次电话催货,当皮革滞销时,就不遵守合约,甚至找借口一拖再拖或干脆毁约。这使郑镜鸿遭受很大的损失。 日本的皮革制品市场容量很大,而通过当地的中间商又难于发展自己的经营业务,以勇敢创业著称的郑镜鸿,终于产生了去日本就地创业的念头。从此也开始了他在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与日本商人的斗智斗勇的历程。 1958年10月,郑镜鸿带着资本、技术、一批原材料及几名管理人员来到日本,他开设的皮革厂“星东 商会株式会社”正式投入生产。12月时,日本的气温已在零下5—6度,郑镜鸿和他的马来籍厂长却仍然按新加坡的经验和技术进行皮革染色。岂料第二天 被染色的皮革面上结了一层冰,必须用温水才能把 冰融化,才可以将皮革展宽。这样一来,不但使皮革变了质,也使颜色走了样。这一失败,无疑对郑镜鸿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没有气馁,靠一股忍耐、刻苦 的精神,他带领部属终于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制革的技术问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然而,郑镜鸿面临的最大困难并非技术问题,而是日本同行的刁难和排挤。就因为他到日本办厂,一个曾受过他帮助的日本同行竟然反目成仇,不理会郑镜鸿的委婉解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指日本皮 革商)联合起来,6个月内就打跨你,一定要你回新加坡去!”果然,在生意场上,日本同行常取了货又退回来,利用合同不完善之处,在材料、制造、质量、设备 等所有环节上找麻烦,不履行合同或小题大作,总之极力想将郑镜鸿挤跨、逼走。 郑镜鸿面对日本同行的激烈竞争,他以信为本, 以守为攻。他思路敏锐,头脑冷静、沉着对应,加强自己工厂的经营管理,采取韧的战术,以柔克刚,取信于消费者。他加强对市场的调查和信息管理,调整并增加了皮革制品的品种和规格,同时设法降低生产成本争取主顾,稳扎稳打,在险恶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郑镜鸿在等待时机,他要成为竞争的佼佼者。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日本国内皮革非常短缺,而惯于等上门的日本同行一时找不到货源,皮革制品产量锐减,市价迅速暴涨。郑镜鸿抓住这个时机大拳出击,他对东南亚一带的皮革原料市场了如指掌,便悄悄地跑到皮革质量好、价格低廉的所罗门群岛去,通过那里有多年交情的老货主们,廉价大量收购皮革 原料,投放市场。这样,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 ,赚了大钱。而这时的日本同行们都长期找不到原 料,措手不及,无从招架,眼睁睁地看着郑镜鸿独占市场、财源滚滚,经营实力大大增强,一跃而成为日本皮革产量最高的巨头。这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更加史无前例地要请郑镜鸿出任日本皮革工会的会长, 郑自有自知之明,会长不愿要只当了常务董事。 郑镜鸿的皮革厂虽然已在日本站稳了脚跟,打破了日本人垄断的局面,但他忘不了他的“根”在新 加坡。于是,1967年,他将“星东商会株式会社”交给 子郑天亮经营,自己带着长女和女婿回新加坡,并开始向马来西亚寻求发展。几年后,他在马来西亚买 几块地产,种植橡胶树,也经营锡矿和房地产业 务。特别他在柔佛州的几处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两 座商业大厦和7000多个单元的住宅。1985年,他的大马发展公司在柔佛的再也兴建一个有1.6万多单 元的各类型和等级的房屋,将再也建成柔佛的卫星城。郑镜鸿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然而当人问及他的成功要诀时,他却很谦虚,说自己不敢接受“成功”二字,然而我们透过他走过的路,他的刻苦、勤俭、忍耐、勇敢、守信用的为人准则,不正是他的成功诀窍吗?

    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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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儒、释、道之间的融合是举世罕见的奇迹

    许嘉璐(图片来源:资料图) “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第一关键词是“融合”,显然这是对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统治着整个地球的思想——文明必然冲突,只有冲突才能解决问题这一思路的回应。第二关键词是“因缘”。在对儒释道的研究中,大家有一个共识:儒释道在两千多年中相融相济,携手并进;“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辩论中学习了对方,丰富了自己,于是把中国的儒学、佛学、道学都推进到了世界思想和哲学的顶峰。 当西方还沉浸在,或者说迷惑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时候,宋代的学者已经为中国构建了完善的哲学体系,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哲学就是世界哲学的顶峰。后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一些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于是人们一直流传着这种误解,而我们也曾经自卑过。今天,中国的哲学已经得到了世界哲学界的承认,大家已经看到媒体上的报道,2018年,从未在中国举行过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举行,而且从这次会议开始,汉语将作为世界哲学大会的会议用语。这是一个标志,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哲学正式地跨入世界领域、世界论坛的一个标志。 儒释道的融合是当今充满冲突的世界所需要的 在这个总的缘起下,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 儒释道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化的宗教和学说。这三种宗教和学说,它们自身的理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相融的经验,是当今充满冲突的世界所需要的。而要想让儒释道的学说真正成为显学,还需要我们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二是普及,应该让精深和通俗结合。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由英国的清教徒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要想让一种学说成为显学,从而在广大民众当中普及,似乎不能够从基层做起,而应该拿自己的精义去说服、感染不同阶层的精英与执政者。基督教初期的失败、佛教传入中国时曾经有过的不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到了南北朝,佛教之所以在中国迅速铺开,就是走了我刚才所说的路线。因而,普及是必须的,而提高、深化也是不可少的,必须二者有机地结合。今天,在两岸四地的儒释道中,似乎普及占了主要的精力,而提高、培养一批大师反而被忽略。我们开展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的研讨,就是希望能够激励和引导更多的学人对儒释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第二,在中国儒释道之间的融合是世界的奇迹。反观世界史,特别是号称“世界中心”的欧洲,自古以来,不同信仰之间,一种信仰的不同宗派之间往往都是兵戎相见、血光滔天,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仍旧没有得到完全的遏制。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儒释道为什么能够相融共进,这种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也是今天的世界所急需的。过去所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论著都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如果论述只停留到此,其实我们和相融之因与缘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应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第三,儒释道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挑战。两千多年来在应对现实的挑战中,儒释道不断提升、不断突破自身。在应对中相融,这是极其重要的启示。只有在应对挑战中进行创新,儒释道才能够传承,而只有在不断的传承中,才能给创新提供机遇,传承与创新从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儒释道融合的研究应当如何推进 下面我冒昧地就儒释道相融因缘的问题,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点浅见。 第一,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思考。首先,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说就是宇宙论的问题、本体论的问题。儒释道有一个共同点,也是相融因缘之,这就是一元化的思考,一统的观念。正因为这样,所以对所谓的“终极关怀”我们都不是先验的,不是“预设”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提升的。例如孔夫子把人生中最高的境界定义为圣人,要做到圣必须高而又高,他则“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直到死还在努力地践行着,追求着。道教最高的境界是真人,如果我们读道教经典会知道,道家对真人的要求也和儒家对圣人的要求相近。而佛教,人们所共知,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佛。佛教讲应该“十行”、“十住”,攀登“十地”,只有到“十地”才可以和佛陀接近。 人的道德、思想的提高是有阶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永远达不到终点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真理、对最高境界的追求,这就引导着人们永不停顿。同时在走向终极关怀的路上,儒释道都主张内求,儒家的反求诸已,佛教的见性成佛,道家的修真身、抱朴守一,都是这个道理。 另外在思想方法上,或者叫方法论上,我们是辩证的,讲周流变化、无始无终,讲中庸、讲中观、讲守中。我们在伦理上讲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慈悲等都是如此。因而我们应该从世俗面、伦理面、方法面以及形上面,多方面采用多种工具、多种视角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就是三家一体携手研究真理,而这个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它是随着人类意识、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断前进的。同时它不是先验的,它不是超越者,它是现实中来、还要回到现实中去的。 第二,我们应该从历史过程中寻觅相融之因缘。这就是要从三家两千多年来不断的丰富完善中去研究,要从相互的争辩中去研究,从宋代以来三家相融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从当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向中进行研究。实际上这两千多年来,相生相克的过程就是和而不同的丰富过程,就是相融之因缘充分展现的过程。 第三,从国际的思想和宗教的演变中借鉴。例如,从19世纪开始,犹太教就在探索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因此在犹太教内部先后出现了几个改革的派别,提出了多种改革的学说,促进了犹太教对当代社会的适应。再如婆罗门教,有不少大师已经在设想与佛教之间的沟通。又如100年前产生的巴哈伊教,它的教义就是世界所有宗教的融合。巴哈伊教历史只有一百多年,但是教徒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且不断增加,什么原因?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之所以要在历史的过程中寻觅,要从国际的形势中去借鉴,就是因为我们三家都秉承着从现实出发的思路,讲主观体验、认真思考和扎实践履。我相信,沿着这条路走,积以时日,我们在相融之因缘的课题上一定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促进三家共同发展,给世界以重要的参考。

    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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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国前总理秘书向南华禅寺赠送皇家珍品“菩提树”

    中国禅宗网2016年4月15日讯  上午,泰国前总理秘书塔那蓬·汶哇律向南华禅寺赠送皇家珍品“菩提树”,南华禅寺首座、南华禅寺监院法祇法师接收捐赠,并代表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及僧众对塔那蓬·汶哇律秘书一行表示感谢。赠送仪式于禅海岸举行。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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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议禅与生态环保:明生大和尚对话百名潮籍博士

    2016年5月15日,广东省佛教协会、广州潮籍博士团在光孝寺联合举办“菩提树下的对话:禅与生态环保”讲座活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光孝寺方丈明生大和尚等法师,与广州潮籍博士团百名博士,就禅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特别是潮汕地区三大河流之一的练江的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对话交流。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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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最后站着往生: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悟道因缘

    三祖僧璨禅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三祖僧璨禅师,姓氏及籍贯均不详。史料只记载,他最初以白衣的身份拜谒了北方前来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岳西县西南店前镇)避难的二祖慧可祖师,并得到祖师的点拨、印可和传法,成为禅宗的三祖。 关于三祖悟道的因缘,灯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初祖达磨传法给二祖之后,自于少林托化西归,二祖慧可于是一边随宜传法,度化众生,一边寻求法嗣,以付祖衣。北周武毁佛期间,二祖与林法师为伴,护持经像,隐藏民间,并一度南下到舒州司空山隐居(后人在此处建有二祖师,元时被毁,现存有二祖石窟的遗迹)。在隐居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天平二年(535),二祖遇见了僧璨。僧璨当时是个居士。关于他的身世,《楞伽师资记》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罔知姓位,不测所生”。当时僧璨已经四十多岁了,并且得了很厉害的风疾。 僧璨前来礼拜二祖,可能跟他身染重病有关。病苦的折磨使他感觉到自己罪障深重,必须彻底忏悔。于是他问二祖:“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二祖回答道:“将罪来,与汝忏。” 僧璨沉吟了很久,回答道:“觅罪不可得。” 二祖道:“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既然如此,我已经把你的罪障忏悔净尽了。从今以后,你当归依三宝,过出家人的生活)。” 僧璨又问:“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你让我依三宝而住,关于僧,我今天见到了和尚,已经明白了它的含义,不用问了,但是,我还不明白佛和法的含义)?” 二祖道:“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是心即佛,是心即法,佛与法一体不二,心外无法,心外无佛,僧宝亦复如此,佛、法、僧三宝,皆依一心而立,同体而异名,非内非外)。” 僧璨听了祖师的开示,言下心意豁然,欣喜道:“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今天我才明白罪性并不是一个实有,它既不在心内,又不在心外,又不在心的中间,它当体即是心的幻用,其性本空,觅之了不可得。就象吾人的心性本空能生万法一样,佛法原来是不二的,并非在心之外另有一个佛与法)。” 二祖听了僧璨的回答,非常器重他,并当即为他剃发,收他为弟子,说道:“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三祖的法号僧璨就是这么来的。 僧璨禅师悟道的当年三月十八日,即前往光福寺受了具足戒,从此以后,他的风疾也渐渐地好了,并侍奉祖师两年多的时间。 有一天,二祖告诉僧璨禅师道:“菩提达磨远自竺乾(印度的别名),以正法眼藏并信衣(指金襴袈裟,释迦佛传下的用以表示正法法脉之所在的证信之物)密付于吾,吾今授汝。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 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 说完把祖衣交给了僧璨禅师,并叮嘱:“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 僧璨禅师道:“师既预知,愿垂示诲。” 二祖道:“非吾知也。斯乃达磨传般若多罗悬记云‘心中虽吉外头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当谛思前言,勿罹世难。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时传付(不是我预知有法难,而是达磨祖师传下来的般若多罗尊者所说之悬记--‘心中虽吉外头凶’--中所预言。我根据年代推算,当发生在你所处的时代,你要好好思维我前面所讲的,不要陷入这场法难。我前世负有宿债,现在是该前往偿还的时候了。你要好生保重,以待机缘成熟,好把祖师的禅法和信衣传下去)。” 二祖付法完毕,即离开司空山,前往邺都酬债。僧璨禅师于是谨遵师旨,没有急于出来大肆弘扬祖师禅法,而是韬光养晦,往来于司空山和皖公山(今安徽潜县西部)之间,过着一种隐修的生活,长达十余年。在这期间,僧璨禅师只有道信禅师一个弟子。据《楞伽师资记》记载,“璨僧师隐思(司)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 三祖僧璨大师寂于隋大业二年(606)。入寂前,僧璨禅师曾告诉大众云:“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别人都把坐着入灭看得很重,认为这样的走法希有难得,我则不然,我今天要站着走,以示生死自由)”,说完,便用手攀着树枝,奄然而化。后谥“鉴智禅师”。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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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洲金融集团陈有庆:书写中国华人金融界传奇

    如果用A4大小的纸张,以四号字罗列陈有庆曾经和现在拥有的头衔与职务,一行一个,可以印出整整四页。 现在这个精神奕奕的老人的主要职务,是亚洲金融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当我们在房间中见到他时,他正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住在北京饭店参加全国两会,宴会厅外无数中外记者正守候着香港代表团的出现。 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大道上,一座特别的建筑十分吸引眼球,这座颇具东南亚风情的银行大楼,便是泰国盘古银行所在地。盘古银行曾位居全球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陈有庆,便是这个金融家族的第二代传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 陈有庆是第三代泰国华侨,他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追随着主要的家族基业行至今仍然定居于泰国,而他作为这一代的长子,却注定要一生与故土中国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 1932年,尚在娘胎中的陈有庆让母亲带上了返乡的漫漫旅程。陈有庆的父亲陈弼臣当时久在泰国,在广东家乡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陈有庆的母亲却执意要把他生在广东潮阳,她只身一人乘船漂泊了十数天,终于踏上故土,刚到汕头,陈有庆便出生了。 母亲说,他是老大,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陈有庆在故土上顺利诞生了,但是苦难这时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我和母亲不能回到泰国,父亲在泰国赚的钱也没法寄回来。”年幼的陈有庆一边上学,一边和母亲在田里干活,艰难养活着自己。 1946年,日本投降后,一家人终于能够团圆,此时陈弼臣已经于1944年和朋友一起在泰国曼谷创办了盘古银行,父亲派人到家乡接陈有庆到香港读书,1950年又把他接到了曼谷。 “父亲当时不让我进大学,要我在他的银行里学习做金融生意。”后来陈有庆白天在银行学习,晚上去学校学习,慢慢开始读银行保险的课程。1953年,一心栽培大儿子的陈弼臣又将他送去纽约,陈有庆依然白天在银行,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有关银行的课程。 即使身为公司的领导人,也要让儿子从基层做起,因为陈弼臣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在陈有庆心目中,父亲对自己的培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如今陈有庆依然用这种方式,培养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缘系香港 从1950年初次接触银行业务算起,这位老人已经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 1955年,陈有庆第一次离开父亲只身进入商海打拼,他的目的地是香港。“父亲那时候只是跟我说,你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去香港开拓自己的事业吧。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我在香港一住就是五十年,一路住到现在。” 当年23岁英气勃发的青年学子,如今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银行家。 “其实是父亲的眼光好,”陈有庆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觉得作为家族基业的创建者,父亲陈弼臣当时的眼界已经非常开阔。“他当时虽然主要生意在曼谷,但他认为应该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则是最好的中转站。在这里我们可以辐射到世界各地,香港是一个有发展的好地方,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可以发展业务,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想法不断寻求海外的发展机会。” 这其实才是陈有庆银行家生涯的正式开端。 通讯和交通的不畅逼着初出茅庐的陈有庆慢慢不再依赖父亲,自己独立处理各种问题,做投资及经营从泰国进口的大米生意。而他的海外扩展计划,也很快通过香港这个出口,延伸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 当儿子在海外地区拓展生意时,父亲陈弼臣在泰国本土的生意也开始迅速发展。 金融航母启航 1946年,香港商业银行在香港开业,1959年,陈弼臣创办了亚洲保险公司,亚洲金融集团的雏形就此初步形成。陈弼臣仍然做着东南亚的生意,而香港部分的生意则由陈有庆全权负责。这种各自掌管自己所长地域生意,相互配合的家族经营方式,陈有庆如今也正在他两个儿子的身上实践,一个金融家族,正在进入有章可循的传承轨迹。 1990年10月,香港商业银行和亚洲保险成立了亚洲金融集团,同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股东有盘古银行、UFJ银行、AIOI保险、UOB银行、新加坡亚洲保险、CAN集团。1995年,身为亚洲金融集团主席的陈有庆将所辖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通通以“亚洲”这个名字开头,开始强调集团的整体性和全球化,特别显示出一个家族产业的整体性。 盘古银行在金融风暴前曾跻身世界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现在仍为泰国最大的银行,股票价格比金融风暴时上涨了三倍,北京分行设立箭在弦上。亚洲金融集团,目前开始在国内开辟业务,亚洲商业银行在上海、沈阳、深圳分别设立办事处及分行,亚洲保险集团正在筹划进入内地市场。 “我们在内地的生意虽然慢一点,但我相信前景还是不错的,无论是经济前途还是生活前景。1975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时跟现在相比,根本无从比起,我看着时代发展过来,我对这个地方有信心。”陈有庆说。 信不信由你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泰币一度贬值40%,当时的贷款客户大部分都涉及到外币业务,盘古银行的坏账和不良资产大大增加,整个家族的生意陷入了困境。“那时候很多人卖了房子,带着钱跑到国外去,想要避过这场风波。”回想当年,陈有庆大赞自己掌管盘古银行业务的侄子陈智深做得不容易。 就在别人纷纷卖房套现时,陈有庆却做了件似乎很没有金融家头脑的事情——他把自己位于香港跑马地的旧宅重新翻建成了一幢8层住宅,还把两个儿子叫来,每人分了两层,全家搬到了一起。“我要给儿女们奠定心理基础。”陈有庆说。他始终对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走势有信心,而历史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传承信用 讲到在银行业上的成功,陈有庆家族代代相传的信条就是诚信和信誉,一个“信”字,撑起了他的家族事业。 直到今天,泰国人还认为陈氏家族曾对泰国的金融和经济有推动作用,这一切都始于陈弼臣当年的一个大胆举措。 1953年,陈弼臣担任盘古银行董事、总裁。当时泰国的银行业基本都被外资银行垄断,这些外资银行占据了泰国金融界的主要市场之后,开始对贷款客户做出一些十分苛刻的要求:他们要求客户开银行保证函,还要收取100%的保证金,但是对于生意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泰国的生意人陷入了困境。此时陈弼臣提出,不能只看重资产的损益,而要将对方的“信誉”纳入主要的考量方式。在别人收取100%保证金的时代,他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要求自己的银行在做这项业务时只收取1成保证金,甚至等货到时再给银行付款都可以。“这样一来,一块钱做的就不只是一块钱的生意,而是五块十块的生意。”可想而知,大批的华人客户立刻投奔到盘古银行,很多泰国国营机构的生意也挪到了这边,其他银行在压力之下,只好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做法,这种改变,对于整个泰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没有抵押的,那时靠的就是一个信字,我们那个时代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重情守信,我的父亲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陈有庆说。“银行业是为公众服务的行业,银行的资金说穿了就是市民的钱,所以做银行最重要的就是以诚待客,这样才能够赢得发展的机会。” “现在国际化了,生意做大了,客人比原来多了很多,这种情况下银行不可能对每个客户都了解,所以就一定要进行科学管理。”陈有庆是个很谨慎的人,虽然说信字当头,但他的行事风格是十分稳健的,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去做,所以业务上升得很平稳。“现在我们有信贷委员会、资信调查委员会和稽核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我们对每一家公司的年报、管理都十分重视,尽量避开贷款的风险,这些先进的现代做法虽然跟传统不同,但诚信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原则。” “这几十年的积累不容易。”陈有庆感慨地说。 行事稳健的陈有庆也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商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生意状况不好,陈有庆是第一个在香港和东京开始与日本人合作买卖日本股票的。 亚洲商业银行以前主要是对外部交流起桥梁作用,与内地的往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而台湾开出的信用票大都是经过他们转到大陆的银行,所以他们跟两岸的金融机构都有业务上的往来,战时美国甚至以为他们是内地银行,一度把他们在美国所有的美元户头都封了。从那时积累起的良好资源对亚洲商业银行现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目前进入内地市场的外资银行越来越多,但陈有庆却说自己没有什么压力,他说:“业务紧张一点是好事。大家各有各的客户,那些欧美的大银行一般都喜欢做大生意,不愿意做小生意,但是内地的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都是非常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发展,他们需要资金,需要多方面的融资,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很大的市场。” 隐于幕后 一间银行所做的事情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在80年代生意起步不久时,盘古银行便贷给他一亿美金。而著名的香格里拉集团,也由盘古银行的父子两代支持多年。 陈有庆现在最发愁的,是资金来源问题。 “亚洲商业银行现在也可以做人民币业务,在上海广东等地都能做,但目前只能做三资企业的业务,本地人的存款我们不能收,所以我们有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贷款的时候没有资金,基本上只能用自己的钱,新资金注入也需要批准。我们现在主要做买卖贸易方面的生意,客户存给我们不多,基本都是我们贷给他们,主要资金都是从香港我们自己手里来。”陈有庆为钱发愁的样子,也是很多外资银行老板的写照。 而作为香港第六大保险公司的亚洲保险公司,目前也在艰难筹备进入内地市场,陈有庆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年过古稀的他,已经把大部分的权力移交给下一代,除了连任四届人大代表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工作中。成立这个联会的念头,几年前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诞生:全球侨界的网络覆盖面十分广阔,香港是他们的主要枢纽。“我们就是桥头堡。” 香港侨界人士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年代,但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他们与海外和内地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网络才将生意做大。“香港的侨胞大概有一百多万,他们为了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香港正面临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同时适逢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此时成立联会,是极好的时机。”陈有庆说。 至于家族生意,陈有庆也打算得很完美:他主内,孩子们主外。借助自己对于内地市场多年以来的了解和孩子们从小在海外读书的经验与眼界,一个更加多元化发展的金融集团,已经慢慢完备起来。 一个老人的家庭梦想 陈有庆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似乎不太喜欢谈论自己,而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人。儿子,侄子,弟弟,太太,说着说着,他就沉浸在讲述自己家人故事的情绪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人,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把自己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与梦想,用心地移交给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把自己的爱与心情,与家人的喜怒哀乐紧紧相连。 三代同居 陈有庆有一个不太一般的家庭——也许应该是太不一般。 他的弟弟陈有汉,在1988年他们的父亲陈弼臣去世后,出任盘古银行董事长,而陈有汉的儿子陈智深,则在1994年12月接替了自己的父亲。 陈有庆的两个儿子中,大儿子陈智文现任亚洲商业银行总经理,小儿子陈智思则主理亚洲保险公司。小儿子智思,让陈有庆时时念在嘴边,挂在心上,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商的同时叱咤政坛,任香港立法、行政两会议员,更主要的,是一个老父亲对这个从小多灾多难却一路努力走下来的孩子的牵挂。 陈智思是一个全香港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他投保的名人,因为他18岁时,就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型心脏手术。这段生死之间的经历,让他决定将生命的大部分“奉献社会”,他也是整个陈氏家族中在政坛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而对于侄子陈智深,陈有庆也赞誉有加,“他特别勤劳,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金融风暴后盘古银行的迅速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陈智深的勤奋。 虽然陈家一家都是“精英”人士,但他们却没有淡忘亲人。每年春节,整个家族都要回到泰国团聚,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这个习惯,是陈有庆坚持的,他对自己后辈们说:“我离开泰国很多年了,你们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有的都不认识,以后下一代会连家里谁是谁都不知道,每年趁着过年的机会大家在一起见见面交流一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就都可以沟通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 金融风暴时,陈有庆的两个儿子回到国内与父亲同住,小儿子陈智思更是放弃了美国绿卡,恢复香港人的身份,不过他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只有周末时才一起吃饭。他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家里的健身房。陈有庆在北京饭店的房间角落里就摆着一双阿迪达斯的球鞋,“我一定要健身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健身馆,给我和我的孩子们用,身体健康最重要。”老人笑得很开心。 1952年结婚,陈有庆早已经度过了他的金婚纪念日,和太太沈时芬在香港相识,在泰国结婚,两个儿子各自事业有成,两个女儿远嫁国外,陈有庆夫妇的日子过得幸福满足。陈太太醉心绘画,小有所成,一家人住在8层大宅中,不远不近,各自过着各自不平淡的生活。陈有庆的家,论职位,几乎就是一整间公司,但抛掉各自的俗务,谁能说不是一个模范的香港家庭呢? 让后人走自己的路 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童年的苦难,但陈有庆子女们的经历却和自己的父亲非常相似——去国外念大学,进国外的大公司打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公司来工作。 “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啦!”他笑。现在整个家族中的生意,陈有庆都已经慢慢交给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多年的海外经验,为家族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而陈有庆本人参与内地各种事务多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专心为儿子们攻打内地市场。 接班问题一直是家族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根据《美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的描述,那些已选定了接班人的家族企业中,84.5%选择的是40岁左右受过大学教育的家族成员。制定了接班资格认定政策的企业中,38%的企业要求接班人具有在家族企业以外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29%的企业计划将所有权平分给子女,22.3%倾向于给对企业贡献大的家族成员更多股份,10.1%计划给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子女较少股份,6%的不给其任何股份。 目前中国大批家族企业正处于权力交接的转型期,如何成功传承财富成为其面临的主要课题。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 为了平息子女之间的争夺,瑞典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资产拆成了三份,确保子女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经营高级男装的杰尼亚家族则干脆把整个生意变成了两代人的合资公司,共同承担经营上的风险。但瑞士洛桑商学院的施瓦斯教授则认为,老一代创业者总以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每经过一次权力交接就需要做战略上的调整,他们只想让子女照着自己的方针行事,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 “不要逼子女按照自己路走下去”,这样一个简单的要诀,正一代一代在这个金融家族身上实践,他们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已经逐渐介入家族事业,但是陈智思说,不会逼后代走自己的路。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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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腾讯定位很清晰 就是要坚持做连接

    网易科技讯 5月25日消息 在今日举行的2016贵阳大数据博览会上,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马化腾发表演讲称,腾讯的数据积累已经有18年,数据总量超过1000PB。   马化腾称,腾讯已经在考察在贵州建立数据中心,因为在去年天津大爆炸中,腾讯的数据中心受损,所以考虑在新的区域建立新的中心。   马化腾介绍称,腾讯从过去什么都自己做转型将大量业务交给合作伙伴,目前腾讯自己将在核心业务聚焦在LBS、云、支付、安全业务上,大量的业务交给合作伙伴,包括京东、滴滴、新美大等公司,马化腾强调,腾讯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坚持做连接。(红达)   以下为马化腾现场演讲全文:   马化腾:第一位压力比较大。非常荣幸,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第二次来到贵阳参加数博会,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是郭台铭董事长把我忽悠过来的,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博览会,来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决定今年再次参加。也在此恭喜贵州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IT领域的峰会办得如此成功,而且得到了总理的关注和支持。   从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嘉宾的演讲当中知道大数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探索,更加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大数据已经上升成为了国家的战略,写入了“十三五”规划纲要。   随着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我们看到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创新领域方面,产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总理非常关心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尤其在今年第一季度,他特别关切的询问发展情况。我想说,我们在座的很多新经济领域,尤其是大数据领域的企业,今年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相信随着未来和传统行业,互联网+的融合,我们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腾讯在大数据方面的数字。腾讯有18年海量的数据运营经验,目前我们的整个数据存储中心,存储总量超过1000个PB,超过15000个图书馆的存储量。(49分钟你们先顺一下,结束之后我再校对),我记得是在去年的天津大爆炸的时候,腾讯是在天津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离爆炸中心只有1.5公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柴油发电机的门,墙都扭曲了,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的人员还没有撤退,后来撤退了,这么大的数据中心裸奔。   有人跟我建议,贵州有很多的优势,水电很充足,电力很便宜,第二,它有很多山洞,恒温恒湿,贵州有很多这样的好地方,所以我们也在考察,能不能在贵州建一个大数据的灾备中心。贵州的大数据中心是从无到有,我觉得它爆发出来的能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此我祝贺贵州,希望在大数据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下一个数据,腾讯在图片和视频,以及我们移动支付方面数字的进展,大家看到这三个数字在各自的领域在国内都是排第一的。每天上传的照片,大家每天上传大量的个人照片,数量非常的惊人。在整个社交网络视频的播放量,还有专业视频网站的播放量也正在高速的增长,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像我们的移动支付,在亚洲的发展由于我们的激烈竞争成长非常迅速,甚至包括在除夕的时候,红包数量每天可以超过25亿笔,目前也能稳定到每天超过5亿笔的数字。   这些都是我们腾讯在多年运营当中积累的经验,我们希望开放出来,贡献给生态的合作伙伴。   下一页是腾讯最近这三年整个战略的变化,我们从什么业务都自己做,转化为只做最核心的平台和数字内容,以及金融的业务。对外说就是两个半的平台,其他的业务我们全部交给合作伙伴。我们看到大数据和未来的这些生态里面,我们决定做哪些基础的要素呢?第一是云,今天的主题。第二是移动支付,第三是地理位置信息,LBS,以及安全。我想这些基础设施是我们能够和周边的生态和合作伙伴,就是我们的朋友圈的这些合作伙伴一起来共建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LBS,腾讯有投资一些基础地图的公司,但是实际上大量的数据还要依赖我们的生态中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出行领域滴滴打车,他每天有超过上千万单的出行记录,数百万车辆实时把这种地理位置信息能和我们的平台一起汇集。包括京东,京东有数万个送货员,每天有大量的物流在流转,甚至精准到你的家庭住址。还有O2O领域,美团、大众点评、58同城等等,他们有数百万家商户,以及送餐服务这种地理位置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掌握在整个生态各个合作伙伴里面,我们希望共建,汇集起来,同时返回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些都是鲜活的案例,在未来这些基础设施将是我们未来大数据生态的一个助燃剂,也是国家未来经济新动能的基础设施。   最后一页我想介绍一下腾讯在云方面的规划。其实,云的业务我们过去只是在内部使用。现在我们把它开放出来,从底下看,我们是提供一个基础数据中心,在中间我们有各种产品结合很多特色,最终服务在上游,最各个产业当中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腾讯定位很清晰,我们只做连接,我们希望能和大家共建大数据的生态,最后预祝本次数博会圆满成功,谢谢。

    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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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人孔子与世尊佛陀的比较:来自社会两极的伟人

    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圣人”和“至圣先师”;佛陀,佛教的创始人,被尊为“世尊”、“佛祖”。两千年来,他们的智慧如两盏永不熄灭的明灯,辉耀中华大地。他们是怎样的两个人?他们有怎样的智慧?为什么对中国的影响如此之大? 佛陀与孔子(图片来源:资料图) 一、孔子与佛陀的相同点 孔子与佛陀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外部的形式上。当然,在思想上也有相同之处,但那都是后来他们弟子的演化,就两人的一生而言,主要有四大相同之处。 1、两人都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世界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佛陀生于公元前565年(农历四月初八);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一个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一个生在古代中国的鲁国(今山东省曲埠)。佛陀比孔子大14岁。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世界忽然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文明史上最聪明的几个人几乎同时诞生了。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孙子等人,留下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西方出了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黄金时期,被后世称为“世界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印度哲学家思考着人和神的关系,希腊哲学家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并且互不重复,为全人类的智慧作了奠基。孔子与佛陀两位先哲,就在这个黄金时期诞生了。 2、两人皆广收门徒,且“述而不著”。佛陀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三十五岁开悟成佛,广收门徒,先后有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须菩提、富楼那、摩诃迦旃延、阿那律、优波离、罗侯罗、和阿难陀等十大弟子归入他的门下,听他讲“解脱”之道和“四谛”(苦、集、灭、道四种真理)、“五蕴”(色、受、想、行、识,佛陀认为组成生命的五个部分)等圣妙法门。到他临终时,弟子已达1225人。佛陀在世说法四十九年,不着一字。在他圆寂后,以迦叶为首的五百弟子(比丘),结集了在世时的各种说教,最后收录在《华严经》、《阿含经》、《般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经文中,来成为佛教的原始经典。 在这方面,孔子与佛陀是相同的。孔子三十岁时,有感于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和诸侯纷争,“始教于阙里”,于鲁都杏坛(曲阜城北)创办私学,先生招收了颜路(颜渊之父)、曾点(曾参之父)、伯牛、冉有、子贡、颜渊、闵损、子游、子夏、曾参等人为徒,向他们讲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最后“孔子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与佛陀一样,一生没有著作,他的思想与言论都由他的弟子记录在《论语》里。 3、其学说当初都不被重视,都在大约三百年后,才开始被当权者利用。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能够体现儒家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的学说,早在鲁哀公年间(前494年-前468)就产生了,当时,孔子周游列国(卫、齐、陈、郑、宋、蔡、楚、鲁)宣扬自己的学说,但都被敬而远之。直到孔子去世345年后,才真正被当权者重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受到汉武帝赏识。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佛陀的“无常、无我、放下执着,达到解脱”的思想也早在公元前535年(这一年,释迦牟尼35岁,在苦行林中的一棵菩提树下开悟成道)就产生了,直到公元前261年,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提出“以法胜,是为最胜”,佛教才开始大面积传播和产生影响。这个时候,离佛陀去世已经225年。 4、思想精髓皆超越本土,以和平的方式传向世界,并影响至今。释迦牟尼入灭后,佛教出现数次集结,佛陀的思想被不断完善和丰富。自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不断向外传播,形成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和我国的新疆地区传入中国腹地,后又经过中国传入韩国、日本及越南;七世纪中叶,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佛教开始传入藏地,形成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从印度,通过斯里兰卡,传播到缅甸、泰国、印尼、寮国、柬埔寨、越南南部,成为南传佛教。到十八世纪未,佛教几乎传遍世界各地,即使在相对遥远的非洲和美洲也有一定数量的信徒,总之,目前佛教已成为一种国际性宗教,为不同民族的人所信仰,信徒超过18亿人。 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两汉时期就传遍亚洲各国,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十余个国家边线的儒教文化圈。公元2世纪,孔子的思想传入欧洲,对欧洲的文化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过影响。以伏尔泰、狄德罗、休谟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子的思想,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自然神论观及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从18世纪初,孔子的思想开始传入美国。艾默生说:“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目前,孔子研究会,孔子基金会,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在世界各国各国相继成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仁爱、中庸、德治、礼让、信义、和平,正影响着这个世界。佛教与儒家文化(儒教)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两种宗教与以后产生的其他宗教不同,它们在传播过程中,都是靠和平的方式跨出国界的,从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这是世界上其他宗教所没有的。 二、孔子与佛陀的不同点 孔子与佛陀的不同点是非常鲜明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家庭背景不同。一个来自于皇宫,一个来自于乡野。可以说,他们分别来自于社会的两极。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可是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隐晦地表明孔子是一个“野合”后诞生的私生子。孔子三岁时,父亲叔梁纥病逝,孔母颜征再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异常艰难,年轻时的孔子贫寒而没有地位。 佛陀则不同。佛陀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交界的提拉科特)的太子。他从八岁开始,向毘奢婆蜜多罗学习文化,向羼提提婆学习武艺,从小在宫中过着舒适的生活。直到出家前,对宫门以外的生活和沧桑变化一无所知。可以这么说,他与孔子在出身上,来自于社会的两个极端。 2、游历的地方不同。一个是庙堂之高;一个是江湖之远。二十九岁那年,佛陀深感人生之苦痛与无常,夜出宫门,自脱衣冠为沙门,参访的是当时的修行人。其间所游历的地方,也是一些偏远的苦修之处。他首先去的地方是迦毗罗卫城外的苦行林,并且在那儿住了六年,日食一麻一麦,静观内心;接着去的是尼连禅河,在河畔的一棵菩提树下,跏趺而坐,禅定四十九日,在证得“诸法空相”,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去的是鹿野苑,在那儿开始收徒说法,即佛教史上所说的“初转法轮”之地。然后,应邀去了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在“竹林精舍”安居。最后落脚中王舍城南的灵鹫山,与弟子们在灵鹭山中的石窟里修行和探讨佛理。总之,佛陀说法39年,足迹所及皆为苦寒之地。 孔子则不同。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道路,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30岁时,孔子开始授徒讲学。三十五岁,为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开始周游列国,首先去齐,向齐景公谏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鲁政权操在大夫季氏手里。孔子不满“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去卫国,对卫灵公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又去陈国。陈国内乱,无法施展抱负。又去宋国。宋司马桓魁欲杀之,孔子不得不微服过宋经郑至陈。其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不久又至楚,“仍不见用”。孔子遂归鲁,初鲁哀公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于鲁,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可以这样说,孔子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一生都游说各国国君之间,这是与佛陀的不同之处。 3、思考的问题不同。一个偏向于内在的心灵,有着较重的出世情结;一个偏向于外在的社会,入世情结较重。“仁”和“礼”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课题,也是孔子思考的核心。“仁”是有关道德和教化方面的问题;“礼”是有关社会秩序和为政之道方面的问题。孔子的“仁”体现了人道精神,他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避免苛政。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的“礼制”,即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忠”也是孔子的重要主张,他希望全体人民都能忠于天子、孝顺父母、友德朋友,妇女应对丈夫忠贞服从。总之,孔子思考的多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信义”、“孝悌”、“中庸”也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它们是有关个人修养方面的问题,相对于他的“仁”、“礼”、“忠”的主张,“信义”、“孝悌”、“中庸”等思想到后来才有他的弟子们发扬光大起来,但也都是结合社会而谈,入世情结比较重。 “解脱”是佛陀一生所追求的。他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八正道”论述的也是解脱之道。佛陀当初从皇宫逃出,来到深林,就是为了寻求摆脱人生“痛苦与烦恼”的方法。后来,他的弟子演化出各种宗派(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这么多法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从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向来探求解脱之道。佛陀认为,人生即是苦。人只有断灭“贪”、“嗔”、“痴”才能脱离苦海,所以在行为上,他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倡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在心灵教化上,他倡导“戒、定、慧”,倡导“自知其心、自净其意”。他还认为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解脱就是从这种虚妄中解脱出来,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涅槃”(清凉寂静之意,即无有烦恼)。总之,佛陀思考的内在心灵上的问题,探求的方法也是内敛式的,出世情结比较重。 4、两人的思想最终演化的结果不同。一个演化成了一门宗教,并在本国消失;一个演化成了一门学说,成为“国学”延伸下来。众所周知,佛陀的思想最终演化成了佛教,并成为世界三大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一。佛陀本人最终也被信徒演化成大智大慧、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灵验异常的“如来佛祖”;被供奉在全世界(主要是东方)成千上万座大大小小寺庙、庵堂中,接受信徒的香火和膜拜。但是,后来佛陀的思想在印度没有延伸下来。公元七世纪,由于外族入侵,佛教在印度消失了,最后甚至达到整个印度无一人信佛的境地,直到十九世界未(1891年),佛教才开始从周边国家重返印度。到目前为止,印度佛教信徒仅占整个印度人口的0.8%。其影响力已经很微弱。 孔子则不同。孔子的思想最终演化成了儒学,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并且同化了几乎所有的外来文化。孔子本人也成了“至圣先师”,与代表西方文化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并被称为东、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开创的儒家学派,被他的弟子们演化成一门“治世哲学”,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可以这样说,中国及周边几个国家一、两千年的历史,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泡中演义的。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统治方略、化民政策,无不来自于孔子的思想。因此,孔子也获得了无数的封号,如:“先圣”、“文宣王”等,他的思想也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扎根,直到今天。但总体上,孔子没有像佛陀那样被神化。目前,神州大地,佛教寺庙林立,孔庙却很少,即使有,前去跪拜的也不见几人。孔子的思想大多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当然,佛教也可作为佛学来看待,但它更偏重于宗教,儒学也可以作为儒教来看待,但它更偏重于学说。两种思想的演化最终也造成两类不同类型的追随者。一类是有出世思想的僧(人)侣,一类是有入世思想的儒(仕)生。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三、评介与展望 孔子与佛陀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氛围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共同地走进了我们的心中。他们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然而他们的思想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使人类的品质整体性得到了提升。 1、佛陀与孔子创造的文化,即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都是人间瑰宝,没有贵贱之分,不可厚此薄彼。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是全世界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古希腊、古印度及古代中国都产生了一大批为后世所敬仰的思想家。孔子和佛陀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个代表人物。可以这样说,他们俩都改写了或重新确立了各自国家文化的历史走向,都是人类的精神领袖,是人类灵魂的真正导师。这两种文明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都能被异域的文明所接受,并形成庞大的信奉群体,为人类文明所服务。 2、两种文化看似两个极端,其实是人生哲学的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相遇之后就不断走向融合。佛陀思考的是所有生命界的终极问题,孔子思考的是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孔子的思想是救世,佛陀的思想是救人。从字面上看,救世和救人好像是两个概念。但救世自然也包括救人,救人又何尝不是救世?细加体察即可发现,孔子的救世主张,就是为了解决人间的悲苦;佛陀的救人,也是为了世间的平安与祥和。他们俩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融合的倾向。这一点,在中国表现的是最明显的。在一些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白居易、苏轼等等,他们既是服务于朝廷的儒士,也是信佛的居士。

    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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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中国是当今时代真正的“世界佛教中心”

    云冈石窟(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共生,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与传承体系。时至今日,中国是世界上佛教部派最为齐全的国家,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佛教发展的中心。 佛教虽然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并完成了佛教理论从上座部到大乘的体系化构建,但由于古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以及其固有宗教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强大势力,使得佛教一直未能占据信仰的主流。直至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第三世王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半岛,并皈依佛教,立佛教为国教,才开启了佛教作为印度主流宗教向世界传播的先河。然而到了公元13世纪,由于土耳其人的入侵,建立了德里苏丹王朝,对印度实行了长达300余年的殖民统治,使得印度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教寺院被毁,大批僧人逃亡周边各国,佛教在印度基本销声匿迹。 说起佛教在印度的灭亡,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因,那就是印度教的反扑。正当土耳其人入侵印度推行伊斯兰教的同时,其固有印度教势力借机从内部加入到毁佛运动中来。所以古代印度的佛教之所以一夜之间在印度消亡,与印度本身的宗教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16世纪,印度又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二次时间漫长的殖民历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才正式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在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随着西方考古学家在印度对大量佛教遗迹的考古发掘,逐渐在世人面前揭示出佛教当年的辉煌。但这些当时并未得到印度本身的重视,直到公元19世纪末,沉寂了近700年的佛教开始在印度出现复兴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56年发起的百万“贱民”皈依佛教运动,但社会上层及大众的主流信仰仍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主。可见,佛教在当今印度仍是一个“处境艰难”的宗教。 从中国五大宗教目前发展的现状来看,客观地说,无论从信教群众人数还是社会影响,佛教都应该属于中国的第一大宗教。中国自2005年发起举办“世界佛教论坛”以来,以“和谐”为基本宗旨,目的就是为了给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全世界已经有50多个国家的数千位佛教界高僧学者,共襄盛举,参与论坛,研讨世界和谐发展之道。作为一个佛教大国,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为世界佛教的发展与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目前信仰佛教人数不足全国人口1%的印度,于2011年底在马德里召开“全球佛教大会”,并声称要成立“国际佛教联盟”,打造一个“以印度为基地、类似联合国”的佛教联合组织,向世界统一发声。该大会在闭幕时,还不顾中国政府强烈抗议,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了发言。印度举办这种所谓“佛教大会”的目的,到底是真的为了弘扬和促进佛教发展,还是有着什么别的政治图谋,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抛开非佛教的因素,当今的印度是否还有资格作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或是佛教发源地呢?佛教发源于印度,或是说佛陀诞生于印度,这个印度应该指的是“古印度”。根据考古发掘,佛陀的故乡及诞生地现在属于尼泊尔境内,照此应该说尼泊尔是佛教的发源地了。 在肯定古代印度有着灿烂佛教文明的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历史发展的现状,可以说古代印度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中国以唐玄奘为代表的西行求法高僧,前赴后继,不畏艰险,去古印度求法,就说明了当年历史的辉煌。而如今的印度,除了一些古代佛教遗迹之外,作为活体宗教的佛教寺院、出家僧人,比起印度教的神庙来,那就少得可怜了。像这样在佛教的形式与内涵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印度又如何能自称为世界佛教中心呢? 正视现实,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现世以及后世子孙负责。佛教作为慈悲、博爱、和平的宗教,应该发挥其对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成长于古代印度,但发扬光大却在中国,中国才是当今名副其实的“世界佛教中心”。

    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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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雪域高原的历史跨越:从“喇嘛王国”到现代西藏

    来自多个少数民族的代表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2012年9月27日摄)。 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原标题]雪域高原的历史新跨越:从“喇嘛王国”到现代西藏 春风拂面,柳絮飘飞。21日一大早,家住拉萨丹杰林社区的76岁老人达娃扎西,吃完糌粑,摇着转经筒,走上了“萨嘎达瓦”宗教活动的转经之路。 在布达拉宫前,达娃扎西的脑海里浮现出65年前的场景:人民解放军整齐雄壮地走过布达拉宫,人们扶老携幼、倾城出动,目不转睛地瞻仰着队伍前方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巨像。 达娃扎西说,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队伍来到拉萨,他如今可能还过着乞讨的生活。所以,他永远无法忘记5月23日这一天。 65年前的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从此,政教合一的“喇嘛王国”变成历史,一个崭新的西藏开始屹立在地球之巅。 历史的正义人民的呼声 53岁的次旦扎西是地地道道的拉萨人。最近,他刚刚完成了一本专著——《西藏佛教事务管理研究》,全书以丰富的史料考证了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特别是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经验。 和很多学者不同,几十年里,次旦扎西只做了一件事:研究西藏历史。如今,他是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所长,还是西藏高等教育界首位“长江学者”。 次旦扎西说:“自元朝中央政府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就逐步规范化、制度化。西藏的主权归属事实确凿。” 然而,上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不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策划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图谋“西藏独立”。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专家喜饶尼玛教授专门从事西藏近代史研究。他说,所谓“西藏独立”问题,完全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失败后,开始煽动“西藏独立”,特别是1940年后,“西藏独立”分裂势力加紧了活动,试图改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和神圣使命。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解放西藏更是西藏广大人民的呼声。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犹如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占人口约95%的农奴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僧众人数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西藏,被认为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落后的“喇嘛王国”。 喜饶尼玛说,广大农奴希望摆脱封建农奴制的压榨,他们热切期盼中央人民政府早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 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兰州藏族各界人士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藏族妇女策仁娜姆在会上说:“我今年33岁,从来只听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藏族和汉、回等民族犹如手的五指,是不能分割的。我们深知西藏同胞还遭受着很大痛苦。我站在藏族妇女立场上,请求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解放西藏,不仅是为了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也顺应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呼声。”喜饶尼玛说。 历史的转折崭新的一页 几乎每天早晨,83岁的薛景杰都会在成都望江路九眼桥的人行道上散步。尽管已经在成都生活二十多年,他脑海里却始终装着“雪域印象”。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西藏工作了整整45年,更因为他是西藏和平解放的亲身参与者。 65年前,薛景杰作为青藏线进军西藏部队的一名普通战士,踏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艰险之路。部队早上6点出发一直走到天黑,几乎每天都是十多个小时的行军路。 薛景杰说:“高山峡谷、高寒缺氧,进藏路异常艰难。但解放西藏的信念就像一盏明灯,引领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青藏线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路线之一。为了解放西藏,中央在提出和平解放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十八军为进军西藏主力,同时青海、新疆、云南的部队各以一部分兵力进军西藏,配合十八军的行动。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记录着人民解放军挺进西藏、解放西藏的艰苦历史,把人们带回那段难忘的岁月。 喜饶尼玛指出,在进军西藏的同时,中央先后四次派出代表赴西藏进行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 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关闭和谈大门、极力扩充藏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情况,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主席指出进军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都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10月19日,昌都解放。 事实证明,昌都战役奠定了和平解放的基础,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昌都地区的解放,震撼了全西藏,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开始占据上风。 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曾指出,在西藏民族的发展史上,有三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松赞干布统一藏区各部,建立吐蕃王朝;第二个是萨迦班智达顺应历史潮流,归顺蒙古汗国;第三个就是1951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从半个多世纪帝国主义策动的名为“西藏独立”实质变西藏为其殖民地的险恶圈套中挣脱出来,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共同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社会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说,西藏和平解放,首先是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其次是粉碎了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势力的图谋,再次是为西藏施行民主改革、社会制度的跨越奠定了基础,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历史的跨越现代的西藏 和平解放后的65年里,西藏历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个历史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 对于格列曲塔老人来说,一辈子的生活就像是做了个梦。今年74岁的他,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那嘎村,住着二层小楼,每个月享受450元的老党员生活补贴。65年前,他顶着农奴的身份,这样的生活根本不敢想。 格列曲塔说,那时候他每天重复着为农奴主劳作的凄惨生活。他用这样一句谚语来形容当时的情形:“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所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颁布命令,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包括格列曲塔在内,西藏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格列曲塔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当地贫农协会主任、古荣区农村信用社主任、民兵排长、乡小学后勤负责人等职。 格列曲塔说:“如果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百万农奴彻底解放的民主改革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标志着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雪域高原正式确立。从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西藏人民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 42岁的次仁多布杰出生于山南贡嘎县昌谷村,1996年考取西藏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西藏山南地区,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最近山南地区撤地设市,次仁多布杰从地区粮食局副局长任上,获选成为中共山南市隆子县纪委书记。 “听母亲说,刚和平解放的时候,家里四口人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日子,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更没想到一个昔日农奴的孩子能成为国家的主人。”次仁多布杰说。 如今,像次仁多布杰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越来越多的藏族干部。目前,西藏74个县(区)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比例达到82%,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主席、政协主席、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均由藏族干部担任。 经过65年的发展,西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藏铁路通车、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率先实现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养,僧尼等人群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人均寿命由20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68.17岁,2015年全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连续2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一个更加现代的新西藏让雪域儿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回想起西藏和平解放65年走过的历程,达娃扎西说:“这些成就的取得,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和伟大。”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必将实现和全国一道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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