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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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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
2016年8月29日。今天汕头存心善堂举办“盂兰盛会-水灯会”。按传统的说法，水灯是为了给那些冤死鬼引路的。灯灭了，水灯也就完成了把冤魂引过奈何桥的任务。
08月30日
潮汕文化
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且与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王志远教授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 因果观念是佛教为中国带来的最具影响的礼物（资料图）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佛教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1998年，我担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的秘书长，有关部门在纪念活动的批示上加了四个字——“隆重热烈”，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这种重视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看法，我们已经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至今，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佛教在中国发展并向越南、日本、韩国延伸，形成整个东亚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从日本，现在又从中国向欧洲、美洲传播，所传的佛教都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四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按照最新观点，我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现在离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和自身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佛教服务于帝王、贵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中国人变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与臣民之分。佛教徒作为独立的人，需要为现代社会作贡献。佛教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说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需要像释迦牟尼遍游各地、讲经弘法一样，请佛走下神坛，从社会中来，走回到社会中去。 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导师、心理辅导师、人生引导者。目前这个转变过程还只是刚刚在进行中，还有相当的一个进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来是必然的。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群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
08月29日
潮汕文化
现在大家人都知道，潮汕大地诞生出现了一条有名的河流——它到了宋代被称为榕江（原来可能是揭阳河）。有了榕江，就有积累，有水乃有了物产，有水也有苍生百姓，有了故事，有了传说，有了文化，时长日久就有了丰硕绵延的传承。有了榕江，才有了榕城。城由江起，江以城名。榕城的得名据说还由于榕树：榕江两河四岸乃至周围到处都是榕树，于是榕城显露了她无限的魅力和鲜美的活力。榕江很是特别，特别在于有南河和北河；榕城同样独特，独特于南河和北河构成的葫芦地形。 一、榕城：榕江南北河构成的葫芦 榕江，曾名揭阳河、鮀江，属于南海水系河流。为粤东地区第二大河流，仅次于韩江。是广东省著名深水河，仅次于珠江。由主干流南河和一级支流北河汇成。榕江干流南河，发源于陆河县凤凰山，自西向东流动，流经陆河县（1988年3月从陆丰县分出）、普宁市、揭西县、揭阳市揭东区、榕城区、汕头市潮阳区、金园区、濠江区，于汕头市牛田洋入海。河长175公里，平均年径流量31.1亿立方米，流域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途中汇入了支流北河，北河是榕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丰顺县西部莲花山脉东南坡桐子洋村附近，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北斗、汤坑、汤南和揭东玉湖、新亨、月城、锡场、磐东、曲溪，榕城东阳、东兴、西马、中山、东升、榕华、榕东、溪南、凤美、京山等地，至炮台双溪嘴汇入榕江，全长92公里。集水面积1692平方公里。干流和第一支流在流至揭阳城区时，基本形成接近相向平行一南一北的状态，因而，干流揭西、揭阳市区河段被称为南河，第一支流则被定名为北河。 榕江流长域广，历史深厚，物产丰富，风光旖旎，故事繁多。存留的楼宇宫寺等物质载体乃至古村落，更有“前后七贤”，以及“钓鳌仙迹”、“南浦渔歌”、“双溪明月”等故事或者传说，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风景和精神，激励着地域百姓踏实勤劳，开拓进取，生产创造，收获丰收，收获快乐，收获满足！这些都是逐步积累出现并传承历史的固有物质和精神财富，形成榕城深厚丰富的历史传承。 二、榕城的历史底蕴 玉窖溪贯通南河和北河葫芦里贮存着盈沛的生命之源。榕城曾经是水源充沛，河网密布而生机勃勃。古时榕江干流南河和主要支流北河以玉窖溪（北窖直贯南窖）相互贯通。榕城区地处榕江流域中游，河网密布，沟渠纵横。主要河流有榕江干流南河和主要支流北河及仙桥河。榕江两水南北横亘，交通四通八达。榕江南河为榕江水系之主道，榕江北河为榕江水系之一级支流，以南北滘为动脉，通南北溪，至双溪嘴汇流经汕头牛田洋入海。榕江南北二河常年一般各月最高潮水位按珠江口基面水位标高平均值为1.25米。南北滘河和马山滘河是城区水上交通主动脉。北滘直贯南滘，原合称“玉窖溪”（古制窖河河面宽4丈，两旁官路各一丈，且沿窖多植榕树、水棉、绿竹，以求水土保持）。舟楫可迂回市区各处往来穿梭，两窖水皆直达榕江干流和第一支流。内外城河之水流排泄则与榕江息息相关，经纬分明。环城河附近各处之小河及几十个池沼之水，还有两处古“避风港”：位于城西的“吴西窖”和位于北关帝庙北侧的“瓜子池”，也与北河或护城河相通，形成天然的水系和排泄系统。清光绪年间修编的《揭阳县志》里有一幅《县镇图》，环绕县城的，是波浪簇簇的图标，而城墙里头，则是纵横交错的溪流，有南窖、北窖、马山窖、吴西窖、瓜籽池等溪湖。由于有此得天独厚的水系（河流），明朝潮州同知署揭阳县知事车份有诗曰：“北窖通南窖，前溪接后溪，暗随潮上下，分绕县东西。”明朝的潮州知府周鹏视察揭阳县城时，见到榕城水乡美景，不由写下了一首题为《至揭阳县》的小诗：“城郭家家水道连，小舟时系竹篱边。养生自有天生利，更喜而今斗管弦。”又夙有“两窖是通城河流之经，城河是通城河流之纬，各处溪河分支，皆与经纬贯串”之说。总之是城区内外，“溪渚交流，舟楫纵横，仿佛三吴风景”。 有了河流，自然就有了舟楫更有桥梁的交通。昔日的榕城由于水网四布沟渠纵横而桥道卧波随处可见。《榕城镇志》载，截止到1985年，榕城有大小桥梁87座。延至今天，再兴建了梅东大桥、榕华大桥和新北河大桥等等。“为数之多，允为全潮之冠。”水乡泽国，桥梁广布。 学宫、城隍庙和双峰寺位于揭阳榕城区韩祠路口东侧的揭阳孔庙，也称学宫、庙学、文庙。揭阳孔庙，采用中轴线布局，高台基殿堂式结构。主要建筑物有照壁、棂星门、泮桥、泮池、大成门、东西庑、大成殿、崇圣祠等，作为孔子神像所在地，大成殿不仅是全庙的核心，也是庭院的主体，四周循序渐进的门、廊、庑，都在竭力突出孔庙的主轴即大成殿。它面阔五开间，正前方设御道石。大成殿内的四根大石柱上，盘踞着四条木雕巨龙。大成殿悬挂历代御颁匾额如：“万世师表”、“生民未有”、“圣集大成”、“与天地共参”等。正殿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左设复圣颜子、宗圣曾子，右设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圣殿前左右列十二尊先哲。现存的学宫基本上保存光绪年间修缮的建筑风格，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配套建筑最完善、保存最完整的同类历史建筑组群，被人称为“岭东古建筑的明珠”。2013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双溪嘴与双溪明月 景观双溪明月，在渔湖半岛东面，炮台镇西南2公里的榕江北河汇入南河处（两江合一后直至榕江出海处），俗称双溪嘴（双溪嘴是渔湖半岛的前沿），为揭阳古八景之一。这里榕江南河和北河汇聚于此，涨潮时，江水分派溯奔，退潮时，急流汇合相搏，气势磅礴。“遥看山色烟雾扫，近野浮空荇藻迎。”每逢中秋之夜，两溪涨潮相激，当月出于桑浦山石龟之尖，影落南北河合流之处，则可见到古今天地间一大奇观：天上一轮皓月高挂，而双溪之中，竟同时浮现出两轮玉盘，三月如明珠互映，浑圆皎洁，银辉冷艳，江水熠熠，异彩尽洒，妙不可喻。清乾隆潮州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一书中对“双溪明月”胜景有这样的记载：“揭阳双溪之合流也，中秋汐、潮汛涨，月出桑浦石龟之光，可于汇流处得双月景，亦一奇也。”清代卓伯先有诗曰：“南溪水接北溪流，影落银蟾缟夜秋，我欲弄潮吹玉笛，徘徊如泛海中洲。”独特的地理位置，三江汇集，气象自成，构成独特且良好的风水。 黄岐山塔和涵元宝塔 黄岐山塔建在榕江榕城北方的黄岐山上。黄岐山，据清乾隆《揭阳县志》记载：“黄岐山，距城北十里，高约二百丈，周围五十五丈，脉自马鞍山来，土色黄，故名。”黄岐山主峰海拔292米，山系有溪南山、石牛、营前山、虎头岭等十几座山峰，山势连绵，蜿蜒起伏，山虽不高，但也有雄伟壮丽的气势。“黄岐夕翠”是揭阳的古八景之一。登上黄岐山，俯瞰榕江，如彩练萦绕，远眺平畴，尽收眼底，看红日西沉，百鸟归巢，余辉返照，景色动人，一派南国风光，使人流连忘返。文化古村落仙桥的篮兜村因明时出了郑一初、郑一统、郑大仑三位历史文化名人而远近闻名，村中完整保存有郑一初故居、御史家庙和郑氏家庙等古建筑。民间流传着“未建揭阳，先有槎桥”的说法，槎桥村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村。梅云境内彭氏宗祠和彭园这两处古建筑物，同为纪念北宋大理寺少卿彭延年所建。现存的彭氏宗祠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所建。渔湖的京冈古称吉帛村，宋绍兴八年（1138），复置揭阳县时，金陵高邮州人孙乙首任县令，以吉帛村为临时治所，绍兴十年（1140）选址玉滘村（即今榕城）营建县城，孙乙及其家属则立籍吉帛村，并将其改称京冈。 、榕城的人物风流 县令孙乙和冯元飚在揭阳推进发展历史上，尤其是文化发展史上，却是不得不说的两任县令。 孙乙，字次木，生卒年不详，金陵高邮州（今江苏省高邮市）人。南宋绍兴三年（1133）进士，官承务郎。绍兴八年（1138）授为县令，复创揭阳。割海阳县境三乡正式置揭阳县，孙乙经勘察，择玉窖村（今榕城区西马、中山街道相邻一带）即今榕城为县治。开荆劈榛，疏通道路，建造县衙，建造学宫（今揭阳孔庙），开辟市集，迁移人口入城。不数年而初具城镇规模。孙乙是县治榕城的创建人。当地人民为纪念孙乙功绩，遂以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为榕城建置的“开市日”（俗称“招财爷生”）。 ▲潮州八贤纪念馆 古时揭阳多贤士名宦。宋唐以后，文化昌明，贤才辈出。到了明代，因科举入仕，贤士最盛。举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全潮同榜登第的进士竟达八人之多，号称潮州“戊辰八贤”，乃潮州府科举史上前无先例、后无再者的盛事，有潮州府城大街的石刻“盛世元凯坊”（俗称“八贤亭”），镌刻八贤之姓名碑记为证（惜该亭已毁！）。潮州府众多的贤士，而揭阳（榕城）贤士占有相当比例。《揭阳县志》载，明代崇祯戊辰揭阳同榜进士有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皆为揭阳人。辜朝荐，海阳金石大寨人，落籍揭阳。故有揭阳“戊辰四俊”之说。为纪念“四俊并擢，文运昌泰”的科举盛事，在榕城宣化街建“龙飞首盛”牌坊，亦称“戊辰四俊”坊。“龙飞首盛”的“龙飞”，是据《易经。乾卦》：“飞龙在天”之语，喻阜帝御极。戊辰为崇祯元年，恰好是思宗朱由检登基之年，又是生肖龙年。戊辰科举考试，揭阳四俊并擢，盛况空前，遂以“龙飞首盛”题坊额称之。
08月28日
潮汕文化
澳门潮籍青年在学习潮汕剪纸。丁艺丹 摄 8月16日至18日，澳门潮汕文化协会短期培训课程在汕头大学开课，课程以“寻根”为主线，串联潮汕民间歌谣、侨批档案、“过番”文化等内容，通过与潮艺大师学潮艺、与潮剧演员学表演、听潮汕方言“大咖”讲方言、到博物馆感受历史等方式，将潮汕话的学习与文化的体验结合起来，帮助澳门第二代、第三代潮汕籍学员学习潮汕文化，感受乡音乡情，激励他们传承团结、勤劳刻苦的潮汕精神。 澳门潮汕文化协会会长陈维炽介绍，这是该协会第一次与汕头大学合作开办为期3天的短期培训。近日，记者走近这些澳门潮汕籍青年，与其一起感受潮汕文化的魅力。 潮汕籍学员热衷学习家乡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百越的古里人和疍人讲古台语，潮汕老一辈人有称自己的母亲为‘妳’，可以看出古音保留下来的痕迹……”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凡凡一边指着投影仪幕布上的潮汕地图，一边带着来自澳门的学员们追溯潮汕方言的起源和发展。台下的34名学员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上出现的陌生词语组合，饶有兴趣地小声练习发音，一旦碰见自己熟悉的词汇，便一脸骄傲地喊出声来，这样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 “很少有机会能像现在这样了解潮汕方言，虽然在澳门的家里偶尔会讲，但今天学到的东西，比如潮汕方言的历史起源，是平常很难接触到的。”作为澳门第二代潮汕籍青年，何颖霖从小就被父母要求“一定要会说潮汕话”，在遇到同乡时，必须得用家乡话与之交流，偶尔还陪他们观看潮剧。” “学习潮剧表演，动手做剪纸，唱潮汕歌谣，我们都玩得不亦乐乎，”何颖霖说：“其实我每年都跟随父母回乡探亲，但此前很少深入了解潮汕文化。” 林纶旭在谈及自己在培训期间的见闻时，直呼“很惊奇”。作为澳门第三代潮籍青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潮剧这一独属于潮汕地区的剧种，“没想到家乡居然还有这样生动的剧种。课上，老师还手把手地教我们表演。” 林纶旭告诉记者，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澳门潮汕文化协会主办的活动，“之前我加入过一支‘童子军’，到潮州参观湘子桥和韩文公祠。”在他看来，对于出生和生长于澳门的年轻一代来说，有些潮汕文化正在逐渐失去“痕迹”，“我希望在接触更多家乡文化后，能向别人更好地介绍潮汕，将潮汕文化传播出去。” 课程设置讲究高雅与趣味结合 据汕头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杰介绍，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文学院曾举办过相应的体验活动，吸引来自日本、香港等地学生前来参加，有时也有侨胞参与其中。 “把活动对象集中在澳门的潮人后代，推广内容也仅聚焦在潮汕文化方面，这样的活动还是第一次举办。”为期3天的培训活动，文学院为学员们安排了潮汕乡土与潮汕文化、潮剧表演艺术、参观汕头市开埠馆等6项内容，涵盖主题讲座、课堂体验、实地参观等多种学习方式。考虑到有些学员对潮汕地区了解有限，文学院特地安排了潮剧表演、剪纸学习等“接地气”的活动，激发大家的学习乐趣。 “我们希望学员们在培训活动结束后能够学有所成，增长见识，而不是仅仅经历了一次简单的观光旅游。”在杨庆杰看来，高雅的文化品味和学术体验是一所大学应该给予这些澳门侨胞最基本的东西。 回汕交流重在培养文化认同感 “现在旅居澳门的潮汕人数量约有4万—5万，他们平时工作繁忙，有时为了方便沟通，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只讲粤语。”陈维炽认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利于潮汕文化的延续与推广，“文化协会有责任让下一代人认识乡情，关注家乡的发展情况，从而唤起他们的文化认同感，然后以点带面，进一步关注国家发展，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是他们组织这次短期培训的初衷。 “潮汕精神讲究团结、勤劳刻苦，希望学员们能够将它带入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之中，甚至能在下一代中延续。”对于汕头大学文学院设置的课程内容，陈维炽很是赞赏。在他看来，紧凑的进度安排和类型繁多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触潮汕文化，“产生一种我是潮汕人的自豪感。” 为使澳门第二代、第三代潮汕籍年轻人从“根”处开始继承文化，澳门潮汕文化协会以社团为平台，联合众多潮人，每年回到潮汕地区组织交流活动。“澳门的饮食文化具有中西结合的特点，潮汕的烹饪技艺又独具地方特色，因此我们曾经邀请澳门著名的烹饪大师，与我们一同来到潮汕进行厨艺交流。”陈维炽说。
08月26日
潮汕文化
边，那无处安放的乡愁 很多时候，前行不是走远，而是回归原点，回归初心。 江望，望江。2015年7月起，《南方》杂志十下练江，和读者、观众一起，见证着这条河的爱与愁，情与怨，等待与行动。 当这部小小纪录片的终章呈现在您面前。我们曾经试图理清的逻辑链条，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记录的这条江，却又不只是这条江，那奔流的河水，便是潮人的血脉、潮人的传统、潮人的故乡。 有人“因江而愁”，有人“为江而动”，这一切不甘，这一切前行，唯有原点、初心可以解释：“故土难离”。 于是，在拍摄、制作《江岸人家》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眶常是湿润的。端午时节，那是家的召唤，无数江岸人回到了母亲河身边。而无论端午、中秋，亦或只是一闪念，那在练江边凝结的眷恋，那种奔腾在血液中的思念，何尝不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一种叫做“故乡”的情感。 故乡是具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座老屋或是一棵老树。当那些构成我们最美好认知的东西遗失，我们便是那无根的人。 练江之痛，不止黝黑，不止恶臭，更有浓浓乡愁的无所依归。于是，我们更加明白整治练江的紧迫，更加读懂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定决心：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不要忘记我们从何处来，不要忘记家的模样、家的方向。 端午节临近，在练江边生活了67年的陈师傅，又要开始绘制祭神的“舞袍”。练江依然奔流，而他却在为手艺的无人继承而惆怅。 农历五月初五临近，溪南村的龙船也入水了。只是毗邻的练江已难行船，赛龙夺锦，只能寄望村中河涌。 因水而聚，是当下的场景，也是绵延的历史。上千年前，南下迁徙的中原人便定居在练江边上，同样是水美而居，因水而聚。 聚居练江，这样的故事在潮人的家史中不胜枚举。在铜钵盂镇，兴唐名将郭子仪的后人已逾十余万众。无论练江现状如何，传统依然不能割舍。端午正日，一场龙舟大赛在溪南村照例举行。 赛后的相聚，最值得溪南村的人们珍惜。因为端午节过后，许多年轻人还是要离开村子，踏上异乡打拼之路。 一如练江终归大海，潮人的脚步已遍布世界。而无论他们走了千里万里，最触动他们思绪的，依然是家乡的土、家乡的水。 从对“侨批”的研究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郭小东感慨着潮人对故乡的刻骨依恋。 78岁的陈创义老人回忆父亲，眼眶湿润。陈老的父亲13岁时便去泰国，随身带上一包练江边的水土，把它放在异乡井水里，变成家乡的水。 情感依旧，江河已难复往日。因练江污染，在一些村落，邻江而居的村民只能在支流里划跃龙船；在一些村落，12岁的男孩甚至自出生便不知龙舟模样。练江边，是轻叹，轻叹间，是期盼。我们从何处来？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模样？答案便在生我育我的土地河海，不是练江，亦是故乡。
08月25日
潮汕文化
村庄四面环山，地处低纬度，濒临南海，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村落建于16世纪末，历史悠久。盐岭古道穿村而过，古石板桥保存完好。 村庄聚落呈碗状分布，建筑沿山坡分布，多为砖瓦石结构，具有山地传统建筑的典型特点。整个村庄山环水绕，自然风光优美。 村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青翠茂密的藤蔓攀援着屋顶，枝条垂在墙壁上，整个村庄宛如古堡一般。 村里的鲈鳗洞桥到沿盐岭径至普惠交界的盐岭亭，有革命烈士翁千刻的“巩固苏维埃政权”等10条石刻标语（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碗仔村处于粤东潮汕地区，位于练江一级支流汤坑溪源头区，隶属普宁下架山镇。是一个以马姓为主的聚居村落，源于陕西扶风县马氏。 碗仔村得名于山体形状。碗仔先民到此定居时，因聚居地前有一长若案几的山丘，乃命名为案仔村。后因聚居地四面环山，呈凹形，状似碗，故依方言谐音改作今名。村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青翠茂密的藤蔓攀援着屋顶，枝条垂在墙壁上，整个村庄宛如古堡一般。 村口的老树历经风雨，逾百年安然伫立，诉说着悠悠往事，如同饱经沧桑的老者，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变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潮汕大地，人杰地灵。作为广东省省级古村落的碗仔，更是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这个仅有近千人口的古村落，走出了由马兴田创立的国内中医药龙头企业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马鸿创立的服装业翘楚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上市企业，以及一批立足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各行各业的诸多英才。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马兴田的倡导下，碗仔人”率先垂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精准扶贫，“碗仔”爱心之风气蔚然。 村庄四面环山，地处低纬度，濒临南海，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村落建于16世纪末，历史悠久。盐岭古道穿村而过，古石板桥保存完好。 村屋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青翠茂密的藤蔓攀援着屋顶，枝条垂在墙壁上，整个村庄宛如古堡一般。 广东潮汕古村落是潮汕人的精神家园。每一条古村落，都诉说着一个绵延不断的故事。潮汕圈
08月25日
潮汕文化
当年陶融儒乐社爱国演出的精美椅帔 埋在村子地下得以幸存 见证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侨的赤子心 在广东潮剧艺术博物馆的橱窗中，一件刺有“星洲陶融儒乐社惠存”字样的精美椅帔被摆放在博物馆的一角。或许参观者会被它栩栩如生的刺绣折服，却不曾知道，这件看似普通的椅帔，却承载着见证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历史的可贵物件。近日，新加坡陶融儒乐社副社长林舜香女士一行来到广东潮剧艺术博物馆，为我们讲述这件椅帔背后的故事。 为抗战筹款演出 椅帔从潮州订制 这件精美的椅帔已经历经将近80年的风霜，可依然华丽耀眼。白色的丝绸在灯光的照耀下依旧闪烁着它原有的光泽，椅背上一只五彩凤凰正展翅腾飞，紫色的芍药花有的含苞欲放，有的热情绽放，环绕四周的花朵绿叶更是把整件椅帔点缀得华丽夺目。 陶融儒乐社成立于1931年，是新加坡老牌的潮剧及潮乐社团。乐社是当年由陈基础、黄汉民、余树良、潘俊芳等18位旅新的潮乐爱好者倡议成立的，目的是让在新加坡的爱好潮乐乡亲可在异国以所钟爱的潮乐陶冶身心，在海外弘扬中华国粹的潮乐艺术。从青年时期便加入乐社的林舜香女士如今已年过花甲，数十年来，她不仅亲眼见证了乐社的蓬勃发展，也在老一辈乐社人的口口相传中得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而承载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正是珍藏在橱窗内的这件椅帔。 新加坡陶融儒乐社捐赠的椅帔承载着一段历史 “这件椅帔是在1937年为抗日筹款演出而订制的，是新加坡乐社中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战前遗物’。”林舜香女士告诉记者，1937年的“七七事变”让身处新加坡的潮籍乡亲倍感愤怒，为了帮国内筹款抗日，乐社决定举行一场大型演出。据介绍，为了让演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与，乐社在演出舞台的布景上做了调整，由当时乐社社长林智千与其兄长、名誉社长林子明联合捐赠，专门从潮州刺绣厂订制了两套刺绣工艺椅帔、桌围用于改变舞台布景。“另外一套椅帔目前存放在我们陶融儒乐社的樟木箱子中。” 华人被日军肃清 乐师献出生命 1937年9月19日，这场以“新加坡陶融儒乐社演剧为祖国难民筹赈会”为主题的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并筹集到一笔不菲的款项捐给国内抗日部队。“当年陶融儒乐社的成员基本都是华侨，大家演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帮国内抗日筹集资金。”据乐社副总务李咏恩女士介绍，尽管远在海外，但爱国华侨们并未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地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可他们对于国内抗日战争的支持，后来却遭到日军报复。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日军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最后日方抓走了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 “现任陶融儒乐社社长杨浩然老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次‘肃清’行动的受害者。”据林女士介绍，当年杨老先生只有12岁，有一天，日军的轰炸机把他家炸塌了，幸亏他和母亲、妹妹在屋子外面逃过一劫。无家可归的杨老先生赶快跑到乐社找父亲，可乐社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几天没有出现了。后来有人告诉杨老先生，他看见其父亲在日军设置的路障前被盘问，随后就被抓上车，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据老人们回忆，当年日军设路障盘查，只要你是一名华人，稍微有文化，还有份职业，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抓上车，绝大多数人被拉去枪毙。”瞬间没了家园又没了父亲下落的杨老先生只好举家逃难到马来西亚投靠亲戚。1945年9月日本投降。杨老先生一家又回到新加坡，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陶融儒乐社打听父亲的下落，可结果是失望的。为了纪念父亲，也因为从小就在乐社长大，杨老先生留在乐社当学徒，成为乐社的一名乐师，而这一呆就是70年光景。 椅帔背后血泪史 华侨拳拳赤子心 林女士回忆说，听老人讲，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传来后，新加坡的华人无不对家乡的亲人牵肠挂肚，纷纷以各种形式筹资筹物。“米、盐、油、糖、面粉等等东西，还有腌制的猪肉，都装在铁桶里一桶桶往国内寄。钱更是不用说，当年的潮汕人大多在新加坡的码头当苦力，但只要积攒点钱就寄回去。”“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完好保留下来的物件也很少了。”李咏恩女士告诉记者，当年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时候，由于对华人的屠杀，新加坡很多乐社出于安全考虑，都把演出的所有东西毁之一炬，成员们也都各自逃命。由于陶融儒乐社公开演出的时间不长，知名度不高，乐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把当年爱国演出的戏服、道具埋在了一个村子的地底下，这才使得这些物证得以保存。随着时间流逝，“重见天日”的戏服道具因破损、腐烂、遗失，早已所剩无几。 “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老物件如果没有人知道它的故事，那么它就成了废物。”李咏恩女士表示，如今乐社不定期开办讲座、办展览，将保存着的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戏服、道具拿出来，为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侨讲述物品背后的故事。为了让这件具有历史价值的椅帔得到妥善的保管并让更多人从它身上了解这段抗日历史，新加坡陶融儒乐社在2010年将它捐赠给广东潮剧艺术博物馆。“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懂得我们海外华人一直不变的拳拳赤子心。
08月25日
潮汕文化
潮州、汕头、揭阳三市交界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绵延五十多里，距离潮州府城二三十里，唤名“桑浦山”。由于地处亚热带，尤其是北回归线横贯，湿热多雨的气候，山上草木繁茂，郁郁葱葱，山岚林涛，颇为胜景。
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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