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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儒学】何为成大事者:守愚、守静、守时、守信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守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史记》上记载,孔子年轻时曾经向老子请教做人的道理。老子告诉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告诉年轻的孔子,一个头脑精明的商人非常懂得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好像空无所有;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非常懂得内藏道德,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愚蠢迟钝。你要去掉骄傲之气和贪欲之心,如此才能成为圣人。这便是所谓的“大智若愚”。 “难得糊涂”历来被推崇为高明的处世之道。很多人所追求的“糊涂”的智慧和境界,就是老子说的“大智若愚”。做人切忌恃才自傲,不知饶人。锋芒太露易遭嫉恨,更容易树敌。 守静,每临大事有静气。 静,这是中国古人推崇的大智慧。 守静(资料图 图源网络) 《道德经》上说,静为躁君。静能克服人身上的躁气。《大学》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以说,静是安定、思虑和有所得的基础。 “心收静里寻真乐,眼放长空得大观。”一个人内心不静,很难真正思考问题,做人做事也一定会骄矜、浮躁。安静的人会仔细观察中审时度势,更容易深入思考,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感悟人生道理。 只有守静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的幸福和美。浮躁的人、脚步匆忙的人总是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或许会经历人生岁月的蹉跎或道路的泥泞坎坷,但保持淡泊的处世态度,泰然处之,就能在纷繁中找寻心的超然和安宁,不受世俗的干扰和冲击,人生也更豁然开朗。 守时,君子待时而动。 守时不是准时,而是把握时机。 守时(资料图 图源网络) 《周易》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君子有卓越的才能、超群的技艺,不到处炫耀。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这话也提醒我们,在默默无闻的时候,要加强自身修养,等到机会来时,就要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 时机、时势是客观的,不是人为的。我们不能创造时机,而只能做好我们能做的,等待时机,把握时机。这就是守时,一个守时的人一定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不会让机会白白溜走。 守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论语》上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人要是没有信用,就像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就无法行走。 守信(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春秋时期,吴国季札第一次出使晋国,路过北方的徐国。徐君十分喜欢季札的剑,但是却没有说出来。季札心里却知道,但是他还要出使到别的国,所以没有送给他。后来他出使完后再回到徐国,徐君已经死了,于是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他的随从说:“徐君已经死了,这是要送给谁呢?”季札说:“不是这样的,我当初心里已经决定要把这剑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而违背自己的诺言呢!” 季札只是在心里应允了别人,却仍然信守。相比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出的话,甚至写出来的凭证,又能做到多少? 守信,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人格魅力!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永远不要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别人信任你,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存在的价值!失信是人生最大的破产,守信方得人心。

    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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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你揭秘鉴真和尚六次东渡 千年坐像奉为日本国宝

    奈良唐招提寺(资料图) 文:空随风 鉴真(688—763),是我国唐代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688),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十四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神龙元年(705),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游学东都洛阳,继入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道岸(654—717)是继承道宣的弟子文纲(636—727)大兴南山律宗于江淮的人(《宋高僧传》卷十四)。恒景(634—712)初从文纲受律学,后来又到荆州玉泉寺研究天台止观,有名于时(《宋高僧传》卷五)。 鉴真受了这些名师的熏陶,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后来他又从融济研习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从义威、智全、大亮等钻研了相部律宗法砺的《四分律疏》。融济是南山道宣的高足,义威是道岸的弟子,大亮是法砺弟子满意的法嗣。这些师承关系和律学修养,是鉴真后来在传持律学上能有重大成就的增上因缘。 开元二十一年(733),鉴真四十六岁。这时他已经学成名立,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成为当时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 他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并曾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在长期从事这许多活动中,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日本的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于开元二十一年随遣唐大师丹墀真人广成来中国留学。他们同时负有邀请中国传戒师东渡日本传戒的任务,乃先请洛阳大福先寺道璿律师(702—760)乘了日本副使的船先行赴日,为正式传戒作准备。 到了天宝元年(742),荣睿、普照留学中国已经十年了,他们始终不忘请师传戒的使命,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他们托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写信给扬州仓曹李湊,请他造船备粮,以备东渡,同时邀请了西京僧道航、澄观,东都僧德清,高丽僧如海,与日本同学僧玄朗、玄法同下扬州,访谒鉴真。这一年十月,鉴真正在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荣睿和照照前往参见,恳切祈请东渡传戒。 .当时鉴真回答,日本是“有缘之国”,便问弟子们有谁愿意应请到日本国去传法。大众默然良久,无人对答。于是弟子祥彦说,日本和中国,隔着大海,路途危险,前往者很少能够安全到达,而我等“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所以大家不敢表示。鉴真说:“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们经他这样激励,祥彦首先表示愿意随师同去。接着表示愿意随去的有道航、思托等二十一人。 鉴真接受邀请,决心东渡之后,便立即着手筹划,于当年冬天进行造船及他他准备工作,其间得到了李湊的协助。到第二年春天定期出发之前,道航认为这次东行是为传戒法,去的僧人要求品行端严,提议不让如海等少学的人同去。这件事引起了如海极大的不满,便向淮南采访厅诬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贼勾结,因而闹出了一场大风波。经州官调查结果非实,只将所造的船没收,杂物还与僧人,如海坐诬告罪,荣睿和普照依例遣送回国。这是鉴真东渡第一次的挫折。 荣睿和普照因为没有达到目的,便让玄朗和玄法先回日本,他们二人在克服了许多困难之后再去恳求鉴真。鉴真便安慰他们,并表示要积极创造条件,以求达到目的。同时托人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军用船一只,雇得乘务员十八人,备办大量的佛像、经典、法器、名香、钱币、罗袱头、麻靴、粮食、药物、蔗糖等,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连同琢玉匠人、画师、雕镂、铸写、刺绣、修文、镌碑等工手共有一百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乘船东下。 船到了狼沟浦就被恶风急浪打破了。这是第二次的挫折。鉴真和随同人员涉寒潮上岸,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修理了船再走,到下屿山住一个月,待得好风出发,拟到桑石山,又被风浪打坏了船,幸而人员没有伤亡,但水米俱尽,饥渴三日,得到当地州官救济,被安置于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那时是天宝三年(744)的初春。这是第三次的挫折。 这时越州(今绍兴)龙兴寺僧众听到鉴真在明州,便首先请他去传戒;杭州、湖州、宣判(今宣城)各寺也都来请讲律,他依次巡游开讲授戒,然后又回到阿育王寺。有些越州弟子舍不得他出国,就向州官控告荣睿引诱鉴真要去日本,荣睿因而被逮,解送长安,途经杭州,以卧病假释医疗,经过许多周折,方得脱难。 鉴真看到荣睿、普照二人备历艰辛,毫无退悔,深嘉其志,就派法进等三人到福州去买船,并置办食粮用品。他自己率领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三十余人离阿育王寺巡礼天台山,经临海、黄岩,想从温州到福州乘船出国。不料这时扬州弟子灵祐和诸寺负责人商议说:“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 于是请得江东采访使下牒诸州,派遣差使,追踪拦截。鉴真于是在被严密防护之下送回扬州本寺。据《东征传》记载,当时诸州道俗,闻大和尚还至,竞来供养庆贺,独大和尚忧愁不乐,呵责灵祐,数月不见笑容,灵祐和诸寺负责人不断忏悔礼谢,始勉为开颜。这是鉴真东渡第四次挫折。 天宝七年(748)春,荣睿、普照从同安郡来扬州,这时年已六十的鉴真仍然充满信心,重作东渡准备,积极造船,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扬州道俗,一再受到鉴真的启发与感动,发心随行的,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等十二人,连同荣睿、普照共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及其余乐于相随的共三十五人。 六月甘七日从扬州出发,至常州界狼山便遇风浪,后来至越州界三塔山和暑风山各停住一月。十月间再行启航,不久怒涛又至,在海上漂流十四日,经过无数险阻,竟被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在那里得到地方官员的护送,东行经万安州(今万宁),然后取道澄迈渡海至雷州。从此经广西的藤州、梧州而至桂州,在这里留住一年,然后受请赴广州。至端州龙兴寺,日僧荣睿以屡经艰险,因患重病,奄然迁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至广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开元寺。 普照在这里辞别鉴真,向岭北去明州阿育王寺,临别,鉴真和普照执手悲泣。此时鉴真感慨过海传戒之本愿不遂,悼念荣睿之为法忘躯,葬身异域,加以受了旅途的热气,眼病突发,遂至失明,那是天宝九年(750)。后经大庚岭至江西虔州,次至吉州,他的高足祥彦又死于船上。北行经江州(今九江)乘船到江宁(今南京),弟子灵昇远迎到栖霞山,旋即重返扬州。此番水陆往返一万余里,费时最久,颠沛最甚。这是第五次的挫折。 鉴真夹纻坐像(资料图) 鉴真最后的一次东渡是天宝十二年(753)十月,这时他已六十六岁了。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麿、吉备真备、安倍朝衡等到扬州来访鉴真,更请东渡传戒,他即毅然允许,乘日本使船出发。同行的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今广东信宜县)开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带去的经像法物有:如来舍利、弥陀、药师、观音、弥勒等造像,金字《华严经》、《大佛名经》、《大品经》、《大集经》,南本《涅槃经》、《四分律》,法砺、光统《四分律疏》,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四教仪》、《小止观》、《六妙门》等,定宾《饰宗义记》,观者寺亮律师《义记》,南山道宣《含注戒本疏》、《行事钞》、《羯磨疏》,怀素《戒本疏》、《比丘尼传》、《西域记》、《戒坛图经》等共四十八部。菩提子、青莲华茎、天竺革履及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之真迹行书等。 这次搭乘日本使船出发,事先做了周密布置,避免了道俗的拦阻,是时日僧普照也从余姚赶来同行,十一月十五日由扬州出发,取道苏州黄涸浦航,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九洲西南的益救岛,二十日到达九洲萨摩国的秋妻屋浦。 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一日到难波(今大阪),中国僧人崇道等赶来供养。四日入平城京(即奈良)日朝廷遣正四位下安宿王于罗城门外迎拜慰劳,引入东大寺安置。二月五日,鉴真等人先往日本作传戒准备的道璿和印度菩提提仙那前来慰问。日皇的特使吉备真备宣读诏书对鉴真表示慰劳和欢迎,并请他就东大寺设坛传戒。同时又令僧都良辨录诸监坛大德名单送进宫内,特授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四月初,在鉴真的指导下于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殿前筑了一座戒坛。这座戒坛是依南山道宣的《戒坛图经》建筑的,但在第三重坛上安置着多宝塔,塔中安置释迦和多宝二佛像,则是鉴真依据天台宗的教理而有所改变。鉴真传戒时,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登坛受菩萨戒;又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大僧灵祐、贤璟、忍基等八十余人都舍旧戒重受。 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后来他在东大寺大佛殿西方造了一所戒坛院,四方闻名来学戒的渐多。天平宝字元年(757)日皇将故新田部亲王旧宅送给鉴真作为建筑伽兰之用。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筑,至天平宝字三年(759)落成,这就是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 鉴真从此在唐招提寺讲律传戒,极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宝字五年(761),他又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音寺各造戒坛一所。这两所戒坛和东大寺戒坛并称为日本三戒坛。鉴真的律学正宗南山,旁兼相部,所以日人尊他为南山系的第三祖,相部系的第五祖(凝然《律宗纲要》)。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入灭于唐招提寺,年七十六。 他的遗体荼毗后,即葬在这寺东北角的松林中。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的夹纻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视为日本的国宝。唐招提寺还藏有鉴真的《东征绘传》五个长卷,是日本名画家莲行为了纪念他们东渡传律而画的。 鉴真自从发愿东渡传戒,受了五次航海的挫折,第六次到达日本时,前后同伴已死去36人,道俗退心的二百余人;只有他和日本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渡,不顾生命的危险,经过十二年终于达到了赴日传戒的目的。 1963年是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了广泛、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互派代表参加,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中国佛教界则在日僧荣睿示寂的端州地方(今广东省肇庆),建立了一座纪念碑。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通过这两次纪念活动,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关系。 鉴真和他的弟子除律学之外,对于天台宗义也深有研究,他们带到日本去的经典中以天台章疏为最完备。鉴真、法进、如宝、法载、思托等都先后在唐招提寺讲说天台宗义(《唐招提寺缘起略集》),因此,他们是天台宗传到日本的先驱者。 鉴真对于建寺造像又富有经验,随他东渡的弟子如思托、如宝、法力等人都是精于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筑家。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食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都是鉴真及其弟子们所计划建造的。唐招提寺之建立,成为后来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平安朝以后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几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响。 鉴真到日本时虽已双目失明,但他博通三藏,而且记忆力极强。公元760年,日淳仁天皇令就东大寺校正一切经论,因为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论,展转抄写,误字不少,鉴真多凭记忆和理解加以校正。相传他在日本刊刻了戒律三大部。鉴真又通医学,精于本草。日本医药界遵奉为始祖。据日本史籍记载,当时日本人对于药物有不了解的,请鉴真加以辨正,鉴真以鼻别之,无一错误。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中载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这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 鉴真弟子中多长于汉学诗文,这对于古代日本汉学的风行很有影响。其中思托的诗文造诣最深,他著有《鉴真和尚传》三卷、《延历僧录》一卷,可惜两书都散佚不传。与他同时的日本淡海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则是依据思托的《鉴真和尚传》所载事实而写的。法进也有著作,今尚流传。

    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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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是逃避现实的宗教?佛教徒从不试图欺骗自己

    曾经有一个去过非洲的人问我,佛教是否是逃避现实的避世宗教,很多佛教徒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选择离群索居独自修行,对世界上发生的苦难不闻不问,这是否标志着多数佛教徒面对苦难都习惯性的选择转过身去。而不是像基督徒那样去帮助他们,有很多基督徒跑到非洲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的孩子。佛教徒在这方面做的很差。 我对佛教徒被视为逃避现实者很感意外。我想在此提供一些我的看法,希望可以对那些对佛教抱有疑问的人有所助益。让非佛教徒了解什么是佛教是佛教徒的义务。我想从一个较远的话题开始说起。 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一个战斗力超强的敌人,一个你现阶段绝无可能战胜的敌人。你要做的是什么?和他死磕吗?从第一滴血一直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很悲壮,但绝对不是聪明的选择。 最好的方式是你先规避,作战略上的撤退,找个地方躲起来,练好武功,在你确定你可以战胜他的时候,再回来找他,战胜他,救回那些被他俘虏的你的亲人朋友,收复沦陷的故乡。大乘菩萨就是这么做的。 目前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那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它统驭我们年深日久,在烦恼面前,我们几乎不堪一击。我们丝毫不懂得如何反击烦恼,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被烦恼俘获,被无明习气左右,没有自由,如果你想要解放他们,首先要解放你自己。 所以你需要有个地方,可供你修行。无论你采取那种方式,出家也好,闭关也好,往生极乐世界也好,都可以视为准备工作。如果你连自己的烦恼都无法抗拒,也无法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因此那些暂时远离尘世的人并不是选择了逃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他们需要时间来改变自己的不足。以便在将来可以帮助所有的人从烦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内熟悉你的对手的招式,他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学习如何对治。佛教徒选择往生极乐世界并非一去不复返,他们只是暂时避开那些干扰他们的事物,他们会在此期间获取战胜无明的智慧和能力,这是战胜无明必须的武器,然后再回来解救那些缺乏这种智慧和能力的人。 因此,把此类行为视同逃避显然是一种误解。有些佛教徒对自己的能力评估不足,他们的刀磨的还不够利,手脚还不够利索,在这种时候去和烦恼交手,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多于成功。这种事情在佛教里不被鼓励。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一个比我更小的小孩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个比我们大的大孩的欺负,当时那个比我更小的孩子乘其不备直接跑了,剩下我一个人像接受安检那样举起双手前前后后接受检阅(主要检查兜里有没有零钱或是吃的零食),正在我很幽怨的在内心谴责他一点不讲义气的时候,那个跑掉的孩子带着几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孩子跑了过来,那几个检阅我的孩子见势不妙立马作鸟兽散,我这才明白,他不是逃避,只是去叫人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思想系统比佛教更加正视现实。佛教徒从不试图欺骗自己,佛教总是告诉你那些可能令你扫兴的事实,佛教告诉你:好的会坏,盛的会衰,鲜花会枯萎,白纸会变黄,美人会变老,所以,认为佛教徒试图躲避现实至少是非常的不了解佛教的表现。 一般人总是试图逃避现实,例如,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爱人结婚之后对自己和结婚之前一样。所以,我们注定要失望。佛教对于现实做出正确的评估,即不高估也不低估。只是如实的看待。 下面让我们回到正题,佛教并不认为在对方肚子饿的时候递给他一块面包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这只能解决他短期的问题,令他暂时免于饥饿。当然,仅仅是这样也是功德无量,我个人也很赞赏这些世间善行,但我更关心更关心如何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免于饥饿。这显然不是往她手里塞两块面包就可以解决的事。也不是发展经济就可以避免的事。如果你想让所有的人避免痛苦避免饥饿,你就必需有足够的智慧,向他们指出痛苦之因。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如果非要让我在给他面包还是究竟安乐的启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给他究竟的安乐。这样看起来似乎残酷,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他的利益远超一块面包。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提供面包的同时也提供究竟安乐的教法。无明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饥饿只是无明的结果之一,他只是无明的小喽罗。所以佛教徒更愿意去帮助这些人驱除无明,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相对于基督徒,佛教徒看的更远。如果不解决无明,你就必需不停的喂他们面包。让他们了解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些才是最大的慈善。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获取美好的未来。当然,我也不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对苦难较为麻木的佛教徒。他们只爱自己。但这不是佛教的过错。佛陀并未要求我们爱自我。 因此,在你获取这种能力之前,这种暂时的规避不是懦弱的表现,相反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去躲避只是匹夫之勇,对自己和他人都无益。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在你尚无能力制服它的时候,躲避并不是耻辱,没有人会因为一个小孩避开老虎而谴责他。在这种时候和老虎硬碰硬只是缺乏智慧和理性的表现。 在佛教里,最初你要躲着老虎,然后,你可以试着降服它,最后,你可以骑着它。

    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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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瓷大师林礼腾:重现曜变天目 追梦路上创新不停

    林礼腾:追梦路上 创新不停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真诚·沟通》栏目播出一则公益宣传片《追梦老人》,讲述潮州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追梦圆梦”的故事。林礼腾一辈子跟陶瓷打交道,在陶瓷艺术中不断探索创新。林礼腾说,自己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灿若星辰,变幻莫测。这些色彩斑斓的瓷器,就是在林礼腾手中复活的“曜变天目”。“曜变天目”釉烧制技艺自南宋便已失传,700多年后在瓷都潮州浴火重生,缘于林礼腾20多年前在日本的那一场“邂逅”。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当时去日本的东京博物馆,看3个窑变天目釉小碗,很漂亮。它的说明是说这3个小碗是福建建阳烧成的,这门技术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七、八百年。我就心动了,失传的东西怎么做不成?一定要把它(研究)出来,自己再加以创新,这件事我的构思就是这样的。 复活“曜变天目”釉谈何容易!同行的人告诉林礼腾,国内好几个陶瓷产区都想尝试恢复“曜变天目”釉烧制技艺,但都没有成功。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中国人非常聪明的,怎么不能把它再造出来?我这个人比较好奇,也有一种爱好,我要做一些难度高的东西,你有我也有,做出来没什么意思,这是我一辈子做陶瓷的爱好。我想,既然做不成功,我就慢慢来试试看。 从日本回来后,林礼腾把时间都投入到“曜变天目”釉的研制中。他白天忙陶瓷厂的生意,晚上就和技术人员一起搞技术攻关,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不知多少。 【现场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配方要配什么东西,研磨的时间要多久,都不能忽视的,做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没有亲力亲为,非常难。 “曜变天目”釉烧制极其复杂,原料调配的微小误差,窑炉温度的瞬息变化,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林礼腾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现场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看,浆能拉丝,拉得直垂下来,不会断掉,能拉丝说明这些陶土的粘质,以及配方能达到我的(要求),这样做陶瓷才能成功,不然是做不成。 几年中,林礼腾遭遇了无数次失败,亲手砸烂的失败品不计其数。凭着对“曜变天目”的热爱,他咬牙坚持,反复调配原料、调整窑温,不断总结经验。2003年,第一个“曜变天目”直身瓶终于在林礼腾手中诞生,也宣告了“曜变天目”釉烧制技艺在潮州成功复活。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我整整花了13年,13年研制才烧出这几点(曜点)出来,我高兴了好几个月,非常高兴,心里说,对了! 林礼腾并没有停下求变求新的脚步,之后,他继续潜心研究,不断创新方法,解决了传统釉易沾底、结晶不均匀等缺陷,并成功研制出“曜变黑天目”、“金天目”等新系列,大大丰富了“曜变天目”的艺术种类。 【同期声】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鉴赏委员会主任陈衡:(“曜变天目”)可以说是潮州陶瓷的一个名片,继承了传统的釉色,而且发展了、增加了很多品种。 【同期声】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汤重熹:把天目曜变恢复到这种地步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国家传统陶瓷艺术里非常精彩的一面,得以再次呈现。 林礼腾还有另一项拿手的技艺——烧制巨型瓷盘。1.72米、1.98米、2.15米,近几年,他制作的瓷盘直径纪录不断刷新。最近,林礼腾又向2.35米的新纪录冲刺。而且,这一次他准备将“曜变天目”釉运用到大盘上,烧制出独一无二的 “曜变天目”巨型瓷盘。 【现场声】好,不错,成功!成功! 瓷盘开模定型这一天,林礼腾亲自坐镇指挥。 再过几天,巨型瓷盘就要入窑烧制了,这是林礼腾追梦路上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现在这些东西做成功了,就要再创得更完美,不管70岁、80岁,我永远是无止境地的,难度再高,在哪里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如何来克服。中国(曜变天目)失传七八百年,重新把它创造出来,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来源:潮州广播电视台

    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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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章笋:作为地产商为什么要设立国瑞科技奖?

    张章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享关于创办企业、经营商会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陈培娜 摄 人物档案 张章笋,北京潮商会会长,北京国瑞兴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1年,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的张章笋开始下海做贸易,并先后在汕头市区、澄海建起花园宾馆、花园酒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抓住北京崇文区旧城改建商机,张章笋在京城大手笔开发建设富贵园、国瑞城两大名盘,被业界视为是商业地产改革家。2007年,张章笋把国瑞城的一座价值2000多万元的四合院免费提供给商会作为办公会所。 而在潮汕大地,人们则把张章笋的名字和另一个荣耀联系在一起——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发明创新奖。2006年,他出资1000万元设立潮汕星河科技发明创新奖,助力潮汕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第九届国瑞科技奖颁奖仪式在潮州隆重举行。 记者:张会长您好!不少人认为您是“潮商的财富榜样”,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您觉得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张章笋:不,这个言过其实,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属于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干点事情。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从汕头那里逐步发展走到北京来,始终立足于踏踏实实办企业,做点事情。所以我要纠正你——第一,我没有太多成功的业绩,第二,也说不上有什么心得。咱们这些人跟其他潮汕人一样,从潮汕地区出来,在北京这里踏踏实实做旧城改造,发展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做得还算可以。 记者:您当年在北京做旧城改造,在海南搞楼房建设,这是一般商人想不到的,或者人家一开始认为没有商机的,但反而最后证明您的选择是对的。您的这种前瞻性来自哪里呢? 张章笋:(笑)这个(前瞻性的)说法不成立。咱们这些年在北京这里做旧城改造,做了一些项目,公司也在其他地区发展,在沈阳、郑州、石家庄、廊坊、天津、西安、重庆、广东和海南岛这些地区开发,跨地区多项目的运行做得基本上还可以,年度总收入能有一百来个亿,公司也在香港上市,基本上企业的运行还是比较健康的。 记者:现在房地产在国内不是很被看好,国瑞怎样保持良好的态势? 张章笋:中国毕竟是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很多,而且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还没有结束。虽然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基本已经完成,房地产业在二三线城市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但毕竟在这么大的国家,城市基本开发完成之后,城市的更新改造还有一定的市场份量,还有将来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需求,还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到整个产业都不能做的程度,在这个行业还能接着做个十年八年。当然,现在我们也在积极谋求往其他产业转型。 记者:潮汕星河基金会创会会长林兴胜评价您“有钱、有心又有情”,您在早年便设立了星河国瑞科技奖,这几年在潮商会也倡导科技引领,您是从什么时候萌发这个概念?为什么当年会设立科技奖? 张章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之后,从工业制造到城市建设这个发展过程中,传统产业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今后国家的持续发展肯定是要靠新型产业,尤其是要很好地利用互联网去发展新的产业,才能够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传统产业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周期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后要应用互联网去发展新兴产业,逐步去提升、去转换、去替代传统产业,这是全球经济大势所趋,谁也逆转不了。我们一直倡导北京的潮汕企业要创新,也提倡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不依靠科技创新,很难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才设立国瑞科技奖。 当时设立国瑞科技奖的本意和初衷,是认为潮汕地区要摆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帽子,必须以科技创新去引领、去创造新的产业,这是第一。第二,潮汕地区的发展,必须要有大的规划,要有大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去改善交通环境和条件,粤东才有可能取得新的崛起和发展。科技创新肯定是主导和引领,而交通基础设施大的投入是前期的基础工作,这两项工作要是做得不好,整个粤东地区要走出困境,要谋求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大投入就不能有大产出,没有科技创新就不可能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记者:也正是基于您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近期国瑞准备在潮州梅林湖建设机器人产业园相关项目? 张章笋:这项目酝酿了一段时期。不久前我刚就梅林湖项目跟李水华书记做了汇报,考虑建机器人主题公园和机器人产业园,一个是把它做成旅游消费目的地,一个是从创新机器人产业的制造和研发这方面去做这个项目。做机器人主题公园,包括水乐园、儿童乐园,包括梅林湖湿地公园和生态景观。潮州梅林湖项目已经举行过签约仪式,前期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道路规划编修这些工作也已经完成,但现在根据目前潮安发展和高铁站前期规划,会有新的完善——比如原来主要是做生态居住园区和梅林湖湿地公园,但从考虑对潮安、潮州经济、产业带动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湿地公园、山坡生态环境有条件做旅游消费目的地,这是第一。第二,从高端生态居住园区,同时也从机器人产业园的角度来谋划。目前方案已上报给市委,待市里批复后会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现在我们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当中。 记者:作为北京潮商会会长,您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新时期商会会长首先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张章笋:商会还是倡导在京企业应积极创新,以“互联网+”思维模式去提升新产业发展,谋求企业更大规模的发展,从这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我们积极奔着这方面来努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商会谋求创办平台公司,支持会员企业发展。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走出来后再回看家乡,您对潮汕地区发展有什么建议? 张章笋:自打1992年拆分潮州揭阳后,现在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人去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去统筹,没有人去做中长期的规划,这是目前导致经济落后的主要因素。粤东地区的发展必须有人去做顶层设计,去做中长期发展规划,首先粤东的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必须有大的投入,你才有发展的条件和空间。现在三个市同样都是严重缺失,仍是八九十年代的交通网络,你如何发展?这是最致命的问题。第二,粤东地区的软经济环境处于相对低效能的状态,敢担当、敢负起责任去进行开拓性发展的人还是不多。这两个问题是值得好好去反思,好好去解决的。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有粤东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必须有重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三个市必须有几千亿的基础设施投入,才能为粤东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条件。第三,是完善投资的软环境,要有创新产业发展的实际作为,一定必须站在比较高的高度去策划、去考虑、去招商、去引进项目。

    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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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籍剧作家郭启宏:搞戏剧创作就需要淡泊名利

    话剧《李白》剧组谢幕场面  周敏 摄 话剧《李白》剧照  周敏 摄 上周,汕头的观众终于在家门口欣赏到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由著名演员濮存昕领衔主演的经典话剧《李白》。跟这场演出同样受到关注的是,该剧的创作者、著名潮籍编剧郭启宏。《李白》演出前夕,郭启宏接受了汕头媒体的采访。 【人物档案】 郭启宏,当代著名剧作家。1940年出生于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1957年毕业于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今汕头市金山中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从事戏曲创作,1989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代表作品有话剧《李白》《天之骄子》《知己》《男人的自白》,昆曲《南唐遗事》《司马相如》《李清照》《西施》,京剧《司马迁》《王安石》《情痴》,评剧《评剧皇后》、河北梆子《忒拜城》、京昆合演《桃花扇》,以及长篇小说《潮人》《白玉霜之死》《东周列国》等。多次获得文华剧作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以及话剧金狮奖、老舍文学奖、金菊花奖,与郑怀兴、魏明伦并称,被誉为当代中国戏剧创作“三驾马车”之一。 在中国当代话剧发展史上,北京人艺无疑享有殿堂级的艺术地位,不论是《雷雨》《日出》《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这样经久不衰的代表作,还是《赵氏孤儿》《哈姆雷特》《白鹿原》等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演出,每一次呈现的都是观众心目中最高创作及表演水准的话剧。 就在上周,汕头的观众终于在家门口欣赏到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领衔主演的经典话剧《李白》。该剧在演出前就一票难求,演出后更是反响热烈,刷新了汕头历年来高雅艺术的门票记录。而跟这场演出同样受到关注的是,该剧的创作者、著名潮籍编剧郭启宏。此次《李白》莅汕演出,也实现了他一直以来“带戏回乡”的心愿。 剧作《李白》在汕演出受瞩目 3月17日、18日晚上,话剧《李白》在汕头林百欣会展中心连续上演,濮存昕等人艺原班人马登临汕头,以精湛演技呈现诗人李白悲喜交加的晚年浮沉和暮年请缨的惊世壮举。演出谢幕时,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意犹未尽。 《李白》演出前夕,郭启宏接受了汕头媒体的采访。七十多岁的他仍然保持着一个作家应有的活跃思维,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慢条斯理、娓娓道来。 对于自己的作品首次回到家乡演出,郭启宏很有感触地表示:“我出生于潮汕,中学时就读于金山中学,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工作,离开家乡50多年了。这些年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潮汕情结,我希望有机会报答家乡,让家乡父老欣赏到精彩的话剧演出。” 话剧《李白》是北京人艺首次来汕演出剧目。谈到自己在这中间起到的作用时,郭启宏告诉记者,“《李白》并不是我带回汕头来的,而是潮汕的观众希望它来,我只是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再加上汕头市政府、热心企业和北京人艺领导的支持,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所以在今年实现了我这个愿望。” 《李白》是郭启宏的代表作,也是他到北京人艺工作之后创作的首部话剧。据了解,当时《李白》剧本发表后,人艺老院长、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将杜甫的四句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写成书法条幅赠予郭启宏,还对他说,“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想写李白,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角度,一直没有动笔。现在你把戏写出来了,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很高兴。” 1991年12月,《李白》首演成功,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终于成为人艺扛鼎之作,并与《茶馆》等32部话剧入选中国“百年经典”话剧之列。而郭启宏也凭借《李白》获得了1993年文华剧作奖,这是国内舞台艺术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此外,该剧导演苏民、演员濮存昕也同摘文华导演奖和演员奖。 创作《李白》皆为展现其爱国情怀 李白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诗仙”,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放纵不羁、藐视权贵的形象,但在话剧《李白》中,他却有着“仕而不能、隐又不甘”的凄凉命运。郭启宏选取的是晚年李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唐“安史之乱”后,年过60岁的李白满怀爱国热忱,投入了永王李璘幕府,虽壮志凌云却未能洞烛其奸。不久,永王骑兵篡位谋败身亡,李白获罪被执,诏判长流夜郎。途中抵白帝城时,因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作保而遇赦,轻舟直放当涂。当涂的山水虽然淡泊了李白的入世热情,但平乱最后一战的召唤却再次鼓荡起了他心中报国的激情,最终他便作出了惊世骇俗之举:以垂暮之年请缨从军。 谈到创作《李白》的初衷,郭启宏表示:“我对李白的认识有一个从盲目的追星族到自觉心灵相通的知音者的过程。李白不是天外飞来的谪仙人,而是自古至今文人行列里的一员。在李白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历史命运。” 郭启宏回忆说,在古代诗人中,他最崇拜的是李白,李白的许多诗篇他都倒背如流。在他的想象中,李白是个伟丈夫,浓眉大眼含秀气,锦心绣口有侠气,吟诗时旁若无人,醉酒时玉山倾颓,青眼向朋友,白眼对高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诗也一直是郭启宏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30多岁的时候,郭启宏重读李白写的《与韩荆州书》,并渐渐挖掘出自己以前从未了解过的李白的另一面——他也曾为追名逐利而谄媚权贵过,最终却壮志未酬、沦为阶下囚。尽管如此,郭启宏却认为,李白晚年的这段经历反倒更能体现他做人境界,当时他都60岁了,却还想参军、平乱、报国,但又由于性格上很天真、没有政治经验,所以并未察觉到永王的阴谋,这段经历虽然后人讳莫如深,但却恰恰流露出他矛盾的精神世界。 “我希望这部戏能打破人们心中对李白的固有形象,将他的积极入世和爱国情怀展现给大家,也希望能给观众一些人生上的启发,因为李白身上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进不能、退不甘”,郭启宏说。 淡泊名利全身投入戏剧创作 郭启宏是当代中国戏剧创作公认最有实力的编剧之一,有着“潮汕骄子剧坛奇才”的美誉,与郑怀兴、魏明伦并称为当代中国戏剧创作的“三驾马车”。他出生在饶平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饱读诗书,大学考上了中山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戏剧史学家王季思教授,并由此慢慢喜欢上了戏剧。 毕业后,郭启宏被分配到北京从事戏剧创作工作,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笔耕不辍半个多世纪,目前已发表剧作、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一千余万字,获奖作品达33部、73次之多,其中三获文化部最高奖“文华剧作奖”、四获中国剧协最高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三获中国电视艺术最高奖“飞天奖”,还有中国话剧个人成就最高奖话剧“金狮奖”、北京文学艺术最高奖“老舍文学奖”。 除了《李白》之外,郭启宏还创作了话剧《天之骄子》《知己》《男人的自白》,以及昆曲《南唐遗事》《司马相如》《李清照》《西施》,京剧《司马迁》《王安石》《情痴》等多种形式的戏剧。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其实很偏爱历史、文人类的题材,而且每部作品都倾注了深深的人文关怀。 对此,郭启宏认为,“我们常说人文关怀,这并不是说要像救世主那样去关怀什么,而是要真正地将自己置身在生活中,让自己投入进去。”其实,郭启宏自己也是一位文人气息浓厚的、学者型的剧作家。他曾经这样讲过自己在创作时的状态:“以前我在家写作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房门关起来,因为我写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有时候又会埋头痛哭。我在创作中一直非常投入,有时候看自己的戏都会被感动,看别人的好作品也肯定会感动。我有时候给别人讲一段动人故事,先把自己感动了。” 谈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看话剧、喜欢搞戏剧创作,郭启宏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年轻人喜欢话剧,因为其实国内真正用心搞戏剧创作的人并不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更少,“希望这些喜欢话剧的年轻人都甘于寂寞、经受得住孤独,同时还要淡泊名利,如果抱着追名逐利的想法踏入戏剧这行,就很难出得了优秀的作品。” 本报记者 张艳红

    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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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经纬:《慈善法》将大力激励企业家更多善举

    陈经纬在小组讨论上发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香港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对《慈善法》立法称,“这是我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们,长期以来的期待。”他指出,《慈善法》的制定为规范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对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企业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有着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他表示,《慈善法(草案)》从立法上强化信息公开制度,将会形成一个更加规范和透明的捐赠环境,对捐赠人的合法权益有了法律保障,同时严格规范了慈善组织的法律行为,提升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能够更好的鼓励有能力的捐赠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此外,该草案明确提出用税收优惠促进慈善捐赠,“对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而且明确税收优惠额度可以结转使用”。他认为,这激发了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并能更好的作出财务安排。 但草案也并非十全十美,陈经纬认为,里面对于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过于宽松。“应该对此进行严格审核控制,以防在设立后不合格的组织偏多,防止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另外,对慈善组织在善款中所提取的’管理费’,应该明确规定合适提取限额,以非赢利为目的。”

    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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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亚洲金融总裁陈智思支招传承

    国内的家族企业往往在二代就开始走向没落,甚至家族不乏宫廷式内斗。难道这真的是个魔咒,注定无解吗? 文_本刊记者 严凯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中国大多数家族企业的魔咒。而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家族企业往往从第二代便开始走向没落。 在香港行政会议成员、亚洲金融集团总裁陈智思看来,“富不过三代”却有其道理。尽管陈氏家族已顺利传承至第三代,但对于三代以后能否继续传承下去,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会比较难。 有必要认识下陈智思。这位顶着一大串头衔的香港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曾是下届香港特首的有力竞争者。但更能代表他的家族成员身份的则是亚洲金融集团总裁。与其父亲陈有庆一样,陈智思亦是陈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陈氏家族早在20世纪初发迹于泰国,在泰国经济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智思祖父陈弼臣创办的盘谷银行至今已经70年,已是泰国最大的银行。 如今,陈氏家族已历经三代,其中90%家族成员在泰国。但在陈氏家族第三代成员中,陈智思成为了连接香港和泰国家族成员的纽带。在如何维系家族情感和财富传承上,他有很多话想说。 一代创业维艰 陈智思的祖父陈弼臣于1910年11月10日出生于泰国曼谷,3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家乡潮阳接受教育,但由于家境清寒,在中学读书未及一年即不得不外出做工。 17岁时,陈弼臣返回泰国,先后做过苦力、杂工、记账员、厨子等工作。此后的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让陈弼臣发现,尽管在南洋华人众多,但华商在当地的地位很低,华商创业亦很难拿到当地和外资银行贷款。 如何解决华商资金问题便成为了陈弼臣之后创办盘谷银行的初衷。1944年,陈弼臣与几位好朋友一起发起成立了盘谷银行,该银行创立初期主要服务于南洋的华商。目前,盘谷银行已发展成为泰国本土最大的银行,拥有1190家分行。 “当时华商借钱很难,外资银行要收取100%保证金,盘谷银行只收10%,为客户融资提供方便。”陈智思说。 盘谷银行的业务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拥有人数众多的华人基础。据陈智思介绍,泰国有600万华侨,其中70%来自于潮汕。盘谷银行的早期客户绝大部分便是来自于潮汕老乡,银行业务也主要依靠信用。随着“华人的银行”的口碑逐渐传播,许多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的华侨亦来找盘谷银行贷款,盘谷银行的业务也迅速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在此过程中,盘谷银行与很多著名的侨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例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新加坡陈六使家族、香港董建华家族等。 但陈弼臣在泰国的商业王国并非稳如磐石。1957年,泰国发生政变,陈弼臣支持的一方倒台,他不得不远遁香港,陈氏家族的泰国业务一度面临停滞,而香港业务却由此开启。 当年,香港有一家香港汕头商业银行经营不善,股东方力邀陈弼臣入股。于是陈弼臣派长子陈有庆——陈智思的父亲加入,1965年该银行更名为香港商业银行。 “在我爷爷几个子女中,只有我父亲是在中国长大的,因而中文不错,其他几个兄弟都不太会中文,所以被派到香港。”陈智思说。 事实上,泰国政变也给陈弼臣敲响了警钟,让他意识到不能把所有业投资都放在泰国,香港由此成为陈氏家族重要的“后花园”。1959年,陈氏家族在香港与其他华商一起创办了亚洲保险。 泰国政变四五年后,当年陈弼臣支持的一方重新上台,陈氏家族的泰国业务也随即转危为安,泰国依然成为该家族的主要据点,金融帝国由此发展越来越快。 事实上,尽管陈弼臣去了泰国数十年,但他看不懂泰文。陈智思回忆称,小时候去看他的时候,发现每天早上都会有秘书拿着当地的报纸跟他翻译当天发生的事,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他所需要的信息。 1988年,陈智思大学毕业。这一年年初,陈弼臣逝世。据陈智思回忆,当年殡葬仪式极其隆重,火葬仪式上泰皇亲自点火,泰国民众出殡队伍一万多人。陈弼臣的逝世,意味着陈世家族的一代正式谢幕。 二代交叉参股维系家族稳定 陈弼臣共有七个子女。在逝世前,他早已对其遗留下的商业王国进行了分配:香港及泰国以外的投资由长子陈有庆管理;泰国盘谷银行由二子陈有汉管理;余下业务交由其他子女。 陈智思称,到了二代,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跟陈弼臣时代很不一样了,金融业务面临着来自欧美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 “我爷爷那时候是面向华人,找准了这么一个机会;二代就不一样了,他们即会讲当地的语言,也会讲英语,不像第一代有语言的问题。”陈智思说。 在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但实际上很多家族企业在二代接班时便开始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包括子女之间争夺家产,二代领导人对一代所从事的行业不感兴趣,贸然进入其他行业导致崩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西海鑫集团。海鑫集团在李海仓的经营下曾是成为山西第二大钢铁企业,山西省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全国民营企业50强。 2003年,李海仓被枪杀身亡,其子李兆会从父亲手中仓促接手。仅仅十年,李兆会便从最年轻首富到破产。十年间,李兆会曾经风光无限,其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莫过于2010年迎娶明星车晓。 海鑫集团快速没落自然令人唏嘘,但其迅速没落的原因折射出一个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据媒体报道,海鑫集团最终破产的原因除了钢铁行业不景气外,更重要的原因包括家族内部宫廷式内斗以及李兆会脱离主业,失败的多元化投资尝试。 所幸的是,陈弼臣对陈氏家族早有安排,各子女亦对此安排没什么异议。陈智思说,另一个维系家族之间关系的便是相互参股。 “我们是泰国叔叔公司的小股东,泰国的叔叔们也是香港公司的小股东。”陈智思说。在他看来,这种始于陈弼臣的方法连接了身处泰国和香港的二代之间的关系。 至今,到了陈智思第三代,他依然沿用着这种方式,参股陈氏家族在泰国的投资业务,而带过的家族成员亦会参股陈智思新进入的业务领域。 而当泰国家族业务受到冲击时,香港陈氏家族成员亦会解囊相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始于泰国,当时对泰国的金融业打击非常大。“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泰国有一半的银行都倒闭了,盘谷银行的坏账率最高峰的时候高达40%多,几临倒闭。”陈智思说。 但盘谷银行后来在陈有汉和陈智思堂哥陈智深的领导下,通过股东垫资的方式度过了那次危机。而垫资股东中,就包括了香港的陈友庆和陈智思父子。据陈智思介绍,当年陈氏家族为了挽救盘谷银行,不得不抛弃不少其他业务。 陈智思坦言,家族成员之间关系好也是维系家族的重要因素。在陈氏家族中,二代中的“顶梁柱”陈有庆和陈有汉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好,正是基于此,才会在一方有难时另一方相帮。 三代业务合作增强家族联系 在陈氏家族,二代总共有7个人。在陈智思看来,二代之间都是兄弟姐妹关系,之间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相互谈,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到了第三代,即陈智思这一代,陈氏家族有28名成员。作为陈氏家族三代中的佼佼者,怎么把家族成员联系起来便成为了陈智思的挑战。 事实上,在陈氏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中,陈智思原本是最不应该成为那个“关键先生”,原因是陈智思身体很差,在他20岁曾经历过三次大手术,被诊断只有50岁的寿命。 时至今日,陈智思身体内依然还有5条假的血管,他每天依然要吃药,每三个月都要去看医生,每六个月就要去医院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正是这次生病的经历,改变了陈智思对生命的看法,让他更加珍惜有限的时间,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半年后的身体状况会如何。至今,陈智思依然保持着每天运动一个半小时,戒饮戒食的习惯。 去年,陈智思年过50,打破了几十年前的“魔咒”。但长期以来,陈智思一直是一位“工作狂”,需要三位助理轮流上班才能跟上他每天的工作节奏。 在陈氏家族中,陈智思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泰国和香港两边的家族成员的纽带。但在早期,陈智思的能力并不被看好。 陈智思是1996年回到香港加入家族旗下的保险公司的。陈智思原本的愿望是加入到银行中,对于被父亲安排到保险公司中并不满意。 进入保险公司后,陈智思从中层做起。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专访时,陈智思称,当年在家族的保险公司的一个困惑是,很难区别身份和能力。“你做的再好,都会有人说你是老板的儿子。” 直到1998年,当时香港已经回归,要进行立法会选举,保险界拥有一个名额。年轻的陈智思代表亚洲保险被推向了台前。这一年,陈智思33岁。但陈智思坦言,当年他对此一窍不通,在保险界亦是菜鸟,而他的竞争对手是三位在保险界浸淫了数十年的老前辈,一位来自友邦保险,一位来自安盛保险,一位来自一家英国的保险公司。 最后,陈智思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次选举,成为一位年轻的议员。但正是这次立法会选举,证明了他的能力。陈智思说,当年的立法会选举除了依靠家族拥有了选举的资格外,其他的都是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完成的。 从1998年-2008年,陈智思当了十年的立法会议员,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让其他陈氏家族成员看到了这位孱弱的亲戚的能力。而在立法会工作的经历,让他对政策的敏感度高于他人,亦有益于其家族企业的壮大。 在香港金融界声名鹊起的同时,陈智思早已开始有意识的加强香港陈氏家族和泰国陈氏家族之间的联系。 在他看来,过去二代成员之间相互持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家族成员间的互动,但这种相互为股东的联系并不够紧密。 “我和我泰国的家族成员每年固定会见三四次,那是因为有家族的聚会,但其他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联系。”陈智思说。为此,陈智思想到了通过生意上的合作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身处泰国的陈氏家族亦希望在中国经济的蛋糕中分一杯羹。盘谷银行早在1986年便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但由于对中国内陆市场缺乏足够的了解,盘谷银行在大陆的发展并不快速。 相比之下,陈智思的亚洲保险集团则在大陆与中国人保(PICC)发展人寿保险业务,并且发展迅速。2015年上半年,PICC原保费收入达670亿元,在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占第五位。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陈智思开始帮助泰国的陈氏家族成员合作开发在中国大陆的业务。例如,双方一起在上海嘉定地区开发房地产业务;计划一起在南沙、广州、上海引入国际品牌开设国际学校等。除了在中国,陈智思还与泰国的堂兄一起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收购了一家医院,其中泰国占了80%股份,香港占了20%股份。 陈智思称,通过这样的合作,他与陈氏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以前我跟我堂哥陈智深沟通很少,现在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通电话讨论业务。” 但第四代能否继续传承,陈智思表示这是个未知数。“‘富不过三代’其实是正常的。我们家族即便到了我这里已经第三代了,并且经营的都还不错,但到了第四代,他们能不能把传承延续下来就真不知道了。” 目前,陈氏家族成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8名,其中很多小辈成员从小便被送至国外念书,甚至已经移居国外,根本就不认识。陈智思希望第四代中能够出现一位家族成员,像他一样肩负起沟通香港和泰国家族成员的重任。 “我有两个小孩,自然是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够充当这一角色,但我觉得会很难。”陈智思说。

    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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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佛教从印度婆罗门教中继承和发展了什么

    印度婆罗门教(资料图) 文:李小托 佛教公元前六世纪创于古印度,在佛教之前,印度思想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婆罗门教的思想体系。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一千年左右,是吠陀神话的时期,属于多神崇拜。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雅利安人征服了原来的印度土着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朱木那河、恒河流域推进。改变了原有的印度社会结构,创造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这在历史上称为后吠陀时代或梵书、奥义书时代。婆罗门教便形成于这一时代。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产生了一大批自由思想家,佛教与耆那教的创始人便属于其中。对固有宗教传统,即婆罗门教加以怀疑以至抨击的这股思潮统称为沙门思潮。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二世纪是佛教与耆那教广泛传播的孔雀王朝时代,婆罗门教相应衰落下去,但却不绝如缕。公元前一世纪起逐步复兴,并在四世纪时的笈多王朝完成自身改造,演变为印度教。 婆罗门教的思想渊源于《吠陀》。吠陀是婆罗门教和现代的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经典。“吠陀”意思是“知识”、“启示”,四部吠陀本集是《梨俱吠陀》(歌咏明论)《娑摩吠陀》(赞颂明论)《夜柔吠陀》(祭祀明论)及《阿闼婆吠陀》(禳灾明论)其中以《梨俱吠陀》最早,最初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时代,正值印度河文明的时期,雅利安人大体居住在印度的西北印度河两岸的时期。 《梨俱吠陀》虽然绝大部分是神话和对神的赞歌,但亦含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幼年的“思维萌芽”。《梨俱吠陀》的前7卷是神话的宇宙构成论、多神论、泛神论、神人-神畜-神物同形或同质论。从第8卷开始,逐渐向一神论过渡:与此同时,吠陀哲学家开始对宇宙本原、人的本质进行哲学探究。他们各抒己见,基中有些看法,迄今仍然是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其他三卷吠陀经皆是《梨俱吠陀》的派生作品,相继成书于后,最晚集结完成的为《阿闼婆吠陀》。 后来除了四种吠陀本集,婆罗门教在传播过程中还不断产生新的有关祭祀起源、目的、方法以及诠释吠陀颂赞、咒语等意义的文集。依其产生的历史年代,它们大致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及其他非天启的经典。 佛教必须立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得以弘扬和发展。因此,佛教思想有很多东西都是从婆罗门教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例如:轮回的说法是婆罗门教早就存在的世界观。佛教虽然否定梵的创世说,但并非否定了梵的存在,并对梵的概念有新的解释。 佛教“空有说”也是从婆罗门教的“无有说”发展而来的,吠陀仙人哲学家揭开印度哲学史序页的“摩耶”幻论和“无、有、非无、非有”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原理,佛教哲学家把它们全盘接收过来,并使之发展到较高的阶段。 为了说明真谛和俗谛的关系,佛教借用了婆罗门教否定加否定和肯定否定的思辨模式。佛教的十二因缘,特别是它的前三个范畴——无明、行、识,可以在吠陀经中找到它们的原始形态。佛教宇宙论所说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实际上就是吠陀经中的天、地、空三界的发展。 吠陀经称三界为三有,佛教也照样把三界叫做三有。佛经中常见的天龙八部和其他一些鬼神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就已活跃在吠陀经所说的三界里。 婆罗门教在高唱多神教之泛神论,信仰梨俱吠陀中诸神之同时,又在泛神论的基础上认定了一个至上神,并认定为宇宙万有的本源。婆罗门教以神的力量来解释世间如幻非真的理论,认为世界是从神自身的幻力变现出来的,从而得出众生因为众生在幻世中因为黑业(坏事)和白业(好事)的不同,而得到苦乐不同的轮回。 佛教也承认轮回,那么轮回的这个主体到底是什么?既然世界如幻非真,这轮回的主体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肯定了轮回的主体是“我”,那么为何又说“无我”呢?于是佛教把婆罗门教的如幻非真的观点发展成为“缘起性空”的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了婆罗门教的“轮回思想”。也就是世界一切现象都是因为“缘”而生, 也就是“无常”与“无我”是从宇宙的本体来说的,而大千世界是因缘而产生的。以缘为纽带,产生黑业和白业,于是有了个体生命去轮回受生。这个个体实际是假我的幻象,佛教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真我”,看破这个假我是虚幻不实的,从而走向涅槃的境界。 佛教虽然承认轮回,但是世界的本质仍然是无我的,这样就使佛教哲学与婆罗门教的思想区别开来 在婆罗门教的经典中,很早就存在“无”与“有”辩证关系的论述,还在奥义书之前,吠陀仙人就从观察宇宙千变万化的现象过程中发现事物存在着“无”与“有”的矛盾,提出了“无既非有,有既非无” 因为“无”与“有”这个哲学命题的提出,就正式揭开了印度哲学史的序幕。到后来,从“无”与“有”的辩证法发展成为以“有”为理论基础和以“无”为理论基础的两大思想营垒,这在佛教那里有突出的表现,这就是佛教哲学的空宗(以龙树为代表的中观论学派)和有宗(以世亲为代表的唯识瑜伽行学派)的出现。 为了说明超越世俗谛的“空”即真谛的真实含义,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经典中双重否定的思辨方式。在奥义书中为了说明梵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常常采用“非……非……”的否定之否定模式。如《广林奥义》说:“……我非如此,非如此;不可把握,故不被把握;不可摧毁,故不被摧毁;不可束缚,故不受束缚;无痛苦,无损伤。” 甚至“否定之否定”也不足以说明绝对的“梵”是真理中的真理。也就是梵的绝对性非世间言辞所能表达,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佛教为了阐明“空”的最高境界,也采用这种方式来说法。这在《金刚经》里面有突出的表现。如:“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识,这是佛教用以解释生命本质一个概念,但在最古老的《梨俱吠陀》中已经可以找到它的论述。《梨俱吠陀》说:“初萌欲念,进入彼内;斯乃末那,第一种识。”这意思是说,意识不是自在天所创造,也不是由物质所构成;它完全独立于物质,而且先于物质构成的肉体;它是在肉体构成后进入肉体的。 “彼内”就是指“肉体之内”。“末那”是音译,意即“意识”。作者把意识称为“第一种识”。“种识”也可以说是“母识”,因为它能够产生“子识”。子识有五: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个子识是“母识”通过外五官与外五境的接触而产生的。这一思想被佛教唯识学说继承和发扬。 印度佛教到了它的最后一种形式——密教的时候,它就完全被婆罗门教同化从而也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在印度的悲剧。 密教的渊源或萌芽在印度非常古老,至少可追溯到吠陀时期(《阿闼婆吠陀》是巫术,咒语的汇集)。就佛教本身来看,很早就有所谓“明咒”的信仰,即认为唱颂简短的经文会产生功德,而此功德可以消灾招福。这种信仰在《阿含经》中即可发现。 此类“明咒”和“陀罗尼”(二者亦被称为“真言”)在印度流行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形成较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广泛传播,则是在密教形成之后。密教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的“明咒”和“陀罗尼”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佛教把印度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许多成分糅合于自身的产物。 因而它实际上具有佛教教理和印度教教理的双重特点。可是由于密教放弃了它在哲理方面的探索,再也提不出多少有生命力的思想,使自己跟随婆罗门教的宗教仪式演化成一种单纯致力于宗教实践、偶像崇拜的流派, 下面简略说明一下婆罗门教中的一些认识论 不二一元论认为,梵(大我)是万有的根本,一切事物在本质上是梵的幻现,它们是不真实的,没有独立于梵之外的存在。我(小我)既不是梵的部分,也不是它的变异,它们的关系如同瓶中的小虚空和瓶外的大虚空的关系一样。 限定不二论认为,我与梵之间的关系是属性与实体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就如同光是火或太阳的一部分,或白色等是具有这些颜色的东西的性质一样。我与梵虽密不可分,但二者又不相同。我是梵的属性或部分,属性或部分尽管隶属于实体或整体,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属性和部分不实,我是实在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我虽实在,但也仅仅是限定实体的属性或部分,万有的最终实体是不二的。 二元论认为,梵(神)虽是根本,但它与我(小我)并不完全相同,应把二者相区分,梵与我都实在。二元论实际更为强调的是我(小我)的实在性,更为强调我与梵之间的差别。二元论者明确宣称:我(小我)与梵(神)是分离的,我与梵不同一。 吠檀多派的真理观念还有一个特点,即接受了奥义书中的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认为梵严格来讲是不能用一般的言语来表述的,对梵只能说“不是,不是”,强调只能在不断的否定中来体悟梵是什么,如商羯罗在《梵经注》中说:“梵超越言语和思想”。这种观念是婆罗门教中的主流思想之一,也是吠檀多派真理观念的重要内容。 这些哲学真是魂牵梦绕的美好。 就像一个美人,总在彼岸的雾气里,你越来越想看清她,但是你越来越没有能力,这个就是哲学的诱惑。

    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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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德东:佛道教商业化危及中国传统文化生存根本

    宗教正在遭遇商业化侵蚀(资料图) 文:魏德东 佛道教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商业化侵蚀,不仅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也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生存。 将寺庙圈入景区收门票,假借宗教名义设功德箱敛财,已经成为一些企业一本万利的敛财手段。 如何处理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是所有宗教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一个宗教组织或团体,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地解决好自身的神圣性和世俗性,既赢得自身的发展,又能与社会和谐相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宗教组织以及全社会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检验。 根据近百年来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关神圣性与世俗性关系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现代化条件下,整体上比较强调神圣性,在宗教思想与活动中较多呈现保守色彩、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组织,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而那些更加强调宗教的世俗性,在宗教思想与活动中更加开放、向世俗社会趋同的宗教组织,则更可能出现衰退。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基督教的发展。 二战以后,被认为较为保守的、神学上持福音主义立场的各种教派,整体上处于发展状况;而被认为是开放的、神学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教派,则整体上处于衰退状态。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宗教组织,也遇到了类似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抉择。最具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宗教组织遇到的世俗化挑战,集中体现为商业化带来的危机。最近40年来,在全体国民包括宗教人士的整体人文素质都不高的前提下,宗教恢复遇到了经济腾飞,不仅一部分宗教团体比较轻易地就成为了经济上的暴发户,更可怕的是中国宗教本身,被很多组织和个人视为发财致富的资源,成为饕餮大餐中的“唐僧肉”。 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商业化侵蚀,不仅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也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生存。因此,维护中国宗教的神圣性,应该成为政府、宗教团体、宗教信众与社会大众的共同职责。 宗教团体要生存发展,当然需要金钱。但宗教团体的核心工作是为民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对大众的精神服务中赢得自身的发展。宗教学研究证明,社会越是世俗化,越是向钱看,民众就越期待宗教更神圣一点。民众到寺院去,根本的目的是获得心灵的安宁,道德的净化。 他们希望遇到严守清规戒律的宗教人士,希望听到空谷幽兰的心灵开示,希望看到清净圣洁的佛教寺院,他们也一定会自愿为此付出经济补偿。维护好自己的宗教传统,应该是当代中国宗教必备的自醒自觉。 每一个宗教信仰者,都需要理性地认知宗教的本质,摒弃巫术思维。宗教团体是以信仰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所谓信教,就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自觉的道德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捐款、烧香等都是重要的宗教活动,但认为捐款越多功德就越大,甚至希望用金钱购买佛菩萨的保佑,则是巫术思维的表现。用佛教的话说,“实无功德”。 回归宗教的本怀,用宗教的戒律、道德要求自己,才是真正的信教。 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但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单一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开放包容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对于大多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来说,对宗教的态度首先应该是尊重。没有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何谈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真心希望那些在网络上对中国宗教保持高度兴趣的围观者,能够深入经藏,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与弘扬者。

    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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